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人家人爱苏东坡

第一篇：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人家人爱苏东坡

演讲人：康震

讲师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李白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部，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5项，主持、参与的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4项。

内容简介：这是一个全能型的文化巨人，这是一个活得精彩的真心英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在近一千年的时空当中，感染、感动着他身边周围、生前身后无数的人。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此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在未来将会以荡气回肠、精彩绝伦的人生，影响着世间的人们。而他的一生，真的就像一部美妙的大片一样，自始至终震撼和撞击着每一个走近他的看客。

苏轼，曾经创造了北宋科举考试历史上的“最高分”，拥有了“全民偶像”的殊荣；他是一个全能型的文坛领袖，也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曾经青云直上、指点江山，也曾经几起几落、生死未卜，四十五岁被贬黄州，五十九岁被贬惠州，六十二岁被贬儋州，他的经历中似乎多了几分坎坷与折磨，但是也许恰恰是这样的苦难经历，造就了他独特而鲜明的魅力。于是，当我们回望他六十六年的人生就会发现，青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竟然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苏轼的身上，连绵千年依然余音绕梁。

苏轼，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既写诗填词做文章，也挥汗弯腰种过田；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是一个真诚得让人心碎的人，苏轼得到了最大多数人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苏轼、欣赏苏轼，苏轼的身上，到底蕴藏着怎样巨大的人格魅力？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苏轼苏东坡，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一起，走近这位唐宋八大家中可敬可爱的文化巨人。全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兄弟、父子并称的著名人物，比如说在三国时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在西晋时代还有所谓的“三张”：文学家张载、张协、张亢；到了明代，还有著名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宗道兄弟仨人。你看人家这一家子生得特别辉煌，一出来就是兄弟父子兵。还有咱们今天要讲的“唐宋八大家”的最后一个系列——“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把父亲苏洵叫“老苏”，把大儿子苏轼叫“大苏”最后那苏辙是“小苏”。但是，咱们说句实话，就是刚才讲了“三曹”、“三张”、“三袁”，有很多其实大家都不太熟悉，“三曹”可能还好点，有的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你要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兄弟父子并称的人里头，应该说“三苏”名气是最大的、最为著名的，那么在这个“三苏”当中我们先讲谁呢？大家可能会说你先讲苏洵吧，他是老爸。我们不弄论资排辈这种事，我们从“三苏”里边最有名的苏轼开始。苏轼大家都很熟悉了，你说苏轼有名气，你说苏轼很可爱，你说苏轼很可敬，那你得说出理由来，你不能很笼统地这种理解。我们说苏轼很著名、名气大、很可敬、也很可爱，主要的我们分四点来看他：

第一点，苏轼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上的天才加全才，这是他的可爱的一个基础，何以见得呢？我们掰着指头可以算，在诗歌领域里边，苏轼和他的弟子黄庭坚并称“苏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词的方面，他和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公认为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散文方面，他和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被认为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有句话说得好，是“欧文如潮、苏文如海”，欧阳修的文章像潮水一样，苏轼的文章像大海一样，“欧苏”。苏轼的书法，“苏、黄、米、蔡”北宋四大家他排第一，这书法是大家。他的绘画，跟他的表哥文同学的画，被认为是北宋“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画什么呢，枯木、怪石、墨竹。苏轼在哲学方面，是当时北宋关学、洛学、蜀学这三大派当中蜀学的代表人物。在史学方面，苏轼也颇有见地。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个人，只要在这其中的一项取得这样的成就，这辈子也可以告慰平生了，但是苏轼在这所有项目上都有斩获，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我们说他确实值得我们尊重，确实是个人见人爱的人。苏轼是天才加全才，这个特点在“八大家”当中是具有惟一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再接着掰着指头算，你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人，他们要么是散文家；要么是诗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史学家；要么是文物收藏家；要么是有的兼而有之，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边有着全面的成就，在“八大家”当中，只有苏轼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一生当中写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文章，总计将近一万首篇，他活了六十六岁，就算从二十岁开始创作，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数量的创作，并且在这大的数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精品，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的一个奇迹。

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说他这个好、那个好的，何以见得呢？这创作到底在哪儿体现出来好呢？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写庐山。我们知道写庐山的诗，你首先得说人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

绝了。你再怎么写吧，你再去庐山，还能写得比这更好吗？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苏轼就不会按照他这个套路再去写了，他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不写瀑布，不写“生紫烟”，写什么呢？写对庐山的人生的感悟。读李白的诗，你激情澎湃，激动得不行，浑身发热。读苏轼的诗，你会陷入到沉思当中，会把你变得更加成熟，会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正好写庐山这两首诗都是唐代和宋代最大的两位诗人，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写出了两个时代风格和时代性格的不同，唐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时代，而宋代是一个成熟而富于思考的时代。你得这么写，这么写就叫原创诗人，以前从来没人这么写过，从这角度没写过，而李白这么写了，你不能再按着他的路数来，那这就是苏东坡心中的庐山。

你说苏轼为什么老是说人家第一，什么全才、天才，这就是天才，你不服不行。所以我们说，这是他的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我刚才说了，天才加全才，在“八大家”当中独一份，这是他可爱的基础，才子谁不爱啊，人见人爱。

解说：天才加全才，苏轼确实有这样的资格赢得人们的青睐，然而仅仅拥有才情和魅力恐怕是不够的，平和与道德的力量，才能够成为感召天下读书人的利器，苏轼在这方面恰恰是当仁不让。围绕在苏轼身边，活跃着一批著作等身、闻名天下的文化精英，苏轼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带动了北宋文坛的风起云涌，在北宋文坛上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佳话，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成为士林领袖的？苏轼与他的弟子、学生们之间有着怎样感人的师生情谊呢？

可光有才还不行，你还得有范儿。苏轼第二个可爱的地方是，他是士林的领袖，文人的领袖，这个可不是所有的天才和人才都能够有的地位。在“八大家”当中好几个人都当过领袖，比如说王安石，这不用我说，改革变法的领袖，他当过宰相，他当然是领袖，但是王安石缺人气，反对他的人太多了，他成不了精神领袖。欧阳修最接近于苏轼这种状况，他不但当过副宰相，算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他领袖群伦，是文坛的盟主，这也算，但欧阳修有个弱项，他在民间的影响力那跟苏轼根本没法比。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领袖，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影响力要弱得多。至于像苏洵、苏辙、曾巩，那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士林领袖这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苏轼这个士林的领袖，不是说着玩的，确实有他独特的地方：首先他有基础，什么基础？苏轼在政治上那也是一方诸侯，他做过多任的地方官，在杭州做过通判、副市长，还做过知州、市长，杭州知州、湖州知州、密州知州、扬州知州、颍州知州、登州的知州，八任。长期在地方担任第一行政首长，获得了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他在中央也做过很重要的官，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你还让他做什么啊，都做遍了，就剩下做宰相了，翰林学士这就离宰相的位置特别近了，他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弟弟做的是副宰相，总不能让你们俩都做宰相吧？在政治上是很有基础的，很少有像苏轼这样的超级的大文人在政治上也有过如此广泛的经验，所以你说他是士林的领袖，首先在政治上他有这基础，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士林的领袖，你不是说你官当得多，官当得大，能够自立山头，就能够成为领袖的，大哥不是那么好做的，得真有个领袖的样子。苏轼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就是他门下有所谓的“四学士”、“六君子”，我们经常说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我想接受过苏轼教诲和教导的人肯定非常多，但是这个“六君子”、这“四学士”肯定是在里边最优秀的人物，这些人能够聚集在苏轼的身边，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苏轼具有强大的道德的魅力，这些人，“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你像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这在当时文坛上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能够服服帖帖地跟随着苏东坡，道德的力量、人格的感召，还有文学和文化上卓越的创造力，让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不是因为苏轼官当得大，因为，苏轼倒霉了好几回，他们是与苏轼的倒霉和兴起是共进退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荣俱荣很好做到，一损还要跟着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苏门的“四学士”和“六君子”成为了后代文人心目当中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文人的群体。苏轼对他这个领袖的地位是很自觉的，当仁不让，他给朋友的信里边说，说凡是一个盛世，是要有文章事业的，凡是文章事业要走向兴盛，必然要有领袖。想当年我的老师欧阳修就把领袖的重托给了我，我要自觉地承担起领袖的职责，我不是为了满足领袖的欲望，而是为了造成文章的盛世，等我老了，我over（死）了，我这副重担还要传给你们这些年轻人，文章的盛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他是很自觉的。

当然，苏轼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不是说我做这个文坛盟主，你们就供着我，我洋洋自得，我特有派、我特风光，不是的。我刚才说了，在江湖上做大哥首先是要承担义务的，这些“六君子”、这些“四学士”是要受教于他，是要受恩惠于他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吧，“六君子”之一的晁补之，写诗词和文章都写得非常好，他写了一篇文章挺好的，苏轼看了觉得写得也不错，可是有点小问题，这文章太华丽了。你想苏轼比这晁补之要大出十几岁、将近二十岁，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而且苏轼当时在政治上地位很高，他看了这文章，他觉得这文章写得这么华丽是挺好，有才情，可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文学青年来讲，刚刚开始从事创作，他正常的顺序应该是先要写得平和一点，由平和慢慢地走向华丽，这符合创作的一般规律，如果现在就先华丽了，缺了点平和之气，对未来的创作发展不利。可是你想这晁补之那也不是一般的人，能让苏轼引入门内为入室弟子的人，肯定在当时已经是卓尔不群了。苏轼就想到这个问题，说你看，我和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跟他又是师生关系，我要直接就这么跟他说，这年轻人虽然说狂点吧，他还是需要点锐气的，我一说弄（得）他不高兴，垂头丧气的，失去了锐气也不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就给黄庭坚、他的大弟子写了一封信，黄庭坚只比他小八岁，而且黄庭坚说实在的，在诗歌方面跟苏轼并驾齐驱，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名义上有师生关系，但是亦师亦友，有些话跟黄庭坚就好说，他就跟黄庭坚说，说你看，这样我这个意见你拿去，当做你自己的意见，你来告诉晁补之，效果会好很多，因为你们俩是平辈，你跟他怎么说，他还能跟你争论，我跟他一说，他哑了，这就不好办了。你说这玩意儿容易吗？你说苏轼什么地位？要搁我们的话，我这么高地位，我说你小年轻两句，你怎么着你？你还跟我争不成？没有，我刚才说了，所谓士林的领袖、文人的风范你要细致而体贴入微地关心他的成长，你想得有多细，就说明你这个人的高度有多高。通过这样的方式，既给晁补之提了意见，又不挫伤他的锐气，非常厉害，这就是领袖的风采，这是苏轼可爱的第二个地方，士林的领袖，我们知道当领袖不容易，心得细、心得热，还得会关心人，不愧是领袖。

解说：苏轼不仅仅在读书人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在民间也广泛地为人称道，不管他面临怎样的黑暗与险境，也不管周围 人际关系是怎样的错综复杂、尔虞我诈，苏轼总是用真心、热忱与包容面对一切，所以无论是山野村民、贩夫走卒，还是老妪孩童、和尚道士，都会把苏轼当成知心人而真心喜爱，那么苏轼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阳光心态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

第三点，这一点比较独特，他是一个世俗和方外的顽童，苏轼苏东坡，为什么我们大家觉得他身上除了那刚才的全才之外，除了刚才的领袖之外，我们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可爱的地方，有趣的地方，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这种特别的气质是什么呢？就是感觉这个人老长不大，总是特别逗、特别好玩，这实际是因为他看世界是可爱的，所以世界看他也是可爱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辛弃疾不是有一首词说的吗，“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我瞅着青山很妩媚，青山看我也很妩媚。那我看世界多可爱，料世界看我应如是。这就是说苏轼呢。他不是也说过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吗，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我能跟玉皇大帝聊天，那是高级的，我还能到流浪儿的收容所里，跟穷人家的孩子聊个没完没了。看谁都很好，这是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和人群。

苏辙比他哥哥谨慎，就劝他说你别乱交朋友了，你交的都什么朋友啊？你选择朋友，你得选择性地交往朋友，知道不知道？得慎重。苏轼是怎么回答的？苏轼说我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大家说这不傻话吗？是啊，你不觉得我们都活得太聪明了吗？都太精明了吗？你这么聪明和精明，你还能可爱吗？你不可能可爱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有点犯傻的苏东坡，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侥幸吗？这不正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荣幸吗？一个可爱的人出现了，他有点傻，但是他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让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有趣味而可爱起来。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有狱卒、狱吏得看管他，你想你跑监狱里头，那些狱卒能对你好到哪去？不可能，对他态度不太好。后来苏轼重新被朝廷起用了，在去上任的路上，很巧就碰上当年在监狱里头看管他的那个狱卒，这狱卒一看见他，挺不好意思的，有点难为情，有点尴尬，脸上挂不住。苏轼现在已经是做了大官了，看着这个当年的小狱卒，挺难受的样子，要咱们想，得发一通官威，退下、抓起来！你觉得这是苏轼干的事吗？不是。苏轼给他讲了个小故事，现编的，苏轼说你知道吗？有条蛇咬死人了，被押到阎王爷那儿，阎王爷说你这得判死刑啊！蛇说你别杀我啊，我是咬死人了，可我还救过人呢，我将功补过。阎王说你有什么功劳？（蛇）说我肚子里有蛇黄，蛇黄可以入药，我这蛇黄救过很多人。阎王爷一听你有蛇黄，好好好，免过死罪。过了一天，有一头牛，黄牛，牛角把人顶死了。阎王说死刑，这牛说我也有黄，我有牛黄，这牛黄做成解毒丸，你不经常吃吗？我这也是将功补过。行行行，放了。又过了一天，押来一个杀人犯，这是个人。（阎王）说死罪！这人急了说，仓惶之下说，我也有黄。阎王说，蛇有蛇黄，牛有牛黄，你哪来的“黄”啊？这人想想说，我、我很仓惶，我很惶恐，这就是我的“黄”。你知道了吧，这个故事是安慰这个小官员的，你见了我不要那么仓惶，不要那么惶恐，听我这故事，你笑一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非常具体的例子。他很宽容，也很幽默，所以我们说，苏轼这种顽童的心态，他有个基础是对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保持一种极大的善意，以德报怨。所以他的这种幽默，他的这样一种诙谐才非常有内涵，这我们只是挂一漏万，举了很小的例子，以后我们讲到的还多着呢，在各种情况下，他都能编出很多的故事来，而且都非常地贴切。

解说：苏轼的一生不是在浅吟低唱中形成，而是在惊涛骇浪里铸就的，从眉山小镇到汴京都城，从密州出猎到黄州躬耕，从西子湖畔到南国孤岛，他几起几落、九死一生，然而这种苦难的经历却改变和塑造了一代文化巨匠的人文气质和精神世界，从而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胸怀天下、浩气长存的苏轼，那么，在漫漫逆境之中的苏轼到底是如何对待种种磨难和生死考验的呢？

苏轼还有第四个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贬谪和流放中，他是个达者，很达观的人。苏轼第一次被贬黄州，已经四十五岁了，在黄州待了六年；等他五十九岁的时候，年近花甲的时候，被贬广东惠州，在惠州待了三年；等到他已经六十二岁的时候，他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在那儿又待了三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朋友们，前后脚加在一块儿十二年，人生中能有几个十二年？他才活了六十六岁呢。苏轼说得好，“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你问我一辈子干了哪几件大事，我就干了三件事，前头四十多岁去了趟黄州，快六十的时候去了趟惠州，赶到六十了，还有最后一末班车呢，我又跑趟海南岛。

这个说法本身是自我解嘲的，但是充满了一种无畏的精神。可以这么说，在“八大家”当中，从贬谪和流放的时候的岁数、次数、时间之长、所贬之地的艰苦，以及经历贬谪之后对他人生产生的重大的影响，苏轼都是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苏轼被贬黄州、被贬惠州和海南岛之前，那是我们不太了解的苏子瞻，等到他被贬之后，那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大江东去”的苏东坡，我们现在真正心目当中，我们熟悉的那个苏东坡，那是经历了好几次贬谪之后的真正的、新的、我们所爱的那个苏轼。

苏辙曾经回忆说，他的哥哥跟他原来说过，说当今之世，文人当中能够与我一较上下高低的，也就是你了兄弟。这当然是苏轼对他弟弟很爱护了。但是苏辙也不是“善茬”，他也认可这一点，可是苏辙接着说，等到我的哥哥被贬黄州之后再回来，他写的文章我一看吓一跳，好像长江大河奔涌而来，我是难以望其项背，再等到后来，他被贬惠州和儋州之后，广泛地阅读佛家的著作，并且跟孔孟、老庄的著作参照阅读，学问的广大如浩瀚的海洋看不到边界，这回我彻底就瞎了，赶不上我哥了。

所以我说他的贬谪生涯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很达观、很从容。举个小例子，例子不在多，一个就能说明问题，苏轼被贬惠州，惠州现在很发达了，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但我们必须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那还是一个不咋地的地方，不然怎么会把你贬到那儿去呢？苏轼到了惠州以后，他很多朋友很担心他，你想，六十岁的人了，杜甫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个社会保障条件下、医疗条件下，能活到七十很罕见。他有个好朋友，和尚，道潜和尚，给他写信，担心他，那边医疗条件差，听说有瘴气、有毒气，你身体要小心，弄不好死在那儿回不来了。苏轼给道潜回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好，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很关心我，我自从来这儿已经半年了，很多事就不用给你细说了，这玩意儿也没法细说，我就全都不说了，我说点你关心的，我是这么来感觉我现在的状态的，我现在不是当年的翰林学士了，也不是那个士林的领袖，我是杭州灵隐寺、天竺寺一个退休的老和尚，我退休了以后，住在一个村子里头、一个小院里头，天天的拿一口断了腿的锅，古代的时候那锅得有腿儿啊，架在火上才能烧饭，我天天拿一个断了腿的锅，里头盛点粗米饭，吃得香着呢，就这样过一辈子也很好。至于你说南方多瘴疠之气，水土不服，容易得湿热之病，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在北方，人也会得病。您又说这边生病了药少，确实，我觉得这边药少，没有好药，得了病不好治，可我想，每年就在咱们京城里头，那些国医、那些御医手里死的人也太多了，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我在这儿待得还挺好，反正在哪儿待着都有死亡的危险，死亡的机率也并不见得比你们那儿就高多少。这些话我说给你听，老朋友，碰上咱们熟的人就这原话告诉他，说我挺好的，没事。要是不熟的人，什么也不用说了，自己心里明白就行。倒是你年岁大了，好好注意身体，别出个三长两短的。朋友们听听，在那种极端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苏轼就是这样来处理自己的。

有人说这是骗人，说这话这不是在欺骗自己吗？是啊，道潜担心的就是怕他死，他自己也知道到了这儿有生命的危险，可是问题是，当他说北方也会得病，京城里头御医手里也会死人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在惠州这个地方可能会死亡的恐惧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很小，一个人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很少，只有这样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步心平气静，才能够为自己拓展出空间生存，才能为自己找到更多生存的理由，这不是懦夫的哲学，也不是鸵鸟的哲学，这是真正的生命的强者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强大的姿态，这是个强者的表现。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苏轼很可爱，苏轼很可敬，苏轼反正很招我们待见，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四条是最核心的，他是个全才，是个天才，这是基础，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地钦佩和崇拜；他是士林的领袖，让我们无比地敬重；他还是一个世俗方外的顽童，这让我们觉得超级可爱、超级亲切，像邻家大叔一样；他还是一个在困难面前的达者，这让我们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你说这种人，这世界上要多一点有多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成苏东坡，那就太棒了。那你怎么才能变成苏东坡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得先看人家少年时代、人家小时候是什么环境啊，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说。

第二篇：百家讲坛康震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1-6)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一）考试进行时

画外音：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坛领袖，但是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竟然连续三次名落孙山，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志在必得的他在连遭打击之后，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考试进行时，敬请关注。

在唐宋文坛，有这样八位独具特色的文学家，他们用笔墨名传千古，他们的人生跌宕传奇，他们所取得的古文成就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为后世文人高山仰止的“唐宋八大家”。那么，是谁首先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的，这八个人入选“唐宋八大家”的理由到底会是什么呢？从今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

开唐宋文坛，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第一集韩愈之考试进行时，敬请关注。

康震：

朋友们，以往我们说起学习唐宋诗词，都会想到谁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但如果我们说，要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唐宋八大家”。那么这儿有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唐宋八大家都是哪八个人。我们今儿来复习一下功课，是吧，唐代的有韩愈、柳宗元，宋代的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最后啊，再加一个曾巩，这八大家。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是这八个人结合到一起，叫他“八大家”，谁给他们最早的时候组合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他们八个人，这里头为什么没有李白，没有李商隐，――刚才说的，没有辛弃疾呢？我们说啊，最早，把这八大家结合到一起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编了一本书，叫《唐宋八大家文钞》，从他这儿开始，“”就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有一样，这个茅坤当时编唐宋八大家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时学习写作古文的人提供个样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八个人他们的古文、他们的散文写得是最棒的，是当时的榜样。所以，他选了八大家。

但是问题是我们大家就会问在当代社会，我们使用文言文、使用古文的这种几率都非常低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八大家、学习八大家，目的在哪儿呢？我们不但要学习他们的文章，我们还要透过这文章学他们的人格、学他们的思想、学他们的道德、学他们的境界。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所谈的八大家已经不完全是茅坤时代的八大家了，那应该说是几百年前的八大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以我们当代的目光所看到的新的唐宋八大家。

大家可能又会问，说这个唐宋八大家你让我们学习，他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都有哪些成绩。大家要知道，这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所创作的诗词，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千多首。他们所创作的散文，大概有一万两千多篇，平均每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就是整个唐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写的所有的文章加在一起，也才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整个唐代人所写的诗，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才不过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当中，活得最长的是苏辙，活了七十三岁，活得最少的柳宗元，四十六岁，我的意思是什么，以这么短的生理年龄，却创作了这么丰富的精神的产品，他们的创作，是非常惊人的。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啊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在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前后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理、或者副总理。还有三个人曾经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是谁呢？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翰林学士是个什么职务？他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有起草最高级的国书和诏书的权力，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在宋代，翰林学士是三品大员。还曾经有四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哪四个人呢？苏轼、苏辙、韩愈、还有一个曾巩。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里边的高官，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还曾经有四个人做过部长级的高官，有六个人都是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曾经做过地方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么说一句简单话吧，就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人生履历，他们做官的这个经历，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一个缩影。

画外音：

对“唐宋八大家”有了一个整体上的大致梳理之后，让我们依次走近这八位文学家，触摸他们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韩愈生于唐代中期，即公元768年。韩愈字退之，河南孟州人，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并称“韩柳”。那么，韩愈为什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呢？康震教授解读读唐宋八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从韩愈开始讲起呢？

康震：

那么，这八大家我们总不能一起开始讲，从谁开始呢？是吧，总要先选一个开头，从谁开始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背两段话，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谁，这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这个题出得很没水平，因为百分之百的人都知道这是谁说的。没错，就是韩愈的《师说》和《马说》里边的名句。有人可能说你这就没意思了是吧，唐宋八大家，不是宋唐八大家，你肯定要先从唐代人讲起，那韩愈可能年龄还比柳宗元大点，所以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大家这么说，就是对韩愈不了解，韩愈在唐代的影响力要比柳宗元大，这主要是因为他长期活动于唐代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而柳宗元因为呢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就被贬到偏远的湖南和广西，所以他在整体的影响力上比不得韩愈。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宋代的大文人苏轼对韩愈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做是一个盖棺的定论。他说韩愈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说韩愈此人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这是什么意思啊？第一，说他的文，说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所谓“八代”，就是从东汉一直到隋代，一共八个朝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反过来说，韩愈所写的文章超越了之前的八个朝代，超越了之前的六百多年，独树一帜，蔚为新风，所以他是文章大家。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唐代，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复兴什么儒学啊，复兴儒学里边的仁义之道，就是要复兴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来治国，用孔孟之道来重振大唐的雄威呀。所以说“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溺”字指的就是沉沦，要把沉沦的社会唤醒。第三，“忠犯人主之怒”，他是个大忠臣，何以见得，凡是忠臣都爱说直话，都爱说实话，韩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为了要劝谏皇帝，不惜什么呢，直言犯上，得罪皇上，在所不惜。可是他是个什么呢，大忠臣。最后一条说，“勇夺三军之帅”，我们觉得奇怪，韩愈是个文人，是吧，一介书生，谈何勇夺三军之帅呢。这是因为当时有的节度使，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武装的割据势力，想要谋反朝廷，韩愈以一介书生，单刀赴会，面陈利害，最后呢让想要谋反的藩镇的节度使的首长幡然悔悟，臣服朝廷，立下大功一件。所以你看，苏轼对于这个韩愈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文，一代文宗；道，一代哲学家、思想家；忠，一代忠臣，忠贞之士。最后，文人最缺的一个，他都有，在军事上，在战略上，他也有奇谋。

画外音：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无疑是非常全面的，而走近这个近乎完人的大文学家，我们发现，韩愈的成长却历经磨难。韩愈三岁时父母双亡，跟随哥哥颠沛流离，十二岁时哥哥英年早逝，靠嫂子抚养长大，这种苦难的生活给了韩愈很大的锻炼，同时也增加了他刻苦求学的决心和动力，加之韩愈的文学天分极高，所以当韩愈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接连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榜上有名。那么，这个未来的文坛领袖为什么在科举考试时连受重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康震：

实事求是地讲，唐代的科举考试很难考，难得很，为什么难得很？录取的人少啊。宋代，南宋、北宋加在一块儿，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四万人左右。唐代呢，也是差不多不到三百年吧，二百九十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也才不过四千多人哪，差了十倍了，平均啊每年也就是十来个人。录得多点，碰上个大年了，三四十人，碰上个小年了，可能就十来个人。你这个一对比你就知道，那个进士科呀太难考了，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因为录取的人少，所以有的人艰苦卓绝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考。韩愈是考了四次考中，我告诉你，这算命好的，这就算是什么呢，这就算是特别轻松地考上了进士。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悲痛”的数据，唐代的几个文人，比较有名的，有个叫黄滔（晚唐文学家）的，考了二十三年。还有一个叫孟棨（晚唐文学家）的，也是考了三十多年。刘得仁（晚唐诗人）考了三十多年，到死还没考中。最滑稽的是什么呢，是唐召宗的时候，朝廷因为平定内乱，皇上高兴，说这个打了胜仗，应该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就在这科举上面，可以放宽一点嘛，今年可以破例地召几个岁数大的，那年录了五个人，五个岁数大的人，这五个老考生啊，有两位都过了七十岁了，有三个都过了六十多岁了，当时美其名曰“五老榜”。可是你要知道，人有限的年龄，能做事情的年龄，也就是在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之间嘛，你到七十岁才考中进士，一个人一生的最好的时光、最有创造力的时光，都蹉跎在了漫漫的科举道路上。所以我们说韩愈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尝到了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对一个人才的这种折磨，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当中，既要能够适应考试的需要，同时又能坚持自己的个性，还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能做到这些，太不容易了。

刚才说了，那为什么他考中了呢？现在就来说说他为什么考中。其实这一年也不好考，参加考试的人有千余人，录取了二十三个人。

他能考中，第一个原因，是主考官好。当时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也就是国防部的副部长陆贽。陆贽这个人不得了，是唐代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也是唐德宗时期最为优秀的政治家，这个人见过风浪、经过世面，在政治上是非常务实的，而且呢也是雷厉风行的一个人，他本人善于写骈文，但他很看中文章是否有真实的内容，要言之有物。韩愈的文章符合这样的要求，再者说了，当时考科举考试，人家要求还是要写骈体文，韩愈虽然自己写散文，但也得适应考试的需要啊。主考官的文学观、文学的风格这回跟韩愈的碰上了，他赏识韩愈，考上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因。

第二条，副考官好。当时的副考官有一位叫梁肃，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向主考官推荐最为合适的人选。梁肃啊跟韩愈的哥哥韩会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也是顶顶重要的一个因素。再加上梁肃本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那就是韩愈写的文章和韩愈的文学观念跟梁肃都是一致的。这一榜录了二十三个人，有八个人都是梁肃推荐的，而且这二十三个人后来在唐代的历史上都是彪炳史册的、著名的人物。有的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有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有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这一榜被叫做“龙虎榜”。刚才讲“五老榜”，讲那么多没精气神了，但这一榜是为国家输送了重要的人才，叫“龙虎榜”。我讲这什么意思啊，韩愈的才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才华之外的机遇、提携你的人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陆贽，那韩愈命运如何，很难说。

画外音：

荣登“龙虎榜”，无疑是对韩愈最大的认可，五年之内四次进士科考试，让韩愈体味到了忍耐与坚守，体味到了人情冷暖，世事沧桑。阴霾散去，曙光初现，那么接下来，迎接韩愈的应该是一片光明了吧，韩愈的仕途是否从此就一路坦荡了呢？

康震：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考中了嘛，我们想象着赶快就去当个什么官，然后把工资关系落实了，这样家里边还等着呢，是不是。――你想得美，唐代的科举官制规定，光考中科举还不能做官，怎么办呢，你还得参加一个吏部的考试，就是我们相当于人事部的考试，叫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有一点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这个东西你考过啦，才给你个官当呢，才给你落实工资关系。大家想呢，韩愈都考了四次，经验丰富，又有名气了是吧，还有陆贽这样的人赏识他，肯定没问题。韩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虽然命中率低，难度更大，因为又是一层选拔，但是毕竟已经考到这个份儿上了，只能进，不能退，而且肯定能考中，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考试。第一次就去考了，就没考中。

韩愈吸取了经验教训，他很快给当时的考官叫做崔元翰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韩愈谈了几个问题：

第一，考试的结果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韩愈说，考试那天刚结束的时候，那些“浮嚣之徒，已相与称曰，某得矣，某得矣，问其所从来，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间，九变其说。”――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什么意思啊？说那天刚考完，就有一些浮夸的家伙到我这儿来说，谁谁谁考中了，谁谁谁考中了。问他说你从哪儿来的消息，说没问题，我的消息来源绝对的可靠，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可是韩愈说，一天之内，不同的消息来了九次，我都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谁都考中了，而且，这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人有三十二个人，大家都认为其中有三个人是肯定能考中的，是名副其实的，这里头当然就包括（我）韩愈也算其中一个人。可是结果一下来韩愈发现，有俩是大家说的那个，可有一个人，名不副实。当然他这个名副其实的人就没在那里头占据那个名额，所以他跟考官说，你这考试有问题，肯定里边有人情的作用。

第二，韩愈告诉这个考官，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没考中。韩愈说，“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于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士大夫之口。”――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

我从来到长安，我就没到那些高门望族的士大夫门前去走过后门，没给他们送过礼，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可能考中呢。韩愈说呀，我上回考中这个进士，那是陆贽赏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我愿意承认这个命，我现在就等着同样的命还能不能降临到我头上，可是我等来等去呀，我对这个命有点没把握，我不知道到底是命在起作用呢，还是人情在起作用。韩愈又说，如果是人情在起作用这就难了，为什么呢，我想要走后门，可是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拉不下来这脸，我说不出来那些肉麻的话，我说不出那些谄媚的话，我要非这样去做，拗着我自己的良心去做，我自己都觉着，自己奴颜婢膝，惶惶不可终日，样子看了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我连个名片我都递不出去。韩愈的结论是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听天由命吧，这是他给考官说的第二点。

