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第一篇：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1阮惠风 李阳辉 杨光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 中国 昆明 650223）

摘 要：昆明市五华区在社区戒毒中积极探索吸毒人员社区矫正方法与途径，切实体现了《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本文在分析社区矫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实践探索

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确立了当前戒毒体系中社区戒毒模式的法律地位与期限。

为了进一步明确社区戒毒的主管机关、戒毒方式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关系等，《禁毒法》第三十四条又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工作。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社区戒毒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无职业且缺乏就业能力的戒毒人员，应当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援助。”

因此，《禁毒法》的出台有效促进了我国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新型戒 1 作者简介：阮惠风（1972-）男，湖南邵阳人，社会学博士，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讲师，现在五华禁毒大队锻炼,主要从事毒品预防、西南边疆社会问题研究。李阳辉（1971-），男，云南大理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主要从事禁毒研究。杨光（1963-），男，云南昆明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毒品预防与戒毒研究。毒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戒毒治疗过程中生理脱毒、心理矫治、社会帮教的全面实施，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但是由于禁吸戒毒工作的复杂性，各地社区发育程度的不一致性及为贯彻《禁毒法》实施而配套的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缺位等因素的影响，社区戒毒仍然存在着诸多疑点与问题，实施起来困难大。因此，对社区戒毒相关措施的具体实践与探索，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对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的社区矫正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

一、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探讨

首先是概念的拓宽。按传统观点，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法，显然，其矫正对象已定性为罪犯。而这明显又与我国对吸毒行为的定性、《禁毒法》规定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的主要目的等不相吻合。如《禁毒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对吸毒行为的定性只是为“违法”，而不是“犯罪”，因此，对吸毒行为不能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显然这一观点与《禁毒法》中明确规定的“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等相关内容相冲突。

其实在国外，社区矫正的英文名称为Community correction，又可译为“社区矫治”，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因此从广义上讲，社区矫正应包括所有在社区环境中预防违法犯罪及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其矫正对象应包括犯罪者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违法人员。因此，五华区以此概念为依据，结合《禁毒法》的立法精神与相关条款，认为就毒品问题而言，社区矫正应包括毒品滥用的预防、毒品滥用群体的矫正、情节较轻的毒品犯罪群体的矫正等等，从而拓宽了社区矫正的概念。

其次是在社区矫正的功能方面，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五华区将戒毒人员的社区矫正纳入了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之中，率先在昆明市挂牌建立起了九个社区矫正点，组成了由办事处禁毒专干、社区干部、社区医生、禁毒志愿者、派出所民警等多种力量构成的社区帮教队伍，摸索建立了一套新的社区帮教方法和工作制度，建立禁毒戒吸的社区控制网络，使禁毒戒吸工作由政府行为或公安部门的专项职能，变成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社区防治体系。因此这种社区矫正具有较大的吸纳功能与矫治功能，是社区发展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是在社区矫正的理念方面，切实体现《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为进一步加强对戒毒出所人员的社区帮教，深化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发挥社区作用，巩固禁吸戒毒工作成果，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戒吸帮教工 作理念，完善五华区禁毒体系建设，切实帮助戒断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是在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建立了社区戒毒矫助点工作规章制度，规范了矫助点工作流程。为确保矫助点正常有序地开展工作，五华区依据《禁毒法》相关内容，在总结多年禁吸帮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五华区社区戒毒协议书》、《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目标》、《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制度》、《社区矫助点工作者、志愿者工作职责》、《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对帮教学员的管理规定》、《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流程》等多项规章制度，在全区统一实行，使五华区禁吸帮教工作规范有序地发展。

二.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

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方面，五华区结合自身实际，以社区矫正理论为指导，不断创新矫正方法，进一步加大了对矫正对象的帮助，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社区矫正成效明显。

（一）基本情况

五华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形成的因素、吸毒人员基数较大，特别是昆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在册吸毒人员倍增，全区在册吸毒人员4216人，其中已死亡842人，服刑46人，劳教274人，下落不明四年以上的599人，人户迁出894人，戒断三年以上270人，现有吸毒人员1291人，列入社会帮教435人，在所戒毒332人，美沙酮维持治疗199人，下落不明不满四年的325人。五华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两个乡，99个社区居（村）委会，其中，有两个无毒乡、24个无毒社区居（村），九个城区办事处中75个社区居（村）委会不同程度地分布有吸毒人群。2

（二）社区矫正实践的成功探索

1.领导高度重视社区矫助工作

五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把社区矫助工作作为逐步减少和消除毒害，促进社会稳定，实现“打造平安五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作为五华区禁毒人民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召开区禁毒委员会领导会议专题研究社区矫助 2 文中相关数据与个案均为昆明市五华分局禁毒大队提供。工作。按照昆明市禁毒委《关于在全市推行社区矫助工作实施意见》，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了《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禁毒工作会上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区各乡、街道办事处、禁毒成员单位认真贯彻省、市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把社区矫助工作做实、做深、使更多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为确保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区政府逐年增加了禁毒经费投入，保障了矫助点的建设和矫助活动的开展。

