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发言材料[精选]

第一篇：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发言材料[精选]

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发言材料

做实基层服务 “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XX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第二篇：做实基层服务 “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做实基层服务 “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

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

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

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

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

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

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

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

第三篇：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摘 要] 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模式的不同定位、主体责任、治理体系和运作机制,对加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有三个重要的创新点:统筹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激发人民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推动法治为自治和德治服务功能。如何实现中国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治理目标?需要发挥基层社会自治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三治模式之间的协同关系,提升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能力,以促进中国社会和谐建设,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自治；法治；德治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应用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充分发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促进法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从三治有机融合到三治相结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1]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建设,不断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制”走向“治理”。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以及民主协商来治国理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实现建立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

一、明确基层社会三治主体,打造社会治理基础工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机制中,谁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从党中央提出的社会治理体制中,治理城乡社区的主体由五个方面的代表组成,包括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基层政府的代表、基层社会力量的两个代表(包括企业的代表、基层社区组织的代表)和居民的代表。这四类治理主体的代表各有自己的职能和作用,是一种有机契合的社区共治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结构体系。这种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体系不同于西方国家和地区,又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城乡社区管理。基层党组织是三治主体的第一方面代表。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因此,基层党组织承担起社区事务的领导地位。如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什么都管,而是负责基层的政治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政治建设的内涵是加强和改进街道(乡镇)、城乡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乡社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建设是基层各个单位需要建立基层党委、总支或者支部,或者联合支部,没有党员的单位需要派遣党代表；基层社会的党组织需要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基层政府是三治主体的第二方面代表。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导作用?这需要基层政府制定出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以及协助政府的社区工作事项清单。基层政府组织是基层社会三治的第二个主体,也就是基层政府治理,基层政府需要切实履行城乡社区治理主导职责,加强对城乡社区治理的政策支持、财力物力保障和能力建设指导,加强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的指导规范,不断提高依法指导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社会力量是三治主体的第三个方面的代表。基层社会三治主体中,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社会力量的主体包括基层社会组织和企业。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和公共性特征,基层社会中的社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是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它能够起到稳定器和缓冲带的作用。实践证明:有效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有利于完善社区组织的工作体系,包括发现居民需求、统筹设计服务项目、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引导专业社会工作团队参与。在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积极引导驻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城乡社区成员是三治主体的第四个方面的代表。在城市社区就是居民(包括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社区就是农民(如果是城中村,也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设,合理确定其管辖范围和规模,促进基层群众自治与网格化服务管理有效衔接。加快工矿企业所在地、国有农(林)场、城市新建住宅区、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组建工作。作为居民自治,乡村自治的组织形式,它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综上所述,五个三治主体,即基层社会党组织、基层政府、城乡社区企业、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和城乡社区成员,五个三治主体是创新社会治理基础工程的载体。事实上,不同的社区,无论是城镇化的农村,还是乡村化的城镇,需要明确不同发展阶段三治主体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总的原则,就是坚持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切工作,发挥基层社会政府治理的主导作用,统筹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进一步注重发挥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治功能,发挥其主人翁的作用,做到相互平衡、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以实现共同发展的共治目标。

二、明确基层社会自治目标,健全基层社会自治体系 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致力于政府与人民对公共生活的协同治理,它有赖于城乡社区成员的自愿合作,有赖于社会治理机制中如何激发社区成员的内驱动力,这既保证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又确保了社区成员的个人权益、个人意愿的实现。因此,基层社会自治的基本目标是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推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仅是人民当家做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也是对基层社会自治的积极探索。从我国69年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看,由于政府大包大揽、管得过“宽”,大量事务和矛盾实际上都汇集到政府身上,对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空间产生了挤压与反向依赖,影响了城乡社区成员的参与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基层社会自治作用发挥得比较有限。同时,面对社区结构的改变,社区内日益多样多元的社会需求和海量的物流、人流、信息流,政府手段有限、资源缺乏,很多事务根本无法管理,或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敏感社会问题具有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特点,关涉多个利益主体,如果群众特别是各利益相关方没有参与进来,仅靠政府来主导,妥善解决各类问题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解决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让社区企业、城乡社会成员(居民、农民)、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这实际上也对基层社会自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和管理,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正常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坚持扩大基层民主、自治权力,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2] 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围绕提高自治水平这个目标,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其管理主体是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3]因此,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健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努力实现“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去做,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去做,居民能做的交给居民去做”。坚持自我管理。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制定必要的乡规民约,建立自我管理的议事机制,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坚持自我服务。通过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我服务模式,切实做到社区“事事有人管”；坚持自我教育。通过基层协商,可采用开放空间等工作模式,找到合法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其实也是社区成员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坚持自我监督。创新监督形式,调动城乡社区成员参与监督社区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区和谐,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良性互动。

