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笔记整理 方汉奇版本最细最全

第一篇：中国新闻史笔记整理 方汉奇版本最细最全

王韬: 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梁启超：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1895年和康有为进京会试参加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并在北京主编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1896年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名噪一时，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宣传保皇立宪，他从事报刊宣传27年，创立了“时务文体”，其新闻思想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影响巨大，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宣合集》。

史量才：史量才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新闻事业家。他1912年接办申报后，在企业化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政治上却是保守的。1931年9月开始进行《申报》60周年纪念活动，十多天后的“九一八”事变使得《申报》的纪念活动中断了，却深刻的教育了史量才，使得他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改变了以前的保守的政治态度。他支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开始进行革新活动，使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的文化事业群体。他和《申报》的变化为社会所瞩目，但是这也意味着《申报》脱离了国民党的控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枪击身亡。

邵漂萍: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原名镜清，字飘萍。早在学生时代就被聘为《申报》通讯员；1911年协助创办《汉民日报》，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从此开始职业报人生涯。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创办东京通讯社。1916年回国后，受聘于《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特派驻京记者，期间为之撰写的《北京特别报道》很受欢迎。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自任社长，以“铁肩棘手”为座右铭。同时他还兼任北大新闻研究会导师。他最擅长新闻采访，所著《实际应用新闻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专著之一。

瞿秋白：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坚持在苏联采访活动两年，辛勤采写了《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两报上的有 五十多篇，他还写了著名散文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瞿秋白在苏俄期间，于1922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脱离了与《晨报》、《时事新报》的关系，“五卅”时编辑《热血日报》。

范长江:著名记者。1933年下半年起，开始向平津报纸投写新闻稿件，1934年底，首次用 “长江”笔名在《北平晨报》署名发稿，并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这是他从事新闻生涯的起点。出版《 中国的西北角》一书，第一次真实、公正、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他于1939年加入共产党。《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是长江成为名记者的代表作。1936年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国统区引起很大震动。他的通讯作品以记实的方式谈古论今，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消息，笔触生动而有感情，刊出后受到广泛欢迎，他的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和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于右任：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活动家。1907年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1909年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1910年在上海创办《民立报》，都用民字开头，创办时间相衔接，风格和基调协调，被人称为“竖三民”。“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揭露贪官污吏，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和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为报刊写了不少的评论和诗词，感情炽烈，文辞丰腴，名噪一时。

成舍我: 中国著名报人，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高声望与影响。原名成勋，后名成平，舍我为其笔名。湖南湘乡籍人，出生于南京。报刊大王，创立成氏报系事业。1924年4 月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 月创办 《世界日报》，同年10月出版单张《世界画报》。从1913年他为安庆《民岩报》撰稿，到1988年在台北创办《台湾立报》，直至1991年去世，从事新闻业近77年，一生参与创办媒体、刊物近20家，直接创办12家，遭遇挫折无数，也是个人力量从事新闻教育事业最长、影响重大的新闻教育家。黄远生:民国初年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称“报界之奇才”。曾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担任过《时报》《申报》《东方日报》的驻北京特约记者。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著称，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他的新闻通讯有以下特点:题材重大，记载翔实；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细致详尽，幽隐毕达；通俗自然，不拘一格。他还创造了“新闻日记”这种体裁。“四能”说: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在政治上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被革命党暗杀。他的文章被编为《远生遗著》。

时务文体：出自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特点是：纵笔所至，略不拘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收俚语，韵语及外国语。笔锋常常带感情。实务文体又称为报刊文体。是梁启超在《实务报》的文章为标志的一种报刊论说文体。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 月1 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第一、对“新闻”的定义作了界定，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第二、确立“全党办报”思想。第三、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第四、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反对“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观点。第五、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文风。第六、发扬党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邹韬奋: 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我国杰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者。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日刊。他一生主办过6 刊1 报，撰写评论、通讯报道达数百万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拥有56处总分支店，对中国进步新闻文化事业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创办了著名的三联书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韬奋出版奖是目前我国出版界最高的奖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另一奖项“韬奋新闻奖”是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2005年与“范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用以表彰全国的优秀先进新闻工作者。他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两本通讯报告集。

陈独秀：《新青年》的创办人、主编、主要撰稿人。1918年与李大钊等合办《每周评论》。通过对这两个报刊的编撰，毛泽东对其评价他成为新文化运动战线上的“总司令”。他是五四运动时期 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了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敬告青 年》一文。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提出六方面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

邸报：发端于唐代的进奏院状报，在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朝廷统一控制管理下发行的官报。内容包括:皇帝诏旨、皇帝起居、官吏任免、奏章、战报、刑罚。有很多别称:进奏院状报、邸状、邸吏状、朝报等。南宋时使用“朝报”最多。

宋代小报: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民办报纸。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发行人是邸吏、使臣、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官员、书店主人。内容主要是皇帝诏令、奏章、任免消息等，但和官报相比“小报”信息灵通、时效性强，多为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读者面广泛。常被用作派系斗争的工具。

京报：由北京的民营报房定期印刷出版、公开销售于民间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报纸。发端于明末，盛于清代。内容来自邸抄，基本上是宫门钞、皇帝谕旨和臣僚奏章。是一种与近代报刊最为接近的古代新闻传播工具，也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完备形式。

申报：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1872年英商美查创办，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执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对新闻业务进行的改革:一是发表政论文章。二是改革新闻报道。其次是注重反映社 会实际生活，三是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四是经营副业。①创办文艺杂志；②出版白话新闻报。1876年《申报》创办了通俗易懂的白话 小说《民报》。这是我国最早的白话报刊。；③编印画报。1877年《申报》出版了《瀛寰画报》。；④ 印书，开办点石斋书局，翻印出版图书。并由此在1889年组成“美查有限公司”，实现了美查的“赢利”的目的。