2.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五华区党委、政府积极支持社区矫助点的建设，在上级禁毒部门的指导下，各乡、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矫助点基础建设。

一是设立矫助点、落实活动场地。根据五华实际，以每个乡、办事处为单位，各设立一个矫助点。各乡、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选择办公条件较好社区（村）居委会内建立矫助点。并落实了开展矫助工作专用的活动场所。

二是设立矫助点领导机构。在乡、街道办事处成立由党工委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社区主委为成员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区禁毒专干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层层落实责任。

三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和派出所社区民警组成了社区矫助工作者，在辖区内招募了社区禁毒工作志愿者，组成帮教队伍。目前，全区建立了一支由1184名热心禁毒事业的各届人士组成的禁毒自愿者队伍。

3.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水平

吸毒人员社区矫助工作是新形势下社区禁吸帮教工作发展的要求，为了确保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技能是关键。为此，五华区加强了社区禁毒工作者的培训活动。一方面，专门组织各乡、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综治专干、社区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学习省、市党委、政府、上级禁毒领导部门关于社区矫助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使各级、各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迅速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切实帮助戒毒人员解决生活、就业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扶难救困，从思想上、生活中给矫助对象最大的帮助，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社区矫助点真正成为吸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完成生理脱毒回到社区后，继续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治的基地。另一方面，区禁毒办专门培训与日常工作指导相结合积极组织业务培训活动，借鉴戴托普等一些专门戒毒机构可行的做法和工作经验，邀请研究药物依赖的专家，举办吸毒人员社区矫助点骨干培训班，对街道办事处的综治主任，社区矫助点专干及工作人员从吸毒人员戒毒期间的心理特征、如何开展社区帮教活动以及开展此项工作的理论基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培训，基本掌握了社区矫助点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加强了面对面开展帮教工作的业务水平，为全面开展 4 矫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工作机制

为使吸毒人员的发现、送戒、帮教等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机制，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吸毒人员从被发现送强制隔离戒毒到在戒毒所戒毒期满后回到社区纳入帮教的全过程建立了无缝隙管控制度。社区、派出所在帮教中，发现列帮人员重新吸毒或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吸毒人员，由派出所送强制隔离戒毒，解毒期满后，戒毒所通知区禁毒办，由禁毒办统一接回，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进行列管帮教，派出所和社区与戒毒学员家属签订帮教协议和责任书，切实做到了对吸毒人员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底数清，情况明的目标。2007年以来，市戒毒所共释放我区吸毒人员225 名，全部实行无缝隙管控纳入社区帮教。

5.全面落实禁吸帮教工作措施

一是采取普遍列帮与重点帮教相结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矫助活动。各社区矫助点在与戒毒出所人员全部建立联系普遍开展帮教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戒断毒瘾主观意愿强烈、吸毒时间短、积极配合矫助工作的对象进行重点帮教。每年每个社区确立2名重点矫助对象开展工作，尽力帮助其延长巩固期，力争达到彻底戒断的目标，积小为大，不断扩大戒断巩固面，逐步达到大多数吸毒人员都能彻底戒断毒瘾的目标。

二是坚持指导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加强管理。在社区矫助工作中，一方面对吸毒时间较长，毒瘾较深，思想不稳定的矫助对象提供戒毒用药及用药指导，引导参加美沙酮替代治疗。另一方面派出所按照吸毒人员管理规定，按时限不定期地对矫助对象进行尿液检测，发现复吸的，及时送强制隔离戒毒继续进行强制性生理脱毒。

三是坚持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心理矫治。帮教小组按照三个“不”和三个“一”，即对吸毒人员不歧视、不推诿、不揭短、一视同仁、一以贯之、一腔热情的方式坚持每月一次谈话制度，加强与矫助对象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矫助对象思想状况、生活情况，并结合个体情况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禁毒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及社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社区矫助点”工作的积极性，在社区群众中进行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利用亲情、友情感化矫助学员，逐渐消除人们对矫助对象的偏见和歧视，努力创造宽容、关爱、接纳的社会环境，用社区工作者的真心和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心树起矫助学员的自尊心，坚定戒除毒瘾的自信心。

四是以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的方法，丰富矫助形式。社区矫助点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矫助活动，以组织矫助对象学习毒品危害、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知 5 识、组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文体活动、禁毒宣传活动、重大节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内容丰富的帮教活动。通过这些有益的、健康的活动，加强矫助对象融入社会正常生活的能力，感受社会的温暖。

