艾滋病感染者隐私大范围泄露,疾控中心面临信任危机

第一篇：艾滋病感染者隐私大范围泄露,疾控中心面临信任危机

艾滋病感染者隐私大范围泄露，疾控中心面临信任危机

很多感染者对来电几乎毫无疑心，因为对方可以准确描述感染者的各种个人高度机密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电话、户籍信息、确诊时间和随访医院。上钩后，受害者会按照电话指令，去银行自动柜员机，进入英文界面后转账。截至7月22日，根据艾滋病社区“白桦林全国联盟”的统计，他们一共接到了来自31个省区127个地区498例艾滋病感染者接到诈骗电话的情况反馈。已发现六地11位艾滋病感染者被诈骗数额共122083元，其中甘肃2笔，分别是700元和2683元，北京5笔，分别是2400、3000、3600、6100、13600元，广东1笔9000元，浙江1笔6000元，云南1笔5000元，福建1笔70000元——这也是截止目前最大的单笔被诈骗金额。目前已有两例因隐私暴露、所在单位知情后被迫辞职。骗子直接找到患者单位

下面的QQ聊天截屏来自“白桦林全国联盟”创办者白桦和浙江一名尚未报案的病人，该患者被诈骗了6000元。由于他登记时的电话已经不再使用，诈骗团伙在搜索到他的公司总机号码后，以“艾滋病监控中心”这个莫虚有的机构名义不断给他单位打去电话，声称在监控艾滋病感染者去向。公司很多人因此知道了他的病情，他只好选择辞职。骗子对他不断恐吓，声称8月份以后不再提供免费药物，必须先付款预定所需药物；要是不买药，疾控中心方面将视为不配合治疗，到时将动用公安警察到家里找他。面临即将失业、断药、家人知情这三重打击，加上对方准确掌握了他的全部个人信息和治疗细节，他没有怀疑当中有诈，就将钱汇给了骗子。骗子选择的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在很多感染者看来，病情暴露甚至比死更可怕。由于担心信息泄露，大部分受害者都选择了不报案。“因为信息已经被泄露了，如果报警，万一再被泄露一次的话，这日子就没办法过了，”百度HIV吧吧主Nearnature告诉有槽，“没有人敢冒这个险去报警，没有人知道报警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安安宁宁过完这一生，不希望再节外生枝。”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位受害者选择报案。信任被打破，危机四伏

虽然诈骗数额并不巨大，但这件事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其一，中国已知的约81万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健康甚至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其二，他们对于疾控中心的信任度将大大降低，而这将有可能带来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按照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马克·斯特林(Mark Sterling)的看法，如果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不被保护，人们出于自保可能根本不会去主动检测，这将让病毒传播的机会大大增加。尽管部分民众主张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甚至要求限制其人身自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健康人群免遭传染，但这种认识既有违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识，也不符合防艾控艾的实际需要。理性友善的环境会鼓励高危人群主动接受筛查、主动向性伴侣和配偶告知自身病情；而全民歧视的环境只会令感染者走上绝路，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公共卫生安全。此前，疾控中心和艾滋病感染者之间基本保持着互信关系，而这跟疾控中心有一套完善谨慎的隐私保护体系有关。按照规定，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由疾控中心专人管理，任何检测结果只能告知患者本人。其他机构需要调取材料时需要经过严密流程，比如警方应出具介绍信，而政府、民政等机关应向上级卫计委打报告。因此多年来，除了2014年发生了一例四川籍8岁感染儿童信息泄露事件，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者的隐私被保护得很好。阳性报告意味着感染者可以免费在疾控中心领取抗艾药物。2002年前中国的感染者要吃药基本上是自费，使用进口抗病毒药物治疗一年的费用高达十万余元，自2003年开始，各省开始陆续推广免费抗病毒治疗，目前已经覆盖全国。此外，疾控中心还建立了庞大的志愿者队伍，志愿者宣传防护和用药常识、提高感染者的用药依从性，帮助申请小额补贴，给感染者们提供了强大的科学和心理支持。

