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读书笔记——第二册
《经济分析史》（熊彼特）读书笔记——第二卷
第三编
1790至1870
第三章
知识背景
1.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
·当我们转向一个时期的哲**流，以便发现社会科学的哲学渊源——如果有的话——时，我们对于下述命题的真实性就会更加深信不疑了：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49页]
3.社会学与政治科学：环境决定论
（b）历史学家的政府与政治社会学。
·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是社会学的、即不是思辨的理论简要地包含在《共产党宣言》中；在那里一简洁的句子把它概括为：政府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一个委员会（译者按：《共产党宣言》原文为“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因此，没有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东西——国家本身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就已经死亡了：这个命题由列宁拾起来，并大加强调。关于这种国家和政治理论所应当说的，不可能都在这里说完。那个核心句子当然充其量也不过是片面的真理。但它间接地暗示了比那个片面真理更为重要的某种东西，即这样的想法：国家（政府，政治家和官僚）不是一种应当对它加以哲理化或崇拜的东西，而是一种应当对它来进行现实分析的东西，就像我们分析例如任何一个工业部门那样。[89页]
4.进化论
（e）达尔文的进化论
·我们的根本的信仰和态度，不是任何书籍的力量所能造成或动摇的；特别是，我不认为任何有教养的人会发现自己的信仰由于阅读达尔文而被摧毁，只要那个人还有可以被摧毁的任何信仰的话。[107页] ·我说的是有教养的人，因为对于在解释和批评方面缺乏防御手段的那种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来说，情形就会两样。然而，没有受过训练的头脑可以躲藏在权威的背后。[107页]
6.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
（b）无政府主义 ·要认识到这一点实在不会有任何困难：当劳工利益集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仍然有人真诚地相信工人阶级的穷困、无助和受挫，对这种现象唯一的解释便是“思想意识的凝固化”。考察一下那些精心的论证，只会加强这种诊断。但是，这种凝固了的思想意识，可以满足人们内心的强烈欲望，因而拼命努力为自己辩护。[131页]
第四章
部队的检阅 2.李嘉图派
·繁忙而注重实际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哲学的。[150页] ·我认为李嘉图没有读过多少历史著作。但我指的不是这一点。他的问题，和我的美国学生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颇为类似，大量历史材料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他们的脑袋。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缺乏历史感，这是不论多少事实的研究都不能提供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把他们变成理论家要比把他们变成经济学家容易得多。[151页]
4.法国
·两人都是可钦佩的，他们总是毫不妥协地主张他们所认为的他们国家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但是，尽管我们在夏尔·迪努瓦埃的《论劳工自由》（1845 年）一书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才气和强有力的道理结合在了一起，但我们却不能把它列为一种科学成就。就连社会主义者也会同意以下看法：迪努瓦埃的每一句话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都是用来达到某种“辩护”目的的。但我们自己的判断却不是基于这一点。假如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得把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所有社会主义著作一律排除在外。这部著作不论是对于我们的知识还是对于我们对事实的掌握均无所增益。J.G.库塞尔-塞纽尔（1813—1892）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的《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1858 年）、《论工商农业企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 年）以及《论银行业务的理论与实践》（1853 年）——只提提一个忙人的学术成果中的几个——是这种类型的著作的典范，并且也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即使我们不重视他所作的初步图解或他在名词术语上的某些不成功的革新（他把经济理论称为Plotology，把应用经济学称为ergonomy），在他的著作中也有着对于经济事务的透彻理解，这是从亲身的直接经验得来，而我们在现代文献中所如此感到缺乏的。同时，我认为除了下面这一点之外，我们不能为他多作辩护。他的著作是我们说过多次的一个真理的例证：做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是一回事，做一个理论家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3页]
第五章
普通经济学：一个截面
2.范围与方法：经济学家认为自己在做什么
（b）方法论 ·因为，“抽象性”虽然常常被用来反对一种论证，它也可以用来为它辩护。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并且在某些场合下是正当地——这样来挽救危险的局商：在某一抽象水乎上放弃某种（正在被争论的）学说，但保留说，在某种较高的抽象水平上这个学说是完全正确的。[257页]
（c）这门科学和这门艺术
·有名望的作家，只要认真注意过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大都清楚地看到了并且非常强调关于是什么的论证和关于应当是什么的论证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强调经济学的“科学”和政策的“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如果认为他们的声明中含有这种区别在后来人们提出“价值判断”问题时所获得的那种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260页]
4.经济过程的制度结构（c）国家和阶级 ·分析的发展日益有利于把纯粹的经济关系同与之在实际上有联系的其他东西清楚地区别开来。在分析经济现象时，社会阶级结构以外的那些范畴，已经证明不仅在逻辑上更为今人满意，而且更为有用。这并不包含对所研究的关系的任何有关的阶级斗争方面，或者仅仅是阶级方面，有忽视之意。它所包含的只不过是：现实的一切不同方面都有维护自己权利的较大自由。[277-278页]
5.“古典的”经济过程图式
（a）演员
·企业家的职能在于把各个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一个进行生产的有机体。[283页] ·既然许多现代经济学家也把承担风险包括在企业家的职能小，最好是立即指出反对这种看法的理由。一旦我们认识到企业家的职能与资本家的职能不同，马上就会明白：当企业家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个不成功的企业时，他是作为一个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蒙受损失的。有人说，如果他是按固定利息率借人资本，那么不管经营结果如何，资本家都有权要求还本付息，而承担风险的乃是企业家。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人们通常是如何把经济问题与法律问题混淆在一起的。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没有资金，那就显然是贷出款项的资本家蒙受损失，尽管他在法律上有要求偿还债务的权利。如果借款的企业家自己有钱可以用来偿还他的债务，那他也是一个资本家，而当企业破产时，他就是作为资本家而不是作为企业家而遭受损失的。[285页]
（b）生产要素 ·有时候，分析的任务会由于所要分析的问题的性质而变得困难起来——波动力学就是一个好例子。有时候，困难不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290页]
（c）模型
·我要不厌其烦地加以强调的一点是：这是解释经济过程的一种特殊方式，根本不是由生活的实践所直接提示的[297页]„„而且，这种解释只不过承认了以下无关紧要的事实：所消费的一切东西必须是以前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管任何时刻，社会总是依赖过去而生存，为将来而工作；或者说，原始资本永远包括在我们必须赖以开始的资料之中。[298页]„„任何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分析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到它们，那就是不完全的。这是如此重要，以致对运用所讨论的这个观念的一切分析模式应当给予一个不同的标签。[298页] ·迄今所建立的一切静态过程模型都是无障碍的。[299页] ·分析家是建立一个有障碍的模型还是建立一个无障碍的模型，这种抉择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分析上的便利与否的问题。[300页] ·仅仅是由于我们没有能力把研究同政治分离开来，或者是由于我们完全有理由地怀疑别人不能用一心忠实于真理的态度进行分析，才使得经济学家所作的上述抉择成为问题和党派争执，而在较为幸运的研究领域，这种抉择是不会使任何人感兴趣的。[300页]
第六章
[普通经济学：纯理论]
[1.公理学。西尼尔的四个公理]
[（b）二条公理：人口原理。] ·应当指出，有一种表面的观察特别有助于这种学说的流传：很明显，单个无产者家庭之所以贫穷和污秽，最明白的原因是子女过多。一些人由此而推论说，如果所有的人都限制子女的数目，那么他们就都会更富有、更快乐，这是一种谬见，这种谬见可以使人们依据每个人都有随遇而安的倾向而推论说，如果让所有的人自行其是，他们就必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快乐”。[325页]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出生率先在上层阶级中下降，然后在下层阶级中下降，先是在城市下降，然后在农村也下降，从而迅速接近人口不增也不减这一目标，应当能使担心着急的经济学家们放下心来了。可是普通人这样想就证明了，他对经济学家是一无所知的。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仍在玩弄马尔萨斯提供的玩具，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已经在有滋有味地玩弄一个新玩具了。既然不再能用未来（或现在）可怕的人口过剩来使自己担心着急并使别人打冷战，他们就又开始使自己和别人担心未来的世界无人居住了。[329页]
2.价值
（a）李嘉图和马克思 ·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是一种劳动数量理论，而已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在李嘉图与马克思之间像T.汤普森这样的踏脚石，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劳动数量理论。[347页]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形而上学的东西。特别是它的中心概念，即绝对价值，同我们在哲学的某些部分所赋予这个词的意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350页] ·但是，如果马克思把他的绝对价值概念称为别的什么东西，他无疑地就会避免许多混乱和无益的争论。“价值”一词用来表示它的实际的分析意义决不是一个选择得很好的词。但是如果选择一个不同的词，它的鼓动的魔力就会丧失。还有，马克思可能想要同李嘉图的实际价值结合起来，而后音也同样容易引起误解。[351页] ·这一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他采取了同样的看法，而没有注意到他的剥削理论是以供给贺需求的作用为先觉条件。[355页]
