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取威虎山”功臣孙立真的传奇人生(图)

第一篇：“智取威虎山”功臣孙立真的传奇人生(图)

“智取威虎山”功臣孙立真的传奇人生(图)

“智取威虎山”功臣孙立真的传奇人生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及小说《林海雪原》中侦察排长杨子荣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电视连续剧《杨子荣》播出后,更是掀起了一阵“杨子荣热”。然而,在“杨子荣热”的背后,有谁知道杨子荣侦察排副排长孙立真的传奇经历吗?事实上,孙立真与杨子荣一起带领战友们智取威虎山、活捉座山雕,在杨子荣牺牲后,从东北三省转战到大西南,参加了上百次战斗,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

日寇投降后,孙立真带领650名矿工投奔了八路军,从此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走进山东省即墨市瓦戈庄镇孟戈庄村的一个四合院,一位耄耋老人正在庭院里晒着太阳掰花生,一问,他就是老侦察英雄孙立真。

矮小的身躯靠着双拐的支撑才能站立起来,严重的耳背使他显得有些迟钝。当年那个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侦察副排长,似乎已经被无情的岁月和伤残吞噬得毫无踪迹。然而从他那深邃的目光中仍能窥探出昔日的风采。谈起往事,老人眼中放出光来,那曲折而传奇的一生渐渐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1913年6月16日,孙立真出生在即墨县孟戈庄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另有一个妹妹。由于家中人多地少,尽管父母没日没夜地干,全家人仍然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糊口,他一天学堂没有进,12岁便到南乡地主家当长工,一干就是十几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大肆掠夺我国东北的资源,派军队到内地抓劳工,押到东北给他们卖命。1939年春的一天,孙立真在回家的路上被日军抓住了。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他被解往黑龙江省的鸡西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临走前,孙立真要求回家看一眼年轻的妻子和不到1岁的女儿,日本人回答他的是皮鞭抽和皮鞋踢。

日本人曾向劳工们吹嘘,管吃管住,一个月还发三块大洋。孙立真到了矿井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矿工们住的是草棚子,吃的是橡子面,一天要在井下干十四五个小时,稍有不慎就被打个半死,更不用说发工资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一个老矿工,据说他秘密参加了***,经常秘密发动工友们与日本人斗争。孙立真虽然不识字,但他有胆有识,到煤矿不久就成为斗争的积极分子。

1945年9月,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到煤矿,孙立真认为机会来了,他借口矿方不兑现答应发给劳工的工资,组织1000多名工友***出走,与日本人彻底决裂。

当时,东北的环境非常险恶。孙立真带领工友一路上不断遭到土匪的袭击,走到五常县时只剩下650多人了。孙立真意识到如此下去,手无寸铁的工友们绝无生路可言,唯一的途径就是投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这年冬天,他们在五常县境内找到了八路军正规部队,有400多人被收编,其余的人发给路费回了家。从此,孙立真成了一名正式的革命军人。

据孙立真回忆,当时部队兵源补充很快,非常缺乏干部,团参谋长看他挺有组织能力,让他当连长,他觉得自己不识字,当不了官,推辞不干。为此,他被禁闭在一间小木屋里,两天后经团部作战股长说情才放出来。

1946年1月,孙立真所在的部队进驻牡丹江地区,他被分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这个班的班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子荣。

此时的牡丹江一带,到处都是土匪武装,人民遭受屠杀抢掠,渴望早日肃清匪患,过上安定的生活。于是,我军于2月上旬就发起了分路进剿各股土匪的战斗。从此,孙立真和杨子荣开始了充满传奇的剿匪生涯。

杨子荣和孙立真带领侦察排深入夹皮沟,智取威虎山,活捉了老奸巨猾的惯匪座山雕

牡丹江北部地区剿匪战斗胜利后,杨子荣和孙立真被调到团部,分别担任相当于连级的团部直属侦察排排长和副排长。他们以卓越的侦察才能和机智勇敢的行为,完成了首长交给的一个又一个艰险而光荣的任务。

1946年7月的一天,杨子荣和孙立真各带一位侦察员到海林县东部山区马圈子一带侦察马喜山匪部的人数和驻地。他们化装成农民,腰里暗藏着手枪,分头在山上转了几圈,发现了山下的一个小屯子。孙立真向一个打柴的农民探问屯子里的情况,打柴的人说屯里有300多名土匪。为了摸清屯子里的真实情况,孙立真装扮成打柴的人,让另一位战士在山上掩护,自己挑起一担柴火向屯子里走去。一进村屯子,几个匪兵便喊住了他,让他帮着遛马。孙立真遛完马,借找草料喂马的机会,把敌人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孙*9摇立真和杨子荣会合后,相互通报了各自掌握的情况,立即回团部报告。第二天,我军偷偷赶到那里,全部歼灭了这股顽敌。