第三，他还没泄气，他说还行，他还年轻，他给自己打气，我还有机会。古人说四十岁才出来做官嘛，我今年才二十六岁，还可以，“岂为晚哉”，还不晚，虽然我现在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雇佣人，没有钱吃饭，没有钱穿温暖的衣裳，但是我还有一颗雄心在，他是怎么表达这雄心的，他说呀，“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困哉。”――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

老天爷睁着眼呢，他能看得见我的努力，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我不相信，我会一直这么穷下去。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振奋的一个穷小子的宣言。

画外音：

科举考试，连考了四次才得中，如今参加吏部考试又是空手而归，然而，打击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两次博学宏词科考试中韩愈又是两次铩羽而归，命运似乎总是在与他开玩笑，让他充分体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滋味，那么接下来，耿介不屈的韩愈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康震：

有那么句话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你说韩愈他能不爆发吗？他进士都考了四次，多亏有陆贽陆大人，他才考中。现在这博学宏词科他要是考不中的话，他那进士等于是什么啊，不白考了嘛。他真的急了，他也真的要爆发了，韩愈采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行动，是给宰相直接写自荐信。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了第一封信，在信里边他跟宰相说，我今年都二十七八了，快三十岁的人了，考了四次进士才考中啊，考了三次博学宏词科，都没考中，到现在，人家说三十而立了，我连个九品官都没当上，我连个吃饭的饭碗都没有，我连个一居都没混上，我心里着急得要命，我的这种境遇，都被人家要笑话死了，惶惶如丧家之犬哪。韩愈对宰相说，现在的这套科举考试的制度，就是说你文章写得很漂亮，有文采，文章写得合乎规范，就能通过考试，可是这样一来，对于那些真正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他要是不能适应这个考试的规范，那他就永远不得此门而入，即使是一万人当中，一个人也录取不了。您这个宰相的职责，就是向天子推荐像我这样出身贫寒，有真才实学的人，我就是您要找的人。韩愈恨不能跟宰相说，您要睁开眼看看我，赶快把我推荐给皇上吧。

这是韩愈给宰相写的第一封信，就开始等宰相的回音，等啊等啊，还是没有回音。到了第十九天头上，韩愈开始写第二封信给宰相，这次韩愈啊是有点着急了，他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他跟宰相说，如果说有人遭了水灾或者是遭了火灾，不管是爱他的父母、亲人，还是恨他的仇人，只要人家不想让他死，不想置于他死地，听见他呼救的声音，都会过来搭把手的。我韩愈“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我现在就是处在又穷又累又饿的水火之中，我拽着嗓子使劲地大声地呼救，希望有人来救我。救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您，只有宰相您能救了我。这信递上去了，又开始等，这回等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等到过了十九天之后，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二十九天以后，韩愈没有收到任何回信。他就开始写第三封给宰相的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次的信就比较赤裸裸了，他一开头就说，我听说周公这个人，为了荐人才，那是不遗余力的。曹操不是有句诗说什么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韩愈说，我听说周公，听说人才来了，正在吃一餐饭，三次把那饭就吐出来了，意思说有点来不及了，听说人才来了，哎哟，人才来了，刚吃到嘴里、吐出来；又人才来了，又吐出来，吐了三次。正在洗澡，听说人才来了，赶紧就把头发握着，把它想拧干，跑出来了三次。应该是穿着衣服跑出来的吧？就是这种心情，三吐哺、三握发。对不对？求贤若渴。韩愈说，我也没指望你吃一顿饭吐出来三次，我也没指望您洗一次澡，三握发出来见我，可是你起码你该引荐人才吧？您总不能总是这么默默无声地连个响都没有吧？您不能在那儿装傻充愣，装大个就不吭声吧？我都给您写了连着第三次了，您连个回音都没有，您这是宰相的样子吗？我去找您，看门的人都不让我进去。韩愈说，我真是实在没办法了。要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去不了鲁国，我可以去齐国。我去不了齐国，我就去郑国。我去不了郑国，我可以去秦国。去不了秦国，我可以去楚国嘛。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就是一个唐朝，只有一个国家。再往边上走，就到了国外了，我真的是没地儿去了。我想报效祖国，您得给我个门儿，让我进去。给我个位置，让我坐在上头，我才能报效祖国呀。

画外音：

韩愈的三次上书，虽然慷慨陈词，义正词严，但结果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按照历史记载，此时担任宰相的是贾耽、卢迈、赵憬三人，韩愈的三次上书是分别给这三位宰相，还是给其中的一两位就不得而知了。

那么宰相为什么对韩愈的上书置之不理呢？而对于韩愈的做法，后世有很多研究者认为，韩愈太急于追逐功利，因而以此诟病韩愈。

那么康震教授对此会有怎样的分析呢？韩愈的仕途之路又将走向何处呢？

康震：

当时的宰相有三位，我们不是说这三位是奸臣，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庸庸碌碌无为之辈。选拔人才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程序。即便是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之人，也不能轻易地就打破这种常规。再加上选拔人才里边，盘根错节的各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没有那么容易。

韩愈的这样急切的态度我告诉你，绝对我们不是在这说他不正常，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就觉得韩愈这个人，你既然是孔孟儒学的代表人物，是思想家、是政治家，你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从容嘛，很大度嘛！不要这么汲汲于功名利禄，看上去很猴儿急的样子，是不是？有失体统。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再者说了，在唐代，我刚才说了，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才他要出人头地太困难了。韩愈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要饭吃，绝对不只是为了一个官做，他有大志向，他要用儒家的仁义，孔孟的这种道义，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救济民众，要为国家做事。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所以他才着急。而且韩愈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唐代一大批的出身寒微、出身贫贱的读书人的命运，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所以韩愈的这种呼唤，是典型的不平之鸣。路见不平，我就要发出声音。我不能那样子，默默无闻地在这种沉默当中，承认甚至被迫遵循自己不幸的命运。

韩愈之考不中博学宏词科，韩愈之艰难地应考科举进士，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他的文章，跟当时流行的文章的风格不太符合，他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很可贵的特点，就是韩愈的个性是宁折不弯的。

韩愈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是给很多的高官写过自荐信的，这在唐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很普遍的，没什么奇怪的。但是韩愈的自荐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一方面求人办事，但是往往又会告诉宰相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才是选拔人才的正确的态度。

他一方面说自己是很值得同情的，我很穷困。但是他的信到了对方的手里，看的时候，人家一点都没感觉到他的身上有穷酸之气。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千古文坛上的一代文宗，才能够成为唐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才能够成为复兴儒学、倡导孔孟之道的伟大人物。那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有极个别的、像韩愈这样的人，虽历经挫折，而人格不倒。

当然了，成不成思想家那是后话。眼前的事是没考上怎么办？进士考上了，博学宏词科没考上，到哪儿去当官呢？谁邀请你当官呢？谁给你会发俸禄呢？这是摆在年轻的韩愈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生活的命题，也是前途的命题。他的前途到底在哪儿？他脚下的路到底该往哪儿走？

这就是下一集要告诉大家的。

下集预告：

聪明勤奋的韩愈在仕途上却屡屡碰壁，上书无门，有志难伸，在朝廷做官无门之后，他又能去哪里？大多数人学习韩愈的文章，都从那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开始，那么《师说》因何流传千古？康震教授别有解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二集《理想照亮现实》。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二）理想照亮现实

2011-09-11 14:49:56 来源：百家讲坛资源网 上传者：huyong 点击：607 【画外音】

在科举取仕淘汰率非常高的唐朝，自幼聪明勤奋的韩愈在考了三次之后，终于在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但是根据唐朝的制度，中进士之后还需再考中博学宏词科，才能在中央做官。信心满满的韩愈又是三试不中，败下阵来。无奈之下，韩愈三次上书宰相，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拜访权贵，均被拒之门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志青年面对现实所遭受的打击。此时的韩愈已经二十九岁，作为韩家唯一的指望，他必须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朝廷做官之门被关闭后，他又能去哪里呢？百家讲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二集——理想照亮现实。【康震】

这条阳关道走不通，现在他都已经快三十岁了。我们古人说“三十而立”，他现在呢，快三十岁了，还什么都没立起来。阳关道走不通，倒是有一条所谓的“独木桥”可以走。这条独木桥是什么呢？就是到地方的方镇的节度使里面去做幕僚。大家都知道，在唐代由中央派驻到地方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在方镇里面就是地方大员，统管地方的军政要务。比方说吧，我们原来讲过的，杜甫有个好朋友叫严武，担任过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个“剑南西川节度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管川西地区的军政要务。所以在唐代啊，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你考中了科举但是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对这样的人才，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可以到地方的节度使方镇里面去当幕僚。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地方的节度使多由军人来担任，安禄山不就是一个节度使吗？到了“安史之乱”以后，有些节度使就是由文人来担任。所以有很多科举考中进士的人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他们也愿意到这样的幕府里面去做幕僚。韩愈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这条路。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到幕府里面做幕僚的人，他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就是：首先考中进士；第二去做幕僚；第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有可能上调中央。这跟考中那个吏部的考试之后直接到中央做官来讲，那就差了一大截儿啊。韩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他这个进士科应举之后就先后在汴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在徐州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的方镇里边做幕僚，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协助节度使处理一些日常的政务。韩愈对这个工作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啊？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

第一，这节度使幕府的生活是节奏非常的僵硬而死板，缺乏人性化。韩愈刚到幕府来工作，幕府里边的小吏—一般的科员、办事员——就给他拿来了一份幕府里边的作息时间表。特别神奇的一张表啊。为什么呢？这个作息时间里头规定，从本年的九月到来年的二月之间，大清早来上班，晚上才能回家，中间不能休息。这就好比说从早上六点钟或七点钟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七点多、八点钟，然后你才能回去，中间不能回去。这个规定让韩愈非常地惊讶，很难接受。他就给当时的节度使张建封写了一封信。这信里面这么说：“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虽不晨而如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韩愈《上张仆射书》）。用今儿的大白话说啊，（就是）您这个规定我没法儿执行。您要强行让我执行，我会发狂发疯的。您当时让我来幕府里工作肯定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某一项才能，绝不是看中了我这个人善于早上上班、半夜回家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有各方面的才能的话，我这个才能也用不着大清早来上班、晚上才能回家才能实现啊。是不是啊？不一定非得遵守这个作息时间表啊。他给张建封提了个建议，他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上午五点或七点钟上班，十一点钟下班，下午咱们嫩故不能五点或七点钟上班，九点钟下班，中午可以休息。我给您提这么一个建议，把您那作息时间表啊改得人性化一些。他给张剑封掰着指头讲道理说，您看，这个下级对上级和上级对下级都不能用一根尺子、一个标准来僵硬地衡量，是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对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你得量力而行，有的事情他能执行，有的事情您强行执行效果就不好。您宽松一点，人性化一点，这样办公室里头气氛会和谐。要不你“潜伏”我、我“潜伏”你，最后这办公效率就会很低。你可见，韩愈当时对这个死板的作息时间表是多么的反感。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讨厌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

第二，在当时，大家要知道，一个科举进士，到方镇的幕府里边去做幕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方镇势力大，名气大，实力雄厚，节度使很爱惜人才，对这样的幕府，文人们都很喜欢去，有前途啊。但另一方面，方镇的节度使也有选择，要有才华，确实有真才实学，确实进到幕府里头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工作。所以一个文人进到节度使方镇幕府里边做幕僚，一方面看上去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宾主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做幕僚的得尊重上级，而这个上级也要对下级以礼相待。而韩愈就在跟张建封掰扯这道理。掰扯什么道理呢？他认为呀，我跟你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何以见得？他就从这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说起，把这张作息时间表提高到了孔孟之道的高度。他对张建封说：“孟子曰，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 公孙丑下》）。这是孟子当时的话。孟子当时说这么一个事：天下诸侯，他们的水平都差不多，互相做比较谁也不必谁高明多少。原因在哪儿？这些个诸侯都喜欢用听自己话的人，不喜欢用那些能够教导这些诸侯的人。就说白了，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忠言，因为忠言逆耳嘛。韩愈告诉张建封，现在情形可比孟子时代差远了。到您这来讨生活的人，那都是为了利益。到您这儿来做大事的人，那都是为了道义。您把这事儿想清楚。凡是为了利益的人，他是不可能忠君的。凡是为了道义而来您这的人，他是会很忠君的。他能忠君，不就也能忠诚于你吗？换句话说，您今天能不能听得进去我的建议那直接就牵扯到您是不是个忠君的人。您要是听进去了，那您就是个为道义而忠君的人；您要是听不进去，那您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说，谈话和写文章，高度是顶顶重要的。高度一树立起来，你不服都不行。韩愈话锋一转，又接着说：如果我在您这个性受到压抑，又不敢说实话，这就比较麻烦了。天下人会怎么说呢？——“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韩愈《上张仆射书》）。天下人会说，您要用我就是看我穷看我可怜，给我俩钱儿把我就收买了。我呢，之所以到您这来，也是看着钱的面子。要是这样的话，您一天之内给我赏赐千两黄金，一年之内给我升九次官，我会感激您，但您要跟天下人说，我张建封跟韩愈那是知己，我告诉您，连门儿都没有!这就是韩愈的态度。你看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经过韩愈一说，还真是大事。为什么事大事？不就是一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吗？从这里面能看出人才选拔的公正与否，是否重视人才的问题，人格是不是平等的问题，高官和小官之间怎样沟通的问题，你张建封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问题，甚至还提升到了是不是能够真正把那些忠君之士吸收到你幕府里来的问题。我跟你说，这就是韩愈的水平。韩愈之为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一个思想家看来，有小事件，但是没有小问题。

刚才我们说这是两点，韩愈对这个工作不喜欢就在这些方面。还有第三点，就是这幕僚的工作品级很低：从九品。工作很琐碎也很平庸，对韩愈这样极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讲，呆在这个位置上非常憋屈。

第四点，在幕府里边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事实上韩愈先后在汴州和徐州做幕僚最后离开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发生了兵乱。差一点祸及到了他的家人。所以综合起来看，韩愈虽然最后迫于生计不得已进入幕府做幕僚工作，但是就他的个性、就他的抱负、就他的才华，他在这工作是很不满意，也非常不顺心的。【画外音】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以韩愈这样的性格和行为，不论是他不满意节度使，还是节度使不满意他，韩愈都注定不会在藩镇呆太久。离开之后的韩愈又陷入窘迫之中。生活拮据，捉襟见肘，幸而经过多方求告，他得以上调回京，担任四门学博士。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回京之后的韩愈，他的人生境遇又有哪些改变呢？ 【康震】

在当时的唐朝，中央的学校叫什么？叫国子监。国子监中分了好几种等级，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还有一个叫太学博士，太学主要是负责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再就是这四门学博士，四门学负责招收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还负责招收一些老百姓平民的子弟。就说这个老师啊，如果说国子学博士是教授，太学博士是副教授，这四门学博士啊，也就是个讲师。但不管怎么讲啊，这总算是调到中央的学校里去了，就像调到京师大学堂了，当了老师了，总比呆在那样一个让他非常的反感的、讨厌的、发牢骚的地方要好。可是毕竟啊，这个地方还是穷。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国家办的学校并不富裕，老师都很穷酸。那么就是说韩愈在做四门学博士的时候，他这个家族已经很大了，不仅有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还有他的侄子的家，还有他自己的亲戚。加在一起，大概有三十多口人。我们都还记得，长安这个地方，物价是很高的。靠他一个大学讲师的工资要养三十多口人，肯定是养得又不饱又不暖。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很典型，叫《苦寒》，又苦又冷。这诗是怎么写的呢： „„

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

这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我们全家人太可怜了，皮肤全部都冻裂了，衣服是又冷又硬，冷风吹得人啊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手指头冻裂出血，僵硬得都打不了弯儿。想要喝一口热酒暖暖身子，可是我的嘴都冻麻了，张不开。筷子很冰凉，手指一碰上去就像碰到釺子上一样扎手，再靠近炉子也不觉得暖，想要把这个手脚放到热水里根本没用，全家人盖得都是非常薄的那种被子。总而言之，我现在的生活，又冷，又饿，又饥，又寒，没有一点热乎气。挣得少，家里人口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不到三十岁的韩愈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生活的压力都表现在什么上啊？他还不到三十岁，牙齿就掉得很厉害，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到，说我最近是又疲倦又衰老，左边的第二颗牙齿已经开始掉落，视力下降，老眼昏花，离的很近都分辨不清楚颜色，对光线不敏感。而且我的鬓角一半都已经白了。头发都是一撮一撮的白。你说现在二十岁不到三十的人，哪回这样啊，这肯定是得了大病了。但是韩愈的病是明显的，他的病就是穷病，就是太穷。这就是对韩愈来说生活的本质，一点都不浪漫，一点都不荡气回肠，甚至是非常地酸楚。对于韩愈来说，工作和生活的本质肯定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怎么办呢？他一方面要顾着家，一方面又不能放弃理想。一方面要低声下气地求人，一方面还要坚持自己的人格。这对于韩愈来讲，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所以在给朋友的信里面，他在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怎么说？

“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韩愈《与卫中行书》）

什么意思呢？说我告诉你，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都奔忙在求富贵的路上，可是有一样，我现在求富贵不是为了多吃几碗饭，多穿几身衣裳。我现在求这个富贵，是为了我将来从事圣贤的事业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跟朋友说，你看，当初我在京城赶考的时候你见过我，我穷的要命啊，吃饭穿衣都要靠别人救济。后来情况好了，到了这个方镇的节度使里面，虽然那个工作我很不喜欢，但是那个地方收入高啊，是吧？你在看我穿衣吃饭，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但是这并不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之所以现在依然愿意这么穷酸地走在仕途的道路上，就是因为我内心的理想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内心的执着从来们没有放弃过。所以韩愈啊，从科举考试一直到现在做官，这官做的是磕磕绊绊，越来越穷酸，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就似乎要光大孔孟之道，就是要用孔孟的仁义之道来重新建设大唐，来复兴大唐。但是我们知道，他这条路啊走的是十分艰难。所以我们说，在韩愈看来，追求功名富贵，追求金钱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放弃理想，放弃执着。这是他的一个底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人家节度使方镇里还要跟人家提那么多条件。这要按一般人讲，这不是疯了吗？你到我这工作还跟我提这么多条件，而且提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对韩愈来讲，他很惧怕贫穷，他也让贫穷把他整得怕了。但是如果这个贫穷跟他个人的追求发生了冲突，他是绝对不会苟且、也不会妥协的。正因为如此啊，我们说，就算再刚才那首《苦寒》诗里，他说自己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手指头也冻僵了、嘴巴也冻木了、吃饭穿衣都成问题，但是这首诗一个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首诗不但写了自己家里面的贫穷，而且韩愈把个人的贫穷和国家当时的命运、跟朝廷的官员的政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隆冬就要过去，天气就要转暖，我们朝廷的风气也应该变化。怎么变化呢?应该着力选拔人才，不能再让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苦了。所以这首《苦寒诗》我给大家讲的就这一小段，写得非常地苦，写得非常的冷，但是这首诗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下来就会很吃惊地发现，他是借着个人的生活的苦来影射朝廷的工作，眼界是很开阔的。这样的诗就跟杜甫的诗是非常像的，就是借着写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影射的是整个社会的全局和大局。【画外音】

回到京城的韩愈仍旧过着贫寒的生活，但是因为内心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韩愈仍在艰难的支撑着。此时的韩愈三十四岁，四门学博士是他不如中央政府机构任职的开端。在任职四门博士期间，韩愈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此间，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牌《师说》。那么，这篇文章究竟写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康震】

《师说》这篇文章，可以说在中国是老少皆知。你就是这篇文章背不下来，“师说”这俩字你肯定知道。这篇文章一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叫：“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世界上，只要你落生了，你就得学习；只要你学习，你就得有老师。老师是必须的，这个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老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必然的要素。你一落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缺不了老师。老师是干嘛的？他说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老师就是教你怎么做人，给你传授知识，给你答疑解惑。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呢？韩愈说的非常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钱的，比我地位高的，不一定就非能有资格当我的老师。比我年龄小的，比我社会地位低的，比我钱少的，未必不能当我的老师。当老师只有一个标准、一个条件、一个资格：闻道。韩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老师不一定就比学生懂得多，学生也不一定比老师就知道的少，老师和弟子的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你只不过是比我早几天懂得了这道理，你只不过是在专业的领域里边懂得多一点，出了这个专业的领域那就未必能当我老师。就好比我们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师，我现在在给大家讲课，讲韩愈，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前两年、前十年我看了韩愈的书，我读了韩愈的文，我吟诵了韩愈的诗，我比大家早十年、早五年了解了韩愈，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给大家讲。但是如果今天课一结束大家回去也翻了韩愈的书，忽然发现说，哎哟，康老师讲的韩愈还稍显不足，跟我的理解比起来还有点不一样。这时候啊你虽然还是在学的阶段，但是，你已经不再像以前了。如果再十年之后，你看完韩愈后发现，我觉得我对韩愈有更加独特的了解，这个时侯说不定我就坐在下面，你在上面讲。那我今天在这讲韩愈，讲唐宋八大家，讲古代的文学，但是相对于现当代的文学，相对于艺术、美术、绘画来讲，我就是人家的学生。我可以给人家讲唐宋八大家，但是他也可以给我讲什么呢，讲中国的书画史。所以说什么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体现了一个根本的要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对知识的尊重。就是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以血统、以地位、以财富来论定一个人的高下。那大家又奇怪了，说老师其实你讲的都是些废话。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道理、韩愈讲的这些道理在我们现在都是常识啊，所以我们觉得韩愈讲的这些我们现在来讲没多大的启发。这样的文章，你说它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我们都很奇怪。再说了，中国古代传统不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吗？我就想问问，凭什么韩愈的《师说》讲这么普通而简单的道理，他却非是千古名篇？ 【画外音】

这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师说》广为中国百姓所熟知，“尊师重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在康震老师看来，《师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却有着其特殊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与韩愈又有什么关系呢？ 【康震】

在唐代，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仅是不能为人师，而且还耻为人师。那么哪些人耻为人师呢？为什么呢？韩愈在文中都有明确的交代。他是这样说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说你看现在这些当官的，士大夫这一类的人，当他们一听谁说“我是你的老师”，“我是谁谁谁的弟子”，大家就聚在一块笑话他：“真是的，说这样的话。我跟你之间年龄又差不了几岁，地位的高下又差距没那么大。我自己要是官位很小那我就觉得我当你的老师羞得慌，要是你官特别大，我叫你老师，显得我不是阿谀奉承你吗？”就这么着，对于当老师这件事，对于师道的事，是耻于谈的。其实大家要知道，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所谓“士大夫之族”指的是哪一群人呢？绝对不是像韩愈这样出身很低微的人。所谓士大夫之族，指的就是在唐朝社会里的高门望族。什么叫高门望族？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有几大门姓，这几大门姓可真是不得了。比方说你要是一个长安人，你姓杜，杜甫的杜，就拿杜牧来说吧，晚唐的诗人杜牧，就是京兆杜氏，长安姓杜的，望族。大家知道中唐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韦应物，长安姓韦的，有一句民谣叫：“长安韦杜，离天尺五”。就在长安城里姓韦的和姓杜的人，离上天只有一尺半。那意思是离谁只有一尺半啊？离天子只有一尺半。大族。望族。柳宗元也是望族，柳宗元是河东柳氏。你要是范阳（北京）人，你姓卢，卢照邻的卢，那你是望族。这些望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高的。他们祖祖辈辈做官，可以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到很大的官。可以不通过艰苦的、刻苦的学习，就能世袭官位。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存在不存在奖掖后学的问题？存不存在提携后学的问题？不存在。当他们一出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含着办公室的钥匙出生的。他们天生我才，就能当官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学习、拜师、这都是白搭，而祖祖辈辈的这样一种关系才是他能做官的最重要的因素。说到这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韩愈要提倡为师之道？为什么韩愈要提倡学习？为什么韩愈说要重视知识？因为在唐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科举考试。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你才能够真正地从一个贫寒子弟一跃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我们知道，韩愈参加科举考试顺不顺利呢？很不顺利。韩愈的官做得非常辛苦，原因在哪儿？他自己也说了，我没有关系，我也不跑关系，我们家不是高门望族，我也没有显耀的背景，我只凭着我这杆毛笔，和我面前这几张纸，还有我家里面的书。所以写《师说》，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这些高门望族的势力依然是很大的。他们自己不仅不学习、不拜师，而且他们还要嘲笑这些贫寒子弟学习和拜师。所以韩愈在《师说》里面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那些手工业者、那些做粗活的、那些社会地位很低的人，然而要勤于学习、勤于拜师。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再不学习、再不拜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永远不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师说》是韩愈呼吁勇于为师、敢于为师的一个号角，是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号角，也是呼吁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一个号角。我们现在读《师说》不仅仅从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师道的尊严、作为一个老师的光荣，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在一千多年以前，韩愈对人才、对知识、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独特理解。可是你要知道，韩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才不过三十五岁啊，在写《师说》的时候。这个时侯，这篇文章就已经体现出了韩愈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那样一种深邃和远大的眼光。当然了，思想家也要吃饭，一个不吃饭的思想家是很难继续思想的。韩愈不能总是呆在四门博士的位置上，如果再继续这样呆下去，不单生计难以维持，也谈不上实现理想。所以韩愈来说，在他四十岁之前必须再谋一个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得达到这样的要求：第一，它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第二，它能够不坠青云之志；第三，它能够不让自己的人格受到扭曲；第四，它能够让自己多多少少地实现自己从小就立下的志向。那么这个铁饭碗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谢谢大家！【下期预告】

韩愈受了高官的推荐终于在朝廷之中担当要职，但是他却检举这位高官。究竟是韩愈无情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说真话丢了官位，说假话丢了自我，仕途坎坷的韩愈究竟路在何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的智慧人生，“韩愈”第三集——敢问路在何方。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三）敢问路在何方

2011-09-11 14:50:44 来源：百家讲坛资源网 上传者：huyong 点击：562 【前导词】

韩愈受了高官的推荐，终于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却检举这位高官。究竟是韩愈无情无义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说真话丢了官位，说假话丢了自我。仕途坎坷的韩愈酒究竟路在何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的智慧人生。今天播出韩愈第三集——《敢问路在何方》。【画外音】

唐代虽然奉行科举取仕，然而在人才选拔上却仍然被世家大族所垄断。韩愈有感于此写下了千古名篇《师说》。韩愈在四门学博士的位置上也力行实践、敢为人师、广收门徒。在此期间他写下了《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篇文章被看做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但是担任四门学博士毕竟人微言轻，韩愈要完成自己的大志恐怕难以实现，而且自己微薄的薪水也难以供养一个大家族。那么韩愈该怎么办呢？他的路究竟在何方呢？百家讲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三集——《敢问路在何方》。【康震】

现眼前的问题就是说，写完《师说》之后您下一步怎么办呢？接着在四门学这儿当博士吗？肯定不成。思来想去啊，人在屋檐下，还真是不能不低头。咱可以一边写着《师说》一边再求人，不耽搁。这回是求谁啊？求的是个大人物。此人姓李名实，在当时担任工部尚书兼京兆尹，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家建设部部长兼长安市市长，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市市长，是首都的市长。韩愈得称赞人家两句啊对不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诉求。他说，李实啊您这个人、您这个高官，是我这些年所见的王公大臣里边难得的“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人。什么意思啊？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可您不一样，您是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您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赤胆忠心的人。韩愈又说，说今年长安地区发生了大旱灾，几乎是颗粒无收。可是在您所管辖的这个长安市（长安地区）里边，没有出现盗贼，社会治安稳定。这是为什么啊？这都是您治理得好啊。在您的治理之下，各项规章制度都能顺利地执行，各项治安管理都能走向正轨。您不但赤胆忠心，您不但是一个忠诚于朝廷的人，而且您是个有办法的官。

要么怎么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呢，韩愈笔下的李实，跟实际情形中的李实是一回事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还是截然相反。李实这个人，原来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克扣军饷、引起众怒。有人要杀他，他半夜从城头上吊根绳子搁城墙上溜下去，跑回长安。李实这个人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后代，嫡传后代。不是假后代，是真后代。而且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对他非常地宠信。他不是京兆尹吗，长安市市长，他底下有很多的属县，很多县官。他对其中的一个县官不满意，找了个茬就把他撤了，然后诬陷他把他贬谪到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安插上自己的亲信。有一年长安地区遭了旱灾，糟了灾情。这个李实，本来朝廷下了诏令说免除当年的租税，可是李实为了讨好皇上，不但没有免除，而且还加增租税。老百姓没办法，卖儿卖女。后来李实被贬到外地的时候，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在怀里揣着石头揣着瓦片，在路边上等着欢送他。他自己知道了以后非常害怕，半夜偷偷地才跑掉的。就这么一个人。可是你能说这是韩愈的错吗？韩愈写这封自荐信给他的时候能不知道这个李实是个什么东西吗？他肯定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韩愈以前写过多少自荐信，有回音吗？半点回音都没有，连个响都没听过。他现在还有没有选择给谁写、给谁不写的权力吗？他有这权力吗？他没有。他唯一的权力、唯一的能力就是看谁在朝廷里能说上话，他就得给他写信。

在我们的心目中，韩愈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韩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韩愈是一个不放弃自己人格的人。但是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再伟大的哲学家，就像我们说的那样，他就像一只老鹰，当他受伤的时候，他有时候飞得比那鸡还要飞得低。但是有一样，这鸡它只能飞两尺高，每天只能飞这么高。但是老鹰的伤逝好了之后，他能一飞冲破霄汉。对于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对于像韩愈这样有崇高人格的人，不意味着他就不犯错误，他就不会做不光彩的事。最关键的是，他做完这些事之后，他是不是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最关键的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出污泥而不染。这是句废话，出污泥当然就不染了，关键是你身在污泥之中不染，这才是真功夫。所以像韩愈这样的人，历经挫折，不改其志，这就叫“入污泥而不染”。

韩愈作为监察御史，是不是他职分内的事情？是他职分内的事情。他给唐德宗上了一道奏章，讲了四个观点：

第一，他说旱情这么严重，朝廷百官没有一个人吭声，没有人给您说真话，您也就不了解情况，下达了不用减免租税的命令。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李实这个人飞扬跋扈，隐情不报。您也不再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了，就听他的一面之词，对李实来讲，有蒙蔽之罪；对百官来讲，有渎职之罪；对天子来讲，韩愈没有说话——反正你也是够呛，因为毕竟已经饿死那么多人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说皇上您是仁爱之人啊。对那些真正犯罪该杀的人，您都有一颗体恤之心。更何况现在灾情如此严重，有这么多的灾民，难道说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皇上啊，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人啊。这话说得就比较重了，是不是啊？因为身为人君，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可是你为什么会见死不救呢？因为有人知情不报。你也就信以为真，顺水推舟。我建议您赶紧改正这个错误的决定。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首都是天下的心脏。首都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首都地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灾情，老百姓应该得到你更大的呵护和关爱才对，这是有利于朝廷的稳定、有利于首都的稳定。首都一稳定了，天下就稳定了。所以韩愈告诉皇上，现在啊您急着收租税，您收不了多少税上来，还伤了人心。我建议您缓收租税，眼光放长远一点，馒头不吃在篮子里头放着你着什么急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听有人的一面之词，不要着急现在就收租税。这是什么角度？这是国家安全的角度。