《中国日报》：1900年1月5 日在香港创办，孙中山选择香港作为办报的基地。陈少白主编，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早期宣传爱国救亡，后期大力宣传三民主义。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在港重要的舆论阵地，而且是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1913年被袁世凯查封，它对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做出了很大贡献。特点:不仅是革命党人的舆论宣传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后为多家革命派的报馆所继承。早期宣传内容:①揭露和声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和反对封建制度；②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介绍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赞美民主共和，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自由；③报道革命党人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宣传声援义和团反帝反侵略的行动；④ 宣传反帝救亡，谴责八国联军侵华、荼毒京津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救国；⑤批判资产阶级保皇派。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1926年9 月1 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吴任社长，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大公报》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并以此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成为北方大报之一。

《向导》：《向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1922年上海创刊。1927年停刊，共出201 期。是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在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出版的，蔡和森是第一任主编，《向导》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 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向导》用大量事实报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揭露贫穷落后、战乱不安的根源，明确指出打倒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向导》注重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新闻侵略的宣传斗争，大力进行了打倒封建军阀的宣传，还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和主张。《向导》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的政治常识。中共“四大”评价指出:在中华民族革命运动中，《向导》“立在舆论的 指导地位”。它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二三千份很快增至2 万份、4 万份，最高达10万份。读者赞扬《向 导》的创办是中国“二千年来历史上破开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 大路的”惟一报纸，把《向导》看做是“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热血日报》：（1925.6.4—1927）是中共为加强五卅运动的宣传专门出版的，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日报，共出刊24号。是一张4 张4 版的政治性报纸。具有通俗化、群众化的特色，主编瞿秋白。

《新青年》:（第一卷名为《青年杂志》）1915年9 月15日创刊于上海。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代表现代报刊的开始。敬告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带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成为主要阵地。从创刊到1922 年7 月止，共9 卷。陈独秀主编。1918年与李大钊等合办《每周评论》，1918年1 月，第4 卷第1 号开 始，实行轮值主编制。主编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

《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上中主要的宣传贡献有哪几个方面？《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 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它主要的宣传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①批判封建的旧道 德，抨击尊孔复辟逆流，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新道德新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等，并在《通信》栏对尊孔言论“词而辟之”。他以袁世凯称帝的事实理论 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②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新青年》提倡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 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偶像破坏论》支持此观点。③发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紧接着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 革命的三大主义。《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好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

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抗战时期在延安创刊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 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对开大型日报，也是抗战到解放战争初期革命影响最大的报纸。该报在整风改革中走 在了新闻界改革的最前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第 一任社长是博古（秦邦宪），以后是寥承志。历任总编是杨松、陆定

一、余光生。经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改革，《解放日报》的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该报的工作人员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大大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民报》：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 主要宣传阵地。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斥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7 万份，第6 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新民丛报》:在横滨创刊，宗旨:“开民智”、“造新民”，成为保护皇会最主要的言论机关。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由于梁启超思想受革命派的影响，也曾一度倾向于民主共和，谈论“破坏”，“革命”，后来梁的思想回到了保皇派的老路子上去，报纸也逐渐为思想激进的青年所厌弃而悄然停刊。

《时务报》:1896年在上海创办，梁启超任总编辑。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是旬刊，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维新变法的代表作是《变法通议》，此文在《时务报》上连载；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维新变法主张，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其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中引起了很大 影响。该报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该报发行量最高达1.7 万份。

《万国公报》:前身是1868年出版的《教会新报》林乐知创办、主编。它的读者对象由基 督教徒扩大为社会各界人士，内容也变的宗教宣传淡化，时事色彩强烈，它全录《京报》并报道全国新 闻，此外还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该报对维新变法起了推动作用，皇帝也经常阅读该报。该报还反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攻击诬蔑孙中山。它希望中国的社会改革沿着西方列强所期望的道路即向殖民化的道路发展；维新变法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万国公报》发表了林乐知的《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实质上是说中国如果变成英国殖民 地将得到比印度更大的好处。

《红星报》:1931年创刊于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军委总政治部主办。1933年8 月后，邓小平主编（后期）。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1935 年8 月初停刊。

苏报案：1903年，爱国学士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发表在《苏报》上的《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一文更是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了清政府对其采取镇压的口实，于是请政府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自动投案，后《苏报》也遭查封。经多次开庭，1904年法庭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后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对新闻界进行了残酷镇压，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 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 家锐减了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中国新闻史上把这次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大江报案：《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力的革命报纸，是文学社的机关报。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1911年7月17日，该报发表了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7月25日又发表了黄侃撰写的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鄂督瑞徵极为震怒，8月1日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自动投案。瑞徵原拟对二人判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案”是清政府迫害报人，压制舆论的专制统治的又一典型事例。

《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笔记 围绕四方面、共同点、胜负原因 大战的内容： ① 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② 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③ 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④ 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

大战的结果：以《民报》的大获全胜而告终，首先是因为《民报》所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所坚持的改良道路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因为《民报》一方论战力量雄厚，由孙中山挂帅，参与论战的有二十多人；而《新》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竟势单力薄，交战几个回合之后就招架不住了。因为《民》以事实为依据，列举清朝政府的腐败、立宪的虚伪等读者看得见的事实，结论是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令人信服，《新民丛报》认为革命必然引起社会**，必然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等等，都只是主管推测，难以说服读者。大战的意义：《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以及继之而起的两派报刊在各地的思想论战，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原来咫尺改良派的人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此外，《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