像这样的真实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最惊险最带神秘色彩的还是他们智擒惯匪座山雕那一幕。

经过1946年一年的剿匪战斗,牡丹江一带的大股土匪基本上被歼灭了。但仍有不少小股土匪作垂死挣扎,他们不再与我军正面交锋,而是躲进深山老林,偷袭附近的村屯,非常凶残。用大部队作战的方式不行了,于是二团决定组织侦察小分队,深入山林,各个击破。

座山雕(真名叫张东山)是三代惯匪,非常狡猾,当年的张作霖和日寇都奈何不了他。经我军多次搜剿,他的数千人马大部分被歼灭,他只好潜藏在海林县北部的夹皮沟里。二团曾派一个营的兵力进山搜索,没有发现他的一丝踪迹。杨子荣和孙立真带领侦察排进山剿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据孙立真回忆,他们小分队一共七八个人,1946年腊月下旬抵达海林县,月底向威虎山南虎头的夹皮沟进发。在夹皮沟屯里,他们发现了一户人家,家中一老一少父子两人。攀谈中得知老人是山东人,早年当过矿工,八年前逃到这里,以打柴种地为生。问起他家人的情况,他说只有一个哑巴儿子。孙立真看那少年眉清目秀,举止神态像正常人一样,就说:“你儿子不像哑巴。”孙立真和他认了老乡,反复讲:“我们是***领导的解放军,到这深山专门消灭土匪的。” 这位老乡才解除疑惑,向孙立真透露了实情。

原来,这位少年是个姑娘(《智取威虎山》中的常宝),因为土匪经常来这里骚扰,所以就女扮男装,见人就说是个哑巴。从老乡的口中获悉,座山雕就在这一带活动,几天前还来索要过年的东西。老乡告诉孙立真,座山雕对周围的地形非常熟悉,也很机警,总是白天躲在山洞里,夜间下山活动,做饭要跑出***里地,害怕解放军发现炊烟找到他们的老巢。在摸清座山雕的情况后,杨子荣和孙立真认为,只可智取,不可强攻。于是他们回到二道河,研究具体行动方案。

侦察排选择了大年三十晚上行动。队员们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悄悄地向座山雕所在的山头进发。他们骑着马,踏着没膝的大雪,走了40多公里路,到了大砬子山里,再也找不到山路了。这时发现了敌人的第一道岗哨,土匪用枪指着走在前面的孙立真,喝问:“干什么的?”孙立真说:“我们是蒋委员长的人,专门来联络五爷(座山雕)下山的。”土匪又用黑话盘问,孙立真对答如流,见土匪没有发现破绽,孙立真佯装埋怨道:“我们好心请五爷下山投奔蒋委员长,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头,你们竟然还用枪指着我们,真不够意思!”土匪这才把枪放下。此时,杨子荣和小分队的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虏了两个哨兵。小分队收了土匪的子弹,让他们仍扛着枪在前边带路。走了两里多地,小分队又用同样的方法,下了第二道岗哨的子弹,仍让他们扛枪在前面带路。经过三道岗哨后,孙立真问土匪:“是不是不想我们见五爷了?走了这么远还不到!”土匪说:“这条路最秘密,前面就到了。”土匪引着小分队顺利地来到座山雕藏匿的洞口。

杨子荣命赵宪功等几个战士看押那六个土匪,自己带着孙立真他们走进山洞。因受我军的沉重打击,座山雕几乎全军覆没,身边只剩下十几个铁杆随从了。小分队发现洞内食物很少,土匪们有的在喝酒猜拳,有的在煮饺子,座山雕则躺在虎皮椅上打瞌睡,样子十分狼狈。听见有人走进山洞,土匪们急忙摸枪,座山雕也从虎皮椅上跳起来。杨子荣和孙立真用黑话告诉座山雕,他们是国民党军队,奉上司的命令请五爷下山,劝座山雕不要固守深山老林,应该一起投靠国民党大部队。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国民党给座山雕的“委任状”。穷途末路的座山雕信以为真,喝令随从放下武器,并请杨子荣和孙立真他们吃饺子过年。拂晓时,小分队没费一枪一弹,顺利地把座山雕及十几个土匪带出了山洞。

