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

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典型案例

一、辉南县汇丰煤炭生产有限公司与抚顺长顺热电有限公司、抚顺长顺能源有限公司、抚顺长顺电力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2015）民提字第186号

（一）基本案情

吉林省辉南县汇丰煤炭生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南公司）向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抚顺市热能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热能公司）应给付辉南公司欠款本息800余万元，热能公司迟迟不予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热能公司对抚顺长顺热电有限公司、抚顺长顺能源有限公司、抚顺长顺电力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三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但是怠于行使，给辉南公司造成损害。请求依法判决辉南公司享有代热能公司向三公司主张权利的代位权，三公司向辉南公司支付欠热能公司的欠款80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辉南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热能公司对三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否到期为由，裁定对辉南公司的起诉不予受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辉南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认为，一、二审法院在对该案未予立案，未予开展诉辩交锋以及审理的情况下，即判定辉南公司主张债权到期缺乏证据证明，并据此不予立案，系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一条规定的理解过于严格，不利于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遂作出（2015）民提字第186号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辉南公司的起诉立案受理。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吉林与辽宁两省，主要涉及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的立案审查标准和实体裁判标准的法律尺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一条规定虽然使用了“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的表述，但是该条文主要是对合同法的理解与适用作出的解释，偏重于实体裁判标准。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的立案审查不宜过于严格。债权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能够初步证明 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亦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的，就可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债权人的代位权请求不能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样，既保障了债权人的正当诉讼权利，又不会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杭州新世管道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16）最高法民再172号

（一）基本案情

2012年沈阳市政公司起诉杭州新世公司、浙江新世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并支付违约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无效，如沈阳市政公司认为存在因工程质量问题给其造成的损失，可在结算工程款时一并扣除，故判决驳回沈阳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8月13日，杭州新世公司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对沈阳市政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沈阳市政公司支付工程款。长兴法院在查明事实中认定本案正在沈阳中院进行审理。长兴法院其后作出沈阳市政公司给付工程价款的判决。沈阳市政公司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11月28日，沈阳市政公司向沈阳中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由于浙江新世公司、杭州新世公司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浙江新世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已由长兴法院立案审理，应移送长兴法院。

（二）裁判结果

沈阳中院认为：长兴法院立案审理的案件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案件，原告在合同履行地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驳回浙江新世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浙江新世公司主张工程欠款，沈阳市政公司起诉工程质量问题，两案不能由两地法院分别审理。沈阳市政公司可在长兴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一并主张权利。故裁定撤销一审裁定，驳回沈阳市政公司的起诉。沈阳市政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认为，沈阳市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沈阳中院具有管辖权。本案与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已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条件，应由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故裁定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指令沈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三）典型意义

本案虽然系一起管辖权异议纠纷，但涉及到管辖权的确定、重复起诉及合并审理三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浙江杭州和辽宁沈阳，属于跨行政区划的案件，为争夺案件管辖权，双方就同一案件事实生成三起诉讼，矛盾纠纷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化解，不仅造成双方当事人诉累，也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本案再审后认为，沈阳中院 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与本案属于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分别提起的诉讼，两地法院本应依法通过协商或报请指定管辖等法定程序，使得两案可以合并审理，以避免产生冲突判决，减少当事人诉累。但鉴于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已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两案已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条件，故对二审裁定依法予以纠正。在本案审理中，既指出了两地法院在本案管辖问题中存在的问题，又充分考虑到案件已经不具备合并审理的现实条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于引导当事人在案件管辖问题上进行诚信诉讼，同时对于下级法院在处理管辖权冲突问题上，应当及时协商或报请指定管辖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谢涛企业借贷纠纷案

（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

（一）基本案情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宝公司）于2010年6月13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返还借款8650万元及利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3月21日作出了（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判决特莱维公司支付欧宝公司865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后因特莱维公司的另案债权人谢涛提出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4日作出了（2012）辽立二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判决驳回欧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欧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认为：人民法院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同时，对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进行制裁。具体到本案而言，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由王作新、曲叶丽夫妻二人实际控制，两公司及沙琪公司、上海特莱维、沈阳特莱维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各关联公司的工商档案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经审查发现欧宝公司主张借款数额前后矛盾；对借款时间、地点、经办人员等细节语焉不详；各关联公司之间存在循环转账；借款流向与合同约定用途相悖；诉讼及执行中的诸多行为违背常理等。对上述矛盾和违背常理之处，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本院认定欧宝公司诉请之债权系截取其与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虚构而成，其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特莱维公司返还865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决定对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上海两省市，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首例虚假民事诉讼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审走进法学院活动”的第一案，由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本案当庭裁判并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对本案进行了专题报导，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法制日报、新浪网、凤凰网等数十家媒体和新闻网站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本案裁判明确了虚假民事诉讼的裁判标准，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诚信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树立诉讼诚信意识，维护诉讼秩序，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及法制权威。周强院长作出批示“此案很有意义，请纳入建设核心价值集中宣传活动”。本案被评为“201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2015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2015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并收入最高人民法院第14批指导性案例。

