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评重庆打黑行动中的媒体与司法(法学杂志)
评重庆打黑行动中的媒体与司法
高一飞*
原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4期，第11—14页，转载或引用时请注明刊名及页码。内容摘要：在打黑行动中，执法机关处理与媒体关系的经验有：适度公开执法信息体现执法公正文明；签订保密协议防止办案人员擅自发布信息，尊重了执法规律；及时回应媒体质疑满足人民知情权。打黑行动中人民法院处理与媒体关系的经验有：通过“分区就座”等措施保障旁听权；通过庭外声音直播扩大了公开的范围；独创“审后答疑”制度接受人民监督，值得在全国推广。打黑行动中政法机关处理与媒体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应当限制证据内容和证人信息的公开；应当在司法公开中保护被告人的隐私；应当通过抽签排序方式获取旁听资格；应当直播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的庭审。
关键词：扫黑除恶 信息公开 执法与媒体 司法与媒体 庭审直播
2006年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异常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但令人关注的重庆新一轮行动打黑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应当开始于2009年6月16日。6月15日，震惊全市的“6·3”江北区爱丁堡小区枪杀案成功告破。6月16日，即6.3枪案告破的第二天，重庆市公安局召开了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并公布重新公布举报电话，局长王立军宣布开展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这标志着重庆“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以下简称“重庆打黑”）开始。重庆打黑能引起全国的关注，除了高官被抓、情妇、嫌疑人自杀、律师被抓等事件本身确实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时向社会和媒体公布信息，对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及时报道，保证了人民的知情权、评论权和监督权。五个多月来，重庆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向外界公布扫黑除恶的新信息，发布新闻的主体有市委、市政府领导，市政府新闻办、市政法委、重庆市各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形成了多渠道、多方式发布和及时公开的特点。这段时间，全国各路记者云集重庆，重庆每隔几天都爆出重大新闻。
由于扫黑除恶本身是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活动，在对这一行动的新闻报道和评论的过程中，突出地反映了我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各种问题。在此，我将对重庆官方在扫黑除恶行动中处理司法与媒体关系得失进行分析。
一、打黑行动中执法机关处理与媒体关系的成功经验
我国警察、检察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的配合与制约关系，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行使公诉权的同时，对诉讼活动有监督权。但是，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警察、检察机关都是追诉机关，在刑事诉讼结构中属于“大控方”和追诉机关。他们公布的执 * 高一飞，1965年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丹佛大学博士后。作者为2009年西南政法大学重大课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防控机制及法律对策研究》（西政校发2009329号）中的子课题《重庆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经验研究》的负责人，本文为该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法信息性质相同，都属于审判前信息，对其要求也是相同的。
从公开的报道情况来看，重庆市在新一轮扫黑除恶行动中，警检机关共向媒体和社会公开发布信息22次。具体形式有发布通告、发布通稿、接受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发表白皮书5种形式。具体形式有发布通告、发布通稿、接受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4种形式。上述形式发布的信息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
一是公布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的举报方式。二是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起诉的程序性情况的统计和个案的名称。三是追诉人员在打黑工作中努力工作的情况。四是个别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五是个别案件公布了证人身份和证据内容。六是个别案件中牵涉到嫌疑人个人隐私的信息。