（b）劳动数量价值理论的反对者
·供给与需求概念所适用的机制，与任何价值理论都不相矛盾，而且实际上是所有的价值理论所必需的。[356页]
5.资本
（a）关于财富与收入的名词之争。
·在马克思的图式中，工人不出卖劳动（服务），而是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安排并不是多余的，而是可以达到一定的分析目的。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这种安排在他的剥削理论中，得到了巧妙的应用。但是，与反对这种理论的其他理由完全无关，稍一思索即可看出，他的论证也能用劳动服务本身来叙述„„他做了一个显然错误的关于事实的假定，他设想：“资本家”在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以后，就任意决定这个工人应当工作多少小时。甚至在劳动合同并没有明白规定工作时数的时候，这也不是真是的；因为这种条件及其他条件总是隐含在劳动合同中的。[396页]
6.分配份额
（b）克思的剥削利息理论。
·就剥削利息理论来说，重要的是要懂得：这种理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口号的合理化，这个口号表达了体力劳动者和哲学家的一种感觉，认为上层阶级是靠体力劳动的果实生活的。这种感觉的社会心理，以及这种感觉在何时和为什么变成了剥削体力劳动的同义语等问题，在这里都无法分析：我们只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忆及这种思想通过自然法哲学进入了《国富论》，那就够了。[428页]
（f）工资基金说，现代总量分析的先驱。
·这种恶习是，在各种总量之间建立简单的关系，于是这些总量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光圈，好像具有原因一般的重要性，同时把所有真正重要的（不幸又是复杂的）东西塞入这些总量之中或放在它们背后。[458页]
（g）地租。·“当我们为一种我们根据习惯而认为根本无需辩护的命题作辩护时，我们就常常用这种推理来欺骗自己。”[465页]
第七章
货币、信用与周期
1.英格兰的问题
（a）1793—1815 年的战时通货膨胀 ·这种倾向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强大的，大多数作家也具有这种倾向，我们必须自始至终记住：从李嘉图到大街上的最单纯的人，每一个人都喜欢把中央银行当作一只替罪羊，这个习惯经济学家一直保留到今天。英格兰银行至少不能公开为自己辩护，因为不出卖政府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辩护——而当权的政治家们是有办法发泄自己的怨恨的。这应当可以解释使历史学家们痛感官方文告缺乏见识的许多事情。[491页]
4.信用理论
·即使在今天，有关货币、通货和银行的教科书也很可能是从分析这样一种事态开始：法定“货币”是唯一的支付和贷放手段。然后再通过引进债权和信用票据，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庞大的贷方和借方、债权和债务制度，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依赖这种制度进行它的日常生产和消费业务的。[530页] ·穆勒（《原理》第三编第十二章第一节）断言影响价格的是“信用”而不是“银行债券、票据和支票”，„„一个人购买力（这是用硬币表示的需求背后的客观因素），并不能由在“支付”中实际使用票据的数量，甚至不能由（我们应当加上）借以开支票的存款、透支等等来充分代表，而是应由个人想要支配就能支配的总额来充分代表，即实际上以某种可能测度的形式听任他支配的数额加上某种可称为潜在信用的东西，后者不能测度，然而又是任何给敌观念情势中的一个因素。
2010年12月27日
第二篇：熊彼特读后感——民主的档口
学号：1201211539
姓名：李良志
系别：外思史
民主的当口
——熊彼特读后感
——读《资、社和民主》之“社会主义和民主” 题记：
“越是明显的事情，越没谱。”这是约瑟夫·A·熊彼特在讨论民主的时候的开篇之语。在社会实务中的败北，并没有阻挠熊彼特在理论上的修为之路。恰恰相反，熊彼特自潜心从于理论研究后，一步步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经典之作，奠定了其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地位。同历史上诸位经济学大师一样，熊彼特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经济的狭窄圈子内，而是涉猎社会各个学科，潜心钻研，成一家之言，拥一席之地。
读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以其架构，略表我的浅见并提出一些疑问。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时候，首先要问一下，什么是民主，从而引出了这部分的开篇——
命题的提出：
熊彼特利用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提出民主的话题。也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民主权利的本质为何，民主的权利有谁来定，民主的架构以及民主的成效如何评判。
什么是民主，熊彼特通过古典民主学说给出回答，民主就是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民主的权利的本质是人民的权利，民主的架构由拥有责任感和有效意志的人民来决定。民主的成效，按照帕累托的概念，达到一种使得人们总体的边际福利为零的状态。
在民主问题的设定的时候，熊彼特提出一个问题，即，针对一种按照民主程序作出的有违社会一般功德或者传统惯例的民主效果，我们是不是承认其民主性？
比如，由民主程序决定的对于基督徒的迫害，由民主方法作出的对女巫的捕杀的决定，由民主决策提出的对犹太人种的杀戮，这些结果而言，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
民主的本质
就民主的本质而言，是要注重民主方法的运用还是保证民主方法的效果的实现，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不是两个互为割裂的话题，因为民主程序的设定，并不是为坏的民主结果铺路，而是保证最坏的结果不会出现。
通过对古典民主学说的讨论，熊彼特对人民的意志以及共同的幸福，或者人民的幸福，做了简略的讨论。
其中，民主权利而言，熊彼特相信，一个有责任感并且具备有效意志的公民，对一国的民主进程是一件福事，这就涉及到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在深层次一点讲，这个命题就涉及到了——
一个哲学的问题
古典民主学说定义的公民，都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个体。由之而来的一系列的权利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而言，什么样的公民合当拥有民主权利，熊彼特论述的一个主要的论述观点是，什么样的财富获得方式是正当的。
这样，其实还原到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下，若一个人放弃对自然物或社会财物的所有权，那么另一个人介入并占有后形成新的所有权的产权界定，这种占有是否是合理的？同样，对一个自然物或财物的所有权，若一个人先行一步提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取
得是够合理，是否应该得到承认？
如果上述两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毫无疑问现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合理的，而且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制度架构，其中包括民主也就是合法的。
因为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经济效果是得到来自对最基本最原始的行为效果的肯定。所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效果不应受到诟病，只能有努力与颓败之别。
民主也是这样，由原来民主权利的分散是局限在公民人上这种决定具有合理性，那么民主的衍化并且随之而来的民主的效果的产生就不应受到诟病，因为如果不做这种制度安排，可能得到更糟糕的结果。
那么假如一个本来没有预想会得到坏的结果的民主程序，在实际的运行中，却产生了坏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应当对其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应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又是什么？这就是下面要说的——
民主权利的分散
这一个篇章，熊彼特定的主题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于熊彼特当时观察到的社会主义民主，经过由功利主义角度分析论证，熊彼特认为，忽视对广大人民意志的考虑，由小股精英内部决定作出的决策，非但不是民主，反而是对民主的恶意的无情的嘲弄。
这就涉及到民主权利的分散的问题，即，是不是赋予广大的人民以民主权利，这其中尤其是政治权利。
分散权利与权利集中是相对的，熊彼特并没有讨论权利集中的原因，即集权制的原因，一般而言，一下几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从当权者而言，一是对权利的深度依恋和迷恋，因为集权制本身容易造成一种及其有利于集权者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就造成了其对权利的迷恋；二是本身自信程度，当权者对权利的热衷以及对权利的分散态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自身的自信程度；
从人民的角度而言，意识的觉醒，以及经济地位的巩固程度都对权利本身的态度产生影响。熊彼特的民主定义，显然是，所有的人民都应该拥有被赋予的权利，这是生而有的权利。这样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
人民性
人民性这一话题，熊彼特是从人民的政治性论及的。
这一个观点涉及到两个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不是应该赋予人民充分的选择的权利；其次是假如如一些自由派而言，赋予了人民对信息的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人民是不是有能力或者是不是有足够的理性作出符合社会利益的选择？
也就是说，如果赋予每个人以充分的信息知情权，并给予充分的选择权，民众是否会自发形成有效意志，能够使得社会的进步向着对社会有益的方向发展？
本篇的大标题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从种种的以上分析，从字里行间，其实熊彼特非常清楚的表明了自己想要表达的——
主题
民主，作为与资本主义生而与来的政治选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剖开资本主义的范畴，奢谈民主，就相当于把扎于泥土里的树木连根拔起，置于空气中，观其成长发展态势。
熊彼特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延续了其贯有的风格，文采飞扬不乏逻辑清晰。读这本著作，也有了一点自己的浅见思考，就是——
当下的制度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之际，政治体制改革被主席着重提出，稳步推进，这是党集体结议的结果。在这个时刻，社会上有很多声音，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好声音，但也不乏一些反向的论调。