共同点：1都是为救国图存；2都促进了报业的发展；3都否认了中国现有的体制，主张学习西方；4都介绍了西学。战胜原因：笔记

评述“拒检运动”的经过与结果: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新闻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以1945年八九月间发起的“拒检运动”声威最大。8 月7 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社机构的支持下，不顾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9 月1 日记者节这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此后，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局面。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于宣布自10月1 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留了一个尾巴，即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1918年初《新青年》发表新旧文学论战（刘半农、钱玄同）：“双簧戏”:《新青年》第4 卷第3 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一封是刘半农写的万余言反驳书《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这二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中国古代报纸没有演进为近代报业的原因？ 笔记 宋代小报的主要特征？ 答：1.小报始见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它是宋代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严重的产物；朝报的商品化是小报得以产生的内在因素。

2.特点:（1）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民办报纸，没有固定报头和名称；（2）始于北宋，盛于南宋，社会上有人以出版小报为业；（3）发行人是邸吏、使臣、政府机关中下级官员和书店主人；（4）信息比较灵通，新闻时效性较强，发表的大多是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5）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6）读者面很广。3.满足了社会上对朝廷政事和人事信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一个重要补充；小报往往被在野派系利用来攻击当权派；民族危机时期，也往往被各阶层的主战派和爱国人士利用来向当权的主和派发动攻击。归根到底是由于小报满足了人们在社会动荡时期对信息的需求，因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的特点？ 书P92

1报刊数量多。从1895至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全国各地新办报刊达90余种 2办报地区广。维新运功期间，国人办报遍布全国各地

3报刊种类多。除了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报刊得到迅速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儿童为象征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

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要特点？ 答① 办报的主角已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② 各派报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壮大，报刊的战斗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③ 办报的地区有所扩大，维新时期办报活动局限于沿海和内地少数大中城市。这一时期办报活动转向海外，并且内地的边疆和从未办报的地区也都办起了革命报刊。④ 读者面扩大，维新报刊的主要对象是政府管理、士绅和上层知识分子，但是这一时期随主要以中等社会和知识分子，但不少报刊把读者对象扩大到手工业者、部分市民等。文字也更加通俗易懂。

近代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 答：1.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2.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3.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华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及贡献？ 答：（1）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办报主张。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早期的维新派的办报思想主要来自于王韬，郑观应，陈炽等人。康有为的“通时务”、“知新政”是和变法维新相连的；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把报纸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即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还将其比作人的耳目、喉舌；谭嗣同提出报纸就是民史民口，更有民主民权和言论自由的色彩，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范畴。早期维新派还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2）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报思想。梁启超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 作用”。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1 :戊戌变法时期，随着办报实践的增多，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志士对报刊的认识不断深化。其中阐述最多的仍是报刊对于国家的积极作用，他们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送三方面 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2 :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维新派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3 :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答：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但是，他们的新闻思想与改良派的也有质的不同，他们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①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宣布自己的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②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③把报纸视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③记者应该先知先觉。除上述几点外，革命派报人还发表了一些鼓吹言论自由、重视开发“民智”、反映民意、指导舆论等方面的主张。但总的看来，革命派报人的办报主张都比较零碎，他们的“先知先觉”观点，还有唯心主义色彩和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

简述章太炎、郑贯公、于右任的办报活动。历史背景简述:

（二）分述三人办报活动，并逐一简评。

（三）总体评价其历史作用、地位:

（五）总评:虽然辛亥革命后曾出现过政党报纸相互攻击时期，但以革命派为主导的报刊活动推动了革命的进展，其业务大体奠定了现代报纸的雏形。

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答：邹韬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他主编《生活》系列报刊的丰富经验、办报思想和优良的工作作风，体现了我国人民新闻工作的优秀传统。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目的”。第二、发扬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第三、倡导创造的精神，办出报刊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第四、推崇“视事业如生命”的傻子精神。邹韬奋1944年病逝，毛泽东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延安整风时期中共新闻事业的重大变化？（《解放日报》的改版）书P228——240

答：1942年，4月1人，《解放日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改版，社论 首先论述了当宝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指导性）原则。《解放日报》在改版前，过量的刊登国际新闻，严重脱离了 延安解放区的实际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改版后，第一版主要是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要闻版，第二版 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改革后的版面，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 报道提到了首位。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说了什么？对新闻学有何贡献？ 答：1948年4 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①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②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先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 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 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③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行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④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仅是对《晋绥》的工作人员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鼓舞，同时也是我国新闻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说了什么？对新闻学有什么贡献？ 答：1948年9 —10月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办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 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答: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

意义：刘少奇的讲话，充满了对党报工作者的爱护和期望，同时也凝结着对党报工作中深刻的教训。

反客里空运动

答：1947年6 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语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客里空”是一些不真实新闻的代名词。反“客里空”运动的经过、收获:在土地改革初期，实际工作中宣传地主拥护土改，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晋绥日报》首先认识错误并予以纠正。《晋绥日报》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 晋绥日报> 检查工作》。9 月1 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 晋绥日报> 自我批评》。后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的运动。这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1956年新闻改革的经过、内容和意义？笔记 书P320 答：1 一)背景： 1949-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但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对苏联的经验做法照搬照抄，这些都造成了新闻机构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的公式化的不良现象，这是当时新闻界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956年，新闻工作改革的时机与条件开始成熟，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中前进的方针，也是即将出现的新闻工作改革的方针。二)经过：

1.《人民日报》的改版：

①目的：率先行动，为全国新闻界改革做出了典范。它的改革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求得更大进步。

