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晚清顽固典型倭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
晚清顽固典型倭仁：至死不忘国耻 以传统文化救国
核心提示：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本文摘自：《百年潮》 2000年第05期，原题：《晚清顽固派的典型》
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很自然地在我们的主流史学研究视野之外，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他所知甚少。
倭仁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出身：蒙古驻防旗人
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嘉庆九年十月初五日（1804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城开封。
倭仁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先辈是驻防八旗中下级军官或普通士兵家庭，属中下层旗人社会。倭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驻防地开封度过的。与其他传统士人一样，倭仁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道光九年（1829），25岁的倭仁会试中式，殿试时被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时被点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清代，一般人进士及第的平均年龄是35岁，倭仁25岁中进士点翰林，可谓少年得志。这在汉人中尚不多见，在旗人中更是难得。可见，倭仁从小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这是他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一代理学名臣的重要基础。
二、向学：与曾国藩相交为师友 倭仁会试中式后，便迁入京师，逐渐融入京师士林社会。进士的功名与翰林的出身，为倭仁提供了一把进入京师士林的钥匙。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便是河南同乡。当时，与倭仁交往甚密者主要有李棠阶、王鵴等人，他们旨趣相投，究心理学。道光十三年（1833），成立“正学会”，定期“会课”。参与者每天将自己的举止言谈甚至思想写成“日录”，相互交换批阅，大约十天左右在与会者某一人家中集会，当面品评得失。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等人的“会课”所讨论的主要是王学，这种“会课”一直持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李棠阶离京出任广东学政，前后达十年之久。
道光二十年（1840），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再次到京师做官，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唐鉴“生平志朱子之志，学朱子之学”，在乾嘉汉学风行一时的氛围中，他独究心于程朱性理之学。倭仁自从向唐鉴问学以后，便开始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向，弃王学而改宗程朱，终身笃信程朱理学。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此时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曾国藩与倭仁订交后，两人终身相交于师友之间。曾国藩对倭仁的理学修养工夫很钦敬，也学他的样子写日课，彼此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倭仁要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只加圈而不敢加批。他在与弟书中称倭仁为“令人对之肃然”的“益友”。就这样，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交与学术圈子以后，倭仁很快受到唐鉴、曾国藩、吴廷栋等人的赞赏与推崇，从而在当时京师理学家中，取得较高的地位。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鉴告老南还，此后，倭仁成为京师理学重镇。
三、论政：书生意气遭闷棍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正值内忧外患之时，为振刷纪纲，励精图治，诏谕内外大小官员工上书陈言，献计献策。时为大理寺卿的倭仁自恃经纶满腹，企图一展抱负，特上《应诏陈言疏》，大谈用人行政之道。倭仁以儒家德治理论为基础，具体阐述了他的以“君子”人才观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思想。他说：“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在倭仁看来，用儒家“君子”人才培养皇上的“圣德”，就可以达到“天下治”的政治理想。这是作为理学家的倭仁第一篇治国宏论，虽然完全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伦理，然而，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政治问题。倭仁的上书使咸丰皇帝颇觉尴尬。一方面，倭仁是应诏陈言，咸丰皇帝不得不褒扬他的“直谏”精神；另一方面，王朝岌岌可危，空空洞洞的几句儒学老调子并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任何问题。结果，做了二十余年京官的倭仁以副都统职衔被外放为叶尔羌帮办大臣。
叶尔羌，在今新疆的莎车县，距京万里之遥。倭仁的外放，不能不说具有极深的被贬意味。虽然咸丰皇帝说是让倭仁去锻炼，但对于书生意气十足的倭仁来说，无疑是当头一闷棍。咸丰元年（1851）正月二十日，倭仁走马上任。“过易水，吊荆卿遗迹，想见悲歌慷慨之风”。千古壮士荆轲出行的悲怆心境引起了倭仁的共鸣。尽管倭仁对此次外放心存芥蒂，但是，他毕竟是“奉天子命，出守西羌”，因此，远在叶尔羌的倭仁仍然心系朝廷，对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热情。
咸丰二年（1852）五月，倭仁有鉴于咸丰皇帝即位以来政治上毫无起色的情形，从叶尔羌上《敬陈治本疏》，大谈“治本”之论。倭仁所谓的“治本”是要“皇上立必为尧舜之志”，这仍是正统的儒家政治伦理，出自理学家的倭仁本是很自然的事。然而，对于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日夜不得安宁的咸丰皇帝来说，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咸丰皇帝看来，倭仁的“治本”之论当然并非不对，只是这些“统论治道”不切实务的“空言”，实在无助于当务之急。
倭仁缺乏官场政治经验，后来，因为与叶尔羌回部郡王三品阿奇木伯克爱玛特的“互讦案”，而获得“降三级调任”的处分，并因此结束了他在叶尔羌或许本就不该有的无奈生涯。
四、为政：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政争之中