其中一点就是，针对当下的民主制度，一些自由派人士，拿着美国的竞选和中国的代表大会
制度作比，得出结论，眼下华夏的民主，是变了态质的民主，与真正的民主不沾边，认为政府管制太甚，犹如对人民自由意志的强奸，认为政府剥夺人民的对信息的知情权，等等。
窃以为，关于上述论调，在中国人民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有过最先的讨论了，这部分论调是一种自由泛滥思想下引导的典型的小资思想。
这部分自由人士有一定资财，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地位的阶层，崇尚自由，实际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责任感的缺失下的懦弱思潮。正如熊彼特所言，加入给予民众充分自由，那么民众是否能够在责任感和理性的指导下，形成有效意志。对于自由的崇拜，与对于权力的迷恋同样是极端，一边是对人权的践踏对民主的蹂躏，一边是对自我的放任对社会的失责。
民主制度，按照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必然是经济基础达到一定基础上的发展起来的上层建筑，因此，民主的改革，也必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前提下，社会阶层改变所引起的对于政治决策决定的制度重新安排，这种重新安排就是，制度改革。
第三篇：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读后感
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感
首先介绍一下作者—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2.8－1950.1.8），美籍奥国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虽然熊彼特师从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但他并没有像奥利学派20世纪掌门人米塞斯一样和社会主义学者展开方法论大战。他的好友当中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诸多重要人物，本人也在奥地利社民党的“社会化委员会”工作过，在思想上也倾向于社会主义。熊彼特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经济学说发展史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他认为，创新是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包括新财富的创造、新生产方法的采用、新市场的开辟、新资源的开发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而经济发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实现新组合。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投资，引起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经济转入衰退，从而创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周期。经济进步会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的学说随科学技术进步在当前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著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
本书是约瑟夫.熊彼特的代表作，也是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本著作。该书融合了其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上的重要思想，该书内容总体上涵盖了大量的实证和实践研究以及各种书本上的“教条理论”。全书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以及世界上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阐述历史的演变过程，前面四个部分则是展现作者自身观点和见解的关键部位。
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说。首先对于马克思，作者貌似有很多话要讲。作者将该部分分为了四个小章节，分别是先知马克思，社会学家马克思，经济学家马克思和导师马克思。
第一章“先知马克思”也是本编最短的一章，作者认为从“提供一套最终目标”“救世计划”“人类或其一部分可以免除罪恶”这三方面和宗教有相同之处，当然，现在也可以用涂尔干的“仪轨和组织体系”的定义去参照。但作为先知的马克思和穆罕默德、耶稣基督等的区别在于其黑格尔式的逻辑精神，超越性为他带来了单纯学术讨论无法提供的巨大社会影响力，而这种逻辑性或者说是科学主义精神又反过来带有了十九世纪欧洲的进步主义精神。即认为一切事物都服从于可被人类认识的规律而线性发展的精神。
第二章“社会学家马克思”，熊彼特并不否认，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即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从哲学到经济学到社会学的理论相互依赖难以分割，但仍试图通过层层划分以达到某种精确性。在这一章中，首先赞扬了马克思同时对整体图像和细节事实两方面的关注和严谨，然后对其社会学的基础，即经济史观和阶级理论两方面进行了评论。对经济史观，熊彼特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经济基础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过程产生的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批驳了一般认为的“经济决定论”，从这一点出发，这一理论的创新性也就不那么明显了，体现出和韦伯或其他很多人思想的类同。在社会阶级理论方面，熊氏同样先赞扬了这一概念本身的创新意义，然而对马克思利用这一工具进行的分析却大表反对。特别是在两阶级间进行划分而弱化其间的相互流动性，另外一点则是对阶级定义和资本主义定义间的同义反复上（从经济分析史可以看出，熊彼特对于西方哲学或者经济学思想中长期延续的同义反复极为敏感和反感）。
第三章“经济学家马克思”，只要想到作者身份及全书主题，不难理解这章无疑是本编最重要的段落。对于作为自己同行的马克思，作者赞扬了他对理论的热情和对科学的追求。在梳理马克思思想脉络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回到斯密乃至配第，而只是关注了其中李嘉图的深刻烙印，尤其是劳动价值论。对这一点熊彼特自然以批判为主，熊氏认为这一价值论只有在劳动单一要素和完全竞争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而前一点与经济现实不符，后一点不仅与现实不符，同时也违背了马克思自己的动态历史观。而从这一观点出发建立的剥削理论或称剩余价值理论也同时具备了与以往的演说家们不同的科学性和自身的逻辑困难。特别是为了论述利润率下降的资本构成问题，熊彼特着重指出由于没有哪个资本的实体是能一直产生利润的（机器总会过时），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就变成了企业的技术更新问题，也就和熊彼特自己的企业理论联系到了一起。在马克思的所有理论中，熊彼特对集中理论给予了最多的赞扬也和这一点分不开。
第四章“导师马克思”则侧重于马克思对其后辈的影响，特别是其种种预言和现实发展间的关系以及后辈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发挥。熊彼特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是早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尝试，通过经济史观将原本经济学家们视作外生因素的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事件都归结到经济发展过程的内部，但又认为这一努力“不信赖则不适当，信赖则浅薄无聊”，特别是指出貌似验证马克思预言的经济危机，殖民，甚至引向今日沃勒斯坦等人的新殖民理论的宗主国间矛盾到殖民地间矛盾的进程其实都有着更好的非马克思主义解释。然而在其中我特别不能同意的是认为大企业一直“适应于”政治变化而非影响国家政策。这点似乎与其哈佛后辈加尔布雷斯的意见也有着明显分歧。
可以说，作者对马克思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多种观点进行了重新解读，或者叫做批判性的赞扬。对于马克思-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作者首先“发炮”。他认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是均衡静止的完全竞争市场，而这种情况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并且就算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和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劳动价值理论就不会起作用。与之相对应，作者提出了遍及效用理论进行替代。不过，对于不同人来讲，同一事物的边际效用很难用客观的条件去衡量，所以这里熊彼特的理论也有自己的软肋。接着，对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正确性进行了质疑。作者认为，在静止的完全均衡的经济过程中，剩余价值不存在，因为资本家会不可避免地提高工资率，使剥削收益减少为0。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也进行自己的重新解读，认为其正确性也值得商榷。这部分内容的背景，作者未能详细介绍。不过，之前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提到过，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贫困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大的贫困，这里显然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相关论述，但为何马克思会有这样的理论提出，其中深层次缘由不明。
在这部分的最后，对于马克思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后期的演变状态，以及马克思的保护主义理论，熊彼特都表示怀疑，不过，熊彼特对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地位仍然表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是系统地看到和教导他人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作者着重要讨论资本主义是否能存在下去的命题，本部分全部内容旨在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否定的论证而非简单的否定答案。在前言中作者提出了其主要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和预期成就足以否定它要在经济失败的重压下崩溃的观点，但就是它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的创造出资本主义不能生存下去并强烈地制定社会主义为它继承人的条件。
概括起来，首先，作者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层面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按照作者的话来说，它确实导致了“总产量的增加率”，并且作者在这里认为国民收入的相对份额用货币计量在过去100年里一直保持实质上的不变，而利用实物计量的话，相对份额会发生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变动。这里也算是他自己反对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的一个论据。