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与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016）最高法民终40号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28日，松原天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为归还原所欠乾安县支行贷款，以借新还旧方式与乾安县支行签订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安公司向乾安县支行借款17670.7万元人民币，用于偿还天安公司原所欠债务，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28日起至2019年6月26日止。同日，乾安县支行与天安公司还签订了三份贷款重组合同，重组贷款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8000万元、3000万元。同日，乾安县支行与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以及吉林省酒精工业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吉林省酒精工业有限公司为本案借款合同以及另案3000万元借款总计20670.7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乾安县支行还与债务人天安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19840万元；与第三人吉林松原吉安生化丁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醇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3000万元。以上合同签订后，对于本案新借贷款天安公司除偿还241万元外，其余均未偿还。2015年2月，乾安县支行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索普公司、儒士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保证责任，向乾安县支行偿还天安公司所欠借款本金17429.7万元。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乾安县支行有权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且对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关于应在其他保证和抵押担保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共同连带偿还乾安县支行借款本金17429.7万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并连带给付乾安县支行本案律师代理费54万元等。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对本案重组贷款余额、设定抵押、乾安县支行另案诉讼索普公司与儒仕公司3000万元保证合同纠纷以及乾安县支行另案诉债务人天安公司1亿元借款合同纠纷等情况进行细致查明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认定本案保证主债权金额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致使对本案担保主债权金额的认定有误；乾安县支行知道本案主债权不仅附着债务人天安公司的物保而且亦附着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亦应当知道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应为明确，但其发起本案诉讼之时，却不起诉、不追加天安公 司与丁醇公司；尤其是，乾安县支行另案起诉债务人天安公司主张1亿元债权过程中，未经保证人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书面同意却一致变更放弃本案债权原所附着的债务人天安公司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而且，乾安县支行放弃第三人丁醇公司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也违背其与丁醇公司物保合同关于实现抵押权的明确约定，更违背了其为获此抵押向保证人所作的特殊承诺；故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主张免于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据此判决：

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吉林与江苏两省，系由招商引资而引发的一系列贷款重组及其物权抵押与法人保证并存的现象，其最为核心的争议是物权担保与保证担保，即通常所谓“物保与人保”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物权法出台后，人保与物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把握成为司法实践之难点所在，如何与担保法相关规定衔接适用，更是较难把握且理论与实践尚不统一的问题。本案结合具体案情，在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精神的基础上，对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作了物保相对优先的理解与把握，既很好地体现了意思自治的要求，也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让债权人对其滥用物保与人保选择权利的行为相应承担了不利后果。本案判决注重案件事实的详尽查明，注重综合理解与把握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条精神，更充分展开说理，特别注重情、理、法相融，全文六万余字，九十余页，属近年来最高法院较长判决之一。

五、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24日、2月4日，经案外人辽宁省台安县建平工业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平公司）联络及协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芦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价款分别为4900万元和3500万元。长芦公司交付煤炭后开具了8400万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长芦公司后交付给建平公司。但建平公司未将该汇票交付长芦公司，而是自行进行了贴现。建平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称其已得到长芦公司的同意。

另查，在2012年8月7日、9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货款共计9750万元，沈阳公司亦是将承兑汇票背书后交由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长芦公司均已收到汇票。又查明，沈阳公司、建平公司、长芦公司于2013年7月签订了煤炭买卖《三方协议》，约定长芦公司先向建平公司支付6650万元后，建平公司再支付给沈阳公司，沈阳公司将货物过户给长芦公司。在《三方协议》签订前，沈阳公司曾向长芦公司索要过8400万元的收款收据。

长芦公司起诉称，沈阳公司未如约支付98000吨煤炭货款，故请求判令立即支付货 款4900万元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芦公司如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而沈阳公司未支付货款，建平公司工作人员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遂判决沈阳公司支付4900万元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沈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在本案前即存在着常年的合作与交易，涉案合同亦是通过建平公司的一手经办而签订。在此前的大额交易中，亦是由建平公司代为转交汇票而完成，在此后三方交易中，长芦公司即使在向沈阳公司付款的情形下，也未提出涉案汇票从未收到这一主张。综合行为人与本人在涉案协议履行之前的行为、涉案合同签订过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之态度等因素，足以认定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之表象。基于对该表象之信任，建平公司领取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付款完毕。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认定仅仅限定在涉案单笔交易而忽视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前后交易的整体情况，最终作出的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长芦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天津两省市，是一起关于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典型案例。基于民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需要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当尽可能地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恰当地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本案即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表现，并结合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在还原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最终认定表见代理的存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维系正常民商事交易关系、保护诚信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效果。

