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审监庭负责人就《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第一篇：最高院审监庭负责人就《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

充分发挥铁路法院专业特点 保障铁路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为确定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后的案件管辖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于7月30日发布《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2年8月1日起施行。确定铁路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是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一环，也是管理体制改革后铁路法院开展审判工作的基础。为帮助有关人员准确把握和理解《规定》的起草背景、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有关负责人。

确定铁路法院管辖范围是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负责人：根据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铁路公、检、法机关通过管理体制改革，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其中，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与铁路运输企业全部分离，一次性移交给驻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高级人民法院，实行属地管理。

自1982年重新筹建铁路法院以来，铁路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经多年演变，目前以涉及铁路运输的刑事和民事合同、侵权案件为主，基本不涉及驻在地的普通民事案件。转为属地管理后，应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重新确定铁路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充分发挥铁路法院这支重要的司法力量的积极作用，实现管理体制改革的预定目标。为此，中央编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铁道部于2010年12月7日会签的《关于铁路法院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铁政法（2010）238号〕第四条明确规定：“铁路法院和检察院的业务管辖范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另行规定。新规定出台前按原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底即着手对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管辖问题进行调研，在总结铁路法院20余年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全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和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终出台《规定》。《规定》体现了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考虑了管理体制改革中各地的不同情况，兼顾铁路法院的历史、现状和今后发展，对管理体制改革后确定铁路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充分发挥铁路法院这支审判力量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管理体制改革后铁路法院案件管辖的总体情况。

负责人：此次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是将铁路法院与铁路运输企业全部分离，一次性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从全国的情况看，管理体制改革前，17家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58家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分布在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与铁路局形成一套完整的对应关系，其中，12个省、区、市内的铁路运输基层法院与其驻在地的人民法院并无工作关系。因此，确定铁路法院的案件管辖问题，既要考虑一次性整体改革的政策背景和移交后属地管理的基本要求，又要考虑原辖有铁路法院的17家和未辖有铁路法院的12家高级人民法院的不同情况。

此次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整体纳入、属地管理、平稳过渡。因此，《规定》对管理体制改革后铁路法院案件管辖范围所确定的原则是：

第一，尊重历史，对现行有效的各项制度继续加以执行。例如，铁路法院管辖刑事案件的范围符合实际，也有利于与铁路公安、检察机关进行协调；铁路法院此前受理的民事案件均与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等密切相关，这些案件专业性较强，铁路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他们继续受理这些案件，有利于发挥其专业特长，取得良好效果。这些好的制度在《规定》中都得到体现。

第二，尊重现实，充分发挥铁路法院的重要作用。铁路法院基本上都设置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较大的市，其驻在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当地人民法院大多长期苦于案多人少的问题，而铁路法院移交地方管理，可以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及时雨。指定铁路法院受理驻在地的民事案件，充分发挥铁路法院这支重要的司法力量的积极作用，帮助地方人民法院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实现管理体制改革的预定目标。

第三，坚持司法为民，方便群众诉讼。铁路运输两级法院之间大多相距较远，因此对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受理的驻在地的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原则，由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其上诉，方便群众就地诉讼。总之，此次确定的铁路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既注意继续发挥铁路法院的重要作用，又注意促进铁路法院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发挥铁路法院专业特点，保障铁路运输大动脉安全、畅通

记者：管理体制改革后，铁路法院在刑事案件管辖方面有无变化？

负责人：《规定》对铁路法院现有刑事案件管辖范围只是进行了规范和归纳，仍然以涉及铁路运输的犯罪为主。《规定》从场所、对象、主体三个方面定义铁路法院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管辖范围，同时拓展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列车上犯罪管辖问题规定的适用范围。此外，《规定》还明确了铁路法院有权受理刑事自诉案件。

记者：管理体制改革后，铁路法院管辖哪些与铁路运输相关的民事案件？

负责人：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对经济纠纷案件管辖范围的规定》中，确定若干与铁路运输密切相关的民事案件由铁路法院管辖，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整体效果是好的，只是随着时代发展，其中若干内容需要调整、规范，并增加一些适应现实需要的新规定。因此，《规定》以此为基础，围绕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等与铁路密切相关的领域作了一定扩展，也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并以此作为铁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来源。