②做法特点： 1)发扬全党办报的传统。先取得中共中央的关怀和领导；再发动广大读者参与报纸的改革。2)编辑部全体人员开展报纸工作讨论，既务虚又务实，思想解放，措施落实。3)广泛征求读者的批评和意见。4)研究和借鉴国外报纸的有益经验

③初步成果:1)新闻报道面扩大了。2)言论质量提高了。3)创办了文艺性综合副刊。4)读者的声音增多了 ④ 新闻界改革工作的全面展开

1)报纸工作的普遍改革:中央和省市日报学习讨论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改版的报告，从各自的实际出发，经过半年的边讨论边改革，许多报纸都有不少的改进。一些党外报纸和公私合营报纸，更加注重通过改革使自己的报纸更加有特色。

2)新华社和广播工作的改革

三）收获（意义与影响）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我国新闻工作的改革，是建国以来新闻界的一件大事。这次改革历时一年多，为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共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初步经验，具有深远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中新闻事业的经验教训？书 P370 答：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在文革中，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被否定,。2新闻真实性原则在文革期间被大加践踏，媒体语言语录化、口号化。3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被淡化和削弱到最低点，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新闻理论严重滞后。4传媒的性质发生了畸变。

第二篇：《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重点总结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重点总结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第一节 中国传播活动溯源

一、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

最早的和最常用的是口头传播，即口耳传播。作为口头传播的辅助手段还有结绳、图画、雕刻、烽烟、旗鼓等。

烽烟主要用于报警，旗鼓主要用于指挥进退。

木铎：是我国古代传播活动中的一种特殊媒介。在夏商周时期，有一种被称为遒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与新闻的采集和发布相近。

有了文字以后，古代的传播活动就更多样化了。

甲骨文：大多是刻在龟甲或牛羊的肩胛骨上，记载的大多是殷商时期的事情，除少量纪事外，大多用于祭祀和占卜。

金文：盛行于周，传世的带有金文的铜器铸件，多为周代的产物，如毛公鼎，多用于记录商王诏书或国家常法

岩刻：主要盛行于周以后，多用于颂德和纪功。

春秋战国时期，传播活动更为频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为社会传播的畅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两汉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传播活动

汉代以后，邮驿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面向全国臣民的政令发布工作也日趋经常化和规范化。

两汉时代已经进入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代，文字传播的载体，早期以竹、木制造的简和绢帛为主。有关的信息直接用笔墨书写在竹简、木简或绢帛上。虽然造纸术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工匠不多，产量不高，还不普及，传播载体以竹简、木简和绢帛为主。

三国魏晋时代历时近两百年，时局纷扰，是新闻住处的传播与交流和社会舆论十分活跃、旺盛的时代。驿传网络十分发达。

这一时期主要的传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

布告：是《三国志》中经常提到的用以“布告天下”的政府文告，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和各级政府制颁的行政法令，以在固定地点悬挂或张贴为主。

露布：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常用来配合军事行动。是一种以流动的方式“露 而宣布，欲四方速知”的传播载体，主要用帛，也有用木板，因此也称露板。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特别用来传播战争胜利的消息。有时露布也被用来发布政治性的檄文。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先声夺人。

作为社会上传播手段主要被普遍采用的有童谣和谣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情和民心的向背。

这一时期的传播载体主要是简牍、其次是纸，再次是帛。直到东晋桓玄 403 年下令废简用纸后，才开始了纸张独占鳌头的地位。

第二节 唐代的新闻传播与早期的官报

一、早期政府官报出现和唐代官报的发行制度

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

唐代官报的孕育和发展是从唐中期开始的，是和唐的藩镇制度紧密联系的。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长安设立办事机构，开始称邸，后改称上都留后院，又改称上都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进奏院负责人称的进奏官，由地方派遣，因此只对派遣他们的藩镇长官负责，不受进行的管辖。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进行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就是最早的官报雏形，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

二、“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

开元杂报（06 年名解）：最早的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见于孙樵《经纬集》所收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开元杂报”并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只是孙樵为了行文的方便而随意使用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对于它的性质，新闻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它是一种报纸，是一种类似“进奏院状”“邸吏报状”之类的报纸。它说明，中国开始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原件早已失存。

敦煌进奏院状：是被保留下来的仅存的两份唐代的官报。是 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页。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由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今在敦煌地区，所以被定名为“敦煌进奏院状”。由于开元杂报已经无存，这两份报纸成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了。

唐代的报状是从记文书中游离出来的传播媒体，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以传报来自朝廷的信息为主要内容。

三、唐代的其他传播活动

士人的传播活动，指发生在士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主要的传播手段有书信、著述、赋诗等。题壁是最常用的一种交换诗作的方式，把诗题于壁上，公之于众。

印刷术在中唐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主要用来印刷佛经，没有用来传递新闻信息。第三节 宋代官办的“邸报”和流行于民间的“小报”

一、宋代官办的邸报和邸报的发行制度。

邸报：到了宋代，开始出现了在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邸报。负责邸报发布工作的是都进奏院。宋初成立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业务活动进行统一管理，其职责主要是收受和传递官文书，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递信息。在都进奏院的管辖下，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是进奏官，经由进奏官传发出去的封建政府官报，就是邸报。与唐代进奏院状的不同：首先，是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向地方官员会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其次，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再次，由不定期转为定期发行，信息量增大，时效性也有所增强。

邸报的内容主要有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军事情报、刑罚等活动。邸报的稿件大部分是进奏官从门下省的政府部门抄录来的，抄录的过程，也是选择和采集的过程。邸报的编辑审定工作，由中书省、门下省的检正、检详官负责，后又增加了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判报。其任务主要是决定发报稿件的取舍。

