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打黑(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证人保护研究

第一篇：论文 打黑(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证人保护研究

打黑（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证人保护研究

摘要：“organizedcrime”是在英文中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一种对于“有组织犯罪”的统一表述，也可以将其翻译成“集团犯罪”或“组织犯罪”。而对于这种犯罪形式如何去界定，因受各国国情的不同，和学者们对此问题观察角度的不同以及“有组织犯罪”中犯罪形式的差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如何去界定什么样的犯罪是“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成为了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在当今中国这种“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形式日益严重，如何划分有组织犯罪，以及怎样去打击这种犯罪形式实乃当务之急。笔者就涉黑案件中如何侦破以及对证人的保护工作作出简要的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有组织犯罪；侦查；证人保护

第一章：有组织犯罪侦查之特点分析

一、现阶段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的基本特点

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渐形成，并经过了30年的发展，使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手段、以及数量上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近10年，这种犯罪涉及的领域之广，对社会危害之大更甚于前。但在这种犯罪形式日益严重的同时，我国的立法以及侦查等应对措施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变化，未能对不断发展的有组织犯罪作出相应的调整。

随着新的犯罪形式不断涌现，如有组织犯罪、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等，老的犯罪形式也不断变化的今天，对侦查内容的不同而进行内部分工，以成为应对应对当今不断变化的犯罪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也就是专门化侦查，是于地区管辖范围内的一般侦查工作所对应的，一种由专门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建专业化队伍，对有组织犯罪进行有针对性的侦查，以打击这种犯罪形式。利用这种有针对性的侦查手段，可以对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规律和特点进行更好的分析和研究，以达到准确收集和研判有组织犯罪的犯罪信息的目的，使之能够更好更快的达到打击有组织犯罪，为侦破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和专业性技术支持。

二、有组织犯罪侦查的特殊策略 1.初查的方法。由于在初查中不能使用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这些强制手段，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调查手段，来查明部分案情，为进一步的立案工作做好前期工作，就值得我们深思及探讨了。对此，笔者以为在初查中要因案件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手段，同时进行循线追踪，判断案件性质，先从不会引起嫌疑人警觉的地方入手，了解其犯罪事实后果断出击。因搜查、扣押等这些强制措施不能在初查中使用，只能使用一些常规手段进行侦查，因此，调查工作必须具有策略性，讲究谋略，防止嫌疑人产生警觉，进而毁灭其犯罪证据或逃逸。因此笔者认为在初查中的工作要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线索提供的犯罪嫌疑入手，开展调查；二是掌握线索后对其进行突击侦查，速战速决；三是秘密调查，调查工作由浅入深，防止惊动嫌疑人；四是有重点的开展调查工作，从最容易突破的环节入手；五是在调查中注意及时收集证据，掌握犯罪事实；六是要把握好立案的时机，适时开展侦查措施。

2.对犯罪嫌疑人的缉捕，尤其是在经济犯罪案件对嫌疑人进行的缉捕工作在侦查工作中往往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当前经侦工作的重大难点问题。应对缉捕的困难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决；一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提高工作责任心提升追逃能力；二是要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三是加强追逃工作的协作机制；四是将“破案追逃”新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轨道；五是加大宣传力度。六是落实经费，提供必要物质保障；七是掌握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征，制订相应对策。

第二章： 涉黑案件中的证人保护

一、证人保护制度的现实价值

证人作证在庭审中的作用极其重要的。而当今中国的庭审工作却是，证人很少主动作证，及时司法部门要求证人作证，证人也不愿出庭作证。据统计在80%的刑事案件中都有证人证言，而有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却不足5%。法律赋予公民的“作证义务”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没有得到体现。但是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对案件的审理工作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证人是否能够出庭作证对诉讼能否顺利进行有着很大的影响。

如今的审判方式已经改革为“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审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有利于法庭调查取证的公正，体现实现了改革审判方式的价值所在。但如果审理案件前都由法庭去调查走访证人，在去收集证人证言，将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如果有证人能够出庭作证，就会免去一些必要的调差过程，缩小查证范围，这样既省去了重复调查的工作环节，又缩短了查证时间，同时法庭也能更及时的审查证据，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让整个诉讼过程顺利进行。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是体现庭审直接言辞原则的重要表现。

新庭审方式重要改革之一就是直接言辞,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庭审工作的公正性，通过将所有证据材料都在法庭上进行陈述，并接受询问、质证及辩护，最终查实后，才会被采纳为定案依据。由于证人的主观或客观的臆断，可能导致其所作出的证言与真实情况有所偏差，甚至是错误的表达。在证据心理学中，如果证人不必出庭作证而只是作出书面证言，就可能会轻率地作出证言，对其反应的情况提供不负责任的证言。而在庭审中，当证人出庭通过直接言辞的方式进行作证时，就可以通过询问、质证的方式来减少虚假证词和伪证的出现，证人只能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案件情况所作的证实，而且必须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我国涉黑案件证人保护的现状与成因