三、推动基层社会法治建设,发挥法治保障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基本方略和全社会共识。商鞅说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智者不得过,愚者不得不及。”意思是说,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一般来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仅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监督机制,而且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强,习惯以法律方式解决纠纷。在我国,虽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还没有较好地树立起来,这影响了基层社会法治的效果,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例如,有的城乡社区成员在遇到土地纠纷、拆迁矛盾、社区安全、小区停车管理、社区物资回收、循环使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时,不是寻求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奉行“信访不信法”“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等错误理念,指望以聚众闹事、采用极端手段等方式达到其不正当目的,使存在的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当然,目前有的基层干部及执法人员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协调基层社区各个利益关系主体、分配经济和社区资源时,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甚至还出现权大于法、言大于法、徇私枉法、粗暴行政等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应该发挥基层社会法治机制的保障作用,包括坚持全民守法,坚持法治精神,坚持法治保障,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坚持全民守法。需要从开展广泛的普法教育着手,尤其是需要宣传《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法律的要点,开展依法治理活动,努力推动基层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坚持法治精神。推进法律咨询进基层活动。法律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社区冲突都是能够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例如,公证进社区,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通过法律咨询进社区和家庭,发挥解决家庭纠纷的主导作用。坚持法治保障。前面谈到商鞅在二千三百年之前,就强调法律是保护老百姓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通过法律援助可以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也是社区依法治理的具体表现。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推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理社区事务,包括村民选举、居委会的选举,充分发挥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让老百姓感到真正的当家做主。

四、坚守基层社会德治准则,彰显传统德治社会价值 德治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国最大的“本土资源”。孔子说过“,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意思是说,君子增进道德建立事业。推忠于人,以心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慢,处于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5]儒学的博大精深,使我们认识到,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谁都不可能无视德治的作用。道德作为人人心中皆有的一种规范和约束,这种心中之法是较之任何文本法作用更大、效力更高且适用更广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设却相对滞后,不敬不孝、知法犯法、赌博滋事、网上任意中伤诽谤等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对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不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强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论事、就矛盾论矛盾,社会治理的成效会非常有限。借鉴古今中外的法治实践,如何发挥德治建设的作用?提升城乡社区成员的素质和修养,从源头上预防社会矛盾的产生,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如何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做出顶层设计,通过建立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弘德和家风建设的德治建设体系,把基层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理念和社会价值追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注重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把德治的抽象宽泛概念、崇高理想追求变成人们实实在在的每一个行动。坚持以规立德。墨子说过,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意思是说,天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不能没有规则。没有准则而他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那是不能的。因此,制定乡规民约、城乡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成员的行为准则,强化规范约束,发挥明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坚持以文养德。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城乡社区成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倡导社会成员成为社区志愿者,通过德治的实践和行动,不仅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而且践行追求高尚道德理想的志愿行动。坚持以评弘德。通过评议个人、家庭、社会的道德状况,形成鲜明的舆论导向,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文明水平的提升,依靠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的说服力、劝导力、影响力,调节城乡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城乡社区德治体系中,全面实施公民道德工程。坚持家风建设是中国现阶段开展社区德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得“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6]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推动“家国天下”的情怀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因此,倡导良好向上的家风,依然能够正向推动社区德治的良性发展。

