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时效案例

第一篇：追诉时效案例

且看“追诉时效”在一起盗窃案中的适用

——兼谈97刑法的一处疏漏

案情简介：1988年秋到1989年冬，被告人刘勤先后入室盗窃多家，价值约计1000元，1990年7月30日后他被公安机关传唤期间趁工作人员不备逃跑，到2001年4月被抓获。

问题：该刘是否在追诉期限内？

追诉时效制度是现代各国刑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制度，是刑法人道主义和社会合理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对社会自我调节、净化和运行机制的尊重，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社会效果的积极承认，是对司法机关和自诉人行使求刑权的督促，也是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财富的必要措施。

1979年刑法第77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88年、1995年8月8日、1996年8月31日、1996年10月10日、1996年12月20日、1997年2月17日、1997年3月1日7次修改稿都作了同样规定，但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对上述规定作了部分修正，在第88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因此依刑法规定，如果犯罪人在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了上述强制措施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仍然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司法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其进行追诉，已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法条规定加以分析，此种因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而导致的无限期受追诉，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

一、司法机关已经立案或者受理

从追诉机关来讲，必须是司法机关已经立案或者受理。公诉案件已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任一机关立案侦查，自诉案件已经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对于法条所称的法院“受理”，在理解上较为简单和统一，通过是指在刑事庭接受检察机关的提起公诉或自诉人的刑事诉状，并决定进行审理的活动。只有在经法院审查认为自诉人的起诉理由成立，并决定审理后，一审程序才算正式开始。但是对于法条所称的“立案侦查”，究竟是指何意，我国刑法理论界就存在不同意见。通常情况下，立案是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或者自首以及自己发现的犯罪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并应追究刑事责任，进而决定作为刑事案件实施侦查和提交审判的诉讼活动。所谓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强制性措施的活动。但是关键在于，对于法条中所提及的“立案侦查”的“立案”与“侦查”应当如何理解？

刑法理论界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立案侦查，应当理解为立案并且侦查。如果只是立案但是还没有开始侦查的，就不符合上述立法原意（参见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一，司法机关立案后，行为人就可能逃避侦查或审判，并不是要待侦查后，才能逃避侦查或审判。其二，由于立案后就开始侦查，所以“立案侦查”有时就是立案决定侦查之意，或者说就是立案的意思。例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一章的标题为“立案”，第二章的标题为“侦查”，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案与侦查似乎具有明确界限。但是该法在第一章“立案”的头条即第83条即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此处的“立案侦查”就显然具有立案决定侦查的含义，但确实是指立案。基于此该学者认为，案件从司法机关立案后，就进入到了刑事诉讼程序，立案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即使还没有开始具体的侦查活动，犯罪人也已处于受无限期追诉的境地（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因此只要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无论是否进行侦查，均可能对犯罪人适用追诉时效终止制度而无限期进行追诉。

就立法原意来分析，应当说前一种理解更为恰当，对于司法实施中的具体操作也更为便捷。而后一种理解则是对法条的误解。因为法条的“立案侦查”应当是指立案后进行侦查，而不是立案。否则法条使用“立案以后”将就更为简单明了。

二、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从犯罪人来讲，出现了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情况。何谓逃避侦查和审判，在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中的准确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由于1979刑法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前提条件限制为必须发生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些强制措施都是对现行犯、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暂时加以限制的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既然是为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而限制了其人身自由，那么行为人要逃避侦查和审判，就必然要挣脱限制，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逃跑并隐藏起来，也即摆脱人身自由被限制的状态。理论界通常将“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理解为犯罪人从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逃跑并隐藏起来。

但是，由于1997年刑法将这一前提条件修改为发生于“立案侦查”或者“受理案件”以后，从诉讼程序上讲把犯罪分子逃避侦查和审判的提前了两个阶段，即由采取强制措施提前到立案，因而上述“逃避侦查或者审判”在新刑法中就有了全新的含义。由于对犯罪人立案时通常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因而此时犯罪分子即使逃避侦查或者审判，也不可能是采取挣脱人身限制的方法，不可能是从限制人身自由场所逃避的方法。因此，如果犯罪人在司法机关立案后仍然不归案自首的，都可能被认为是逃避侦查与审判，这就极可能导致对大部分犯罪都适用无限期追诉的时效制度，是与法学发展方向相悖的。

综上，按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笔者认为刘勤应受追诉时效限制，可不负刑事责任。

此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

一、案情介绍

1997年1月13日吴某等人与赵某等人因为看不顺眼发生吵架。1月14日晚上吃过晚饭，犯罪嫌疑人吴某、张某、朱某、陈某聚在一起称赵某等人老X，昨天跟我们吵架，如果今晚来我们就打他们。7时30分左右，吴某等上述4人碰到边走边唱到村东边看船的赵某、余某、马某、李某等人，双方语言不合进而发生厮打，过程中吴某从身上掏出尖刀先对赵某腹部刺了一刀。赵某和余某被刺后就往后跑，马某和李某也跑。吴某一方4人跟后追了一段路程，听对方讲肠子出来了，就没有追。后经鉴定：赵某被他人刺伤腹部，致大网膜及胃破裂，构成重伤；余某被他人用刀捅伤腹部致肠穿孔、肝破裂、右肾蒂破裂、右肾切除、腹腔积血，构成重伤。

吴某案发后一直外逃，2010年3月10日因形迹可疑被贵阳铁路公安处凯里车站派出所盘问后抓获。

张某在事发后及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询问调查，并且在家学木匠手艺，在家从事了较长时间木工工作，后到外面打工，并每年过春节回家过年，期间结婚生子，自己在派出所办理了二代身份证。

此案是刊登在《安徽检察》2010年第五期《此案是否已过追诉时效》一文中的。对此案中张某追诉时效的认定，笔者与文中作者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故而撰写此文，以期共同商榷。

二、原文作者观点

文中作者认为此案应根据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或死亡，情节恶劣的，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条款认定，对张某的追诉时效为二十年，并据此认为应对张某追诉。

原文作者认为本案属于“情节恶劣”范畴。并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理由，一是以此案是共同犯罪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但笔者认为需要明确的是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是需要区别对待的。有时根据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还应做主犯与从犯的区分。此案张某虽不能认定为从犯，但显而易见，张某和吴某的主观恶性是不同的，在这起故意伤害案中，吴某在殴打的过程中从身上掏出尖刀刺向被害人，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犯罪后果，因而，吴某的主观恶性甚于张某；二是以导致两被害人重伤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笔者认为，这一点就更站不住脚，根据案情，很显然，两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吴某一人所为。三是以悔罪表现差来认定张某“情节恶劣，笔者认为这一点很牵强附会，根据案情介绍，我们推断不出张某悔罪表现差，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张某的悔罪表现不错，在案发后，张某及时接受了公安机关的调查询问，在张某被执行刑事拘留不久，主动与对方协商赔偿2万元。因而，笔者认为，不能认定此案中张某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

三、评析意见

笔者认为，此案中，对张某的追诉时效已过。要得出以上结论就需要明确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追诉期限的起算问题