在国际上，《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及最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都要求各国政府保证公众有效的知情权。2008年2月的国际《关于推进知情权的亚特兰大宣言与行动计划》认为“.知情权适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执法、司法和立法部门，以及自治机构）”。所以，警察、检察机关是《亚特兰大宣言》所要求的信息公开的主体。《亚特兰大宣言》还规定“信息公开应成为准则，保密应被视为例外。”“对信息公开的豁免，尤其在法律中，应予以谨慎规定，且其范围应在国际法所允许的程度以内。所有豁免应服从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即当且仅当信息公开的潜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时才能适用豁免”
国际社会《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第4条对侦查公开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本基本原则不排除在犯罪调查期间甚至构成司法程序一部分的调查期间保密法的保留使用”但“不应限制上述人员（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与记者交流有关调查的情况或被调查的情况。” 在国外，英国《信息自由法》就是通过排除例外信息来界定信息公开范围的。在规定例外信息时，规定了25类例外信息，其中之“八”是“与法律实施有关的信息”。英国1989年国家机密法对一些具体法律领域作出了规定，表明媒体对相关官方信息的披露或公开行为可能导致刑事责任。
在美国，在美国《信息自由法》的主要目标在于让公众“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忙些什么”。然而，信息公开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反映了国会对公众知情权和政府必要信息保密需要之间的平衡。《信息自由法》规定，如果申请人申请的材料属于信息自由法规定的九类例外，其中“7”为“执法文件”。这一例外允许执法机关保留执法材料，以保护执法过程不受干预。它由六类所组成：（1）有可能影响执法程序的材料；（2）有可能影响某人公平受审判权的资料；（3）有可能影响个人隐私的执法材料；（4）有可能泄漏执法机关消息来源的材料；（5）有可能会泄漏执法技术或程序，或导致规避法律的材料；（6）可能影响任何个人安全或生命的材料。我国警察机关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现在应当适用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国检察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从1998年10月，高检院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到2006年6月，高检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最高检察院先后颁布了七个涉及到检务公开的文件。检务公开在全国各地全面有序的实施。
在公布的五类信息中，其中前四类都体现了及时、必要的特点。如公布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的举报方式，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起诉的程序性情况，追诉人员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生活情况，个别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应当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一）适度公开执法信息体现执法公正文明
我国警察机关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现在应当适用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国检察机关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从1998年10月，高检院下发《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到2006年6月，高检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最高检察院先后颁布了七个涉及到检务公开的文件。检务公开在全国各地全面有序的实施。
在重庆扫黑除恶行动中，市委政法委提出了坚持“依法、公正、文明、高效”的“八字铁律”，公开是公正和文明的最好保障，执法机关信息公开也是现代社会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重庆打黑中公布的五类信息中，其中前四类都体现了及时、必要的特点。如公布检举、揭发、控告黑恶犯罪活动的举报方式，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起诉的程序性情况，追诉人员的工作情况和个人生活情况，个别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这些都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应当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二）签订保密协议防止办案人员擅发信息