走到山下,座山雕怕遇上解放军,顾虑重重。孙立真说:“不用害怕,我们来的时候在山下藏了一辆汽车,有人接应。”果然,土匪们看见远处有辆大卡车。上了车后,座山雕发现是辆苏联汽车,知道中了解放军的圈套。他想跑,但为时已晚,十几个土匪被埋伏在汽车周围的侦察排的战士缴了枪。杨子荣和孙立真这才亮明了身份。战士们捆上座山雕的手脚,把他扔在车厢里,座山雕嘴里还嘟囔着:“真倒霉,大帅、少帅(张学良父子)和日本鬼子都没奈何我,不料竟被几个土八路给整了。”

当地群众听说座山雕被活捉了,纷纷赶来找他算账。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座山雕被押往海林县民主政府接受审判,据说几年后才病死在狱中。

孙立真一生中最遗憾的,就是那次打郑三炮时不该让杨排长跑在前头

谈起对杨子荣的印象,孙立真敬佩地说,杨排长高大英俊,有胆量,有谋略,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尤其他那一手好枪法,令土匪闻风丧胆。当年下威虎山时,座山雕想从枪法上露一手,一枪把一只受惊的小鸟打下来。杨子荣笑着说,五爷看我的,一枪打下了两只。座山雕惊服了,伸出大拇指连声道:“你的枪法真厉害,真厉害!”

问起杨子荣牺牲经过,孙立真惋惜地说:“我一生最遗憾的就是那次打郑三炮时不该让杨排长跑在前头。如果我在前头,也许他不会牺牲,他这个人牺牲了太可惜。”

那是1947年2月,牡丹江一带只剩下李德林残部还没被全部消灭。杨子荣和孙立真经过多次暗中侦察,发现了这一小股土匪的行动规律及隐藏地点。匪首是恶贯满盈的大盗郑三炮,手下有十几个人,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一个用木头垒成的山洞里,洞口用一扇门板遮挡。由于长期遭受围剿打击,这股土匪变得更加狡猾凶残,他们行踪非常诡秘,走雪路都踩同一个脚印,很难对付。侦察排决定出其不意地消灭这股残匪。

天亮前,杨子荣和孙立真挑选了13名侦察员组成小分队,从一位打皮子老人的窝棚里出发,带着两挺机枪,走了十几里雪路,在匪巢的附近隐藏起来。杨子荣对孙立真说:“每次战斗都是你在前面开路,这次就让我在前面吧!”孙立真说:“你是全排的主心骨,你在前面我不放心。”杨子荣笑着说:“凭我的枪法,把枪一指,哪个土匪敢动弹?”说罢,他把孙立真往后一推,立即冲上前去。孙立真怕他有闪失,紧跟在他后边,再后边是侦察员魏成友。杨子荣紧靠在洞口当作门框的大圆木干上,一脚踢开门板,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枪放下,外边被机枪封锁了!”谁知郑三炮用手枪逼着土匪们抵抗。杨子荣听到土匪们拉枪栓声,急忙扣动手中的匣子枪,却没有打响,原来在窝棚里烤火时枪膛里“缓霜”,后来在路上把撞针冻僵了。洞内的土匪见外边枪没有响,就开始向外射击。杨子荣躲避不迭,胸部和腹部连中数弹,晃了几晃,倒在了洞口内。孙立真见状急了,握着冲锋枪向敌人扫射,可惜也没有打响。一个土匪乘机想向洞外冲,被孙立真用枪托顶了回去。这时,后面的战友冲了上来,用机枪封锁了洞口。土匪龟缩在里边,从暗处向外放枪,扔进去的手榴弹又被土匪扔出来了,双方一时僵持住了。

眼看倒在洞口的战友无法解救,孙立真双眼冒着怒火,他从腰间拔出两颗手榴弹,拉断弦,在手里摇了六下,随即扔了进去。两颗手榴弹几乎同时响了,洞内的枪声停了,传出匪徒的哀号声“不打了:,不打了。”管你打不打,孙立真又扔进一颗手榴弹。这时,洞内扔出几杆枪,爬出一个满脸流血的土匪,其他的都被炸死了。

当战友们把杨子荣抬出洞口时,他已经光荣牺牲了,鲜血浸透了身上厚厚的棉衣。战友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用土匪堵洞的门板把英雄的遗体抬下山。