关于追诉期限的起算，各国立法不尽相同。理论上也有较大争议，有主张应自犯罪发生时开始计算，也有主张应自犯罪结果发生时开始计算等。我国关于追诉期限的起算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第八十九条。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第一，一般情况下，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算。但对何谓“犯罪之日”，没有立法或司法解释，学理界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犯罪行为实施之日，二说是犯罪行为发生之日，三说是犯罪行为完成之日，四说是犯罪成立之日，五说是犯罪行为停止之日等。还有学者综合这几种观点，认为“犯罪之日”应理解为“犯罪行为停止或结果发生之日”，“停止”包括被迫停止、自动停止和完成。笔者认为，“犯罪之日”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学理解释，根源就在于法条本身就有缺陷，过于原则，定义不明。因为，犯罪行为由于其复杂性而具有不同状态，除了通常所说的连续犯或继续犯外，还有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举止犯、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牵连犯、共同犯罪等。对于不同的犯罪形态，其“犯罪之日”的含义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何谓“犯罪之日”不能一言以蔽之，以防遗漏内涵，造成执法困难，应根据具体的犯罪形态分别确定“犯罪之日”的含义。此案犯罪嫌疑人触犯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而故意伤害行为应是一个一次性终了的行为，而行为终了之时就是犯罪结果发生之时。因而，此案中，对张某的追诉时效的起算时间为1997年1月14日。

2、张某的追诉时效期限的确定

因为在此案追诉时效进行中，刑法对该犯罪的法定刑作了修改，而当新旧刑法对同一罪名的法定最高刑作出不同规定时，就应注意适用追诉期限。根据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该适用对犯罪人较为有利的法律规定。由于旧法对该罪追诉期限的规定较新法为轻，更有利于犯罪人，因而应该适用旧法，此案发生在1997年，因而应适用1979年《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判处三年到七年有期徒刑，而根据1979年刑法第七十六条

（二）项之规定，对张某的追诉时效为十年。

3、对追诉的理解

对“追诉”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开始追诉”。即只要在时效内启动了追诉程序，追诉期限就无限顺延，案件就不受时效的限制。这种理解与我国设立追诉时效制度的目的是相悖的。追诉时效制度的意义一方面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另一方面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有重要意义，是现代国家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以防止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如果一经立案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司法机关将要花费大量司法资源去处理陈年旧案，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极大地削弱了及时打击现行犯罪的力量。同时，将司法机关的追诉权无限放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

应当说，法律理论界、司法实务界及最高司法机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如1982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罪追诉时效的复函》中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立案时未过追诉期限的贪污犯罪，在立案以后的侦查、起诉或者判处时超过追诉期限的，不得认为是超过追诉时效的犯罪，应当继续依法追究。”这说明，在当时对“追诉”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开始追诉”。在当时“严打”形势下，刑罚的目的侧重于特殊预防，追求从重从快打击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观念也随之演进，刑罚的目的更侧重于一般预防，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并重。97刑法颁布后，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将此司法解释予以废止。这“一立一废”反映出司法界对“追诉”理解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法治观念与时俱进的过程。追诉不只是“开始追诉”，而是指公安、司法机关行使职权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全部诉讼活动。追究刑事责任表现为给予刑罚处罚、非刑罚处罚等，而这些都要经过审判才能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一规定充分说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当其诉讼程序进行到哪个诉讼阶段，就在哪个阶段终止；而不是在立案时尚未过追诉期,仅因侦查机关立案了,就可以无限延长其追诉期。刑法典的这种明确规定，从法理上明析了“开始追诉”仅是个时点概念，而“追诉”既是个时点概念也是个时间概念，它不仅要求“开始追诉”的时点行为在时效内，也要求后续的所有“追诉”行为都在时效内，一旦超过时效，则应终止。

诚然，刑法设立追诉时效并不是对犯罪的放纵。对犯罪人实施刑罚，其目的在于有效地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对犯罪人及时处罚可以震慑社会上的其他可能犯罪的人，从而起到一般预防的作用。但对已过法定追诉时效犯罪的追诉，则难以达到及时震慑的一般预防效果。行为人犯罪后在法定的期限内没有再犯罪，在相当层面上说明行为人已认识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改恶从善，已无再进行处以刑罚的必要。如果此时再对其追诉，同样达不到特殊预防的效果。由此可见，追诉时效制度不仅不是故意放纵犯罪，反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刑罚的目的。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虽然在追诉期限内对张某立案侦查了，但张某没有外逃、隐瞒自己的身份等逃避侦查的行为，符合1979年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两个条件，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而且笔者认为，此案中公安机关对张某执行刑事拘留是错误的，虽然2001年立案时未过追诉期限，但对张某执行刑事拘留时已过追诉期限，因而，不应对张某执行刑事拘留。

第二篇：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

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

一如何处理解释颁布以后部分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

【苗有水解析】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有的案件按当时的量刑标准是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但按解释规定的标准则过了追诉期限。那么，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量刑幅度以哪个为准？

例如，被告人2006年贪污15万元，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去年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去年11月开庭审理，现在是否超过追诉期限？也就是说，这个贪污15万元的案件，按旧标准没有过追诉时效，但是按新标准过了追诉时效？怎么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的判断应以刑事立案时间为准，也就是以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为时间点计算。只要那个时候没有超过的，就应当认为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认为这种情况没有过时效。但这种意见属于少数人意见。

经研究，多数人观点认为，上述案例已经过了追诉时效。认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实质理由，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对从旧兼从轻原则理解的问题，因为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时候需要讲究从旧兼从轻，即适用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规则来计算追诉时效期限。那么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规则是什么呢？是新的规则，就是今天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如果在对该案定罪量刑的时候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是援引以前的量刑标准，就会形成一种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不统一的局面，是不妥当的。因此，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生效后的刑法，则贪污15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法定最高刑为3年，经过五年就超过追诉时效。本案行为终了之日在2006年，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二《解释》颁布后如何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苗有水解析】比如，一审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以前的刑法，对被告人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没有判处罚金的受贿案件，二审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如果判处罚金，是否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研究后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整体评价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自由刑维持不变——当然这样的案件一定少见，则不应加判罚金，这种情况是适用刑法修正案修正以前的刑法；如果二审对一审判处的主刑改轻，则可以加判罚金刑。一般情况下，对于贪污罪、受贿罪，二审应该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因为修正后的刑法主刑显然更轻，主刑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减轻，但罚金也得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判处罚金。也就是说不能主刑用修正后的刑法附加刑用修正前的刑法。当然，有的犯罪分子会不会宁愿多坐几年牢，也不愿多缴纳10万元罚金。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也是特例。对于这样的人，似乎可以适用修正以前的刑法，维持主刑不变，不判附加刑。

三《解释》颁布后如何适用行贿罪的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犯行贿罪，行贿数额200万元，按照2013年颁布的关于行贿犯罪的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现在的《解释》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因为现在的解释是500万元才是“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现在能否按照刑法修正案就的规定判处罚金？

这个案件，如果判了罚金刑，就判错了。此案应当适用旧法，即刑法修正案

（九）修正前的刑法第390条，不判处罚金。理由是：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作了不同的修正，前者修改了整个定罪量刑标准，后者只是加上了罚金刑，对主刑并未改动，因而对于具体案件而言适用法律的思路是不同的。此案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同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即认定“情节严重”，处刑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同时不判处罚金。这是不矛盾的，因为解释不仅仅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的诠释，也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没有进行修改的刑法条款的诠释。因此，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和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并不矛盾。这不意味着主刑适用新法而附加刑适用旧法

四对于《解释》没有规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其他职务犯罪如何处理？

【苗有水解析】刑法中的职务犯罪共计有20个罪名，《解释》只规定了10个罪名。已经规定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没有规定的：单位受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挪用特定款物。

没有规定的，不是我们没想到的，而是有些罪名很少发生，不宜规定。比如，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没有遇到过被起诉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案件数据为调研基础，不好贸然出台标准。

（1）过去已经有标准的，现在看来也妥当的，按照原标准执行：

1单位受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现在也是妥当的。2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规定是2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在当时有点高，现在刚好。