（一）涉黑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在我国对涉黑案件的刑事诉讼中，有很多证人因为怕受到打击报复而不愿也不敢出庭作证。虽然在1996年颁布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经过各级司法机关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协同配合下，使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起到一定的改观，但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证人出庭难依然是困扰我们各级司法机关的老大难问题。由于在我国庭审中证人不到庭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作证形式，也就是证人只向警察和检察官作证，却不到法庭进行作证，而且证人不出庭，但证人的书面证言材料在庭审中广泛使用。这些都属于侵犯了当事人以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二）涉黑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

能够引起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有很多，它即包括来自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影响，也会因为立法、司法及证人自身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立法上的自相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第48条第1款规定，对了解案件情况的公民，都有为其作证的义务。而公民的“作证义务”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公民在侦查部门破获案件时配合侦查部门调查取证时对其所知道的案情的陈诉是不是就履行了“作证义务”的全部呢？还是这个“作证义务”包括整个案件侦破和审理的全过程呢？笔者认为，这个“作证义务”应当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出庭作证也在其义务范围之内。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与第157条规定的内容互相矛盾。在第47条规定证人所作证的内容必须要在法庭上经由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而且还要经过查实以后，最终才能用作定案的根据。就是说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而第157条中却规定由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物证，再让当事人进行辨认，对于没有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以及鉴定人的鉴定结果等以书面的形式的证物，应当当庭宣读。此条款成了证人不用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两者法律内容相互矛盾的规定导致公诉人在案件审理中往往以庭审前所取得的证人证言材料为提起公诉，并以此为最终证据，使司法机关之间对认定案件的事实产生极大的分歧。第二，对刑事证人权利保障的规定形同虚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 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样的规定太过公事化，规定了公、检、法负有对刑事证人安全的保护责任，但却没有规定如果因保护工作不到位致使证人或其近亲属受到人身伤害、精神损害以及财产损失时，国家是否应当进行补偿，使得证人在受到侵害的时往往既得不得侵害人方面的赔偿，也得不到国家的补偿。使公民一旦遇到需要履行“作证义务”时都会处于两难的境地，因其基本权利都可能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保障。第三，证人作证义务惩罚责任缺失

法律虽规定了刑事证人的“作证义务”，却没有规定如果公民不履行这种义务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第48条虽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作证行为，但是却没有规定如果拒绝履行“作证义务”的违法行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规定，而其他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对这种违法行为的相关处罚。法律没有规定司法机关遇到公民拒绝履行“作证义务”时，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如果不对拒绝履行“作证义务”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那么让证人出庭作证将会十分困难。

第三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之完善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对被害人和证人的保护工作做出立法，并专门设立了保护机构。如美国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通过了《被害人和证人保护法》和《证人安全改革法》两项证人保护法案，并由检察官执法办公室作主要负责证人的保护工作；德国也在1998年制定了《证人保护法》，并规定由联邦刑事警察局负责证人的保护工作；还有加拿大在1996年通过的《证人保护项目法》，以及菲律宾于1991年通过的《证人保护、安全和利益法》等。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的第49条、第56条、第57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7条、第308条也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没有明确具体由谁专门负责证人的保护工作以及都需要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我们要在法律上明确证人安全由谁负责以及怎么保护。

二、建立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构想

（一）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义务，建立证人拒证追究制度。

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公民有权利及义务协助公安机关对案件履行作证的工作，应当着重以义务为优先的原则，因为这是国家赋予公民的法定义务。世界各国对公民出庭作证都有着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如在韩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第152条规定，对无正当理由受到传唤后依然不肯出庭作证的可以拘传。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的150条同样规定：“受到传唤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可以裁定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赔偿由于不到场所产生的费用”。法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如果证人没有到庭，预审法官可以对拒绝出庭的证人采取传讯措施，通过警察强制其到庭，以传讯通知书进行并处第五级违警罪的罚款。”第111条规定：“对任何公开声称认识某种重罪或轻罪的犯罪人而又拒绝回答预审法官向他提出问题的人，应判处十一天至一年的监禁和三百七十五至两万法郎的罚款。”因此笔者认为，对那些必须出庭作证而又无故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增强法律的强制措施，形式国家的强制手段以保证证人能够出庭作证。

（二）完善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

对证人的保护工作，除了保护证人本人的人身安全外还应对其近亲属进行保护，同时还要对证人的名誉以及财产进行保护。保护证人不会因受到非法行为，使证人产生不安和压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作证工作。对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对证人保护的范围相矛盾的地方，应当将刑法中第308条所规定的保护对象范围进行补充和完善，将其规定的保护范围与刑事诉讼法证所规定的“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保持一致。