2月25日,军区二团在海林朝鲜中学操场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附近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参加葬礼。大家抬着棺木绕海林镇走一圈,向天空放着排枪,以深切悼念这位战功卓著的侦察英雄。

从东北三省转战到西南边陲,孙立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东北的剿匪斗争结束后,孙立真返回了主力部队,被编入东北野战军一纵一师侦察连。据他回忆,他是这个连的连长,原先一起剿匪的战友,只有魏成友和他分在同一个连队。

在东北战场上,孙立真和侦察连的战友从四平到长春,从沈阳到锦州,几乎参加了所有战斗。在四平战役中,老战友魏成友负伤转院,从此再也没见过面。在大虎山战役中,孙立真身体多处负伤,仍和战友们以每夜50多公里的急行军打增援,按时到达阵地。在攻打沈阳时,许多战友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伤,有的壮烈牺牲。孙立真也被炮弹掀起的土埋过两次,头部被弹片击伤,直到近几年伤疤处才长出几根头发。在这次战役中,孙立真获记大功一次。据孙立真回忆,天津战役时,他奉命潜入北平,观察傅作义守军的动向。北平和平解放后,孙立真和战友们漫步在天安门广场,还照过一张相片,可惜后来丢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但是西南山区仍有不少国民党残余部队,经常袭击当地老百姓,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刚刚建立的地方政权。为了尽快肃清残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地方政权,中央决定选派一些有剿匪经验又英勇善战的人,组成武装工作队,开赴广东和广西。孙立真被派往当时国民党残匪活动最猖獗的广西百色地区军分区担任隆林县武装工作队中队长。

由于长期受匪徒的骚扰,隆林当时的景象非常凄凉,不少村寨已经空无一人。工作队到达后,到村寨里做工作,一个月没有找到人。一次,工作队在山上碰到一只狗。孙立真推断,只要有狗便会有人,于是他们一路跟着狗走下去,终于在一个村头的破房里找到了一位老人。孙立真反复说明他们是***领导的队伍,是专门来消灭国民党匪徒的,老人最后才打消了疑虑。在老人的宣传解释下,村里的人才陆续回来。

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工作队在当地逐渐站稳了脚根,接着开始了同周边国民党残匪的斗争。由于孙立真有丰富的剿匪经验,几个月就消灭了不少残匪,他的名字也广为人知。土匪们听到他的名字就非常害怕,甚至扬言:谁若能把孙小个子(身高1.6米多)抓住,赏给3000块大洋。但孙立真不为所惧,每一次行动都给匪徒以沉重打击。

一次,孙立真侦察到,一股国民党匪徒准备把从百姓中抢来的鸦片偷运到境外。因为这股匪徒据守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山林里,又有很多先进武器,一时难以消灭,孙立真决定先走谈判之路。晚上,孙立真带着两名队员,在一位苗民的引导下,来到国民党残匪据守的地点。孙立真大声对哨兵说:“我是隆林工作队的孙立真,今天有要事找你们长官讲话,快给我通报一声。”岗哨一听眼前站的人就是孙立真,慌忙进去通报。不一会儿,哨兵出来说:“我们长官有请。”孙立真让随同的两位队员留在外边,并小声嘱咐:“如果我一个时辰出不来,你们马上回去报告。”

孙立真走进一间大屋子,见里边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正在推牌九,就高声道:“我就是孙立真,今天只带着两个勤务兵来,诸位不相信可到外边看看。往日解放军大部队你们都敢对抗,今天你们看着办吧。”一番话反而把敌人镇住了。孙立真接着说:“我今天不是来缴枪的,而是让你们把鸦片交出去,希望你们明天把鸦片送到工作队去,我负责你们的安全,如果不送我还要来的。”然后,孙立真又说了一些优待俘虏的政策,转身走了出来。土匪们摸不清底细,不敢轻举妄动,孙立真安全返回。过了几天,这股残匪果然派人把烟土送来了。后来,县工作队采用一面瓦解一面斗争的策略,终于把这股匪徒消灭了。

在广西剿匪时,虽然没有东北的冰天雪地,但国民党残匪的狡猾残忍与东北的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队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一次,县里派孙立真带领一个小分队到百色军分区领衣服,途中经过一股残匪控制的区域。返回时,果然和敌人遭遇了。敌人火力很猛,小分队人少,又带着衣服,只好边打边撤退到山上。夜里,匪徒们搜山了,遍地火把向小分队涌来。孙立真当机立断,让小分队拿着衣服先走,自己带着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从另一个方向引开敌人,几经周旋才摆脱了敌人的包围,顺利完成了任务。