倭仁自叶尔羌回京以后，先是在上书房授读郡王奕，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随后出任陪都盛京礼部侍郎，不久调任户部待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咸丰十年（1860）八月，署理盛京将军。在盛京的任职，不仅使倭仁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而且在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官场处事经验。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倭仁作为朝廷的使臣出使朝鲜，颁布咸丰皇帝去世的“遗诏”和同治皇帝登极的“恩诏”，这预示着倭仁的政治生涯开始出现转机。同治元年（1862），在倭仁的一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元月，升任大学士，工部尚书；二月，任同治帝师傅、充翰林院掌院学士；七月，任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任大学士，兼管理房部事务，旋授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十年（1871），倭仁又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倭仁晚年生活的这十年，是其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真可谓“晚遭隆遇”。这使倭仁成为同治王朝政坛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同治王朝政局非常复杂。咸丰皇帝去世以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盉联手清除了肃顺势力，朝中权力之争便成两极格局。同治初年，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恭亲王奕盉成为维系大局的关键人物，慈禧不得不依靠他；然而，奕盉权势膨胀，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又是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所不能容忍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四日，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奕盉贪婪、骄淫、揽权、徇私四大罪状，要求奕盉“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蔡疏立即成为慈禧打击奕盉的有力借口。
第二天，慈禧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邢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和殷兆镛等人。倭仁在周祖培的推荐下出场，此后成为查办此事的主要人物。初六日，倭仁会同周祖培等在内阁讯问蔡寿祺，并将结果写成奏折，由倭仁领衔上奏。倭仁等的结论是：“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意思很明确，应将恭亲王予以惩戒，“裁减事权”。这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当倭仁等将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早已事先拟好了处理此事的诏书，并当即谕令倭仁、周祖培等修改诏旨中的错别字和润饰辞句，不交军机处而直接由内阁发下。慈禧所拟诏书给予奕盉极为严厉的处置：“革去一切差使”。此举引起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动，尤其遭到王公大臣的纷纷反对。
亲王奕对慈禧之举，颇为不满，首先上疏抗议，要求慈禧太后将此事交给王公大臣集议。
慈禧太后此时心情非常复杂。她一方面谕令王公大臣初九日于内阁会议，一方面玩弄两面手法。初九日，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慈禧先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她罢斥奕盉的坚决态度：“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人，暗示可以复用奕盉。当两方面的人在内阁集议时，各述从慈禧太后得到的意旨，显然大相径庭，于是互不相让，争吵不休，最后请当天召见时在场押班的钟郡王作证，钟郡王表示，“固皆闻之。”大家相顾失色，会议不欢而散。其实，慈禧对此事的心情很矛盾：既想罢斥奕盉，而理由又不甚充分，不仅“枢臣”和“亲藩”反对，还担心引起外国人的干涉。她希望有大臣支持，“藉大臣以镇众议”，使她寻求体面下台的机会。这时倭仁等人正好帮了她这个忙。
随后几日，又有醇郡王奕、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上疏为奕盉说话，慈禧将此三折发下交给王公大臣与王折“一并议奏”。十四日，王公大臣再次在内阁集议。深悉慈禧心意的倭仁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他首先拿出一份疏稿，坚持醇郡王等疏没有讨论的余地，充分表达了慈禧意欲惩戒奕盉的强硬的一面。这一举措一度使会议冷场，但是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各自心领神会。这时，肃亲王也拿出一份疏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主张还是应该录用奕盉，至于如何“录用”，则当“出自圣裁”。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见此情形，倭仁也顺势修改自己的疏稿，同意肃亲王的方案。至此集议基本上达成一致意见。十六日，倭仁与肃亲王等人的奏折呈上，慈禧太后终于借此对恭亲王奕盉作了体面的让步：“兹览王大臣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这样既教训了奕盉，又给了奕盉重新出山的机会。约一个月以后，慈禧恢复了奕盉的军机大臣之职，但永远削去“议政王”封号。奕盉遭此打击，权势大为削弱，锐气顿减，“自是益谨”。应该说，慈禧太后最终达到了目的。
五、应变：近代中西文化首次交锋
同治六年（1867）的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西文化的首次交锋。在这场争论中，倭仁是反对西学的主角，也正因此而使倭仁在晚清历史上以顽固保守著称。京师同文馆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起初只是一所外语学校，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外交急需的翻译人才。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洋务运动日益展开，洋务派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办洋务的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学西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天文、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信息反馈到朝廷，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盉等人即建议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同治五年（1866）底，恭亲王奕盉等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拟从满汉贡生、举人、进士、翰林和该各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中招考学生，由总税务司赫德招聘西人在馆教习。殊不知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恭亲王等人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顺利实施之时，反对派已在酝酿抵制。同治六年（1867）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奏折揭开了这场大论争的序幕。张盛藻反对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认为这样就会使“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的正途士人误入歧途。可是，张盛藻毕竟人微言轻，他的奏疏遭到皇上谕旨的严厉训斥。
