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成绩单来了!最高法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
成绩单来了！最高法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全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两年多来，全国法院同心戮力、艰苦奋斗，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年上半年，第三方评估机构选择部分法院做了样板评估。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方评估样板法院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周翔出席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发布会。
一、“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通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两年多来，人民法院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总结执行司法实践的有益经验，充分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全国法院2016年、2017年受理执行案件1189.96万件，执结1156.2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83万亿元。今年1月到6月，受理执行案件409.4万件，执结280.36万件，执行到位金额0.52万亿元，同比增长44.06%。从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管理平台提取的核心指标数据来看，2016年至今，全国法院三个核心指标的统计数据稳步提升，与“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越来越接近。
（一）加强完善顶层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明确。201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及时研究制定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明确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是“四个基本”，（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和外界干预执行现象基本得到遏制；人民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的情形基本消除；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的程序标准和实质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行等相关配套机制应用不畅的问题基本解决；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基本执行完毕）。同时，《纲要》从8个方面，明确了29项措施，为基本解决执行难提供了具体的原则、方式、方法和路径。
为更加有效检验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又进一步明确了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核心指标，即“三个90%、一个80%”，具体是指：（1）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不低于90%；（2）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合格率不低于90%；（3）执行信访案件办结率不低于90%；（4）近三年执行案件的整体执结率不低于80%。
为体现解决执行难效果评估工作的客观性、中立性和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四个部门，联合13家新闻媒体、15名专家学者组成评估团体，对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进行跟踪评估。2017年1月，第三方评估机构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第三方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已完成对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预评估工作。正式评估分三批分别在2018年8月、10月、12月进行。
为切实推进全国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今年6月份开始，最高法院对全国法院正在开展为期4个多月的基本解决执行难专项巡查工作，组成了6个组赴各地法院实地巡查，着力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形成解决执行难的社会合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执行工作，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为多个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惩戒，综合治理执行难提供重要的政策依据。地方各级党委加强对执行工作的领导，出台各种解决执行难的文件，构建多部门参加的解决执行难的联动机制。目前，已有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政法委出台了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的文件，有11个省、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了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决定。目前，党委领导、政法委协调、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法院主办、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已初步形成，全社会关注执行、理解执行、支持执行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推进网络查控系统建设，着力解决查人找物难题。针对传统执行模式下的查人找物难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通过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手段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财产。近两年，网络查控系统进一步完善，通过与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人民银行及商业银行等单位联网，实现多种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查控范围从当初的20家银行发展为3800多家银行，联网部门由商业银行扩展到公安部、交通部、民政部、银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等16家单位；从仅能查询银行存款一类信息发展到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存款、金融理财产品、船舶、车辆、证券、网络资金等16类25项信息。在完成重点城市的不动产“点对总”网络查控建设的基础上，与自然资源部推进不动产的“总对总”网络查控，已于近期上线试运行。并且多数高级法院在辖区内建设了三级联网的“点对点”网络查控系统，形成了对“总对总”查控系统的有力补充。