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广西的国民党残匪基本上被消灭了,老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孙立真因剿匪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嘉奖,至今在隆林仍流传着有关他剿匪的传奇故事。

眷恋故土,孙立真放弃城市生活,回乡拿起了锄头

1952年春的一天,即墨县孟戈庄村妇救会会长阎成英收到一封她做梦都想不到的家信。丈夫还活着?信中说,从被日本人抓劳工到参加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从东北三省转战大西南,13年来一直无暇与家人联系,家乡有什么变化,父母是否健康,妻子和女儿过得好吗?他很想念家乡的亲人。

原来,剿匪斗争刚结束,孙立真就身染重病,被组织送往柳州治疗。在外十几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家中的父母妻子,但那时残酷的斗争环境,使他无暇细细品味亲情,也没有与家人联系的机会。现在环境安定了,孙立真躺在病床上,思亲之情油然而生,而且越来越强烈。他寝食难安,可是家乡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于是,孙立真请人代笔写了那封家信。

乡亲们不相信孙立真还活着,纷纷到他家探听消息。当时家乡有关孙立真的说法很多,有的说他早已被日本人杀害了,有的说他参加解放军后牺牲了。于是,孙立真还活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乡八疃。

阎成英攥着丈夫的信,呜呜地哭个不停。这哭声既包含着无比的激动和喜悦,又有难以言喻的艾怨、委屈和思念。十几年兵荒马乱的生活,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守着寡,艰难地熬过来,不容易啊!她一刻也呆不住了,那颗心早已飞到了祖国的西南边陲,她要去柳州亲眼看一看朝思暮盼的丈夫。

把家里的地种完后,阎成英背上一包袱丈夫爱吃的炒花生,携女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辗转到达广西。在柳州火车站,夫妻俩相互打量着对方,“成英,让你在家受老罪了!”“孩子,这就是你爹啊!”丈夫抱着孩子,妻子搂着丈夫,一家人放声恸哭,周围的人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晚上,夫妻俩依偎在灯旁,倾诉着各自的思念,一夜没有合眼。

1953年5月,朱德总司令发布了革命军人回乡转业参加建设的命令。组织上告诉孙立真,如果他愿意留在柳州,可以适当安排工作。孙立真表示,自己没有文化,打仗可以,现在战争结束了,家乡也解放了,还是回乡务农吧!于是,孙立真告别了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与妻子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即墨老家。

回到家乡,孙立真才真正感受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乡亲们都分到了土地,再也不用为地主扛活了,大家个个欢天喜地。唯一让他伤心的是老母亲因思儿心切,哭瞎了双眼,已于几年前去世了。孙立真跪在母亲坟前,想到母亲没有享一天福,自己也没有尽一份孝,大哭了一场。

乡亲们都来看望他,听他讲述在林海雪原中剿匪的传奇故事。由于他见过世面,又是***员,不久就被推选为村党支部***、农业合作社社长。他那拿惯了枪的手,又拿起了锄头,带领乡亲们开始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干就是八年,他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1961年,孙立真回到了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吉林省清汪县定居。在那里,他经常深入学校、工厂、矿井,给广大青少年作革命传统教育,他和杨子荣及战友们的英雄事迹,曾激励了数代青年人。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大,身体创伤的复发,使他越来越不适应东北的寒冷气候。1994年秋,孙立真捧着刚刚去世的老伴的骨灰,又返回了即墨老家,实现了他落叶归根的愿望。

如今,89岁的孙立真两男三女都已结婚成家。他战争年代的各种奖章都丢失了,笔者只看到他保存的一份记大功证明书,上面有林彪、罗荣桓等四野领导人的签名。另外还有一个转业证明和一个三等甲级残废证。

关于《智取威虎山》

1958年，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性的现代剧座谈会，提出戏曲艺术第二次革新的号召，上海京剧院一团的几位演员闻风而动，在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此时正在上海公演的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林海雪原》，自发地决定将其中杨子荣打进威虎山的一段故事改编成京剧。

由黄正勤、李桐森、曹寿春在拟定提纲后分头编写。他们的自发创作得到了院艺术室主任陶雄的支持，又派编剧申阳生参加定稿，并改名为《智取威虎山》。其初稿的结构和剧情，基本按原作故事脉络展开。同年9月17日，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正式公演。