疾控中心保证感染者获得基本的治疗，使得感染者和患者能正常地生活工作，同时，通过承诺保护隐私，鼓励高危人群定期接受筛查、按时随访，疾控方面掌握了感染人群的基本信息，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流行。

可是，一周前出现的诈骗事件，让这种互信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在知乎社区上，一位匿名的艾滋病感染者对这次事件发布了这样一个回答，“这次隐私泄露事件完全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也接到骗子的电话，甚至是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的谈话，不知道我的家人会不会也因此被牵连。可以想象这次事件的发生，会有多少已经绝望的病人会心生怨念做出报复社会过激行为，而新检测出的感染者会拒绝随访治疗。疾控中心难道就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疾控中心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心态变化。一位工作人员事发后在艾滋病感染群中请群友将诈骗电话和真实姓名发给自己，以做核实和自查。但部分感染者立刻认为他可能会拿着大家的实名报案，因此无论如何不愿配合。这是他工作多年来第一次遭遇到信任危机。

这位工作人员还在担心更严重的后果：“疾控中心和感染者的信任一旦破裂，被检测阳性的感染者就不会在疾控实名登记，被暴露的感染者面临失业失学或者被退诊的危险，走投无路时难保不会恶意传播，疯狂报复社会。” 那么数据泄露的源头真的是疾控中心吗？ 谁为敏感数据泄露负责？

一位前疾控中心的员工透露，对于艾滋病，国家疾控中心一共有两个数据库，一个是疫情库，一个是治疗库。治疗库又分为基本库和随访库。基本库中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治疗编号、初始治疗方案、治疗机构和家庭住址等，但并没有包含姓名和电话等敏感信息。而随访库保存的是病人或感染者的随访信息。

疫情库的信息更为全面，不仅艾滋病，几乎各类主流的疾病报告在该数据库中都有记录。包括感染者或者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所有疫情库数据都存在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库里，各省市都只能访问自己省市的数据库。譬如，四川省疾控只能访问他们提交的四川的那部分数据，而成都市疾控只能访问成都提交的那部分数据。

这位前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有槽：“此次信息泄露几乎不可能是来自治疗库，因为治疗库由医院负责新增信息，没有任何敏感信息，连患者姓名电话都没有。那么就只可能是由疾控管理的疫情库。”

但连内部人员也想不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因为从实际操作来看，这两个数据库的管理都极其严格。要使用治疗库的数据，必须是单位正式职工通过个人申请，获得科室主任、中心办公室、单位一把手层层同意，才可能拿到数据。被疑泄露数据的疫情库的控制更加严谨。对于数据库的权限控制，疾控中心内部一共分为三级，第一等级是科室领导和专家，自己有登陆账号密码，可以申请登录下载数据。第二等级是一般正式工作人员，没有账号密码。第三等级是未入编或临时工作人员。需要强调的是，只有一二等级可以申请使用数据，而且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核批准，而且敏感信息尤其难批准，这一点就连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也不例外。几位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分析了各种可能性。其一是内部作案。“有能力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几乎都是科室领导，没必要用这么low的手段，而且某一级人员只能最多查询到本地区地址的感染者信息，而这次的情况是全国各省都有信息外泄。”更何况工作人员在数据库中做的任何下载动作都会留下记录，因此疾控内部人员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故意泄露的概率很低。

其二是黑客攻击。据一位前工作人员称，虽然数据库管理严格，但系统并不十分靠谱，“我自己就碰到过一次系统故障，所有信息都能看到，不过很快就恢复了。”这样一来，黑客突破账户密码VPN重重障碍进入数据库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貌似不划算——这次诈骗总额并不大，黑客有更多更有利可图的数据库可供选择。

其三是意外泄露。疾控中心一位基础工作人员告诉有槽，“即便是报废电脑，都需要把硬盘(包括移动硬盘)完全销毁，才能交给回收公司。这个是由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强制执行，且每个电脑背后的编号都具有唯一性。所以，从技术上，从情理上，黑客或者疾控人员故意泄密的可能性确实不大。不过，不排除有职员粗心大意，没有到指定维修点维修电脑或移动硬盘，导致信息丢失。我觉得像用打电话来骗感染者钱财的这种low手法，很有可能是维修点或者路人甲捡到丢失文件然后出卖造成的。”