随后，作者提出了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本质—产业突变。即，资本主义只有依靠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才能够得以发展。产业突变的表象主要是新的产业类型，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新的管理和分配法则的产生。而这些革命严格地讲并非是不停顿的，它们以不连续的冲刺形式发生，它们彼此分隔，中间有比较平静的间距。但是整个过程的作用不断，不是革命就是革命后果的吸收，作者把这二者成为经济周期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这种不断地破坏就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本质的进一步挖掘。
那么，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么？作者的回答和干脆：不能。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危机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不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被自己的成就所扼杀。他认为资本主义能存在是因为企业家创新能力：“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势”，但在最终，资本主义企业日益丧失其创新能力，而企业家也将无事可做，最后导致企业利润率不断下降最后趋于零。在这种境地，企业家本身就变得多余，企业会撵走企业家，剥夺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同时，资本主义需要创新同时必然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增加，这些知识分子并不一定具有专业工作的雇佣价值，心理上也不易接受，由此导致了这批人的失业。这批人怨气丛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道德非难，完全出自于自身事实推理出的逻辑结论。当他们面对劳工运动的时候，劳工从不恳求知识分子领导，但知识分子闯入劳工政治，声嘶力竭的宣扬这个运动，为它提供理论和口号，将其变得更为极端。所以，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宗教。资产阶级本身只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团体，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能容忍也无暇顾及反对他的知识分子。作为当时政治自由度最大的国家英国，也能容忍马克思这样在欧陆四处被驱逐的反资本主义者和其他的异见者，而今日的美国也有很多如乔姆斯基这样的左派学者坦然发表他们的理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是资产阶级本身，而不是各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煽动家。因为前文已经提到，作者认为资本主义能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产业突变，即所谓的“创造性的破坏”，这种有着明显创新意味的历史过程是保证资本主义生存下去的“氧气”。而这里却存在一个矛盾，那就是资本主义愈是“创造性的破坏”，而推动它更一步“创造性的破坏”的动力却会减弱。主要表象是，资本主义企业家只能的过时，即经济进步日趋于与个人无关和自动化，“它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其次就是保护层的破坏，比如封建社会的相关制度的破坏，以及非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生模式的灭亡。
最后，是资本主义自身制度结构的破坏，比如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打击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足点，并且要把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推入幕后。作者也提到了“日益增长的敌意”，这看上去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类似。不过，作者认为这不是由所谓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推动，而是需要靠知识分子来呐喊和引领。
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行得通吗》，本篇的内容可以说是上一篇的自然延伸，既然以作者观点，资本主义的“灭亡”或者“从历史舞台上消失”，这一篇便开始为作者心中的下一个历史阶段描画一幅蓝图。作者开始讨论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首先作者对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进行了二分法和分别的定义，他认为商业社会是一种社会模式，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和生产过程由私人契约调节，而资本主义是商业社会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对于后者的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也是一种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即原则上社会的经济事务属于公共范围而不属于私人范围。
对于这个定义，熊彼特受到经济学视野的局限相当明显，主要是从生产资料以及分配模式的本身去限定，也就是常说的“经济基础”，但显然，社会主义更应该包括“上层建筑”，也许正是“上层建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野。正如，导论作者汤姆 博托莫尔所说，社会主义是一场人类解放的阶级运动，它要求消灭和缩小阶级差别，从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平等，把人民群众从统治阶级强加的抑制中解放出来。这个定义显然比熊彼特的更加全面。在这个基础上，反观熊彼特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说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本书的控制权都授予中央当局”只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阶级运动”的手段，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公有制只是一种值得商榷，并可以随时调整的社会的运行方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本质，不然何来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一说？
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并且最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接班人的主要论点出发点在于，他十分相信“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将掌握大量信息足以使它能从一开始就相当接近地达到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其余的任务也可以根据信息进行反复的实验并且进行调整。他说：“社会主义的产业和工厂的经理能确切地知道别人向做什么事情，没有东西能阻止他们合在一起进行协调行动。”这里熊彼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派”。首先，对于冯 米赛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合理生产的成本要素价格和为成本要素定价的市场的这一说法，作者将其推给了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和生产也推给了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我们先暂且不说这个万能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底是否是真正的万能的，也不讨论它是否能够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和新的产业技术的发展，光是为这个官僚机构所很有可能产生和激化的社会矛盾买单的社会成本都很可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致命障碍。所以，熊彼特对于社会主义的衍化和论述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稍欠深刻，当然这里有其时代背景。
熊彼特支持的是企业全盘国有化，由中央的控制计划经济方式。但特别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只认同“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通过修订法律，改变产权征求大多数人同意而实现的，而反对那种通过流血暴力革命的“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化”可以认为就是俄国革命的，骤风暴雨，翻天覆地。另外两本书，吉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原东欧国家推翻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只不过被革命者建立的官僚阶级取代了而已，而这个“新阶级”比过去的统治阶级可能更加残暴。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也深刻的解构了斯大林体制，对当时法国知识分子界选择性失明的珍爱苏联、为苏联辩护，如萨特进行了批判。
就我个人理解，曾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种山寨版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一些后进国家试图赶超现代化的社会运行方式。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说，西欧北美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是种从社会上自发内生的制度，而后发的东欧和远东国家，主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追补现代化资本主义，期间同样保存着西欧早期资本主义那种野蛮。即使不提及那些国家曾发生的饥荒、肃反，一个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工人就不受他们经理、主任的气了么？
第四部分《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一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即常规意义上功利主义经济学派所认为的民主，即民主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做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从经济到政治的延伸是很自然的，这一篇的核心在提出熊彼特自己的民主概念，篇幅并不很长。作者对其进行了批判，它认为不存在功利主义所谓的必定存在的“共同福利”，即使有，对于各个具体问题不会有相同的明确的答案。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他认为的民主的定义，即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同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一样，作者这里对于民主的定义也具有很强的经济学痕迹。他将民主等同于了争取政治“消费者”的过程，即一种“争取选票的生意”。当然这里充满了浓重的西式形式民主和代议政治的色彩。