1963年，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周信芳院长指示进行再加工，并指派陶雄、刘梦德修改剧本，经上海***同意，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借来老导演应云卫任导演。第二稿基本上保留了第一稿的结构，只是压缩了部分反面人物的戏，加强了杨子荣、少剑波的戏。上海***高度重视，先由***宣传部长石西民负责，石西民调京他任后，改由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接手。这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到上海参加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张春桥特地请***来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指导排演”。有***挂上“指导”头衔的《智取威虎山》，顿时身价百倍。1964年，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智取威虎山》由于艺术上还比较粗糙而被安排在第三轮上演，但在开幕式后突然被提到了首轮上演剧目之中。即便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它既不如《红灯记》和《芦荡火种》，也不如同属军事题材的《奇袭白虎团》，甚至还不如当时也正在北京上演的北京京剧团的《智擒顽匪座山雕》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然而，这是上海代表团参演的惟一一个大型剧目，6月4日代表团到京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演出，7月17日，周恩来又陪同***、彭真、康生、陈毅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从表面上看起来，“文革”在摧毁、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美”的“样板”，但实际上，“样板戏”中较有艺术价值的剧目和片断，都很好地保存和再现了民间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沙家浜》的“智斗”直接来自民间文学中的表演模式；《红灯记》中的“赴宴斗鸠山”等，也是最富于民间趣味的一折。观众在这里期待的，既不是鸠山是否能取得密电码，也不是李玉和是否能保住密电码，而是体现了民间“道魔斗法”特点的鸠山、李玉和之间唇枪舌战的对话过程（参见陈思和、李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中央电大出版社，2000）。在《智取威虎山》中，虽然删去了原小说《林海雪原》中山里出身的侦察英雄栾家超，也除去了杨子荣身上的“匪气”，但最吸引人的地方仍是杨子荣冒充土匪副官胡彪“舌战栾平”的场面。

“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集中体现。它在文艺观念上将“文艺为政治服务”图解为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而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直接简化为工农兵形象“占领”舞台，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在题材和内容上，力图勾勒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其艺术样式包含了传统的中国戏剧京剧和来自西方的芭蕾舞、交响乐等现代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则以“三突出”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再次实施并强行推广“三结合”创作方法。“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智取威虎山》编导于会泳肉麻吹捧险吓走*** ***被称为样板戏的“总导演”，一半是自封，另一半却也来自真实。

因为没有***这个“总导演”，样板戏就不会被抬到神圣无比的位置。然而，是戏就有落幕的时候。那些排演样板戏的人，有的因此飞黄腾达，有的因此身陷囹圄„„

于会泳:一个才子的戏剧人生

于会泳是大才子，赞扬和唾骂他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于会泳是山东乳山人，1946年9月，时年20岁在老家已经当了5年小学教师的于会泳弃母离乡，步行3天后加入胶东文工团。

1949年8月，胶东文工团保送于会泳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进修。在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于会泳很快就异军突起，1963年他写出了《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专著。

1964年，因参与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音乐创作，于会泳受到了***的青睐。后来，他还参与了大多数样板戏的唱腔设计。1968年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撰文提出“三突出”理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次年，于会泳成为***“九大代表”。

在“九大”召开期间，《智取威虎山》一剧作为代表演出的首场样板戏，在京西宾馆礼堂上演。于会泳在演出的开场白中说:“„„我们敬爱的***同志，为培育样板戏呕心沥血，她实际上是这出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也似乎受不了这翻奉承，她站起来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了，再这样我可要离场了。”

此后于会泳青云直上，在1973年8月的“十大”会上，他又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上，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于会泳随之被隔离审查。他当时对自己还比较乐观，1977年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衣物时，还对妻子说:“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然而，仅隔一天，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对于会泳来说，这无疑是政治上的终身判决。8月28日，于会泳喝下了160毫升左右的“来苏水”，自杀身亡。

沈默君:连降9级，被逐出电影制片厂

1961年，刚刚摘帽的右派沈默君写出了《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1963年，这部电影一上映即引起轰动。

接着，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沪剧团的凌大可、夏剑青也将其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此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将沪剧《红灯记》排演成京剧《红灯记》。

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

此后，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改了又改，编了又编。然而，沈默君“摘帽右派”身份，在京剧《红灯记》公演时，不仅没有他的名字，连“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字样也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