第四，现在提出一个建议说，现在已经收了就算了，也就别退了，对不对，没收的话，你就不要再收了，等到来年丰收之后，你想收多少收多少。就这四条，我们看到，这四条里头提李实的名字了没有，没有，这里面没有提李实的一个字，也没有抨击皇上的意思。但是每个字里面，感觉都饱含着抨击李实的意思。应该说韩愈还是知道轻重的，他知道这个奏章应该写的比较策略一些，应该给李实留点面子，应该给皇上留点面子，应该给朝廷留点脸面。他只不过是提点建议，很软的建议，说已经收了的不用退了，还没收的就让人家缓交，好不好？这不就是把李实的面子也顾住了，把自己的意见也表达了。【画外音】

韩愈为官多年，遍尝人情冷暖，所以他才能够低声下气地去求李实。于情上，李实算得上是对韩愈有恩。然而，李实却作恶多端，韩愈如果是一个合格的监察御史，如果是一个正直的好官，他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于理上，韩愈没有错，那么朝廷对韩愈的意见，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康震】

朝廷当然有反应啊，后来韩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三句提到的，就是朝廷的反应。这诗怎么说啊：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皇上看了奏章之后，顿生恻隐之心。这皇上还算有点良心，宰相看了之后觉得，哎呀，韩愈果然是有情有义的人。百官们知道了以后觉得，应该赶紧按照韩愈的说法，去具体落实执行，就我们经常说的，要紧抓落实。韩愈挺高兴啊，心说，你看，我这才没当几天监察御史是吧，提了这么个建议，朝廷上下包括天子在内，反应还是很不错的。那就等等吧，奏章上去了，还汇集有关各方部门，统一协调，统一部署，紧抓落实。这不还得一段时间吗，就等着，缓收和免收租税的诏令下达了，等等吧。等着，等了十天，诏书果然下达，你说真是灵验啊，韩愈不愧是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好官，诏书一旦下达，命令把韩愈贬往广东的阳山县。这个广东的阳山县，就是我们现在广东省的阳山县。距离长安将近四千里地，要是走路走的话，坐个牛车什么的，得六十多天呢，韩愈都傻了，是不是，我到底说什么了我，这这么陪着小心的提了这么一个这么畏畏缩缩的一个建议，也没批评谁，也没有指名道姓谁。再说了，我是监察御史啊，这是我分内的事情，又不是越职言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越职言事，就是超越了你的职责范围，给皇上提意见，那是不行的。我没有越职言事啊，再说了我都给足你们面子了对不对，我得罪谁了我，为什么我就这么冤啊，为什么这倒霉的事，总是落在我头上。我才刚从四门博士，迁到监察御史，我考科举我多不容易啊，对不对，我熬到现在我，你哪怕把我罢免到长安地区也行啊。你一竿子就给我贬到了四千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哪是走入仕途啊，这整个一个误入歧途啊，没用。刚才不是说有三句诗吗，这会儿该说那第四句了，他说：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我本想着朝廷马上要采取措施了，做梦都没想到，反而下来的诏令，是把我贬往遥远的阳山，我告诉你古代的时候，贬谪是非常严厉的，韩愈在诗里说：朝廷监督我出发的官员，就在门口，我的妹妹身患重病卧在床上，大家请求使者多给些时间，来我们告别一下，都不允准。没办法，我的老婆抱着年幼的孩子，出来给我送行，大家哭成一团，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再见面，也许就是生离死别。那可不是吗，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如果真的是要走六十天的话，路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事实上也是如此，有很多的官员，被贬到遥远的他乡之后，他没有活着回来，在路上就患重病死去了。这样的事情很多，那你现在想想，韩愈好不容易升了一级，还不如不升呢，老老实实地在大学里待着当老师。封建时代的仕途，就是这么险恶，封建时代的官场，就是这么黑暗。当你认为自己待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说出了一句正确的话，也许是发挥了正常的职能的时候，封建时代的官场，给你的答案，往往是错误的答案。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你就是再悲愤，再发牢骚都没有用，赶紧走人，你的位子现在在阳山县。【画外音】

在阳山令任上，韩愈刻苦学习，不断反省自己。我们非常熟悉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韩愈的治学名联。此间，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韩愈与青年学子们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此后，韩愈被召回京都，十年间历经宦海沉浮，直到他四十八岁时，韩愈迎来了他人生又一个转折点，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韩愈终于进入了国家的核心权力层，那么韩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突然让皇帝赏识起来？这个任命又对韩愈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康震】

韩愈在阳山县的时候，被召回到长安洛阳，这个时间，是个很关键的年份，为什么呢，这一年，唐宪宗继位，是为元和元年。唐宪宗我给大家说，就是从唐太宗、唐玄宗以后，一直到唐朝灭亡，可以这么讲，他是唐玄宗之后，唐代数一数二的好皇帝。他继位之后，年号是“元和”。他在位的时间十五年，这段时间，有个说法叫元和中兴，就是唐朝在经过安史之乱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在什么时期发生的呢，就是唐宪宗继位之后。韩愈赶上好时候了，他的好日子来了，这是国家的大局，发生了变化。

唐宪宗继位之后，朝廷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键是用人，唐宪宗用宰相用得好。当时先后担任宰相的李绛、崔群、裴度、武元衡。不但道德方正，而且执政能力都很强，不但执政能力很强，而且为政的理念也很端正，这是很重要的啊，更重要的是，李绛、崔群，这是当年韩愈考的那一榜，大家还记得吗，他们都是同榜之人，都是“龙虎榜”上有名的人，算是同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什么，都是老同学啊。裴度是韩愈参加那个吏部的博学宏词科的时候俩人一块儿考过试，当然人家裴度考上了，他没考上，但这也是很重要的交情了。这些人上台之后，他们本来在政治理念方面，在个人的风格方面，就跟韩愈很接近。所以，他们的提携是很重要的。

第二，韩愈这些年我说了，虽然仕途一直坎坷不平，但是，他一直在倡导复兴孔孟的儒学之道、仁义之道。一直在倡导学习写作古文，一直在倡导改变盛唐以来的诗风，在古文运动方面，他跟柳宗元号称韩柳，蔚为大观。在诗歌创新方面，他跟孟郊号为韩孟诗派，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思想的领域，在文章的领域，在诗歌的领域，韩愈的身边，都聚集了一些有识之士。这些人甘愿地追随他的思想，追随他的创作，追随他的人格，他在社会上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巨大的影响力与唐宪宗想要复兴大唐造成中兴局面的政治意愿，是不谋而合的。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韩愈，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能够回到了朝廷。不但回到了朝廷，而且站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位置。

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什么疑问呢？你看，韩愈在教育部门工作过，在军事部门工作过，在审计部门工作过，还在这个文史部门、在监督部门、在决策系统都工作过。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面，他可以遍历官场的各个部门，他自己写了《五箴》反省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本色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在这期间，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很有意思，这首诗的名字叫《入关咏马》，说白了，就是说说这匹马。什么马啊？自己胯下的这匹马。这匹马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在诗中写到：

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

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哎呀我胯下这匹老马啊，真是老啊，你老得都不能再冒充你是一匹骏马了。像你这样的老马应该谨言慎行啊，慢慢的走路。哎？今儿个奇怪，突然昂首阔步，大叫了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地叫这一声？大家都知道，肯定写的不是他胯下这一匹马。这写的他自己。我们就在想，韩愈这一匹年届五十岁的马，在进入到了核心的决策层之后，在经历了这么多官场的历练了之后，他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坚持本色？他又再能做出怎样的成绩来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要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到下一集再说。谢谢。【下期预告】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百代文宗”之称，文才出众可想而知。而不仅如此，在朝廷危难之时，韩愈挺身而出，以军事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叛军的战争。那么战场上的韩愈究竟是纸上谈兵还是料敌如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讲述《唐宋八大家》系列韩愈第四集——《沙场初点兵》。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四）沙场初点兵

2011-09-11 14:51:27 来源：百家讲坛资源网 上传者：huyong 点击：530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百代文宗之称，文才出众可想而知，然而不仅如此，在朝廷危难之时韩愈挺身而出，以军事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叛军的战争。那么战场上的韩愈究竟是纸上谈兵还是料敌如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讲述《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四集——《沙场初点兵》。

【画外音】

韩愈在二十五岁时考中了进士，四年后正式开始做官，先后担任过四门学博士、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等文职。由此可见，朝廷看重的还是韩愈的文才。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也许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朝廷出现危难之时，韩愈却能毅然披挂上阵，担负起军事参谋的重任，走上了讨伐叛军的战场。从没有过战争经验的韩愈如何成为一位军事参谋，战场上的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讲述《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四集——《沙场初点兵》。

【康震】

上一集我们讲到，韩愈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和奋斗，终于从一个很贫寒的读书人成长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干部。这中间又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曲折的奋斗。咱们说句实话，就是像韩愈这种性格，他在官场上肯定是吃不开的。但是问题是，韩愈这个人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从来就不是看着权贵的眼色成长起来的。他是靠真本事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他是在官场吃不开，但是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了一个有眼光的好领导，有眼光的好皇帝，有眼光的好宰相，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是肯定会重用他的。我们是说这个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是有事实依据的。什么事实依据呀？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朝廷任命当时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负责全权处置讨伐淮西的叛军。用现在的白话文讲。裴度担任的是个什么职务啊？就是负责讨伐淮西叛军吴元济的最高统帅部的统帅。朝廷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这个行军司马相当于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你刚才说韩愈很有才华会被重用，这我们都相信，可是翻一翻以前韩愈担任官职的历史，他不是做国子博士就是做监察御史，要么就是中书舍人。总而言之，他担任的都是文职，他是个文官，但是你现在跟我们说参谋长这个位置，这可是讨伐叛军的军队里面的军职，是一个武官的职务，怎么能让他来做呢？即便要重用他，也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再说了，韩愈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官职，这还两说呢。我们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三个，第一就是藩镇割据，第二就是宦官专权，第三就是朋党之争。这里边尤其以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它威胁到了唐王朝的统治。什么叫藩镇割据？说白了，就是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的这些藩镇的将领，不想再听朝廷的号令，想要跟朝廷分庭抗礼、独立山头。在韩愈的时代，有四个这样的藩镇，与朝廷有二心。第一个是平卢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大体在现在山东地区，他位于东部；第二是成德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在现在的河北的中南部地区，他位于北部；还有一个是淮西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在现在的河南南部，位于南部；最后一个是魏博节度使，他是位于河南和河北的交界地带。在这四个节度使当中，魏博节度使处于其他三个藩镇的环绕之中。就这四个节度使。那么怎么才能让这四个藩镇效忠朝廷呢？换句话说，朝廷怎么才能够收复他们呢？唐宪宗也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是各个击破。首先就拿中间的魏博节度使下手，这是个眼中钉。他采取的不是武力的方式，而是采取的怀柔招安的方式，兵不血刃把这个魏博节度使先给拿下了。他宣布向朝廷效忠，这样一来就造成一个很好的形势，刚才不是说了吗？其他三个节度使环绕着他，把中间这钉子一拔掉，其他三个节度使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尤其是位于南部的淮西节度使，就成了什么呢？形只影单之势，要打他就很容易。可是有一样，你要打他，你得师出有名啊。你不能说你要揍他，你就随随便便就揍他，那别的藩镇也不服啊。这俗话说得好，想什么来什么，在唐宪宗的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了，他的儿子吴元济自己宣布自己为节度使留后，就等于自己宣布自己是候补节度使，这等于是公开地向朝廷叫板，跟朝廷要官做。抓住这个机会，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画外音】

唐宪宗决定武力真压位于河南蔡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然而讨伐蔡州的战争并不顺利。蔡州已经和朝廷分庭抗礼了近五十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廷的军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战争延续了四年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究竟是战是和，唐宪宗也没了主意。就在这时，韩愈的一封奏章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奏折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呢？

【康震】

可是这个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而且这些藩镇的将领秘密派刺客刺杀了当时主战的宰相。这样一来，朝廷上下震动，朝廷里面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接着打，坚持这种声音的是宰相裴度；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什么呢？这样打不成了，还是坐下来谈吧，还是坐下来谈和了比较好。就在这样一个动摇的，松动的状态当中，韩愈站出来了，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这封奏章的名字叫《论淮西事宜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论淮西地区的形势以及我们目前的任务。在这封奏章当中，他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明确。这句话是什么呀？说“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说我告诉你，你看着现在这淮西叛军非常猖獗，上蹿下跳地 打了几个小胜仗。我告诉你，他就跟成天上蹿下跳的大力士一样，他喊上几天之后他就没劲儿了，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他没劲儿的时候，我们让一个小孩子用一个扫堂腿就给他弄倒了。现在对您来讲，并不是淮西的局势有多么危险，而是您能下多大决心，您是不是下定决心要平定淮西的叛军，要把这场仗打到底。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以在这个奏章里头，韩愈的核心思想是要给唐宪宗鼓劲儿，要给他打气，同时还告诉他，这个仗您要想打好了，您得听我的，我有四点主张。第一点主张是什么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韩愈跟皇上说，您开始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老失利、战果不明显？主要是您的展现拉得太长，兵力太分散。您应该怎么样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打击溃战。正所谓“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战略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知道，MAO泽东原来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战争的伟力的根源存在于民众当中”。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最核心的因素。他说，根据情报我们获悉，现在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老百姓都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成立了“联防队”。我建议您把这部分老百姓编入军队里边，这样的话，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参加军队，他们对敌情非常了解，只有这样 您这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韩愈给皇上出主意说，你应该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什么意思？说您看，现在您正跟淮西叛军打着呢，那不是还有俩呢吗？你跟他们俩也打啊，那叫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我跟您说，您跟那俩别来硬的，您下一道诏书就跟他们说，说其实啊，这个吴元济，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这个节度使的，没想到他反了，反了我就要跟他打。我知道你们一向是忠于朝廷的，所以你安心做你们的节度使，朝廷绝不会怪罪你们，可有一样，如果你们也不老实的话，可别怪我们丑话没说在头里。所以他对这边是打，对这边是安抚，这叫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第四，韩愈说，对于敌人的阵营、敌人的军队，应该做到什么？区别对待、宽大为怀。说对那些挑头谋反的将军，应该绳之以法，处死。可是对那些胁从的将士，就没有必要了，都是大唐王超的老百姓，被这些谋反的将领，胁迫之下参加了叛军，应该对他们要仁慈一些，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收复人心。第四条。我们看到，韩愈原来在我们心中是个文学家，是个思想家。但是通过这个奏章，我们感觉到，他更是一个政治家，而且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政治局势非常的熟悉，了如指掌，所以它能够提出系统的军事的战略和军事的策略，后人对于他这个奏章有一个评论，怎么说的？说“可谓料敌如神，非文士纸上谈兵套语”（林云铭《韩文起》）。他干的这都是很实际的，你看，我们看了他的奏章就知道 韩愈为什么能做这个参谋长，朝廷也是很有眼光的。

【画外音】

在宰相裴度和韩愈等人的决意坚持下，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最高统帅去前线亲自督战，韩愈作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去前方作战。这场讨伐藩镇之战，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战果？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的韩愈，他的军事理论能否实现？战场上的韩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康震】

应该说，裴度率领的这支大军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裴度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李愬，这个人很会打仗，他探得情报，知道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城内防御空虚。为什么呢？他的兵都调到北方的前线去。于是，李愬向裴度提了个建议，请求让他自己率领一支精兵，夜袭蔡州城，活捉吴元济。这是个非常大胆的建议，为什么呢？你说得容易，你夜袭人家，你要是夜袭不成那就叫有去无回，是不是？夜袭成功了那就是擒贼擒王。裴度很有眼光，李愬很有胆量，他们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唐玄宗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李愬率领了九千精兵，冒着暴风雪，一夜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到达蔡州城下，一路上冻死冻伤了一千多人。这支大军里面的将士听说孤军深入，要去到蔡州城，大家都感到很恐惧，但是李愬治军甚严，他这个决战的意志不动摇，终于到达了蔡州城下。那些蔡州的守军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这深更半夜下这么大的雪，唐朝的军队会来攻打他们。几乎是在睡梦当中，唐军占领了整个的城池，等到第二天早上吴元济本人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满城尽是唐朝军队。他再要抵抗为时已晚，只好举手投降。李愬呢？把吴元济押解到长安，这等于说把淮西叛军的老窝给端了，这带来的效果是一连串的，跟多米诺骨牌似的。为什么呢？那些正在观望这场战争的藩镇将领们一看吴元济倒了，都纷纷地一边倒地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给唐宪宗上表，表示效忠朝廷、归顺朝廷。唐宪宗时期平定藩镇之乱的这个事件，就此告以结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大家说，你说得挺热闹，那韩愈作为行军司马，作为全军的参谋长，他在这个平定淮西叛军的战争当中他的主要贡献到底是什么？我们说，除了在日常的军队事务当中协助裴度处理这些军政要务之外，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协助裴度理顺人事关系，协调军队之间的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刚才我所说的这四个要谋反的藩镇都聚集在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地区最受朝廷重视、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节度使是宣武节度使韩弘。这个人可不得了。他在这个地方驻扎了二十多年，他本人又兼着宰相的职务，他的官品非常高，正一品。当初第一次唐宪宗要讨伐淮西军的时候，曾经任命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让他负责统一协调指挥中原地区的这个军队。但是韩弘一开始作战，出于种种原因战果很不利。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朝廷又派了裴度作为宣慰招讨处置使，作为军事统帅来领导这次作战。那怎么样协调裴度和韩弘之间的关系呢？韩愈自告奋勇去见韩弘，为他陈明利害，说服他服从裴度的统一调遣。史书上记载说“弘悦用命”（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韩弘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韩愈的建议，愿意统一听从裴度的调遣。大家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韩弘这个人呢，不但手握重兵，而且他的资历、他的地位、他的职位并不在裴度之下，所以要说服他统一地听命于裴度的调遣，而不是窝里斗、后院起火，给裴度造成掣肘，这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韩愈的说服力、协调力就要得到充分体现。我们说，这可不是一般书生，在纸上随便谈谈兵就能谈好的。他去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要说服他们，那是很能见出韩愈的水平来的，这是第一大贡献：协助裴度协调关系；第二，刚才我说了，李愬向裴度提出雪夜偷袭蔡州城，立了大功一件。可是大家可能都很难想到，第一个相裴度提出这个请求的，不是别人，正是韩愈。韩愈当时从情报部门已经获得了这个消息，说蔡州城内守备空虚。他向裴度提出申请，让自己带一支精兵，夜袭蔡州城。这根李愬的申请是一摸一样的，但是裴度没有批准。我们想他没有批准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韩愈毕竟从来没有带兵作战过，他缺乏在一线作战的经验；第二，这个情报到底是否准确还需要进一步核准。现在虽然无法预测说，假设说韩愈要是去了到底能不能打赢呢？起码韩愈不仅在战略上是有眼光的，从这件事情来看，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也是非常有眼光的。这我们说是他在第一次平定淮西叛军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提供正确的战术；第三个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淮西叛军平定了，还有那俩呢。刚才不是说了吗？韩愈给皇上出主意说，你把那俩先给安抚住，别让他们也跳起来。但现在淮西叛军已经平定了，你怎么办？你同时再跟那俩开战，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打仗靠的不仅是战略战术，还要拼什么呢？拼经济，要靠钱的。你现在平定了淮西叛军之后，朝廷已经花了大笔的银子，再接着发动讨伐那两个藩镇的战争，打得起吗？能支撑得下来吗？这都是大问题。这时候韩愈就给裴度出了一个主意，说什么呢？说你得分析，说这平卢节度使的这头叫李师道，他是死磕这要跟着朝廷抗到底的，一条道走到黑，对这个家伙，咱们现在先别碰他。让咱们军队休整一年，等明年咱慢慢收拾他。可是对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王承宗这个人是个首鼠两端的人，见风使舵惯了，现在他一看咱把淮西给平定了，你现在派一个人，我们给他写封信，给他劝降，他一看到这封信之后，肯定是就坡下驴，他肯定马上就，说不定就接受了我们这投降条件。裴度一听非常赞成，就修书一封派人去见王承宗。其实这个建议也非常大胆，为什么呢？里头也有很多问题。第一，这劝降信去了，王承宗一看大怒，反而谋反了，跟朝廷对着干，这怎么办？第二，他是想要投降，他提一大堆条件，你根本无法答应，这又怎么办？所以这种建议，它里边都隐含着多样的可能性，最能够看出韩愈和裴度的胆识和胆略。这还不只是一个打仗的问题，还要分析对方的心理，好在这使者一去，王承宗就接受了条件，而且献出了自己管辖的两个州，向朝廷表示忠心，这是我们说的他的第三条很重要的贡献：成功劝降其他藩镇。所以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来，韩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在作战之前他给皇上上奏章，坚定皇帝作战的决心；在作战当中，他不断地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战术和策略，我们应该说韩愈是一个很杰出的战略家，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战术家。说句实话，在唐代的文学家里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里面，像韩愈这样的人，的确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亲自带兵上战场的，这是很少见的。

【画外音】

班师回朝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韩愈因为在这次征战中有出色的表现，被提升为刑部侍郎，位居四品。此时的韩愈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一件震惊朝野的碑文事件，不仅让韩愈的心情跌入谷底，也为他最终被贬官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件事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康震】

大获全胜之后，朝廷上下是一片振奋，有的大臣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立一个碑，来纪念这个不朽的盛事呢？所谓“刻石记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建个英雄纪念碑，建了纪念碑，在碑上得刻碑文。那么这个由谁来写这块碑文呢？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就是韩愈。为什么呢，原因有二：第一，韩愈作为行军司马，全过程地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在这次战役的过程当中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第二，韩愈是当代最杰出的散文家、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由他来写，再合适不过。所以朝廷下了旨意，让韩愈来承担这项光荣的工作。韩愈接到这个诏令之后心情非常的激动，他激动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说：“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旬涉月，不敢措手”（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听到这个伟大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诚惶诚恐，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其实我们知道，韩愈肯定是会写这篇文章的，只不过他太激动了，有点找不着北了。为了写这篇文章，韩愈花了七十多天的时间，写成之后，皇上命人把这封碑文抄写了数份，散发给那些立功的将士，然后刻成碑，立在蔡州城内，这就叫镇妖石，让以后蔡州城里边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叛乱。对于韩愈来讲，作战打胜了，文章写成了，这可谓是既立了功，又立了言，两全其美，人生也不过如此。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它就不太平，无风不起浪，为什么呢？这个事可能就太圆满了，所以就快要出差错了。他这个碑刚立起来没多久，就差点被人给推倒，起因是什么呢？李愬手下有一员部将，这个人姓石名孝忠，这个石孝忠在蔡州城内见到了这块石碑，读罢碑文之后义愤填膺、勃然大怒。他是个大力士，武将，他想要推倒这块碑。他是大力士，这块碑比他还大，推来推去没推倒，看护这个碑的将士非常的吃惊，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告诉当地的官府。这还了得，这碑谁立的？这碑是天子立的。你推这碑等于是在推皇上啊。就把这石孝忠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头，石孝忠进了监狱里头，可能知道自己犯的罪很严重，反正也活不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什么办法？他在里头装孙子，别人都以为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不太重视他，结果有一天，他趁这个狱卒不备，就用自己手上的这个枷锁把一个狱卒给控制住了，并且杀死了他。结果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唐宪宗知道了以后非常的震怒，不但要推倒我的碑，还要杀我的狱卒，这到底什么人啊？我要见一见他。就把石孝忠带来见了唐宪宗，唐宪宗问他，说你为什么又推我的碑，又杀我的人？你到底要干什么？石孝忠说，我总算见着您了，我跟您说实话吧。等我把这话说完了，你要杀要剐就由你来。我是李愬的部下，我可以跟您说，李愬雪夜偷袭蔡州，把蔡州城拿下了之后，那时候裴度和其他的将领，还都不知道这事呢，这是大功一件，对于这次淮西的战役，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我看这碑上写的有点奇怪啊，怎么净是写的裴度怎么怎么好，裴度怎么怎么打的，没有我们大人什么事，顶多把李愬的名字跟其他将领的名字列到一起，没有特别地予以隆重推出，和特别地予以隆重赞扬。这石孝忠你别看他是个武人，他挺会说话的，他说其实啊，我们李愬将军本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我就在想，如果再发生一次淮西叛军的叛乱，到那时候还会有谁愿意为皇上卖命呢，您就这么个评价体系，撒胡椒面似的谁的评价都一样，那将来谁还会认为您的评价是公正的，为您去打仗呢。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得去想一想，说实在的，我不是为我考虑，甚至不是为李愬考虑，我是为您考虑。你看这个谈话啊他要有水平，要有高度，一旦上升到高度的时候啊，皇上就觉得，这人还是个忠臣，壮烈之士，那还杀他干什么呀，应该保护起来，应该表扬。皇上就很重视这个事，觉得讨伐淮西，夜袭蔡州，还有这一番故事，那么他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就把韩愈写的那块碑的碑文磨掉了，让朝廷里面的翰林学士段文冒重新写一块，刻在那块碑上。

【画外音】

韩愈的这篇花费了两个多月心血创作的碑文，曾经得到了唐宪宗的盛赞，立碑之后也一时间被“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旷世之作，却被唐宪宗出尔反尔地轻易抹煞，让一位不知名的翰林学士重新创作，这对于一代文宗韩愈来说，有些难以接受。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事件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玄机呢？

【康震】

你看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弄得有点复杂了，韩愈这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那大家可能就在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说这石孝忠是个武将而已，他哪儿那么多心眼，他想出这么多弯弯绕来，我们首先想了，这是不是李愬觉得对他的评价有失公允，派这个家伙在这来作秀。我给大家说，李愬还真不是这么个人，为什么呢，李愬是唐代的名将，他的父亲李晟也是唐代名将，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这事儿肯定不是他干的。李愬当初拿下了蔡州城之后整顿军队，欢迎裴度入城，他自己身穿铠甲，站在马前，对着裴度行很恭敬的宰相之礼，就是他把（这个）裴度当成宰相，给他来行礼。裴度觉得李愬是有功之人，而且又是唐朝的大将，不敢接受，说你这有功之人，你怎么能对我行这么大的礼呢。李愬讲了一番话，说我跟您行礼啊，您还真得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蔡州城被叛军占据多年，这里的叛军和老百姓，不懂君臣之礼，不懂得上下之礼，不懂得尊卑之礼，不了解大唐的军队的军威何在，我让他们看一看，像我这样的上将，见了您这样的宰相，也依然要行尊卑之礼。你看，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很有军事头脑。这样一个胸襟的人是不可能干出这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可是我们知道，李愬本人不骄傲自大，并不代表老婆不骄傲自大，说老婆有时候就很重要。为什么呢，李愬的老婆来历不平常，她是唐德宗的孙女，从辈份上来讲，她要么是唐宪宗的堂姐，要么就是他的堂妹。所以像她这样的人，能自由出入宫内。我们在猜测、揣测，也许是他的这位夫人呢，在进宫以后就经常跟唐宪宗唠叨，比方说我们家老李，你看这次立这么大功劳，就给写了一百多字，要我想怎么也得给弄上三百多字，是不是？怎么着那一段得弄成黑体字，还加粗的，反正就是越醒目越好，弄得太少了。可能唐宪宗并没有重视，所以他这夫人就唆使着他的手下演出了这场秀。这个秀演出之后她能见到唐宪宗，才能说出这个话。而唐宪宗的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在想，唐宪宗其实也觉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是在平定藩镇的过程当中要重用将领，他不愿意为这点小事惹恼了军队，所以就和稀泥，算了算了，你们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吗，写得少吗，多加上几百字，不就那么回事吗，行了，韩愈那个不用了，叫段文昌重写一块。段文昌那个碑文，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李愬怎么样晚上出发，怎么样偷袭，怎么样把吴元济抓住，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地细致、生动，*灵*很富有文学化的色彩。那不就是想要字多吗，就多码点字。但是有一点，段文昌和韩愈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人都没有在碑文里头说，李愬雪夜偷袭蔡州是整个战争获得胜利的关键的一步，核心的一步，没有。也没有说，他是整个战争里面决定性胜利的第一人。都很聪明，决定的因素是谁呢，唐宪宗啊，决定因素是裴度，谁会把李愬作为最后的决定因素呢。但是呢，都很清楚唐宪宗的意图，不就是安抚将领的人心吗，你就多写点，写得生动点，写得激烈一些，写得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他们看了就心里舒服了。那话是这么说，毕竟韩愈的碑让人给磨了，毕竟现在碑上刻的是段文昌写的东西，韩愈心里能好受吗。你想好歹人家也是打胜仗回来的，好歹人家也是四品的刑部侍郎啊，再好歹人家是整个当时朝廷上下公认的第一流的大文章家，这么大事写七十多天，说磨就磨了，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还好，后人对他的碑文评价比较高，比方说苏轼。我们发现苏轼对这韩愈是情有独钟，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苏轼有四句诗，评价他的碑文。苏轼的诗曰：

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苏轼《记临江驿诗》

很简单的意思。大唐平定了淮西叛军，功业彪炳千秋，韩愈的文章彪炳千秋，谁是段文昌？不知道。但问题是这是苏轼写的，韩愈见不着啊，他眼前当下这心里难受，他窝心得慌，是不是。所以我们想啊，韩愈在当时对唐宪宗可以说一百个不服气，也一百个不舒服。韩愈这个人，遇到挫折，遇到不快，那是不吐不快的，遇到不平之事，那是不平就要鸣的，可是这回呀，韩愈吐的不是时候，鸣的呢也不是当口，他这回不平一鸣，不快一吐，差点就把命给丢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事，让韩愈几乎丧掉了身家性命呢，我们到下一集再接着讲，谢谢。

【下集预告】

韩愈是唐宪宗比较信任的大臣，但是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韩愈因此差点丢掉脑袋，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韩愈的人生将因此发生怎样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五集——《敢向皇上说不》。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五）敢向皇帝说不

2011-09-11 14:52:05 来源：百家讲坛资源网 上传者：huyong 点击：469 节目预告：

韩愈是唐宪宗比较信任的大臣，但是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韩愈因此差点儿丢掉脑袋，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韩愈的人生因此发生怎样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五集――《敢向皇帝说不》。敬请关注。

画外音：

韩愈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仗义执言，敢说敢做，也因此深受唐宪宗的赏识。可是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发生在都城长安的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由于这件事，不但让韩愈丢掉了他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才换来的四品大员的帽子，而且还差点让他丢掉了脑袋，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韩愈为什么不惜付出毁灭仕途和生命的代价公然与唐宪宗叫板，韩愈的人生由此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五集――《敢向皇帝说不》。

康震：

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当时中国的考古队员们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地宫里边，发掘出来了四枚手指骨，经过专家的鉴定认为，其中有一枚就是在佛教界广为流传的释迦牟尼的真身的佛指舍利。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佛指舍利呢？“舍利”这个词是从梵语当中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的遗骨。大家可能还会很奇怪，说这个释迦牟尼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一位僧人，他的佛指骨怎么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的扶风（法门寺）地宫里边出现呢，那很奇怪啊。据说啊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留下了八万四千颗舍利。古印度的时候阿育王为了宣扬佛法，就把这八万四千粒的舍利分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供养，法门寺就是其中的一个供养的场所，法门寺在唐朝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皇家的寺院。