六、深圳市新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东北石油大学合同纠纷案

（2015）民二终字第129号

（一）基本案情

2002年，东北石油大学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有偿转让安达校区国有资产，批复有偿转让价格为6500万元。2002年至2003年，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先后签订了《买卖意向书》《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等合同文件。合同签订后，东北石油大学将安达校区资产交付给深圳新世纪公司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深圳新世纪公司向黑龙江省安达市国土资源局缴纳了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向东北石油大学出具了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06年，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签订《会议纪要》，对《置换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执行作出调整，约定原定由深圳新世纪公司承建的体育馆工程改由东北 石油大学自行建设，原用于体育馆工程建设的6500万元资金分两步支付，第一步由深圳新世纪公司支付现金4000万元，依照工程进度分期到位；第二步剩余的2500万元由深圳新世纪公司在双方后续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盈利中优先支付。若东北石油大学提供不了后续项目，深圳新世纪公司付清4000万元建设资金后，视为协议执行完毕。《会议纪要》签订后，深圳新世纪公司未再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任何资金，东北石油大学新校区体育馆等工程仍未开工建设，亦未经审批立项。东北石油大学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北石油大学作为高等院校，其资产既属国有资产，同时也属社会公共教育资源。《会议纪要》中关于6500万元附条件式的资金支付约定，变相降低了资产处置的交易价格，一旦条件成就，将造成东北石油大学以低于核准价的交易价格处置资产的法律效果，违背了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处置之规定，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约定无效。据此判决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深圳新世纪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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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有关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黑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东北石油大学转让安达校区固定资产，系其与深圳新世纪公司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的有偿转让，并没有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资产的处分损害了东北石油大学的正常教学管理秩序或者学生正常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案涉资产的处分既未损害社会公共秩序，也未损害社会的善良风俗。安达校区固定资产作为市场经济商业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标的物，其价格受到市场行情、开发利用价值以及当事人自身原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议纪要》约定的附条件支付资金的条款是在当事人双方前期合同履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确定的，并无证据证明《会议纪要》的约定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况且，2500万元支付条件为双方后续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盈利，条件是否成就首先取决于东北石油大学而不是深圳新世纪公司。即便《会议纪要》约定的该条件未成就，2500万元无需支付，也未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宜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为《会议纪要》的约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而认定《会议纪要》的该部分约定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改判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黑龙江与广东两省，是涉及处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合同效力的典型案例。在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同纠纷中，如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合同各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在诉讼中将其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主张国有资产处置合同无效，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补充说明，合同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东北石油大学处置的资产属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东北石油大学处置安达校区资产，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东北石油大学转让的安达校区资产，虽然属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教育资源，但安达校区资产的转让系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的有偿转让，不应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亦不应据此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七、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15）民提字第160号

（一）基本案情

2012年，大庆市福铭达公司（甲方）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的车辆进行运输施工；乙方按月代扣或垫付运输费支付给甲方，确保甲方向银行按月偿还购车贷款。合同履行后，福铭达公司只收到了一个月的款项，遂于2013年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瑞公司支付14256000元及利息。华瑞公司辩称，因其已将案涉煤矿承包给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不是本案诉争合同的合同主体，诉争合同上的印章“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亦表明福铭达公司是与高华公司签订诉争合同。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瑞公司开发案涉工程均是以华瑞公司名义进行管理；诉争合同的签约人陈齐钦并未表示其代表的是高华公司；涉案的33台车辆均是送到华瑞公司的施工现场，接受华瑞公司的调遣与管理；施工现场资料表明，陈齐钦为华瑞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产生争议时是华瑞公司出面协调解决。综上，应当认定陈齐钦是代理华瑞公司而为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华瑞公司承担。判决：华瑞公司给付福铭达公司租赁费9504000元，违约金989223.84元。华瑞公司上诉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瑞公司以有新证据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合议庭认为案外人高华公司出具的自愿承担诉争合同法律责任的承诺书有违情理，遂远赴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的高华公司进行调查，结果 表明高华公司对本案诉讼根本不知情，亦未出具过任何承诺声明，是陈齐辉伪造了高华公司的印章、介绍信，以高华公司的名义与华瑞公司签订工程建设施工承包合同，并以高华公司的名义向法院提交承诺声明。综合考察诉争合同签订的背景、诉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福铭达公司对相对人权利外观的认知等情况，认定华瑞公司是诉争合同主体，应当对福铭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遂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到黑龙江省与山西省的双方当事人，还涉及福建省的案外人。由于涉案事实涉及地域广，事实查明是本案审理的难点。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的八工区项目部，究竟是高华公司的项目部，还是华瑞公司的项目部，是确定本案义务人的关键事实。由于华瑞公司再审申请时提出的新证据表明华瑞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这一证据可能否定原审认定的事实，由此本院依法再审。在再审庭审时，高华公司主动揽责的行为，使法官感到有违常理，遂依职权远赴案外人高华公司办公地查明了事实真相。因华瑞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但经过再审审理，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持了原审判决，这体现了再审申请审查与再审审理的法律程序性差异，也体现出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跨行政区域民事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

八、周盈岐、营口恒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一）基本案情

2010年4月7日，营口恒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岐公司）与沙建武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恒岐公司、周盈岐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沙建武，并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沙建武，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在合同履行中，沙建武依约支付第一笔款后，周盈岐并未如约将土地相关资料的原件交给沙建武。2010年7月8日，恒岐公司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但未将该证书交给沙建武。后，周盈岐因此次股权转让被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1月16日，恒岐公司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虹公司）在另案诉讼达成调解，将涉案土地抵顶给明虹公司，明虹公司同意对恒岐公司所欠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调解书已经执行完毕。另查明：沙建武因病去世，付学玲、王凤琴、沙沫迪为沙建武法定继承人。

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并由周盈岐及恒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本金8200万元及利息，支付违约金，明虹公司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周盈岐、恒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共同给付各类经济损失，明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周盈岐、恒岐公司返还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明虹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周盈岐、恒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二审审理之范围先行厘清。对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认为无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该合同效力不必然归于无效。沙建武欲通过控制恒岐公司的方式开发使用涉案土地，此行为属于商事交易中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基于股权转让而就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法进行的约定，既不改变目标公司本身亦未变动涉案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在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予以禁止的前提下，该有关条款合法有效。基于此，周盈岐、恒岐公司在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却在另案调解中将涉案土地过户给明虹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集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树立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正确理念、确认商事投资行为合法性等民事审判热点问题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程序上，本案是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囊括多项新增条款于一案的典型案例。对于民事案件二审中，一审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而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上诉、上诉人在二审阶段请求撤回部分起诉、二审中反诉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未上诉的当事人以抗辩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等诸多情形，本案进行了范本式的回应。在实体上，本案一方面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区分处理标准进行了强调；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在股权转让行为中，不应因涉及取得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而即认定为无效。