记者：铁路法院受理与铁路有关的刑事、民事案件有哪些优势？对铁路运输基层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裁定提起上诉，《规定》第四条为什么规定由相应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受理？

负责人：铁路运输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但铁路运输又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为了协调这一矛盾，就要求铁路运输的管理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兼顾。此次管理体制改革中，铁路法院整体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正是为了满足铁路运输的实际需要，也有利于发挥铁路法院长期以来积累的专业经验。因此《规定》中将与铁路运输有关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确定为铁路法院受理案件的基本来源。

基于上述原因，加之刑事案件中需要与铁路公安、检察机关协调等问题，因此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受理的这两类案件，都应上诉至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但是，部分铁路运输基层法院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没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为适应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变化，《规定》明确各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对这两类案件作出的一审判决、裁定，均按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原先的对应关系，上诉至相应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铁路法院受理若干民事和执行案件，落实铁路法院属地管理，推动铁路法院科学发展

记者：授权各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铁路法院受理若干民事和执行案件的意义何在？在具体工作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负责人：《规定》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与铁路运输相关的民事案件之外，指定本辖区内的铁路运输基层法院受理其他一审民事案件，还可以将辖区内的执行案件指定铁路法院执行。

上述措施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充分尊重各地实际，体现方便当事人诉讼和法院审理的两便原则。第二，有利于缓解地方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有利于调动铁路运输法院的积极性。第三，拓展铁路法院案件受理范围，充实铁路法院的工作量，为铁路法院今后继续科学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指定铁路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时，要结合本地案件的整体情况，综合考虑辖区内铁路法院和地方法院之间工作任务的平衡，制订符合本地实际的方案，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实施。同时，要根据移交后铁路法院开展工作的情况，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其范围可视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二篇：最高院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充分发挥军事法院职能作用 切实保障国防及相关方利益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答记者问

近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实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了解《规定》发布的背景和主要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规定》出台背景

记者： 请问最高人民法院为什么要出台这部司法解释？

负责人：《规定》的出台，是充分发挥军事法院处理涉军民事案件，依法保障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和地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军队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需要，也是人民法院加强涉军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重要举措。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军内经济纠纷案件持续增多。1992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军事法院审理军内经济纠纷案件的复函》，指定军事法院可以试办双方当事人都是军队内部单位的经济纠纷案件。随着军人婚姻家庭、宣告军人失踪或死亡、武器装备订货、军队财产转让、军人间借贷、国防专利等军内民事案件大幅度增长，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军内民事案件问题的复函》（以下简称2001年《复函》），将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扩大到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等。对于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也可以受理。军事法院开展民事审判工作近二十年以来，在及时化解涉军民事矛盾纠纷，维护部队官兵合法权益，促进部队全面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涉军案件审判的深入开展，影响涉军维权工作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

一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法律依据不足。由于军事法院组织法尚未发布实施，仅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对军事法院作为专门人民法院原则规定，未对其组织机构与审判职权进一步明确。由于2001年《复函》不属于司法解释，只是司法解释性文件，效力不够。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问题属于涉军类民事案件受理如何应用法律的问题，应当采用“解释”的形式予以明确。二是地方法院审理涉军案件往往存在主体资格认定难、诉讼文书送达难、财产保全难、调查取证难、审理周期长以及裁判执行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涉军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涉军案件审判工作的通知》，专门就完善军地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军地联席会议、涉军案件信息通报等制度提出要求，以推动解决涉军案件审判的突出问题。但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地方当事人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死亡，以及请求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等民事案件，地方法院审理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调查取证难、送达难、执行难等困难。

三是军事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过窄。根据2001年《复函》规定，军事法院只能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民事案件，这使一些由军事法院解决更为便利、矛盾纠纷化解更为彻底的案件无法进入军事法院，审判资源未得到合理配置。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等多次提出相关建议，要求加强立法，加强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职能，切实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启动《规定》起草工作，历时三年，中间反复修改并多次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多次讨论修改和研究论证，出台了《规定》。

管辖范围新规定

记者：在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方面，《规定》有哪些新内容？

负责人：对于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的确定，《规定》作了三个方面的新规定。

一是在2001年《复函》规定军事法院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案件管辖的基础上，将专门管辖的范围扩大到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案件，以及适用特别程序审理案件。