3对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现在看来也是妥当的。

（2）有些罪名按原有标准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参照现在的相关标准： 介绍贿赂罪：原来是1万元，现在显然不合理了。因为介绍贿赂罪是对行贿和受贿的居间介绍，是依附于行受贿而存在的，现在受贿罪、行贿罪都变了，再用1万元的标准显然不合理的，可以参照受贿罪的3万元的标准。

（3）有些规定没有单位犯罪怎么办？《解释》第11条第三款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罪的标准，如果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怎么办？按照原的追诉标准，就是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追诉标准

（二）的20万元的标准。

五“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

【苗有水解析】（1）“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有疑问的。

（2）“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也包括“承诺、实施、实现”的任何一个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已经被最高司法机关过去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虚化”了。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规则，对于“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也是适用的。无论是承诺为他人职务提拔、调整，还是已经实施、实现职务提拔或调整，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3）“提拔、调整”如何理解？“提拔”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里的“调整”如何理解？《解释》的目的和意图是打击买官卖官，要从本质上来认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解释的意图，不属于跑官卖官的不宜认定为这里的“调整”。比如从苏北调整到苏南，即使是平级调动，但是苏南和苏北这个差距太大了，目的就是要从经济条件稍差的地方调到好的地方，应该认定“调整”。再比如，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甚至到更差的地方平调任职的，不属于跑官卖官，不宜认定为《解释》中的“调整”。

六关于重复评价问题

【苗有水解析】（1）《解释》规定的相关特别入罪情节比如“曾受过刑事处罚”，能否同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例如某人过去因为故意犯罪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现在又贪污公款2万元；又假定他的前罪符合累犯的成立条件，那么在审判其新犯的贪污罪是，能不能对他评价成累犯？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重复评价，但我倾向于认为可以接受，该认定累犯的就认定累犯。为什么说这种重复评价可以容忍呢？因为只有一头是定罪情节，令一头是量刑情节。有人说，国家工作人员既然已经受过刑事处罚了，怎么可能再贪污罪、受贿罪呢？这是因为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外，还有一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比如国有企业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等，这些人员再犯罪，实践中还是有的。

（2）《解释》第17条规定，受贿与渎职数罪并罚；但是解释第1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知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作为提档量刑情节，同时构成渎职罪的能否数罪并罚？

注意这里用的是“损失”而没有使用渎职罪中的“重大损失”。但是渎职罪造成30万元的损失就够罪了，如果损失达到30万元同时还构成渎职罪，那怎么处理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在两头都涉及入罪的情况下，如果一头是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的，要避免重复评价。尤其是，有些案件同一个评价了三次，我觉得很有问题。这一头追究受贿，那一头追究滥用职权，一个情节用了两次，问题是这个滥用职权还不是一般的滥用职权，这个叫做徇私舞弊型滥用职权，因为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认定为徇私舞弊。这样一来，一个情节被重复评价三次，属于严重的重复评价。原则上，如果两头都是定罪情节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从而避免重复评价，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同行中有不少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解释第17条的规定，这种情况都是实行数罪并罚的，而不管有没有重复评价。当然，多数人意见虽然坚持数罪并罚，但认为如果严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的，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我的意见少数人意见。（虽然多数意见如此，实践中估计也会按照多数意见办理，但苗庭长的个人意见似乎认为存在重复评价之嫌而倾向于一罪）

七关于“多次索贿”中的未遂与“多次”问题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多次索贿”，是否包括未遂的情形？索取对象是一人还是多人？我认为，（1）索贿未遂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索贿”的情形之一，即计入次数。（2）“多次”的判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基于同一个目的和事由，向同一个人前后多次发出索贿信号的，一般算一次索贿。如果是因为不同的事由在同一场所分别向不同的人索贿，那么认定为一次索贿恐怕就不合理。在具体办理案件时需要结合个案进行裁量判断，就像“多次抢劫”“多次盗窃”的认定一样，需要考量具体的案情和时空条件，比如同一个时间段在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楼上楼下实施了多次抢劫，是算一次还是多次，这个实践中结合个案还是能够判断的。

八《解释》规定“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3项还是8项？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规定了受贿数额不满3万但是具有特殊情节而认定“其他较重情节的”的情形，此外还有第2条、第3条规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属于类似规定。有人认为这里的特殊情节只有三项，分别是(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其实这是误解，是不正确的。司法解释的用语是“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特殊情节包括前款的第（二）至

（六）项，即“(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再加上第三款的三项“(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也就是是8项（3+5），而非3项。

也有同仁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从有的学者写的文章看，确实被误解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九实施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否存在具有特定情节而减半入罪？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1条规定，职务侵占数额较大按照贪污罪的“数额较大”的2倍执行，即以6万元为起刑点。那么，某公司职员事实职务侵占行为，数额为4万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个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定罪。因为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标准只有数额，刑法没有对这些罪名采用“数额加情节”的规定模式。

十事后受贿情形下的犯罪故意

【苗有水解析】：根据《解释》第13条第一款第（三）项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事后”是否包括离职后？是不是对2000年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的突破？

首先这里的“事后”不包括离职后的情形，2000年的《批复》仍然适用的，批复规定的是有事先约定，二者不矛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十一怎样划分人情往来、感情投资与受贿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3万元能否累计？是针对一个行贿人累计，还是不同行贿人累计？这个问题在解释制定过程中就有过讨论，结论是可以累计。那么，累计是针对一个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还是不同的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原则上不能针对不同的人进行累计，如果针对不同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进行累计，结果分散到某个送礼人那里数额会很小，按受贿认定会显得很不合理，设定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也就没有意义了。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的意义在于，这是个“超出人情往来”的数额，应当认定为贿赂。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说，那种针对不同相对人的累计必然混淆人情往来与受贿之间的分界。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不同意见，讨论时有的同事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否收受不同对象的钱财，都要累计。现在还没有遇到具体有争议的真实案例，这个争议只好留给将来通过个案的判断来解决。如果遇到特例，可以特殊处理。

（2）《解释》第15条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此处的“1万元”是否指单笔数额？针对同一人的，我认为可以累计。

（3）“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用于在起草时是存在是有争议的。具体如何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结合个案把握。我本人认为，实践中不太可能发生不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

十二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个“知道”的时间点怎么理解？是否包括离职或退休后的情况？《解释》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自负原则？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后者办事时并不知道前者收钱，办完事后才知道，若对国家工作人员定受贿，对特定关系人是否定受贿共犯，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对行贿人是不是也要定行贿？

（1）关于“知道”的时间点，先谋取利益再收受财物，从国家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时间点建立了主客观相统一，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当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指导后想退还而因客观条件无法退还的，就不能定。体现从严治吏，法网更加严密。

（2）第二个问题，对特定关系人定受贿的共犯。

那行贿人怎么定？如果行贿人的目的是给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行贿罪；如果目的是给这个中间人也就是特定关系人，那就定利用有影响力受贿罪。

十三如何理解贪污贿赂犯罪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苗有水解析】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备解释所列8种“其他较重情节”之一入罪的，如果该情节与2012年下发的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不得适用缓刑情节重合，能否适用缓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同一个情节作为入罪情节的同时，又作为不得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条件的，不涉及重复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评价。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因为同一个情节既被告用作入罪的情节，又被用作量刑情节，即评价为禁止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情节。我个人倾向于同意后一种意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是否系重复评价的问题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好在这个《意见》用的“一般不适用缓刑”，这意味着不是绝对不适用缓刑，因此需要在实践中结合个案进行自由裁量，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十四怎样对贪污罪受贿罪适用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9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罚金刑起点为10万元，如果有自首、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的能否将罚金减少至10万元以下？回答是否定的，罚金数额最低是10万元。从理论上说，主刑减轻处罚时，附加刑包括罚金也可以减轻处罚，但是无论一个案件有几个减轻处罚情节，主刑只能减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罚金最低就是10万元。具备自首、立功等情节时可以减轻主刑，但罚金刑10万元是最低，不能减至10万元以下。