接着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二者都可以在对方不存在的情况下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熊彼特式的“社会主义模式”下，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显然有害于民主参与，往往产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制定者手中，从而导致不公和寻租现象。并且，缺少先前的自由民主形式和单一政党的统治显然也很难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保证由人民真正自治的制度。
民主是一种政治手段，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目标和施政的价值评判，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唯一的，这显然又绕回去了—它实质上还是一种手段。根据不同的国情具体情形，可以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不过，对于一个完全民主社会来说，我认为至少要保证两件事情，第一，要有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决策，他们应该有机会和经验在各个领域为他们生活的某部分行使政治领导权和监督权，比如现在实行的预算公开制度。第二，要有各种各样的相对自治社团，在这里可以实行自治管理办法，其中，我认为首先应该把高校从“教育部”的抑制下解救出来，给予其尽可能大的自治权利，这样才能为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五部分《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一篇到颇为有趣，从第二十四章“未成年期”到第二十八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简介了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人士不在政府任职，但他们通过日拱一卒的方式，宣传劳工利益的重要性，最终为英国工人待遇改善和英国工党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是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今天的老左看来，他们无非是些调和主义者罢了。另外也有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的介绍，在2007年读到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大约才知道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样板也是依靠瑞典社民党的社会主义理念缔造的。至于过去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德国社民党领袖的史略，也在该篇中有介绍，以及他们和列宁的恩怨情仇和方法论大战。幸运的是，为了批判的需要，伯恩施坦等人的文集这两年都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让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念。或许有人觉得这个部分有其意义，在我看来如果单从全书书名分析，本篇并无太大必要性，熊彼特或许是想通过这个段落显示他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威力，但我个人却觉得在联系实际方面做得不如马克思好。虽然作为理论家的熊彼特总是马克思式的关注社会力量与此同时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在这个部分里他却太多的讨论了个人与组织。因此就不再赘述，有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或许可以读读看。但是个人觉得全书的精华在中间三篇。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充满了作者各种犀利和新奇观点的书籍。熊彼特本人从心里是不太欢迎社会主义的到来的，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放弃尽可能仔细和平心静气地分析那些使社会主义可能出现的趋势和有利条件。这位“不成学派的大师”对于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真诚，甚至说是某种特殊意义上的可爱，在其敢于和自己的老师在分配论观点上争论十几年这一事情上就可见一斑。这，也许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师学者”最缺乏的东西吧。
书的主要内容介绍完了，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心得。在希腊语中，民主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emos是指公民，cracy是指一种治理方式。两者联在一起，democracy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么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在这里，我选取了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与大家一同分享。
议会民主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自由民主。现在人们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听顺了耳，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贡斯当（1767－1830）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便把“无限的人民主权”看作一种邪恶。有人把边訫（1748－1832）誉为“英国大众民主的理论奠基人”，但他主张将选举权限制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人。比他稍晚一点的托克维尔（1805－1859）敏感地意识到，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其中心议题。他相信，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字眼。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民主看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宪章运动带来的骚乱和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使他对可能出现的工人阶级统治心藏戒心。为了避免所谓“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阶级的影响，包括赋予知识阶级多于一票的权利。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敌视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它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法国革命够激烈了，但涉及到财产问题，其领导人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当时法国有2700万人口，1791年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793年的激进宪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从没有付诸实施。1795年宪法倒退，恢复财产权为基础的选举权，并更加严格，仅限于少数相对富有的资产者和纳税人，结果选民下降到10万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但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同小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多元民主。即使实现了普选权，代议制在多大程度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美国号称民主，又是普选权落实比较早的国家，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发现了那里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们从幕后操纵选举和政党，而这些老板们本人既不是选举出了的，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操纵下选出来的人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结果就有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俏皮话：“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除了美国以外，其它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也差不多。因此，人们为当时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绰号，如 “公爵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dukes), “铁哥们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pals)，或“银行家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bankers）等等。
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调整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的认识。1908年，Graham Wallas 写了一本题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他在前言中说，“看来关于最佳政府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明显胜出”。但他同时感到，这种民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环早已消失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早就断言，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这个判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人士的认同。例如，韦伯发现，“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费边社成员G.D.H.Cole打趣地说，“19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所谓民主政府根本不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马斯卡提出了他们的精英理论和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 laws of oligarchy”)。