二是明确地方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军事法院管辖的案件。包括：军人或者军队单位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当事人一方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侵权行为发生在营区内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当事人一方为军人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或者死亡等案件。三是遵从民事诉讼法协议管辖的规定，明确当事人一方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且合同履行地或者标的物所在地在营区内的合同纠纷案件，当事人书面约定由军事法院管辖，不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专属管辖和专门管辖规定的，可以由军事法院管辖。

立法基本思路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规定》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负责人：《规定》立足于对军事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和条件进行规范，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依法维护军地双方合法权益。

第一，坚持军事法院管辖民事案件范围适当性原则。军事法院是专门法院，其管辖民事案件范围应有限度，以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或者军队单位为原则，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适当扩大到一方当事人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案件。

第二，坚持两便原则。认真贯彻民事诉讼法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判的原则，对于交通不便和当地未设军事法院的，可以向地方人民法院起诉，由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第三，坚持程序公正原则。管辖问题是当前民事诉讼中引发争议较多的方面，对当事人实体权益影响较大。《规定》强调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保障，专门就管辖争议的解决及管辖异议救济进行明确。

第四，兼顾国防利益、军人权益和地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原则。对于一方当事人为地方的民事案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坚持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

管辖权争议解决途径

记者：《规定》如何协调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权争议问题？

负责人：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为解决管辖争议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此，《规定》第五条对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相互移送管辖作出规定。该条第一款规定，受理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移送的法院应当受理。与一般案件移送管辖不同的是，当受移送的地方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案件不属于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地方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而不是由其指定管辖。这是由于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分属两个系统，上级地方人民法院无权指定军事法院管辖。同理，地方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民事案件属于军事法院管辖的，参照前述规定办理。此外，虽然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建制不同，但都分为三级，且最高人民法院是其共同的上级法院。因此，《规定》明确军事法院与地方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管辖权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各自的上级法院协商解决；仍然协商不成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

记者：在保障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有何具体规定？

负责人：《规定》除了在军事法院民事案件管辖范围方面，明确地方当事人的选择管辖、协议管辖以外，还在以下方面加强对地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一是规定了军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如果当事人住所地省级行政区划内没有可以受理案件的第一审军事法院，或者处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双方当事人同意由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管辖。

二是明确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救济权，规定军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可以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军事法院或者地方人民法院。

第三篇：记者问最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就关于死刑案件第二审的批复答

最高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就关于死刑案件第二审的批复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本报记者就《批复》的起草背景、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等，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

问：《批复》的出台背景如何?

答：自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死刑案件中发现，对于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其撤回上诉，各地做法不统一，争议也比较大。

有的准许被告人撤诉，有的不准许被告人撤诉，有的不准许被告人撤诉但未按照二审程序审理而是按照死刑复核程序复核后将案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法院希望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范此类案件的审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经过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本《批复》。

问：制定《批复》的依据和指导思想是什么?

答：《批复》解决的是上述情况下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问题，制定的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主要涉及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定。《批复》的指导思想，一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二是确保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死刑案件应当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适用更严格的审理程序。

问：《批复》规定不准许被告人撤诉，要求对此类案件继续开庭审理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批复》作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被告人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时，都有其理由和考虑，而申请撤回上诉的原因却比较复杂。既然被告人在上诉期限内及上诉期限届满后开庭审理前均未要求撤回上诉，就表明其对一审裁判确实存在或可能存在一定异议。为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当不准许其撤回上诉。

二是相对于不上诉的死刑案件进行书面复核审理的方式，二审开庭审理时，被告人、辩护人、公诉机关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能够直接参与法庭审理，法官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各方意见，更有利于查明事实、确定罪责，使裁判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之上，确保死刑案件公平公正。

三是二审程序虽然是由被告人上诉或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但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体现了司法权力的尊严和权威。如果准许被告人在二审开庭审理中或者庭审结束以后至宣判前这段时间内撤诉，将导致整个二

审程序可能因被告人的撤诉而随时终止，增加了刑事二审程序的随意性，也会影响刑事司法的权威和尊严。

四是在开庭前法院及控辩双方均已投入大量司法资源，开庭后再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对节约司法资源的意义已经不大。

问：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有一些涉及《批复》规定的问题，在《批复》出台后如何适用这些相关的司法解释?