2006年《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第五条要求“妥善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在全面推进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检务公开’和检察保密工作的关系。除了依法应当公开的内容外，在检察工作中，有关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委员会讨论的内部情况等，不得对外公开。检察工作中的保密事项，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检察机关保密工作的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公安机关也有类似的规定。重庆市公安局“打黑”专案组的核心办案人员均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不仅本人不能对外发布一切关于打黑斗争调查的信息，连家人也被要求一概“封口”。重庆15个打黑专案组的3000多名民警，也是“吃住在专案组”。，“保密协议”首先保证“没参与黑恶势力，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其次，无论是谁问及扫黑除恶相关情况，只要对方未参与扫黑除恶工作，即便是他们原单位的领导，都必须拒绝回答。一旦违反纪律泄密，轻则撤职，重则追究刑事责任。乌小青自杀两天前，专案组曾召开紧急会议，一名办案人员因涉嫌泄密被抓。
美国司法部《与媒体关系规则》之1-7.210“基本责任”规定：“媒体与司法部的最终责任由公共事务办公室（OPA）主任承担。总检察长随时与其保持联系，牵涉到地方媒体的则由当地的联邦检察官负责。”台湾《检察、警察暨调查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注意要点》规定，“检察、警察暨调查机关，应指定新闻发言人并设新闻发布室，与侦查案件有关之新闻统一由发言人或其代理人于新闻发布室发布。” 域外警、检机关在处理与媒体关系时，都强调了统一性，不允许办案人员个人擅自发布信息。重庆市公安、检察机关要求办案组人员“无论是谁问及扫黑除恶相关情况”“都必须拒绝回答”，体现了对刑事案件审前信息发布规律的尊重。
（三）及时回应媒体质疑满足人民的知情权
在黎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针对11月1日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75岁赵长青教授为涉黑富豪黎强当辩护律师否认涉黑，社会上各种声音质疑扫黑除恶是否存在扩大化的问题，重庆市检察机关在第二天及时作出了回应。第二天的重庆报纸及全国各大媒体刊登了该案第一公诉人冉劲的条记者问。指出检方正式受理该案后，加班加点消化了240多本卷宗材料，制作了“犯罪事实一览表”，直观简明地反映全案脉络。在提起公诉时，在多次易稿后，形成了长达59页、3万多字的起诉书，并制作了翔实的出庭预案，仅举证计划就多达600多页，达50余万字。并分析了发黎强案特点：组织结构隐蔽、黑商融合突出、渗透控制的特征明显。
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本来是不需要向社会作出祥细的解释的，因为指控的理由已经在起诉书和法庭调查与辩论中已经祥细向法官说明，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由由辩护人的身份和辩护词的影响力巨大，已经导致了社会的误解，对社会上各种质疑，针对辩方已经形成的社会影响，控方理所当然应当作出反应。这一做法是针对媒体已经产生的问题进行的必要的应对性处置。
另外，在整个扫黑除恶行动中，公安局长王立军首次对《南方周末》这一著名媒体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关于律师会见（重庆警方的做法），是按照公安部关于涉黑案件律师会见的有关规定执行的。重庆警方也专门聘请了五十多名律师参与，确保案件依法侦办。关于律师正常的辩护权利，如果受到阻碍，可以通过律协反映。”这一回应，没有涉及具体案情，又表达了重庆公安机关重视依法办事----重庆警方也专门聘请了五十多名律师参与，确保案件依法侦办。对重庆打黑中的律师被捕**的平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扫黑除恶行动中，媒体最关注的，往往也是人民群众最想了解的，及时对媒体和民众的质疑进行回应，是执法机关尊重人民群众知情权的最佳方式。
二、打黑行动中人民法院处理与媒体关系的成功经验
重庆扫黑除恶行动以来，法院领导、新闻发布人员及具体办案的法官一共向媒体发布了25次信息。由于还有大量的案件宣判时都有新闻发布会，但很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出来，所以，我在此根据媒体中是否明确提到有“新闻发布”或者“接受采访”等词而进行的统计，以下内容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
牵涉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和公开审判程度有关的信息。二是有关审判公告与时间安排的。三是属于“审后答疑”性质的信息。法院在扫黑除恶中的公开审判方式和信息发布有以下成功的经验。国际准则主张审判公开，公开审判是人们获得公正审判人权的基本要求，如前所述《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所以，理论上认为“公众旁听审判的权利被视为审判程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愿来多少就来多少的民众前面’举行审判被看作是‘自由英国宪政的不可估量的优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公开审判才会作必要的限制，允许“关闭程序”。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确认了“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按照1985年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准则》第6条：司法“要求司法程序被公平推进，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尊重”，审判不仅要求是公正的而且一般来说，也要求是公开的。所以，上面所说公正的审判可能有很多的具体标准，但首先应当是公开的审判。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一般情况下，法院听审应该公开进行。” 公开审判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下对这一权利可以进行必要的限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公众可因“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而不能参加旁听。公众还会以“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为理由而不出席审判。公开审判不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应当遵循的恰恰相反，即不公开审判制度。