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么政体，民主也罢，不民主也罢，最终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说代议民主与其它政体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民主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十分难听。但不实行寡头政治，有产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by the people)，民有(of the people)，民享(for the people)。但有产者认为民治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其实还不错。熊彼特的建议完成了这个转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而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将两者的地位对调了一下：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经过这么一掉换，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了。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只要有对领导权的竞争，或政治精英对选票的竞争就算民主了。这样的”民主“被化约为几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也是一种对精英民主的辩护。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populistic democracy)理论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论首先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么”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
但利益集团不也是被精英们把持的吗？那到头来不还是寡头政治吗？多元论者的回应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没有一个单独的精英团体能够垄断政治决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叫做 ”多头政体“(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对有产阶级来说，真是再贴心不过了。但这种政体的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对此，多元论者满不在乎。用David Truman的话说，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 elites ar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the people)。精英们也许真这么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是否这样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宪政民主。”宪政“现在是个时髦的字眼。但相当多的人把”宪政“仅仅理解为”法治“(rule of law), 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但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贡斯当所说的”现代自由“（或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贡斯当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谓”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驯服“民主。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当然，对有产者而言，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是财产权。亚当斯密就反复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富人，对抗穷人。因此，必须对私有产权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包括在宪法中特别列举私人产权，在它周围竖起一道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很清楚，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宪政主义者毫不掩饰。例如，他们就不愿用”民主“称呼美国的宪政体制。
民主需不需要刚性宪法限制是个老问题，从杰佛逊和潘恩时代开始就争论不休，没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既使民主需要宪法的刚性限制，应不应该把私人产权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产阶级当然希望把有关财产权的议题放到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成为他们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国，私人产权曾经”神圣“过150多年，限定了美国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那时，有产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护私人产权“宣布所得税违宪、反对政府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反对制定最低工资、反对设定最长工时、反对政府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7年开始，财产权逐步在美国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相比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产权的国家。但既使在那里，产权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东西，而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等等。这些具体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对产权的客体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对人拥有产权（奴隶）；私人财产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园）要服从各级政府的监管（regulation）；由私人财产创造的收益要交纳各类税款。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在不给予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但现在法院对”公用“的解释已变得如此宽泛，连强行拆除一片社区，交由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诸如房价管制（rent control），分区规划（zoning），劳工法，土地使用规范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因此可以说，现在私人产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产权”神圣“的年代，哪会有什么”宪政民主“？只会有”宪政财主“。
不管是哪种民主，各国的有产阶级一直对民主十分敌视，生怕民众一旦有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的财产权会受到侵害。那么，为什么民主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多年互相怀疑的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握手言和了呢？加在民主前面的那些修饰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代议“、”自由“、”多元“和”宪政"阉割了民主的真髓，把民主从难以驾驭的烈马变成了温顺的小羊。正如雪瓦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产阶级得不到对其财产权的保障，他们是拼死也不会接受民主的。资产主义社会的民主说到底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妥协的产物。
但是现如今一些高唱民主的国家，事实上它们只是在打着“民主”的旗号来干涉他国的事务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民主”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比如最近的叙利亚问题，美英法等口口声声说为了叙利亚人民的民主权利，应推翻巴沙尔政权；但中国却发出想法的声音：叙利亚的命运应交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到底哪个对叙利亚人民来说是真正的民主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叙利亚涉及到了中美俄三国的利益，因此三个大大国之间在叙利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对待叙利亚的态度只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来确定立场，与民主不民主的没什么关系。
对中国来说，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民主，它应是以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民主，是广泛参与的民主；但是我认为，民主应该是有限度的民主、有条件的民主，不能向西方宣传的那样建立我国的民主制度。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采用西方舶来的那些对民主的修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第四篇：《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法律的经济分析》读书笔记
《法律的经济分析》是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波斯纳的著作。该书成书时间虽然较早，但是一直保持更新，至今已经是第四版了。作为一本面向法学院学生的法经济学教材，本书语言浅显，尽量减少了数学公式的推演过程，同时内容也十分的全面，涉及的领域包括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家庭法等领域。读完本书，笔者对法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现就法学和经济学的关系做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同时发表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法律经济学的产生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使整个法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律经济学在美国已成为显学。法律经济学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法学和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二、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法学理论中称理想的决策为合理的，经济学称理想的决策为理性的。合理和理性的区别是哲学的一个著名论题。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对法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二、法学和经济学在“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问题上存在共同的特征