答：应当说在《批复》出台前，现行司法解释对《批复》中涉及问题所做的规定是有冲突的。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4月8日发布的《关于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又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当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2)2号]规定“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上诉期限内提出上诉，上诉期满后又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决定不准撤回上诉，并按照第二审程序继续审理”。该批复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这一批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被视为有效。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

[2006]8号)(以下简称《规定》)，其第四条的内容是“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第二审开庭前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

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认为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不再开庭审理，裁定准许被告人撤回上诉;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的，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按照第二审程序开庭审理。”

根据该条规定，上诉期满后二审开庭以前，被判死刑的被告人提出撤回上诉的也可以准许撤诉，但对二审开庭以后宣判以前是否准许撤诉的问题未明确。此次《批复》规定，从二审开庭以后到宣判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一律不准许撤诉，而在二审开庭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还根据《规定》第四条处理，因此《批复》与《规定》第四条的内容是相衔接的。

同时《批复》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因此，今后在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一律依据《批复》和《规定》第四条处理即可。

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

(法释〔2010〕10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被告人在上诉期满后宣判前提出撤回上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的批复》已于2010年7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8次会议、2010年6月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1届检察委员会第3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二0一0年八月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请示，对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后，在第二审开庭审理中又要求撤回上诉的，是否允许撤回上诉。经研究，批复如下：

第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上诉期满后第二审开庭以前申请撤回上诉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的规定处理。在第二审开庭以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不准许撤回上诉，继续按照上诉程序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与本批复不一致的，以本批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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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问：实践中存在大量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以企业名义借贷用于个人消费的现象，从而引发纠纷。请问，《规定》如何规范此类问题，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答：企业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要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施。一般来讲，按照法人的代表人制度理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企业行为。但是根据同一理论，鉴于法定代表人自然人和代表人的双重身份，企业承受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必须是其行使“代表行为”的情况下，具体表现为以法人的名义行为和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为。

本《规定》出台以前，司法实践中一直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基于对企业间借贷无效的规避和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出现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比较突出。为了保护出借人利益，《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借贷合同，但是所借款项用于生产经营的，出借人可以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但也要看到，有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虽以企业名义借款，但所借款项却用于个人生活和消费，为避免企业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对于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的，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应出借人的请求将法定代表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作出这样的规定，能够有效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能够达到均衡保护企业和出借人双方合法权益的目标。

问：实践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借款人往往通过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一旦发生纠纷后，出借人往往要求履行买卖合同，进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请您介绍一下此类案件的处理思路？

答：正如您刚才所讲，民间借贷实践中，借贷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是民间借贷中比较典型的纠纷类型。债权人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与债务人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本《规定》之前，各地法院的处理方式千差万别，导致法律适用标准不一，影响了法律权威。此类案件的处理，关系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统一，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从审判实践看，买卖与借贷交叉混合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买卖作为民间借贷的担保，二是双方既有真实的买卖关系同时又有借贷的法律关系。由于前者属于最为常见且问题最多，因此本《规定》仅针对前者作出相应的规范。对于以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借期届满后借款人无法偿还本金利息的，出借人往往要求履行买卖合同，进而达到其直接获取买卖标的物的目的。我们认为，此种情形下的买卖合同应当视为类似于担保合同，其效力依附于作为主合同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因如此，出借人撇开主合同而要求直接履行作为从合同的买卖合同的，实际上是颠倒了主从合同关系。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双方之间的纠纷。只有从程序上作出如此规定，才能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真正回位到正确的实体关系中去。如果出借人坚持要求审理买卖合同的，则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偿还本息的金钱给付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规定》作出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依法处置担保物的必然安排，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容侵害。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保护，而通过拍卖程序有利于防止估价过高或者过低，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因此，《规定》要求，应当通过拍卖而非估价的方式处理标的物，以体现公平原则。此外，《规定》还特别强调，通过拍卖标的物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这一规定能够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体现了公正原则，从而真正完成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嬗变。

问：民间借贷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触犯刑事法律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既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问《规定》如何协调刑事与民事的关系？。