五是以“助”促“矫”，帮助矫助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戒断巩固成果。大部份吸毒人员处于无法自食其力、家庭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了社会极端弱势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开展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为他们自谋出路提供帮助以解决生活困难，是近年来五华区对吸毒人员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开展禁吸帮教工作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全区为176名戒矫助对象办理了低保，为35人安排了工作，为96人介绍了工作，给124人发放了困难救助金3万余元，为32人解决了子女入学等其它困难问题，受助人数达463人。通过帮助戒吸学员解决实际困难，使矫助对象恢复自立、自救能力，找到生活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为矫助对象巩固戒断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心理矫治等方法，使戒吸成果得到了较好的巩固。如曾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的护国桥社区矫助人员高益华以前多年吸毒，多次戒毒，2005年8月，高益华第四次戒毒出所后，护国社区矫助点在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戒毒信心的同时，考虑到高益华生活无着落的实际困难，因该人具有服装剪裁、缝纫的手艺，办事处和派出所积极想办法，与有关部和单位协调，在南强街街口为其安排了一临时铺面，让高益华经营使用。时至今日，高益华的缝纫铺生意良好。解决了生活之忧的高益华在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感受着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温暖，一直坚定着戒断毒瘾的信心，戒断期已达两年多。

矫助对象蒋某因吸毒受家人痛恨，邻里歧视。戒毒出所后，社区矫正点及时开展接茬帮教工作，除了从思想上做工作外，为其安排临时摊点，维持了基本生活需要。后又根据本人提出想与另外一名矫助同伴开一个小吃食店的想法，社区和办事处又想办法在府东街争取到了一个临时商棚，两名戒吸学员自食其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从2004年至今，两人戒断巩固期已达3年。中央电视台《平安中国》、《法制在线》、昆明电视台的《梅子开讲》等栏目分别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

龙翔街道办事处始终把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推动“无毒街道”、“无毒社区”创建活动的工作重点，真正把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着力在帮助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上下功夫，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其辖区共有在册吸毒人员322名，实有吸毒人员83名，其中戒断一年的有27人，二年的有20人，三年以上的达到36人，成功创建无毒社区3个。为此，昆明电视台《梅子开讲》栏目专门制作了一期《社区矫助照亮生命》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观众及吸毒人员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相关情况寻求帮助，并反映 6 这期节目为他们指明了生存下来的路子，看到了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希望，有了找到家的感觉。

综述之，五华社区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丰富了社区矫正的内涵，对社区戒毒模式的实施、完善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矫正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五华区社区矫正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公共品配置短缺

公共品的概念来自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该论文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与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作为基层社区，五华区严重缺乏相关的必备的公共品资源的配置，社区矫正配套设施建设严重匮乏。

首先是社区矫助医疗、活动配套设施不足。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考察了五华区所属社区的几个矫助点，大都矫助点除了一台电视与影碟机外，几乎没有其他设备，没有专门的医疗室与医护人员。其原因是各街道办事处的经费是由区政府统一核拨，禁毒经费是含在综治经费中，没有按禁毒专项经费核拨，所以各街道办事处用于禁毒的经费十分有限。

其次是社区矫助人员编制难以完全落实，专业人员极度匮乏。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和禁毒自愿者组成，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都是兼职的，还承担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投入到社区矫正、矫助工作的精力有限。就专业人员而言，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懂得对吸毒矫正相关知识不是很多，更别说恢复戒断者的心理所需的心理医生或专家了。而资料显示吸毒者戒断后复吸是由于其难于再社会化所致，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心理因素起主要作用。因此，社区矫助队伍的结构与专业水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效果。

《禁毒法》对禁毒经费保障已做了相关规定，但过于宏观，缺乏操作性，建议有关部门在其下位阶法及规章中明确经费来源与渠道、购买社工费用、矫正工3 3 Samuelson & 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November)，1954，p387-398.作人员编制等问题。

2．新型毒品的社区矫正问题

我国新型毒品滥用问题日趋突出，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禁毒人民战争”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加工生产规模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悄然崛起的新型毒品又对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冲击。在海洛因仍为我国主流消费毒品的情形下，新型毒品的滥用又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截至2005年底，全国新型毒品滥用人数已占吸毒人员总数的9.50%，达8万余人。

而《禁毒法》对新型毒品滥用的社区戒毒方式、判断成瘾标准、成瘾严重标准等都尚无涉及，因此，五华区对此类人群的社区矫正缺乏认识与适用依据，社会上不少人都认为新型毒品滥用不会成瘾，没有多大危害。

其实，新型毒品滥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其首要不利后果是导致滥用者心理能力的危害，即通过对大脑的损害使滥用者变成精神病患者，且这种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因此，在对新型毒品滥用者进行社区矫正或进行帮教时，应该考虑到此滥用者心理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帮教的重点首先是想法让滥用者心理得到充分的调整与恢复。相对生理治疗而言，滥用者心理的矫正与治疗更为关键，难度也更大。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新型毒品社区戒毒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3.对吸毒者的污名化，戒毒者回归社会困难。污名一词的英译是“stigma”，当时的统治者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做上标记，以表明他们社会身份低下。在现代社会学中，对污名做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家首推戈夫曼。从定义上看，污名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戈夫曼在对那些遭受污名化经历的人们———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用于描述上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则把污名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由5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要素所构成，分别是: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吸毒人员就拥有这样一种“受损的身份”，因为吸毒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足以驱使非吸毒者对吸毒者实施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的制裁。在因吸毒而导致的654 45 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