通常来看，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一般在于财税法和反托拉斯法等经济领域的法律规范（皆为制定法）。简单来说，这种交叉就是用用法律来管理经济，而经济的自身规律又使得法律尽量的合理化。这种表面上的交叉只是法学和经济学具有相似性的一个表象，并未很好的反映出二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二者的共同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和“个体与个体之间”问题的关注上。
首先，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进行选择并做出行为的“个体”都归结为活生生的个人或多人的结合。这个研究对象内涵丰富并且非常具体，研究
者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其次，法学研究对象与经济学研究对象中个体之间的关系都表现为简单明了，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模式。为了便于研究，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都把复杂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多个单一的利益冲突。在经济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价格的变动。在法学里这种单一的冲突一般表现为权利和义务的增减损益，诉讼的胜负成败。
进一步而言，这两个学科对利益直接冲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的重点都是在于博弈双方利益的分割。同一次交易中的获利总量是不可能被双方同时占有的。诉讼中泾渭分明的“胜诉”和“败诉”同样也是如此。但是，利益的分割并不是绝对的、走极端的；相反，利益的天平可以做出各种适当的调整。经济学家鼓吹的经济政策，法官做出的最终判决，都是在权衡各方利益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分割方案。
再次，就研究方法而言，经济学与法学也有相当大的共性，那就是“参照系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指经济学研究对象各方面的力量达到相互制约和相互抵消，在此状态中各方面的愿望都能得到最大满足，比如某一商品市场中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一致，现实需求量与供给量也一致时，商品生产成本最低，供求相等，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其标志为该商品最低价格，即均衡价格的出现。这就是一种局部均衡，当每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一般均衡也就达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而每一种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使它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仍然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照系，所以，均衡带来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使它成为现代经济学家构建其理论的重要指针。由于“均衡”的参照系地位，虽然在“均衡”这一概念中包含了现实性，稳定性，效率性等重要的价值取向，但确切地说，均衡只是一个常用的工具性概念，本身并不是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效率才是。当然，从均衡这个基本的参照系可以演绎出其他的参照系，对于科斯，是“零交易成本”。而就波斯纳而言，“财富最大化”是他对法律展开经济分析的参照系。他说，“财富最大化”学说是一种超越古典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主张判断行为和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是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实现最大化。这种态度容许效用、自由以及平等这些相互斗争的伦理原则之间的协调。他又补充
说，“财富最大化”并不是影响法律的善或正义的唯一概念，还有其他的因素。相对与经济学，传统法学的参照系是更为明显的。这种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法的基本价值，如我们熟知的正义、自由、秩序、公平、效率等。依据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选择不同，产生出“功利主义”、“实证主义”等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这种建立、选择、运用参照系的研究方法和经济学是很相接近的。
三、法学和经济学在参照系和评价标准的特征和性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和法学都是采用参照系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但两者的参照系和评价标准在特征和性质上却有着一定的差别。
首先，对于“效率”“公平”价值标准推导的过程不同。在经济学里由均衡状态参照系推导出的是“效率”，“公平”价值标准，它是从人的行为中归纳出来的，性质上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强实证性的。然而在法学里，从道德哲学、法治思想、条文规范归纳出来各种参照系，性质上是人为的，是刚性的和规范性的，是弱实证性的。
其次，对人的实际选择行为的关注度不同。既然经济学是主要是实证性的，所以对人的理性选择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因此对人类行为具有较深刻的掌握并发展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道德和法律的由来，变迁和性质都可以用经济来探讨，因为这也是人类理性行为的一部分。而法律主要是规范性的，所以法学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法条、判例和以前法学家的思想，加上法律自身浓郁的政治属性，法学重在讨论如何安排制度，人的实际行为选择并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
再次，参照系复杂程度不同。虽然经济学和法学的参照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经济学的参照系是比较单一的，集中的和稳定的。而法学的参照系是相当复杂的，分散的，易变化的。
市场经济中，各个市场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根本要求与各个经济个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追求之间的互动，使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找在各个经济因素的不断无序运动中使经济世界保持相对的静止的状态的那些条件，即达到均衡，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条件。所以经济学中，“均衡” 既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又是一个单一的参照系。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性，几乎使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效率”作为绝对的价值评价标准。当然出于社会福利的考虑，经济学家也关注“公平”
标准，即社会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当然在关注时他们还是在思考“如何能更有效率地实现“公平”这一价值。这一简洁的，以效率为根本追求的价值标准是经济学家研究所有问题的出发点。
由于法律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的混合性、复杂性，使得建立一个像经济学那样主旨明确、功能强大的单一性“均衡”参照系成为不可能。前文提到的“参照系在法学里通常被表述为一定的价值序列，依据历代法学家们价值序列的不同选择，产生出诸多学术立场和它们坚持的原则和研究方法”，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最后，二者的思维方式也有所不同。从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的思维方式来看，经济学和传统法学也是不同的。
在经济学中我们常见的是“条件式的叙述”，即特定的结果只是在给定的条件下成立；当条件改变时，结论也会随之改变。因此，经济学家总是在不同的目标和手段之间不断的做出取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是经济学家永远的讨论话题。加上现代经济学家对数学工具的借重，使得“条件式的叙述”、“替代方案的寻找”更加精细，更加具有科学性。
相形之下，在传统法学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每个学派常常认为，法律本质上毕竟可以归结为一种行为规范，所以社会关系的状态“应该”依照它提出的参照系来进行规范，并且据此创设的法律关系应该是稳定的。而对于其参照系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成立条件本身，以及这些基础和条件变化时对其参照系的影响，却很少受到这个学派主动的严格的检验。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往往由学派之间的论战来附带地得到解决的。
可以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社会里，经济学和法学向政府提供的法律或者公共政策的建议可能是相似的。可是，当社会变革加快，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候，法学对于这种变化如果反应迟缓时，经济学的思维模式的优势就开始展现出来。
四、结语
波斯纳在书中写道，经济学对法律进行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必然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能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法律经济学的兴起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法律问题更有“效率”的进行研究，能更快更好的对其加以解决的需求。同时，经济学和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使得经济学向法学的移植使法学获得了其传统中所欠缺的“一整套分析人类行为的较为完整的构架”。应该说，作为边缘学科的法律经济学虽然发展历史不长，但其势头方兴未艾，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工具乃至其他学科来研究法律问题将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也将为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
第五篇：《经济分析法学》读书笔记
《经济分析法学》读书笔记