五、建立三治模式协同关系,提升基层社会三治能力 正确处理好基层社会三治之间的协同关系,将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政府调控同社会协调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新型社会共治模式,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自治法治加德治的三治模式借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当家做主的群众自治实践的有益经验,参考了1992年以后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实践以及汲取了我国历史长河中有效的德治传统。基层社会的三治模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理念,三者功能作用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合力共治。自治是法治、德治的目标。基层社会自治重点解决治理的具体形式和载体问题,加强城乡社区各个载体的治理能力。正确处理好三治主体之间的内部协同关系,在城乡社区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下,增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议事协商能力、自我服务能力、心理咨询干预能力、信息化应用能力、资源优化能力,三社(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联动与资源优化能力。法治是自治、德治的保障。基层社会法治重点解决治理的现实依据和手段问题,加强城乡社区成员的依法办事能力。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发挥社区民警、社区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的作用,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协商能力、社区矛盾预防能力、社区矛盾化解能力、利益意愿表达能力。德治是自治、法治的基础。基层社会重点解决治理主体思想精神层面的素质修养问题,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强化社区文化的引领能力,讲好社区成员身边的故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居民对社区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形成社区是我家,打造社区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价值推动力。总之,自治、法治、德治最终都统一于“人”这个核心,都是为了激发城乡社区成员的责任感,提升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盘活基层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活力,优化社区各方资源,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努力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参考文献 [1]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8.[2] 魏礼群.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J].社会治理,2016(5).[3] 俞可平.敬畏民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73.[4][5](唐)魏徵,等.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72,3.[6] 潘婧瑶,董婧.从“家风”传承看习近平如何齐家治国[N].人民日报,2016-02-23.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3期

第四篇：关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推进基层“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推进基层“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镇（街道）党（工）委，县级机关各部门、县属各单位党组织：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创建基层依法治理新模式、推进平安建设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在更深层次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经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社会管理“德治、法治、自治”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德治为先导、法治为根本、自治为基础，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着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努力把我县建设成为和谐幸福的现代化滨海宜居城市。

二、总体目标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按照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的原则，建立以规立德、以文养德、以评树德的德治建设体系，强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完善基层民主、群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自治建设体系，积极探索德治、法治、自治融合创新，使社会服务更加完善、社会关系更加协调、社会秩序更加规范，社会风尚更加文明、社会大局更加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三、工作内容

（一）加强德治建设。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传承弘扬“大气如海、淳朴似盐”的海盐精神和“勤善和美”的共同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营造崇德向善、诚信友爱的良好社会风尚。

1．坚持以规立德。深入贯彻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和《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通过选树道德模范等方式，强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强化规范约束，强化遵纪守法，以各种规范促进人民群众德育水平的提高。以道德教育、道德评议、道德引导、道德治理、道德宣传为抓手，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以整合提升征信平台、推进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为抓手，切实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2．注重以文养德。广泛开展贴近生活、喜闻乐见的基层文化活动，以“我们的节日”为载体，通过开展文化旅游节、一村一品、一镇一节、文化走亲等活动和党员中心户（文化

科教示范户）建设，用优秀的中华文化熏陶、提升全县人民的整体文化品位和道德修养。深入推进“道德讲堂”和“文化礼堂”建设，注重弘扬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广大群众求真、趋善、臻美。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宣传和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传播正能量、提升精气神。推进农村“春泥计划”实施和“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在未成年人中重点开展孝敬、友善、诚信教育，关爱单亲家庭、困难家庭和留守儿童，凝聚家庭亲情。

3．倡导以评树德。以文明村镇（街道、社区）创建为载体，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在镇（街道）、村（社区）、企业、行业等多层面建立道德评议组织，开展群众性道德评议和各类乡风评议活动，发挥舆论影响，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以“最美”精神为核心，在各行业中选树标杆，开展“最美”系列评选活动，在全县发现、培育、宣传一大批“最美”海盐人，形成全社会崇尚、学习、争做“最美”海盐人的良好氛围。大力宣传和弘扬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平民英雄”和“凡人善举”，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加强法治建设。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目标，努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学会运用法治思维谋划、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项工作，运用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使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一种基本取向。在全社会形成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法律威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严格依法行政。推进“一把手”权力阳光行动，健全完善重大事项通报等制度，促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进一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坚持按法律法规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合情合理合法办事，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的公信度、满意率。强化执法监督，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引导、规范和监测，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守规范、违法要查处、违规要问责的执法管理体系。推行民主决策、专家咨询、民生事项公证听证和重大事项通报等制度，充分吸收社情民意，加强资源整合，形成工作合力。

2．强化公正司法。以打造阳光司法和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为载体，坚持司法为民理念，改进工作作风，通过公正司法、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等手段，让每一个司法案件都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实践。完善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等制度，大力推广民生热线、网上信访等做法，构建便捷高效的群众表达诉求渠道。健全县镇村三级矛盾纠纷调解平台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衔接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拓展行业性专业调解，把法治精神贯穿于化解社会矛盾全过程，提升调解公信力。