但无论是黑客攻击还是无意泄露，这次疾控中心必须尽可能亡羊补牢，才能挽回双方破裂的信任关系。7月17日，中国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心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尽快破案，同时呼吁接到类似诈骗电话的感染者，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公安部门调查。

但愿这起匪夷所思的泄密事件能尽快水落石出，感染者的工作生活恢复平静，而疾控中心也能因此及时发现并堵住漏洞。

但愿管理着普通人各类隐私数据的机构和公司能从中吸取教训，这次是艾滋病感染者身份遭到泄密，下次难保不会是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号、子女病史或者通信记录泄露。“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这件事情对疾控有什么想法，不再相信疾控，这样到头来真正受害的是感染者本人，”HIV吧主Nearnature呼吁。

第二篇：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受争议 聊城两年未现隐私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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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受争议 聊城两年未现隐私泄露针对聊城艾滋病实名制检测的情况，4日，记者采访了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所所长蔡新。蔡新称，艾滋病实名检测，绝不意味着感染者和病人信息的公开，也绝不是“牺牲”少数人利益来换取多数人利益。实名检测，直接受益的首先是感染者和病人。

据了解，我国目前估计大约有78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其中约有一半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发现这些感染者就成为艾滋病防控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所谓实名检测，指的是个人在检测过程中，向咨询员提供身份证或个人姓名、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一旦发现检测者初筛结果为阳性，疾控部门的咨询员会与检测者及时取得联系。而这种联系只是单方面的，是为了尽早地使检测者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控制病情的发展，同时接受免费的行为指导、病程观察和健康教育。

蔡新介绍，实名制的推行在艾滋病防控上会起到积极作用，一旦检测出前来咨询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专业机构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准确地联系到感染者，并采取正规的预防治疗措施，也能够及时防御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可以说，艾滋病检测实名的最大受益者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蔡新告诉记者，早在2011年我市疾控中心便开展免费检测艾滋病实名制，实行实名制以来，前来自愿咨询检测的人员数目并未减少，而是呈逐年递增趋势。从未泄露过检测者和感染者信息

“对于这个艾滋病实名检测制度的执行，我们采取的是弹性管理。因为有的咨询者在面对实名登记时，选择默默离开，这就有可能把潜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推向社会，出于对咨询者和社会负责的态度，我们也会极力劝说下，尽可能让咨询者留下真实信息，如果咨询者还是抗拒，我们也会对其进行检测。”

“实名制”检测会不会让更多的“携带者”因害怕“曝光”而拒绝检测，最终导致对其他人群构成更大威胁且更不利于预防呢？蔡新认为，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患者逃避实名制最根本的畏惧，在于社会和世俗对艾滋病病毒及其传播的恐惧，以及对艾滋病患者、携带者的排斥和歧视，他们担心一旦“实名”，个人隐私泄露，自己将成为社会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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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象，蔡新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从立法层面上全面具体提出关于保护患者方面的承诺与制度，让艾滋病患者能够安心、放心配合实名制的推行，积极治疗。

“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源于大家艾滋病知识的匮乏和不了解。”蔡新也建议大家，能够真正、全面地了解艾滋病，消除恐艾心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患者多一份关爱和宽容。

蔡新告诉记者，自开展艾滋病自愿检测以来，从未发生过一起艾滋病检测者和感染者信息泄露的事件。

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推广仍需努力

蔡新表示，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对艾滋病的防控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立法层面约束，将更有助于疾控人员及时和艾滋病患者取得联系，提醒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感染配偶或是性伴侣。

蔡新最后表示，我市所有的疾控机构都是免费为市民提供自愿咨询和检测的。而当前真正需要做的，是通过健全医保、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机制，以及加强艾滋病知识科普，在全社会树立对艾滋病、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正确认识，打消不科学的畏惧心理和把艾滋病患者、病毒携带者打入异类的观念。只有这样，艾滋病检测实名制才能得到切实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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