（2）在共同贪污、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罚金数额是否可以低于10万元？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共同犯罪人的每个人都不能低于10万元的罚金。

十五如何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数额？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罚金刑“其他贪污贿赂犯罪”是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还是也包括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解释第19条第2款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而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怎么判罚？可以参照本司法解释的相关标准执行。

十六在数额加情节的立法背景下，如果只有部分贪污受贿数额所对应的行为符合“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的，能否按照相关严重情节入罪或者升档量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受贿240万元，其中一笔10万元是因为帮助行为人职务提拔而收受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有人认为，不论与特别情节相对应的数额有多少，只要有《解释》规定的情形就可以决定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也有人提出数额要达到50%才能认定相关特别情节。我认为，对于只有部分数额相对应的事实符合升档情节的案件，不要求该部分数额必须达到相应数额幅度的低限，比如前面所举总额240万元的例子中，不应要求这部分数额达到150万元，即可按照上一量刑档次处罚。但是，为了兼顾合理化，对于这部分数额比例过低的案件，可以不认定具有升档的量刑情节。至于多少比例才能算比例够高，交由司法工作人员针对个案作出具体裁量。

总之，需要坚持如下原则：（1）该部分数额不要求达到总数额的一半；（2）并非只要存在此部分数额就可以实行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数额过小的或者比例过低的，可以不予考虑；（3）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比例，至于这个一定的比例如何判断，需要结合个案综合考虑全案的各种情节进行裁量。

十七关于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

【苗有水解析】终身监禁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一种对于死缓的执行措施，刑法总则关于刑罚种类的规定中没有终身监禁刑。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4月18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受总则条文的制约，就是说死缓期间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减为有期徒刑。我认为沈院长的讲话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

（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在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解释》第4条第3款的规定，释放两个信号：（1）如果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话，应当在宣告死缓的同时就要做出决定，同时裁决。不能等到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时再进行裁定。（2）终身监禁一旦适用，就不得减刑和假释，也就是说被决定终身监禁的罪犯没有机会回归社会，对其进行终身监禁不受服刑期间的表现、立功等的影响。

十八《解释》如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至第3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一般是3万，但在特殊情况下1万元也是可以追诉的。可以发现，《解释》把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提高了6倍多。相应地，量刑数额标准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现在面临的质疑是：《解释》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做法，是否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我们4月18日新闻发布会重点回应了这个质疑，今天在这里简单重复一下其中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人民币3万元的购买力比不上1997年的5000元！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GDP数据是国家公布的，我们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参考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来判断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便进一步判断一定数额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1997年时，你如果拥有3万元，可以考虑在南京某个地段购买一套也许面积不大的二手房，但是现在，你想花3万元在南京买房，大概只能买1平米了。所以有一位主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与其说贪官的命更值钱了，还不如说是钱不值钱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为什么《解释》不像以往司法解释对于盗窃罪的规定一样，实行“幅度数额”？理由：（1）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属于反腐败工作，反腐败又属于吏治范畴，应当规定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吏治如果不统一，就会乱套，因为“中管干部”是全国统一调配的。这个跟打击盗窃、诈骗是不一样的。（2）如果我们制定“幅度数额”标准，就会给我们的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为贪污贿赂犯罪异地指定管辖的很多。一旦不同省市区的数额标准规定得不一样，那么贪官们纷纷提出要求指定到经济发达地区去审判，这样岂不是非常麻烦？！有人说这个可以解决呀，可以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嘛，别管在哪儿审判。其实这样想下去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很多，有些被告人的受贿犯罪事实达到100多项，他们在全国不同地方任过职，所以他们收受贿赂的地点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所以不能搞不同地区不同的标准，要是这样我们将来没法开展工作了。

十九 《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 【苗有水解析】《解释》出台后，有人提出《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如果仅从货币的数量来看，数额标准的确是大大地提高了。按照《解释》第11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按照贪污罪、受贿罪的2倍执行。也就是说，职务侵占的起刑点是6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是6万元。我个人认为，确实存在这些犯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量刑不平衡的问题。

不平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要把盗窃罪、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提高到与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样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职务犯罪与财产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一样，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盗窃犯罪有具体直接的被害人，而贿赂犯罪通常没有被害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关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务犯罪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的不平衡问题，在最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解释》时，委员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有关领导提出要求，对盗窃等其他犯罪的数额标准应当进行通盘研究，并借鉴境外的立法实践，必要时进行适当调整。4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深入研究对类似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刑罚体系调整完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提出立法、修法建议。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答复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答复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土地（国土）管理局（厅），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管理局，各直属单位：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答复

[(1997)]法行字第26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7)法行字第26号 国土资源部： 你部（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7]国土［法］字第135号《关于如何计算土地违法行为追诉时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并征求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意见，答复如下： 对非法占用土地的违法行为，在未恢复原状之前，应视为具有继续状态，其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从违法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破坏耕地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连续或继续状态，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

第四篇：最高法苗有水：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权威讲座(最新)

最高法苗有水：贪污贿赂案件追诉时效等问题权威讲座（最新）

深海鱼：《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出台后，实务中如何适用该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争议问题，比如解释出台前立案时追诉时效未过，适用解释标准已过追诉时效，这些案件如何处理？又比如刑九之前未有罚金规定，刑九修订罚金刑，数额标准提高后适用新解释，主刑降低，能否在适用新标准同时，对罚金适用旧标准从而不判罚金刑？.......针对这些问题，2016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苗有水副庭长在江苏省法院开展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座，根据听课笔记进行了整理。

一如何处理解释颁布以后部分案件的追诉时效问题？

【苗有水解析】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调整后，有的案件按当时的量刑标准是在追诉时效期限内的，但按解释规定的标准则过了追诉期限。那么，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量刑幅度以哪个为准？

例如，被告人2006年贪污15万元，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去年被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去年11月开庭审理，现在是否超过追诉期限？也就是说，这个贪污15万元的案件，按旧标准没有过追诉时效，但是按新标准过了追诉时效？怎么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的判断应以刑事立案时间为准，也就是以2014年被移送司法机关刑事立案为时间点计算。只要那个时候没有超过的，就应当认为没有超过追诉时效。有学者研究了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认为这种情况没有过时效。但这种意见属于少数人意见。

经研究，多数人观点认为，上述案例已经过了追诉时效。认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实质理由，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对从旧兼从轻原则理解的问题，因为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的时候需要讲究从旧兼从轻，即适用对被告人有利的量刑规则来计算追诉时效期限。那么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规则是什么呢？是新的规则，就是今天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如果在对该案定罪量刑的时候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在计算追诉时效期限是援引以前的量刑标准，就会形成一种适用法律和司法解释不统一的局面，是不妥当的。因此，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生效后的刑法，则贪污15万元属于数额较大，法定最高刑为3年，经过五年就超过追诉时效。本案行为终了之日在2006年，已经超过追诉时效。

二《解释》颁布后如何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苗有水解析】比如，一审适用刑法修正案

（九）以前的刑法，对被告人判处了有期徒刑但没有判处罚金的受贿案件，二审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如果判处罚金，是否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