九、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债权置换股份协议纠纷案

（2015）民二终字第366号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简称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与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万方源公司）签订《债权置换股份协议书》，约定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将其持有的5000余万元的债权，置换万方源公司持有的某公司的700万股法人股股权。协议签订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万方源公司，但万方源公司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义务。2013年双方签订《意向协议》，约定万方源公司向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支付5250万元股权折现款，不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双方应当签订正式《股权折现协议》。《意向协议》签订后，万方源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交纳保证金及折现款。在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提起本案诉讼后，万方源公司认为双方应当履行《意 向协议》，拒绝支付股权的现值，仅同意支付5250万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意向协议》，但万方源公司没有据此交纳保证金，双方也未签订正式的《股权折现协议》。万方源公司应当按照《债权置换股份协议书》约定，向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支付其股权现值。判决万方源公司赔偿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18844万元；支付违约金2941935元。万方源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是一起诉讼标的额较大且跨行政区划的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北京和沈阳，争议发生在辽宁。本庭在审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注重维护商事交易秩序，倡导诚实信用原则，公正作出了裁判。本案中，万方源公司在签订《意向协议》后，没有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签订正式的《股权折现协议》，也没有交纳保证金，属于违约方。在案涉股权价格大幅度升值（截至二审判决作出时已高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万方源公司又主动要求履行《意向协议》，显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我们既坚持违约方不能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又注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将股权升值后的大部分利益判归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所有。本案的处理结果，依法保护了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中的准确适用，对于促进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平等协商、诚实守信、遵守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十、马恩本诉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民政府不履行发放安置补偿款法定职责纠纷案

（2015）行提字第33号

（一）基本案情

马恩本原系黑龙江省嫩江县临江乡铁古砬村村民，因修建水利工程需要，移民到山东省汶上县。2003年马恩本与接收地政府签订安置协议，安置补偿费已汇至接收地政府。2006年8月，国家发改委提高移民安置补偿费，嫩江县移民办将调整增加的安置补偿费全额兑现，拨付给铁古砬村。马恩本认为，增加的安置补偿费应拨付给移民接收地，而不是铁古砬村，并多次去嫩江县移民办及嫩江县政府讨要，但始终未予拨付。马恩本为此信访投诉，2011年6月27日，黑河市政府作出信访复核意见，要求嫩江县政府负责协调，将调整后的安置补偿款交给移民接收地。收到黑河市政府复核意见书后，马恩本多次去嫩江县政府提出拨款申请，嫩江县政府未履行相关拨付义务。马恩本提起诉讼，要求嫩江县政府履行发放安置补偿款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黑河市政府于2011年6月27日作出信访复核意见 书，马恩本于2013年10月16日提起诉讼，超过两年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黑河市政府作出的信访复核意见，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提审后认为，黑河市政府作出的信访复核意见书，撤销嫩江县政府的信访复查决定，要求嫩江县政府将调整后的补偿款交给移民接收地，嫩江县政府应当执行。嫩江县政府未履行黑河市政府决定，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黑河市政府作出信访复核意见后，马恩本多次向嫩江县政府提出拨款申请，嫩江县政府一直未履行拨款义务，2013年10月16日，马恩本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上述事实，认定马恩本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缺乏事实根据，且嫩江县政府一、二审程序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马恩本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当推定马恩本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此，再审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6年8月29日，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判决，责令嫩江县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拨付移民款的法定职责。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跨省级行政区划的行政案件，对外地当事人诉权保护是否到位，考验着法官的司法责任感。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可以发现，由案件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审理跨行政区划的行政案件，难以避免当地法院出于保护本地当事人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出现不公正裁判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能够排除地方干扰，作出公正裁判，监督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充分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来源：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6-11/01/content_117967.htm?div=-1 《人民法院报》2016年11月01日星期二第三版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第二批十大环境保护行政案件典型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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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重要新闻】第二巡回法庭关于东北三省法院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典型案例(三)

【重要新闻】第二巡回法庭关于东北三省法院服务东北老工

业基地振兴典型案例

（三）共5类30个，每周更新一类第三类

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大典型案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经济发展战略，强调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本次发布的六大典型案例，涉及破产重整、破产清算两大类案件，既有全国首批退市公司沈阳特种环保公司重整案，又有通过接盘人“出售式重组”方式实现破产成功实践的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破产案，还有运用破产清算制度成功解决政策性破产遗留案件的长春市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破产案。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有助于开拓东北地区法院破产案件审理思路，更好服务和保障东北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案例一

大连东方船舶重工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裁判要旨 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到期债权，有权申请债务人重整。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重整主体适格，重整原因合法，应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重整申请。经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根据管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

（二）基本案情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年来造船及配套市场持续低迷，大连东方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船舶）生产、销售急剧下滑，资金链断裂，于2012年5月全面停产，韩国方面股东及管理人员弃厂。2013年12月16日，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大连汇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东方船舶提出的重整申请。