截至目前，全国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总对总”系统、网络查控系统，为5172.45万余件案件提供查询冻结服务，共冻结资金2699.75亿元，查询到车辆4031.86万辆、证券853.62亿股、渔船和船舶84.06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80.59亿元，有力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四）推进联合惩戒体系建设，着力解决规避执行难题。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惩戒。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中央文明办等八部门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特别是实现对失信被执行人乘坐飞机、高铁的自动比对、自动拦截，产生立竿见影的惩戒效果和极大的社会影响力；2016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44个部门共同签署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信用惩戒备忘录，初步构建起联合信用惩戒的工作大格局；2016年以来，为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共60家单位签署文件，采取惩戒措施11类37大项150项，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出行、购房、旅游、投资、招投标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限制，让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从2013年10月至今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123万例。随着联合惩戒作用日益凸显，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提高，失信名单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发布中的失信被执行人共789万例，涉及失信被执行人440万个。共限制1222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458万人次购买动车、高铁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28万人。仅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被执行人申请贷款、办理信用卡160万余次，涉及资金达到107亿元。全国280万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最近，针对拒执罪公诉、自诉衔接不畅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又专门作出答复，及时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2016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拒执罪7590人。全国累计拘留失信被执行人27.9万余人次，限制出境2.8万余人次，形成打击逃避、规避执行行为的强大声势。
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通报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进展情况和第三方评估样板法院工作情况。
（五）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着力解决财产变现难题。为克服传统拍卖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端，从2012年开始，浙江、江苏等地法院率先推行网络司法拍卖，迅速得到各地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总结经验，出台网络拍卖司法解释，建立网拍名单库，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推行网络司法拍卖，有效加快财产处置效率，祛除权力寻租空间，斩断利益链条，实现了拍卖环节违纪违法“零投诉”。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全面实行网拍的法院达到3197个，法院覆盖率为90%。以网拍形式拍卖占整个司法拍卖的80%以上，基本实现以网拍为原则，以非网拍为例外的要求。从2017年3月网拍系统上线至今年6月30日，全国法院网络拍卖量55.13万余次，成交量16.84万余件，成交额3779.48亿元，标的物成交率74%，溢价率67%，为当事人节约佣金116亿元。
（六）推进精准执行，着力解决执行管理难题。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符合执行工作特点的四级法院的执行管理新模式。2016年11月，建成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实现全国执行干警在一个平台上办案，加强关键节点管控，规范了全国法院执行办案标准和流程。与此同时，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四级法院的执行指挥管理平台，并不断发展完善，通过执行督办程序完成事项委托、执行协作、远程会商、网拍监管、舆情监控、款物管理、申诉信访、执行质效管理等近20项具体功能。通过“智慧执行”，将执行进度、执行程序、执行结果全部纳入信息化管理，针对不同类型执行案件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强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管理，严格此类案件认定标准，建立单独数据库定期统查，一经发现可供执行财产立即恢复执行。
（七）推进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将执行权关进“制度铁笼”。近三年来，密集出台了财产保全、网络拍卖、执行和解、执行担保、仲裁执行、终本案件、立审执协调配合等30多个涉执行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切实加强制度供给，填补规则空白，规范执行裁量权和实施权。去年，最高人民法院梳理形成了覆盖各项重要节点的执行办案指引1000条和200条，使执行权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发布《人民法院规范执行行为“十个严禁”》，开展为期一年的规范执行行为专项整治活动，“刀刃向内”整治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等问题。进一步加大执行公开力度，建设上线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信息网，集中展现各项执行工作，对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改版升级，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畅通当事人与法官的沟通渠道，开展“全媒体直播月”活动，深入展现各级法院攻坚决战动态情况，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规范。2017年，全国有398名违纪违法执行人员被立案调查，坚决清除执行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八）开展各种专项执行行动，形成威慑。两年来，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涉党政机关执行清积专项行动，建立定期通报等长效机制，将涉党政机关案件清理情况纳入综治考核范围，2016年和2017年共执行到位金额超过126亿元，今年将努力实现涉党政机关执行案件全部实际执结；每年元旦、春节前后开展涉民生案件专项执行行动，2014年以来执行涉民生案款155亿元；开展执行案款大清理专项行动，对长期以来沉淀的执行案款进行全面清理，共发还案款960亿元。各地法院纷纷开展攻坚执行难专项活动，比如，“百日会战”“假日执行”“江淮风暴”“合围攻坚”等，并进行全媒体网上直播，对失信被执行人形成强大震慑，有力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二、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样板法院工作情况通报