以上规定体现了国际公约对审判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公开的审判是否允许录音录像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而定。
（一）通过“分区就座”等措施保障旁听权
在杨天庆案审理中，一中院庭审旁听人员除受邀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外，还有当事人近亲属、普通群众、媒体记者等300余人，法院采取了分区就座的方式。分区旁听特别是对被告人家属和被害人家属实行分区就座，这可以避免双方发生冲突、减少被告人及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刺激。
另外，在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等涉黑案开庭前，重庆法院主动通知媒体记者：“旁听记者可对庭审做文字记录。”上述两种做法在各地法院的审判中也没有出现过。公开审判，不是简单地允许旁听，还应当保障法庭秩序，保障旁听人员最大可能地获得庭审信息。不允许记录，记者根据 庭审后的回忆进行报道，实际上可能造成更大的记忆失真和报道不准确。
“分区就座”、允许记录，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的旁听权和媒体的报道权。这是重庆打黑审判过程中扩大公开审判的程度的新创举，程序的细节变化，带来的是司法开放与文明，这些做法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审判公开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
（二）通过庭外声音直播扩大审判公开范围
在2009年10月1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开县公开开庭审理李义等“涉黑”案，28名被告人出庭受审。部分群众因无旁听证被挡在门外，被告人家属及其他旁听人员、围观群众共上千人，将法院入口挤得水泄不通。因审判法庭座位有限，法院还及时安装了扩音器，方便老百姓在法庭外收听庭审情况。这使公开审判的程度大大提高。在2005年6月对迈克尔·杰克逊一案的审理中，主审法官梅尔维尔批准代表全球数以百计传媒的记者小组要求，让传媒在法庭内装设麦克风，现场直播法庭书记弗雷宣读对迈克尔·杰克逊猥亵儿童等10项控罪的裁决。此案采用的是录音直播的方式。我国各地的审判中，过去一直没有使用录音直播的方式。录音直播成本低、对法庭秩序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各地法院没有使用过，重庆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而且应当扩 大到通过媒体进行录音直播。
（三）独创“审后答疑”制度接受人民监督
重庆的审后答疑是面向公众和媒体的，如在李义案中，审判长张军就社会关注的两个问题作出解释。五中院洪涛审判长祥解谢才萍案为何认定为涉黑性质、为何没有死刑死缓？
审后答疑制度，是重庆法院对司法民主作出的新贡献。在重庆打黑审判中，重庆市各级法院要求“法院院长每天关注网络舆情，案件宣判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案件宣判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问题，成为重庆法院涉黑涉恶系列审理工作的“规定动作”。听取旁听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并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这种审后答疑的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形式。
三、对打黑行动中政法机关处理与媒体关系的改进建议
重庆新闻官员在处理执法、司法与媒体关系的问题上一直比较成功，但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
（一）应当限制证据内容和证人信息的公开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记者经公安机关允许采访了正在关押中的李庄案证人龚钢模、吴家友、龚云飞、马晓军和犯罪嫌疑人李庄。重庆电视新闻台又以采访龚钢模、吴家友两人的形式向社会证实李庄的犯罪嫌疑。这样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在侦查期间，可以向社会公布立案情况、涉嫌罪行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但是，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公布证实犯罪嫌疑的证人（即使是在押的）身份，更不应当公布证词内容。
公布证据内容和证人信息的做法，威胁证人安全、不利于维护正常的侦查秩序、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
在美国，司法部《与媒体关系指南》规定，向媒体公开的内容应当考虑“三种利益应当平衡：公众知情权；为公正审判个人权利；政府对司法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任。”具体规定了三个方面应当公开和两个方面不应当公开的信息：