（三）建立证人补偿制度

在证人拒绝作证行为的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从经济学角度看，缺少经济利益的驱动是证人拒绝作证的外在诱因。想要改变证人的拒证行为，一定要把握可以支配证人行为的利益因素。证人配合办案机关作证是一种他利行为，如果没有相对的奖励措施，那么证人的作证行为得不到肯定，故而缺乏积极性。给予证人一定经济上的补偿和奖励也可以看作是对证人的一种保护和认可。

目前世界很多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在对证人在作证前后所支出的经费和所受经济损失将获得必要的经济补偿而且还给予一定的奖励。比如在美国的《证人经济补偿》(reimbursement)含有两个补偿部分, 一是证人的补贴(WitnessFee), 参加法庭程序者皆有权得到, 并不包含证人的支出费用, 二是证人的费用(Expense),包括证人出证而产生的交通、住宿、就餐费和其他因出证产生的费用。如果证人受到不法伤害,则补偿费用还包括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丧葬费、收入损失和依靠被害证人抚养的人的抚养费。有的州还额外包括残疾器材费、职业培训费和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在日本的《刑事诉讼法》第164 条规定证人可以请求交通费、日津贴费及住宿费。日本《民事诉讼令费用法》第8 条第1 款规定, 证人可以领取旅费、津贴及住宿费用等。

对于证人的补偿制度有两个问题一定要明确：第一是由谁负责给证人进行经济补偿。对此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谁的证人谁承担，也就是控辩双方各自承担；二是由国家承担。笔者认为，证人的补偿应该由统一国家承担。因为在每一个国家，证人的出庭作证都是公民的法定义务，这种法定义务是国家赋予的，从而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国家承担，证人在协助办案出庭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等同于办案经费，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同时这种经济补偿也是奖励证人作证的激励机制，通过对证人的进行补偿对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认可，从而提高证人作证的积极性。补偿部门可以是法院，检察院等来支付。第二是经济补偿都包括那些。也就是国家要为证人对那些费用提出补偿。补偿范围应该包括证人作证期间产生的，交通费用，作证期间的食宿费以及误工费用。还可以包含一定的作证的报酬，作为其出庭作证行为的一种肯定，从而形成一种奖励机制，让公民积极提供线索以及出庭作证。

（四）完善具体的保护手段和措施

为了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我们要对证人的保护工作制定全面、详细的保护手段和措施，保护证人在庭前、庭中和庭后都不会受到非法行为的侵害。

1、庭前保护

根据以往的司法经验，在庭前对证人的侵害尤为严重。因为此时证人还没有对案件进行作证工作，对证人进行利诱威胁恐吓打击等非法手段能够起到阻止证人作证或作伪证的目的。因此庭前对证人的保护及其重要。在庭前对证人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一种预防性保护，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在诉讼过程中，在证人具有了出庭作证的资格后，如果他提出要求或是证人保护机构、公安司法机关认为证人可能会遇到不法侵害，就应该提供保护。为了确保证人能够及时、有效的与保护机构之间联系，要在他们之间建立专线联系方式，一旦证人感到可能会受到不法侵害的时候，能够在第一时间及时的与保护机构联系，保护机构也应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对证人的保护具体可以采取以下的保护措施，对证人的身份信息保密、改变证人的身份信息甚至为证人改头换面、为证人改换居住地点、提供专人的贴身24小时保护。通过这些措施让那些企图有非法手段打击证人者无从下手。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案件进行因案制宜的采取最为适合的措施。这些保护证人的措施在证人保护制度完善的国家经常使用，而由于我国的立法还不够完善，这些保护证人的措施仅仅在一些个案当中使用过其中的某一种。如1998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由花都市人民检察院侦破、经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一起重大职务侵占案的庭审过程中，法院要求该案的主要证人当庭对证。该案主要证人是香港商人，在接到出庭作证的通知后，证人要求检察机关对他的人身安全提供保护。于是花都市人民检察院专门组成了保护小组，从证人进入罗湖口岸起就对其进行贴身保护。庭审结束后，还由保护小组护送证人出关返回香港。随着庭审工作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逐渐加深，以及对证人提供保护和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认识和积极性方面的加深，一些地方在办案过程中对证人保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如2004年深圳市宝安区检察院出台了全国首个《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该规定对于因作证而可能受到或已经受到不法侵害的证人，检察机关要对其实行24小时进行贴身保护。

2、庭审中的保护

庭审过程中，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时，证人可能会受到被告人的亲属或其同伙等的打击报复行为，而影响出庭作证。因此在庭审过程中也应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证人安全和减轻证人出庭作证的思想包袱。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在正式开庭审判前，在法院设立单独的证人候审区域，并提供专人保护，防止证人在等候期间受到伤害。