2018年上半年，为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和前期摸底，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基本解决执行难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下列部分法院进行了预评估，根据初步评估结果确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为解决执行难样板法院。
在此次预评估过程中，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修订后的指标体系，从规范执行、阳光执行、监督管理、执行保障、执行质效等方面，对样板法院进行了全面评估，既注重评估样板法院的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为执行工作的健康长远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也注重评估执行工作中突出问题的解决情况，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这些样板法院均高度重视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网上办案、网络查控、失信惩戒、网络拍卖、指挥中心建设、综合治理大格局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深圳两级法院和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截止到上半年，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终本合格率和信访办结率均接近90%。
此外，这些样板法院在执行规范化、信息化、联合信用惩戒、开展专项活动等方面还存在突出亮点，值得借鉴和推广。当然，样板法院虽然在核心指标方面接近达标，但其他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比如，对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在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范要求方面还存在差距；一些历史性难啃的骨头案尚未得到完全彻底解决；一些信访案件还未得到有效化解或办结；一些不规范执行、消极执行现象还未彻底消除。此外，在落实“三统一”执行工作管理要求、信息化应用、执行保障等方面需继续完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执行工作认同感和满意度。
第二篇：无讼阅读｜权威发布：最高法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无讼阅读｜权威发布：最高法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等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7月3日上午十点，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有关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对四项基础性改革的整体情况进行了通报。
一、关于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全面完成。截至今年6月，全国法院共遴选产生12万余名员额法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367名员额法官），实现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各高级法院在坚持“以案定额”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不同审级、不同地区法院案件类型和数量、人员配置以及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辖区面积等因素，实行法官员额省内统一调配。
（二）新型办案机制逐步形成。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根据《意见》要求，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案件审批，确立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改革后地方法院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8%以上，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普遍较改革前大幅下降。同时，各地法院根据自身工作实际，灵活组建审判团队，探索新型审判组织模式，促进扁平化管理和专业化审判相结合。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指导各级法院通过制定权力职责清单、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完善信息化审判管理、加强司法标准化建设等方式加强审判监督和审判管理，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三）院庭长办案制度初步落实。为充分发挥各级法院院庭长对审判工作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检察官遴选标准和程序的通知》要求，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就院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保障院庭长办案的工作机制以及建立院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等进行了明确。《意见》下发后，各地法院普遍制定了落实院庭长办案制度的具体方案，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例如北京法院院庭长去年办案13.8万件，同比上升52%。广东法院入额院庭长2016年共办结各类案件48.92万件。(四)内设机构改革积极试点。为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建立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2016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编办联合印发《省以下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就科学设置审判业务机构，有效整合非审判业务机构，严格控制机构规模提出明确要求。目前，全国219家试点法院正按照试点方案要求积极开展试点。
二、关于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
（一）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基本完成。根据中央确定的法官职务序列改革“两步走”方案，第一步法官职务套改工作已于去年完成。目前，在完成法官职务套改工作基础上，各地法院正积极推动实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管理。截至今年6月，全国23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完成首批入额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等级确定工作，9.5万余名法官按照单独职务序列等级进行管理。
（二）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正式建立。2016年5月，中组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地市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一般通过逐级遴选方式产生，并针对不同层级法院的法官设置不同的任职条件，更加强调法官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推动形成法官职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该意见下发后，部分高级法院已经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稳步推进。为进一步建立科学的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配合中组部等部门于2016年6月印发了《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编制内法官助理、书记员原则上按照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管理，根据工作性质和管理需要设置职务名称，单独核定职数，适当提高工资待遇，并向中级、基层法院予以政策倾斜，为进一步拓宽法官助理、书记员职业发展空间创造了条件。目前，各地法院正抓紧进行法官助理、书记员职务套改工作。