研究后倾向性意见认为，应当整体评价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具体运用：如果自由刑维持不变——当然这样的案件一定少见，则不应加判罚金，这种情况是适用刑法修正案修正以前的刑法；如果二审对一审判处的主刑改轻，则可以加判罚金刑。一般情况下，对于贪污罪、受贿罪，二审应该适用修正后的刑法，因为修正后的刑法主刑显然更轻，主刑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减轻，但罚金也得按照修正后的刑法判处罚金。也就是说不能主刑用修正后的刑法附加刑用修正前的刑法。当然，有的犯罪分子会不会宁愿多坐几年牢，也不愿多缴纳10万元罚金。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也是特例。对于这样的人，似乎可以适用修正以前的刑法，维持主刑不变，不判附加刑。

三《解释》颁布后如何适用行贿罪的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犯行贿罪，行贿数额200万元，按照2013年颁布的关于行贿犯罪的司法解释，应当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现在的《解释》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 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因为现在的解释是500万元才是“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现在能否按照刑法修正案就的规定判处罚金？

这个案件，如果判了罚金刑，就判错了。此案应当适用旧法，即刑法修正案

（九）修正前的刑法第390条，不判处罚金。理由是：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受贿罪和行贿罪的作了不同的修正，前者修改了整个定罪量刑标准，后者只是加上了罚金刑，对主刑并未改动，因而对于具体案件而言适用法律的思路是不同的。此案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同时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即认定“情节严重”，处刑五年至十年有期徒刑，同时不判处罚金。这是不矛盾的，因为解释不仅仅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的诠释，也是对刑法修正案

（九）没有进行修改的刑法条款的诠释。因此，适用修正前的刑法和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并不矛盾。这不意味着主刑适用新法而附加刑适用旧法

四对于《解释》没有规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其他职务犯罪如何处理？

【苗有水解析】刑法中的职务犯罪共计有20个罪名，《解释》只规定了10个罪名。已经规定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没有规定的：单位受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挪用特定款物。

没有规定的，不是我们没想到的，而是有些罪名很少发生，不宜规定。比如，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没有遇到过被起诉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案件数据为调研基础，不好贸然出台标准。

（1）过去已经有标准的，现在看来也妥当的，按照原标准执行：

1单位受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现在也是妥当的。2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规定是20万元以上，这个标准在当时有点高，现在刚好。

3对单位行贿罪：最高检的追诉标准是10万元以上，现在看来也是妥当的。

（2）有些罪名按原有标准明显不合理的，可以参照现在的相关标准： 介绍贿赂罪：原来是1万元，现在显然不合理了。因为介绍贿赂罪是对行贿和受贿的居间介绍，是依附于行受贿而存在的，现在受贿罪、行贿罪都变了，再用1万元的标准显然不合理的，可以参照受贿罪的3万元的标准。

（3）有些规定没有单位犯罪怎么办？《解释》第11条第三款规定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罪的标准，如果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怎么办？按照原的追诉标准，就是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追诉标准

（二）的20万元的标准。

五“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

【苗有水解析】（1）“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有疑问的。

（2）“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是否也包括“承诺、实施、实现”的任何一个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要件，已经被最高司法机关过去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虚化”了。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条规则，对于“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也是适用的。无论是承诺为他人职务提拔、调整，还是已经实施、实现职务提拔或调整，都认定为“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3）“提拔、调整”如何理解？“提拔”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这里的“调整”如何理解？《解释》的目的和意图是打击买官卖官，要从本质上来认定某种行为是否符合解释的意图，不属于跑官卖官的不宜认定为这里的“调整”。比如从苏北调整到苏南，即使是平级调动，但是苏南和苏北这个差距太大了，目的就是要从经济条件稍差的地方调到好的地方，应该认定“调整”。再比如，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甚至到更差的地方平调任职的，不属于跑官卖官，不宜认定为《解释》中的“调整”。

六关于重复评价问题

【苗有水解析】（1）《解释》规定的相关特别入罪情节比如“曾受过刑事处罚”，能否同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评价？例如某人过去因为故意犯罪被追究过刑事责任，现在又贪污公款2万元；又假定他的前罪符合累犯的成立条件，那么在审判其新犯的贪污罪是，能不能对他评价成累犯？这种情况下存在一定的重复评价，但我倾向于认为可以接受，该认定累犯的就认定累犯。为什么说这种重复评价可以容忍呢？因为只有一头是定罪情节，令一头是量刑情节。有人说，国家工作人员既然已经受过刑事处罚了，怎么可能再贪污罪、受贿罪呢？这是因为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外，还有一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比如国有企业人员、“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等，这些人员再犯罪，实践中还是有的。（2）《解释》第17条规定，受贿与渎职数罪并罚；但是解释第1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知识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作为提档量刑情节，同时构成渎职罪的能否数罪并罚？

注意这里用的是“损失”而没有使用渎职罪中的“重大损失”。但是渎职罪造成30万元的损失就够罪了，如果损失达到30万元同时还构成渎职罪，那怎么处理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在两头都涉及入罪的情况下，如果一头是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的，要避免重复评价。尤其是，有些案件同一个评价了三次，我觉得很有问题。这一头追究受贿，那一头追究滥用职权，一个情节用了两次，问题是这个滥用职权还不是一般的滥用职权，这个叫做徇私舞弊型滥用职权，因为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认定为徇私舞弊。这样一来，一个情节被重复评价三次，属于严重的重复评价。原则上，如果两头都是定罪情节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从而避免重复评价，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很遗憾，关于这个问题，同行中有不少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解释第17条的规定，这种情况都是实行数罪并罚的，而不管有没有重复评价。当然，多数人意见虽然坚持数罪并罚，但认为如果严重违反重复评价原则的，在量刑时予以考虑。我的意见少数人意见。（虽然多数意见如此，实践中估计也会按照多数意见办理，但苗庭长的个人意见似乎认为存在重复评价之嫌而倾向于一罪）

七关于“多次索贿”中的未遂与“多次”问题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多次索贿”，是否包括未遂的情形？索取对象是一人还是多人？我认为，（1）索贿未遂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索贿”的情形之一，即计入次数。（2）“多次”的判断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基于同一个目的和事由，向同一个人前后多次发出索贿信号的，一般算一次索贿。如果是因为不同的事由在同一场所分别向不同的人索贿，那么认定为一次索贿恐怕就不合理。在具体办理案件时需要结合个案进行裁量判断，就像“多次抢劫”“多次盗窃”的认定一样，需要考量具体的案情和时空条件，比如同一个时间段在一个小区同一个单元楼上楼下实施了多次抢劫，是算一次还是多次，这个实践中结合个案还是能够判断的。

八《解释》规定“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3项还是8项？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第3款规定了受贿数额不满3万但是具有特殊情节而认定“其他较重情节的”的情形，此外还有第2条、第3条规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属于类似规定。有人认为这里的特殊情节只有三项，分别是(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其实这是误解，是不正确的。司法解释的用语是“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就是说这里的特殊情节包括前款的第（二）至

（六）项，即“(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 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再加上第三款的三项“(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也就是是8项（3+5），而非3项。

也有同仁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从有的学者写的文章看，确实被误解了。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九实施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否存在具有特定情节而减半入罪？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1条规定，职务侵占数额较大按照贪污罪的“数额较大”的2倍执行，即以6万元为起刑点。那么，某公司职员事实职务侵占行为，数额为4万并将赃款用于非法活动，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这个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定罪。因为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定罪标准只有数额，刑法没有对这些罪名采用“数额加情节”的规定模式。

十事后受贿情形下的犯罪故意 【苗有水解析】：根据《解释》第13条第一款第（三）项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事后”是否包括离职后？是不是对2000年相关司法解释（批复）的突破？