在证人出庭作证时，当证人表示不愿让被告人出现在现场时，法庭可以让被告人先退庭。当证人作证结束后，再让被告人入庭，由法官通过告知或播放证人作证录音的手段让被告人作证内容，录音可以做变声处理。在被告人退庭后，被告的辩护人可以在场对证人进行询问及质证。德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第247条也有类似规定：“对于证人出庭作证时，可能会因被告人在场，而使证人做出与事实不符的陈诉，法庭可以命令被告人在此期间退出审判庭。该规定还适用于对未满16岁的证人的询问，因为被告人在场而对证人的身心带来严重不利影响，或者询问其他证人时因为被告人在场对证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被告人在重新出庭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在他退庭期间所作的陈述、审理的情况。”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4条也作了同样的规定。

证人在庭作证时还可以采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作证方式，就是用幕帘或屏风将证人围起来使被告人无法看见证人。在伊拉克特别法庭审判萨达姆时就使用了这种作证方式。或者我们还可以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让证人不必到现场出庭也可以作证而且还可以接受对方的询问。就是利用网络，采取同步视频连线的方式起到出庭作证的效果。使证人不到庭审现场，也可以对证人进行同步质询。此种方法中，还可以使用遮盖证人脸部以及对证人的声音做变声处理等手段，让证人的安全得到更好的保护。

3、庭审后的保护

在庭审前和庭审中对证人的不法侵害是为了达到阻止证人出庭作证为目的。那么在庭审结束后，对证人的不法侵害就纯粹是为了泄愤的报复行为了。而这种报复往往手段是极其残忍的。所以在庭审工作结束后对证人还要进行保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行为都有严厉的法律制裁，但这种制裁都是在证人被迫害之后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证人受到迫害之前对其进行保护措施，使其免受不法侵害。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为证人变更个人信息；为其重新安排工作；为证人转移居住地（迁往其他城市甚至海外）等。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要求办案人员在办案时要了解庭审方式，转换观念，顺应新的庭审方式，积极配合。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庭审过程中要重视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在保护证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让证人出庭作证。证人能否出庭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态度。另一方面，办案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转变工作作风，对待证人要以诚恳的态度，尤其对一些特殊证人，如未成年人等，让证人放下思想包袱，该变证人对司法机关的抵触情绪，积极配合取证工作及庭审作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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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勇 王燕飞.论有组织犯罪研究——十年回顾、评价与前瞻[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03期

[5].莫洪宪 郭玉川.有组织犯罪的界定[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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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网络犯罪侦查中的监听检测及监听定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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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侦查中的监听检测及监听定位的研究

作者：肖自红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6期

【摘要】将计算机网络嗅探技术、入侵检测技术及相关理论应用于网络监听检测的研究，提出了应用于犯罪侦查的网络监听检测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针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监听检测和IP定位跟踪的实现方法。该研究可提高侦查网络犯罪的办案效率，为公安部门获取网络犯罪线索提供有利工具，也可以为无线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第三篇：关于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研究论文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这种运用经济激励手段管理生态系统的方式曰趋普遍。为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已在不同尺度上进行了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3。但是，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始终存在科学依据不足的问题H,不仅制约了全国性、地方性生态补偿法规的建立,也成为各地基层生态补偿实践难以长期维持的原因5。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本文总结了成本核算法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引入保护成本的概念,重点从概念、核算内容以及核算方法三个方面对保护成本的研究进行总结与探讨，以期为科学的进行成本核算并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提供参考。

1成本核算法在制定生态补偿标准中的应用

目前，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有多种，包括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价值法、成本核算法、意愿调查法、经济学模型法等。这些方法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由于条件以及方法的局限,不同方法制定的补偿标准有较大差异6。其中，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主要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提供生态服务为宗旨，通过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各项投入成本（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因素）、修复或重置受损的生态系统成本、放弃的部分或全部机会成本等的核算作为补偿的依据47]。理论上讲，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直接投入与机会成本之和应是生态补偿的最低标准78。若补偿标准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有学者认为以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生态补偿项目评估中，全面、准确地计算成本比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远为重。

而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最初是仅侧重机会成本的核算确定补偿标准。在理论方面，Macmillan等提出苏格兰新造林生态补偿标准与新造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无关，与机会成本直接相关M,DavidKaczan等在坦桑尼亚的研究结果表明衣民的平均受偿意愿与因保护目标而维持土地用途的平均机会成本是一致的M。在实践方面，尼加拉瓜的林草复合生态补偿项目中，StefanoPagiola等根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产生的机会成本制定补偿标准，如将退化草地转变为森林,补偿标准为每年75美元/hm2M。随后有些学者认为，制定生态补偿的标准不仅要考虑机会成本,还需要核算保护生态与环境的直接成本。段靖等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从理论上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之和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8。李文华等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中，按照新造林及现有林两类森林，通过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的核算,得出新造林补偿标准为每年4300元/hm2;现有林的补偿标准为每年2350元/hm2[1j。再后来有学者提出在计算生态补偿项目补偿量时，除了考虑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还需要考虑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与生态补偿相关的用于契约关系建立和维护的费用M。TobiasWunscher等指出灵活的支付方案能显著增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效率和提供率,而在生态补偿项目中想要实现灵活的支付,就需要精确的评估参与成本（包括保护投入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来确定补偿标准。关于成本核算法的这三种观点，目前都得到学术界较多的认可和应用，本文主要以第二种观点为基础。