根据2005年国家禁毒委摄制《防范新型毒品的危害》相关内容整理所得。6 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危害评估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2）。排斥性社会回应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社会歧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家庭很有可能把吸毒者拒之门外，社区可能将其驱赶出其所在的居住区，而雇主则很可能解雇吸毒的员工。7因此，吸毒人员之所以难以摆脱毒瘾，根源在于回归社会后没有谋生技能，既容易被社会拒绝，也容易自暴自弃，最终难免再次选择毒品逃避社会、麻醉人生。

因此，反对歧视和羞辱，对吸毒者以宽容、关怀与帮助，已经成为社区矫助的关键。首先是大力培养吸毒人员的谋生兴趣和谋生技能，使他们都拥有一技之长，才能坚定他们回归社会的信心，使他们找到人生新的起点，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摆脱毒瘾。

其次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教工作。各将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有机结合起来，普遍建立了社会帮教制度，对戒毒人员全面落实帮教措施。

最后是采取有效措施（如提供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鼓励企业等招聘戒毒回归人员，真正落实《禁毒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钱宁.社区戒毒的控制与支持网络—昆明市“创建无毒社区活动”研究［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2】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Ｊ］．社会学研究，2005（6）.【3】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危害评估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2）.【4】于燕京等.禁毒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5】陈雷.控制下交付初步手段[EB/OL].http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赵秉志，于志刚.毒品犯罪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赵秉志，于志刚.毒品犯罪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7 参见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Ｊ］．社会学研究 2005（6）．

第二篇：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之个案工作案例分析

对社区矫正人员Z某的案例分析

一、案主基本情况

Z某，男，1993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未婚，身体状况良好。因故意伤害被人民法院宣判，由于XXX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是初犯，被人民法院从轻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二、背景资料 1.家庭情况

Z某是独生子，由于父母经常外出打工不常在家，所以主要是由其爷爷奶奶带大。其爷爷奶奶从小就对他宠爱有加，无论要什么东西都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父爱母爱的缺失与祖父母的溺爱，是影响其成长的主要因素。2.个人情况

在学校里，Z某的学习成绩比较一般，对于老师的教导置之不理，经常逃课逃学，成群结伙的在网吧打游戏，有时候还在一些娱乐场所寻衅滋事。3.成长经历

初中毕业后，Z某便不再继续上学，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因交友不慎，缺乏辨别是非能力，加上自身的性格有非常容易冲动，与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交往频繁，管制期间仍然与其有来往。

三、问题分析

1、家庭缺少关爱。Z某的父亲母亲长期在外面打工，平时很少在家关心和教育Z某。而其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又过于溺爱，有什么要求都会尽量满足。家里对Z某平时交些什么朋友和做些什么都不太了解，缺乏必要的沟通和教育。

2、法律意识比较淡薄。Z某对法律知识的掌握非常有限，认为自己以前的“事情”主要是交友不慎，碍于所谓的朋友义气而不好意思不去。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和违法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预见能力。

3、尚未脱离不良的社会圈子。Z某被判处管制后，尚未脱离原有的所谓朋友圈子。不时的一起去娱乐场所聚会，更有通宵上网玩网游的事情发生。

4、自身条件不足就业期望值过高。由于Z某是初中文化水平，尽管在以前打工中做了一段网吧网管工作，但其自身就业综合能力仍属偏低，对目前的就业环境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缺乏足够正确、理性的判断。

四、目标设定

1.加强在刑意识，与对象建立信任、平等的工作关系。

2.增强学习辨别是非能力，改善Z某的交友状况，引导其关心、关爱他人，多做好事，服务他人，服务社会。

3.帮助其家人共同应对行为问题孩子的亲子教育。

4.抵制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培养对待金钱的正确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五、实施计划

要想提高对C某的矫正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需要矫正社会工作者对C某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而且，需要C某自身的努力，同时还需要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支持。

“人在情境中”理论告诉我们：人受到生理、心理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三者互动作用，决定着人的现实行动。因此，在矫正计划的制定中，力求兼顾对象自身的生理、心理及同伴，家庭、社区、学校各个层面。实施计划如下：

1、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案例，帮助其反思以往的错误行为，加强法律意识。

2、会同Z某父母与其沟通交流各自的想法和观点，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紧张气氛，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谅解的家庭关系。

3、搜集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有关信息，帮助Z某掌握一技之长，消除过高的期望，正确看待就业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

4、会同矫正志愿者和家属，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

六、整合资源

1.Z某的父亲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如能劝导其父母对Z某多加关心定能是Z某更快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2.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帮教，发挥社区志愿者的作用，多对Z某进行教育劝说，帮助他脱离不良分子的骚扰，给他介绍新的朋友，以此来改变他的社会关系。