3．促进全民守法。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教育，注重创新“法律八进”等普法载体，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以及新居民为重点，着力提高全体社会成员法治观念，努力形成全社会充分相信法律、正确运用法律、自觉敬畏法律、严格遵守法律的良好氛围。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做大做强公共法律服务平台、12348法律咨询专线及电子网络平台，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顾问制度，为群众提供公益性、均等化、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引导人民群众自觉把法律作为指导和规范自身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以理性合法方式表达诉求、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大力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依法治校示范单位、诚信守法企业等创建活动，使法律知识广泛传播，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三）加强自治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自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水平，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化“以社区为基础、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为骨干”的“三社互动”品牌建设，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强化各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激发社会活力。

1．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巩固基层民主自治。健全完善基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自治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激发群众参与服务的主体意识。明确基层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衔接互动。深入推进“五星级”和谐示范社区创建，推行村级民主决策“五议两公开”工作法，提升基层自治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能力。健全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自治章程，依托基层自治，运用道德和法治的力量调节关系、化解矛盾。

2．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探索建立群众参政议政平台，广泛吸收社会各界代表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凝聚各方共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健全社情民意收集网络，加强分析研究，完善解决反馈机制，通过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作用和能动作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把基层村（社区）建设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平台、居民日常生活的依托、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3．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开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努力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推进居家养老、环境保护、慈善帮困等方面服务型、公益型、互助型社会组织，打造一批示范性强的公益服务项目和便民服务品牌。强化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推进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提高社会组织服务社会的能力，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积极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探索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渠道，实现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会活力，使社会组织在互助服务、公益慈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工作要求

（一）深化思想认识。要充分认识推进基层“三治”建设是形势所需、使命所系、群众所盼，是应对经济社会深刻变化挑战的新课题，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新实践，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新途径。各级各部门要科学把握“三治”之间的内在关系，积极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推进政府部门自身职能转变，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热情，把这项工作作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深化“平安海盐”建设的突破口来抓，抓紧抓实。同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找准工作切入点和抓手，通过政策创新、实践突破、由点到面，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各部门要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统筹协调，纳入本地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县委将成立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委副书记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委办，县委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立德治、法治、自治三个建设工作小组分别由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委政法委（县综治办）、县民政局（县委社工办）担任组长单位，各个工作小组实行组长负

责制，并牵头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发挥作用。各镇街道也要相应成立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和工作班子，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推动工作落实。

（三）统筹协调推进。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大对三治工作的投入力度，通过抓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基层系列平安创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工作，努力实现就地解决问题。要坚持系统治理的理念，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要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统筹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新居民服务管理问题、科技信息化手段运用问题等，着力做好公共安全工作、完善社会治安“七网”防控体系和网上网下结合的防控体系、健全应急指挥和联动处置机制等，有效解决影响基层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要注重运用依法治理的方式，强化公众的参与意识、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要加大对三治工作的宣传力度，多渠道多形式集中民意、民智、民力，不断提升基层平安创建的层次和水平。

（四）强化工作保障。各镇（街道）各部门要加强指导，及时了解、研究、解决“三治”建设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并形成长效机制。同时要建立三治建设的评价体系，把推进“三治”建设工作情况进行绩效评估，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

中共海盐县委

2014年3月4日

第五篇：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第六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做实基层服务，“四位一体”创新社会治理

崇川区是南通市的主城区，“十二五”以来，经济总量翻番，城市规模和品质也有了较大提升。但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深入，来自基层的种种隐忧和危机却时时困扰和警醒着我：

一是城市更大了，但服务群众的距离远了。现在一个城市社区平均1平方公里上万居民，社区就十几名干部，下面居民小组又大多是空的，人少事多，与群众靠不近、贴不紧，服务做不实，关系也疏远。二是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导群众的本领小了。居住小区虽然人口密集，但居民之间少了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认同感、归属感下降，有时一条网络信息可能就会一呼百应，而我们却百呼不应。大家普遍感叹，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不灵了。三是社会更多元了，但凝聚群众的能力弱了。现在阶层分化，诉求多元，各种矛盾日趋复杂，但基层的组织动员能力弱化，协调各方利益矛盾时往往是孤军奋战，常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有时甚至连做好事也得不到好效果。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以党建为核、服务为本、法治为基、德治为魂，从基层基础做起，探索善治、法治、德治、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具体有四个方面的做法：