成本核算法因其较强的可行性与操作性,通过可量化的指标相对客观地对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被认为是合理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尽管成本核算法具有以上优点和受到了广泛运用，但其在核算内容、方法等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仍需深入研究。

2保护成本的概念

多数学者认为采用成本核算法制定生态补偿的标准，主要是进行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核算。其中直接成本指为保护、维持或者恢复生态环境而投入的成本,是实际发生的支出和费用。机会成本,指因选择某一决策而放弃另一决策所丧失的利益。它不是一种实际支出，而是失去的收益,这种收益是潜在的。应用到生态补偿机制中机会成本就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和丧失的发展权,包括因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而限制工业企业发展,导致的发展机会损失和进行生态建设而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此外部分学者将机会成本称作间接成本,成本核算即需核算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另一些学者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其他间接成本,认为机会成本是间接成本的一部分。还有部分学者将丧失的发展权从机会成本中分出来,称作发展成本。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并认为不是所有的生态补偿项目都会发生上述三类成本,这取决于项目的性质w。

目前成本核算法中应用较多的是将成本分成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但是,这种经济学划分方法无法体现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产生的成本和效益的差别，既造成补偿标准的依据不足，导致生态补偿的针对性不强而难以实施，又使得生态补偿项目实施后的效益评价难以进行。本文认为，需要纳入生态补偿的成本可以划分为保护成本、环境成本和机会成本。保护成本是为保护、维持或者恢复生态系统而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侧重于对生态系统的保护;环境成本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支出（指为保护环境而实际支付的费用）和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损失的价值和为保护环境应该支付的费用）；机会成本是指因开展对生态系统以及环境的保护，而丧失的经济收入和放弃的发展权。TobiasWunscher等指出区分保护成本和机会成本(该研究中未涉及环境成本）可以分别计算样地-具体效益-成本比例，用于生态补偿项目效益评价M。因此，通过对保护成本的核算,能准确反映某地关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工作量和贡献程度,为采用成本核算法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及之后的补偿效益评价提供合适的依据。

3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

从上世纪中期，国内外陆续开展了不同类型的生态补偿研究,如生态系统服务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补偿、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偿和区域生态补偿。通过分析、总结已有案例,将森林、流域、自然保护区3种类型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归纳整理为表1。

首先,不同类型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不尽相同。例如在森林生态补偿中，刘丽以陕西省蓝田县退耕还林为例,核算其保护成本（包括营林成本和森林管护成本）为1756.7万元，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2293.35元/hm2。在流域生态补偿中，许凤冉等对2006年新安江流域保护成本（包括林业建设投入、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移民投入）进行核算，结果为3.58亿元[31。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白宇就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8787hm2)的保护成本进行核算,核算内容主要包括保护工程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措施、科研监测、科普宣教以及湿地恢复与生态移民工程投入,2004-2020年其保护成本为21478万元，年均保护成本为1263.41万元，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每年6.72元/hm2。

其次，由于保护成本具有不确定性,确定其核算内容时需要全面考虑,而同一类型生态补偿保护成本的核算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核算内容和指标体系。如同样是对森林生态补偿中保护成本进行核算,李炜等主要考虑管护成本（主要为管护人员的工资支出）和营林成本（主要是更新改造支出、森林抚育支出、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防火等费用），核算出2011年伊春林管局所辖森林的保护成本为32876.4万元,按禁伐区、限伐区及商品林区面积合计289.90万hm2测算，单位面积保护成本为113元/hm2。而TobiasWunscher等在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研究中，测算的保护成本仅考虑建设防火带、隔离牛的栅栏及生态补偿项目公示牌而产生的费用，通过对每个斑块的调查与计算得到平均保护成本为每年3.56美元/hm2。此外,在确定保护成本核算内容时还存在随意性大，主观性强等问题，导致结果差异很大。如同样是对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水库核心水源区所在的十堰市进行保护成本的核算，Dong,Zhengju等核算了林业建设、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移民三个方面,得到2011-2020年保护成本为29.01亿元,年均保护成本为2.90亿元;而张君等主要核算林业建设投入（人工造林和森林抚育方面投入），得到2011-2015年十堰市投入的保护成本为21573万元，年均保护成本为4314.6万元。