答：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确实涉及到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都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还有集资诈骗罪等刑事案件交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协调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我们当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经共同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如果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应当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一次我们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实际上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申，也就是重新把它规定到我们民事司法解释里面来。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非法集资案件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上应当坚持一体化解决的原则，防止有的受害人获得足额清偿而有的受害人却根本不能得到补偿的现象发生。因此，只要是涉及到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了就要移送。法院就不再审理了，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第二类处理方式，如果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过程中，涉及到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与材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办？比如有人非法集资，把非法集资来的钱又转贷给他人，后者转贷会形成民间借贷的案件，对这类案件怎么办？我们新的司法解释第六条做了规定，涉及非法集资线索的材料，我们应当要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但是对于后面的民间借贷的那部分案件还要继续审理。第三类情况，在审理非法集资的案件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担保人的担保责任问题，我们在审理案件中不因为一部分当事人的非法集资犯罪就认定整个合同无效，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也没了，这是不行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当事人要起诉担保人，对这类案件，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受理的。

第四种情况，如果民间借贷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的基本事实需要刑事案件查清以后才能继续审理的，这类案件就应当中止审理，因为犯罪事实的行为可能涉及到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基本案件事实可能涉及到主体、权利义务的确定等，这一类我们要先刑后民，先把刑事案件结案了，我们民事案件才能恢复审理。

问：在《规定》里提到有24%和36%这样两个数字，您刚才也说了民间借贷年利率以前是按照银行的同期利率四倍来计算，为何要作出这样的修订，请您再具体说一说。

答：你的问题涉及到本次司法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率问题。为什么这么规定？我们本次规定利率有几个特点：第一，规定的利率是一个固定利率，而不是像以前是参照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第二，我们划了“两线三区”。首先划了第一根线，就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率为年利率的24%。第二条线是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通过这两线，划分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无效区，一个是司法保护区，一个是自然债务区。为什么考虑24%的利率？刚才在前面已经讲到，年利率四倍的历史渊源流长，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月利率两分，也就是大约24%的含义。我们在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就研究过从古到今利率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央行颁布的整个利率的线索，我们研究发现，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百分之二点几，最高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几，中间较多的是5%-8%，最后我们折中就选了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四六二十四，就是这样来的。因此，24%的利率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所确立的一个执法标准，实际上也是从古至今在民间利率方面的一条规则，不算我们的独创。

第二，为什么要规定36%以上无效？按照1991年的司法解释，规定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动用国家强制力来保护你所获得利息，超过四倍不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的，法院是认可的，如果当事人履行了以后，再反悔想要回来，法院是不支持的，1991年的司法解释是这个含义。我们总结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发现，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利润相应来说肯定没有这么高，如果我们不把高利贷控制住，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这次规定了年利率36%以上就无效，这个无效的含义是如果当事人原来自愿偿还了利息，基于合同无效，还可以要求返还，这是对1991年的司法解释重大的修改。规定36%以上无效，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经商相关主管部门，同时也参考了国外的一些立法例而划定的。国外有一些地区也规定，在利率无效的情况下是要返还的。对于24%-36%之间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债务看待，如果要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保护，法院不会保护，但是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法院也不反对。问：认定企业之间借贷行为合法有效，可以说是这部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一，之前司法实践一般都认定为是无效的，本规定在认定企业之间的拆借行为效力上是一律认定为合法有效，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认识企业之间的借贷问题。的确正如你说的，我们对于企业之间借贷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以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被认定为是无效的，为什么要认定无效呢？因为当时基于1996年央行发布的《贷款通则》，加之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一些司法解释，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会破坏金融秩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认定企业与企业之间借贷的合同是无效的。而且这个规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这一规则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1999年《合同法》生效，《合同法》规定要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从现有的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讲，没有明确规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当然《贷款通则》是规定了，但是它属于一个部门规章，它的法律效力等级还没有上升到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层面。《合同法》出现以后，就面临着法律上的冲突。第二个原因是与物权法的冲突。2007年，我国颁布了《物权法》，按照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权利人有权依法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货币资金当然是属于他的财产，他当然可以处分。如果依据《贷款通则》就无权处分，显然这样的规则与《物权法》的规定有冲突。基于这样的情况，近几年来，我们依据现有的法律做了调整，其实我们的实际案例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规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子，依据《合同法》、《物权法》等规则，2005年以后陆续审结了一批企业与企业之间借贷的合同为有效合同的案件，示范效应是积极的，效果也很好。近几年来，我们在总结审判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有条件地认定为有效。这次司法解释第11条，对企业之间融资有效是做了一定界定的，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52条和本规定14条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主张合同有效的予以支持。根据这一条规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的有效是要限定这个合同是为生产和经营需要而订立的借款合同。如果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性企业不搞生产经营，变成一个专业放贷人，把钱拿去放贷，甚至从银行套取现金再去放贷是不行的。司法解释规定这样的合同就会认定为无效。同时在解释中还规定了如果企业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从本单位职工集资，本来是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但却没有投入企业经营，而去放贷，这也要认定为无效。所以我们这次对企业的放开是一个有限度的放开，企业之间如果有闲散资金，因为对方是为了生产经营需要，而不是为了借钱去放贷，这种合同应当是有效的，仅仅限于这个范围。这样做的目的既解决企业资金的短缺，又维护了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国家金融不安全，我们经济发展就没保障。