（四）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为推动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实现专业化、规范化，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人社部印发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试行）》。《改革方案》对聘用制书记员的资格条件、使用方式、等级管理、招录模式、配备数量以及薪酬标准均提出了明确要求。目前，各地高院正根据改革方案，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本省聘用制书记员的具体管理办法。
三、关于完善职业保障
（一）工资制度改革逐步落实。201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出台《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水平分别高于当地其他公务员的相关政策。为推动试点方案的落实，201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研究制定《法官、检察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明确了员额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的工资标准、工资套改及正常晋升办法。为指导全国法院做好绩效考核奖金分配工作，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绩效考核及奖金分配指导意见（试行）》。此后，各高级法院积极配合同级人社、财政部门，尽快足额兑现法院各类人员的工资待遇。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56个法院基本落实或通过预发形式落实工资改革，约占全国法院总数的67.3%
（二）法官履职保障进一步加强。2017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办、国办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制定发布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实施办法》。各级法院深入落实两个文件要求，不断加强组织建设、机制建设、设施建设，推动履职保障制度落实见效。2016年上半年，江苏、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2017年2月，中国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正式成立。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广泛设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充分履行维护法官基本权利、维护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救助和补偿等职能。
（三）法官惩戒制度初步建立。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由省一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对法官是否承担司法责任提出建议，提高了惩戒决定的权威性。目前，全国已有14个省（区、市）设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明确惩戒委员会人员组成和工作章程。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法官惩戒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指导。
四、关于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
在领导干部管理方面，目前中级、基层法院院长均已实现由省级党委（党委组织部）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有的地方由省委组织部管理，有的地方由省委组织部委托当地地市级党委管理；法律职务任命方面，各地均按照“省级统一提名，地方分级任免”的模式操作。
在编制管理方面，201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中央编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统一管理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的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由省以下分级管理上收至省级统一管理。目前，全国18个省（区、市）已经完成省以下法院编制统一管理改革。
在财物管理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保障水平差别较大，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强求步调一致，目前，吉林、安徽、湖北、广东、海南、青海等省份实行省级统一管理，有的省份则暂时还是以地市为单位实行统一管理。
经过四年的改革探索，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创造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改革共识日益凝聚，改革成效逐步显现：
一是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初步形成，法官、合议庭办案主体地位得到确立，院庭长办案制度逐步落实，司法责任进一步明确。
二是法院各类人员管理更加科学合理，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水平正在提高，队伍活力不断迸发。
三是职业保障更加有力，广大法院干警更加拥护支持改革，多办案、办好案的积极性、责任心明显增强，职业认同感、尊荣感有所提升。
四是司法人力资源回归办案本位，优秀专业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显，85%的司法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五是办案质效稳步提升，各地法院人均结案数量普遍提升20%以上，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缩短，人均结案数、当庭宣判率上升，上诉率、发回改判率下降。近几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实施，全国法院立案数年均增长20%左右，在人员总编制未增加的情况下，结案率不降反升。
六是司法公信力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进一步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工作报告获得的赞成票达到新高，一些试点法院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下降30%左右。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方向正确，成效明显。