一是应当公开刑事或者民事信息。根据法律、法庭规则、和该指南，司法部的工作人员应当将以下刑事案件的信息公布：被告人的名字、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和类似背景信息。二是合理公开正在进行的调查相关的信息。三是对调查进行评论的要求要准确。另外，还规定了两类不应当公开的信息，包括：一是一般不能公开个人的先前犯罪记录。二是限制某些与预断相关的因素。为了防止某些信息公开将带来对将来的程序中的裁决的预断，司法部人员将限制提供以下信息：A.对被告人性格的观察；B.被告人的陈述、承认、认可或者不在现场的陈述，或者被告人拒绝陈述或者没有陈述的情况。C.调查过程中的推断，如指纹、图表、检验、弹道测试，辩论性的服务，如DNA测试、或者被告人对测试和类似检测的拒绝的情况。D.与证人的身份、作证情况、可信度 6 有关的陈述。E.与案件中的证据和辩论有关的陈述，无论这些内容在审判中是否使用。F.任何被告人有罪的意见，对指控进行有罪答辩的可能性或者减少罪责的答辩的可能性。
在李庄案中，重庆警方公布证所内容和证人信息，是重庆打黑以来一次不成功的媒体处置。正是因为这一不成功的处理，导致了媒体对李庄案的大量质疑。在侦查、起诉过程中，不应当公布证人情况和证据内容，应当成为侦查、起诉中处理与媒体关系的一条基本规则。
（二）应当在司法公开中保护被告人的隐私
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宣传处长刘琨接受采访时称：“从警方在侦办案件中掌握的情况来看，谢才萍包养26岁的同案组织成员罗璇，是属实的。其包养16个情人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对于公众人物和国家工作人员，其社会公众和媒体有对其个人生活进行监督的权利。但是谢才萍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其个人生活腐化，是其生活问题，与犯罪事实无关，作为普通公民，她本人也并不受党纪政纪约束，对其“包养26岁的同案组织成员罗璇”的事实的公布，涉及个人隐私，公安机关为其澄清谣言是适当的，但同时又公布其他的隐私却是不适当的。
犯罪嫌疑人的民事权利和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尊重，公布谢才萍的私生活情况，为侦查起诉所不必要，重庆市公安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三）应当通过抽签排序方式获取旁听资格
重庆扫黑除恶审判中，有不少案件同样遇到了旁听证紧张的问题，但是重庆市法院系统在发放旁听证时采用了主动向特定人员发放的做法。这导致公民不能平等享受旁听权。
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1999〕3号）第十条规定：“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持有效证件要求旁听的，参照中国公民旁听的规定办理。世界各国的公开审判，并无国籍、性别、身份以及年龄的限制，更没有针对记者的特殊要求。因此，除发生在特殊时期的审判，公民旁听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特许证件，只需要经过安全检查就可以进入法庭。
正常情况下，对进入法庭的旁听人员的唯一限制，只能是发生在人数太多、法庭空间太小的情况下进行人数上限制。如何限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若干意见》要求根据“因审判场所、安全保卫等客观因素”发放旁听证。从场所限制来看，场所不够，该先满足谁呢？“安全保卫”显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指安全保卫的整体力量和措施，同样，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允许法庭进入多少人才不至于影响安全保卫，也没有解决谁有权优先入场的问题。这样，旁听证制度给了法院排挤有关媒体和“特殊”民众、有选择地发放旁听证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种庭审过程中对待旁听人员的不公平和歧视。2006年12月15日，台湾“国务机要费”案开庭，陈水扁妻子吴淑珍到庭。“国务机要费”案将在台北地方第七法庭开审，但由于该案在的巨大影响，法院还特意开放了第八法庭，“供30名抽签选出来的台湾民众旁听这场‘世纪大审判’”。[]对影响大的案件，要选择更大的法庭；通过抽签（发号抽签）排序方式选出旁听民众，这是境外审判旁听安排的通行办法。
旁听证的发放，是一个细节问题，但其实质却是法律规定之外，又在平等的公民中进行一次旁听资格的审查，在法律没有规定哪些人具有旁听资格的情况下，旁听证的发放者有了充分自由裁量的空间。从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诉讼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任何公民都应当有旁听的资格，唯一应当排除的人是那些可能破坏法庭安全的人。这样，抽签排序应当成为唯一的平等合理的进入法庭的方式，而不需要用旁听证这样的“特许”方式。
（四）应当直播民众特别关注的案件的庭审
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向全国人大会作的报告中称，在“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深化审判公开改革，推行立案公开、庭审公开、判决理由和结果公开，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试行庭审网络直播，推进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制度。” 在国际准则中，庭审中的录音录像并不是一项基本的要求。世界刑法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5条规定：“公众传媒对法庭审判的报道，必须避免产生预先定罪或者形成感性审判的效果。如果预期可能产生这种影响，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无线电台和电视台播送审判情形。”《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原则》第5、6条规定“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对因私人原因而进行的调解与协商过程的录音、录像。”，“基本规则并不要求有对庭审过程现场直播或者现场录像的权利。” 但是，公开审判的理想境界是“在想来多少就来多少的公民面前进行”，但在平等参加旁听的权利和严肃的审判要求法庭不能太大出现了矛盾时，如何使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参加旁听，而又使法庭的空间也缩小到维持严肃的程度呢？现代媒体的发达实际上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以技术的进步解决了这个古老的难题。允许庭审直播是司法公开与时俱进的结果。
