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苏湖教法”及其对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第一篇：胡瑗“苏湖教法”及其对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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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瑗“苏湖教法”及其对当下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开宋代学术先河的重要人物。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初办私学，后受到苏州知事范仲淹的赏识，被聘为苏州郡学教授，后任湖州州学教授，前后在这两所学校任教20余年，形成一套独特的教法，世称“苏湖教法”。后在太学任教7年，弟子遍天下。由此看来，其教学方法及思想有着非常大的研究和借鉴意义。

一、胡瑗其人

胡瑗，字翼之，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死于宋宗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是江苏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因为他世居安定（今属陕西安定县），故后世学者多称他为“安定先生”。

胡瑗七岁时就能写文章，十三岁时已读完儒家经典，成为乡里引人注目的才子。后来，青年时期的胡瑗为了避免世事的干扰，就跟好友孙明复、石守道一同上泰山隐居读书，深入研读儒家经典和百家之言。胡瑗为了不扰乱自己专心求学的心思，每逢家书捎来，他只要看到“平安”二字便将信投入山谷不再细读。他们三人日后都成为一代人师，学者们都称其为“三先生”。而其中以胡瑗的学生最多，教法最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

经过数年的教学，胡瑗逐渐成为苏州地区远近闻名的学者。后来，由于范仲淹非常景仰胡瑗的学识和为人，所以在郡学建立之时，就聘请胡瑗作为郡学的教授，并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到郡学中跟胡瑗学习。胡瑗在苏、湖二州郡学和州学的教学实践中，辛勤的培养学生，并着手进行了大胆地改革，著名的“分斋教学法”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杰出创作。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经过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努力，宋王朝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在这次兴学中，宋王朝很注意收拢高级人才。由于胡瑗在苏湖地方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闻名遐迩，所以仁宗皇帝下诏，派员到苏、湖两州考察胡瑗的教法，并主张采用胡瑗的“苏湖教法”为太学法。因此，胡瑗对教育理论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即为“苏湖教法”的创立。

二、“苏湖教学法”的内涵

胡瑗长期从事教学活动，经验十分丰富。欧阳修称赞他“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这种教法一反当时盛行的重视诗赋歌律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重经义和时务，主张“明体达用”。事实上，胡瑗教育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教学方法。他的这些教学方法，是在教学实践中摸索的，也是在继承古代教育家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种具体的方法。

1.分斋教学法

分斋教学法是“苏湖教法”的核心。这是宋代风靡一时并惠及以后诸代的教学组织法。它将学校分作经义、治事二斋。经义斋“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将学生培养成在政治、刑教等方面有所作为的管理；治事斋分治民、堰水、历算等科，旨在培养精干实用的技术、管理人才。

分斋教学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理”分科制度，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才能择其一种并兼一种，有利于学生接触生活实际、学以致用。黄宗羲曾称赞分斋教学法说：“盖就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得当”。

2.讲授教学法

讲授法是古代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教师通过讲授可以给学生一个系统的、连贯的知识，学生易于理解所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学生众多的情况下，是个可行的办法。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元和间，为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胡瑗在给学生讲授教材时很有特点，他循循善诱，真诚恳切，抓住重点，深入浅出，很受广大弟子的欢迎。

胡瑗在讲授的过程中还经常穿插着讨论教学法和激励教学法。胡瑗始终把学生看成是学习的主人，并按学生的兴趣爱好及才能分成小组，组员之间互相问难。他除从旁点拨外，还结合时政加以阐发，以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胡瑗对学生的学习甚为关心，常常用激励法促使学生立定志向，努力思考，深入钻研。例如，胡瑗时常在学生中，“则其过人远甚人畏服者奖之激之，以劝其志”。这些做法，都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直观教学法

直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方面，也是达到教学目的较有效的方法。胡瑗在湖州州学的教学实践中，就把“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器物描绘成图，悬挂在讲坛之上，供学生学习，帮助学生理解古代礼仪制度，使“人人得窥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对之，皆若素习”，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4.娱乐游戏教学法

游戏教学是胡瑗组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太学任教时，每次考试完毕之后，胡瑗总要带领学生到肯善堂（当时的礼堂）去奏乐歌诗，并亲自指挥学生演唱，直到深夜。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游戏音乐和歌唱，可以调节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状况，促进学习效率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做事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这样做不仅联络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也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和性情的陶冶。

胡瑗自己对古代礼乐就很有研究，曾几次应召入京，更定雅乐，铸造钟磬。还撰写了《景祐乐府奏议》等乐教专著。娱乐游戏教学法，可以说是他的礼乐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的结晶。

5.游学考察教学法

游学考察是古人将书本知识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一种良好的教学方式，虽然古老，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胡瑗很重视游学考察，他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认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见闻，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他曾亲自带领弟子数人游学关中，至潼关，因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目睹了“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千里，形式雄张”的壮丽景观，胡瑗便感叹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可以看出，游学考察不仅能锻炼人的意志，还能使人增长见识。因此，胡瑗力主让学生走出书斋，到名山大川、到大自然中去进行考察，以增长见闻，这一点是很积极、很有进步意义的。

