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创造两项中国政治神话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况(组图)
创造两项中国政治神话的知青明星朱克家近况（组图）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第二篇：中国政治神话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中国政治神话中的知青明星朱克家
朱克家近照
他是上山下乡年月的知青明星，他的人生创造了两项中国政坛的神话：9个小时完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程序，入党仅仅四个月作为十大代表进京参会，当选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他叫朱克家，当年如雷贯耳的名字，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朱老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976年“青年节”参加云南省知青代表大会的上海知青代表，朱克家（中左4）
朱克家给学生上课
当年朱克家在劳动
在田间与农民交流
传达党的十大精神 1969年4月，只有17岁的朱克家从上海的海南中学毕业，来到云南西双版纳勐仓公社勐掌生产队插队落户。登上去云南的火车时，朱克家的母亲在月台上哭得当场昏倒。经过十来天的辛苦颠簸，才到达目的地。这里是傣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他立志在边疆锻炼，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此，他找到生产队的指导员，要求住最差的屋子，干最重的活。指导员开玩笑地说；“你还是个看到青蛙打架都稀奇的小娃娃！”他深感自己年幼无知，决心向老乡们学习。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学会说傣族语，很快成为耕地、插秧、挑担的行家里手。还学会了木工活。勐掌寨旁有一座高山，山腰有一个爱伲族寨子，即莫登生产队。生产队长下山办事都要经过勐掌，与朱克家成为朋友。他告诉克家，他们的寨子曾经办过一所小学，但是先后请来的几位老师吃不了那里的苦，都陆续走了，五六十名适龄儿童只好辍学。他希望克家到莫登寨去教书。克家明明知道莫登寨的生活和气候条件比勐掌寨恶劣多了，但是，他坚信“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需要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于是他主动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要求，转到莫登寨。
1970年12月，他上山了。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他在爱伲族寨子担任小学教师。但他看到用汉文编写的课本学生听不懂时，他决心攻克语言关，逐步掌握了爱伲族语，便利了与这些娃娃沟通。爱伲族妇女白天劳动，晚上舂米到半夜，他看在眼里，和几个爱伲族青年设法用手扶拖拉机带动碾米机，减轻了她们的负担。为了让电灯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亲的机会，收集安装小型水力发电机的资料，学习电工操作技术，回到莫登寨积极投入小水电站的建设。他还学会修理农具，为爱伲族老乡裁剪衣服，理发，成为一个多面手。爱伲族老乡称他是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他将先进的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传播到这个处于蛮荒之地的山寨。
1969年初同他一起到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一共有9500余人，分散在几个县，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云南当地政府优先将他们分批招工，就地安排工作。到1972年10月仅剩下3000人左右。这时，勐仓公社根据朱克家在爱伲族山寨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云南师大上大学，但是他放弃了。今天朱克家坦然地说，当时他放弃上大学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走了，莫登寨的学校就没有老师了，因为当时没有教师愿意上这个生活艰苦的寨子里来，七八十个爱伲族孩子只能失学。他望着爱伲族老乡和孩子们渴望的眼睛，被他们感动了，决定留下来。朱克家说；“我的事迹决不是人为地编出来的，有些事是被拔高了，但是，要说我是假典型我也不承认，我的表现是莫登寨的爱伲族老乡说出来的，因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的表现他们最清楚。但是，那个时候的对先进人物宣传的口径是高大全，为了宣传的需要，我的一些事情被拔高了。”1972年，上海市革委会赴云南知青慰问团来西双版纳看望慰问知青，在勐腊，了解到朱克家的突出事迹，发现了这颗好苗子，便写成《山寨里最忙碌的年轻人》文章刊登在《文汇报》内参上。当时，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立即批示“这个知识青年可请他写一篇文章”，上海市革委会立刻派出三个人带着姚文元的批示来勐腊采访朱克家。他们在莫登寨住了三天，召开座谈会，爱伲族老乡如实介绍了朱克家的事迹。接着以朱克家署名的文章《我深深地爱上边疆的一草一木》及《农村也是大学》、《贫下中农的好儿女》等通讯先后在《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连《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介绍他的文章《边疆练红心，山寨办学堂》。于是，朱克家立刻成为全国知晓的知青先进典型。
1973年4月中共正在筹备十大，当姚文元获悉朱克家还不是中共党员，当即表示；“这样的人不入党，要什么人才可以入党？”，4月27日，上海市委打电话给云南有关部门，要当地党组织马上吸收他入党。电话传到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当时朱克家正在昆明参加云南省第五届团代会，当选为团省委的常委，无法赶回勐腊。公社党委书记只好宣布；“代表公社党委批准他入党，日期就从4月27日算起，手续等他回来再补。”，因为，朱克家在一个月前，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就这样，从上海打电话起，到他被批准入党，前后共11个电话，总共只有9个小时。这就是坊间流传的朱克家“突击入党”。后来他自己说，他在参加省团代会后，回到寨子里才补办入党手续，包括填写入党申请书，履行其他一些手续。
1973年8月，刚刚入党才4个月的朱克家作为十大代表到达北京，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他的名字被列入中共十大主席团名单，并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3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1974年6月他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十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且当选为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1975年9月，朱克家和其他12位知青的先进典型去大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和柴春泽起草了一封代表知青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表示要“横下一条心，拼命干革命”，争取在两三年里把自己所在社队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先进单位。会议以后，根据云南省委的安排，他代职回到莫登寨，下基层锻炼。