寒假期间闲来无事，便读了一本关于西方法理思潮的书——《经济分析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是钱弘道的著作，属于《西方法学思潮与流派》丛书之一。西方法学源远流长，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迄今已两千五百多年，不衰反盛。究其原因，在这个充满理性思辨的领域，有贤杰辈出，学派纵横，思想激烈争锋，不断地推进、扩展、深化着西方法学。而经济分析法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西方法学的分支之一。它立足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创新及未来发展。经济分析法学是法学研究中最重要的跨学科领域，也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法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它代表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和法学与经济学相互交叉渗透的重大新成就。
一、经济分析法学概述
从《经济分析法学》一书来看，经济分析法学是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法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由此看来，经济分析法学是以经济方法为用、法学研究为主的法学学科。法律经济学的产生是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地，使整个法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法律经济学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
一、法学和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同性，二、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法学理论中称理想的决策为合理的，经济学称理想的决策为理性的。经济分析的基本假定是，法律是理性的，因而可以对法学用经济方法加以分析。
法律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基于此论断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法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是从宏观的角度，强调政治法律活动与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统一性和同构性，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提供了一套工具，而不是对社会事实的客观描述或事实本身；而经济分析法学则是从微观经济学方面研究，理论的前提和价值判断标准是效率或效用最大化，并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元，把个人假定为最大限度的追求的利己主义分子，在这一前提下展开对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分析，即其理论基础为边沁的功利主义。从而在面对“公平和效益何者优先”的命题，经济分析法学选择了效益。经济分析法学通过定量分析来实现对法律制度优劣的实证评判。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制度是相对于效益或机会成本而言，而不是指它的善与恶、正义与否。事物的善与恶是由伦理学解决的，法律制度的正义与否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图。“任何法律制度只要能促进效益，减少交易成本，就是可适用的，否则就应改革。”就这一点，经济分析法学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甚至在经济分析法学流派内部也是如此。然而我认为，人人功利导致公益，进而制造出更有效率的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即使是看起来非善的、非正义的最终也还是会指向正义的一方。
二、经济分析法学的法理基础
经济分析法学说明，任何法律现象都以一定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所有的法律规范都有
其经济根源，因此法律制度、法律活动（立法、司法和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以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或者说是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波斯纳所总结的：“从最近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法本身——它的规范、程序和制度——极大地注重于促进经济效益。”
从这个目的出发，法理学应该致力于分析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效果，注重其对人的激励——约束作用，并对人们的反应作出合理的预期。在此基础上，进行立法和司法活动，使其朝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发展。当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公平目标发生冲突时，效率目标应该优先，公平暂时让路。社会财富将因效率提高而大幅增加，穷人也会间接得到好处（如贫困线提高，就业机会增多），在更高层次和更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公平。
三、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分析法学--一块硬币的两面
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伊克斯和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制度经济学分为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是指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延续至今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是指20世纪后半叶可以看做是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奥地利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因素的再现和重要扩展的传统。在《经济分析法学》一书里众多的专业的经济词汇多数指向于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讲制度经济学一章书中亦是如此，虽然它研究的是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竭力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将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如何有效率的进行制度（法律)的安排、权利的的分配，使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实现社会总财富最大化成了科斯定理最核心的本质。
四、自由主义的公共选择理论
由布坎南创建和领导的公共选择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布坎南的国家理论试图贯彻一种彻底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与福利经济学变相的独裁形成鲜明的对比。布坎南认为“理想的社会是无政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人或者集团能够强制他人。”自由主义者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完全的自由，政府的借社会利益之名收税是违背人的意志，是强制他人的结果。公共选择理论对宪政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在于:宪政制约是必要的。即投票政治必须让位于市场经济把整个社会建立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之上，压缩公共选择的空间，并针对公共选择的自我膨胀倾向，对其实施宪政制约。
五、分析概念和工具
萨缪尔森说“供给和需求分析是经济学所提供的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它和瑞士的军刀一样，几乎可以完成任何简单的任务。”法律也是个市场也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因此用这工具分析是恰当的。法律的经济分析涉及法律的供求分析、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有时还需借助数学工具要弄懂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就需要我们弄懂并熟练的掌握这些工具。法律的经济分析涉及交易成本、最大化、均衡、效率这几个基本的概念，这几个概念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真正懂得这几个概念的法学家不多，这也是法学的经济分析由经济学家分析发展而来的原因之一。没有交易成本概念就不会有经济分析法学，最大化经济人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均衡分析是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决策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博弈论是分析法律等非市场制度和非充分竞争市场的恰当工具，效率则是经济分析法学的最终目的。这需要我们长期的投入才能得以理解运用。
六、犯罪的经济分析和诉讼的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将犯罪与实施犯罪的决意看作是职业选择，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选择犯罪活动，是因为该项犯罪活动对他来说，比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能提供更多的纯利。实施犯罪就决定于这种选择可获得的财富和所冒风险成本的衡量，以及生活方式等无形因素。刑事侦破水平高低和刑罚的轻重，是决定犯罪成本乃至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刑侦水平、加重刑罚以提高犯罪成本，是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要措施。然而，如犯罪行为被定罪的概率越高，该罪的发生率越低被判罪和受监禁的概率越大，每月从监狱出来之后又再次被捕的人数越少等等。当然，现行刑法中设立的刑罚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分析，必须根据经济利益的预期变化来确定刑罚的严酷程度和较高的适用频率，以降低犯罪的数量。
经济分析法学将法律程序视作分配资源的市场机制，认为法律诉讼许多时候解决的就是怎样分配资源以实现收益最大化。虽然通常由市场来决定这个问题，但是当市场决定的成本超过法院决定的成本时，这个问题就该由法院来处理。
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在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各方和法院都充满着经济理性，对其分析基本上都可以运用经济学的工具。例如，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决定采取和解还是审判，如果诉讼和执行效率太低，亦即当事人通过诉讼求得公正的成本太大，那么不通过诉讼途径或在判决之前达成和解来谋求公正则是明智的。现时，中国的诉讼和执行效率低无疑是公认的，这反映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迫切性，而司法改革的方向则可能通过经济分析得以找到。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