综上所述，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内容,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重复统计。现有研究中多是将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的投入直接当作是林业建设投入，并认为是保护成本而进行核算。而事实上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已经发生的生态补偿项目，并且已经实施相应的补偿资金。如果直接将这些已发生的生态补偿项目的投入当成保护成本统计的话,则保护成本出现重复统计的情况并导致结果偏大。笔者认为保护成本的核算必须围绕保护成本的定义与内涵来确定,如退耕还林中，造林费、肥料费、管护费、封山育林费等均属于保护成本,而国家发给衣民的退耕补助金（粮食补助资金、种苗费、生活费补助）不应重复算在保护成本内。而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由于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为保护生态系统而建立的，故保护区内管护人员的工资福利等都应属于保护成本来进行核算。

4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及时间动态性

4.1核算方法

从数据获得的角度看,保护成本核算的主要方法是直接市场法中的市场价值法。从时间的角度看，由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周期较长，保护成本的核算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由此可以划分出静态核算法和动态核算法，这两种方法经常结合使用。

4.1.1市场价值法

由于保护成本多是已经发生的，故其核算比较简单，明确，且可靠性强。通常采用直接市场法中的市场价值法,将某地为保护生态系统投入的人力、物力以货币的形式计算出来。在核算时应根据具体的投入形式采取合理的方法。核算人力投入可以参照国家或地区的人力资源成本来计算总投入额,核算物力投入则可以直接根据各种物资的市场平均价格来计算总投入额。具体操作时，以生态保护的实际投入数额为依据,原则上对有资料记载的,按历史成本即初始投入时所付出的成本为依据；对无法取得数据资料的,则按当时的市价进行估算。

4.1.2静态核算法与动态核算法

静态核算是将某一年的生态保护各种投入作为保护成本,或将一个时间段内生态保护的各种投入累计作为保护成本总额,再平均分配到补偿期的各个,静态核算方法比较适合于应用在对未来投入成本的计算中。史晓燕等通过静态核算法，核算了2006-2009年东江源区三县4年投入的总保护成本（森林建设投资、草地建设投资、湿地保护投资、水土流失防治与治理费用、水源涵养林建设与管理费用、生态移民安置费用以及生态衣业示范区建设总投资）14.31亿元,年均保护成本为3.58亿元。

动态核算是指设定核算基准年,考虑生态保护的各项投入从核算初始年到基准年之间的时间效应,即在计算补偿标准时考虑资金的机会成本。动态核算方法比较适合于对已经发生的生态保护成本进行核算[8]。刘玉龙指出生态保护历年的各种累计投入并不是各年投资的简单累积,而应当考虑资金的时间效应。因为，如果资金不投在这里,而投入社会其他生产领域或是存入银行，它将获得合理的盈利或利息。所以，到基准年时，总保护成本即为

各年投资及其盈利或利息之和:计算公式为:C=ict(1+t=1i)T-1+1,其中C为总保护成本;Ct为第t年投入的费用（万元）；T为连续投入费用的累计年数；i为社会折现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张乐认为动态核算法能更好地反映某地区过往年份生态建设的实际情况，某一年期末的总保护成本现值计算公式为：C=ict(1+m),其中C为总保护t=1成本;Ct为第t年投入的费用（万元）；T为连续投入费用的累计年数;n表示计算周期，n=T-t;i为银行利率M。张乐通过动态核算法核算了2003-2006年淠史杭流域上游地区的保护成本,将4年各地区的保护成本（主要包括林业建设与维护以及水土流失治理）贴现到2006年后,得到4年来淠史杭流域上游地区投入的保护成本为13361.3万元。

4.2保护成本的时间动态性

在当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同时，历史性保护成本的投入由于资料的欠缺，可能无法准确的核算。因此，需要确定保护成本的核算年限，以一年或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进行核算。生态补偿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其补偿标准不应是个固定不变的值，在补偿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其动态性特点。从目的看，保护成本的核算是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服务的,所以也必须考虑保护成本的动态性特点。首先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的变化动态调整,其次对于持续时间长的生态补偿项目，其保护成本的核算还必须考虑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贬值。因此,考虑资金的时间效应的动态核算法更好的反应保护成本的实际情况,而动态核算法中多是使用银行利率产生的利息来代替资金的机会成本[18，36],通过银行利率产生利息的计算则又涉及单利或是复利计算的选择,以及计息周期和银行利率的确定。

此外,目前的生态补偿研究中，多是采用投入总额除以投入年限获取年均保护成本,并没有考虑投入后的使用年限，即折旧。笔者认为对于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其中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需要考虑折旧问题。对于每年均发生的投入,根据资料记载进行统计；对于一次投入能使用很多年的,则以使用年限来计提折旧，平摊到使用年限的每一年。然后将每年发生的投入与计提折旧得到的年均投入进行相加,得到这一年或这一段时间的总保护成本。考虑折旧能更加准确地衡量某地的保护成本,提高核算的准确性,而难点在于考虑折旧需要获取更多资料，并且对于资料的要求更加严格,核算过程更加复杂。