只有23岁的朱克家，幼稚无知，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他和张铁生、柴春泽等知青典型被作为“新生事物的代表”，身不由己地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的漩涡，特别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参加了王洪文控制的中央工农读书班，1976年2月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只有4个人参加，使他深陷当时党内路线斗争的泥潭。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当时，朱克家还在勐登寨参加劳动，对外边已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以后云南省委派车将他接回昆明，这时，他才看到在昆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揭批他的大字报，他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1977年元月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他一个人被单独隔离在一座党校，每天写交代材料，有时被押到一些省直单位批斗。他说这是他一生最黑暗最痛苦时期。不知道明天在那里？当时他有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一直到1978年11月才宣布结束对他的审查，考虑到他犯错误的历史背景，最终对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但是，安排他的工作遇到麻烦，没有单位敢要他。这时，曲靖沾益的恩洪煤矿矿长要下他，还说；“一个年轻人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省里指定朱克家必须下井挖煤，于是他就来到这个滇北的煤矿下井挖煤，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强，觉得在井下干活比起在莫登寨的艰苦要轻多了。而且这里的干部群众并没有歧视他，使他保持着人的尊严，职工中有不少也是当年和他一起来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仍然视他为战友，同学。朱克家在井下干活的时间不长，1979年2月下井，10月份就被抽调上井了。还是那个把他要来的老矿长帮的忙，他让朱克家写一个申请，就说高度近视不适合在井下干活。安排他去选煤厂工作。1986年，又调他去厂工会负责电视转播台，因为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无线电技术，所以非常喜欢这工作。1995年，上海知青陈国学担任煤矿的党委书记，努力开发第三产业，他非常信任朱克家，任命他去担任煤矿在曲靖开的宾馆经理。他在这里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
在恩洪煤矿，许多职工关心朱克家的婚姻问题，这时，一个姓杜的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她是煤矿子弟学校的英语教师，毕业于煤矿技校，是出身在云南的河北籍人，其父是一个老地质工作者。红线是小杜托人牵的。她主动约他见面。那天，朱克家穿着印着“上海清凉油”的广告衫，前去赴约。姑娘笑了；“久闻大名，但我总觉得对不上号，你这样豁达，我真没有想到”，朱克家告诉她，自己是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和自己交朋友将会影响她的前途，请她慎重考虑。
小杜说；“过去的事，我们不去管它，我主要看重你的人品，对今后你会怎么样我不考虑，当一辈子工人也可以，只要我们俩合得来就行。人家能够在矿山一辈子，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过一辈子”。姑娘热情似火，非他莫嫁，他被打动了。
但是小杜饱经风霜的父母有些不放心，他们问女儿；“他可靠吗？
女儿说；“他会成为称职的丈夫”
小杜的父亲很不放心，专程到矿山去问；“朱克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矿上的回答很简单；“政治待遇跟工人一样”
女儿的执着，终于打动了父母。有情人终成眷属，1983年朱克家与小杜在上海的朱家举行简朴的婚礼。那年他33岁。小杜26岁。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星星，她一直在上海的祖母身边长大，现在在北欧一家物流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工作。
朱克家特别兴奋地向我们介绍；1998年他带领他工作宾馆的十几位员工专程去勐腊莫登寨第二故乡的动人情景；这是他1977年离开那里后，第一次回来。爱伲族老乡们听说朱克家要回来，提前几天就做好了接待的准备。那天，全寨子的父老乡亲在寨子口迎候他们。老乡们拥抱朱克家，令他热泪盈眶。寨子里宰了两头猪，20几只鸡，盛情款待朱克家和他的员工们。特别令他高兴的是，他当年在寨子里教过的70多个爱伲族娃娃，现在已经有55个担任了中小学教师，成为爱伲族教师队伍的生力军。听说当年的朱老师回来了，他们从各地赶来与他相聚。朱克家与他的员工们在莫登寨待留整整两天，才与老乡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他为自己青年时代在这里流下的汗水获得爱伲族人们的认可，感到无限的欣慰。这就是一种人生价值的不懈的追求！
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生活在曲靖，有时回上海，主要是去看看母亲和女儿。他对大上海并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大半辈子的年华都献给了云南这块美丽的土地，他没有一点后悔！30多年来，朱克家一直保持低调，与外界保持有限的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的缘故。我们非常欣赏他这种平和的心态，这是一种旷达乐观的胸襟。我向他提问；“这么多年来，你是否有一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知青历史？”
朱克家（中）与云南知青合影
他坦然地回答；“我一点也不后悔，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关键是我们要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在农村锻炼几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和毅力。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至少我不怕吃苦。我现在快60岁了，但是可以连续工作几天不睡觉。在农村那几年条件很艰苦，但是我都挺过来了。所以知青生活的历史，我觉得是一种财富。”
现在的朱克家生活依旧非常充实，每天花不少时间读书，上网，了解世界和社会，保持着一种健康的心态。他在曲靖和昆明有许多朋友，虽然退休多年，他还在继续做几项煤化工商务咨询。他有时也参加曲靖和昆明的知青联谊活动，每天过得挺充实的！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