邸报发出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这些复制件以朝报或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其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

定本制度：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进奏官抄录给事中等负责编辑审定枢密院审查确定定本

二、宋代的小报和官方对小报的查禁

小报：小报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可能在北宋

初年都进奏院成立以后不久就出现了，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编发的封建官报相对的民间报纸 的形态出现的。同邸报一样，小报也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小报只是对这种类型的非官方

报纸的习惯性称呼；小报的发行人包括邸吏、使臣、在省寺监司等政府机关内工作的中下级

官员和从事书籍印售工作的书肆之家；

小报是一种从 11 世纪初叶就风行社会的非官方报纸。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一个重要补充，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

三、宋代的其他传播活动

榜：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发布的、以张贴的方式公布信息的新闻传播手段，其形式类似于唐以前的布告。但宋代的“榜”，其提供信息之及时，使用频率和受百姓关注程度之高，都远超过汉唐。“榜”通常是用来公布法令的，但也经常用来公布希望公众尽快知道的诏旨、章奏和赏功罚罪等方面的事宜，非常时期也用来及时向公众公布战讯和群众关心的朝廷政事消息。张贴的地点大多在居住密集、过往人等较多的内外城门口和市镇的商业繁华地区。榜成为发行面较小的邸报和小报的重要补充。

第四节 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元代官方的信息传播

元代的国祚很短，只有不到九十年的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全国性的官报发行体制。

二、元代的民间新闻传播媒体“小本”

小本：是流行于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媒体，这种小本由民间私自雕印发卖，内容主要是来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从内容、形式和发行的方式来看，这种小本很可能就是宋代小报的延续。元代的言禁比宋代更甚，小本的编印和发行都是私下进行的并不顺利。

三、元代社会上的其他传播活动元代的印刷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利用印刷和其他手段来传播住处的活动十分普遍。

第五节 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明代官报的抄传和发行制度

明代的官报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发布和抄传等事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称为邸报。

明代的邸报的抄传工作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首先是政通司：来自地方和在京臣僚们的奏章，绝大部分必须经过政通司，是朝廷信息的总汇。其次是六科，主要是将皇帝看过的，做了批示的，同意发布的章奏公开发抄，供在京各衙门和“邸报”传抄；同时，还负责记录皇帝接见大臣时的谈话和指示。即承担了采集、记录和为邸报提供皇帝谕旨的工作。再次是提塘，明制，各省派有提塘长驻京师，提塘相当于唐宋时期的邸吏或进奏吏。提塘官从六科发

抄的各项谕旨和奏章中摘抄出来，经由提塘报房发出的官报通称为邸报。

二、有关明邸报的几个问题

明代的邸报和唐宋时一样有很多别名，主要原因是因为邸报并没有固定的报头。邸抄、朝报、除目、京报等等。

邸报的内容：有皇帝的谕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章奏、军事信息、科举方面的最新消息等。

明代的邸报基本上每日发行。

明中叶以后，部分邸报开始使用印刷，在明朝，邸报手电筒手段始终都是多元的，有抄定的也有印刷的。

三、明代的民间报房和抄报行

明中叶以后，民间新闻传播活动日趋活跃，开始出现了民间的报房和从事抄报工作的专门行业。明早期的民办报房很可能是从官方的提塘报房分离出来的。民办报房问世后，它的官方消息仍然来自于六科，或间接得自提塘报房。除抄传和发行邸报外，民间报房还从事报录、印卖缙绅录、鼎甲单，出版时临时编印时事小本等类活动，增加收入。

四、《万历邸钞》《天变邸钞》和《急选报》

明代邸报的原件已现在无存，被保存下来的只有当时人的摘抄本和被某些明人书籍做为附录保存下来的邸报的翻印件。

《万历邸钞》：明抄本《万历邸钞》共 32 册，现存台北“中央图书馆”，这部抄本是将万历一朝的邸报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摘录而成的。抄录者在摘录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包括删节、增加一些“摘由”，增加一些注释性的说明，并适当做一些综合。所以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当年“邸报”的面貌。

《天变邸钞》：是一份专门报道在明熹宗时期，发生在北京的一次特大灾异事件的报纸。天变邸钞原件已经无存，它的全文是被当时人根据原件或抄件，以附录的方式辑入私人文集或丛刻，间接保存下来的。《天》的报道并非官方发布，而是抄报人自己编写的，出于民间报房，属于临时发刊、大量复印出售、广为传播的那一类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

《急选报》：是唯一保存至今的明代报纸原件。《急选报》出版于万历年间，用雕版印刷，内容是吏部急选官员的名单。这份急选报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和编辑发行人的姓名，估计是民间报房的产物，是民间报房“邸报”之外，众多“报儿”的一种。有可能单独发行也可能做为附件随邸报一起发行。这说明在万历八年就有了民办的雕版印刷的报纸了。是世界上现在最早的自称为“报”的印刷品，因此弥足珍贵。

五、明王朝对“邸报”抄传活动的限禁

对邸报，明代的统治者主要抓的是抄传这个环节。

六、明代的其他新闻传播活动

塘报：是一种由下到上，由地方到中央逐级汇报军情的文报。是有关军事信息的传播工具。塘报中的塘，带有早和快的意思，塘报因此可以解释为有关军事住处的快报。与邸报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一个供上级特别是中枢部门参考，一个供臣僚们周知。

告示：是一种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逐级向公众公布信息的官方新闻传播载体。有时称榜，有时称告示。告示发布单位是中枢部门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发布的目的是为了把那些希望庶民们尽快知道的信息及时地直接地传播到他们中去。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官方名义发布的公告，其目的在维护政体和稳定民心。