七、实施过程

1、社工利用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的机会，帮助教育Z某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常识，使其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归咎于自己交友不慎。提高了Z某的服刑意识，使其认识到刑罚执行的严肃性，认真接受社区矫正。

2、社工会同Z某的家人与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努力促使双方的互相认同和谅解。并且采取了换位思考的方式让Z某感受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理解父母的苦心和辛劳。

3、社工还帮助Z某了解就业信息。让Z某对目前的劳动就业环境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再盲目定位追求高工资和福利待遇，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择业。同时也让Z某清楚就业的残酷性，之后 Z某希望能够参加职业技能资格培训或是在平时多学习一点相关技能知识，以增加自己的就业竞争能力。

4、社工以实际案例帮助Z某分析其中的利害关系，劝说Z某脱离目前的社交圈子。使他能够正确定义朋友的含义，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所谓“义气”上。

八、矫正效果评估

在通过社工的帮助后Z某能够积极按时参加社区矫正各项教育学习活动和社区公益劳动，做到有事请假于后补上，且表现良好态度诚恳。在就业方面能够正确看待现有的就业环境，积极寻找工作岗位谋取成功就业，虽然在有些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在思想上比以往有所提高，不再得过且过。和父母的关系也有所缓和，能够偶尔帮助做一点家务活。在社交方面虽未完全断绝联系脱离圈子，但联系的次数频率有所下降。

虽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Z某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工作成效，但由于Z某在自身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方面的缺乏，以及目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使得像Z某这种经历的矫正人员很难稳定。尚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因素，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第三篇：社区矫正之理论[范文]

论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

前言

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监狱管理机关要依法准确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并积极协调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法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

——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3年7月 关键词 社区矫正

一、社区矫正的发展

社区矫正是一个外来语，英文意思是。社区矫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首先在欧美国家产生，目前，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社区矫正已经发展比较成熟。我国于2003年7月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江苏、浙江、山东六地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1月两高两部又下达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扩大到河北、内蒙古、重庆等十二个省，并于2009年9月2日的《关于在全国实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明确从2009年7月实行社区矫正工作也标志着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国全面运行，并于2011年5月1日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提出社区矫正。然而，从社区矫正的工作进展来看，因为两高两部的规范只是权宜之计，没有统一规定，社区矫正就难以贯彻和实施，就存在众多疑点。其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正人员的设置。

二、我国社区矫正机构和工作人员的设置

（一）社区矫正的机构。

根据2003年7月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09年《意见》在各省市的社区矫正机构均有当地政法委带头，公、检、法、司、监狱局联合参加，并由司法局负责工作或设立办公室，并由社会组织组成社区矫正协调小组，负责协调社区矫正工作。其中，1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中负责服刑人员社区矫正执行开始和期满的宣告，请（销）假的审批，户口迁移和变更居住地址的审核，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治安处罚，减刑、假释以及收监等相关法律手续的办理。司法机关是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部门，自然承担着主要的社区矫正监管工作。司法行政机关根据市、区、街道、镇的级别不同，工作职责和权限也不同。其中，街道、镇司法所是社区矫正日常监管工作的具体执行部门。

(二)社区矫正的机构工作人员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大体上是由社区矫正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三部分构成。“社区矫正官”这一称谓既能与法官、检察官、警官的身份名称保持一致，又能体现出身份和职责的特殊性。2社区矫正官是指社区矫正机构中的执法人员，即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享有执法权。社区矫正官的主要工作内容为接收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进行监督和管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表现进行考核和奖惩，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着和社会志愿者的工作等。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是通过和政府签订协议，由政府向其购买服务的形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完成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社会工作者，社区矫正工作者在社区矫正官的指导下，与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接触，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帮教，帮助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树立信心，获得回归社会的能力，重新融入社会：1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关于公安派出所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定＞》（沪公发【２００６】300号）第5条、第17条李兰：“社区矫正主体问题研究”《行政与法》2009年11期82页

社会志愿者是自愿配合社区矫正官和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进行教育改造的社会人士，主要有社区离退休干部，社会知名人士，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等。

三、我国蛇拳矫正在机构和人员设置上的缺陷

（一）机构设置缺陷

1、立法依据上的缺陷

（1）“两高两部”三个《通知》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不同

“两高两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作为我国社区矫正机构设置最直接最主要的立法依据，但也正是这种联合的形式让其法律’地位有点尴尬。从“两部”的角度来看，公安部、司法部是国务院的部委，制定部门规章。而“两高”则是司法解释的有权主体，三个《通知》显然是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社区矫正执行内容3解释和补充。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依据，其法律地位是司法解释呢，还是部门规章呢？若是司法解释与法律效力相同，若是部门规章则效力低于法律。二者对社区矫正监管执行的法律支持力是截然不同的。