重庆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对文强等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案件、重大黑社会犯罪案件，万众瞩目，如果能够适当选择一些案件允许媒体现场直播，必将让更多人感受到重庆打黑审判的文明、公正，也能对审判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
第二篇：重庆公安局改革被称商鞅变法 官方称与打黑无关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一场警察系统的“变法”，科长以上官员全部“解职”，与普通民警一道，重新竞聘上岗。
“现在很多参与过‘打黑’的民警都摩拳擦掌，准备参与将于4月初开始的干部竞聘。”一位接近警方的当地人士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由于此前该市一批警务要员因涉黑，外界认为此举系进一步清理警察队伍。但当地警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此举与“打黑”无关。
干部“解职”重新竞聘
该局的本次人事改革，原本秘而不宣。不过，国内一家媒体在16日突然披露了一份署有“内部·机密”字样的文件内容，称重庆市公安局所有处室、各个分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当天通过媒体发布信息称，网上关于重庆警界全部干部“就地免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重庆市公安局的通报材料中称，“从3月开始的重庆警务体制改革主要是根据公安部的要求，经重庆市委、市政府批准，参照直辖市现代警务模式对重庆市公
因此，准确的说法是，“解职不解任”。随着机构的撤销、整合、重组和更名，该局直属单位、分局、处、科职领导干部集体解任，“职务没有了，但工作还
过渡期间，这些原干部的称呼是“负责人。”
但是这些“负责人”近来都惴惴不安，因为他们的部下在新的机制下，只要愿意，都可以竞聘他原有的岗位。远郊区县的警员，也可以竞聘主城区的警务领导
根据该市公安局目前的规定，一个派出所所长的职位，必须有5个以上的竞聘者。但目前还不能确认更高级别的岗位是否会有更多的最低竞聘人数限制。
清理警察队伍？
此前，警员上升通道的封闭性滋生了腐败。在此次打黑中查明，原重庆市公安局的文强曾大肆卖官，他受贿的1600余万元中，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
为了避免在人事变动中出现违规现象，重庆市公安局成立了多个工作组，并特别成立了机构改革咨询监督组，专门邀请市纪委等部门专家全程指导、监督，并
有消息人士告诉本报，重庆市公安局目前已经组建了几十个督查组，从报名阶段就开始严格审查，并监督相关程序，从竞聘者的人品、民意测验、工作能力等
重庆市公安局本次人事改革之所以广受关注，原因在于在当地自去年6月份以来的“打黑”行动，牵扯出了一大批警员涉黑。
已经审理的案件显示，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副局长彭长健，以及该局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原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陈涛、原经侦总队总队长
这还不是完全名单。此前有媒体披露，当地有700多名警员在“打黑”中因涉黑而犯案。不过这一数字，一直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但是，重庆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邓松并不认同“本次改革与打黑后清理警察队伍有关”这一说法。
邓松17日对本报记者称，该局的本次改革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的机构改革，因为有些机构有合并和调整，所以人员和职务会有变动，是规定动作，
今年新招7700余警察
重庆市公安局对外发布的信息称，当地警方本次机构改革围绕转变警种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对内设机构进行了整合重组，对机构职能重新定位。
该市公安局目前已经整合组建了警令部、警务保障部、交巡警总队等部门，撤并、新组建了部分机构，精简机构、裁减机关人员，将更多警力充实到基层。
重庆市公安局相关工作人员今年2月曾对本报记者称，该市市长黄奇帆曾将重庆市公安系统的改革称作是当地警方的“商鞅变法”。
“交巡警”改革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地市民在大街上能看到更多的警察了。
2月7日晚，重庆交通警察和巡逻警察正式整合成交巡警，并开始上街巡逻。今后重庆主城区每天将有800～1000名交巡警24小时在岗，确保巡逻链
目前在该市主城区的主要路口，均能看见一个直径1.5米左右的圆形黑色柱状工作台，台上撑有一把大伞，伞下有警员露天办公。这个黑色圆柱状工作台被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今年春节后的一次新春茶话会上披露，该市的警力将扩充，新招聘5000～6000名警员。
不过有关当地警力扩充的最新数据又有所扩充。根据近期发布的《重庆市公安局2010年专才专录招考通知》，2010年将是重庆警局人才引进跨越发展
邓松17日对此数据的评价是，“正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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