首先这里的“事后”不包括离职后的情形，2000年的《批复》仍然适用的，批复规定的是有事先约定，二者不矛盾。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十一怎样划分人情往来、感情投资与受贿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3条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的，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里的3万元能否累计？是针对一个行贿人累计，还是不同行贿人累计？这个问题在解释制定过程中就有过讨论，结论是可以累计。那么，累计是针对一个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还是不同的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原则上不能针对不同的人进行累计，如果针对不同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进行累计，结果分散到某个送礼人那里数额会很小，按受贿认定会显得很不合理，设定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也就没 有意义了。3万元这个数额界限的意义在于，这是个“超出人情往来”的数额，应当认定为贿赂。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说，那种针对不同相对人的累计必然混淆人情往来与受贿之间的分界。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不同意见，讨论时有的同事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否收受不同对象的钱财，都要累计。现在还没有遇到具体有争议的真实案例，这个争议只好留给将来通过个案的判断来解决。如果遇到特例，可以特殊处理。

（2）《解释》第15条第二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后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此处的“1万元”是否指单笔数额？针对同一人的，我认为可以累计。

（3）“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用于在起草时是存在是有争议的。具体如何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需要结合个案把握。我本人认为，实践中不太可能发生不影响职权行使的情形。

十二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这个“知道”的时间点怎么理解？是否包括离职或退休后的情况？《解释》第 16条第2款的规定是否违背主客观相统一和罪责自负原则？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办事，后者办事时并不知道前者收钱，办完事后才知道，若对国家工作人员定受贿，对特定关系人是否定受贿共犯，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了？对行贿人是不是也要定行贿？

（1）关于“知道”的时间点，先谋取利益再收受财物，从国家工作人员知道这个时间点建立了主客观相统一，不违反主客观相统一；当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指导后想退还而因客观条件无法退还的，就不能定。体现从严治吏，法网更加严密。

（2）第二个问题，对特定关系人定受贿的共犯。

那行贿人怎么定？如果行贿人的目的是给国家工作人员，那就是行贿罪；如果目的是给这个中间人也就是特定关系人，那就定利用有影响力受贿罪。

十三如何理解贪污贿赂犯罪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条件？

【苗有水解析】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具备解释所列8种“其他较重情节”之一入罪的，如果该情节与2012年下发的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的不得适用缓刑情节重合，能否适用缓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同一个情节作为入罪情节的同时，又作为不得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条件的，不涉及重复评价，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评价。另一种意见认为，这里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因为同一个情节既被告用作入罪的情节，又被用作量刑情节，即评价为禁止判处缓刑或者免刑的情 节。我个人倾向于同意后一种意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是否系重复评价的问题存在争议，但不影响具体案件的处理。好在这个《意见》用的“一般不适用缓刑”，这意味着不是绝对不适用缓刑，因此需要在实践中结合个案进行自由裁量，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十四怎样对贪污罪受贿罪适用罚金刑？

【苗有水解析】（1）《解释》第19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罚金刑起点为10万元，如果有自首、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的能否将罚金减少至10万元以下？回答是否定的，罚金数额最低是10万元。从理论上说，主刑减轻处罚时，附加刑包括罚金也可以减轻处罚，但是无论一个案件有几个减轻处罚情节，主刑只能减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罚金最低就是10万元。具备自首、立功等情节时可以减轻主刑，但罚金刑10万元是最低，不能减至10万元以下。

（2）在共同贪污、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罚金数额是否可以低于10万元？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共同犯罪人的每个人都不能低于10万元的罚金。十五如何决定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数额？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罚金刑“其他贪污贿赂犯罪”是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还是也包括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解释第19条第2款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而不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罚金怎么判罚？可以参照本司法解释的相关标准执行。

十六在数额加情节的立法背景下，如果只有部分贪污受贿数额所对应的行为符合“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情形的，能否按照相关严重情节入罪或者升档量刑？

【苗有水解析】例如，某被告人受贿240万元，其中一笔10万元是因为帮助行为人职务提拔而收受的，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为解释第3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有人认为，不论与特别情节相对应的数额有多少，只要有《解释》规定的情形就可以决定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也有人提出数额要达到50%才能认定相关特别情节。我认为，对于只有部分数额相对应的事实符合升档情节的案件，不要求该部分数额必须达到相应数额幅度的低限，比如前面所举总额240万元的例子中，不应要求这部分数额达到150万元，即可按照上一量刑档次处罚。但是，为了兼顾合理化，对于这部分数额比例过低的案件，可以不认定具有升档的量刑情节。至于多少比例才能算比例够高，交由司法工作人员针对个案作出具体裁量。

总之，需要坚持如下原则：（1）该部分数额不要求达到总数额的一半；（2）并非只要存在此部分数额就可以实行特别入罪或者升档量刑，数额过小的或者比例过低的，可以不予考虑；（3）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比例，至于这个一定的比例如何判断，需要结合个案综合考虑全案的各种情节进行裁量。

十七关于终身监禁的法律性质

【苗有水解析】终身监禁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是一种对于死缓的执行措施，刑法总则关于刑罚种类的规定中没有终身监禁刑。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4月18日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讲到，贪污受贿犯罪判处终身监禁的，不受总则条文的制约，就是说死缓期间即使有重大立功，也不能减为有期徒刑。我认为沈院长的讲话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由于刑法修正案

（九）明确规定“终身监禁，不 得减刑、假释”，因此即使在死缓二年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解释》第4条第3款的规定，释放两个信号：（1）如果决定适用终身监禁的话，应当在宣告死缓的同时就要做出决定，同时裁决。不能等到二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时再进行裁定。（2）终身监禁一旦适用，就不得减刑和假释，也就是说被决定终身监禁的罪犯没有机会回归社会，对其进行终身监禁不受服刑期间的表现、立功等的影响。

十八《解释》如何规定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苗有水解析】《解释》第1条至第3条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一般是3万，但在特殊情况下1万元也是可以追诉的。可以发现，《解释》把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提高了6倍多。相应地，量刑数额标准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现在面临的质疑是：《解释》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做法，是否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的。我们4月18日新闻发布会重点回应了这个质疑，今天在这里简单重复一下其中的理由。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人民币3万元的购买力比不上1997年的5000元！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GDP数据是国家公布的，我们制定司法解释时，应当参考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来判断我们国 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便进一步判断一定数额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1997年时，你如果拥有3万元，可以考虑在南京某个地段购买一套也许面积不大的二手房，但是现在，你想花3万元在南京买房，大概只能买1平米了。所以有一位主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与其说贪官的命更值钱了，还不如说是钱不值钱了。”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为什么《解释》不像以往司法解释对于盗窃罪的规定一样，实行“幅度数额”？理由：（1）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属于反腐败工作，反腐败又属于吏治范畴，应当规定一个统一的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吏治如果不统一，就会乱套，因为“中管干部”是全国统一调配的。这个跟打击盗窃、诈骗是不一样的。（2）如果我们制定“幅度数额”标准，就会给我们的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因为贪污贿赂犯罪异地指定管辖的很多。一旦不同省市区的数额标准规定得不一样，那么贪官们纷纷提出要求指定到经济发达地区去审判，这样岂不是非常麻烦？！有人说这个可以解决呀，可以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嘛，别管在哪儿审判。其实这样想下去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很多，有些被告人的受贿犯罪事实达到100多项，他们在全国不同地方任过职，所以他们收受贿赂的地点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按照犯罪地的数额标准来量刑。所以不能搞不同地区不同的标准，要是这样我们将来没法开展工作了。十九 《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