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严格按照中央确定的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完善配套措施，狠抓督察落实，确保十九大前司法责任制等综合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提供有力的保证。以下为各位记者结合今天发布的内容提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我了解到在改革之前全国法官人数是21万多人，这次入额是12万，没有入额的法官如何安置？对于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 [徐家新]：
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员额比例法官员额制应该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39%以内。经过遴选，有一批法官被选拔出来，自然会有一批法官不能入额，因为有比例控制的要求。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未入额法官中有许多同志很优秀，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入额，比如说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法官主动让贤，把机会留给了年轻法官。还有一些在综合部门工作的法官，主动放弃了入额机会。还有一些年轻法官，由于年资条件还不够，暂时还没有入额，等等。对这些同志要予以充分肯定。根据中央的要求，未入额法官不得独立办案。目前，实践中大体有四种渠道进行安置分流：
一是转任为法官助理，继续在审判业务部门协助员额法官办案。
二是转任司法行政人员，到综合部门工作。
三是一些年纪较大的法官从事案件评查、诉前调解等工作。四是交流到其他党政部门。当然，这次没有入额的法官在下次员额空缺遴选法官时，如果符合入额条件，他们还可以参加遴选入额。所有未入额法官，他们原来享有的法官资格以及津补贴保持不变。
需要强调的是各级法官对未入额法官要加快安置步伐，更不得以办案任务重为由让他们独立办案，这一点态度是明确的，也是不动摇的。[中国日报记者]：
刚才，徐主任提到关于法官开展遴选的工作。法院开展员额制法官选任的时候很多人担心遴选只是一种走形式，过过场，不会发挥实质性的把关作用。请问，法官遴选委员会是如何发挥作用避免它形成一个橡皮图章？ [徐家新]：
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是这次员额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确保法官专业素养和能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员额法官选任工作中，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官都十分注重发挥遴选委员会的实质把关作用。我本人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委员，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遴选委员会不是走形式、也不是橡皮图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遴选委员会强调专业把关。审批入额人选时要审查入额人选工作履历、工作绩效、调研成果、表彰奖励情况以及承办案件的裁判文书、审理报告，全面了解人选的综合情况，在此基础上从专业角度对人选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做出评价。二是遴选委员会强调实质审议。遴选委员会享有充分的审议权，审议过程中，委员们对候选人的入额资格、办案绩效、测评考核等情况如果存在疑问的，随时可以要求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作出说明，表决时不划定差额比例或指标，更不指定淘汰人选。由委员们根据审议情况自主决定差额人选，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三是强调入额法官只减不增。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法院的用人决定权在党组，这里，要处理好党组的决定与遴选委员会专业把关二者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讲只减不增就是经过遴选委员会审议通过的人选，在党组审议时，党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就是要充分尊重遴选委员会的审议结果，保证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性。在最高法院这次法官员额制改革中，我们提交给遴选委员会审议的人员一共387人，遴选委员会的委员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分五轮次进行了审议，讨论了17人，差额率4.4%。最后，在提交最高法院党组审议时又淘汰3人，最终入额法官367人。[中央电视台记者]：员额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到广大法院干警切身利益的改革，也是一场动自己“奶酪”的改革，请问，整个改革过程中如何确保法院队伍稳定。[孔玲]：
法官员额制改革有39%的比例限制，人民法院内部只有少数审判人才能选任为员额法官，比如最高法院现有法官642人，只选了367人，真的是关系大家的切身利益，真的是动自己的“奶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按照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原则，从严从实做好选任，真正地通过选任通过非常严格的程序，真正地把能力强、水平高、实绩突出的同志选拔出来，这是做好队伍稳定的关键环节。
总结全国法院员额制改革有三点值得借鉴。
第一，入额标准公平、公正，所有同志参加遴选，大家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同一个程序来参加选任，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不再按照资历的深浅，不再按照任职年限长短来平衡、来照顾。以最高法院为例，我们总共417名同志报名参加遴选，最后经过严格的程序选了367名同志，差额率达到12%。367名入额法官中，有98名是比较年轻的法官，助理审判员，这次直接成为首批的最高法院的员额法官，这98名同志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经过这几年的锻炼，他们法学理论水平比较高、工作实绩非常突出，并且也具有带领大要案这方面的能力，所以给了这些年轻同志脱颖而出的机会。第二，入额程序公开透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法院的工作可以说是以公开促公正。这次遴选工作中，选任标准条件过程、结果都是公开的。以最高法院为例，我们选任方案是公开，日程安排是公开的，遴选政策也是公开的，并且所有这417名参加选任同志的业绩也是公开的，接受全院同志的检阅。同时整个工作过程，民主测评过程，考试考核过程、遴选委员会审议过程，我们以四期简报的形式向全院公开。我们内网公开，目前的点击量是10930人次。通过整个过程的公开，能够主动接受全院干警的监督，才能保证我们的结果得到大家的公认。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全过程，我们做到两点，第一点，启动的时候我们反反复复把政策给大家讲透彻，给大家做非常好的政策交底。大家理解改革、支持改革，汇聚了改革的正能量。第二点，工作过程中我们对一些重要节点、关键环节，我们非常关注淘汰人选的思想情况，加强正面引导，化解这些人的不良情绪。
通过以上三点，我们全国四级法院总体来讲是员额制改革已经全部完成，全国四级法院员额制改革平稳有序进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新民晚报记者]：
想请问徐主任，刚才您介绍目前全国法院员额法官共9万余人，从数量看法官人数比改革前减少了9万多人，我们知道近年来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都在大幅增长，请问，人民法院如何处理好法官人数减少和案件数量增长之间的矛盾？ [徐家新]：
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法官总体数量与一线办案法官数量之间的区别。在员额制改革之前，正如我们知道的，全国法院法官的总体数量比较大，大约21万人。这21万的法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综合部门从事管理以及审判辅助工作。院庭长主要是履行案件的审批职责，所以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数量远远低于法官的总体数量，这是改革前的情况。