6.言传身教法

胡瑗在实际教学中，他对学生一直严格要求，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人格感化教育学生。如《宋史。胡瑗传》上所记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则倍加关心、爱护，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欧阳修曾称赞他说：“先生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严而信，为道久而尊。”

三、“苏湖教法”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苏湖教法在太学推广实行的举动，对于改进宋代太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后世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湖教法的形成和推广，是宋代太学教学改革卓有成效的范例，也是宋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创造性发挥。它对我们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教学也有着比较实际的启发意义，对现今语文教育新理念的构建也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正面临着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笔者认为，对照胡瑗的“苏湖教法”，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启示。

1.课程开发和教学评价方面

胡瑗开创的“分斋教学法”其实是因材施教教学理念的具体体现。胡瑗在对其弟子进行“分斋”时，其基础就是要充分的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和其所擅长的方面，然后，再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志趣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一点，和当代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所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也相符合。但是，笔者认为，“分斋教学法”不仅仅应局限在将各个科目分门别类，对于同一科目，也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特点来进行课程安排和设置。在教学评价中，也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具体到语文教学中，教科书是语文教学最基本的教学资源，语文教师在使用教材过程中也应以教材为纲来进行适当的解读和生发，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开发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这也正是新课标所提倡的“大语文”教学理念、校本课程理念所要求的。

另外，当今语文教育的出现的瓶颈很大程度上源于教学评价的缺陷。著名语文教育专家于漪曾经指出：“标准化”试题将语文教学引入了“死胡同”。世界语文考试的趋势也都在逐渐淡化知识性考察，更加注重了语文实践能力的考核。虽然一时间还无法扭转我国统一标准化考试的大环境，但语文教师在日常的教学评价中应该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和学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2.教学方法方面

胡瑗在教学中很注重采用“娱乐游戏教学法”和“游学考察法。”现如今，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都比较大。所以，作为具有人文性与工具性并重的语文学科来讲，在给学生传递语文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在学习中精神得到陶冶和放松。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游戏、运动、唱歌等娱乐活动，即可以调节学生的心理状况，也十分有助于学生学习效率的提高。在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锻炼其沟通交际能力，促进其语文素养的发展。另外，师生在娱乐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使师生关系更加融洽。

对于游学考察教学法，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曾指出：“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再者，古语有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由此可见，游学考察可以增长学生的见闻、扩大其知识面。笔者认为，语文能力中的写作能力并不是靠教师在课堂中教授形成，语文教师所教授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写作规则，更大一部分是要学生通过体验不同的生活来写自己内心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语文教师方面

胡瑗在实际教学中，对学生一直严格要求，并订有详细的规章制度，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人格魅力感化教育学生。特别是对于语文教师来讲，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必须是一个“杂家”，应该争取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空气”，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更好的扮演指导者与促进者的角色。另外，作为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中最主要的“潜在课程”之一，语文教师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要努力做到最好，给学生以良好的示范作用。例如，衣着、动作、仪态、谈吐、待人接物等方面。这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总之，在北宋初年的教育领域，胡瑗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教育家，他在教学过程中以“苏湖教法”为核心的一系列尝试，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的教学经验，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对当下语文教学方法的启示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对当下语文教学方法的启示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有着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对当下的语文教学方法在三个方面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教法上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倡导多向交流，相互启发。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育；语文教法；学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05-02

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源远流长，颇具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从教育方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教育重在激发个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不但教法多种多样，而且学法也多具自主性的鲜明特点，对今天各层次的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国的语文教育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大体而言，首先它为全体公民提供文化教育的机会，满足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其次是语文教育在理念上的现代化，从语文的角度促进对现代公民的塑造和培养。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语文教育亦有诸多误区。比如，中小学语文教育围绕各类考试指挥棒而动，呈现出应试教育主导的现实困局。根源于此，学生在语文素养和文化精神方面出现大幅度的下滑趋势。学生大多不具备学习语文和文化的兴趣和动机，只是迫于社会和家长的压力而被动学习，更不用说学习语文可以满足心灵之提升与理想之追求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应试教育强调知识和技术而轻视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极大程度上减低了教育的人文内涵，造成人文内涵的大幅缺失。同时，应试教育无视提升国民素质的精髓，仅仅采用“过筛子”和“掐尖”之法，人为生产出一大批只认字而不懂文的、唯科技至上的“失败者”。其次是教育体制管得太死板。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陈旧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放任各级教育部门的因袭依赖，混日子、不出乱子的心态普遍存在，既无心更无力推进有效的改革。再次受功利化社会风气的影响，教师素质日趋空洞化，普遍沦为“不读书”状态。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期，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教师的精神、信仰、思想和行为难免受到影响，文化素质空洞化，满足于追逐物质利益，而对自身素质缺乏反思。