【苗有水解析】《解释》出台后，有人提出《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其他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提高后，相比之下，盗窃、诈骗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起点是否偏低了？如果仅从货币的数量来看，数额标准的确是大大地提高了。按照《解释》第11条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按照贪污罪、受贿罪的2倍执行。也就是说，职务侵占的起刑点是6万元，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是6万元。我个人认为，确实存在这些犯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相比量刑不平衡的问题。

不平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要把盗窃罪、诈骗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提高到与贪污罪、受贿罪、职务侵占罪一样高？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犯罪。职务犯罪与财产犯罪侵害的客体不一样，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盗窃犯罪有具体直接的被害人，而贿赂犯罪通常没有被害人，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关于司法解释规定的职务犯罪数额标准与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数额标准的不平衡问题，在最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解释》时，委员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有关领导提出要求，对盗窃等其他犯罪的数额标准应当进行通盘研究，并借鉴境外的立法实践，必要时进行适当调整。4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常 务副院长沈德咏在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深入研究对类似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及刑罚体系调整完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提出立法、修法建议。

第五篇：案例

保险业反洗钱典型案例

客户身份识别案例篇

【案情简介】 案例一

投保人张某在一个工作日内到保险公司累计投保5次，每单40万元，合计200万元。投保人的职业告知为政府机关办公人员，但通讯地址却留存的是办理业务的银行地址。投保人的执业收入与高额报废支出明显不符，保险公司将此交易作为可疑交易上报至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随后，有关部门根据保险公司提供的可疑线索核查到以下问题：

（1）投保人张某为某机关处级领导，共有24个银行账户，累计大额交易3000多万元，个人账户数量较多，且金额较大。张某各账户的大额交易现金交易累计1400多万元，未知来源的转账资金200多万元，存在大量的现金交易和未知来源去向的资金进出。

（2）投保人张某的部分交易对象参与经营地下钱庄。与张某有账务往来的两名交易对手李某和王某，等级身份为农民，但自身交易量大，交易对象多，疑似参与经营地下钱庄。

（3）投保人张某的交易对象中有两人职业与其相同，经查为其下属人员马某和王某。马某和王某都曾多次收到张某的银行转账汇款，单词转账金额最高达20万元，且无合理理由。

案例二

A女士（40岁）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一款万能险，保费趸交500万元。该保险公司进一步查询A女士名下还有多张保单，近3年各保单累计交保费近100万元；调查A女士历次投保资料，显示其为普通街道事业单位会计，且前后投保资料存在不一致，投保保费金额与其收入水平不符；查询A女士的洗钱风险等级中风险，且职业为高风险职业；进一步查询历史投保资料，获得A女士某保单被保险人为其丈夫B先生；网络查询B先生的资料，显示其为当地政府某处级官员。该保险公司综合分析后认为存在洗钱风险且无法排除可疑，遂向反洗钱管理部门报告，反洗钱管理部门进一步查证情况后向公安机关转办了该案件。

案例三

2011年初，某保险公司前台受理人员在为B女士办理投保时发现，该投保人以趸交方式投保，投保金额为120万元。前台人员详细核对投保单信息，发现投保单上投保人填写的职业为公司职员、年收入为10万元，存在“以趸交方式购买大额保单，与其经济状况不符“的可疑情形。

保险公司前台受理人员发现疑点后，立即通知公司反洗钱岗位人员，反洗钱岗人员查询了该客户名下的保单，发现该客户在2009年及2010年有2笔投保记录，以趸交方式投保，保费分别为8万元、10万元。调阅客户档案发现，2笔投保单上投保人的职业及年收入填写均不一致，职业分别填私营、家庭妇女，收入分别填5万元、8万元，前后信息村子矛盾。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公司人员立即与该客户的保险代理人联系，询问该客户的家庭背景及真实身份。经查，该客户无业，属家庭主妇，其丈夫在政府部门任职，家人没有做生意或资金雄厚的背景。经过多方面调查，保险公司认为，该客户同时存在“以趸交方式购买大额保单，与其经济状况不符”及“发现所获得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姓名、名称、住所、联系方式或者财务状况等信息不真实的”两种可疑情形，保险公司立即作为可疑交易上报当地人民银行。

【风险分析】

案例一中的国家公职人员涉嫌巨额资金来源不明且利用地下钱庄洗钱。该执法部门官员张某以趸交方式购买大额保单，且个人账户交易金额巨大，与其公职人员的身份不符。同时，通过后续调查发现其部分交易对象的交易行为极为可疑，登记身份为农民，却拥有大量个人账户且交易金额巨大，存在经营地下钱庄并利用地下钱庄帮助张某转移资金的嫌疑。

案例二和案例三，通过严格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制度，发现存在客户信息资料相互矛盾、投保金额与职业收入水平不符等疑点，并通过历史交易调查发现更多的可疑交易线索。通过疑点展现，保险公司人员对客户信息、交易背景、交易目的等产生合理怀疑，并进行了针对性的重点调查和评估，在无法排除可疑交易的情况下，及时报告了监管机构。

【思考与启示】

通过分析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一些公职人员在贪污受贿之后必然需要通过种种途径给自己的非法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因此，贪污受贿罪与洗钱罪往往以伴生的状态出现。

第二，需加强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的人工分析水平，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从业人员的反洗钱意识和警惕性，避免可疑交易漏报，以便有关机构能够通过相关信息有效追溯上游犯罪。应将尽职调查贯穿交易始终，作为可疑交易判断的基础。

案情摘要 案例一：

2007年12月，某超市公司通过兼业代理机构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终身寿险。趸缴保费320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000多人、保险金额保费分配原则为“平均”。

2008年1月23日，该超市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全体退保。2008年1月25日，保险公司将304万元退保资金转至该超市公司开立在银行的内部账户。资金入账后，银行根据保险公司客户经理电子邮件中的划款指令，将304万元转入该超市公司人力资源部C某某的个人账户，C某某于次日将304万元提现。

案例二：

某物业有限公司2005年12月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年金险，并趸缴保费394.91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117人，个体保险金额分为9000余元和90000余元两种，90000元的36名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系编造，出生年份均为1947年，保单约定到期领取日期为2007年12月（即36人年满60岁之日）。2007年12月物业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满期给付。2008年1月，保险公司客户经理替物业公司18名高管人员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同日，保险公司签发转账支票退还保费，金额329万元，该笔资金退入物业公司开立在银行的内部账户后，随即转入18名公司高管个人银行账户，取得款项最多的近56万元。

案例三：

2006年12月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向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团体重大疾病保险，趸缴保费近295万元，保单约定被保险人453人，由保险公司业务员W某经办。

2007年12月，该运输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退保。保险公司同意其退保申请，签发银行支票，金额280多万元，解入某印刷公司的银行代付业务账户。经查发现该笔银行支票存根联填写的收款人是某运输公司，但票据托收联的收款人是某制版印刷公司。

上述280多万元资金入印刷公司账户后当日即转入60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每个账户入账资金4.8万元。随后保险公司业务员A分别代理60人提取现金，将提现所得存入A个人账户，A开立银行支票将280多万元转入其妻银行账户，其妻随即将资金转入证券资金账户购新股。一周后，其妻将280余万元转账给B，B将该笔资金用于证券投资。2007年2月，B将284万元资金划回，提现后再存入运输公司60名个人账户，金额自1000元至15万元不等。

案例评析

上述3起案例，均系通过人寿团体保险满期给付和提前退保渠道，实施偷逃税款、贪污行贿、侵占和私分国有资产等违规违法活动。

企业往往以单位全体员工名义购买团险保单，随后短期内即申请退保，实际上企业员工对投保并不知情，企业的保费最后通过退保转移到高管等部分控制人账户中，以达到利用团险退保渠道实现资金暗度陈仓的目的。而保险公司通常为了自身利益，在明知投保单位投保动机不纯的情况下，往往还会积极促成“保单”的签订。一些业务人员甚至为企业出谋划策减低退保手续费，主动编造被保险人和退保人身份信息，使团体寿险沦为“洗钱”的通道。