问：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借款人在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自愿支付利息，或者支付的利息超过了24%，但是没有超过36%的情况下，事后又反悔，能够向法院主张要求出借人返还已付的利息，《规定》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答：我们现在规定的利息利率是24%，在24%以内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这类利息只要不突破24%，都要给予法律保护。当然在实践中间，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有些当事人约定的利息是超过24%，没有超过36%，因为36%就是无效，24%与36%之间的，这一段的债务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债务。这类债务如果当事人依据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这个区间的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法律保护的。所以起诉到法院不予以保护，但是这个合同如果约定利率以后，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了利息，这个偿还是有效的，如果偿还以后又反悔，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超过24%部分利息的，不能支持。但超过36%以上的是无效，即使自愿给付了，也可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

问：我们注意到，《规定》特别强调，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债权凭证或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这一规定是否与立案登记制相矛盾？

答：这一规定不仅与立案登记制不矛盾，而且还相辅相成。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人们把借贷契约称为“傅别”，西周的《周礼》就有“听称责以傅别”的记载，说的是官员审理借贷纠纷时必须要有凭据、证据。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为证明存在借贷关系所提交的证据多为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这些大都属于书证范畴。当然，债权凭证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本《规定》已列明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形式，还包括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其他证据，如短信、微信、博客、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以及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总之，原告向法院起诉，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都要受理。对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即使已经进行了立案登记，也不能进入实体程序，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补交相关证据材料。上述规定也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

问：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会有其他人在借条、欠条或者收据上签名，并容易引发纠纷。请问，本《规定》是如何规范这一问题的？

答：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审判实践中存在相当多的纠纷是由于在他人出具的借条或者欠条上签名而引发对民事责任承担的争执，进而引发矛盾形成诉讼。应当看到，传统的民间借贷更多地存在于熟人社会中，基于亲属、朋友、同事或者其他社会关系，他人或者作为借款人的保证人，或者作为借贷的见证人，或者作为中间人，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在借据上签字。然而，他人的签字是否意味着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则存有争议。

正是由于民间借贷实践中，第三人在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中签字盖章的法律意义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本司法解释才作出明确规定，包括三层意思：第一，仅有他人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足以认定保证人身份，他人也就不承担保证责任。所谓“仅有”，是指既未在借款凭证或借款合同中表明保证人身份，也未在其中约定保证条款并指向签字或盖章人，同时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签字或盖章人为保证人。第二，只有在“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他人非为保证人的判断。第三，仅有第三人在其中签字或者盖章，但其中表明了签字或者盖章人是保证人，或者通过其他条款或事实能够推定出其为保证人的，则应当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问：民间借贷中，借款人向他人借钱时一般要出具欠条，相应地，出借人起诉时也要持有欠条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仅仅提供借据或者银行的转账凭证，是否能够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规定》就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有哪些新的内容？

答：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和专业性。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审查，是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难点和重点。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合意是否形成、款项是否交付、本金数额、利息约定等多个方面，其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也是全案展开的基本依据。