（三）审理情况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申请和管理人推荐，同意大连金丰东方重工有限公司、丰能工业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潜在投资者，参与重整。为保证重整顺利进行，通知了相关法院对东方船舶解除保全措施、中止执行程序。另查明，东方船舶拖欠295名职工工资和经济补偿金近800万元。重整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潜在投资者垫付资金清偿了职工债权，并出具了相关报告，为东方船舶重整计划的制定创造了条件。2014年4月16日，东方船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会议程序。2014年9月2日，管理人向法院提交了东方船舶重整计划草案，并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进行审议、表决。经法院同意，2014年9月29日，东方船舶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如期召开，经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按照重整计划，优先债权人的债权受偿比例不变，普通债权人按照债权金额的15%受偿。根据管理人的申请，2014年11月3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目前，重整计划已经得到执行。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指导管理人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促使破产企业重整成功的典型案例。受案法院在收到债权人重整申请后，认真审查申请人资格以及重整条件，作出了受理重整的裁定。通过摇号选择管理人，要求管理人依法保障债权人权利，这是促成重整的第一步。在重整过程中，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履行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表决权、公平受偿权，这是促成重整的基础。为化解公司经营风险和偿债风险，积极引导管理人广泛寻找战略投资者，选定重整的意向投资人，这是重整成功的关键。东方船舶的成功重整，开创了新破产法实施以后大连市大中型企业成功重整的先例。在造船和航运市场低迷，相关产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东方船舶的成功重整，为助推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进行了有益尝试。在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该案统筹解决了重整企业战略投资人引入及职工安置、债权清偿等一系列问题，盘活了现有经济资源，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发展。案例二

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一）裁判要旨 国有企业破产清算工作中如何解决职工安置和“三供一业”移交问题，是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中的难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主动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沟通，化解破产企业职工安置难题，妥善解决了企业的破产清算问题。

（二）基本案情 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46年，原厂名为东北军区军工直属二厂，厂址在密山市，生产电话单机、总机、无线收发报机等产品。1950年迁到阿城区。1957年更名为阿城继电器厂。1997年11月，阿城继电器厂改制组建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至今，企业没有生产经营活动。截止2010年12月31日，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734.117859万元，负债总额为31372.23224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809.12%。

（三）审理情况 2011年9月5日，申请人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向哈尔滨中院申请破产清算。2011年11月8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1)哈破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立案受理申请人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并指定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2012年2月 15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2年9月6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1)哈破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宣告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破产。2012年9月 12日，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破产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和财产分配方案。2012年12月20日，哈尔滨中院作出(2011)哈破字第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2014年6月30日，哈尔滨中院裁定终结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借助政府职能部门力量平稳审结大型国有企业破产案件的典型案例。在阿城继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破产清算申请后，受案法院提前介入指导企业制定破产预案，使其既能兼顾破产企业职工和企业债权债务人的利益,又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央企分离办社会职能工作试点座谈会精神，准确适用法律、政策，积极争取市国资委支持，顺利解决选任接受单位、确定移交费用及移交资金等“三供一业”移交工作审理难点问题，实现了破产案件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针对债权人异议和部分职工上访问题,受案法院与市国资委共同做好职工息访工作，与清算组、债权人工商银行阿城支行多次召开协调会，争取其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配合，确保了债权人会议财产分配方案全票通过和破产案件的平稳审结。东北地区不少国企产品结构不合理、利润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一些甚至成为“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股东利益，还会占用市场资源，影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健康发展。本案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功能，加强释明指导，主动构建与政府职能部门及银行的协调联动机制，严格按照破产法的规定进行破产清算，为推进东北地区“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和企业破产清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案例三

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裁判要旨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破产重整申请符合破产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破产重整并予以公告。审查的主要内容为破产的原因和重整的可能性，对符合法律规定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存在通过破产重整盘活资产或恢复生产经营可能性的重整计划，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定批准。

（二）基本案情 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是以粮食销售、仓储、农副产品、粮食进出口贸易、后置许可项目、粮食收购和加工为主的私营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是自然人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2月以来，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粮食采购及加工成本过高、销售市场持续低迷等原因，公司发生严重亏损并且一直处于负债经营状态。其后由于债务负担严重，资金周转不畅，停止各项经营活动。2015年11月2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汤民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其破产申请，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哈尔滨远航破产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破产管理人，于2016年3月30日9时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未通过破产分配方案。经过详细询查：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属于较大型企业，其新建厂房、自有土地及先进机器设备使该企业在同行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特别是在粮食采购、仓储、加工和销售等规模上始终位列前茅，企业长期亏损的原因主要是经营管理不善甚至混乱所致。公司现有资产特点：1.其绝大部分资产体现为厂房和机器设备并且具有完全的不可分割性；2.假如以破产方式强行将其资产拆分或整体拍卖还债，这些资产也会因价格大幅缩水而损失过大，进而导致债权清偿率偏低；3.该企业所属汤原县为农业大县，该公司在当地尚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如能通过重整方式保持资产完整性并且通过再经营恢复活力，可保证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化清偿。

（三）审理情况 2016年5月4日，经债务人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向黑龙江省汤原县人民法院申请重整，汤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汤民破字第1-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债务人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重整。2016年5月20日，经债权人会议主席召集，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方案。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汤原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7日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债务人黑龙江鸿钰米业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运用破产重整制度帮助濒危企业摆脱困境的典型案例。破产重整作为破产法的重要制度，通过债务调整、优化经营，消除破产原因，使企业摆脱经济困境，获得重生发展的机会。本案法院准确理解破产重整制度的价值和意义，积极运用破产重整制度，将拯救濒危企业作为首要任务，避免了债务人破产，盘活了债务人资源，使企业摆脱经济困境恢复生产经营。破产制度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及时有效推进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盘活存量资源，从而更快更有效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人民法院在破产案件审理中，对有继续运营可能性的企业，要充分发挥重整制度的作用，促其重获新生重返市场，实现债权人、债务人等各方经济主体利益的最大化。本案的审理对优化重整市场资源、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东北经济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案例四