张氏的意见被压制后，倭仁亲自出场，随即卷入论争之中。他与恭亲王奕盉等针锋相对地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论战。二月十五日，倭仁上奏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他从立国根本的高度立论，反对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担心“变夏为夷”，将问题的严重性夸张到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地步。以倭仁的学养与地位，清廷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在倭仁上奏的当天，两宫皇太后即召见倭仁，并把他的奏疏交由总理衙门处理。三月二日，恭亲王奕盉等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重申增开天文算学馆以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一方面绕开倭仁奏疏中“反对师事夷人”的要点，而从正面大谈“自强”之道；另一方面则以攻为守，反诘倭仁：既然你倭仁反对我们的举措，那么你得拿出自己的“良图”、“妙策”来呀！否则，“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怎么能和“夷人”对抗呢？三月八日，倭仁再次上奏，仍然坚持己见，他要奕盉等人作出必有实效，必能歼灭“夷人”而且知识分子又不致受“夷人”影响的保证：“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为愈耳。”这确实把奕盉等人将了一军。三月十九日，奕盉等人上奏承认：“此举之把握，本难预期”，显得底气不足了。但他们并不甘罢休，于是抓住倭仁奏疏中“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不必师事夷人的把柄，对倭仁反戈一击，要倭仁“酌保数员”，另设一馆。这个建议得到谕旨允准。这下可为难了倭仁。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据实陈奏、“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更使倭仁难堪的是，就在同一天，清廷还谕令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在保守派人士看来，“以宰相帝师之尊，兼蕃署奔走之役”，是“困之以必不能为之事，辱之以必不可居之名”。显然，这是倭仁所无法接受的。于是倭仁一再疏辞，但都不得允准，至此，双方争论已到白热化程度。朝廷的故意为难已使倭仁狼狈不堪，而奕盉等人在朝堂上的当面围攻更使拙于言辞的倭仁倍感羞辱。几经折腾，倭仁终于气得病倒了，于是，他托病坚持不去总理衙门上班，朝廷也无可奈何。倭仁与奕盉等人的正面冲突就此平息。然而，争论仍在继续，余波未已。倭仁的举动虽然遭到朝廷的压制，却得到一些保守派人士的声援与支持。通政使于凌辰、成都将军崇实、候补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等人，先后上奏指责同文馆。尤其杨廷熙的奏折，洋洋数千言，认为开设天文算学馆，“其事其理其言其心，有不可解者十焉”。他从十个方面将倭仁等人的反对意见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和发挥，甚至以为“同文馆”三字是宋代奸臣蔡京残害忠良的狱名，“非美名也”，他以“久旱不雨”、“灾异”非常的“天象之变”为由奏请撤销同文馆。清廷怀疑杨折是倭仁授意所为，因此借机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倭仁并敦促倭仁尽快到总理衙门上任。倭仁只得继续托病请假，清廷顺势开去了倭仁除去大学士兼帝师以外的其余一切差使。倭仁虽然可以不任总理衙门行走，却也因此而失却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和管理户部事务等职权。历时半年之久的同文馆之争到此结束。
同文馆之争是近代中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第一次大论争。在此过程中，倭仁以“本末”论和“夷夏之辨”的观念为思想基础，否定西学的价值，从而认为向西方学习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会有导致中国文化沦亡的危险，充分显露出倭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极端保守思想。
六、晚景：位愈高而忧愈深
经过同文馆之争的打击，倭仁失去了部分兼差，但他仍以大学士的身份在弘德殿行走，可以更专心地做同治皇帝的师傅。同治八年（1869）三月初八日，十四岁的同治皇帝“开笔作论”，师傅们出题为《任贤图治》，皇帝写道：“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同治所述，和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倭仁所上《应诏陈言疏》完全一致。同年，醇郡王奕奏请皇上在太后召见群臣时“升座听政”，即见习临朝理政，得旨允准，倭仁禁不住“喜而赋诗”，其一云：
宸躬道积已成基，稽众还思允若兹。巽命重申群策纳，乾纲丕振一人持。每怀机密欣观政，况有懿亲更进词。独愧老臣无寸补，龙章日月仰风期。
诗写得很蹩脚，其实算不上诗，不过它表达了倭仁对同治皇帝临朝“听政”的欣喜和期望。他多么希望能把同治皇帝培养成一代“中兴圣主”！
同治十年（1871）三月，倭仁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也登上了传统仕途的极峰。倭仁的一生，历经嘉、道、咸、同四朝，这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日趋没落的时代。但是，就倭仁及其家庭而言，却在走着一条稳步上升的道路。他从开封驻防的中下层旗人社会中脱颖而出，撞进了京师显贵阶层，成为王朝没落中的“新贵”。作为现存制度与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在内忧外患危及王朝统治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倭仁自觉地成为传统社会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这是毫不足怪的。
晚年的倭仁位愈高忧愈深。
咸、同之交，倭仁曾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忧心忡忡，他说：“今虽从和义，而华夏之大防已溃，中朝之元气愈亏，其将何以立国耶？”在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中，清廷和总理衙门又以向列强屈服告终。作为京师士大夫“清议”的代表，倭仁认为：“今日重罪守令以谢洋人，将来此端一开，何以立国？”倭仁一再提出“何以立国”的问题，可见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
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1871年6月8日），倭仁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的《遗疏》中，仍念念不忘要两宫皇太后“勿忘庚申之变”，要同治皇帝“毋以诵读为具文，毋以《诗》、《书》为迂阔”，表明倭仁一方面至死不忘国耻，另一方面他仍然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救国的惟一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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