（2)“两高两部”三个《通知》关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规定突破上位法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由公安机关执行，同时根据社区矫正的概念，判处上述刑罚的犯罪分子是社区矫正对象。而根据两高两部《试点工作的通知》、《扩大试点通知》和《全国试行通知》等三个通知，都增加了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监管执行主体，并且规定了司法行政机关是牵头部门，公安机关是配合部门。《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是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扩大试点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全国试行通知》规定：“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这一突破上位法的规定，其合法性存在缺陷。一是有违“法律保留原则”，《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十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第九条就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社区矫正属于刑罚范畴，相关事项只能由法律制定，由此“两高两部”对执行社区矫正监管主体的突破性规定有违“法律保留原则”。二是有违“法律位阶关系”。《刑法》、《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两高两部”三个《通知》是下位法，下位法只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或是授权的范围内对有关事项做出细化和补充，关于社区矫正监管执行主体《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了公安机关是监管执行机关，而“两高两部”的三个《通知》增加了司法行政机关为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只负责监管对上位法变相修改，违背了“法律位阶关系”。

二、机构职责上的缺陷

社区矫正人员请（销）假、迁居、迁户、司法奖惩等则必须经由公安派出所“把关”即公安派出所有权决定是否同意服刑人员上述事项，以及是否向决定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和收监建议，因此，可以说，公安机关是完全掌握了社区矫正监管核心环节的主动权和决定权，但在监管责任方面却明显不足，甚至日常性监管过程都可以不参加。

司法机关进入执行期间，承担着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定期思想汇报。对其个别教育、集中教育，3 此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社区矫正执行内容等及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类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法律规定的总和，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而设的“社区矫正”专章。

组织公益劳动，开展季度性行为奖惩等大量琐碎的日常监管责任，但在被公安机关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和决定权的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只有初审和建议权，结果由不得自己决定。

三、人力配置的缺陷

4公安机关承担着打击现行犯罪和维护日常社会治安的任务，其工作量非常繁重，在现实中，公安机关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对缓刑、假释等五中对象监督和考察，而社区矫正比原有的监督考察任务更加繁重，由公安机关管理力不从心，流于形式。也有学者认为公安机关是国家刑法体系中享有求刑权或者追诉权的机关，本币应该享有行刑权力，而且刑侦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截然不同，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所在实践中也无法承担专业性极强的社区矫正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是真正承担大量具体社区矫正监管执行工作，是最基层的一级组织，除了社区矫正工作以外，还承担了自身规范化建设，人民调整，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法制宣传，法律服务5以及协助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司法所职能范围广、内容多、要求高。社区矫正监管职能与其他职能相混杂，没有独立分隔开，势必受其他职能的影响。

刘根东“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6年第三期法律服务包括公正、律师进社区和法律援助工作。

第四篇：社区矫正理论框架

1、“寻解导向法”，是在思考解决问题的途径时，将焦点放在“未来有什么可以努力改善的空间”，因此通常能够营造团队活力、热忱与合作的气氛。SFBC基本理念有：（1）事出并非定有因；(2)“问题症状”有时也具有正向功能；(3)合作与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4)不当的解决方法常是问题的所在；(5)案主是自身问题的专家；(6)从正向的意义出发；(7)雪球效应；（8）找到例外，解决就在其中；（10）时间及空间的改变有助于问题解决。

2、社会互动理论，集中研究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界定影响他们生活的事件。社会互动论者把社会生产看成是社会成员间不断进行的协商过程，其中发生了无数个人与个人之间短暂而惊险的相互碰撞。该理论提出的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处境一行动者—演绎一事物(他人)一意义一行动—新处境”的理论观点，阐述了行动者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依存关系。

以社会互动理论为视角而构建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框架可以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的基本内容：第一，协助案主探索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的“意义界定”；第二，协助案主改善和提升“意义协商层次”。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提升案主的自我认定、澄清角色定位、改善互动方式、优化行动策略等来改善“意义”对于行动的影响机制；第三，实现角色创造；第四，形成重整行动方案。

3、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该理论认为应当重视在问题中的个人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得支持的程度，协助个人发展或维持社会支持网络，以提升其因应生活压力事件的资源。而资源又可区分为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前者包括个人的自我功能和因应能力等，后者指个人的关系网络广度与网络中的人能够发挥支持功能的程度。社会网络干预的目的在于强化个人的社会资源，以增强个人的社会整合度，协助个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从社会工作的三大工作手法的角度看来，社区网络工作是社会支持网络介入的三个层次之一。指自然发展的援助被连接起来,形成社区网络,强化了社区的社会构成,并促进社区生活的质量。社区的网络资源充分，可以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源改善个人的社会生活质量，并促进社区的照顾功能的发挥。

4、情绪ABC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利斯创建的。就是认为激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 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只是引发情绪和行为后C(consequence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间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则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信念B(belief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即人的消极情绪和行为障碍结果(C)，不是由于某一激发事件（A)直接引发的，而是由于经受这一事件的个体对它不正确的认知和评价所产生的错误信念（B)所直接引起。错误信念也称为非理性信念。