竹筹、揭帖、旗报和牌报主要流行于明代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是它们重要的传播手段。竹筹是一种写有各种紧急信息的竹签。

揭帖：近似于近代的小字报或传单旗报：源于古代的露布，通常由人扛着，骑在马上，在敌前敌后奔驰传送，供沿途军民

人等阅览。

牌报：是一种写在木牌上的新闻传播工具。由农民起义军的营、镇、各军都督府和大顺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等各级军政部门分别发出。内容十分庞杂，有战报、政策、法令和声讨明王朝的檄文，即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又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鼓动。

第六节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清代的官报和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

清代官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十分近似，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清代的谕旨和章奏的发抄活动是逐日进行的。

内容主要由宫门抄、上谕、臣僚章奏三部分组成。宫门抄主要报道皇帝的起居、礼宾祭祀赏赐等朝廷动态消息。

清朝的官报主要在官僚机构内部流通，是为官员们明悉朝政、维护政体服务的。

二、清代的提塘报房和提塘报房出版的小报

清代的提塘分京塘和省塘两种。京塘是指各省设在北京的提塘，省塘是指驻在各省省会的提塘。在提塘的日常工作中，抄传发行邸报始终是提塘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及时处理邸报的誊录发行工作，从清初起，就出现了提塘自设报房，属于半官方机构。从报房发行到各个省的邸报，抄写和印刷两种方式都用过，乾隆以后，大部分是印刷的了。

提塘小报：清代的提塘官们还发行过一种小报，又称小抄，所刊载的主要是提塘官们和提塘报房的工作人员自行采录的消息，旷日持久在为有关省份的官员们提供更多的朝廷信息。主要见于清初顺、康、雍、乾四朝，被官员们视为以科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官报的一种补充。后来，小报受到当局的注意和限制，雍乾两朝一再查处以后，被完全禁止。

三、清代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他们所刻发的的报纸主要刊载一般的谕旨和章奏，也被混称为邸报，但有一定的私营性质。它的出现和盛行是乾隆中叶以后的事情。

公慎堂：清代最早的民间报房。至少有 30 年的历史，是乾嘉时代最有影响的一家报房。北京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通称京报，这些报房也被称作京报房。同治以后，京报普遍加 上的封面，普遍有了报头，报头通常是“京报”两个字。自乾隆后，基本都是印刷。

京报的内容基本上的宫门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同宫报内部相似。京报的全部稿件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报房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的评论。各家报房的内容稍有不同。报房出版京报，旨在赢利，报费是他们的主要进项。读者也主要是朝野的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市井小民中订阅京报的只是少数。

四、清代的地方新闻传播活动和辕门抄

各省的提塘也在省会内就地设立报房，翻印京报向当地的官绅出售。除提塘外，自清初起，就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从事新闻传播活动。

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非官方报纸，出版各省会和一些重要的府城，由熟悉当地官场情况的抄报人和报房采写编印发行。内容包括上谕、江藩牌示和出版者自行采写的官场消息。它们和当地的京报相配合，一个提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当地官绅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五、清代早期和中期的其他传播活动

除利用官报外，清朝的封建统治者还广泛地使用过榜、帖示、告示等传播媒介来发布官方信息。

这一时期的民间报房，除出版发行京报外，也附带出版和发售一些其他的出版物。内容

大多取材于京报，是京报的汇兑和延伸。也有以传播文学艺术信息为主的唱本和小说等。

-待续

教育，五年专注考研专业课辅导，新闻传播学考研专业课辅导。

第三篇：【论文】新闻传播学的创新[方汉奇、李彬、陈力丹、孟建]

与时俱进的中国新闻传播学

方汉奇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艺术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印刷、通讯、航天、电子、信息、网络等众多的学科，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一门边缘性和交叉性都很强的学科。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近现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初叶，中国只有100来家报纸和几家规模很小的通讯社，报纸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0万份，通讯社的总发稿量不超过1千件。在这样的基础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自然深受局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20年代有了广播；50年代后期，有了电视；80年代后期，有了互联网。近几年，又出现了手机媒体。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时至今日，全国除了两家大通讯社之外，还有2053家报纸，1585座广播电台，1108座电视台，以及大量的网站和电子报刊。报纸的日销量达8200万份，广播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电视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1.95％。互联网的用户则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达到5910万人。手机用户2.5亿，平均日收发短信（SMS）2.46亿条，同居世界前列。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经成为既有重大社会效益也有丰厚经济效益的事业，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如此迅猛的发展形势，自然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它既期待和呼唤着新闻传播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19世纪70年代，止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历时约80年。这是旧中国时期，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起步时期。开始只有若干篇散见于报刊上的新闻学论文，1917年才出现第一部新闻史方面的专著，1919年开始出现第一部新闻理论方面的专著。这以后的30年，累计出版了近100部新闻学专著，涉及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等各个方面，涌现过若干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水平还不高。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个别学者的关注，但和者甚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开始起步，但还缺少有份量的专著。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历时近30年。这是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新的起点上摸索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进行的还是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从时间看，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成绩较大的是对现代革命报刊史特别是中共党报史的研究。其次是有关苏联办报经验的研究，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译著。再次是关于新闻理论、新闻实务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刘少奇新闻思想的研究，及报纸性质的研究。累计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近290种，超过了前一阶段。但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内容有不少“左”的痕迹。这一点，在十年“文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近25年。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迅猛发展的时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大潮的汹涌澎湃，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开展。25年内累计出版的相关专著和教材近2500种，论文则数以万计，是前两个阶段的十几倍到几十倍。新闻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新闻理论的研究，涉及到对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正确理解、新闻观念的更新、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新闻的真实性、新闻的规律、新闻的价值取向、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等众多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新闻学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新闻改革、舆论导向、新闻策划、新闻立法和媒介经济的研究。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后，新闻传播工作如何体现“三个代表”，如何实现三个“贴近”，以及如何开展舆论监督、如何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如何加强新闻工作的法制化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等问题，又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传播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们在引进西方各传播学学派研究成果的同时，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传播功能、传播心理、传媒经济、跨文化传播和传播学的本土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同时还开展了舆论调查、受众调查、网络传播的研究。整个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前繁荣。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都和10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说明，新闻传播学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与时俱进的特征。它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始终是紧密相连同步前进的。