大家知道吗，在一千多年以前啊，就是这一枚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佛指骨，就是这一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中国陕西的这枚佛指骨，让当时任唐朝的司法部副部长的韩愈勃然大怒，愤然上书，敢于向皇帝公开说“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唐宪宗的元和十四年，当时的唐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把存放和供奉在法门寺的这枚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要供奉它，要顶礼膜拜。那么这一年他派宦官到佛寺里边，把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供养三天，然后再送到长安当时的各大寺院里边供奉。这个事情阵仗很大，你要知道，这次奉迎佛骨，规模巨大，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的人为了一睹佛指骨的真身，不惜给寺院捐献巨额的家财。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法的忠诚，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方说，把蜡烛点在脑袋顶上，在手臂上也点上蜡烛，那就是烧伤身体都在所不惜。还有的人因为把财产都献出来甚至倾家荡产，总而言之一句话，在皇宫的内部，在老百姓那里，在社会各界，这次奉迎佛骨的行为都掀起了滔天巨浪，影响巨大。

那我们就要问了，唐宪宗为什么要奉迎这次佛骨，他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佛骨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能让当时的皇帝、能让社会各界、能让老百姓对它都如此地尊崇呢？其实我跟你说，在唐朝奉迎佛骨这是唐朝皇帝的一个传统项目。在唐宪宗之前，已经先后有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和唐德宗奉迎过佛骨，据说是每三十年要奉迎一次。唐宪宗这次奉迎佛骨的目的其实跟前面那几位皇帝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以国家的名义来奉迎它，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第二，以个人的名义，那就是祈求“长生不老，长命百岁”。

韩愈针对这两个目的愤而上书，他指出，以为奉迎佛骨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长生不老，这是很荒谬的，韩愈列出了一些证据，什么证据？他说，在汉代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历代的君王那都是长命百岁的，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说，黄帝在位一百年，而且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而且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尧帝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舜和禹都活了百岁，还有周文王也活到九十七岁，周武王活到九十三岁，这个时候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没有佛教。所以韩愈的结论是，没有佛教，国家也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佛教，帝王也可以长命百岁。你瞧人家，活得最少的也九十多岁。他又举出了反证，这是最可怕的。说自从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就没有一个长寿的国家，也没有一个长寿的皇帝。说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而且国运很运荡，不能长久。后来南朝宋、齐、梁、陈，国家都推崇佛教，可是这些国家的国运都很短，皇上的命也不长。在南朝最为尊奉佛教的梁武帝，最后的下场很凄惨，是被饿死的，他的国家命也很短。韩愈的结论是，信奉佛法，不见得国运长久，不见得你能活得长。我们看到了，韩愈的这个奏章啊就针对你的那个目的的，换句话说，你的目的是一个也达不到，言辞激烈，而且说得很刻薄。

其实说句公平的话，韩愈刚才所列举的一些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的帝王，他不可能活那么长的岁数，活一百多岁，活九十多岁，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即便是贵为君王，寿命也没那么长。而且，后来他说的短命的君王，也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信奉了佛法就一定短命，说到底，我们说，佛教是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宗教信仰，你信仰它和不信仰它，都跟你长寿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韩愈为什么非得这么说呢，他这么说，就是想要引起唐宪宗的警醒，就是等于拿根棍在他脑袋上敲，说你看你看，危险不危险，你要是信了，就活不长，你要是不信的话呢，可能还能活得长。

画外音：

韩愈写给皇帝的这封谏书，言辞如此激烈刻薄，无异于捋虎须、逆龙鳞，如此阻挠圣意的结果，多半是惹得龙颜大怒，还有可能陪上自己的性命。那么当时已经五十一岁、过了知天命之年的韩愈，为什么毅然决然地写出这样一封谏书，其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康震：

但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韩愈这个人真是有问题，这不是找事吗，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剧烈地反对唐宪宗的行为，刚才说了，这又不是唐宪宗独创的一个项目，这是个传统项目。再者退一万步说，人家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祈求国泰民安，这没错吧。第二，就算祈求长生不老，那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错误，你为什么就非得这么坚决地反对他呢？我们知道，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力大大地削弱，特别是中央朝廷的这种权威性受到挑战。我们前面说了，到了中唐的时候，国家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都是对中央集权的巨大的挑战，要维护中央集权，在韩愈看来，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树立孔孟之道的权威，就是要讲仁义道德，靠这个孔孟之道，靠儒家的思想，把人心凝聚起来。在韩愈看来，奉迎佛骨这样的行动，这种行为，只能是影响社会生产，而且大量地耗费民脂民膏，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划算的，也不利于社会生产，你做国家元首的都大力提倡这样的活动，那行，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活，大家都到庙里去拜佛，谁还搞生产啊。韩愈认为，当时的出家人占据了比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你比方说根据史料的记载，到了唐代的中期，全国的佛寺有四万多所，僧尼的人数达到三十万人，他们占据着上千万倾的土地，然后还有十五万人的奴婢，还有五十万的农奴在耕种这些田地，而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知道出家人耕种这些田地是怎样的，不用上缴赋税的，这样以来在客观上他就侵占了国家的经济资源，他就损害到了其他老百姓的经济利益。韩愈在理性上他是坚决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的。

但是这样以来就发生了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唐宪宗奉迎佛骨那两个目的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错误的决定，也挺有道理的，那韩愈这个说法呢好像显得更有道理，大家好像都有道理，那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很关键，到底谁错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错的事情，谁都没有错，站的角度不一样，我现在在你们的面前写一个数字9，你现在正面看它，是不是一个9啊，我拿大顶倒立起来看它是几，我要是横着看，就是草书的“四”，我要眼睛一闭，我就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角度不一样，同样的对象，看法上就不一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佛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宗教的哲学，一方面呢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它的道理，另外一方面，在对待它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理性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

那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是个和事佬，没原则，我跟大家说，韩愈之所以这次动了这么大的肝火，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原因，第一，面对佛教和道教对于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这种冲击和可能的潜在的威胁，韩愈是绝对不会放弃原则的，他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思想的坚决维护者。说句实话，在那时那样一种我说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的情况下，严重的政局底下，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就是维护国体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维护国家元首，这是没说的。所以韩愈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的妥协。

第二，这不是自己写了一块碑吗，让人家给撤销了，取消了，这心里本来就不高兴，再看到唐宪宗现在这个样子，明显地跟以前的形象有所不同了，这心里头啊，又是气，又是恨，又是怨，奉迎佛骨，是把所有的这些不愉快和怨气扭结在一起，把他点着的一个总的导火索。所以他一旦爆发出来，就跟火山喷发一样，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画外音：

韩愈在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缄默不言，他的这份《论佛骨表》的奏章，文不加点、慷慨陈词，将心中憋闷已久的话一泄而出。可是唐宪宗在看到这份奏章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韩愈的这番谏言能否触动皇帝，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康震：

我觉得这个奏章啊应该改个名字，叫“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呈上去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唐宪宗都快气疯了，这个奏章呈上去之后唐宪宗在宫里头留了一天，第二天就拿给宰相们说你们看看，你们都看一看，这是韩愈给我的奏章，给我的建议，我发誓要砍了这个人的脑袋，不砍不足以发泄我内心的愤怒。几个宰相都劝他，说韩愈这个人啊，说话是不太好听，那是个直人，我们又不是不了解他，我们对这个干部还是很了解的，他话说得难听，可是他一片忠心哪，您可不能杀他，这是个好人。唐宪宗也委曲呀，唐宪宗说我能不了解他吗，用得着你们在这儿说吗，是谁提拔的他，是谁重用的他。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什么叫信了佛法的就短命，什么叫不信佛法的就长命百岁呀？他知道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挺重视的，知道我在这个事上挺上心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就非得说这个，他是做大臣的，我是国家的元首，有做大臣的直接说国家元首是短命的吗？这还有没有规矩了，他还倡导人伦天常呢，这是人伦天常吗？不行！确实是天子震怒了，其实不是天子震怒，一般的人也会震怒，话说得太难听了，是吧，死罪可以免过，活罪绝对不能逃掉，你现在不是做四品吗，司法部的副部长，我让你到八千里外的潮州去当刺史，我看你是觉得那儿舒服。

其实我们说句实话，从唐宪宗的话里边我们能够听出来，唐宪宗对他是了解的，是很宽容的，只不过，对于一个正在追求长生不老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刚刚打了胜仗、在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这样一个皇帝来说，突然提出短命的这种命题，他很难接受。这是一个愤怒的决定。其实我跟你说啊，从这个事上你就能看出来，韩愈这个人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这么说，给皇上提建议的这种职责，不是韩愈这个官职份内的事儿，他是管司法的，给皇上提意见是谁的责任呢，是谏官的责任，你皇上奉迎佛骨不奉迎佛骨的，提意见轮不到我来呀，但是韩愈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看到路见不平的事儿，我就拔刀相向，我心里头就过不去，我就如梗在喉，我是不吐不快呀，为什么，对韩愈来讲，一切与他的政治理想、一切与他的政治抱负、一切与这个国家的统一安定团结、一切与这个国家的尊严有阻碍的事情，都是他要反对的事情。我们说，韩愈的这种行为，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能不知道这东西写上去皇上什么反应吗，肯定知道。所以我们说在韩愈的身上，不但他有政治家的见识，他还有政治家的胆略，得有这个勇气呀。有的人是看见了，心里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不说，做好好先生。有的人是什么呢，是看都没看清楚，就胡乱说，结果事与愿违。像韩愈这样，看得是一针见血，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又敢于上书，直接跟皇帝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您必须停止，这样的人是太少了，这是要搭上性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韩愈也许是在唐宋八大家里头，惟一一个敢于直接给皇上说不的人。

画外音：

韩愈被贬谪的潮州，位于广东东北部，是唐代最偏远落后的地区之一，韩愈此前虽然也有过被贬的经历，但这一次被贬的程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可见唐宪宗对韩愈的言行的确是怒不可遏了，韩愈辛苦奋斗几十年换来的政治前途似乎就要中断了，虽然胸中怒火熊熊，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是皇命不可违，韩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到达规定的贬谪之地。那么，此时已经五十二岁的韩愈，将如何跨越从长安到潮州的八千里漫漫路程。经历过这次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韩愈对佛教的看法、对唐宪宗的态度，是否会有所变化呢？

康震：

韩愈要被贬潮州了，那么我们说啊，在中国古代这个贬官是有制度的。比方说，今天我们下了诏书，要贬谪你，第二天你就得动身。这时候的韩愈已经跟几十年前的韩愈不一样了，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二十岁，基本上成年了，还有四个闺女，这四个闺女年龄还都很小，都未成年，再加上韩愈已经去世的那些兄长、堂兄们，他们的孩子现在也由韩愈来抚养，再加上家里的这些仆从，一大家子，可能接近一百多口人。那么这么多的人都怎么样呢，都要跟着一起迁出长安，跟着韩愈一起到被贬的地方去。我们都做过长途的旅行，别说一百口人，我们就是十来个人，二十来个人，那都是一次很大的行动，都得周密地筹划，不用说今天刚下诏书，明天就得上路。那么韩愈从长安去潮州，先从长安到的韶州，那就是五千里路，又从韶州到了潮州，这就是三千里路，在路上，他一共走了一百天。一个五十二岁的人，长途跋涉，重重关隘，万水千山，走一百多天才到了潮州，这是非常辛苦的。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按照朝廷的惯例，就给唐宪宗写了一道谢恩的奏章，这道奏章的名字叫《潮州刺史谢上表》，就是谢主隆恩的意思。在这个奏章里头，韩愈主要表达这么几个意思：

第一，总道歉。韩愈认为自己性格太唐突，说话太冲撞，得罪了皇上，罪该万死，这是第一个总的意思，是总道歉。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表示感谢。就是我这个罪，本来是应该杀头的，皇上不但没杀我，还把我贬到潮州，让我担任潮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我对此深表感谢。

第三，汇报。他说什么，潮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了，可是再偏远，皇上您的阳光还是能照到这个地方来的，据我的观察，潮州这个地方虽然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是当地的民众，那都是忠君的，那都是忠于朝廷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

第四，哭穷。为什么哭穷啊？他给皇上说，说您看，这个地方离广州就有两千多里，来回就得一个多月啊，我现在都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牙齿都掉光了，年轻的时候就多病，我在朝廷里头连一个给我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是您给我说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听，这话锋就开始有所转换了对不对，你不能到了这儿你还跟皇上说，我没事，我身体很健康，一切都不用您操心。不是，他给皇上说，我到了这儿，就准备把我的生命奉献到这儿，为什么呢？我身体不好，环境又差，只有您可怜我。

第五，自我推荐。我还是可以再让您用一用的，我这个人生性愚钝，没有什么特长，只有一个特长，什么特长呢？就是会写文章。我的文章可以跟《诗经》、可以跟《尚书》相媲美。我所做的诗歌可以放在太庙里边歌唱，我所做的碑文可以刻到泰山上。皇上，我想要歌颂您无边无际的功德的话，我告诉您，我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文章写得好啊。

第六，就开始歌功颂德了。说什么？说大唐王朝自从建立以来，也是多灾多难。最有成就的是谁啊？唐太宗。可有一样，唐太宗的功劳固然很大，纵横捭阖呀，千古一帝，可是他那功劳很多都是在唐高祖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建立了的。您可不一样啊，您想想，您接的是个什么摊子啊？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一个烂摊子，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经过您的治理，唐朝现在又恢复了它中兴的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功业，这是多么伟大的功勋那，可就是在这样伟大的时刻，我却不能在您的身边发挥我的长项，用我的生花的妙笔，来歌颂您的功德，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觉得呢，我自己生在这样一个盛世，我遇到您这样一个明君，我应该发挥我的才能，不然就太可惜了。韩愈最后说什么？说我一想到这个巨大的遗憾，我就死不瞑目。我在这遥望着长安的宫殿，我的灵魂早就飞到了您的身边，您作为天下人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够可怜可怜我呢？您为什么还不赶紧把我召唤回到您的身边呢？

六大点，你发现没有，该说的全都说了。画外音：

韩愈的《潮州刺史谢上表》，洋洋洒洒近千言，对唐宪宗表现出了极大的谦恭和追捧，这与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义正词严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韩愈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于韩愈的这种做法，北宋时期的大散文家，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曾提出批评，认为韩愈此举言行不一，有损名节。那么韩愈《谢上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康震教授对韩愈的这种变化将会如何解读呢？

康震：

宋代的大散文家欧阳修，他看到了韩愈的这篇文章，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古代多少的仁人志士，当他们临危之际，他们敢于自我牺牲，敢于舍出性命，敢于坚持真理，可是一当被贬谪啊，他们就开始絮絮叨叨、啰哩啰嗦，然后就开始哭自己多么穷，哭自己多么苦，希望皇上能把自己收回去。这样一来就让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对韩愈的人品都发生怀疑。应该说，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都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样，话分两头说，这个问题，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完全合理的。第一，唐宪宗再有缺点，他毕竟是唐玄宗以后唐代最杰出的皇帝。古人曾经评论说，唐宪宗的作为

“亚于贞观。韩愈所称，颇无愧色。”——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

说唐宪宗所建立的功勋比起“贞观之治”来也不逊色。韩愈所说的这些事实应该说唐宪宗，放在唐宪宗身上也是没有愧色的。就这么说吧，韩愈说两句吹捧唐宪宗的肉麻的话，阿谀奉承他两句，还是可以接受的。总比面对一个真正的昏君，空口白牙地说两句，昧着良心的、那种肉麻的吹捧的话，要实事求是一些。

第二，唐宪宗既然是个明君，他又开创了唐朝中兴的局面，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有作为、有抱负的大臣，都不希望错过这样一个盛世和明君。尤其对韩愈这样的人来讲，本来仕途就很坎坷，好不容易有了起色，自己又确实有才华、有才能、有抱负，他当然很着急，他想急着在有生之年里头，在这样一个盛世里边，为这个社会和时代做一些贡献，所以他奉承和吹捧唐宪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小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君子的目的。我想要得到唐宪宗及时地原谅，导致我可以怎么样呢？及时地回到朝廷，做我的事情。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又一点。

第三，我们说，韩愈从科举以来一直仕途历经坎坷，尤其是这一次被贬，全家跟着拖累。我跟你说，韩愈是一个人到的潮州，为什么呢？他的家里头人最后到了韶州以后还要再走三千里路才能到潮州，大家是实在走不动了，而且这一家子要再搬过来实在是太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韩愈一个人待在潮州，他的家里人全部都在三千里外的韶州住，你想想看，这种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的这种境遇，对于韩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讲那是太艰难了，他在这儿既要自己办公，还有注意朝政的变化，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你想想看，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又耗费着心力，他想尽快地结束这个局面。不说别的，不为自己，就为孩子，为家里头人，他也应该赶紧及时地给皇上道个歉。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呢？这叫人之常情。

第四，归根结底，唐宪宗跟韩愈的矛盾，他是不是敌我矛盾？不是，是“人民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对待宗教的态度和看法，角度有所不同，但归结点都一样，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好，不是为了坏；都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破坏。咱们认真地想一想，唐宪宗当真会杀韩愈不成？当真把他恨到牙痒痒不成？不会，你想想看，我们前面说过韩愈一直仕途不顺畅，是谁最后一步一步地把他提拔起来的呢？当然有别人的推荐，但是，最终下决心要提拔他并且有能力提拔他的是谁呢？是唐宪宗，所以应该说，唐宪宗总的来讲对韩愈是非常赏识的，是充分地肯定他的能力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派他去做裴度讨伐军的行军司马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参谋长，这对他是非常大的信任，怎么会把写碑文的任务交给他呢？这无论在具体的政治的、军事的行动当中是信任他的，不但信任他的忠心，也信任他的能力，同时在文章事业上，也是充分信任他，那他给韩愈这么大信任，韩愈能对他不忠心吗？肯定也是非常地忠心。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明君和一个忠臣，自己家里闹了点矛盾，只不过韩愈耍点性子，唐宪宗当时脑子也在冒火，所以这个事情变得非常地剧烈和激烈，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个人的矛盾已经是不可调和的。

画外音：

唐宪宗是唐朝第十一任皇帝，他二十八岁即位，在位十五年，是唐朝中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在用人上，唐宪宗能够审时度势，选用众多贤臣治国。对于韩愈，唐宪宗也是知人善任，那么接到韩愈的奏章之后，唐宪宗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

康震：

韩愈这奏章写上去了，这就是他对唐宪宗的态度有了变化了，那有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唐宪宗看了这份奏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啊？这很重要啊，唐宪宗的反应还是比较让我们期待的，宪宗怎么说，宪宗说：

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旧唐书》

什么意思？说昨天我收到韩愈给我的信了，我想想他当初劝谏我、劝阻我，不让我奉迎佛骨，他说“大是爱我”，韩愈是真的对我很忠诚，韩愈是真的很爱护我，很保护我。“我岂不知”？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要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还在这儿给他当君主呢。“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可是韩愈这个人就是毛病太多，你个做大臣的怎么能够就直接说，我做皇帝的因为尊奉了佛法，因为奉迎了佛骨就活得短呢？我讨厌的是这个，你让我这脸都没处搁去，在这朝堂之上，在这朝廷之上，你上来一封奏章，所有难听的话都让你说遍了，所有诅咒的话也都让你说遍了，你还要让我给你个好态度，以后这样，那让我还怎么样跟其他大臣说话？我得有个表示不是？唐宪宗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了赦免他甚至重新起用他到朝廷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一看呀，就说觉得像两个孩子在闹事一样，那我们说韩愈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基于现实层面的反省和悔悟，唐宪宗对这件事情又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件公案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顺利的解决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韩愈就会尽快地结束在潮州的生活，就会回到朝廷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现实的生活跟我们的想象中是有很大差距的。至于韩愈在潮州究竟他的境遇如何，他是否又能够尽快地回到朝廷，这就到下一集我们再接着说。

【下集预告】：

韩愈从被贬潮州到最后去世，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片段，那么在韩愈的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韩愈的传奇人生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六集《一介书生 单刀赴会》。

唐宋八大家之韩愈

（六）一介书生 单刀赴会

2011-09-11 14:52:45 来源：百家讲坛资源网 上传者：huyong 点击：631 画外音：

韩愈从被贬潮州到最后去世，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片段，那么在韩愈的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韩愈的传奇人生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六集《一介书生，单刀赴会》。

韩愈以戴罪之身，来到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潮州之后，虽然满腹不平，但并没有懈怠政事。他担任潮州刺史七个多月，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潮州人为感念韩愈，甚至将这里的笔架山改称韩山，将山下的鳄溪改成韩江。不过，韩愈在潮州期间，他与当地一个著名人物的交往，却在朝野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六集——《一介书生，单刀赴会》。敬请关注。

康震：

韩愈在潮州办了两件事，那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就是他跟当地的一位高僧，叫大颠和尚，关系特别亲密；第二件事就是他当时写了一篇讨伐鳄鱼的文章，就这两件事特有名。

第一件事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韩愈为什么到潮州的？不就是因为反对佛教吗？反对唐宪宗奉迎佛骨吗？怎么他到了潮州以后，反而跟当地的和尚打得火热、套了近乎？韩愈到了潮州以后，跟当地一个很著名的僧人，叫做大颠和尚，八十八岁了，关系非常密切。这大颠和尚，祖籍也是河南人，而且他是南宗禅惠能法师的第四代弟子，造诣深厚，门人千余人，门徒很多啊。从我们现在了解的资料来看，韩愈跟他的交往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韩愈到了潮州以后，就知道当地有这位著名的大颠和尚，专门请人把他请到自己的官邸，跟他聊天，跟他交谈。这一交谈不要紧，把他留在官邸留了十几天，而且相谈甚恰，俩人聊得好着呢。

第二，韩愈代表官府，到海上去祭奠神灵。他去的这个地方叫潮阳，潮阳也是大颠和尚住的地方。他顺便专门地去拜访了大颠和尚。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韩愈后来从潮州离任，要走了，调到别的单位去，调到别的城市去，临走的时候专门给这位大颠和尚留下了不少的衣物，作为留念。

你看我这一说大家清楚了，他跟这个大颠和尚的关系怎么样呢？很不一般，很有情分，非常默契也非常融洽，是好朋友。韩愈可能跟大颠交往的时候没多想，可是他这个行为在朝野上下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呢？对于那些韩愈的支持者来讲，他们就很迷惑：说你怎么前手做了反对奉迎佛骨的事，怎么后手马上就跟这大颠和尚打得火热呢？对于那些反对韩愈的人来讲，高兴得要命，为什么呢，说你看，到底还是佛法广大，佛法无边，韩愈这么一个坚定的、死硬的反对佛法的人，你看，他被贬到潮州以后，他立马就改弦更张，他就跟我们一拨了，他拥护佛法了。这应该说在当时确实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反响，也引起了一阵子混乱。

画外音：

韩愈一生笃信儒教，对于佛道两家都持有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因此才能做出力主唐宪宗不要奉迎佛骨这样出人意料的举动，也因此才被贬潮州。所以韩愈来到潮州之后与大颠和尚的交往无疑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难道这个坚定反对佛法的人竟然掉转船头、改信佛法了不成？这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

那我们就要问，到底这真相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在当时就想了解真相。当时有一个吉州司马，叫孟简的人，吉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的吉安市，相当于吉安市副市长，就是这吉州司马。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曾经奉皇帝的诏命专门翻译过佛经，在佛教方面很有造诣的一个人。这个孟简就专门给韩愈写了封信，这封信就一句话，核心意思，您，听说最近信佛法了，是真的吗？韩愈给他回了一封信，明确地回答说，不是真的，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韩愈在这信里边也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他说什么呢？说我首先声明，最近有谣言说我开始信奉佛法，我宣布，我澄清，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以讹传讹，是假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第二点说什么呢？说我要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在潮州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一个和尚，叫大颠和尚，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呢？韩愈讲了这么一段话，说此人

“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

——《与孟简书》

什么意思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大颠和尚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智慧，而且他懂得很多道理，明白很多道理。所以我把他叫到我的官邸，我跟他谈了十来天。我发现这个人不被外界的束缚压迫自己的心灵，“外形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活得很轻松自在，不被外来的很多的元素束缚住他的心灵。我跟他说话，韩愈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啊，虽然我们俩交谈过程当中有一些道理、有一些情形还不是能完全地沟通，但是总的来讲，通过跟这个人的交谈，我自己内心里边也放松了很多，很多的烦恼也得到了解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韩愈跟这位大颠和尚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很愉快、很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大颠和尚是个有智慧的人，很聪明。韩愈到潮州来，心情愉快不愉快？不愉快。烦恼多不多？特别多。他需要什么呢？需要摆脱烦恼，需要解脱痛苦。可是潮州这个地方像韩愈这样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多不多呀？不多。我们还都记得他原先去阳山的时候，那地方穷成什么样子了？他要给底下人布置任务，那底下人都听不懂他说什么。识字的人也少，他在地上指指画画的，才能把任务布置下去。潮州呢倒不至于这样，但是能够跟韩愈同等量级的、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的人肯定不会特别多。这让他找着一个大颠，这个人能给他带来一些心灵上的解脱和慰藉。韩愈说我觉得很难得，所以跟他来往得频繁一点。

第三，韩愈说，至于说送给他衣服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我既然跟他有交情，我要离任了，我要离开潮州了，我临走的时候给老人家留上几件衣服，可能质量还不错，是不是，纯棉的吧，这有什么呀？这叫人之常情，懂不懂？这怎么能证明我就已经信奉佛法了呢？所以我们说，韩愈看待大颠，就没有说，是看中了他是一个佛教徒，就没有说因为大颠的佛法的信仰跟我是相同的，所以我跟他交朋友。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他发现大颠这个人，对自己目前解脱痛苦、放松心灵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个人，而且跟他自己在思想交流上是同等量级的，他愿意跟他交往。

画外音：

韩愈的这场**反映了唐朝社会在思想领域儒释两家激烈的斗争。而韩愈在偏僻的潮州不只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打击。身为潮州刺史，他还要带领当地民众改天换地，摆脱相对落后愚昧的局面。在这其中，韩愈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不仅实现了为民除害的目的，还给后世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康震：

这韩愈在潮州，跟佛教的思想在做战斗，同时跟鳄鱼也在做战斗。只不过跟鳄鱼做战斗，比起来跟佛教做战斗，可能要简单一些、要轻松一些。其实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当时在潮州的一个大水潭里边有几丈长的鳄鱼。这个鳄鱼它老是偷袭农民的牲畜，今儿吃一只狗啊，明儿吃一只羊的，弄得老百姓本来家里牲畜就不多，你老这么吃来吃去的，家里都吃穷了。就告诉了韩愈，韩愈打算消灭这只鳄鱼，但韩愈是个文学家，文学家消灭鳄鱼的方式跟猎户消灭鳄鱼的方式那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韩愈就带上自己的随从，来到这大水潭跟前，先让自己的手下扔下去一只猪，再扔下去一只羊。这叫什么呢？这叫先礼而后兵。我先让你吃两块点心，尝尝，别说我对你没礼貌。这扔下去以后，然后韩愈就把自己手里头的这篇文章展开，就要读一读。就是面对鳄鱼，我要发布宣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祭鳄鱼文》。所谓《祭鳄鱼文》表面上看是祭祀和祭奠鳄鱼，其实就是诅咒鳄鱼的。说白了，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赶紧卷铺盖卷儿走人。我先对你好言相劝，他说什么？说以前的国君富有四海，所以像你们这些毒蛇猛兽乱七八糟的东西早就赶到四海之外去了，见都见不着。后来的国君没能耐，无法占有四海，你们才叽里旮旯儿拐角的，才幸存下来了，所以在潮州才能见到你们这些东西。我现在告诉你，当今圣上英明神武，我是天子的刺史，我怎么能跟你这种丑东西同处境内呢？我怎么能跟你一块儿待在潮州呢？你必须马上走人。他说鳄鱼你听好了。我们觉得他这个精神很像堂吉诃德，是吧？骑着一匹马，拿着一杆长枪，向风车冲去。他这是向鳄鱼冲去。他说，潮州的南方就是大海，那个地方有的是你想吃的东西。你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到。我给你一个建议，同时我给你一个约定：三天以后，你必须率领你的这帮虾兵蟹将，走到大海里边去。三天不成就五天，五天还不成，我给你七天。七天你要是还是不走，你就是成心，我告诉你。你就是想赖在这不走，你就是没把我这天子的刺史放在眼睛里头，你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话没关系，我该说的都说了，让你吃的也都吃了，下来的话呢你就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了。你把什么兜着走呢？我会叫最精良的弓弩手，我会叫本领最高强的猎户，我们来打你，一直把你置之于死地，我才能够完成我这个刺史的使命。最后一句话是，到那时候，鳄鱼啊，你可别后悔，别说我提前没提醒过你。

《新唐书》里边记载，当天晚上有暴风雷起于潭中。就是这个潭里边发生着暴风雨，暴风雷，又过了几天，这潭水突然就干涸了，而且这鳄鱼都迁徙走了。这个其实啊，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家的一种渲染。这只鳄鱼要真的能听懂这篇文章啊，那太了不起了，还何况它是文言文呢？那这个鳄鱼肯定至少应该是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事实上，我想，这篇文章就把韩愈的性格给揭示出来了。他不是老是我们想象得那么刚，那么硬，那么不妥协。他什么呢，他是个文人，在不耽误公事的基础上呢他也可以幽一默，他也可以开开玩笑，他可以拿这头丑陋的鳄鱼开开涮。但是正是这种开涮，却显示出了他的这种文学家的文采和风范。我想，这鳄鱼要走啊还必须得让弓弩手出面，必须把它得真的轰出去。其实我说，驱走鳄鱼这事本来没多大，但反而是这篇文章，声势特别大。所以我们说，这是文学家为民除害的特殊的方式。

画外音：

韩愈在潮州一共待了七个月。元和十四年，韩愈终于等到了唐宪宗的赦免令。迁任江西袁州担任刺史。不久唐宪宗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唐穆宗继位。由于唐穆宗做太子的时候，韩愈曾经做过太子的下属，唐穆宗对韩愈十分赏识。所以韩愈的命运迅速发生了改变。返回长安之后，从元和十五年到长庆四年，韩愈先后担任了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分别相当于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长安直辖市市长兼最高检察院副院长。他进入了大唐王朝的核心权利层。在这段时间，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让唐穆宗措手不及，却给了韩愈一次展示其过人之处的极好机会。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韩愈又是如何通过这件事情留名后世的？