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破产案

（一）裁判要旨

在合并破产清算过程中，破产企业的意向购买人可以采取案外自行协商的方式，收购其他债权人的债权，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行使表决权。对这种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出售式重组”方式，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基本案情 通化通冶螺旋管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于2005年11月17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张某（妻子），投资者马某（丈夫），实缴出资6573.9295万元，占出资比例99.773%；另一投资者孙某，投资14.9593万元，占出资比例0.227%。于2011年6月2日变更为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2006年5月29日成立子公司通化通沈金属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工商局核准日为2012年6月13日，法定代表人马某，投资者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实缴出资956.24万元，占出资比例50.648%；另一投资者马某，实缴出资931.76万元，占出资比例49.352%。2011年6月30日成立子公司通化通冶洗煤有限公司，2012年6月25日工商予以核准，法定代表人为叶某，投资者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实缴出资450万元，占出资比例90%；另一投资者马某，实缴出资50万元，占出资比例10%。三家公司具有关联关系，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马某、张某夫妇。该夫妇对外借款归公司使用，偿还债务时多由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支出。工人统一与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2年末，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及其丈夫马某因意外身亡，使该公司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出现了外债不能偿还、工人工资无法发放引发上访、债权人之间发生冲突等状况，公司财产安全面临重大威胁。2013年8月26日，该公司债权人吉林省信用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对其重整。经法院审查认为，该公司的确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等破产原因，且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经向投资人了解情况，认为存在重整可能，遂裁定准予该公司重整。后因重整未成，管理人申请宣告其破产。法院基于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均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管理人员、生产人员、经营活动、资金使用混同，生产经营场所不能明确区分，存在各债务人在经营活动中对债务相互担保等情况，认为各债务人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法人意志独立性丧失，裁定宣告它们合并破产。

（三）审理情况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妥善处理破产财产评估，指导管理人、“接盘人”通过协商集中债权金额，授权行使表决权，竞争性买受等步骤，使该企业最终以整体“出售式清算”的方式清偿了全部债务并使买受人得以继续生产经营，还解决了一百多名职工的劳动债权及就业问题。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上，在破产企业重整不能的情况下，及时由重整转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典型案例。受案法院在收到公司的重整申请后，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等破产原因进行了认真审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投资人的了解，裁定准予重整。在公司重整未成的情况下，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以及公司的客观情况，及时转入清算程序，采取“出售式重组”的方式使吉林通冶螺旋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并破产案平稳审结，有效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了一百多名职工的劳动债权及就业问题。接盘人“出售式重组”方式，是破产清算与重组相结合的一种处理方式。它既使债务人破产因清算而终结，又使债务人企业通过出售式方式重组成功；既使无力经营的企业退出市场，又解决了购买方的经营资源问题。这种方式的成功实践，为企业破产开拓了新思路，保障了东北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案例五

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一）裁判要旨 退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涉及股民众多，社会影响重大，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所需应对的难题。人民法院要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强化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与指导，加强沟通协调，并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为破产重整成功开辟新的路径。

（二）基本案情 2011年4月8日，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华山支行（以下简称盛京银行华山支行）因沈阳特种环保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特环）不能清偿对该行的到期债务，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申请对沈阳特环进行重整。经调查：沈阳特环从2001年开始连续三年巨额亏损，资金严重短缺，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债务总额达1.5亿元。2004 年3 月24 日，沈阳特环股票暂停上市；2004年9月24日，沈阳特环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2004年10月18日，沈阳特环流通股股票转为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交易，股份代码为400036。因沈阳特环主要债权人倾向对企业进行重整，并有战略投资者愿意注入资产，故沈阳特环存在通过破产重整摆脱困境、恢复营业的可能。

（三）审理情况 2011年5月19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沈中民四破（预）字第2号立案。2011年6月20日，人民法院对破产原因及重整可能性进行审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申请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并予以公告”之规定，裁定受理该重整申请，同时指定管理人。2012年6月7日，根据沈阳特环的申请，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书，准许沈阳特环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同时依法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因沈阳特环已停业多年，职工档案保存不全，为保障职工权益，人民法院指导管理人通过多种途径开展职工债权的调查工作，同时帮助管理人根据不同情况，将调查到的职工分为已解除劳动合同与离岗在册两类，并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职工债权核定标准。沈阳特环自有资产较少，自有资产变现所得对普通债权人的偿债比例为零。为保证企业通过重整恢复经营能力的同时，职工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最大化保护，人民法院指导帮助管理人与股东、普通债权人反复协商，最终确定了职工债权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清偿，对普通债权除了以货币方式清偿之外，还通过股份方式进行清偿的重整计划草案。2013年9月29日至30日，管理人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新投资人注入资产的方式清偿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2013年10月8日，沈阳特环以各表决组均已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为由申请批准重整计划。其后，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作出民事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沈阳特环重整程序。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利用破产重整制度帮助退市企业走出困境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完全通过市场化方式，由中介机构作为管理人完成各项工作的典型案例。沈阳特环重整案涉及103000余名股东，该案系全国首批退市公司重整案件，社会关注度高，各种矛盾比较尖锐。既有上市公司股民众多、社会影响大的特点，也有退市公司运营管理不规范、问题复杂的特点，涉及大量争议较大的金融债权、职工债权认定，同时还涉及重整申请受理后同执行程序的衔接，债务人自行管理企业财产同管理人监管、调查的冲突与协调等特殊问题。本案人民法院加强对破产管理人监督和指导，在债务人职工债权资料缺失严重的情况下，多途径开展调查工作，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在认真完成常规工作的同时，针对退市公司的特殊性，专程奔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咨询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等相关单位，就退市公司重整的整体工作、股东资格确认、出资人表决程序、司法程序同行政审批衔接等专业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慎重行使强制批准权，经多轮沟通成功组织了债权人和出资人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在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的情况下，经多方协调，沈阳特环股东无偿让渡部分股份用于普通债权的清偿，保护了普通债权人利益，为破产重整铺平了道路。在沈阳特环重整前已无主营业务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政府与法院联动协调机制的作用，利用市场化方式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恢复了沈阳特环的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本案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破产重整程序的特殊功能，本着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理念，积极推进破产企业重整、和解，解决企业历史包袱，实现企业经营转型和就地重生，达到企业、出资人、职工、债权人、重整投资人、政府部门等多方共赢，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例六