5问题与展望

保护成本的核算因为有实际的资料记载（如地方财政数据）作支撑，比较容易量化,得到大家认可最多，并在许多研究和实践案例中都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保护成本还存在核算不规范，随意性大，主观性强,准确性低等问题。并且测算过程较复杂,涉及到多种数据的获取和多种参数的调整。准确的进行保护成本的核算,除了核算内容的确定以及核算方法、时间动态性的考虑外，还需要考虑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目前制定的补偿标准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忽略了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虽然可以节省讨价还价的成本，但是这样的补偿方式导致一部分地区补偿过多、另一部分地区补偿太低或者没有补偿的不公平现象。保护成本的核算是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依据的,保护成本在核算时要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性。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①保护不同生态系统，由于保护措施和方法不同，进而所产生的保护成本也不同。

②保护同一种生态系统，由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异质性,进而产生的保护成本不同。比如营造不同树种、林相、森林覆盖率、森林结构的森林所产生的造林费是不同的。③保护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种生态系统，由于地形、道路交通便捷性、距离集镇远近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也会导致保护成本不同。比如对于同样森林，山顶和山脚的造林成本与管护成本都可能不同，因为山顶需要耗费更多的运输费用、时间和精力等。在森林以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中，多是计算出单位面积上的保护成本或通过成本核算法制定出单位面积上的生态补偿标准。而在流域生态补偿中，多是下游地区根据受益者分享的水资源效益比例对上游的保护成本进行分摊。不管是计算出单位面积保护成本还是根据某因素进行保护成本的分摊，实际上都仅考虑保护成本空间差异的前两层含义。而结合地形、道路交通便捷性、距离集镇远近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进行保护成本的研究仍处于空白。

总体上看,准确地进行保护成本的核算,就必须考虑其核算内容、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差异。①确定合适的保护成本的核算范围，取决于对当地生态建设与保护措施的了解程度和资料的收集、掌握情况，并且需要避免保护成本出现重复统计的情况。②在当前,对我国已经发生的保护成本投入进行历史性补偿存在操作上的难度，因此要明确保护成本的核算时间和年限。保护成本的核算方法主要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动态核算或是静态核算。保护成本是随着市场价格动态调整的,对于长时间的保护成本的核算,还应考虑资金的时间效应,采用动态核算法进行核算。

③还需考虑不同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空间差异对保护成本的影响,考虑保护成本的空间差异也为解决补偿标准“一刀切”的现象提供了思路。

第四篇：知识产权论文知识产权论文-中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知识产权论文知识产权论文-

中国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摘要：近年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涉及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越来越多，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政府 企业

一、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知识产权，主要指公民或法人等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从事智力创作或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产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保护是指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使知识产权的创造者或拥有者在一定的期限内享有排他独占权，获得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保护这种排他独占权不受侵犯。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以三个特点：

(一)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

现代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已从传统的专利、商标、版权扩展到包括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植物品种、商业秘密、生物技术等在内的多元对象。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不断地扩展电子、通讯、网络、生物领域的保护范围，如美国、德国、英国、瑞典、南非等国家都开办了基因专利授予业务，美国甚至将网络营销模式等理念都列入了专利保护范围。

(二)战略化

现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已由过去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入主动进攻阶段，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知识产权运作策略。比如抢注商标专利，获得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在现阶段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些国家或企业并不实施这些专利，而是通过收集贸易目的国的经济信息，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事实，采取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在出口目的国进行权利诉讼，收取高额的知识产权利润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或建立知识产权联盟，联合相关权利人组成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协会，以团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国际化

面对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趋势，各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先后制定了《保护知识产权巴黎公约》、《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世界版权公约》、《专利合作条约》、《TRIPS协定》等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世界性公约协定。各国大力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的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广泛开展多边合作，结成知识产权保护联盟，以此获得国际合作保护。

二、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一)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为履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同WTO《TRIPS协定》的要求相符合，我国在2000年和2002年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几部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2004年4月，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增设了保护知识产权专

章，旨在通过实施贸易措施，防止侵权产品进口和知识产权权利人滥用权利。

2008年7月颁布了《国家知识产权展露纲要》，逐步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09年10月1日起生效的新专利法，更是顺应WTO规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的修改法案，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同《TRIPS规定》完全符合。

我国已加入大部分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逐步与国际标准靠拢，所有这些举措将有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开展。

(二)企业、外贸经营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

我国企业、外贸经营者的发明专利申请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从1985年4月—2010年4月，我国共受理专利申请6095949万件：其中。国内申请5134526万件，国外申请961423万件。且连年增长。商标方面，2002—2008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量已连续7年为世界第一。版权方面，2009年软件申请登记总量7.09万件，同比增长49.75％其中软件著作权登记量679万件，同比增长48.6％。可见我国企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大有提高更加重视对自己无形资产的保护。