（一）做实基层服务彰显善治。要做实基层服务必须有扎实的基层组织基础。主要落在三个“实”字上：首先，党建引领的核心要强而实。健全社区党组织-邻里街坊党支部-楼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党组织网络；配强党组织书记，组织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参加双重组织生活，认领服务岗位。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开展“大走访”，走访入户全覆盖，服务群众解难事，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社区服务的功能要全而实。2009年以来投入10多亿元建设社区服务中心，106个社区实现600㎡以上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中心按“一校两厅四室”标准，配备60余项服务功能。从前年开始，建设2000㎡左右升级版社区服务中心，进一步提升服务功能。三是邻里街坊的组织要细而实。从2012年开始，着眼做细网格、做实居民小组，按每300户左右组建了邻里828个、沿街每300米左右建立了街坊208个，并以设一个服务处、配一名专职社工、组一个理事会、建一支服务队、拨一笔经费“五个一”的要求，做实服务群众的最小单元。

（二）做优公共服务践行法治。依法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为社区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重点抓好三个服务：一是全科化的便民服务。将区街两级72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下沉社区，社区设置全科服务窗口，全科社工持证上岗；全面推行党员干部群众事务代理制，让群众在最靠近的地方得到最需要的服务。二是综合化的执法服务。将城管、建设等9个部门143项执法职能和力量综合起来，沉到街道，落到社区，第一时间更有效地解决群众身边的烦扰事，中央编办现场会组织观摩推广。三是平台化的法治服务。社区健全“一办一委三室”法治服务平台，社区警务室达到国家一级警务室标准，为每个社区聘请一名执业律师每周到社区免费服务。首创的社会矛盾大调解形成品牌，快乐调解俱乐部、周末法庭、少年法学苑等一批社团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制服务。社区治安安全感（98%）和法治环境满意率（96%）位居全省前列，刑事案发率连续八年下降。

（三）做强志愿服务倡导德治。把开展志愿服务作为倡导德治的主抓手。关键靠三方面支撑：一是靠社团支撑。2010年起大力推进志愿服务、兴趣爱好、参与管理三大类社区社团建设，现已有社区社团2214个，志愿服务队伍3200支，注册志愿者15.5万人；开展千家社团服务万户居民活动，开发服务项目600余个，每年服务超20万人次。二是靠典型引领。通过“一榜双评三讲”挖掘宣传身边典型，涌现出“孙爷爷谈心室”“巾帼挽霞”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先进典型。三是靠激励推动。开展公益社团助力计划，每年区财政对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提供2000多万元扶持；出台《志愿者星级评定及嘉许办法》，实行公职人员志愿服务计时制。

（四）做精评议服务促进自治。把组织群众议服务事项、评社区干部、选身边典型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内容。具体做到三个有：一是评议有团队。每个社区都组建群众评议团，既组织群众开展议事，又代表群众评价服务。今年以来就组织评议活动600余场次，议定社区民生实事480项、推举身边好人500余人次。二是议事有规章。制订群众评议实施细则，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采取群众点单-邻里议单-干部领单-社区评单-公示晒单“五单”法，每年在社区实施为民办实事项目1000多个。三是结果有运用。把群众评议结果与社区干部以及下沉人员的绩效考核挂钩，作为评先评优、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群众认可度高的17名社区书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

2016年8月李书记来到我区社区视察指导，循循告诫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落在基层、根基扎在基层。这些年的探索实践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不仅是李书记的殷切要求，更是实现社会良治的根本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带来了三个可喜变化：

一是从“对手”多到“帮手”多。全覆盖的邻里街坊组织增强了群众基础，上千个社区社团成为团结带领群众的纽带。近五年，我们开展群众全程参与的阳光征收，拆迁房屋800多万㎡，动迁居民近2万户、非居5600余家。拆迁量成倍增加，但因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却下降35%。

二是从“被动”多到“主动”多。邻里自理、街坊共治推动“要我做”逐步变成“我要做”。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中，我区作为全市的主考点，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等测评得分不断提高，名列全省前茅，这主要源自邻里街坊、志愿社团及十万名志愿者主动参与。

三是从“看法”多到“办法”多。通过群众议事把各方的意见转化成解决的方案。最近三年，实施22个老小区1200多幢楼宇综合改造，拆除违建100多万㎡，关停全部24家化工企业、47家印染企业和23家养殖场，没有引发一起群体性不稳定事件。

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变化，将激励我们继续把社会治理创新做得更深、更细、更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