5、生态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生活状态取决于个人、系统互动，取决于环境中存在的因素、资源，及有效利用资源。系统论运用于社会工作，表现在对对象问题的考察视觉和干预方法。社会工作实务中，要求对对象所有有关系统予以关注，应用时需注意个人问题由环境中障碍引起、协助对象从相关系统角度分析、判断随对象和环境关系动态变化而变、对对象帮助从整个生态系统出发。

6、增能理论，该理论基本假设有：个人的无力感源自环境的排挤和压迫；阻碍人的能力发挥的环境障碍是可改变的；个人能力是可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增强的；服务对象是有能力、有价值的；社会工作者与对象的关系是合作性伙伴关系。增能观认为：能力增强一般发生在三个层次——个人层次、人际关系层次、环境层次。

7、舒茨的人际需要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的早期成长经验密切相关。包容需要指个体想要与人接触、交往、隶属于某个群体。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一种满意的相互关系的需要。

8、镜中我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1）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2）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3）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9、优势视角理论，“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指“社会工作者所应该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寻求、探索及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梦想，并面对他们生命中的挫折和不幸，抗拒社会主流的控制。这一视角强调人类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最可怜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都具有内在的转变能力”。概括地说，“优势视角”就是着眼于个人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助其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其目标、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10、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很多时候，超我与原我之间，原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这时自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一个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同时原我的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种形式。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度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

11、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理论。（1）人本主义，其在社会工作应用中强调的有：尊重对象；强调责任感；个人具有归属和被包容权；人们具有参与和被聆听权；成员间有差别，差别也要得到尊重；人们具有质疑和挑战专业人员的权利。人本主义在社会工作治疗中的原则有：诚实和真诚；温暖、尊重和接纳；同理。（2）存在主义，其核心：个人存在、个人有自由选择。存在主义社会工作的治疗过程是：觉醒，即协助对象从幻灭到正视现实——感觉痛苦，即告慰对象痛苦是必然的，痛苦对人的生命具有指导性——选择的自由，即强调对象在主观上具有选择和改变的能力——对话，即对象必须通过他人的反应创造自己的意义，并根据这个意义来选择行动——实行，即肯定对象的独特性，来促成对象对自己独特性的肯定。

第五篇：交通肇事类社区矫正人员管理实践与探索

交通驾驶类社区矫正人员管理实践与探索

2013级法学专业 邓 伟

2011年5月1日随着刑法修正案将“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定为犯罪”，实施已整四年多以来，因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而由法院判决的社区矫正人员大幅增加，交通驾驶类犯罪依然在，同时相应的涉及到民事赔偿。仅2014全年至2015年10月初，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万寿司法所此类服刑人员和审前调查人员就已达到五起（两起危险驾驶，三起交通肇事），占所有社区矫正人员总数近三分之一。

一、此类社区矫正人员特点

交通肇事类社区矫正人员与危险驾驶类人员虽犯罪的类型不同，但性质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均属于交通驾驶类，大致仅有轻重之分，危险驾驶很容易就会酿成交通肇事罪。在此，将二者，归并一起进行分析，综合下来，此类人员大体呈现以来几个情况：

1、犯罪人员个人特点。交通驾驶类社区矫正人员年龄均在20岁到50岁之间，性别都为男性。身体健康状况、性格、心理状况均正常。此类人员教育程度均不高，涉案五人中，一人为初中，其余四人均为小学学历。

2、家庭特点。此类人员大多已成家，家庭较为稳定，家庭大体和谐。五名社区矫正人员中，仅有一人尚未成家，但已有了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其余四人都有父母和孩子。

3、经济状况。此类人员经济状况均较好，在万寿镇域范围内，属于中等偏上水平。除一人经济状况较差，因为三轮车拖运货物犯交通肇事罪外，其余四人均有稳定且较高的收入，其中两人为小老板，年收入在十万元以上。

4、入刑原因。两起危险驾驶罪均为醉驾，三起交通肇事均为交通事故致人死亡。

5、交通驾驶类社区服刑人员有增加的趋势。2013年全年，我镇仅接收一名此类服刑人员，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10月），就已经有五名此类服刑人员。

6、法律观念意识淡薄。根据社区矫正人员所犯罪的事实经过可以得出在交

通中，通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只要不出事、不被交警发现就没有问题，由于自己疏忽大意对自身以及他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严重者可威胁到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

二、交通驾驶类社区矫正人员管理现状

鉴于以上所述社区服刑人员的情况，此类人员有以下一些特点：

1、认识存在误区，认罪悔罪不充分。在五名此类人员中，没有一人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罪行。在进行社区矫正入矫谈话时，都抱怨法院判得太重，量刑不合理，只是因为是缓刑，而没有上诉。两名危险驾驶罪服刑人员认为，自身仅仅喝了一点酒，就成为了罪犯，颇有不服气的看法。三名交通肇事罪服刑人员也认为，自身已经向受害人家属尽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且在看守所内也羁押了一个多月，就不应该再判缓刑两三年。认为明显偏重。