康震：

在这四年当中，韩愈还是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韩愈一生当中，一个跟他陪着裴度去作战那件事相比同样辉煌的事。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说唐宪宗发动了一次平定叛军的战役，很大规模的一次战役。那次战役平定的是淮西节度使，可我当时说了，跟朝廷作对的有四个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就位于现在河北的中南部地区，叫成德节度使，它的首府在现在的河北省的正定县。当时唐宪宗的时候，那不打胜仗了吗，成德节度使上表朝廷，表示归顺。现在，五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成德节度使底下，有一个主管军事的首长，叫王廷凑，他的职务是什么呢，叫做“成德军都知兵马使”，他把节度使田弘正给杀了，杀了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自己立为节度使留后，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就是代理节度使。唐穆宗不愿意了，再次请那位著名的裴度裴宰相出马，征讨成德节度使，已经是叛军了，王廷凑。可是仗打得非常不顺利，下大雪，气候也很恶劣，怎么办呢？打不赢，打不赢你就只能承认，朝廷被迫承认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大家能听明白吧，他这个节度使是抢来的，不是人家朝廷心甘情愿给他的，他把人家原来的节度使杀了，要立自己，朝廷又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只好被迫承认。可是承认了以后，整个河北地区，就很不稳定。当时唐穆宗就在想，得派一个人，到这个王廷凑的方镇的地面上去，得去见王廷凑，当面跟他谈谈，得把他安抚安抚，别让他再惹乱子了。选谁去呢，这不是韩愈刚刚提拔做了兵部侍郎吗，国防部副部长，那就他去吧。说得简单，他去吧。这叫单刀赴会呀，又叫深入虎穴呀。这韩愈前脚刚一走，有一个大臣就说了一句话，只说了四个字，这个大臣是谁啊，叫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位写的，他还写过《莺莺传》呢。元稹说：

“韩愈可惜。”

——《新唐书》

什么意思呢，哎哟，有点可惜了，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为什么呢，王廷凑那个地方是虎狼之穴，他一介文官，一个书生，他去了能怎么样呢，肯定回不来了，想到韩愈是一代文豪，文坛大家，又觉得他这么有才华，白白扔了一条性命，“韩愈可惜”。唐穆宗一听，也后悔了，赶紧派人就追上韩愈，告诉他说，到了镇州啊，就在边境上溜一溜就行了，看看形势，差不多就可以了，别真进去，进去了你可能就回不来了。韩愈的回答是什么呢？说：

“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

——《新唐书》

天底下哪有说是已经接受了君王的诏命，要去执行任务了，却迟迟疑疑地，不敢深入虎穴，自顾性命这回事呢？在我韩愈的字典里，就没有“退缩”这俩字。不但去，而且疾驰而入，就是原来可能还走得比较慢，正常的那个车速，现在一踩油门，加速地进到镇州城里。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大家知道，原来苏轼不是对韩愈有一个评价，叫“勇夺三军之帅”。他这个勇的这一面，充分地体现出来。他到了镇州城里，王廷凑也不含糊，刀出鞘，弓上弦，严阵以待，院子里全部站的都是甲士，什么意思？都站的是穿着铠甲、拿着刀剑的猛士，我等你呢，我看你来跟我能说什么。我们知道，韩愈这次去有三个难点，很难突破，哪三个难点？

第一：我刚才说了，王廷凑这节度使是愣从唐穆宗手里头抓来的，朝廷就不乐意给他，他非要，朝廷又把他打不下来，只能被迫给他，王廷凑心里明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朝廷现在派个大臣来，派个国防部副部长来，说要安抚他，你说王廷凑能信你吗？王廷凑心里头一百个不相信。这就是一个难点，你跟王廷凑怎么沟通。

第二：这个王廷凑杀了节度使，不但杀了节度使，而且把他周边的两个城市，朝廷的城市都占领了，所以当时整个河北的局面非常地混乱，他军队内部也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跟王廷凑去见面，就是孤身一人进入镇州城，都有很大的危险性。

第三：王廷凑这支军队很麻烦，为什么呢，他是叛军，可是他现在在名义上朝廷已经让他做了节度使，他骨子里头还是个叛军，但是名义上已经成了官军，在这种情况下，你去，主要的任务，是把他的人心给安抚住，让他不要真的从里到外都再变成叛军，如果他再变成叛军，不但河北的局面很难收拾，也会影响到全国的局面，所以这三个难点非常大。

画外音：

唐代社会最重大、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藩镇害割据，各地节度使犹如古代的诸侯，割据一方，持兵自重，朝廷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所以，当王廷凑占领镇州附近的两个城池并包围深州之后，他有恃无恐，意图在天下大乱中谋得自己的利益。史书记载，王廷凑其人阴险狡诈，自命不凡，既然如此，韩愈的镇州之行岂不是岌岌可危吗？面对困难重重的安抚任务，韩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不辱使命呢？

康震：

韩愈怎么突破？我刚才说了，一进院子，这就叫下马威，刚刚落座，王廷凑就说，说我告诉你，最近我这儿有点乱，我这个乱都是他们底下人闹的，我心里边对朝廷那是一片忠心，没二话。韩愈说什么，韩愈说，是啊，我明白，朝廷看你是个将相之才，所以才把这节度使赐予你。有一样事情我弄不明白，你都是节度使了，你怎么还要纠结着底下人一块儿反叛呢？你这个反心为什么还在。这话还没说完，院子里边的甲士，就奋而向前，就到前面来说什么呢，说我们成德军，就是河北成德军的前辈们，也曾经遵听朝廷的号令，平叛过别的叛军，当时的血衣现在还在呢，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贼军啊，凭什么说我们是叛军啊，我们也曾经忠诚过，我们也曾经为朝廷打过仗。韩愈一看他们嚷嚷，韩愈说你们先不要说，你们先听我说，看我说得对不对。说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记得你们的前辈了呢，没想到你们还记得，那就太好了。有一件事我想问问，跟你们说一说，归顺朝廷跟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得回答，如实地回答，说从天宝末年以来到现在，凡是安禄山、史思明等等这些叛军的首领，他们的子孙，现在还在不在朝廷做官？那底下这些人都说，没有，这些子孙再也没有在朝廷做官。韩愈又问，说被你们杀死的节度使田弘正很忠诚于朝廷，他们家里子孙都在朝廷做官，有些还是小孩子，都做很大的官，这是为什么呀？这是朝廷看他一片忠心，很赏识他，给他的恩惠，他们家可以说富贵至极呀。这个你们总归都该知道吧？甲士们在底下就回答，说田弘正，你别提了，他对我们太苛刻，他对我们太刻薄，所以军心不稳都是他闹的。韩愈紧接着问，说是吗，田弘正被你们杀了，他的家里人也被你们杀了，你们觉得还不够吗？你们还打算闹到什么时候呢？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韩愈他很会做这思想工作。首先，这王廷凑说，我是很忠诚于朝廷的，说你忠诚什么呀，都是节度使了，你这儿还乱哄哄的，哪象个忠诚的样子。第二，你们不是说你们的祖先为朝廷效忠过吗？那我问问你们，你们的祖先确实效忠过，可是从“安史之乱”以来，凡是那些叛军，有没有好下场，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将来有没有好下场，一看就没有。没有好下场，我给你们个有好下场的例子来看看，就是刚刚被你们杀的人，人家一家子都做着大官呢，你们不是要功名富贵吗？这是一条阳关道你不走，非要走那独木桥。所以这个话引到这儿的时候，这些众甲士们脸色都开始变得和悦起来，纷纷地说，觉得这侍郎讲话还有点道理，——他不是兵部侍郎吗。王廷凑在旁边一听啊，就着了慌了，为什么呢？他害怕韩愈把这些将士心都说动了，那就不合他的意了，赶紧说，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们先都散了。等这些甲士们散去之后，你看，他本来让这些甲士带着刀，带着弓箭是来干嘛的呢，是来给韩愈下马威的，可是韩愈几句话就分化瓦解了他的这些手下。他让这些人散去之后，哭丧个脸跟韩愈说，说您这趟来到底需要我办些什么事呢？韩愈说你看，你现在都是朝廷的人了，可是你把自己周围的两个城池都占领了，还包围了一个城市（深州）。我告诉你，朝廷里头像深州刺史这样的官很多，但是他毕竟是朝廷命官，你赶紧把他放了。王廷凑满口答应。所以这次韩愈来了以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成果，就是不但稳定了他将士的人心，而且，空口白牙地，赤手空拳地愣从王廷凑包围的一个城市里边，解救出了这个城市的刺史，也把这个城市的包围给解除了。

我们说，你没有打过人家王廷凑，被迫授予他节度使的职务，又派了韩愈来安抚人心，应该说这有点表面文章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种很被动的情况下，韩愈能单刀赴会，能孤军深入，能一个人深入虎穴，能够完成使命，活着回来，捎带手的，还带回来一座城市，这容易不容易啊？这真的很不容易，也由此可以看出，韩愈不但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显示出了他的什么呢，卓越的战略的这种天才，更重要的是他还很有外交手段，这应该是一次军事外交手段，所以我们说韩愈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全面的。

画外音：

尽管韩愈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疾病与劳累，将这个唐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拖入了生命的冬天。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韩愈在长安去世，终年五十七岁。总结韩愈的一生，韩愈留给后人怎样的启示，康震教授将会对韩愈提出怎样的点评呢？

康震：

我们现在要是很认真地回顾一下韩愈的一生，就会发现，还是人家苏轼有水平，人家苏轼说那四句话，真是说得特别到位，说：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做为一个政治家，你看韩愈在地方上做过刺史，做过监察御史，在司法部门工作过，还做过首都的市长，还做过人事部的副部长，还做过国防部的副部长，当过大学老师，当过大学校长，他的阅历是非常地完整，他不但教过书，不但从过政，不但在中央工作过，在地方工作过，而且还打过仗，而且还深入虎穴，完成过重大的军事使命。我告诉你，就这一条，就其政治素质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来讲，在唐宋八大家里头，是极为少见的。就光到前线打仗这一条，唐宋八大家里头就他这是独一份，这是第一条。

第二，韩愈作为一个文学家，与柳宗元一起开创了著名的唐代的“古文运动”。他和孟郊又形成了著名的“韩孟诗派”，应该说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而且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的时代。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文学家。

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韩愈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这种权威性，跟佛道以及其他的对于儒家思想有干扰的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他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虽然在现实生活面前可能会有所妥协，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在真理的面前，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我们说韩愈一生有四次精彩的亮相：

第一次呢是在他做监察御史的时候，上疏皇帝，请求皇帝对于发生旱灾的长安地区免除租税。

第二次，是韩愈跟随裴度讨伐淮西军，获得大胜，并且撰写了千古留名的《平淮西碑》。

第三次，就是他上疏皇帝，请求皇帝停止奉迎佛骨，并因此而被贬潮州。

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孤军深入成德军方镇之中，安抚王廷凑这个叛军的首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句话，就是综合素质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杰出。

我们讲到这儿，大家就要留神，就是我们在不断地提到韩愈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唐代另外一位很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大家可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韩柳、韩柳并称，那韩愈跟柳宗元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两个人又是非常知己的好朋友，关系很亲密、很亲切，经常往来，书信不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韩愈和柳宗元的关系是非常之复杂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文坛的盟友，但是可能也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的政敌。他们两个可能在文章和诗歌的交谊的过程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两个在哲学、思想、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又发生着很激烈的争论。

总而言之，他们俩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既是友好的伙伴，同时又可能是争论激烈、辩论激烈的对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柳宗元嘛，我们在传统的印象里头跟韩愈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今儿让你这么一说，都把我们给说乱了，柳宗元到底跟韩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什么样的一个真相，而柳宗元这个人，到底呢又是怎么样一个人，所有这些内容呢，就要等到我们的下一讲，就是唐宋八大家之唐代柳宗元的时候，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谢谢大家。

下集介绍：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引导者，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用大起大落来概括。少年时代的他才华出众，平步青云，然而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关键时刻，他却遭到一场异常猛烈的政治打击，那么，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第一集《一步登天还是一步登空》。

（编辑：huyong）

第三篇：百家讲坛康震《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讲稿

百家讲坛康震《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讲稿

（一）这个宰相不寻常

【画外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王安石留给后人的传世名句。然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重要成员，王安石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

作为北宋神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主持“熙宁变法”闻名于世。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大改革，将王安石这个名字与“变法”永远联系在了一起，也注定了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骂名滚滚的传奇命运。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这位66岁的江西老人究竟是如何将传奇进行到底的？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应该如何评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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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走近王安石这个“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揭开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一集《这个宰相不寻常》，敬请关注。【康震】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唐宋八大家里面最独特也是最不寻常的一大家，王安石。王安石为什么独特？因为在这八大家里边，他的官做得是最大的，而且他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人物。王安石一生两次担任宰相（国务院总理），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之职。所以他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人们对他的褒贬也不统一。又为什么说王安石这个人他不寻常呢？他不寻常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一讲到王安石这个名字，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变法。所以王安石和变法，基本等于一个固定词组，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的王安石变法影响力更大。不但对他当时的影响力大，而且一直影响到了八九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所以我们说他的第一个不寻常是他的历史评价力不同寻常。他的历史评价的不寻常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古今中外，赞不绝口。我们先来看中国，在1908年的中国，这一年是“百日维新”失败的十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他的姨妈慈禧太后去死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为王安石立传的，在这本王安石的传记里边，梁启超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说王安石是什么人呢？说王安石这个人就像千万公顷的湖泊一样广大，就像万仞的高山一样高尚。说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1908年，过去几千年了，你要说中国有一个最完美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不仅对当时的北宋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现在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的中西方的各国的政治体制都在产生在很大的影响，对他的评价特高。梁启超说：“我们应该给他塑一个特大号的金像，把他供起来。”这是在中国。在国外对他什么评价呢？1906年，这一年，距离俄国的十月**还有十年。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俄国土地政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实行土地的国有政策表示赞同。还是在二十世纪，不过已经到了1944年，我们来看，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是怎么评价王安石的？这一年，华莱士来到了正处在抗战中的中国，访问中国。中国的高官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却对王安石大加地赞赏，特别的感兴趣。他说什么呢？说王安石当年搞改革变法的时候实行的青苗法对于1929年前后处于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扭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美国政府给农民实行农业贷款，这就很像当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中国的官员很震惊，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对王安石还有这么重的情结。我们说呀，在中国古代十一世纪的一个宰相王安石，他推行过一次变法，却对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副总统有着这样大的影响。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还在想，能够对美国农民兄弟都发生作用的政策，那得是多么好的一个政策，对不对？我们应该为王安石鼓掌，即便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掌声依然应该存在，叫好声依然应该不断。

但是我要负责任地，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全都错了。从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到现在这八九百年的时间里边，骂王安石的人要比给王安石鼓掌的人要多得多得多。这些骂声不断，骂声很大，骂的水平很高，而且给他定的罪名是石破天惊，骂得惊心动魄。所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接收到的评价也很独特，也很不寻常。这是第二个方面：身后骂名，空前绝后。这里边比起什么商鞅，这不也是改革家嘛，张居正、康有为，包括梁启超，跟这些改革家相比，王安石接受到的骂声，范围广、程度深、骂声大、罪名大。这其中骂他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就是杀死岳飞的宋高宗赵括。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两个愚蠢的、无能的皇帝被人家金国人抓走了。现在一个问题：谁应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得找一个冤大头。找！赵构多聪明啊，追根溯源，一找就准。“都是因为王安石搞改革变法，我们北宋才灭亡的。”原话是这个说的：

【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赵构

“王安石一意孤行，他蛊惑宋神宗，他诽谤前辈，诽谤祖宗的法度，他就是北宋灭亡的万恶之根源。”还有人干脆认为王安石就是“天下第一小人”。这话是这么说的：

【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明·杨慎

“你要问我从古到今哪个皇上最昏庸、最无能？就是宋神宗。天下所有皇帝里面最昏庸的加在一起，等于宋神宗。王莽、曹操、司马懿，这些个坏蛋，这些个最坏的奸臣（这当然是当时人的看法），所有最坏最坏的奸臣加在一起就等于王安石，又等于‘天下第一小人'。”对王安石的诋毁以至于此，他们恨不能说王安石不是人。宋代的时候有一个笔记，里面编了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小动物叫獾，民间有叫獾猪的，有叫獾狗的，从他们家门旁屋里头跑过去了。跑过去完了之后，王安石出生了。所以王安石的小名叫“獾郎”。用农村现在的话说要么叫猪崽崽，或者小狗子。就这名字。中国古代历来的圣贤出生的时候那都是满室生辉、长虹贯日，都有吉兆的。而且生下来这孩子都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方、大耳垂肩、两手过膝，怎么着也是伟岸的形象。王安石，一直小獾猪从他们家穿过，他落生了。糟蹋人也就糟蹋到这一份上了。王安石作为一个宰相，基本这些评价对他等于是全面的否定了。所以这是王安石的第一个不寻常，那就是有的人把他捧到天上，有的人要把他踩在脚下，还要再踩上一只脚。

【画外音】北宋时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与前朝相比，官宦士人的俸禄待遇非常优厚。士大夫们普遍追求高雅而又奢侈的生活方式。很多官员的家中不仅妻妾成群，还蓄养着不少的歌姬舞女。朝廷对于这种现象不仅不会干涉，事实上还鼓励有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当中，贵为一国宰相的王安石，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终其一生，他始终不离不弃，没有出妻纳妾。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种违背世俗常规的做法，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康震】王安石的第二个不寻常：婚恋观念与众不同，一夫一妻，不离不弃。王安石曾经做过一个官叫知制诰。这是什么官啊？就是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中央文件，给皇帝负责起草诏书的。这个官不是特别大，但是内容非常深刻。王安石做这个官做得大，做得重要，心一点都不花。有一天晚上在屋里正办公呢，特认真，突然有人给他端茶送水。王安石抬头看时，却是一位漂亮的女子。不认识，“你谁啊？干嘛的？”这时候王安石的夫人，姓吴，吴夫人赶忙走上前来向他解释说：“夫君，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小妾，侍奉你的。”好家伙，你给我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该不会是夫人在考验我吧。那当然不是。王安石很吃惊，怎么就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就问这个女子说：“你从哪儿来的？你什么出身呢？”因为他看这个女子长相端庄，仪态也非常端正。这个女子告诉他说：“我的丈夫也是一个将军，给朝廷运粮食，走水路，船翻了，粮食全没了，把全家都当完了，卖完了，还补不上这个空缺，就把我也卖了。”王安石一听这个回事，就说夫人买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说花了90万。王安石面有悯色，脸上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说你把你丈夫叫来，我有话要说。一会儿工夫，她丈夫来了。说：“你把你夫人带回去好好过日子，再困难也不能卖老婆啊。90万我不要了，我再给你一些钱，回去把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很不寻常啊。为什么很不寻常？因为在唐宋时代，这读书人，当官的取个三妻四妾那太寻常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和奇怪，那王安石是怎么回事？他老婆主动给他买了一个妾回来，服侍他的生活，他还视而不见，而且还把人家退回去了，让人家夫妻团圆。眼睛瞎了？看不见人家这女子长得漂亮啊？长得这么温柔啊？我相信王安石也是个男人，看见美女他也会动心，看见女子长得漂亮，他也会赏心悦目。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这么做实在违背常规，不合情理，特别是不合宋代的情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宋代，在古代社会，像王安石这样的做法，不能说绝无仅有，那也是非常罕有了。

他一辈子只有一个夫人，吴夫人，是他的表妹。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王安石身边再没有第二个女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王安石在和他夫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赌咒发愿来着？是不是拍着胸脯在这儿发誓来着？我们现在找不到这样的资料。而且我觉得对这样一个正人君子而言，找这样的资料，对他都是一种侮辱。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王安石心目当中，他和他的妻子吴氏结了婚之后，他心里边就不再有别的女人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对他的妻子负责任。当然同样，他的妻子也要对他负责任。他们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成为一对夫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坚守一种原则，这个原则与别的女人是不是长得越来越漂亮？自己老婆是不是长得越来越难看没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承诺有关系。我无法告诉大家王安石给他的老婆有什么承诺？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果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我必须要坚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纯粹的婚姻。当初的承诺就是坚守，现在所坚守的也就是当年的承诺。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的表现，他的纯粹不仅仅是表现在不接受贿赂，做官要清廉，而且体现在个人的感情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经常在想什么叫正人君子？我们有时候说起“正人君子”好像有一种讽刺的意思，说你是个“正人君子”。我告诉你，我们身边有正人君子，只不过是太少了。现眼前就有一个，就是王安石。正人君子，不靠赏心悦目活着，靠原则。这些原则才能支撑起他纯粹的人格，才能受人的敬仰。我们说王安石的做法违反了当时的常规、行规，但是有很多纯粹的人，他们的做法坚守了自己的原则，违背了世俗的常规，他们的做法和原则才是正确的。真理往往就在少数人的身上。这是他的第二个不寻常。

【画外音】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北宋王朝一直坚持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政策。文职官员普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国家元首皇帝最主要的助手，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他的薪酬待遇自然名列百官之首，无人可比。然而，王安石这个宰相却始终过着极为简朴甚至寒酸的生活，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跟他无缘也无关。那么，手握重权与重金的王安石为什么甘于清贫的生活呢？

【康震】王安石还有第三个不寻常：生活方式不寻常。淡泊朴素，一生如一。北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工资最高的时代，特有钱，尤其是宰相。给大家认真地算一笔帐，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挣多少钱？宋代的宰相他的工资分了四个部分，大体说是四个部分，第一就是每个月工资条上的那个现金。第二，餐费补贴。第三，服装补贴。第四，粮食补贴。前面第一部分这个工资它是死的，每个月30万。30万个铜钱，30万文钱。第二部分餐费补贴每个月五万。服装补贴比较复杂，有绫罗绸缎，每年给他一百匹。丝棉每年给他一百两。这两项折合的钱一共是多少呢？每年18万文。合到每个月，也就是一万五千文。最后一项粮食补贴，每个月给他一百石的粮食。但是王安石的时代，一石粮食卖60文钱，这一百石就是六万文。这四项全部加在一起，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50万。如果一个铜板折合人民币两毛钱，那么现在他的工资就是折合人民币10多万。奢华一点是有理由的，谁让人家有本事挣得多呢。可是王安石异乎寻常地朴素。

说个例子，他儿媳妇家有一个姓萧的公子，这姓萧的公子对王安石也比较仰慕，到京城来玩了。王安石说我请你吃饭。小伙子挺高兴啊，好家伙，到底是宰相，气魄不一样啊，请我吃饭。特别高兴，欣然而来。来了，坐那儿等，午饭时间到了，怎么也得先上点甜品什么的，弄点核桃、瓜子、芒果，再不来点芦柑什么的。一概的没有。然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哪来的“五味”啊？没有“五味”。酒倒是有，可能有一壶酒。五味倒是有，两张馅饼，四块猪肉，红烧肉，再加一个菜汤。哎呀，这萧公子虽然不是宰相府里的公子，但也是宰相亲戚的公子，平日吃香的喝辣的，没这么惨啊。拿着这馅饼，看了又看，无奈之下把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算是装个样子吧，再喝两口汤就可以告辞了。这时候一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谁都想不到，把他给雷住了。宰相王安石一边跟他饮着酒，一边吃着饭，看着这小伙子把中间的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了，王安石非常自然而然地就把周围的部分拿过来。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萧公子赶紧告辞，这地儿不能再待了，再待下去会饿死人的。

大家说王安石太抠门了，怎么能这么抠门呢？宰相亲戚来了招待，吃两口好的也没什么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抠门不抠门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故事大家还没忘吧？90万都不要了，那是抠门吗？我告诉大家，王安石的这种做派，简直是太反常了，甚至都是不正常的。朴素是一种本色，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作为君子的一种修养。这不是在萧公子面前作秀，朋友们，他一辈子都这样，后边这些事还多着呢，咱慢慢再看。所有这些我们说他不寻常，那是因为有寻常。这些行为和那些，他的宋代那些同事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画外音】王安石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励志“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20岁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表现出众，主考官将其列为状元。然而当朝皇帝宋仁宗却执意讲王安石由第一名降为第四名。宋仁宗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从第一降到第四的巨大落差，王安石的反应究竟如何？

【康震】他还有第四个不寻常：对待功利不寻常。单薄功利，淡然处之。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的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科举比唐代的时候录取的人多得多了。两宋加在一起，三百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大概有十来万人。可是大家要知道，宋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有一个亿。你这么一算也是万分之一，竞争也很激烈。王安石考去了，王安石学得好，一考名次排出来了，内部排名，第一名：王安石，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这是个内部排名，谁都不知道的。这第四名杨寘沉不住气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四名，他老想打听自己考得怎么样，托他哥哥杨察。为什么呢？杨察是宰相的乘龙快婿。“哥，你赶紧找你岳丈，给我查一下我的成绩，查一下我的排名。”这宰相上朝的时候利用工作的便利，偷偷瞄了一眼，别的人都没瞄着，这杨寘第四名，赶紧告诉了杨察。杨察赶紧给他弟弟“打电话”，“你是第四名。”杨寘干嘛呢？杨寘这时候正和一帮哥们在酒楼里面喝酒，一听到这个，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话：

【不知哪个卫子，夺我状元矣？】 ——宋·王銍《默记》

“不知道哪个驴，抢了我的状元？”修养太差了，但也说明什么呢？很着急。杨寘没考试前，大家认为众望所归，他绝对能拿状元的，这下没拿成。我说了那是个初级名单，又过了几天，主考官就把这个排名要拿去给皇帝宋仁宗过目的，他是终审。一份一份的卷子要看，特别是拍在前面的。拿起第一份来一看，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其中有一句话，宋仁宗看了不高兴了。他用了一个典故，叫“孺子其朋”。着什么意思啊？“孺子其朋”出自《尚书》，他的原文：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尚书·周书·洛诰》

什么意思啊？这是当年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我们知道，周武王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周公的侄子，周成王继位，周公辅佐他。周公辅佐他的时候周成王才十二岁，是个小孩呢，他叔叔就教导他说：“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孩子孩子，以后跟大臣们打交道，要诚心诚意地，把他们当朋友看。这是个长辈对孩子说的话。可是宋仁宗这会已经三十多岁了，皇上已经当了十几年了，他比王安石还大十几岁。他看到这种口吻，他就不高兴。“这个人不适合当状元，我们另挑一个吧。”把第二名拿起来，王珪的，文章写得不错，再一查档案，这是一个在职报考的研究生，宋代规定凡是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的，不能给状元。就是别的名次可以，不能给状元。第二名不行，第三名吧。第三名拿起来一看，韩绛。哦，又是个在职的，今年在职的特别多。最后拿起了杨寘的，这个第四名，应届毕业生，考得也不错，写得也不错，就是他了，把他和第一名换一下。第一名：杨寘，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就是那个“被第四名的”：王安石。杨寘在酒馆里破口大骂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我就很想问，杨寘自己本来就是第四名他都破口大骂，如果是王安石这个“被第四名”的第一名，那还不得骂破天去？那更应该骂，有理由骂。可是我们都感到很失望，根据史料的记载，王安石对这个变故的看法，反应很冷淡，是这么说的：

【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这一辈子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好像忘了一样，不提。不提反而让我们不正常，我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算看他有怎样激烈的反应？结果他非常地平常、平淡。我们反而觉得有点扫兴，对看热闹的人来说有点扫兴。那王安石到底是怎样想的？我们就很想知道，难道他的心里就没有一层波澜吗？直接的材料找不到了，但是有一条间接的材料是可以证明的。离这没两年的时候，王安石做了官以后，回家省亲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是很能说明他对待科举的态度的：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哎呀，天下的读书人，一溜小跑都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很重要。可是科举考试对我来说就像钓一条鱼一样，一件小事。为什么要钓这条小鱼呀？因为钓了这条小鱼上来，我就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老婆孩子家里人都高兴，我就是为了他们高兴才考的。这就是王安石对待科举的态度，就是只不过是为了得一份工资，找一份工作。大家说不对吧，你原来讲欧阳修的时候，讲韩愈的时候，这些人为了科举考试都跟发了疯似的，他怎么能这么对待科举考试呢？他也太小看科举考试了。我还真告诉你，他不是小看科举考试，他是心目中有更大的目标，比科举考试大多了去了。他还有两句诗：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我年龄不大，心怀壮志，欲与天公试比高。我要跟太阳争一下到底谁的光辉更加明亮。我虽然是个穷读书人，但我内心里边是要做尧舜禹手下的贤臣那样伟大的臣子。科举对我算什么？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小小的阶段，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过程过去了就结束了，它哪里是我的目标，我更不值得把他天天挂在嘴上用一辈子的时间唠叨，我这辈子要做的大事很多，科举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甚至在我看来，是一种小小的手段。以我的才华要应付它，太容易了。我怎么会为它老是来计较我是第一名还是第四名呢，不可能的事情，我都没往眼睛里边放。所以还是刚才那条史料记载说他一辈子都没谈论过关于他考中状元的这件事情，接下来又有一句话说：

【其气量高大，视科举为何等事耶？】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心胸宽阔，气量宏达，个把考试放在心里头算什么？什么都不能算。对于一个目光远大的人，他看到的是未来，而对于眼前的纠结，他是不会萦怀于心的。他不是个寻常的人物。打一开始我们就没说他寻常，他做的事情样样跟人不一样。他不是故意拐着胳膊跟人不一样的，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里边，有着和旁人不一样的心胸和志向。我讲到这儿呢，我还是觉得有点疑问，我相信大家也有疑问：不会吧，二十多岁就看破名利，淡泊名利，他这么长时间都没谈过中状元的事？他这么多跟人不一样的做派该不会是沽名钓誉？该不会是想要故作姿态吧？凡事都要讲个证据，没有证据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我们就给他拿一个证据，大家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好名利的人？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喜欢升官发财的人？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谢谢大家。

【画外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到京城实现出将入相的目标，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王安石却接连几次拒绝了高官居京城汴梁的机会，而埋头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官。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集《不做京官为哪般》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二）不做京官为哪般

【画外音】：宋仁宗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夺得第四名的好成绩。在一般人看来，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平步青云的光明大道。事实也正是如此。几年后，一个绝佳的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只要抓住这个机遇，未来的王安石一定能够青云直上。然而谁也想不到，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居然主动放弃了这个机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官？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大官？不想发大财、不想做京官儿呢？都想到京城里边去当官。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人不，这人是谁呀？王安石。他不愿意升官，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愿意升官，他不愿意做京官。

大家说你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例为证，我们一切拿事实来说话，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之后，所做的第一个官叫什么名字呢？有点绕口：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说白了就是扬州市市政府办公厅秘书。这官他做了四年，任期满了，任期满了之后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到京城去做官。大家说奇怪，这才二十五岁的一个人，哪儿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才在地方做了四年官，立刻就提拔到东京汴梁做京官了。

大家有所不知，在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中了甲科的进士，什么叫甲科的进士？就是排前几名的，排一二三四五六七，排前几名的叫甲科进士。凡是这类的进士，只要到地方上做官任期满一届的，就可以给朝廷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呢？譬如说你的述职报告，譬如说写篇论文、写篇思想汇报，交上去了以后，朝廷经过审核，同意你参加一种考试，简单说就是公务员的考试，当然这是高级公务员的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你可以在馆阁就职，什么叫馆阁就职啊？在宋朝所谓馆阁是这么几个机构，弘文馆、集贤院、秘书省、史馆。这些馆阁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机构啊？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文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你在这里边做官就相当于做这些馆阁里边的高级研究员，都干什么事呢？修撰国家历史，也为政治咨询提供顾问，还可以整理国家的典籍和文献。