员额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求把优秀的审判人才向审判一线集聚，把员额配制在一线审判部门，并且要求入额必须办案，所以院庭长都有明确的办案数量要求。这样从人员的绝对数量上来看，法官的人数是少了，但是大多数法院的一线办案的法官人数是增加了。审判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另一方面，这两年，我们有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立案登记制改革。这项改革推出之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种状况坚持以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确立法官合议庭的办案主体地位，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文书的签署机制，取消了一般案件的审批程序，不搞层层审批。同时加强了以法官为核心的审判团队建设，明晰了团队组成人员的职责清单，这样将法官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专注于案件裁判。比如说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组建了70个审判团队，每个团队有一名负责人，以及若干名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成，实行团队自主管理。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法院受理案件3400多件，审结3300多件。同比上升了5.6%以上。
二是积极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素材程序、简易程序的制度功能，实现简案快审、精案繁审。三是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各类治理主体的作用，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促进纠纷诉前分流。四是深入推进法院信息化，加快智慧法院建设，向信息化要生产力。通过智能办案辅助系统、裁判文书、智能校对系统、法官知识库支持系统等司法员工智能系统实现数据分析，多源检索、类案关联、同案类推等功能，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支持，提升了办案效率。
通过以上措施，各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结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经济日报记者]：
关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的，刚才通报说已经基本完成。法官属于公务员序列，为什么要实行与行政级别脱钩，有别于一般公务员的管理制度？ [徐家新]：
法官是公务员，按照我们国家《公务员法》的规定，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根据法官职业特点设置的一种特殊管理类别。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关于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这一重大改革任务。2015年10月，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法官检察院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文件从法官职业特点和司法规律出发明确将法官等级与行政级别脱钩。法官按照法官等级进行管理，实行按期晋升、择优晋升、特别选升等晋升制度，并且在高等级职数配比、向基层法院倾斜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突破，初步建立起了与其他公务员相区别的法官职务序列单独管理制度。之所以实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主要是由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官行使的审判权与其他机关公务员行使的行政权有着本质区别。行政权行使讲究上命下从，需要层层报批，最后由行政首长决定。审判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一种判断权和裁判权，要求法官依法行使职权，对案件自主作出判断，并对自己的判断负责。这就要求不能依据行政职务高低来分配裁判权。所以在合议庭内部，法官权利是平等的。虽然有等级职务高低之分，但是权利是平等。如果简单的按照行政职务的高低或者法官等级的高低，来要求下级服从上级，那么合议制就没有意义。为了确保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就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层层审批的办案模式或者审判权运行模式，这就是建立与其他公务员相区别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主要理由。
当然建立单独职务序列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比如因为法院相较于一般的党政机关法院人员数量比较大，领导职数有限，这样就造成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长期职级待遇偏低，职业尊荣感也不强，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队伍稳定，这也是建立单独职务序列的一个客观需要。[新京报记者]：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这几年法院人员流失人数不断增加，尤其是法官流失情况比较突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陈海光]：
大家都知道，人员流动水平高低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员流动的现象在各个行业都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这种现象也能够客观对待、中肯评价。主要原因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价值实现有一个客观的选择权，我们尊重这个权利。在法院系统内部出现了个别法官辞职也是正常的人员流动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立足法院的实际，客观看待、认真应对。第二，目前情况下，法院队伍整体是稳定的。近期，我们对法院2014年全国地方法院人员流动情况我们进行了调查摸底，结果显示，目前法院新进人员和减少人员数基本持平，2015年全国法院新增人员1.9万人，减少1.77万人。减少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由高到低排序，包含退休、组织调动、辞职、死亡等等各种原因。单就辞职这一原因里面，各类人员的辞职总数占人员减少总数比例不高，仅占10%左右。具体到法官来讲，全国法官的辞职数这几年也是低位运行。现在全国法官辞职人数占全国地方法院总人数的比例，近几年一直保持在0.35%以下。上述数据可以看到我们法院队伍的总体情况是比较稳定。
第三，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司法责任制、法官员额制、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法官工资制度，重大改革举措成效初步现象，导致法官职业保障进一步完善，法官职业尊荣感日益加强，法官职业吸引力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法官队伍会继续保持持续稳定，也会有更多优秀法律人才投身审判事业，选择到人民法院工作。编排/谢昊责编/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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