三、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滥用各类技术标准的防范制度

技术标准指对1个或几个生产技术设立的必须要达到的水平以及为达到这一水平而实施的技术。但是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结合、技术标准涉及的技术被知识产权的方式合法控制时，任何人要使用标准化技术，就触及了他人的知识产权。此时，使用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以昂贵的代价使用他人享有知识产权的标准化技术，生产标准化产品：要么因不甘心知识产权人的宰割而放弃市场。因为标准化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首要条件，不按标准就不可能被市场接受，而采用标准就必然使用他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需要取得许可、支付报酬。我国由于存在严重的知识产权制度实施上的缺陷，在防范国外滥用各类技术标准方面，缺乏有力的武器。

(二)知识产权转化率有待提高

知识产权转化率就是指知识产权所有者通过自己实施，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以此来获取最大利益占知识产权研发所花费费用的总额。从授权数量来看，中国是知识产权大国；但就无形资产质量而言，中国远不是知识产权强国。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27日报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在何方》，说我国500余万项的专利成果实际转化率不足30％；在商标领域，在国际知名品牌的排行榜单上，中国企业商标无一进入100强，进入500强的只有12家。就外贸而言，中国企业出口200强，70％以上是定牌生产、加工贸易。在合资企业，90％以上是使用外国投资方的品牌。据统计，美国、日本的知识产权利用率高达95％。

只有当知识产权付诸生产时它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在获得了知识产权之后的关键性问题是如何使之转化为实质生产力并获取最大利益，实现由量的发展到质的飞跃，这是中国企业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知识产权发展不平衡且人才匮乏

首先，知识产权发展不平衡。从我国专利申请人前10名的分布情况来看，其中有30％是高校，60％是民营企业，作为占据大部分国家研发资金的国有企业仅占10％。

其次，科技的发展需要人才，也离不开人才的储备。而我国知识产权的人才配备与发展

需要不相符。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应按技术人员总数的4％比例设立知识产权管理岗位：依此比例，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总需求量应该是8万人，我国现在所能培养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另外，现在所培养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也缺乏必需的综合专业知识背景。如果牵连到知识产权争端，往往要支付高额费用聘请外部人员应诉，大大增加了外贸知识产权保护成本。

最后，中介代理市场也不完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不仅可减少企业申请或注册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同时还可抓住侵权行为的要害，收集有利证据打击侵权。目前，全国性的中介服务机构已具规模，但在各地发展不平衡，且知识产权人员素质难以满足相应需求。当企业遇到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问题时，往往因为不了解侵权所在国法律而导致诉讼失败。这就需要在全国各地形成有关专利、商标、版权和技术合同等的中介服务和保护网络。以此来满足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

四、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一)对政府的建议

1.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一些重要产业尽快掌握核心技术和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和标准，同时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营造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开展广泛的教育活动，鼓励创新，谴责剽窃、盗版和造假行为：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实行支持企业创新的财税、金融和政府采购等政策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设立知识产权法律援助中心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心，并依据法律对侵犯知识产权人员进行惩处。

2.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评议和制定工作。首先，要积极参与WTO与各种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有关国家标准的评议工作，很好地利用我国加入WT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获得的发言权，避免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和在标准领域里的经验优势控制国际市场。其次，要在评议的基础上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鼓励研究机构及企业重视技术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要组织更多的标准化专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力争把我国的标准化意图和标准充分反映到国际标准中去，为我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再者，对标准技术性措施造成的贸易摩擦，要积极利用双边或多边协调机制加以解决。努力避免和化解贸易冲突。

3.充分行使海关的监管职能。有效利用打私和征税手段，控制非法贸易。加强对知识产权敏感商品的监控，坚决打击非法进出口行为。使得侵权行为在进出口环节得到有效控制。强化海关国际合作，使海关在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对外贸经营者的建议

1.提高知识产权转化率。企业应及时将创新成果、核心技术、名优产品在国内外申请相应的知识产权。并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组织使核心专利成为标准，取得有效保护。要以企业的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构筑自身的知识产权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措施体系。加大资本与人才投入，从小技术到大专利，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扩大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贸易量，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使知识产权进行最大化的实质生产力转化，创建和保护拥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的产品。

2.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发展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涉及到贸易、法律等方面的专业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的纠纷和诉讼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国家和企业应共同努力，大力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并给他们充足的空间与资源，发挥其在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核心作用，造就一支包括各类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内的知识产权队伍，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是与市场与社会连接的纽带，加快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可以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工作，使维权之路更加顺畅。

3.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改变以往消极对待知识产权纠纷的态度，积极应诉。不少中国企业自身并没有侵权行为，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常常放弃应诉，失去维护自身权益的机会：而有过侵权行为的企业，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消极应诉而支付超过正常水平的侵权费用。外贸企业还应注重和商会的合作，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这样有利于增强寻求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支持，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