长春市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破产案

（一）裁判要旨 对于政策性破产遗留案件，在破产费用超支项目和增加项目较多时，如果经审理认定相关费用没有超过相关投资主体弥补资金总额，可以确定破产清算组在破产费用上出现的超支并未占用破产财产变现资金。在此情况下，为促进“僵尸企业”处置，当管理人再次提出终结破产程序申请时，人民法院可以作出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二）基本案情 长春市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工艺品公司）成立于1976年，是隶属于长春永政外经贸集团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为王明生，主要经营轻工艺品、工艺品的进出口业务。因国内和海外投资失败，加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2005年工艺品公司停产。2006年9月，根据企业财务报表反映，资产总额为2，691.8万元，企业负债总额为14，14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26%，达到破产界限。该破产企业职工人数为82人，其中全民固定职工59人，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职工8人，退休职工15人。破产企业职工在企业破产前已按国家“并轨”政策进行了安置，并解除了国有身份。在本次破产清算中不涉及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内容。

（三）审理情况 2006年9月20日，工艺品公司经长春市国资委批准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2006年11月6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长民破字第97-1号民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2011年5月31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召开工艺品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013年3月7日，组织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但两次会议人数和债权额均未过半，分配方案表决未获通过。工艺品公司的破产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对分配方案裁定认可。2013年10月28日，该院作出(2006)长民破字第97-5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了分配方案。破产财产分配完毕后，工艺品公司破产清算组向法院提交了长春中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长中庆所审鉴字（2014）第19号《关于长春市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财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并于2014年9月9日向法院提请裁定终结工艺品公司破产程序。由于该审计报告反映破产清算组账面破产费用超支项目和增加项目共有12项，超支金额和增加项目支出金额共计33.108449万元，法院要求破产清算组作出说明并要求管理人就分配方案的实施情况发布公告。管理人于2015年10月13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就分配方案的情况发布了公告并向法院提交了长春中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长中庆所审鉴字（2014）第19-1号《审计鉴证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破产清算组破产费用超支项目和增加项目支出总额没有超过长春市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弥补资金总额，可以确定破产清算组在破产费用上出现的超支问题没有占用破产财产变现资金。2015年11月13日，管理人再次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终结破产程序。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工艺品公司破产清算组提交的长中庆所审鉴字（2014）第19号《关于长春市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财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证实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工艺品公司破产清算组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结工艺品公司破产程序。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人民法院运用破产清算制度成功解决政策性破产遗留案件的典型案例。东北地区政策性破产案件积案较多，有的甚至是十多年前受理的，因相关案件清算组成员为政府部门人员，或几经变更或怠于履行清算组职责，而又不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法院依职权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条件，导致长期无法破产终结。本案中，在两次债权人会议均未通过分配方案的情况下，管理人积极履行清算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法院对分配方案裁定认可。法院在裁定确认了分配方案后，使得破产程序得以继续，并最终终结破产程序。尽管此案终结破产程序历时近十年，但破产清算制度还是发挥了应有作用，让破产企业债权债务关系得到解决，有序退出市场。东北地区政策性破产遗留问题突出。工艺品公司破产程序的终结，是人民法院运用破产清算制度解决政策性破产遗留问题的有益尝试，有助于落后产能的有序退出，有助于推进东北地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六起依法审理拒执刑事案件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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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7年已公开民商事案例研究报告之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原告“法律上利害关系”之认定

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2017年已公开民商事案例研究报告之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原告“法律上利害关系”之认定...本文共计4,465字，建议阅读时间9分钟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作为重要的案外人救济程序之一，制度本旨在打击虚假诉讼、避免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而受到不利生效判决的约束。该制度出现后，第三人撤销之诉收案量日渐增长，但因该制度意在撤销全部或部分生效判决判项，从维护判决既判力的角度出发，在案外人可以通过另诉或申请再审等救济途径主张权利的境况下，应尽量避免轻易启动该程序。故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审查（即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资格方面）尤为慎重。

根据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公布的一巡案例的检索结果，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数量为12，为寻求更多个案样本，本文将检索范围扩大到同时期最高法院本部及其他巡回法庭，最终样本数量为87。87件案件中，有37件的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具备主体条件。这37件案件中，仅1件案件法院认为原告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6件案件的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余30件案件，最高法院以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或者作出维持原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可见，“第三人资格”系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本文即以此为切入口探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身份认定的规则。

一、认定“第三人”的法律依据及司法认定倾向性意见

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作为事后救济程序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其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依据与“事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一致，均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第一、二款。在37件案件中仅2件案件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该类案件之所以数量稀少，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可能性：其一，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其对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无论从实体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易于审查判断，故对该类主体的判断鲜有争议；其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对前诉诉讼标的享有实体请求权，其可以在前诉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诉讼，或者在前诉的执行阶段提起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再审。因此，在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相对更为复杂的起诉条件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少选择该救济路径。