其手法如下：

（一）投保团体保险——资金注入保险金融机构

利用团险业务“洗钱”的第一个步骤是投保团体保险，将资金注入金融机构。对于正常的投保资金，投保人会根据保险条款的要求，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真实客户信息。而对于利用团体保险业务转移资金、掩饰资金性质的保险业务，其违规操作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编造虚假客户身份信息

编造虚假客户身份信息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团体保险需要明确被保险人的保险份额，因此企业以单位名义购买团险保单，必须将巨额资金分散到上百个员工名下进行投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员工往往对投保并不知情。投保人只需要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提供一份虚假的客户身份名单促成保险合同的签订即可。其二是长期寿险合同在发生解约或退保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现金价值，而且现金价值的高低会根据投保人的年龄结构不同而不同。投保人为实现退保资金最大化，会根据保险条款的需要虚构被保险人的年龄结构。如案例二中，36名被保险人的年龄均系编造，其目的是为了3年之后以36人均到了退休年龄，可以36人的名义得到满期给付的资金。

2、与寿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之外的特别协议

以长期团险短期退保为目的的投保人会与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以外以特别约定或协议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约定相应的保险期限（一年期、二年期不等），并对提前退保规定相应的处理办法。如案例一，该超市公司在投保的时候已经和保险公司谈妥退保事宜，投保1个月后即申请退保，其投保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通过退保将资金洗出。

（二）短期内退保——隐瞒资金性质和来源 利用团险业务“洗钱”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将原来的投保资金在短期内退保，并通过一定的资金划转程序达到隐瞒资金性质和来源的目的。其主要手法是：

1、将退保资金转入投保人或保险公司控制的第三方企业

为了实现隐瞒投保资金来源，转移资金性质的目的，投保人必须将退保资金转入非投保账户，此时就必须确定一家投保人或保险公司控制的第三方企业，将资金转入该企业的银行账户中，并通过实际控制关系，最终将资金转入投保人指定的账户。

如案例三中，保险公司为某印刷企业在银行开立代发账户，串通该企业编造几百名员工名单，在2007年底，通过该企业在银行的代发内部账户发生的退保资金逾千万元与该企业注册资金仅50万元且日常资金收付较小的状况明显不符。

2、利用票据结算的某些特点，制造退保资金退回投保人账户的表象

为规范保险公司经营团体保险业务的行为，保监会于2005年就下发了《关于规范团体保险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2005‟62号），要求投保人退保时，保险公司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退保金退至原缴款账户。在检查中，我们发现保险公司退保资金的结算方式主要有网上银行和支票两种。由于采用网上银行结算，退保资金的收款人账户名称、账号、金融机构名称都记载得比较清楚。而票据结算由于具有非实时性和可转让性的特点，极易被利用来掩饰资金的去向，主要方式有以下两种：

（1）开具正联和存根联收款人不一致的支票

使用支票结算退保资金，保险公司的财务部门留存的是支票的附联。支票上记载的信息可以采用手写的方式，如果保险公司在支票管理上存在漏洞，保险公司业务员或投保人就可以采取填写正联和存根联收款人不一致的支票达到既符合保监会对团险退保资金流向的规定，又实现转移退保资金的目的。如案例三中，保险公司财务部门提供空白的支票正联给保险业务员，财务部在支票存根联上记载保险合同上记载的投保单位名称，而业务员在拿到的支票正联上记载了另一企业的名称，通过这种方式将资金转入投保人或保险公司控制的印刷公司账户中。

（2）票据背书转让给投保人或保险公司控制的第三方企业账户。转移退保资金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利用支票可转让的属性，通过背书转让的方式将资金转入投保人或保险公司控制的第三方企业账户。如保险公司开具的若干张支票虽然记载的是若干保险合同上登记的投保单位名称，但这些支票都经过了背书转让，转入某女子护肤中心的企业账户中。

（三）利用银行内部账户批量代发——离析资金至若干个人账户 利用团险退保“洗钱”的第三个步骤是分散资金至若干个人账户。在第二个步骤中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会选择一家自己控制的第三方企业账户实现退保资金的转移。事实上这个第三方企业只是作为与银行签订批量代发协议的虚拟主体，实际的退保资金并不需要通过这个第三方企业的银行账户转移。这里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银行业务——批量代发。批量代发业务起源于银行为企业代发工资。为了操作上的方便，企业和银行签订一个代发协议，在发放工资时，企业只需要签发一个支付指令，将工资总额划付至银行指定的内部科目中，银行在收到企业头寸后按照企业提供的代发清单，批量将资金转入若干个人账户中。这一结算方式恰好满足了非法团险退保业务转移资金的目的。上述三个案例均通过第三方企业或者投保人本身与银行签订代发协议，然后将退保资金转入第三方企业或投保人在银行批量代发的内部科目，再将资金批量代发至若干个人账户中就实现了隐瞒资金去向和离析资金的目的。

（四）控制批量个人银行卡账户——整合退保资金

利用团险退保“洗钱”的第四个步骤就是投保人或保险公司通过其控制的批量个人银行卡账户以提现、转账等方式达到整合资金的目的。在第三个步骤中，投保人或保险公司往往通过批量开卡的方式开立大量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将退保资金批量代发至这些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中。由于批量开卡业务目前在银行系统一般只需要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不需要提供身份证复印件的纸质材料，因此投保人往往可以以单位员工的名义开立大量的个人银行卡，当退保资金批量代发至个人卡后通过集中提现、转账的方式整合资金，再将上述银行卡账户销户。整合退出金融体系的退保资金就可以完全按照投保人的意愿使用。如果第三方企业和个人银行卡账户是由保险公司控制的，那么整合后的退保资金还容易被保险公司及其员工占用挪用，如案例三，保险公司业务员A、W某通过提现、转账等方式将退保资金整合至自己和家属的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中，非法占用客户资金。

工作思考：

一、加强对保险公司反洗钱监管

针对部分保险公司员工法律意识淡漠，缺乏应有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对违规业务中可能隐藏的洗钱风险和违法风险缺乏应有的警惕性等现象，应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反洗钱现场检查，以帮助提高保险行业反洗钱意识，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并自觉履行反洗钱义务。

二、研究保险业务监测和银行资金监测相结合的可疑交易监测方式

由于保险业存在金融产品多样化，业务流和资金流相互独立的特点，对保险业可疑资金的监测可采取保险业务监测和银行资金监测相结合的方式，以完整重现每一笔业务的交易目的，提高监测、发现、预防和控制利用保险渠道进行洗钱的能力。

三、规范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中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针对银行批量代发业务使用的银行内部科目游离于银行反洗钱资金监测分析系统之外，因此无法在大额和可疑交易数据中反映，致使其成为某些非法资金流动的隐蔽通道等情况，发布具体的案例指引商业银行在批量代发业务贯彻“勤勉尽责”的客户身份识别原则。

四、建立监管部门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形成合力，共同预防和打击利用人寿保险业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从团体保险业务的“洗钱”手法来看，其中涉及到税收监管、保险行业监管、反洗钱监管等多个监管部门的职责。因此，需要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协作和信息共享，一方面，明确企业参加团体保险的税收政策，另一方面从“洗钱”的各个环节上加强监管，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及时的信息沟通，促进保险行业合规经营，堵截不法分子可能利用的监管空白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