大家一听，说这是个什么官啊？说白了不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吗？说那么好听，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这是因为你有所不知啊，非常重要。大家还都记得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是八大家之一，他考中进士之后曾经做过集贤殿书院的正字，就是国家图书馆的校对员，他这什么官啊？这官当了没多长时间，他一步就登到礼部里边，就是国家的文化部里边做官了。欧阳修也是一样啊，也曾经在馆阁里边做过校理、做过校勘，后来也很快升官了。大家要知道宋朝这个王朝它是重文官轻武夫的，朝廷里边的宰相、大官基本上全是什么呢？文职人员担任。所以在宋朝有个现象，凡是大官往往都是哲学家、史学家、理论家，都是高级的学者，对不对？那么这些馆阁里边的官，我刚才讲的这高级研究员都要谁来担任呢？都是要当代的文采斐然、学富五车的学者来担任。

在宋朝可有一条“潜规则”，你要是在馆阁里边做了官，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很有可能被选拔进入“两制”，什么叫“两制”啊？就是做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这俩官可了不得，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诏书的。两制当上一段时间就会被选入“两府”，什么“两府”啊？宰相和枢密使。这都当了宰相了，换句话说，昨个我可能还是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明儿个我可能就做国务院总理了。这个在宋朝不是神话，是已经被很多人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你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啦。他才二十五岁就得了这么一个机会，那还不得紧紧地抓住。科举考试的时候“被第四名”了，我现在得证明，我到了京城，我考了这个馆阁之职，我能力很强，我依然是状元这水平。搁到谁身上，都会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哎呀，可是你想都想不到，王安石他都不要这机会，史书上记载：

“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宋史·王安石传】

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比较优秀的进士，人家肯定就选择了参加考试，就到京城里边做官了，对不对？就咱，不去。不去怎么办呢？行啊，朝廷说那你就到鄞县去做县令吧。县官嘛，七品。鄞县在哪？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大家可能会很奇怪，说这有病啊？放这么好的机会不去，为什么？咱别急，咱后边慢慢看，王安石这人啊不寻常的事多得很，你慢慢看着你就明白了。只要记住，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是第一次放弃去京城做官的机会。

【画外音】：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总给人留下许多个意想不到。这一次放弃进京做官，就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次偶然的失手。其实不然，在随后的时间里，王安石又接二连三，数次拒绝到京城做官，情愿留守在地方。那么，王安石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康震】：光阴荏苒，时间过得也很快，他在鄞县县令的职务上又干了三年，任期又满了，被任命为舒州通判，相当于安徽潜山市的副市长，这回提了半格，原来是七品，现在是六品，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六品，挺好。这官还没干多长时间呢，好事连连，当朝宰相文彦博上书朝廷，要推荐王安石，他怎么说啊？

“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宋·程俱【麟台故事】

王安石考了第四名，那是甲科的进士，按道理说这样的人在地方上任满一届之后就应该被推荐参加这个考试，公务员考试，要被提拔的。王安石总是很谦虚，他推辞说自己家里头老人多，家里头穷，到京城做官花销大，他不去。考馆阁之职这是历来文人所追求的，王安石敢于不要，说明这个人胸怀坦荡，非常地淡泊，这样的人才应该推荐，我推荐。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官员叫什么呢？叫陈襄，他也给朝廷上书推荐王安石，他的理由就是王安石要学问有学问，要人品有人品，要政绩有政绩，整个就是一个不爱当官只爱工作的这么一个人才，应该给予推荐。朝廷什么态度？朝廷下了一道旨意

“召王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意”——宋·程俱【麟台故事】

来吧，既然都推荐了，来参加考试吧，参加完了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王安石不去，不去，他给朝廷写封信《乞免就试状》，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请求不参加升官考试的请求、申请，在这封申请书里边，他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奶奶年纪大，我祖母年纪太大了，我得照顾她，到京城做官花销太大，物价太高，我去了以后挣的钱少，不行。第二，我父亲去世以后，一直没有归葬家乡，这归葬家乡的费用也很大，我负担不起，去京城做这个官工资不高。第三，我弟弟妹妹都要急着结婚，这也需要花费。宰相说我这个人淡泊功利，不是这么回事，我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去不了，希望朝廷理解。理解，理解万岁，朝廷理解你家庭经济困难，不来京城做官，行，就当你的舒州市的副市长吧。大家记住，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第二次推辞了去京城任官的机会。还行，年龄还小，后边还有机会。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三年又过去了，又任期满了，任期满了，这回不用你推辞了，朝廷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去集贤院做校理，就是国家图书馆去做高级研究员。不但让他去，这次还有优惠的条件，我刚才说了，你得先交个报告，人家批了以后你才参加考试，然后才能去做这个馆阁之职，对不对？免试。我们对你很信任，你的水平完全够了，不用参加考试，直接就任。第二，以往来就任的时候，譬如说你原来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处级干部，你得待上两三年，我再给你提个副厅。不用，你一来，就地给你提升，马上给你弄个副厅，怎么样？不用考试，不用等待，现成的，够意思了，朝廷给你面子，你得给朝廷面子啊。一点面子都不给，连上四道辞呈，坚决表示不干，理由如下：第一，对于朝廷同情我经济困难首先表示感谢。第二，虽然如此，最近我们家事又出来了，我祖母去世了，我还有俩哥哥也去世了，我还有嫂夫人去世了，这又得一大笔费用。第三，朝廷死乞白赖地要我升官，到京城做官，我死乞白赖地不去，你来推，我来让，你要给，我死活不要，这个弄来弄去如果最后我真到京城做官了，人家会认为我沽名钓誉、欲擒故纵，长此以往对于官场的风气不利，我不能开这个口，不做就是不做。匹夫不可夺其志啊，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我就是不做，希望朝廷能够体恤我的苦衷。

【画外音】：按照王安石的说法，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来京城做官，主要原因是家里人口多，婚丧嫁娶的麻烦事儿多，京城的消费水平太高，来这儿做官，仅仅依靠王安石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生活。不过这个理由让我们难以信服。要知道，北宋王朝对待读书人、对待文官，可以说礼遇有加。朝廷的文职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怎么到了王安石这儿，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面对王安石这个死活不愿意来京城做官的怪人，北宋的皇帝与宰相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康震】：我告诉大家，王安石这么做，名气越来越大了，当时有一条记载是怎么说的？

“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哎呀，这人就这么牛啊。天下读书人和当官的都想看看这个牛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就这么牛呢？朝廷每次要给你最大的官、最好的官、待遇最棒的官，他就是不做，到底是为什么呀？牛归牛，我们发现这回他理由多了一条，前面是强调经济困难，这回有点顾虑，怕引起人家的误会，好像说你看我这儿钓鱼呢，我就不要、就不要，呱唧给了，你要了，人品有问题。

还有一点我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到京城做官吗？这个很奇怪的逻辑，到京城做官反而经济困难？我们现在就拿朝廷要给他的这个集贤院的校理，这个六品官的工资来算一笔账，这个官一个月多少工资，各种项目加在一块儿四万，按每个铜板卖两毛钱人民币来算的话，一个月八千块，就是在北京一个月八千块钱收入也很好了，都会露出满意的微笑。

可是大家要知道你得算算在开封在东京消费能力如何，你不能光看收入多少，得看他怎么花的，算算这笔账。当时在开封，一石米面，一石米面就相当于六十公斤左右，一石米面多少钱啊？六百文钱。王安石不是说他家里人口多嘛，要养的人很多，算十口人，这十口人一个月吃主食，不说瓜果蔬菜，就吃主食，怎么着也得消费一百五十公斤左右，按照刚才的算法，这个吃一千五百文，记住啊，一千五百文。还有住房的消费，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的开封，一间房子租金五千文，那要是十个人的话怎么也得租五间房吧？就这住得也挺紧张的，五间房就是两万五，加上刚才的一千五百文，那么一个月，再加上其他的零七碎八的花销，怎么着也得三万文，我这往少里说的。一个月收入四万文，支出了三万文还余一万文，哎呀，有点紧张，但是还能过得去，对不对？不至于说月月光啊，又不是个月光族。所以说，他说经济困难倒也是实情。

哎呀，朝廷做事情嘛，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这么一个好官，这么一个好苗子，怎么能因为经济问题就把他的仕途挡住呢？给他钱，给他个肥缺。肥缺在哪里？肥缺当然有啊，叫“群牧司判官”，是个什么官啊？“群牧司”是管什么的？全国各地的养马场，马匹在古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汽车、摩托车，养的马匹，公用的马匹，就好比奥迪、好比奔驰、好比红旗车。在军队里边使用马匹，那就是摩托化的部队，那就是坦克呀。所以我们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群牧司判官”相当于国家工业部装备司汽车处的处长，很肥的肥缺啊，掌管全国养马、管理马匹的指导工作，给这么一肥缺，这样行了吧？又是在京城做官又是俸禄很高，王安石本来还要辞来的，欧阳修出面了，行了，别辞了，来劲了，你再辞皇上都没面子了，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没完没了了你。先应下来，慢慢再说。王安石这才算“从了”。

王安石是“从了”，不吭气了，有个人吭气，这个人叫什么？叫沈康。这沈康也是在馆阁里待了很长时间，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那一堆什么档案馆、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沈康等了很久，他为什么到馆阁里来，他等着来升官的，王安石给官不要，他不想升官，我想升，我还是自己争取一下吧，腆着脸去找这个宰相了，说你看，论年龄论资历，我都比王安石的要资深，他既然不想要，你们不是有这缺吗，给我，我要，我不嫌弃。宰相看他一眼，老沈，你也是个读书人，朝廷为什么对王安石这么好啊？那是人家这人道德品质高尚啊，人家给官都不要，朝廷才追着给他，根本就没想他的资历问题，是不是？朝廷让你们这些读书人，让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到这馆阁里边来做高级研究员，那是重视你们，没让你们到这儿来升官发财的，我瞅着您那，比起王安石，脸上的皮肤厚一点。沈康臊得一句话没说，走了。同在一个屋檐下，人跟人的境界差别就这么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肥缺？当然是肥缺，多少双眼睛跟灯泡似的就盯着呢。

【画外音】：北宋朝廷不愿意落下个不重视人才的“罪名”，对王安石这个颇有政绩的地方官投桃报李，给予王安石“群牧司判官”这样的肥缺。然而，在两年的任期中，王安石却接连上了十几道辞呈，坚决要求到地方工作。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辞去京官，这在当时的官场上实在是十分罕见。那么，王安石到底想去哪里做官？他如此倔强而执着的做法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这个汽车处的处长，就这群牧司判官做了两年，将将两年，就在这两年当中，他提出了十几次的辞呈，死活不再做了，坚决要求到地方去、到基层去，理由是什么呢？主要就是两条，第一条还是老理由，家里人口多。我觉得这条理由我再说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是不是？那你还要怎么着？直接让朝廷白给你每个月发钱，把你问题解决了。他不是那么回事，是第一，我们家老人比较多，现在小的也长起来了，这都需要人照顾，我要到地方上去做官，比较方便照顾他们。再一个，我家里边刚才说老父亲、我的哥哥嫂嫂，他们埋葬的地点，都是客居他乡的时候去世的，没有归葬到老家去，所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如果我老在京城里边待着的话，那我处理这些事就比较麻烦、比较棘手，这是第一条，记住了，就是经济困难已经不再说了，但是家庭还有一些具体的困难。第二条，脑子不行了，我原来读书太刻苦，读到最后读得头晕目眩，太用功了，落下个头疼的毛病，只要处理的事一复杂，我的脑子就受不了。京城里边不比地方，杂七杂八的事太多，所以我这个脑子不胜脑力，我要到地方去做官。

你到底要干什么？王安石在给朝廷这一次的上表里边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要求，你们且听来，我要在

“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庚禄赐之入，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

——王安石【上执政书】

什么意思啊？你就在那个东南方向，选一个僻静的地方，选一个比较偏僻的州县，让我到那踏踏实实地做个县官，或者做个州长，把我平生所学的知识，把我想要做实事的这些政治的能力发挥出来，我要在那个最具体的基层的单位把我身体里边所蕴藏的政治的热情、政治的理想，以及我想要实践的政治的目标在那儿得以完成。记住啊，有两句话“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我要把我全身的能量，政治的热情都在那个具体的基层的单位里边释放出来，这样我对得起我的家人，我也对得起皇上给我的这份俸禄，我的心就安了。他接着说，我要去地方做官，主要是考虑到我能发挥我的才能。

他讲的理论听起来都挺奇怪的，他说有的人在京城做官，他就想要到地方去做官，朝廷应该给他机会。有的人在地方做官，他老想到京城来做官，朝廷也应该给他这机会。朝廷应该广开门路，让各种各样的人，人尽其才、各得其所，这样的朝廷就是好朝廷。说白了，我真的不想在京城里边的机关里头再混吃混喝过日子，我想要做点具体的事情。

大家想了想说，那在朝廷在京城里做官也可以做具体的事情啊，你到底是到地方要做成什么样的事？能不能说来让我们听听，有没有个说法啊？有，这一年王安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通州海门行利记》，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江苏海门县有一个县令叫沈起，小县官，王安石写这篇文章称赞他的为政之道，他说什么，他说这沈起的官是很小的，但他做的事情很多，他都干什么了？说沈起修了防潮的大堤，疏通了河道，灌溉了农田，减少了赋税，收罗流亡的人口，做得好，每样事情都是踏踏实实地，都是让老百姓得着了实惠。我们现在不是也提倡吗？要让老百姓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惠，要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实际的提升。王安石注重民生，不是说在京城里做官就怎么着，而是他认为一个年轻的官员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在他精力旺盛的时候，把他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实践的能力放在切切实实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沈起是个极小的芝麻官，有的人就跟王安石说，说你也是，沈起这芝麻官你犯得着给他写着文章吗？王安石说沈起的官虽然小，但他的事情非常重大，我们全国我们整个这个宋王朝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很小的县，一个一个很小的县官组织起来的，如果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到最基层的地方上去做官，去为民生谋利益，那我们整个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就会变得好。他痛恨那种只讲排场只讲脸面，不干事的人。

还可以举个例子，跟刚才给这沈起写的这篇文章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有个官员叫钱公辅，钱公辅知道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钱公辅）他妈妈去世了，他就找王安石说你给我妈妈写个墓志铭呗，王安石说行啊，没问题，王安石写了交给钱公辅，老钱看了很不满意，你把我妈妈写得一点都不伟大，我的妈妈是伟大的妈妈，为什么我的妈妈是伟大的妈妈呢？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儿子，你应该把我的这些光辉的事迹写上去，这样就知道一个如此平凡的妈妈培养了这么个伟大的儿子，所以我妈妈是平凡中见其伟大。为什么这么说啊，钱公辅那比王安石牛，人家科举是第二名。王安石是被第四名了，本来咱也是第一名。他不但是第二名，他还做过什么呢？还做过通判，副市长。既是高考的二等状元又做了副市长，你把这个写上去，我妈妈就变得伟大了。王安石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他在给钱公辅的回信里边是怎么说的？他说高考拿了个第二名，又做了副市长，自己的办公室周围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这就是你们家老太太的光荣啊？你就值得在墓志铭里边大书特书啊？我告诉你，王安石在信里边原话这么说的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

——王安石【答钱公辅学士书】

我告诉你，皇上做得不地道，做那事不像皇上，他爹娘老子脸上也没光彩，更别说你这第二名了，还通判。

我告诉你这通判怎么当吧，就是那市井小人，就是那摆摊的、卖菜的，只要粗通文墨，都当得了你这官，不要再神化你那个通判了，是不是？在信里边他说，你这个通判，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有什么好说的，还往上写呢，你以为贴金呢？我看贴的不是金，贴的是什么？贴的是砂纸，人摸上去比较粗糙，感觉你这人不怎么地。钱公辅说你改改、改改，把我这东西写上去，再写一篇。王安石说你老妈的这篇墓志铭我不改，你爱找谁写谁写去，你要找我就这一篇，其他的事我管不了。

给沈起这么个芝麻官，办了点实事，他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称赞他。钱公辅，人是高考的榜眼，又做了通判，在朝廷里边也是有脸有面的人，他这么跟人家说。这两条材料都能看出来王安石对为官之道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什么呢？只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不要老想着做京官，而应该想到到地方上去给老百姓办实事。

所以我们说，前面我们讲过王安石这个人不寻常，讲了好几个方面的不寻常，听这人各色得很，好像就要跟人不一样，什么事都跟人反着来，非也，他为什么会这么各色？因为他思考问题，他想问题的基本的立足点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大部分的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为了升官，升官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财，升官发财又能怎么样呢？能光宗耀祖。所以只要做官就是节节往上爬，只要发财就是捞得越多越好，只要是光宗耀祖的事，他们都去干。可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他的目的是不是光宗耀祖呢，不是，他参加科举考试，是因为制度使然，没办法，他要想给老百姓做事，他就必须先做官，你要先做官，就得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王安石做官的基本点第一不是为了升官，第二不是为了发财，第三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办事，还需要什么理由吗？就这么简单，所以王安石横空出世，他的基本的立足点，他做事情的出发点，他为官的基本的原则，跟当时大部分的读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要是不从这个方面来认识王安石，王安石的很多行为你都理解不了，会认为他是个伪君子，一个真正的君子在伪君子的世界里边就会被人家认为是个伪君子，这可能是王安石的悲剧，但也是王安石的光荣。

当然讲到这我们还是要问一句，就是刚才那个老问题，何以见得，在京城做官就不能做实事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京城做官和在地方做官这个事情对立起来？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一根筋地非得到地方上去吗？所以我们需要迫切地了解王安石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他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又是什么表现？你不了解他的表现，你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坚持要到地方去做官、并认为那个地方才是广阔天地，才能施展他的抱负和作为，所以在下一节里我们就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种种的表现。谢谢大家。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三）给力的基层一把手

【画外音】：年轻的王安石刚刚步入仕途，就以出众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拔他进京做官，但王安石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他不仅坚持在地方做官，甚至还主动提出到偏远的州县任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百姓做点实事。那么，在基层做官的王安石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他能否成为合格的地方父母官呢？

【康震】：开讲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2010年最火爆最流行的一个词是什么？...回答得非常正确，卧虎藏龙啊。给力，这是2010年最流行、最给力的一个词。给力什么意思？我觉得有好多的意思，比方说加油、带劲、提气、特别给劲、够酷、争取、非常精彩、特别地棒，我们这一集的题目就叫《给力的基层一把手》。什么叫“给力的基层一把手”？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看王安石是这个基层一把手，他做工作是怎么给力的，在哪些方面表现得很给力，所以我们这一集的主题词就俩字，给力。

大家说您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基层的一把手了？这话还得从头说起，上一次我们说王安石不愿意在京城做官，那朝廷是死乞白赖硬给拉着让他必须得到京城里头来做这个京官，怎么都不愿意。我们开始不了解，说为什么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做京官，他就是想在地方上能够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换句话说，他认为在地方上做官能做更多的实事，那么在这京城里头做这京官，这实事就做不成了。

我们就得来捋一下王安石在地方上都做过什么样的官，我们给他找规律。王安石这辈子做的第一个地方官是从二十一岁开始的，他这个官的名字叫签署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扬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秘书，二十一岁。到了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又做过一个官，就是鄞县县令，鄞县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担任了舒州通判，舒州就是现在安徽的潜山，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到了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担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这个江南东路，我们知道，在北宋的时候“路”这个单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这个江南东路的省，它的管辖范围就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的东北部和安徽的东南部地区，就这么个管辖范围。那他这个官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江南东路这个省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说既主管这个省的政法工作，又主管这个省的干部的考核和考察工作，这官很大。到了四十七岁的时候他做了江宁知府，就是现在南京市的市长，但是江宁知府在当时就特别相当于一个直辖市的市长。就是说从二十一岁到四十七岁这二十六年的时间里边，他只有两个官是做的二把手或者是下级，其他的官，要么是所在的政府的第一把手，要么是所在的政府的某一个领域的主管领导，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提点刑狱。这是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第一个特点，一把手居多。

他做地方官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做地方官的时候做得特别给力，特别是当一把手的时候尤其给力，反之如果不做一把手很不给力。我们先来看，当他不做一把手的时候是如何地不给力的，这里边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王安石开始在这扬州市做政府办公厅的秘书，王安石有个“毛病”，特别爱学习，尤其是到了工作以后，还是一如既往地，像当时做学生的时候那样，非常认真地、刻苦地学习，这是个勤奋的人儿啊。我们很多人工作了以后没时间学习，王安石不是，时刻不放松学习，在家里边是废寝忘食、秉烛夜读、通宵达旦，不带歇口气儿的。可是我们知道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这个王安石改不了，这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他要是一旦通宵达旦地读书，时间不等你，你得第二天上班啊，譬如说，他晚上看书看得特别晚，看到凌晨四点钟，这时候总得眯一觉，一眯，比方说眯到七点了，这下完了，要上班了，赶紧起来，不刷牙、不洗脸、不吃早餐、不梳头发，衣冠不整，趿拉个鞋，脸肿着，发白，眼睛里头全是血丝，头发都是蓬乱的，就骑上“自行车”到了办公厅去上班了。当时他的上司，就是扬州市的市长是谁呢？是韩琦，韩琦这个人特别地注重仪表，见不得这邋里邋遢的人。我说的不是某一个早上偶然这样，王安石刻苦学习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他老这样，早上一起来就这样，早上一起来就这样，那这个韩琦一次两次可以原谅，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他看得多了，他就形成了成见，心里想，这小子，昨晚不定到什么KTV包厢去混去了，早晨就成这样了。他才不会想到说你去学习了，二十刚出的年轻人，参加工作以后还有这么旺盛的学习热情，这是不可思议的。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把小王叫到办公室来跟他谈，你怎么搞的？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你们年轻人现在应该利用你们年轻的优势，抓紧时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别一天到晚的老在那娱乐场所溜达溜达的，早上起来不上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那要搁一般的年轻人啊，赶紧得解释，领导，我昨晚上背英语单词来着。领导，昨天晚上我写文件来着。肯定得跟领导详细地汇报，说不定领导转而转怒为喜还表扬你。王安石的个性不是这样的，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干嘛解释啊？王安石的个性是很倔强，而且他内心里边一旦拿定了主意，是不能动摇的。他下班跟同事说，老韩，这韩领导他不了解我。我这个人对不了解我不理解我的人，我懒得跟他解释，我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但是你得知道现在你不是领导，你是下级啊，你不给领导解释清楚，领导老是这么误会你，老是这么误解你，你还怎么进步啊？他不管这个，我的人生我做主，我不需要给你解释。所以你就说，像王安石这种个性、性格，他就只能当一把手，他不能当二把手，他要当了二把手和下级之后，他一辈子都永远被人误解，永远被人不理解和不了解。个性使然，非常倔强也非常执着，照样早晨起来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蓬头垢面地去上班，爱说什么说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了，这是一则不给力。

【画外音】：王安石年仅21岁就踏上了仕途，作为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他一心想要发挥自己的才学，做一番兴利除弊，造福百姓的事业，然而，现实却并非想象的如意，那么，刚刚走入官场的王安石还会遭遇怎样的尴尬呢？

【康震】：第二个是什么呢？他刚刚参加工作，又在政府的办公厅里边做秘书，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对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对下一步要开展的工作，王安石总是积极地建言献策，他的知识又很渊博。你想这么刻苦的人能不渊博吗？又知识特别丰富，谈论一个事的时候不但要谈论现实，还要引经据典、以古喻今。可是韩琦就特讨厌他这一点，韩琦对他有个成见，他知道王安石有学问，知识量大，词汇量也很大，可是他就认为你就是词汇量大，你懂的古文多，但是你这个人做不了官的。所以王安石多次请求，多次申请，给我个具体的工作，哪怕给我个项目让我做一做，不给。就这么闲置着。

后来王安石工作满了以后，从这个岗位上调走之后，有一次，有一个人给韩琦写了一封公函，这公函里头也是引经据典，用了很多的典故，用了很多的古文，韩琦一边看这个，就跟他身边的同事说，哎呀，可惜这王安石不在，王安石要是在的话，这里边的古字他全认识，这是他的强项啊。这种说法本身一听就是对王安石的一种误解，王安石怎么可能只是认几个字，词汇量大的问题呢，是不是？但是你碰上这么个领导，那谁是一把手？韩琦是一把手，你是他的下级，他要是不理解你，不跟你沟通，你也不跟他解释，你在这工作岗位上能不能做出成绩来？做不出来，你有再大的才华，施展不出来，所以王安石在这个岗位上感觉深度地不给力，这是第一条。

他这不给力还体现为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做不了一把手之后，他很多重大的工作他无法拍板决定。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杀伐决断的人，他要决定的事情马上就能拍案决定。可你要不是一把手，你是二把手，坐在一把手旁边，一把手刚说我准备，你“啪”一拍桌子说我给你决定了，那不可能啊，他没这机会。这个例子最鲜明的就是他到了舒州做通判，我们知道他等于是到舒州市做副市长，他一去之后这个舒州正好赶上连年的旱灾，民不聊生，死了很多的人。在舒州期间我们看到了他的一则材料，他跟舒州下属的一个县姓孟的一位县令是个朋友，他跟这个孟县令之间通了大概有十封信，在这十封信当中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啊，就是说，他跟这孟县令就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赶紧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把家里头囤积居奇的富人的粮食用政府的钱把它买了来，然后用低价卖给没有饭吃的老百姓。

可是你知道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富人他怎么肯把粮食给你？他要把粮食囤得满满的，然后卖个高价钱，他才能够捞一把，对不对？你没来由地让他把粮食挖出来拿出去低价卖了，他愿意吗？肯定不愿意啊。他就跟这个孟县令在信上探讨这问题说，如果有不从的，你就跑他们家里头去，哪怕让他地挖三尺，你把他的粮食找出来，然后不配合政府的，杀一儆百，给他抓起来，用强力的手段。可是这是你作为二把手的想法。那么当时他所在的舒州市上级领导、省级领导，也对王安石这些做法不是特别感冒，说句话就是我反正只要不支持你，实际上就是不赞同，所以他在给这孟县令写的信里边也是采取一种商量的口气，他给孟县令的信里边完全没有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怎么怎么做，没有。他在信里边是采取商榷的口吻，给他建议，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说不起话，他是个二把手。

【画外音】：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深刻认识到了民间的困顿和疾苦，虽然他曾经因为自己官卑人微，无法为百姓办更多、更大的事而苦恼，但他还是多次放弃了去京城做官的机会，始终坚持在地方为官。那么，当王安石独掌一方政务时，他又会有怎样给力的表现呢？

【康震】：他做了一把手之后情况如何呢？那就不一样，有四个给力。第一个给力，就是他调查研究，不怕吃苦，千方百计为百姓谋福利，这个是王安石一个最主要的特点。他做一把手是到鄞县做县令，鄞县这个地方我刚才说了，宁波市的鄞州区，临海，是一个江河湖海的交汇地带，本来水资源是很丰富的，可是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没有进行有效的农田水利建设，所以反而使这个地区的水力资源没有有效利用起来，老还挨着旱灾，你说怪不怪？所以王安石一去，第一条就是动员全县的老百姓、人民群众挖水渠，把有效的水力资源能给它利用起来，这是下了大工夫的，那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要办成一件事，特别是纠集成千上万的人来修农田水利，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业的机械，那是很困难的。王安石怎么办呢？他就一个乡一个乡地去动员、去监督、去督察，你务必要给我开工。我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念一个时间表，看看我们的王县长是怎么样深入基层，是怎么样挨家挨户地去动员的，宋仁宗庆历七年，即公元1047年十一月七日，从县城出发，第一步先到了县城以东的万灵乡，督察百姓开掘水库的工作，晚上住在寺院里。第二天八号一大早登上金鸡山看望在那里修建水闸的工人，晚上住进了阿育王山的广利寺。这时候下起了大雨，没法再往东边走了。过了两天雨停之后，十一日继续出发，这一天到达了灵岩山，并且登上高处眺望大海，为的是什么呢，不是看海景，而是督察和视察在这江海的交汇之地能不能修水闸，以便进行蓄洪灌溉。十三号，这一天到达芦江村，视察了水渠的开渠之处，晚上又住在寺院里。十四号登上了天同山，晚上住在景德寺。十五号一大早就和景德寺的长老们一起去视察当地的地形。十六号的一大早，在寺院里吃完饭经过五峰山，行走了十多里的路，乘船继续向西走，到了半夜到达了一个小村子叫小溪村。十七号一大早就又视察新修的水渠，然后到当地的寺院吃饭，晚上又到达当地的林村视察，半夜的时候住进了另外一间寺院。到了十八号的上午，又到县城以西的两个乡再次视察，动员乡民，兴修水利。注意啊，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念这玩意儿？这两周的时间里头他走了十四个乡，基本上中间没有停顿，所以我说他第一个给力，我们讲那些空的、虚的没用，他的给力首先表现在他的工作的态度，他的工作的态度又是基于对于民众的这样一个服务的根本目的，这就是王安石作为地方一把手，他最给力的首要的一个（特点）。

王安石的第二个给力之处就是他工作起来实事求是，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他胆子特王安石的第二个给力之处就是他工作起来实事求是，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他胆子特别大，敢做。他胆子大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他一到鄞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兄弟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别说饭吃不上，连第二年要种庄稼的种子可能都没有。一般情况下什么样呢？穷人家里如果没有隔夜粮，没有种子粮了，怎么办呢？就跟当地的富户、地主用高利贷来贷了来，然后第二年翻倍的、驴打滚的利再还给他，但这样一来，往往使得这些穷苦的农民怎么样呢？是还不上这个账的。那利滚利，最后利就变得很大了，别说本金了，连利都还不清。怎么来解决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呢？王安石大胆地想了一个方法，当时在北宋时期各个县都有所谓的平常仓，什么叫平常仓啊？其实就是在灾荒年间政府在粮仓里头储存一部分粮食，用来赈灾的，可这个数量很少，不可能把这粮食拿出来让全县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实惠，那不可能，怎么办呢？把这部分粮食拿出来以官府的名义贷给农民，让农民向官府来贷，那么第二年等你有了收成的时候，以低于高利贷的那个利息还给政府，说白了就是政府用自己已有的这样的一种资源，来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的这个难关，这实际上到了后来，就成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一个雏形，但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做法，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是在经济领域里边，他敢于打破陈规、大胆改革，可是大家要知道能这么做的可不是二把手，只有一把手才能拍这个案，可是一把手拍案是很痛快，你要承担后果的，王安石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眼光，这是第一。

第二呢，他这个人不光在经济领域里边敢于突破陈规，而且在人事任免方面，胆子也很大。我刚才说了，他曾经做过一个官，叫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他不是负责他们整个省的干部考核问题吗？他在考核的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地方叫饶州，就是现在的鄱阳县，他到了这个鄱阳县以后就视察，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呢？走到一个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办公地点啊？就是当地的一个监酒的官员的办公室。什么叫监酒呢，监酒就是第一，监督和督造当地酿酒，因为在古代社会酿酒业这是属于专营专卖的，国家专卖的，私人是不可以乱酿酒的，所以这个酿酒也要设一个官，不但督造你酿酒，而且监督你交酒税。我跟大家说这官特低，宋代的时候这样的官职都是非常低的官。王安石走到这个办公室里视察，一看，墙上居然有诗，徐徐念来，诗曰：

呢喃燕子来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房梁上的燕子唧唧喳喳地说着悄悄话，它们说什么呢？把我这个梦中人给惊醒了。哎呀，它们说的话，你们哪儿能听得懂，我心里明白，不给你们说，我拄着手杖，拿着小酒壶带着酒，一边喝着酒一边去看当地芝山的风景。