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进一步限缩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统计样本，法院认定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案例仅有6件。大部分案例均采取了以下路径进行判断：识别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关键在于判断前诉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取决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牵连性，前诉是否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责任，若无，则不属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根据案例样本，在判断是否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时，法院有时简单以前诉不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责任为依据，进而认定原告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驳回起诉；抑或对于“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解释相对限缩，如不能证明有直接利害关系，则一概否认原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地位。可见，法院对于“事后”第三人的审查标准相较“事前”第三人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实际上限缩了《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

本文认为，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实体判断更为谨慎系应有之义。但过分限缩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围，导致《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在不同案件中判断标准极为不一致，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的确有待商榷。在不同案件中，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将主体条件认定要件与实体要件（有证据证明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结果要件（错误的裁判内容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程序要件（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时间要件（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管辖要件（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起诉）相结合，似乎更为妥当。

二、最高法院在两则典型个案中揭示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认定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两个典型案例中，原告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牵连性，前诉的判决结果亦未使其承担任何义务，但是最高法院基于个案案情，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论证，极具参考价值。

案例1：抵押权人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本案中，发包方顺康公司在案涉工程完工后，拒不向承包方永泰公司支付工程款。永泰公司向贵州高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贵州高院以调解书的方式认可永泰公司债权及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小河农商行作为案涉商场的抵押权人，认为调解书侵害其合法权益，诉请撤销。贵州高院一审认为小河农商行对永泰公司与顺康公司之间所争议的诉讼标的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没有独立请求权，小河农商行亦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义务，不具备第三人身份，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该权利一旦确定，当然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的大小而受到影响。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57号调解书的执行标的物有三套房屋，其中，在两套房屋上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该三套房屋在57号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三次流拍，后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的两套房屋一套被变卖，一套直接作价抵偿给永泰公司，而从剩余抵押物的评估价来看，尚不足以清偿小河农商行的全部债权，因此，小河农商行对于57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57号调解书存在错误，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随意扩大法定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将直接损害小河农商行的抵押权。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无牵连性”及“未承担责任”为由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最高法院对抵押人在建筑工程纠纷中的利益做了更深入、精细的论证，认为因前诉确定的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将影响抵押权人最终可变现的抵押价值，对抵押人最终可实现的债权范围有影响，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并不合适。最高法院在审理（2016）最高法民终193号案件时亦肯定了抵押权人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由此推而论之：在其他具有优先顺位权利的案件中，尽管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对该案件诉讼标的并无独立请求权，其也未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具有优先顺位的权利一旦确立，必然会影响在后顺位的权利人的权利实现，因此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属于对前诉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案例2：股东与公司的对外诉讼案件处理结果存在间接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63号，载于2018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在一巡审理该案中，天通公司和博超公司合作开发某酒店，前诉中确认该酒店的房屋所有权归天通公司所有。博超公司的股东认为前诉侵害了博超公司财产权益，直接侵害了股东的重大决策权及其对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其与前诉判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海南高院一审认为前诉并未判决股东承担民事责任和义务，故其对前诉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第三人资格，驳回起诉。

一巡认为：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公司的对外交易活动、民事诉讼的胜败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情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收益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股东与公司进行的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间接利害关系。

虽然本案中，一巡最终以“由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由否认了股东第三人资格，但其在本案中揭示的“间接利害关系”认定规则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三、争鸣：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审查是否应适当放宽标准

不同案件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尺度把握不一是由于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应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定的目的出发考虑应采用何种理解。我国之所以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最初之意是为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提供救济。但是因实践中，生效判决可能会对当事人之外的主体发生约束力，使得权益受损的案外人难以通过另诉获得救济。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已发展为，为那些在前诉中没有获得程序保障的主体，提供事后程序保障。如果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限缩性解释，显然不利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程序应保持一样的认定标准，甚至应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适当放宽。

理论上讲，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包括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型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与案件的法律关系有关联，且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通常指的是被告型第三人，在判断辅助型第三人时，宜采用广义解释，即前诉裁判的理由和裁判结果有影响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或损害其民事权益之虞的，均认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龙翼飞、杨建文，《法学家》2009年第4期】。如“一房二卖”案件中，一旦前诉中的买受人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就有可能使其他买受人丧失向出卖人主张合同继续履行以及交付房屋的权利。这意味着前诉的处理结果将导致另一买受人行权出现障碍，此时应当认为前诉对另一买受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法院认为只要案件处理结果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的，即可以认定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沈德咏，人民法院出版社】。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应是赞同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条件应采用比较宽松的审查规则。因此，本文认为，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时，应将重心放在审查该当事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而对该当事人是否属于“第五十六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尤其是判断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不妨适当放松审查标准，如此，方能使未能参与前诉而权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避免因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过于严苛，从而无法获得程序救济。

司法实务中，多数案件对第三人的判断仍坚持着严苛的审查规则。律师代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往往浓墨重彩地论述“权益受损”要件，对“第三人”身份的重视不足。而案例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往往最容易以原告不具备“第三人”（尤其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资格为由驳回起诉，在代理中，应尤其注意提交相应的证据及理论依据，夯实第三人身份，避免被挡在救济程序的第一道门之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系在对已检索到的2017年最高法院案例的基础上一窥最高法院判断“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态度，又因样本有限，故难以做到全面分析，难免失之偏颇。但因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缺乏统一的规则指引，权益受损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困难重重，故本文提出自己的见解，仅作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