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认定，大多是由法官根据经验法则，通过对证据材料的审查和其证明力的认定、判断、取舍，并对比各方当事人不同证据的证明力，推断当事人之间既往发生的法律关系的事实过程。这一过程中所涵盖的经验法则的选择与运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等，都很难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来实现，更多的是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对于借贷关系是否发生的基本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的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虽然完全统一法官心证结果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但通过更精细化的指引，规范事实认定的方向和进路，却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随着民间借贷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且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容易伴生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害借款人利益，冲击金融市场秩序。另外，民间借贷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交易法律手续不完备，借贷行为隐秘性强，也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现实中，原告提起诉讼往往仅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或者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已经发生的证据，如果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或者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在此情况下，就存在着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而不能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简单地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以及已经发生的借贷关系的内容。为此，《规定》提出了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即：被告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不能仅仅一辩了之。如果被告提不出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以证明其主张的，则一般要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当然，如果被告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此时举证证明责任发生转移，应当由原告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当事人主张系现金交付的民间借贷，《规定》明确要求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这一规定也是近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于证据和事实认定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对广大法官甄别真实借贷关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实现维护借款人合法权益，遏制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效果。我们将这一经验进行修改与整合，吸收到司法解释中，作为民间借贷案件中事实审查的规定，从而明确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审查内容和审查标准。

问：我们注意到，《规定》特别强调要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一问题？ 答：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往往包裹在“合法”的外衣下，以正常合法的程序进入到法院，造假者们通过精心设计各种骗局，以混淆视听迷惑法官，从而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支持了虚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12条中新增加了对虚假诉讼的规定，但实践中审判人员很难明确识别、认定虚假诉讼，而民诉法中“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在刑法中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条款，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立法的不完善致使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违法成本非常低，诉讼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所追求的不法利益，与当事人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付出的成本的巨大差异对当事人作出不法行为产生了不当的激励。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

如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前，法院对调解率的片面强调，容易给当事人虚假诉讼提供便利；法官对调解的偏好也使调解中对事实的查明大打折扣。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中，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恶意串通，不存在激烈的诉辩对抗，而且有时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可能就是双方共同伪造的，这就给法官鉴别虚假诉讼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和对生活的认知，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问：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许多民间借贷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而由网络交易快速完成。作为新生事物的P2P网络借贷，《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规制？

答：自从1979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最初提出P2P概念，并将小额信贷和互联网技术相连接以来，P2P网络借贷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于2007年正式进入我国。2013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在一年之内由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几千家，从而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借贷种类和方式也得到扩张。应当看到，P2P网贷有助于一般人群、小微企业获得所需的融资，弥补银行借贷的空白，帮助传统借贷中难以获得融资的企业和个人得到资金支持。我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复杂、监管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P2P利用投资理财为幌子，参与非法集资。据统计，2014年，P2P网络借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发案数、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分别是2013年全年的11倍、16倍和39倍，今年上半年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当前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本《规定》分别对于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如果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P2P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其对于民间借贷形成的债务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继续加强对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规制的调研，密切关注这一新型事物的发展态势，结合行业特点和法律关系，制订更加充实详细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以司法的手段维护互联网对创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为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答记者问

适应新形势新常态统一裁判理念规则

践行司法为民促进社会和谐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

纪要》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罗书臻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以下简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值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第八次全国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对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确定的民事审判工作主要任务和出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意义。

答：2015年12月23日至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专门作出重要批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对于人民法院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常态，更加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会议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作用，服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坚持依法保护产权、尊重契约自由、依法平等保护、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倡导诚实守信以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统一“六个原则”，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切实提升司法公信力，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会议针对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新形势、新常态，就民事审判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共计八个部分、36条，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2次会议讨论通过。《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出台和施行，必将有力地指导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各类民事案件，妥善保障各类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有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问：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请问《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其中哪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 答：审理好婚姻家庭案件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设，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二）、（三），有效地指导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但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针对当前婚姻家庭纠纷中比较常见的未成年人保护和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等问题进行了规范。

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审判的重要内容，以前的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涉及较少，这次《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明确提出，在审理婚姻家庭案件中，应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比如，在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中，对于实施家庭暴力的父母一方，建议不判给其抚养权。再比如探望权的问题，探望权的适当行使对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人格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提出，探望权的行使要根据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智力和认知水平，在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成长和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行使。

近年来，家庭财产数量日益增多、种类也日趋多样化，《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实践中较为疑难的有关夫妻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形成的保险价值和保险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问：侵权案件的审理涉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哪些问题进行了规范？