诗写得不是特优秀，但还蛮有情调的，有点小资情调。王安石一看，嗯？写得还不错嘛，这谁写的？说就是我们当地的祭酒刘季孙先生写的。哦，你把这老刘叫来。把这祭酒刘季孙叫来之后问了他几句话，跟他攀谈攀谈。过了一会儿，王安石说那我就不用视察了，哪儿也不看了，你们就好好工作吧，我就先回去了。王安石就回到了官府，回到了他自己办公室，他刚一回去，正好碰上饶州当地的一帮学生，我们知道在县乡州都设有乡学或者州学，这些学生就跟他提了个申请说，我们当地这个学校比较破败，我们迫切地请求您给我们派一个能够统管我们饶州市教育管理工作的一教育局局长，你给我们派一个。王安石一听，脱口而出，没问题啊，就是刘季孙，他就是教育局局长了。满座哗然，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监酒的工作，在北宋的时候像刘季孙这个职务是武官系统，武官在北宋本来就比文官的等级要低，而且还是个监酒的工作，这就好比说让当地酿酒厂的副厂长做了当地教育局的局长了。王安石认为，老刘的水平够，当机立断，我就能定下来。你们别瞎找了，他能写出这个诗来，说明这个人是个文人，肚子里边有东西，有锦绣文章。这些事情对于北宋的知识分子的个性来讲，都是很难做到的，那且得商量呢，不开上几个会，发上几个文，这事定不下来。王安石去了之后当即拍板，根据就是那四句诗，所以这是谁能定的事？一把手。副手都只能提建议，定不了。王安石作为一把手不但看得远、拿得定，而且敢拍板。你说他能不给力吗？当然给力，而且是很给力。

作为一个一把手光这些还不行，王安石第三个给力之处是无畏权贵，敢于说话。特别是敢于向他的上司提意见，这个是很多干部都不敢做的，王安石敢。

王安石在鄞县做这小小的县令的第三年，他的上司给他发了一份公函，这公函是够损的，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北宋盐和铁都是政府专卖的，吃的这个盐也是专卖，我们知道鄞县它是在沿海地区，所以这个海盐也是由官府来控制的，这个公函说什么呢？说你们县上啊，让你们县上当官的、老百姓全都出钱，都捐钱，把钱捐起来弄个基金会，这基金会干吗的呢？就让人通小道消息、打报告，看谁偷了我们的官盐了，就是谁私下里、老百姓跑到海边去炼这个盐或者去弄这个盐，谁要是私自去抓这个盐的话，通报官府，你报告了是吧？我从基金会里头拿出奖金来分给你。你听出点意思了吧？让大伙儿都捐钱成立这基金会，是用来奖励打小报告的人。这听着都瘆得慌。

王安石当即就给这领导写了一封信，说你完全是瞎干，为什么瞎干呢？他说有两点：第一，他说我跟你说，盐的利益太大了，你要禁止是禁止不住的，特别用这种办法是无法禁住它。你想啊，你这一层一层地告上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抓到监狱里头，当所有的老百姓都差不多给抓到监狱里头之后，那真正的强盗就出山了，他们必然让正常的渔民或者让你这个官户没有办法正常地工作，这只能逼得那些渔民再当强盗，把这拨强盗打倒。所以你最后的结果是监狱里关了一大部分善良的老百姓，然后在外边出现了大批大批的真正的强盗，你的社会治安还能好得了吗？所以你这是个愚蠢的公函，也是一个愚蠢的命令。第二，他说咱们这个县。真正有钱的人就没多少，所谓有钱人只不过是比别人多几亩地而已。你让大家捐钱，他给你捐个铁锅还差不多，他哪来的现金呢？你这样做无非是让这些有地的人把地都卖了，所以你这第二个结果就是所有有地的人把地都卖了，然后把钱捐上去，你官府把钱拿出来，然后用它来悬赏，可所有的老百姓都变成穷人了。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你这个建议，你这个命令都是错误的。王安石在这个信的结尾毫不客气地跟他说，说现在这个上级和下级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一般来讲，下级只愿意讲上级喜欢听的话，而上级也喜欢下级给他逢迎拍马，他自己是为所欲为，不过我认为你是个能听得进去意见的人，你是个好上级，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你肯定能听进去，而且你肯定会收回成命。我现在在这说的，大家觉得很轻松，你试试给你们领导写这么一封信，是吧，第二天你都不敢上班，是不是？王安石，就写了，而且人家上级的命令不是光发给他们一个县的，他这个建议等于说你面对你所有管辖的县乡市，你都把这个成命给收回去，你这个做法就是不对。

王安石第三个最给力的地方，他作为地方的一把手，就是说他敢于直言犯上，问题是他坚持真理，所以他才能犯上。他不但掌握真理，而且他有掌握真理的胆量。

【画外音】：作为地方官，王安石不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且有胆有识，敢想敢干，特别是他在任鄞县知县期间，兴修水利、治理农桑、兴办学校，政绩十分突出。然而做事雷厉风行的王安石在工作中也难免犯错，那么，在遭遇失败时，他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康震】：王安石还有第四个给力的地方，这个就更困难了，就是胆这么大，频频地敢出手，你就不怕犯错吗？犯，当然犯。犯了错，也认错，但是决不会气馁和放弃，所以王安石第四个最给力的就是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一条道走到黑，这就是他的特点。

他到常州做知州，一把手，地级市的市长，他一去就决定挖一条运河，我们知道这个运河是个好东西，你挖一条运河之后，无论是交通，无论是运输货物，都大大地方便，那会获利无数的。可是当时他要修这个运河的时候，他有个同事给他提建议说，咱们这个常州财力有限，你想这么大的工程在规定的时间里头马上就要完成，这个太困难了。咱能不能一个县承包上那么

一、半年，赶到半年、明年以后，咱再弄个县，就是轮替着来，这本来也是个很好的建议，可是你知道王安石是个急如星火的人，他是要刀下见菜的，他没听这个建议，我这不是表扬他，他也要犯错误。结果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同事们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上级领导也不是很赞成，你比方说他的上级领导就是省级领导，说你可以征发民工，但是你只能在你这个常州市所属的区域里征发民工，那这对他来讲就很有限，你想他这一个地区，他所管辖的地区才能有多少老百姓，那是很有限的，而且凑巧的是正挖着呢，连阴雨来了，几个月连续地下大雨，根本工程的进度无法完成，再三考虑，迫不得已，只好下马，失败了，对于王安石这样一个心气如此之强的人来说，失败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他有个好朋友给他写封信，安慰他说，别难过了，你就是太认真了，人谁像你这么当官的？到一个地方就折腾啊，天哪，你好好的，好吧？咱修身养性，把身体搞好。原话是：

要若如宗人夷甫，不与世事可也。

——【东轩笔录】

凡事不要那么认真，差不多就行了，是不是？没你地球不转了？人不活了？

王安石给这朋友回了封信，特正式，王安石说不行，怎么个不行呢？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说我这次干这活真是失败了，劳民伤财不说，最后啥也没落着，没有成效我认了，确实我错了，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说不顾实际情况，加工加码，最后只是想成功，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这不是科学的决策，我也认了。但有一条我不能认同，你要让我无所事事，安于现状，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性格。我王安石既然到这地方上来做了官，特别是做的一把手，我就是来干事的，事情可以做不成，但是我继续要做事情的精神，我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他就这么个人。你说你要跟这么个人在一块儿啊，当然是挺给力的，也挺带劲的，也挺提气的，但我估计也挺累的。

那我这儿说得天花乱坠的，大家肯定就会生出一个问题说，康老师你这个可就是讲跑偏了，为什么呢？难道在京城做官就不给力吗？按照王安石这素质，他不可能贪污，他不可能腐化，他不可能成天就想着去跑关系，他到了中央做京官了之后，他照样可以做得很给力呀，你凭什么说人家王安石到了京城就不给力了你要弄清楚这问题，你就又得去盘算一个事，就是王安石在京城到底做了什么官了，把他伤成这样了，就躲之惟恐不及，想跑到地方上去？那想要了解这个情况，下集再说了。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四）中看不中用的京官

【画外音】进京做官对于古代的许多读书人来说是一生追求的梦想，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成了甩也甩不掉的麻烦，为了拒绝朝廷下发的任命诏书，他甚至用尽各种办法逃避。王安石本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读书人，可他为什么对进京为官一再推辞？这其中隐藏着怎样的苦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幽默解读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四集《中看不中用的京官》。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受到了百姓的敬仰，同时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宋仁宗多次下诏，提携他进京任就职，他却再三找借口推辞，最终在朋友的劝说下，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到京城去做官对别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可对王安石来说却成了一块心病，那么，在朝为官的日子里，王安石究竟体尝了怎样的苦辣辛酸？

【康震】如果现在放一个京官、放一个地方官在你跟前，让你选，你肯定选着京官。为什么呀？京官敞亮啊、光鲜啊、好看啊、体面啊、实惠啊，可以光宗耀祖。这京官中看又中用，好！可是对于年轻的王安石来讲，京官对他来说，将好像是银样蜡枪头，壁画上的花瓶，中看不中用。为什么呀？为什么会中看不中用？我们上集说过了，首先得来看一看，你别说人京官本身中看不中用，关键是王安石到底做过什么京官？让他觉得中看不中用，这是最关键的。王安石做过什么京官？我们来捋一下： 三十三岁的时候，朝廷授予他的第一个官职：集贤校理。这什么官啊？我们知道，就类似于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官王安石谢绝了，没要。我们知道他谢绝过很多次，这是其中的一次。不耽搁，朝廷有的是，顺手又给他了一个官：群牧司判官。我们也讲过这什么官啊？这就相当于主管监督全国各地养马的工作，类似于国家工业部装备司汽车处的处长。因为古代的马匹，它就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很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汽车和运输装备一样。三十八岁的时候，朝廷又授予他三司度支判官的岗位。这是什么官啊？很重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家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就是统管核算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的，这个岗位也很重要。三十九岁的时候，任命他做同修起居注。这是个什么官？我们现在没这官。这官就是天天跟在皇上身边，除了皇上的私生活不能暴露的那部分之外，皇上所有的公开的起居活动言行，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等于是皇帝随身贴身的，皇帝个人历史的记录官。这个官死活不想要，愣没辞掉，勉强接受了。还没当几天，又给他了一个官：知制诰。这官很重要，说白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中办公厅高级政治秘书。专门负责起草中央文件的，专门负责起草皇上的诏书的。在这我们必须要强调王安石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期间，朝廷曾经多次给他授予京官，他都没有接受。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他反复辞退之后被迫接受的，并且上任了以后的这些京官。

【画外音】对于王安石屡次拒绝朝廷征召的举动，有人说他是故作姿态，以退为进，目的是为了换取更高的官职，但也有人反驳说这是对王安石的污蔑。对此,康震老师认为，王安石一再推辞做京官的根本原因，是他觉得这些官职都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无法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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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就这些京官，到底哪些在王安石看来是中看不中用的？甚至连中看都谈不上。首先：集贤校理。这个官是个清要之职。什么叫清要之职啊？皇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这个官一般人干不了，必须得是饱学之士，文辞之士。文章写得好，风流俊赏的才子才能做这官。而且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曾经给大家介绍过，这官虽然本身没啥内容，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台阶。通往哪里的台阶呢？着了这官做上一段时间，就能去做那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起草诏书。再做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做副宰相，甚至宰相。所以很多文人，特别是有才学的文人，都做过这官，趋之若鹜。为什么呢？目标很诱人，集贤校理。可这官对于王安石来讲，没什么意思。因为王安石不是个想要往上爬的人。所以这个官的核心要点，到了王安石这，它的价值就变成零了。在王安石看来，这个官除了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别的用处。因为王安石这个人考虑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升官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跟老百姓打交道。他老想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现在需要什么？我们能给老百姓做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立足点的人来讲，集贤校理的立足点和他的这个立足点是不统一的。

接下来，群牧司判官很重要啊，相当于我们汽车处的处长。设备啊，这是肥缺。我们给大家说过，为什么王安石能做这官？他不是老不愿意到京城来当官？他给人家说的理由就是我们家没钱，我们家穷，到京城花费大。朝廷说：“行，满足你，给你个肥缺。”他还不要，后来欧阳修劝他，它才勉强接受。可是你知道王安石不愿意做京官的根本原因就不是缺钱和经济困难，所以这官给他之后，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对他来讲，根本不存在肥缺还是瘦缺的问题。因为王安石根本不是一个一门心思想要发财致富的人。所以这群牧司判官，这所谓的肥缺，到王安石这就变瘦了，没用了，归零了，又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官，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这下完了，还有一个官，叫同修起居注。这个官很深刻。为什么呢？天天待在皇上身边，天天跟皇上摽在一块儿。皇上发言了，记下来。皇上出去视察了，记下来。皇上发表语录了，给他记下来。对于那些逢迎拍马，拼命想向上爬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个超级肥缺，用肥缺形容都有点太少，层次太低。可是对王安石这个人来讲，他从来就没想过靠这套手段往上爬，他根本不稀罕跟皇上待一块儿。除非这个皇上对他来讲，是一个治国的英主，那才可以，就像后边遇到的宋神宗一样。所以这个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想法设法靠都靠不上去的，想方设法谋都谋不到的一个官职，到他这，也归零了。在他看来，既不中看也不中用。

王安石这个人太难伺候了，现在就剩两官了，一个是：三司度支判官。还有一个是：知制诰。这两个官，咱们得客观的，平心静气地分析一下。财政部预算司的处长，这是一个有着实际的职权的官职。你想啊，你要掌管全国的财政的支出和收入的预算情况，哪里编制预算，你督查预算，你核查预算，这就是在为全国的老百姓，全国的人民在服务啊。这正符合王安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宗旨啊。这个官如果再不中看不中用，那还有什么官是中看中用的？不要太过分。知制诰，起草中央文件，起草皇帝诏书的文件，这个官能不重要吗？相当重要啊，看你的水平了。所以这两个官，我们说你要想为绝大多数的人民服务，还别说这俩官还真是可以，中看而且真的中用。但是这话也得说一半，为什么呢？就是看王安石在这个岗位上他是怎么把它变成中看中用的。那么王安石在这个官上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得来看一看。

王安石做了第一件事情，在做度支判官的时候，我们为了叙述方便，直接就算预算司的处长了，不再说这度支判官了。他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北宋时期茶叶就跟吃的盐一样，是老百姓生活当中一点都不能缺的东西，须臾不可少，日常的必用品。所以茶叶利润颇丰，中央政府专卖。他怎么专卖？两个办法。第一，你这个茶商商人，到我政府官员这儿来，给我交钱，我给你发一票：茶票。你拿着我这票，到茶农那儿去买茶叶，然后你进行自由的贩卖。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是你到我这儿来把钱交了，直接在我这儿把茶叶领走。明白了吧，就这两种方式。可是这两种方式，弊端甚大。这叫什么？这叫阙茶制度。它的弊端在哪呢？第一，因为你把这个茶叶的产和销售都统在了政府的手中。好了，你想想，政府把茶叶从产地运过来，然后商人把它领走之后再运出去卖，这中间环节很多。茶叶咱就喝个新鲜，是不是？你那茶叶都搁了三四个月了，搁了大半年了，那还有的卖吗？所以茶叶的质量很难保证。这是第一。第二，茶叶的利润太大了，走私茶叶的人非常多，屡禁不止，造成了茶叶市场的混乱。第三，因为从茶叶开始卖给商人，给他发票开始，说白了，就是在茶叶产销的各个环节上，政府都要扒一层皮，剥走一层利润。那你说这茶叶的价钱能降得下来吗？很贵的。一般的老百姓要喝口茶，太难了。但是这样一来，不就违背了产茶叶的初衷吗？那你弄了这么一些茶叶，等于说除了政府在上面扒层皮之外，商人在里面巧取豪夺，然后真正落到老百姓嘴里头的时候，拿很贵的、很高的价钱，去买来的这样质量不好的茶叶。那你图什么呢？朝廷也很痛苦，想个办法扭转这种痛苦的局面。

王安石说非常简单，你啥都不用管，只管收税就行。你就告诉这商人，让他直接跟茶农发生关系，让他就去采购茶叶，让他就去卖茶叶，让商品的茶叶流通的领域里面活起来，一切按照市场规律来。政府只干一件事，从商人的收入上抽税。这样一来，质量能保证，老百姓能得到实惠，政府的收入也不会太低。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这回王安石干这事中用了，为什么呢？朝廷很快就吸纳了他的做法。事实证明，运作地特别好。这算是王安石做京官期间一个小小的政绩。可是我跟你说这在他的京官生涯当中，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个案。很快他这京官就中看不中用了。

【画外音】宋代中期，社会经济萧条、百姓生活贫困，对此，做了多年地方官的王安石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京为官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做些利国利民的实事，但是腐朽的朝政给王安石发挥作用的机会并不多，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加让王安石心灰意冷，那么，究竟是什么事让他如此失望呢？

【康震】在宋仁宗的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三十七岁的王安石也许是受了刚才的这个小小的成功的激励，激动起来了。三十七岁的他，给当今圣上宋仁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它的名字叫做《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成大白话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写给宋仁宗的心里，或者：写给咱皇上的心里话。要是特正式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关于目前朝廷全面改革的若干建议和意见。这封信很长，一万字左右，所以史书上把它称为《万言书》。这封书信写得这么长，这是王安石二十岁出头进入官场之后一直到现在，积累了十几年的仕途的经验之后，根据他的观察和思考，给宋仁宗提出的全面改革朝政的一个系统的，纲领性的文件。写得非常全面。何以见得啊？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而且有些部分还写得和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学校的教育问题、科举制度的改革问题、官员的高薪养廉问题、干部的素质考核问题等等等等。既有宏观的框架，又有微观的建议，交上去了。

按理说他当时是在财政部预算司工作的一个处长，而且王安石出名很早，这十几年来上上下下积累的人望，以及他自己在政治上取得的政绩和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名声是很大的。虽然年轻，咱出名早。以这样一个有名、有头、有脸的中央京官给皇上写了这么长的一份心里话，好歹也得落个响吧？你想的美，你想什么啊？这信交上去之后，那叫泥牛入海无消息，砂糖扔进大海里，连半个声响都没有。我再说一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就是朝廷和宋仁宗对这个万言书有任何的反应的。死气沉沉，上去之后好像没发生这个事一样。这太悲剧了，这太不把人当人看了，这太伤自尊了。如果我们讲一句话，说一个意见，不管是批评还是赞同，好歹有个回音，这也是一种尊重。王安石当时面对的情况是，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除了空气的振荡之外，就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办呢？没事。我们知道王安石的特点是愈挫愈奋，他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言败的人。就手给皇上又写了一封信《上时政疏》。这咱就别再说大白话了，反正就是写给皇上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没那么长了，八百多字，不到刚才那封信的十分之一。信很短，手榴弹也不长，扔出去威力大啊。刚才那个是娓娓道来，就跟拿根长竹竿似的，这挑一下，那敲一下。这回不一样了，直接扔个手榴弹过去。措辞之激烈，让你很难想象。我们预算司的处长真急了，不带这么不把人当人看的。他都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在信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历来的君王不否认有很多很好的君王，他们道德高尚，英明神武，在位的时间非常地长，这样的皇上是不是好皇上呢？不是。他举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个皇上是西晋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此人在位二十五年，他死后第二十五年头上，西晋王朝就灭亡了。你瞧着开国皇帝，给人感觉就不像个开国皇帝，还没怎么开呢，就亡了。再一个是著名的梁朝时期的皇帝梁武帝，此人在位时间更长，四十七年，最后饿死在叛军的手里。还有一个皇帝大家就很熟悉了，就是我们浪漫多情的唐明皇唐玄宗，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如果不是因为”安史之乱“爆发，也许他还能继续在位。在唐玄宗的身上，唐代的历史判然分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很繁荣，后期逐渐地走向衰弱。

王安石语重心长地说：“皇上，您今年在位已经三十八年了，您是个好皇上。您有道德，有品质，您很高尚，您很智慧，您很英明神武。但是我还是觉得您应该以这三个皇帝为戒，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您现在这个朝廷是要人才没人才，要像样的政策没像样的政策，官员们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老百姓是越来越穷，社会风气是越来越坏国家财政是越来越缩水。可是您皇上在干什么呢？您把那手捅在袖子里头拱起来，不吭气，好像啥都没看见。我觉得您要这样下去，再过几年可就来不及了。您都看见了，无论是在位二十五年的，那个过了二十五年的国家都亡了。那个在位了四十七年后来饿死了。唐明皇在位了也是四十四年，最后等于把盛唐气象也给丢掉了。他给宋仁宗下了一个结论，您老人家现在这么着，要先治您这恶疾，指的是朝廷的恶疾，必须要用猛药，矫枉必须过正，否则肯定要完蛋。现在您觉得要搞改革朝政特别痛苦，我告诉你这比起国家灭亡，一会就亡的那个痛苦来讲，那小的多了。在这信的结尾部分，王安石比较客气了一下，说您看，您把我提拔了，我是知制诰嘛，我给你起草诏书的，我是你身边的近臣。作为近臣来讲，给您说话说的都是实话，绝不来虚的。我们从来也不考虑措辞的问题。什么话说得直接，什么话说得比较落实，我们就说什么话。

把信递上去了，这信递上去之后，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跟刚才那封长信相比，一个是苦口婆心，一个是壮怀激烈；一个是和颜悦色，一个是声色俱厉。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朝廷和这个宋仁宗就没有声响，就感觉好像是你踩在棉花上练跳高，不得劲儿，不给力，干着急，没着没，就这么个关系。其实咱们说句实在话，你说京官本身存不存在中看不中用的问题？不存在。关键是谁来做能把它做得中看并且中用。你就碰上像宋仁宗这样的皇上，当然宋仁宗在早期的时候还是励精图治的，你碰上这晚期的宋仁宗，这皇上我跟你讲都中看不中用。

【画外音】王安石曾经三次上书宋仁宗，一再重申自己的变革主张，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国家的衰败，朝廷的腐朽，皇帝的不作为，这一切都让王安石对做京官失去了信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让王安石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

【康震】王安石在京城待不住还有一个原因，他这个人个性非常倔强，不妥协。这是个缺电，但也是个大大的优点。给大家讲一个事例你就能明白这是个什么人了。王安石不是做知制诰嘛，不光起草诏书，也干点零活。比如说朝廷的事多了，也让他搭把手。这回给他个任务，说你在起草诏书之余，你负责一个工作：把咱们这个开封府以前审过的案子，有一些疑难的案件，你复核复核，你重新审查一下，免得出现冤假错案。这个对王安石的脾气，他这人刚正不阿，干这活正合适，有一个案子就落他手里头了。这个案子说起来还特别有意思，大家听一下。所有两个男的，一个是某甲，一个是某乙。朋友，关系特好，哥们。这某甲喜欢一种游戏，不是斗鸡，是斗鹌鹑。鹌鹑也能斗，拎着这鹌鹑在街上走，装在笼子里头，碰见了某乙。某乙是他的朋友，肯定很高兴，“你这个鹌鹑特好，拿来让我玩一下。”某甲说不给。干着急，你看着就行，我就不给你玩。朋友嘛，你给我。我不给。你给我。我不给。打打闹闹在这一边说一边笑着，一边骂着，很随意的气氛。搭着这某乙，手也忒贱了，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一把就给人把这鹌鹑抢过来。抢过来以后以便炫耀着，一边就跑。某乙拿着鹌鹑在前面跑，某甲作为失主在后边追，都在玩。大家注意，截止到目前为止，俩人是不是真打了？没有。在玩，在游戏当中。这某甲就做了个游戏性的动作，飞起一脚就踹了这某乙一脚。其实这哥们之间玩着也很正常，“我看你这手贱的，别拿我东西。”踹他一脚，踹也就踹了，他踹得太专业了，一脚给踹在了某乙的肋下，当场毙命，踹死了。这是谁都没想到的，我估计某甲没想到，某乙更没想到。让开封府抓了，判死刑。

王安石一看着个案子，觉得这可不能判死刑，他提出一个理论，你听了以后也觉得很奇怪。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说：“根据当时案发的现场情况，某乙强行从某甲手中抢走鹌鹑，足以见得他是个盗窃犯，他已经犯了盗窃罪。某甲为了将自己丢失的物品索回，奋力追赶该盗贼，飞起一脚把盗贼踹死了。踹死是不对的，因为偷东西不至于犯死罪嘛，他这是过失杀人，你不能够给他判死刑。这第一点，要改过来。这不是皇上让他负责复核案件嘛，要改过来。第二，我要弹劾开封府。你把一个无罪之人判成有罪，把本来一个罪状很轻的人判成重罪，你有渎职罪，我告你行政诉讼。这开封府的人哪能接受这个？心想我们辛辛苦苦办了一个案子，让你一来全翻了，还告我们。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找个说理的地方。找谁呢？大理寺。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大理寺经过审慎的考虑，最终决定王安石败诉了，就是维持原来开封府的决定，还是维持死刑的判决。

我们先不谈这个案子本身是否公正的问题。这没完啊。你王安石复核案件，结果给误判了。因为你总得有一个最终的审核，那就是大理寺。大理寺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那么你王安石当时就是误判了。按照朝廷的规定，王安石第一，必须做出深刻检查，要做自我检讨，要写书面检查。第二，必须亲自到开封府上去表示谢罪，承认错误。王安石会去嘛？王安石说我没错，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是正确的，我不去。不去？三番五次催你。后来到什么程度？御史台，我们知道朝廷的御史台相当于中纪委，也相当于国家监察部，亲自出面给他下文件，让他必须得去。王安石就是不去，脖子特别硬，膝盖更别说了，根本不带打弯的。宋仁宗当时年纪已经大了，立太子的事老定不下来，烦的本来就要死，朝廷里面的人就开始弹劾王安石。宋仁宗这时候不再沉默了，吭气了。觉得王安石名气是比较大的，做事是比较认真的，好歹也还算是个负责任的好官嘛，算了算了，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以后注意就行了。就这么不了了之算了，别再较真了。

我们现在如果以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的话，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这开封府有毛病，王安石也有毛病。为什么呢？首先，如果以我们当代人的目光来看这个案子，绝对不至于马上判死刑。很简单，他不是个故意杀人，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从这点上来讲，从要判他死刑这点上来讲，王安石是对的。但是王安石也有滑稽的地方，某乙怎么能是盗窃犯呢？你固然不想让某甲死，但也不能捏出盗窃犯的这种罪名啊。所以这两边啊，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各有问题，但这不在我们论述的重点之内。我们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是王安石的个性。说实话，我刚才讲了，王安石这个倔强的个性，是个缺点。或者叫固执的个性。但是也是个优点。就是说一旦他坚持了，他笃定了，他认定了一个原则，他就会一直地坚持下去，不会轻易地动摇和改变。但这同时也给他埋下了一个很深重的灾难。就是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他明明的这个事情客观上是有错误的，他不听，他继续往前走，结果会导致很坏的后果。但是作为一个主持大事的人，将以有为的人，在未来有重大责任的人，这样的一种不妥协，坚定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的个性，是非常宝贵和可贵的。

我并没有赞扬王安石，我只是客观的说他的个性是这样的。这也导致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原则性富余，灵活性不足。所以他自己觉得京城的环境怎么样呢？不好。不是一个良性的环境，对他个人来讲，无助于他开展工作。因为他开展工作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大刀阔斧，迈开大步往前走。所以我们就说王安石在京城里边做官，他觉得不重看也不中用，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他自己不中看不中用，也不是这个官本身不中看不中用，而是综合的环境，综合的氛围让他很失望。他失望到什么程度？对这个京官的厌恶到什么程度？你都很难想象。

他不是做那个同修起居注嘛，皇上的贴身的记录官。当时朝廷把这个任命书下达了以后，王安石是坚决不从啊，连上了五道辞呈，坚决不干。不干？由了你。宋仁宗也不含糊，专门派了一个官员，“去，把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惯他毛病了，给还不干。”开始就追他。追啊追啊，办公楼里就转啊。王安石也不含糊，腿脚挺灵便的，刺溜一下钻厕所里了，死活不出来，怎么叫也不出来。这官员在外头不能老等着，想了半天，没办法，就把这任命书放他办公桌上。那王安石多机灵啊，从厕所里一下冲出来，拿起任命书追上去，就把这个塞到官员手里头。拿走，不要！你见过这样的吗？这是演话剧啊简直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坚决地请辞，而且又连上了七道奏折，不干！后来是他的几个朋友看不过去了，“你干嘛啊？”朋友给他信里面的原话说什么？你不应当：

【自求便安，数溷朝廷】——《与王逢原书》

你就给朝廷点面子，别再让朝廷下不来台了。你是谁啊你？赶紧从了吧你就。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才勉强应允。我说着个故事的意思是你能看得出来，王安石认为他自己心中的这个理想，做官的原则，跟这个京官之间差距有多大。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这辈子都不愿意到京城当官来。可是我跟大家说，这世上的事情是很难预料的。正所谓“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就在王安石正在厌恶这京官，推辞这京官的当口，朝廷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很大的事情。朝廷给王安石下了一道旨意，召他进宫做京官。王安石毫不犹疑，立刻答应，马上前来。这就很奇怪了，何以判若两人呢？到底是发生了多大的事？是谁给他发的这道旨意？我们下一次再讲。

【画外音】北宋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军队数量高达百万之众，战斗力却极差。官员待遇极为优厚，却又人浮于事，贪腐严重。耕地面积连年扩大，国家税收却不升反降。这些极不正常的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五集《百年帝国烂摊子》。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五）百年帝国烂摊子

【画外音】：王安石走上仕途以后，尽管有多次到京城汴梁为官的机会，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愿在京城里尸位素餐，而是一心在地方上为百姓们办点实事。然而，宋英宗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朝廷里发生的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件，却彻底改变了王安石的生活轨迹。此时朝廷给王安石下了一道圣意，召他进京做翰林学士。令人惊讶的是，一直不愿意到京城为官的王安石，这次的态度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四十七岁的王安石毫不犹豫，立刻答应，马上奔赴京城。那么，朝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导致王安石前后判若两人表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上一次我们说王安石死乞白赖地，谁劝他，朝廷怎么给他面子，他就是都不愿意做这个京官，因为他说这京官中看不中用。但是我们说正在他这儿纠结的时候呢，朝廷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突然去世了，这宋英宗也是特别冤，没这福气，只当了四年的皇帝就去世了，才三十五岁。他一去世，我们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他的儿子赵顼即位，这赵顼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宋神宗，“芳龄”十九岁，是一个年轻的小皇帝。