2、对社区矫正管理的配合、服从不到位。由于以上认罪悔罪的心理认识不够，此类人员认为自身不是杀人放火的行为，应当区别于其他社区矫正人员，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不主动配合。加之社区矫正自从划归司法行政管理以来，对服刑人员的震慑力不够，强制力不够足。此类人员经常以各种理由推托，主动接受社区矫正的动力不强。

3、此类人员管理中存在的家庭和经济因素。由于此类人员家庭正常，都处青壮年，是家中的顶梁柱，是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更有两名矫正人员在外地承包有工地，造成了社区矫正管理中一些实际的困难。

三、交通驾驶类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拥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而此类人员大多都因社会危害性不大，相应的交通驾驶类的社区矫正人员将会大量增加。为基层司法所在此类人员管理上提出了新的管理方面的要求。

1、加强交通安全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部分危险驾驶罪的服刑人员对醉酒驾驶的认识存在误区。根据危险驾驶罪案件中行为人所述，有人认为自己酒量好，虽然喝酒了，但意识清醒，并没有醉，所以不属于醉酒驾驶；有的人认为自己虽然醉酒，但并未造成交通事故，所以也不应该构成犯罪；也有人认为喝醉了歇息几个小时就没问题了。根据调查结果，许多人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熟悉，多数认为只要酒后驾车不发生交通事故就没事

了。也有一部分人虽然了解相关法律，但心存侥幸，认为只要小心行驶，就不会酿成事故，也不会被抓。在调查中，许多行为人称其吃饭的地方距离家很近，虽然喝酒但是开车回家应该没问题，所以冒险而为。特别加强在驾驶员培训学校方面的真实案例宣传。

另一方面应当联合交警队、道交办、司法所、派出所组成道路交通安全培训小组，对交通肇事类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专门的、集中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培训会。通过宣传片中众多触目惊心的因违反道路交通规定引发的交通事故实例，进一步增强了全体社区矫正人员道路交通安全意识。接着还结合当前交通安全形势，通报了全县近五年来道路交通事故概况，用身边的交通事故案例，用生动的语言，通过列举大量现实生活中围绕有关酒后及醉酒驾车的规定、以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新交规的处罚标准、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及处罚等方面展开授课，深入浅出地讲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2、在社区矫正入矫谈话方面端正交通驾驶类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的正确认识。

此类人员，因自己的超速驾驶、酒后驾驶或者大意疏忽，给自身以及别人家庭造成了永远不可抹去的伤痛，理应受到应有的处罚。在普及交通法律法规的同时，更应该正面的看待交通肇事所带来的危害，争取在学习之后，让社区矫正人员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认真的管好自己的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交通行为。但如果对此类人员放松管理，实际上逍遥法外，势必难以公正对待受害人的家属，所以在加强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对社区矫正人员加强管理，做错了事情就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要求社区服刑人员珍惜机会，摆正位置，服从监管，强化学习，遵纪守法，重塑信心，彻底告别昨天，真实过好今天，努力迎接新的明天。

3、加强对酒文化的正确引导,从根源上减少交通驾驶类犯罪。

虽然社会上已经对“酒驾入刑”深入人心，但因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特别是，富顺县地处泸州、宜宾两市中间，是全国有名的产酒区，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酒厂。是饮酒成风，无酒不成席，劝酒的现象比较严重的地区，这也使得醉酒驾驶和交通肇事多有发生。只有明确同乘者、同餐者等与酒后驾车有关人员的职责，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和教育。对明知驾驶人酒后驾车，不制止、不劝阻、不举报的同车乘客和同餐劝酒而又没有阻止被劝

酒者酒后驾车的人，也应进行相应的处罚或教育，实现酒后驾车的有效监督和查处。从法律上使酒店、餐馆等商家在向消费者提供酒水服务的同时，必须保证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增加酒后驾车肇事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人，从源头避免酒后驾驶现象的发生。

4、对此类服刑人员尽量采用异地服刑的方式，由于此类人员性格、家庭比较稳定，经济状况良好，社会危害性不大。但不可应此放宽对此类服刑人员的管理，失去对受害人家属的公平与正义，丧失法律的权威。对常年居住在外地的人员，可尽量以办理居住地变更的方式来管理。如果实在不能办理居住地变更，看能不能考虑当地司法所代管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总之，交通驾驶类社区矫正人员因为当前社会的发展情况，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我们司法行政应该顺应社会的潮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在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的同时，有效提高了社区矫正对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制意识，做到从源头上减少交通驾驶类罪犯的数量。在管理上，不应放宽对他们管理，在加大管理力度的同时，增强社区矫正对服刑人员的震慑力，也进一步增强了社区矫正的影响，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积极的去改造，努力的迎接新的明天。也使法律的权威能进一步得到尊重，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的同时，达到让更少的人去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