答：审理好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对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提出，要总结和运用以往审理侵权案件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侵权案件的审理规律，更加强调裁判标准和裁判尺度的统一。《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社会保险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

对于社会保险和侵权责任的关系，一般认为，社会保险是一种社会性风险分担机制，是对受害人的一种基本社会保障，没有分散侵权人侵权责任的功能，而侵权责任是行为人因自己侵害他人权益所应承担的责任，两者在立法目的、价值取向、保护范围、适用条件等方面均有明显不同。基于此种认识，《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9条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不因受害人获得社会保险而减轻或者免除。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和四十二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工伤保险基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或者其他保险待遇。”

对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审理该类案件的总体思路和理念是：通过司法审判引导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需要解决的主要是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对患者和医疗机构各自的举证范围和举证责任提出了比较具体可行的意见。

问：近年来，房地产不管是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还是在人民群众家庭财产方面，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请问《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该类纠纷都有哪些意见？

答：房地产纠纷案件的审判是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理好房地产纠纷案件对于贯彻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一贯强调，坚持以依法维护各方当事人权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作为审理此类案件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大家知道，在房地产领域，存在土地出让、合作开发和房屋买卖、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的一、二、三级市场，从公权力干预的程度上看，是依次减弱的，因此，在对合同效力的把握上，也要依次放宽。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13条、第14条分别明确，“当事人仅以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未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条件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针对近年来以房抵债类纠纷显著增加的实际，《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区分各类情况，分别提出具体明确的处理意见，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实践中的模糊认识，对于指导该类纠纷的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问：产权保护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指标，我们注意到，《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也专门规定了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意见。

答：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事审判工作中，妥善审理好物权纠纷案件，是保护产权最直接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起草的物权法司法解释今年公布实施后，社会反响良好，并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但由于物权法理论性强，与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联系紧密，有很多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一时难以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审判实践中比较集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当然，这些意见尚需审判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在“关于物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一节对农村房屋买卖、违法建筑相关纠纷、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对于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由于国家目前正在对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试点，政策性特别强，总的原则是区分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要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进行依法保护，非试点地区仍要保持原来政策的连续性。对于涉及违法建筑的纠纷，《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的指导思想是合理确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对于当事人请求确认违法建筑权利归属和内容的，不予受理，由行政部门解决；但是，违法建筑致人损害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也是保护产权的重要内容。针对实践中认识比较混乱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确定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综合考虑当事人生产生活状况、户口登记状况以及农村土地对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因素认定相关权利主体。要以当事人是否获得其他替代性基本生活保障为重要考量因素，慎重认定其权利主体资格的丧失，注重依法保护妇女、儿童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合法权益。” 问：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提出了哪些意见？

答：妥善审理好劳动争议案件，对于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提出，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要坚持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企业生存发展并重的理念。《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依然贯彻了这一理念。

比如，《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29条关于“末位淘汰”等形式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规则是优胜劣汰。面对激烈竞争，不少企业想方设法采用各种管理手段，力争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处于不败之地。“末位淘汰”与解除劳动合同之间不能等同，解除劳动合同必须要依法进行，从《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看，我国法律没有允许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以“末位淘汰”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可见企业管理考核中的末位员工被“淘汰”，缺乏法律依据。此外，《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还对劳动争议诉裁审衔接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规范，便于劳动合同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

问：建设工程案件专业性很强，请您谈谈《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有什么新的思路？

答：据统计，全国每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虽然数量不大，但因其专业性、复杂性特点，历来是民事审判工作的难点。建设工程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是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也应该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建设工程领域的强制性标准比较多，这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所必须的。针对目前建筑市场招投标实际情况，《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明确提出，要依法维护中标合同的法律效力，对违反招投标法规定，变更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的约定，不予保护。

承包人停（窝）工损失赔偿问题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专门对此进行了明确。《合同法》规定了三种造成工程停（窝）工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符合三种法定情形造成工程停（窝）工的情况较多，但是，判决由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并不多，保护停（窝）工受损方合法权益力度不够。法律适用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计算停（窝）工损失数额以及如何认定停（窝）工损失与过错方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特别是窝工造成生产效率低速运转损失的计算难度较大。为此，《八民会纪要（民事部分）》第32条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今后，我们还要不断积累审判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相关裁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