以上还主要是教育的总体格局上的制约因素。具体到语文教学上，当下中国从小学到中学乃至大学，语文课程设定的教学目标往往十分诱人，但在教法上却相当落后。老师们习以为常地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思路，介绍作家生平，联系时代背景，归纳段落大意，概括中心思想，总结写作特色成为固化的套路。常常是教师照本宣科地极力兜售，颇似一个人在真空中表演，而讲台之下的学生却昏昏欲睡，像老僧入定。这种授课方式以老师的单向度传输为主，老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漫不经心地听，极少互动和反馈。这种单调枯燥的教法和学法势必助长学生的厌学之风，提不起对语文的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不能去奢求塑造学生的人文精神，提升其人文内涵，扩展其人格成长的空间。20世纪以来，由于一批唯西方价值观是从的激烈的反传统人士的鼓吹，由于“打翻一切”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学教育的精华一概被斥为封闭、守旧、反动、复古，好像其中皆为糟粕，应全部打倒。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许多宝贵的材料、经验和智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反省和总结。大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一直奉行以“五经”、“六艺”为基础和核心的、包括众多文化经典在内的一种文学教育。它突出了以书面雅言为中心的语文，表现出对具体语文材料（即经典）的深刻领会和灵活运用。从根本上讲，现代语文教育是从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中分离出来的，并且面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实，有着新材料、新思想和新立场。显而易见，与古代文学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基于分工，其命意、内容和精神都比古代文学教育狭窄了许多。我们应当向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取经，以期改变目前语文教育的尴尬现状。我们着力改革的目标就是按照新的教育理念改革教学方法，重新定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深刻把握教法的灵活，学法的自主。笔者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为语文教育的完美实施而逆向回溯，乞灵于历史的成功经验，重新激活古法的灵光。

首先，教法上应破除陈规，灵活善变。当下语文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把重心放在教师对课程或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上，通过制订周密的教学计划，密集地安排课程、实践实习等活动，以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获得相应的完整教育。古代文学教育更加注重采用各种措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根源上引导学生自发的学习动机。孔子作为教育家就很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论语》中记载圣人语录说“不愤不悱，不启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①即是有力的明证。如果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启发、解惑、点拨、督促、评估等教学活动中，就能够为整个教学过程灌注生气，增添活力。正如当代学者所总结的，“孔子施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故教无定所，教无定时，教无定规。或习礼于大树之下，或弦歌于杏坛之上，或习射于园圃之中，或述志于侍坐之际，或正谬于病榻之侧，或督促于庭院之内，或启发于愤悱之时，或释疑于问难之顷。”②中国古代优秀的教育者总是敢于破除陈规，立足创新，善于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运用灵活多样的教法。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孔子的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法，还有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法也被后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南宋大儒朱熹曾主持白鹿洞书院，把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为授书法、读书法、讲书法，即多读、多背、温故、讲书四个方面。宋元以至明清时期，书院到处开花。老师多为名师鸿儒，他们多采用讲授法，讲授次数很少但水平高，往往还能根据学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学习程度，组织辩论、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思维。

其次，学法上强调诵读揣摩，渐进领悟。诵读是古人学习诗文经典的不二法门。《昭明文选》是由南朝梁代萧统领衔首创的“文选型”教材，欲入文学之门，必先诵读前贤名作，朝夕揣摩思虑，精读讽诵，通过渐进式领悟，方能得其三昧。此法暗合语文教学客观规律，既能传播知识，又具文学价值，具有示范作用，为以后历代的文章选家所效法，的确成为学习语文的理想模式。《朱子语类》记载朱熹论读书之语亦给人启示良多，“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③但现代语文教学强调理解的重要性，注重融会贯通基础上的记忆，批判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直斥其笨拙机械。于是语文课堂变成的老师的“肢解”表演，它把一篇篇文质兼美的文章活生生地分解成段落划分、中心总结和字词理解等部分，这样的重复劳动于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理解能力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古代的文学教育十分重视文章的阅读和背诵，古时孩童入学后即开始诵读诗文经典，但不要求全然理解，而是利用其机械记忆程度高的特点，先记住书中内容，待其长大和阅历增加之后再慢慢消化，在诵读的同时，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心灵感受，尤重体验和感悟。通过这种熟读精思之法，积累语言材料，形成语感，既培养读书习惯，也锻炼了学生的记忆力和专注力。学生因此可以蒙受先贤的思想熏陶和智慧启迪，感受文学之美，寻觅人生乐趣，领悟文化底蕴，从而实现文学教育的价值，养成优良的人格。当然，重视诵读并非一味呆读、傻读，重拾传统也非一味师古、拟古，而是传承、创新并举，使之相克相生。对于语文教学，我们既不能一边倒地追随西方教育理论中的民主、对话、合作的观念而忽略诵读，也不能重返20世纪中后期语文教学一味分析讲解的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