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与领导艺术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我国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享有世人极高的评价和赞誉，它不仅为领导阶级提供了管理经验，同时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与司马迁的《史记》并为华夏历史文化遗产之双璧，蜚声中外。
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有断裂，也有延续，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不因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资治通鉴》的书名由宋神宗钦赐，他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通”则意谓着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该书是由北宋司马光耗时19年所著的一本达三百万字的巨作。全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以时间为经、皇朝为纬，运用追叙、插叙和终言等多种手法来说明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交待人物的身世经历，叙事系统而清晰。全书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总结了决策、用人、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作者通古时之变，兼容并蓄，拾遗补缺，以生动流畅、质朴精练的语言融汇诸史，成就一家之言，总结得失，供人主借鉴，从而成为后人学史、参史、研史必读之书，亦是领导者不可不读之书。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结合工作需求实现与经典著作的对接。
《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衰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重视君主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于国家兴衰的重大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司马光强调君主要负主要的历史责任。他认为领导者应该具有仁、明、武三点优秀的内在品质。“仁”指仁政和目标，“明”指素质和品质，“武”指毅力和定力。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乃仁；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乃明；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乃武。如若领导人三者兼备，则必能更好的发挥众人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该书中与领导艺术相关的知识，提高管理技能，并学以致用。党员干部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仁、明、武，从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实际行动带领党员加强理论学习，共同提高思想道德素养。
司马光在书中还提到：“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官人”指的是用人、用干部，“赏罚”指的是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干部的任用及赏罚是领导者管理的重要手段。汉高祖刘邦在取得天下后就总结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钱谷，安百姓，保证前线粮草供给，我不如萧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由此可见刘邦的领导艺术，他能够把握方向、提出愿景、知人善用、集思广益，通过对众人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使大家自觉自愿地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和十八大讲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处处都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不懈，不断努力，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有积累的人；二、领导人要懂得人才处处有，善于识才。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在用人方面要做到“至公至明”，明察是非优劣，不以亲疏贵贱或个人喜怒好恶影响自己的判断，做到慧眼识才，知人善用，唯有如此才能选拔出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进而在整个党支部营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氛围，让各党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投入到工作当中，推进我院支部建设。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遵循管理原则，注意重大人事布局和重大事务决策，同时也要深入基层，与团员青年多交流、多沟通，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发挥纽带作用，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党员中所形成的广泛而复杂的发展趋势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坚定的力量。党员也应增强自身责任感，主动报告工作进度并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改善计划，同时也要努力学习，发散思维，开拓视野，将创新与务实相结合，开创工作思路、工作方法与时俱进新局面。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比别人更加谦卑、更自律。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懂得如何做人，更清楚地明白清虚卑弱的为人之道。作为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境界，拥有大的格局和胸怀，以曹丕利用自己的王权对得罪过他的人进行报复为鉴。同时作为党员干部也要学会做事，居仁由义，刚柔并济，内刚讲究的是原则，外柔看重的是手段。“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日常管理事务也需要灵活运用策略，正如唐太宗所言，“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
曾国藩曾对此书做出如下评价：“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该书的管理学基础和领导学本质对领导人尤其是党员干部管理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党员干部、党员都要以史为鉴，吸取经验教训，从严治党、从严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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