新闻传播学理论三题

李彬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历经百年，如今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其标志之一是学科内容日趋完善，涵盖新闻、影视、出版、舆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媒介经济（如广告、公关、经营管理）、媒介技术（如网络、新媒体）、媒介与社会（如文化研究、媒介生态）等广泛领域。二是约十分之一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特别是综合性重点大学都建有新闻传播学院（系），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一整套教学科研体系，每年为国家输送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三是学术成果日益丰厚，影响日益广泛。不过，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对客观现实的系统化表述与本质性揭示的基础理论则尚显薄弱，极而言之，甚至可以说新闻传播学迄未形成一套系统的、自恰的、公认的“理论话语”。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有三个关系在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上，是经常需要面对、需要思考的：

一、理论与实践。如何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困扰新闻传播学的首要难题。这里一直存在着两种基本取向——“实践派”与“学院派”。前者延续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倡言学术的实用价值，力主理论联系实际。后者秉承学术的求真意志，高张学术的自身价值，认为“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实践），上帝的事情归上帝（理论）”。其实，这两种取向都有偏颇之处，执于一端都有碍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本属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科学，自身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轻略其“实践”诉求而一味执于形而上的学术使命，终将使新闻传播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是显学，新闻传播学又确实不能仅仅满足于应对当下此刻的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一味锁定在“对策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层面。所以，恰当的选择首先应该承认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同时需要明确实践性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实务性或操作性。

二、继承与创新。不言而喻，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惟有继承才可能创新，惟有创新才可能发展。对新闻传播学而言，除新闻传播史研究始终遵循先继承后创新的原则之外，有的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往往比较轻略继承而注重“创新”，似乎前人的辛勤劳作与心血之作都微不足道。于是，一些“新”理论自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若许年。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新闻传播学的“学统”尚不健全，一些基本的规范还有待确立，一些起码的规则还有待遵循。二是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界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媒介“造势”的沸沸扬扬容易使人心浮气躁，而不大容易使人像其他学科那样耐得寂寞，潜心治学，以点点滴滴的努力步步为营地推进学术研究。所以，新闻传播学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也需要老老实实地继承自身的学术传统，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由此形成自己一脉相承坚实牢固的话语体系。

三、新闻与传播。以上笼统谈论的新闻传播学，细究起来其实并不单纯。比如，在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学科目录上，列有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等四个专业。再如，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上，这个学科又称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至于院系的名称更是不一而足，如新闻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所有这些不一致的背后，主要是新闻与传播的关系问题。这种错综关系既有历史渊源，如传播或大众传播是新闻传播的拓展，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是新闻学的延伸等；也有现实基础，如新闻传播也好，大众传播也罢，都与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密不可分。于是，新闻与传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有点剪不断理还乱，有分有合、又分又合的情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因为单纯的新闻学尤其是传统的新闻学，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急速变化的现实，需要传播学的滋养；而纯粹的传播学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都还悬在空中，需要新闻学的支撑。所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落实到理论建设上，新闻学应该汲取传播学的学术精髓，而传播学应该具有新闻学的人文关怀。

传媒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陈力丹

由于习以为常，人们常常忽略了不同形态的传播媒介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误把传媒视为中性的传送载体。传播学曾把重点放在对传播内容和效果的关注上，其实，传媒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并无形中改变着社会结构。

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它繁衍出人类的认识能力，并构成一切传播的基矗语言是智人的标志，从此才有了第一种人类社会的结构。由于自然的听觉传播只能建立在人们相互距离很小的范围内，这就决定了单纯的口语社会注定是封闭的家族部落社会。

文字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打破了原有口语社会的秩序，当视觉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抽象思维得以发展。文字的书写延伸了信息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智力发展。它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影响到关于知识的社会定义。然而，说话是通过生活就能获得的习惯，识字和书写则需要长期的学习，因而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这种技艺并成为统治者，构成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线性的社会权力链。

印刷术的发明在传媒史上是一个转折点，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印刷文化蕴藏了最近数百年人类的深刻思考，但它的解放意义仍然是有限的，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传播垄断。因为数量巨大的没有足够读写能力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传播的载体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了知识本身。印刷传媒内容的复杂和理解循序渐进的特点，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

从电报、电话、电影到广播、电视、卫星通讯、计算机网络，电子传媒开始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无形中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变化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电子传媒使接触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而传统的文字传播则是人的特定身份的标志。电报是第一个使人体运动与信息运动分离的发明。电话无形中打破了个体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社会规则，它获得了只有在朋友和情侣间才被允许的耳边呢喃的距离，手机电话则完全实现了“只要有电话就有家”的理想状态。电视将不同类型的人群带到了相同的场景，而网络传播则进一步提供了隐去身份参与交流的条件。

2，电子传媒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程度，特别是电视与网络媒体。无论怎样制作节目，总会遭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困扰制作者的原因其实不是来自节目本身，而是来自传媒的形态。它们将内容传播给了所有人，而人们生活在全国或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中，让所有人满意的内容几乎是不存在的。

3，电子传媒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某些地点和方面的神秘正在消失。公开与私下场合的模糊，使得社会对许多模糊的社会类别给予了更多的宽容。

4，电子传媒绕开了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通过各种电子传媒可以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

5，电子传媒无形中创造着新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例如，在许多情况下，传媒报道一种态度的转变可以取代必须的行动，公开的民意调查部分替代了大街上的示威游行。当电子传媒使“距离”的意义消失时，人与人接近在道德上便是一种好的选择。

总之，所有的传媒在技术上数字化已经成为可能，“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包容性术语，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许多意料不到的法律和道德的新问题。今天的学生可以戴着耳机，看着电视，在网上与别人聊着天，同时做着作业，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单一的感觉。深入研究传媒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了解新生代对新传媒的感受能力，将有利于得出理性而全面的结论。

我国高校广播电视教育之我见

孟建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而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教育，又为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如何使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跃上新的发展台阶，已成为我们面前一个紧迫的课题。

审视我国广播电视教育事业，我以为存在着这样几个突出的问题。首先，广播电视教育理念尚有很大局限性。当中国经历经济体制转轨，面向信息化、网络化、数码化时代时，我们仅仅把广播电视教育作为新闻教育来看待，视野就太狭窄了。新的思维形态、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信息获取方式等都促使我们要有“大广播电视”、“新广播电视”的概念。其次，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尚缺学科支持。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欲求大的发展，应当寻求有力的学科支持，而我国广播电视教育恰恰在这方面尚处学科分割，甚至是散乱状态，没有获得学科整合的力量。再者，广播电视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广播电视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在解决“有、无”问题上迈开了较大的步伐，可在培养规格、培养层次、培养方法、培养手段等方面却流于一般，仅仅以开出广播电视类课程为满足的情况十分普遍。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应当深深触摸国际教育发展的大背景，在系统论思想的关照下，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新体系的建构：

（一）宏观观念层——广播电视教育发展应当寻求四种观念的全面突破：

时代观念——信息社会的来临，数码时代的兴起，网络世界的形成，其核心是以传媒业、电讯业、计算机业互为一体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意义之一就是：当信息社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展现在我们面前时，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信息接收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变，而信息视听化则是其间的主潮。因此，我们引入新广播电视教育概念，最为突出的是适应视听接受方式的巨大变革。对广播电视思维进行系统的教育与训练。

文化观念——“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来临。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而且意味着人类思维模式的一种转换。广播电视作为一种文化的普遍存在，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和艺术的范畴，而跃升到更高的文化哲学层面。就此而言，广播电视传播教育与其说是一种新闻教育或艺术教育，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教育。

素质观念——比之海外，诸多广播电视教育发达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深刻之处，一是十分注重将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通识教育来认识，甚至将其作为公民教育素质来提升。美国在前一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而欧洲则在前后两方面都做得不错。显然，我们在这方面与海外比，有着相当的差距。

学科观念——就我国目前与广播电视教育相关的学科来讲，应当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文学三个一级学科为学科群来构筑我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教育的整体学科架构，然后根据不同院校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在高等院校中开展广播电视教育。

（二）中观体系层——广播电视教育运作体系应当在三方面予以建构：

素质教育体系——广播电视教育作为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要打破以往只在新闻传播院系开课的习惯，在文、理、工等学科中都应该开设。海外高等教育中关于广播电视文化素质教育的积极经验，值得借鉴。

相近专业教育体系——在高等院校诸多专业中，有相当一些专业与广播电视教育有着特殊的专业联系。由于这些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上过作为一般素质课的“广播电视传播课”的基础上，再进行广播电视教育的进一步拓展，以期获得相近专业所需要的广播电视方面更丰富的学科知识与专业理论。如新闻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公共关系学、电影艺术学、中国语言文学等诸多专业。

专业教育体系——当然，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广播电视专业。如若把“素质教育体系”、“相近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教育体系”依次分为梯度的话，那么“低”、“中”、“高”三个层次则明显地划分出来。这一层次的划分，对于高等院校实施广播电视教育的运作体系提供了系统论的分层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解决了广播电视教育中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厘定与分类。

针对上述三种广播电视教育体系，我们可以在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中探索这样三种教学模式：素质教育体系——“概论、普及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相近专业教育体系——“拓展、融合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专业教育体系——“专业、实践型”广播电视教学模式。

（三）微观操作层——广播电视教育内容和方法应有更大拓展与更新。

中国高等院校的广播电视教育无论是宏观观念层面的裂变，还是中观体系层面的构成，最终都将在微观层面予以充分而实际的显现，而这些都将集中在“更新广播电视教学内容”、“建构完整课程体系”、“拓展多样教学方法”、“丰富现代教学手段”四个方面。囿于篇幅，本文对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背景资料

中国人发表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九一八年十月，蔡元培先生倡导建立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它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起点。中国出现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是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之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党报的观点开始在中国传播，影响日远。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中进行的《解放日报》的改版，形成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这一思想体系直接影响到后来新中国最初十几年新闻理论的建构。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业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传播学引入，大大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视野，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新闻学、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后至今，我国出版的各类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约两千五百余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不断交叉和相互借鉴，已经逐步融合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

近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并向纵深发展，同时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之外，新闻法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传播心理、舆论现象、传媒经营管理、广播电视、网络传播、与传媒相关的公共关系，以及广告等研究课题得到迅速发展。新闻传播学教育在众多高校蓬勃兴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新闻传播学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如传播学的本土化、网络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等，都是眼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