这宋神宗特别有意思，他才十九岁，一上台就跟他这爸爸、跟他这爷爷一样，一上台就下了一道旨意，要调这王安石到京城来做官。我发现宋朝这几个皇帝都有“毛病”，好像这一上台不让王安石到京城来做官就不是好皇帝一样。他（神宗）也一样，下一道旨意，让王安石进京做官，真还应了那句老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人是十九岁，年岁不大，但是他的话管用啊，一道旨意下去，王安石欣然前来，不带打磕绊的，说来就来。你说这也奇怪了是吧？一点都不带推辞的，你说你哪怕跟以前似的，你上个十道八道的奏章，再说你们家困难呀，再说中看不中用啊？这回又中看又中用了，说来就来，非常地爽快。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宋神宗是让他出来做官，肯定是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宋神宗的邀请的目的、意图，肯定是和王安石自己内心的期待是契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他是相符合了他才来的，但是有一个很紧接的问题说，老师那不对，你要这么说，难道说宋仁宗和宋英宗让他出来做官就是害人民的吗？那人家让他出来做官也是为他好啊，对不对？你不能说宋仁宗和宋英宗，哎，王安石，我们让你来做官就是让你升官发财的，你可要鱼肉百姓啊我告诉你，你不鱼肉百姓我不让你做这个官，你这说不通啊，人家前面的皇帝要邀请他出来，也是要让他为民为国做事的，那何以拒绝前者而接受后者呢？宋神宗这次的邀请一定是干系重大，那王安石不是一般的人，这次邀请的理由之大、背景之大，王安石肯定在心里边是早已有数，那我就要问你，宋神宗肯定是遇到了重大的国事问题，他必须要解决重大的战略问题，他来邀请王安石，这事如此之大，以至于王安石一看就知道，好了，这回我要不出山，搞不定，或者我搞定的机会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邀请、巨大的机遇，同时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巨大的国家的问题，问题就在这，是不是？没有这么大的蛋糕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但是蛋糕大了怎么分，这就成了大问题。不管怎么说，来了。

【画外音】：宋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继位的时候，北宋已经建立了一百零八年，然而，此时他接手的竟然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烂摊子。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混乱不堪的乱世时代，他在位十五年。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随后继位，在位二十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开创和奠定了大宋王朝的基业，在这期间，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向上态势。然而，到了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时候，这种态势却出现了转折，那么宋真宗到底做了什么事呢？

【康震】：经常说富不过三代，这就应了话了，第三个皇帝出现，这个人就是败家子，那败起来可比积累起来快得多，此人就是有名的宋真宗，宋真宗为什么要败家呢？也不是他愿意败，他主要有两个事就把这个家败得差不多了。

他跟辽国打了一仗，不是他要打的，是辽国侵略宋朝。本来算是打了个平手，可是宋真宗这个人特别地怯懦，特别地害怕打仗，他赶紧地就跟这辽国，赶紧签一个和平条约算了，签约的时候再三地告诉去谈判的使者说，我告诉你啊，不能超过100万，就是他们要跟我们要钱，就是100万以下。后来这使者回来了，回来以后，旁边有人，使者不好意思......（使者手势...）宋真宗一听就急了，300万？疯啦？你这个谈的，跟你说不能......300万也行，只要把这事摆平了赶紧拉倒，我们就赶紧回去，因为他当时御驾亲征到前线去了，300万也行。后来这个使者说，30万，哎呦喂，高兴死了，30万就谈下来了，就这么一个人。本来是拿300万的这一主儿，后来用30万居然谈下来了，他特别地高兴。就这么着，本来当时是打了个平手，可以和平地谈的，但是宋真宗就想早点了结这事，跟人家谈了，谈什么呢？每年这两个国家以兄弟相称，永远不再开战，作为实质性的条件，就是说宋朝每年给它10万两白银，20万匹绢，合在一起就是30万贯，这是第一桩事。

大家说那还不是没花钱呢吗，按你这说法花得也不多啊？是啊，第二个问题是，宋真宗也不傻，知道这个事脸上无光，虽然花的是小钱，但钱是你出的，不是人家出的，这得花大价钱买一块遮羞布给自己遮起来才行，得一方面给老百姓说，你看，我们换来了长久的和平。但老百姓说你这个和平可有点没面子，他既想有面子又想说这和平是他换来的，想要一个有面子的和平，这就得花更大的价钱，什么价钱？他得弄一个东西、搞个玩意儿，这玩意儿能证明两点：第一，我们北宋王朝依然是强大无比的、威震四方的。第二，我这个皇帝依然是上天所授，具有绝对的合法性，绝对优秀，绝对合格，是最好的皇帝之一。可谁能证明这一点呢？谁能给他发这证书啊，朋友们？他爸爸给他发呀？他爸早死了。大臣们给他发呀？那不算数。皇帝又叫什么？天子。要让老天爷给你发一个证书，证明皇帝确实合格，干得不错，是个优秀的皇帝，“三好学生”、三好皇帝，怎么办？有一个重大的仪式叫封禅，封泰山，封泰山的意思就是到泰山上去祭天祭地。宋真宗的这次封泰山，是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之一，有几次最著名的，它是其中的一个，前后有将近五十天的时间。你瞧，就是越虚弱和不自信的人，他就老要借助老天爷给他壮胆。大家说那个封就封了吧。你说得容易，这么大的阵仗，你不花钱哪行啊？花了多少钱吧？大家就问。有一个账表给大家说一下，他封泰山这次花了830万贯。后来他又到山西去祭土地神，那个花得少，20万。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赏赐各级官吏花了2000多万贯。可是你知道宋真宗的时候全年的总收入才2600多万贯。也就是说，他这瞎折腾这事，什么正经事都没办，就已经超支了，已经出现赤字了。

【画外音】：宋真宗赵恒在位二十四年，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赵祯继位，这就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此时北宋王朝建国已经半个多世纪，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太多，不断加重了王朝积贫积弱的现象，整个社会要求改革变法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可是当宋仁宗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变法之后，变法运动却很快遭到了惨败，那么宋仁宗为什么会失败？他支持进行的改革变法与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康震】：宋仁宗庆历三年的三月，宋仁宗下决心进行改革，他任命了著名的范仲淹做参知政事、副宰相，任命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的副部长，然后还任命了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组成了一个很强大、很精干的、很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一个改革班子。

这改革班子很快拿出了十条改革的建议或者是改革的政策，我们就叫“范十条”吧，这“范十条”里头最核心的就是改革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这么说吧，凡是成绩突出的就提拔。凡是成绩一般的，大家注意，不是说是个坏官，是个庸官，干了多少年，什么都没干出来的就罢免。好，范仲淹这帮人都是年富力强的，年轻的官员，挽起袖子要大干一番。你可别以为这帮读书人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错了，全都是能够下狠手的。特别是范仲淹，范仲淹考核各地的官员，有花名册，比如某省、某县的官员，在花名册上，就看，根据考核的成绩，如果没有做出成绩，很平庸的，一笔就勾掉了。什么叫一笔勾掉了，就地免职。这个富弼是他的副手，他们也是改革的同盟军，富弼看得，富弼都心惊肉跳的，说你就这么给人一笔就勾了，你要知道你这一笔勾掉，这他们一家子人可得哭好几个月呢。你说他考了科举，他做官，他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上来，让你一笔就勾了，连个说法都没有。范仲淹回答说什么？说，如果说他一家人的哭那还算了，总好过让他管的那一个县、一个省的人都在那儿哭吧？那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平庸，那就自己庸着就算了，但他的平庸会让整个地区、整个他管理的这个县、这个省、这个市工作都上不去，他只要不走，那一省、一县的人都得哭，那还是让他们家自个儿哭吧。话是这么说的，这是很铁腕的人才能这么讲的话。富弼一听，您说得对，你就勾吧。这只是其中一个故事。

那不定勾掉多少人，你想你勾一个，你不是得罪一个人，你得罪他的上级，得罪他的同学，得罪他们家人，这帮人能跟你善罢甘休吗？说这意思就是说，天下不是只有王安石一个铁面人物，在他之前，有人就这么干过了，当然干了以后就干不下去了。这些人每天不干活还拿着钱，每天躺在娘老子的功劳簿上睡大觉的人，天天地吃饱了喝足了就等着国家发奖金的这帮官员，你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能跟你善罢甘休吗？纷纷上疏，说他们结党营私、结成朋党，这话非常要命，我们原来讲过的，宋仁宗什么都不怕，北宋的皇帝啥都不怕，就怕一个，底下人抱成团。他知道唐朝灭亡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朋党之争，就是宦官专权，就是权臣专权，大权独揽，他一听这个，他就耳朵根子呼啦一下子，还不是变软了，就跟冰似的，就没耳朵了。那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本来他改革的热情100度，现在降得连10度都不到了。历史上所说的“庆历新政”前后脚也就一年，将将一年左右，所有这一干人等，范仲淹、余靖、韩琦、欧阳修全部的、一揽子都贬了官了，赶紧走人吧。

“庆历新政”我们说它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他看到了问题，他要弄这个事，先起来的是宋仁宗，始者、成者是宋仁宗，败者也是宋仁宗。大家说，你不是说王安石厉害吗？宋仁宗时期闹成这样了怎么不叫王安石出来？以宋仁宗这么软的耳朵，基本是一橡皮耳朵，你说王安石到京城来能干吗？关键是王安石到京城来他得发挥作用，这作用怎么才能发挥？得这皇帝授之以权，而且这个权力要很大，而且要绝对信任他。你想范仲淹，宋仁宗够信任他了吧？人家范仲淹当时跟宋仁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急，要慢慢来。是宋仁宗催着他说，你赶紧弄出来个方案，改革必须要尽快地推进。范仲淹弄了一个“十条”，弄了一年，走人了。王安石不知道“庆历新政”吗？他没看到范仲淹的下场吗？我给你说王安石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期间死活不愿意到京城来做官，就是看透了他们这帮人，知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帮败家子，表面上要干出点成果来，一到关键时刻就退回去了。

所以，要讲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之前，要讲宋神宗为什么用王安石，王安石为什么欣然前来之前，你首先得认识北宋的这个社会的本质，就得认识北宋社会的这盘棋，它的谜局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不了解这个问题，你不能了解为什么王安石要改革变法。第二，他要变什么，要改什么法，这东西咱都不了解，那还有什么好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首先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深入到北宋社会的内部，看看这个社会的核心的问题出在哪儿，这是非常关键的。

【画外音】：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是北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由于他的三个儿子全都夭折，最后只好由他的养子赵曙继位，这就是在位仅仅四年即病死的宋英宗。宋英宗病逝之后，他的儿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此时，如果宋神宗甘当一个守成之君，同样可以维持王朝的运转，但是这个年轻的小皇帝，偏偏就要给王朝来个天翻地覆的改变。那么，北宋王朝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迫使宋神宗必须走改革变法的路子呢？

【康震】：北宋王朝建立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体制的前提是什么？就是唐朝灭亡的教训。换句话说，北宋所有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建立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唐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唐朝灭亡最直接最致命的打击是什么？藩镇割据、军阀割据，军权被各个地方的节度使，就跟北洋军阀似的，被所有的军阀都把军权分割出去了，皇帝手中有没有军队？没有军队。皇帝手里都没军队，不是你打他，是他打你，而且人那哥儿几个联合起来打你一个，你受得了吗？

怎么办？赵匡胤一当皇帝就定了一条规矩，中央的军队所谓禁军、作战部队，全部归皇帝管，所以在宋朝的时候，皇帝是事实上的三军的“总司令”。地方上节度使的军队也归皇帝管，这怎么管呢？地方上节度使的军队只保留一部分，而且这些人员的组成都是老弱病残，凡是比较强壮的，凡是比较会作战的，通通调到中央的作战部队里头来，这是他定的第一条。这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天下的军队尽在皇帝的手中。但是内部还要分权，你军队要管理要训练，不能皇上天天，今天跑到一个省训练，明天...累死了，你这累傻小子呢。你得管理，怎么管理？这就是有学问，第一，得成立一个国防部吧？就是枢密院。国防部的部长就是枢密使，国防部只管一件事，就是调动军队。根据谁的旨意调动军队呢？严格地按照皇帝的命令调动军队，除了皇帝的命令之外，没有别的命令可以遵守。这是第一条。但是这国防部部长他接触军队吗？不接触。他管军队的训练吗？他不管。其他的有关军队的一切事务他都管不上，只管调动军队，这是调动权独立出来了，分割出来了。

第二，谁训练军队，谁统帅军队呢？将军。不错，肯定是将军，但是这个将军他只管训练军队，他能不能调动军队呢？他不能。你说你调一连出去给大娘修修房子，不行。调动军队得枢密院，但枢密院要调动军队要让谁下旨意呢？皇帝。打仗怎么办呢？打仗你放心，皇帝替你操心着呢。打仗之前皇上会发给你一个文件，给你传过去一个作战地图，或者传过去一个作战的方案，你就按着这个方案打，你的每一步作战的步骤，都必须按照我的作战图来打，你不能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你没想过这么打仗能赢吗？前面本来有一个山坡，要爬上去才行，皇上的作战图上说这个地方是个沟，你得下沟才行，没法下沟，那就趴在原地不动了，他没说，你就不能动啊。所以作战的权力也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

这样一来，调动军队、训练军队、指挥军队作战其实都是皇帝老儿一个人说了算，权力非常地集中，没错，在这样的条件下，它还形成不了军阀割据，没条件，所以北宋、南宋三百多年时间里头没有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的军事**，这不能不说这个制度是起了相当大的好处，它避免了内乱的因素。但是问题是紧接而来，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就是双刃剑吗？你能打胜仗吗？你不可能打胜任何一仗。因为军队我们知道，兵无常法，你打仗的时候要根据瞬息万变的战机，来捕捉这种战机，然后才能打仗。你这个全是死的，一调动军队先得枢密院发命令，等命令发完了，敌情早就变化了，敌情都变化了，还拿这张图在那找坡和沟呢，能找得着吗？所以它是个双刃剑，所以它就“麻花”。

【画外音】：北宋王朝除了在军事制度上面临重大的问题，在行政制度上也出现了重大纰漏。各级官员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是如何演变得这么严重的呢？

【康震】：唐朝灭亡为什么呀？就是地方政府的政权已经独立于中央之外，特别是那些节度使，他们自己有独立的财权，有独立的人事权，甚至有独立的制造钱币的权力，所以有很多地方官员的任命都不是中央官员任命的，节度使就任命了。

宋朝改变了这个做法，地方所有的官员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规定，你地方的钱你放心，你们就留点办公费就行了，你们地方上州、县、乡收的税全部统统交给中央，由中央来统一调配，这样就在人事权上和财权上通通抓在了中央的手中。

任命个知州是吧，你觉得当了知州一把手，挺在意的，皇上给你派一个通判，派到身边协助你工作。不有那么一笑话吗？给一人说，你去当那个知州，这人爱吃螃蟹，说只有两个条件，第一，那地儿必须得有螃蟹；第二，那地儿没有通判。为什么？那就是皇上派在身边盯你的、监督你的，你得跟他协商共事，只要有不轨之处，立刻就给你密奏了。这是在地方。

在中央也是分权的，你看，政务由中书省来负责，军事由枢密院来负责，财政由三司来负责，这三个单位互相之间绝不交集，绝不发生什么关系，各自独立，但是它们同时向它们的“大老板”皇帝负责，这样皇帝就把军权、把政权、把财权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这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唐朝以来宰相的权力过于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分解开了。

是分解开了，确实很好，但是你就没想过吗？权力如此地分解，那办事的效率能高吗？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上面得盖十个戳，你“西直门”盖一戳，“东直门”再盖一戳，“建国门”再盖一戳，最后跑到“西站”再盖一戳，等戳盖完了，你也就差不多了。这是必然的，它要分解权力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部门林立，工作效率低下。

好了，大家也不傻，都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皇上就是担心我们，天天操心着我们，关心我们，就怕我们弄点什么小集团，弄点什么朋党，弄点什么专权。行啊，我们都在自己的窝里待着，我们都在自己的部门里头待着，反正你三年要提拔一次，我就是什么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只有混过这三年，我就可以上升，反正你给我发的工资也特别高，我就享受生活，从此一切都不想，当时这种享受成风啊。

苏轼有一朋友，姓蒲，叫蒲宗孟。这仁兄有意思，给苏轼写封信，我告诉你，你这个人不会生活，我怎么享受生活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模仿我，说我每天洗两次脸，洗两次脚，隔天洗一次澡。大家说这也没什么，康老师，瞧你这说的。可是这里又分类了，他首先是有一个名目叫小洗脸，所谓小洗脸就是只洗脸，中间要换一次水，需要两个仆人伺候。那什么叫大洗脸呢？这大洗脸就是洗脸、洗脖子还洗肩膀，这个中间要换三次水，有五个仆人伺候着，这是大小洗脸。还有那个小洗脚，小洗脚是只洗脚掌和脚面，洗完之后换一次水，有两个仆人伺候着。大洗脚是洗膝盖以下的部分，脚已经洗过了，先洗膝盖以下，就是小腿，洗小腿需要换三次水，有四个仆人伺候着。脸和脚都洗完了，该洗澡了。有小洗澡，小洗澡比较简单，有五、六个仆人伺候着。大洗澡就复杂了，需要有八、九个仆人伺候着。我现在就想不通，他洗澡的时候，这八、九个仆人怎么插手，怎么能帮他，我觉得这个很难办，你要八个人一起上那就是打架呀，不但洗不了，恐怕洗完之后人都废了。苏轼当然我们知道，苏轼的养生之道是简单而实用，看了这个之后，简直是嗤之以鼻，但是回信的时候还是很客气，说您真行，我这个不行。

但我说这什么意思？你就想想，他能这么细致地生活，当然这是很好的，我们说这人会生活，但你就不觉得这有点太颓废了吗？这要有巨大的花费，而且得有这心思。他为什么能安逸于此？在那方面他没想法了，他不敢有想法，他还不享受生活吗？而且这是什么呢？宋朝的皇帝鼓励你这样做。哎呀，你想这些人天天躺在那儿大小洗脸、大小洗澡、大小洗脚的，你突然跳出来说，我要搞改革变法，要降你们的工资，要裁减你们的人员，你说他能干吗？他跳起来不咬你！我讲这些东西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社会当中巨大的矛盾和拧巴的地方，你能说一句话说，我改革变法，我就把它改掉了。能改吗？有那么容易吗？没有。这是内部的体制有重大的问题，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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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除了军事、行政制度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北宋王朝在经济发展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土地问题，北宋时代允许土地实行自由买卖，这样做虽然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却导致了另外一个严重的弊端，从而对北宋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个弊端会是什么呢？宋神宗将如何应对这些头疼的难题呢？

【康震】：北宋一大好处是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我没有制定什么土地政策，你有钱你就多买土地，你没钱你把地卖了，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土地放在流通当中让它产值，让它升值，大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大家说那不挺好吗？是挺好的，但也有个坏处，土地的兼并非常严重，什么叫土地兼并？你不是自由买卖吗？行啊，我一个人把你们县的地全买了，那没地的人干吗去呢？流亡。流亡了以后，这不是咱官府还要招兵呢吗，给他又招到里头养起来，可是你说土地越多、越集中，这就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才能这样，他拿了这么多地给他自己，土地是私有的，他能给国家交这么多税吗？他拿了这么多的地，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样更多的产出给我，而更多的怎么偷税漏税，这是他的“本事”。而且在宋代，很多的大官僚和大商人包括这些大地主，他们都有免税的特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但是有这个规矩。而且到了这个位置上，要想偷点税漏点税太容易了。

我给大家说几个数字就知道了，我们前面说一个宰相一个月有三五十万，这三五十万什么概念？就是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100亩的良田，好的田地，很肥沃的田地。我一年的工资可以买4000亩的土地。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叫杨折中，跟着岳飞做过战，杨折中他有一个女儿，结了婚生了孩子，小外孙女，过满月嘛，去看望这个外孙女，特别喜欢，心疼死了。外公真没什么好送你的，外公寒碜，拿不出手，这么着吧，我也没钱，我给你一张地契吧，40000亩。这个，外公实在拿不出手了，40000亩的土地，田地的地契我交给你。40000亩啊，朋友们，那得是多少钱呢，是不是？而且这些田他兼并到他手里之后，那原来土地上的人呢？破产了。而且他这40000亩的地上面的税是不是都交给国家呢？肯定不是。

我再提供一个数字，宋真宗的时候，全国有900万户的人口，国家控制的土地5.2亿亩。三十年后，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全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000万户，可是土地却反而降到了2.3亿亩，土地跑哪去了？跑到杨折中他们手里去了，就这么简单。现在你就发现问题很严重，你确实通过土地的自由买卖和流通，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你亩产量高了，积极性高了，但是，土地兼并以后，国家并没有从更多的土地上收到更多的税，那么这个沉重的负担摊到谁头上了，就摊到种地的人头上，他们跑不了。

现在你就发现，不光是这些小地主、中等地主、种地的农民对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有意见，他们不会说对大地主大官僚有意见，他们对国家有意见，就是皇帝也不会对他们满意，因为这样的形势再发展下去的话，北宋就完蛋了。说白了，什么是改革变法？就是重新进行公正的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调控，这就是改革变法的核心。宋神宗之前，这些人都想要搞改革变法，为什么成功不了？一方面是皇帝个人的意志和决心，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将无法克服这个致命的核心的不治之症。你现在想想宋神宗为什么一上台就果断地要邀请王安石呢？也许在他看来王安石就是这样第一个如此清醒地认识到了北宋王朝不治之症的核心秘密的人。你既然知道了，你了解了，那我就请你来，你手里有解药。那问题是王安石手里有没有解药？再一个就是宋神宗在请王安石之前，肯定也不是一下看重他，因为他当时不在中央。他也许也是请了其他的人，其他人给没给他解药啊？这可难倒了十九岁的小伙子。要想知道这些，就是下一集的内容，谢谢大家。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六）挑兵挑将费精神

【导语】：宋真宗众多的朝臣之中，王安石虽然有一定的名气，但他久居地方为官，此时又守孝在家，闭门不出，所以，一开始他并没有进入宋神宗的视线。然而一个人的鼎力推荐却改变了这一切，那么到底是谁让宋神宗最终相中了王安石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六集《挑兵挑将费精神》。

【画外音】：年轻的皇帝宋神宗赵顼继位之后，面对外强中干的国家形势，一心想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他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梦想。而此时，朝中的大臣可以说人才济济，既有位高德重的三朝老臣，也有跃跃欲试的青年才俊，无数人梦想着成为辅佐新君的股肱之臣。然而宋神宗最终为什么舍近求远，偏偏相中了远在江宁，守孝在家的王安石呢？在做出这个重要选择之前，宋神宗还曾经做过哪些努力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六集《挑兵挑将费精神》，敬请关注。

【康震】：宋神宗刚一继位之初，注意力并不在王安石这儿，也就是他开始并没有想到要用王安石。但是他着急呀，没人。宋神宗这么年轻，十九岁、二十岁一个人，一上台，需要很多人来帮他。怎么办呢？这皇上急了，下了一道诏书，实际上是等于面向全国人民的一个通知，说我刚当上这皇帝，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们帮我，你们只要是看见我哪儿做得不合适，哪儿做得不周严，哪儿做得有错误，你们通通地给我提出来，甭客气，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只管提，我肯定一准全改。然后只要提得好，我不但采用，而且你们只要有本事，我就会重用你们。那这一篇宣言出去之后，朝野上下，觉得皇上虽然小，但是懂事，知道做一个皇上应该要什么，那底下大臣就开始纷纷地给他提建议，这不挺好的吗？

这些建议现在归纳起来，大体上分为这四种：第一种叫一般性建议。什么叫一般性建议呢？比如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王陶，他的官职是御史中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家监察部的部长，专门负责纠察和检察官员的。王陶上了一个奏章，说什么呢，说皇上我跟您说，您当皇上最重要的是，要听取不同的意见，要赏罚分明，要远离奸臣，要重用忠臣，要交往好人，要远离坏人，这个很重要，你作为皇上这个一定要做到，皇上应该识别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这是王陶。还有一个，是一个谏官，叫赵抃，他也给皇上提建议，他说皇上我认为您应该选拔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做宰相，您应该停止大兴土木，不要再修建大型的、大规模的楼堂馆所，把那些佛寺道观都不要建了，要省钱。其实你发现没有，这种所谓的一般性建议比较滑稽，滑稽在哪呢？就这哥儿俩说这种建议啊，它在任何一个朝代，面对任何一个皇帝，或者就面对的不是皇帝，只要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给他讲这番话呢也都管用，就这些话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给任何人讲都不会错，它没有任何特殊性，也没有任何针对性，也没有任何的实践性，它就是一堆废话，所谓废话就是说，说跟不说都行，但是说了以后不会有错，反正我说了，皇上您，号召我们都要给他提意见，我们就提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听了之后呢也不会有任何反应的废话。这是第一类建议，就是废话。

第二类建议比这稍微地具体了一点，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韩维，他做什么官呢？叫太子右庶子，太子右庶子是什么官啊？皇帝身边有宰相，太子的身边有庶子，庶子就相当于太子身边的比较高级的属官，负责辅佐太子，韩维提的建议是什么呢？有三点，第一，皇上刚登基，年龄小，还少不更事，社会经验也不丰富，所以有些大事和急事，必须要紧急办的事，那个您可以拍板。其他的事，求您了，您就慢点来，缓缓图之。别仗着自己年轻，什么都“啪啪啪”拍板，那弄不好拍出点什么问题来，要吃不了兜着走，意思说您缓点、慢点来，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说什么呢？说我告诉您吧，现在这执政的宰相和这些大臣那都历经三朝，从他爷爷算起，宋仁宗、宋英宗到他这儿，有的是三朝大臣，有的是两朝的大臣，说这些大臣经验丰富，社会阅历广，德高望重，官很大，对这个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你要尊重他们，你是个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办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尊重老人，要尊重这些大官，要尊重前辈。他们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不要不耐烦，要认真地听，要乖乖的，这是韩维提的第二个建议。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央各部委都各有各的职责，您别像八爪鱼似的把手伸得那么长，什么都管，不要越俎代庖，不要多管闲事，不要事必躬亲，不要看见什么都去亲力亲为，说，这事怎么回事？这都有各部委，就给皇上说，人早都安排好了。您现在不太懂这些，有的事是人事部该管的，你就别操心了，有的是建设部管的，你也别操心，您就安安稳稳地当您的皇上。这第二种建议听上去是挺好心的一种建议，一看就是极善良的人给他提的建议，就唯恐这孩子走错路了。可是有一点，宋神宗继位了之后，他不是个“乖乖虎”，他是想干大事的人，所以这种建议对他来讲就是一种讽刺。他本来要干点事的，结果那人说，你现在还是小班的，你现在还不会说话怎么想学唱歌啊？慢慢来，不着急。所以这个建议等于是对宋神宗来讲简直就是反话，是种反讽，所以是属于反讽类的建议，对他来讲呢，也是不大好听，但是听了之后也没错。你就发现这些人提的建议都没错，但是都不给力，跟踩在棉花上似的，跳不起来。

【画外音】：如果说提出前面两种建议的人，由于他们并没有进入过权力核心，因此提出的建议多少还流于形式的话，那么接下来登场的人，则是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和枢密副使富弼，这两个人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也是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的三朝老臣，那么政治经验丰富的司马光和富弼，将会带给宋神宗怎样的建议呢？

【康震】：第三类建议是理论性的建议，这个谁提呢？司马光，就是砸缸的那一位。当时司马光担任的职务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跟他讲，皇上我告诉你，要做帝王先得修德，以德服人。这太厉害了，一句话就给宋神宗戗一边去了。说您现在得先修身养性，怎么修身呢？我跟您说三条，这一般不跟别人说呢，我给您提建议，三条，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什么意思？一曰仁，您得有仁爱的精神，您得施行仁政。至于什么是仁爱、什么是仁政，回头再跟您细说。您先记住，您首先做到仁，仁爱、仁政。第二是什么呢？您要明，就是您得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发现没有，他们都在强调要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好像这朝廷里头有好多好人也有好多坏人似的，这就好像在教小孩一样。您要明辨是非这叫明。您要武，武术的武，您要果断。什么叫果断呢？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仁爱，要施行仁政，要明辨是非，能明辨谁是小人、谁是君子，然后还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处事果断。您要这三条都修到家了，您才算是皇上。现在您还处于前皇帝阶段，就是名位是皇帝，可是作为您来讲，我觉得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您说白了吧，其实你就是赵顼，您还不能叫皇帝，您得修，你看我这就修得挺不错的，才能提出这经验来，这是三条修身的。

至于说治国，司马光说了，还有三条，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说白了，其实就是什么呢？第一，您得学会任用那些称职的官员。这其实也等于没说，谁不知道应该任用称职的，关键是谁是称职的，这是最关键的。您得学会任用那些称职的官员，这是第一条。第二，您得要答应赏赐人家的东西，你就得守信用，你就得给人家赏赐。第三，您要想惩罚一些人，你就得做到，说白了就是言必行、行必果。您治国的时候如果把该任命的官员都任命了，把该惩罚的都惩罚了，把该奖励的都奖励了，然后又加上您有仁爱的精神，您又有果断的决断，您又有非常明辨是非的能力，那您就达到了尧舜禹的境界。

然后司马光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因为司马光比宋神宗要大二十七岁呢，说我告诉你，我这六条一般不轻易示人，这“必杀技”。我经历了三个王朝了，我跟你爷爷跟前的时候就献了这六条，我到你爸爸的时候我又献这六条，现在这六条我还给你。

朋友们，我就在想这司马光真有问题，你给宋仁宗献这六条，宋仁宗通统治了四十多年，欠了一屁股高利贷，财政赤字那么高，老打不胜仗，你这六条都是干吗吃的？给宋英宗献了六条，当然这不能怪司马光了，宋英宗只待了四年就死了。现在轮到宋神宗了，又这六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六条。可是这六条说白了它不是废话，它就是没有用的话，它不解决实际问题。

还有第四条（建议），这更要命，为什么呢？大家还都记得一个人吧，上节课咱们刚讲过的，就那富弼。这富弼原来是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挑头弄了一个“庆历新政”，改革变法嘛，富弼、韩琦、欧阳修他们都一拨的，参加这改革变法，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都被贬了。贬了之后到宋英宗的时候，这富弼又回到朝廷来了，做的是枢密副使、国防部的副部长。

宋英宗好模样儿问他说，您当年也是改革的，您觉得现在怎么样？富弼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得慢慢来，给他爸就这么说的。这回好了，宋神宗这正是六神无主，想弄个改革找个挑头的，一想，满朝的上下，范仲淹已然死了，就这富弼原来还弄过一阵子改革变法，给老头叫来要请教他。老先生太老了，其实岁数也不大，身体不好，特许他可以坐着小轿子进宫，就是那种滑竿儿。进了宫以后，不要从大门进了，为什么呢，你要从大门进的话礼仪特别多，就从旁边的小门进来，让他儿子扶着他，然后坐下来。

宋神宗就说，我就想干点事，那意思你老人家不说点什么吗？富弼一眼即看穿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世界，你不就是想搞改革变法想折腾吗？我可以告诉你点事情。富弼说做君王的最忌讳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宋神宗说是什么？就是让别人看出你的意图，让别人看出来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最糟糕。宋神宗说这有什么不好吗？我总得让人知道我想干吗呀。不行。做天子的最高境界，你看这又跟司马光又不一样了，这各说一套，非把宋神宗弄乱了不可，难怪叫宋神宗呢，最后可不就是神叨叨的了。富弼就跟他说，不能让别人看出你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说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皇上如果讨厌什么，那些小人就不做那些让你感到讨厌的事。你要是表现出你喜欢吃桃子，完了，这帮人就都弄桃子来给你吃。你说你喜欢看戏，他就天天演戏给你看。就是小人知道君王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就会谄媚你，这样就会坏了大事。这倒是也说得不错，他意思就是说，作为天子应该高高在上，就是丈二和尚让他摸不着头脑，云里雾里的，然后那时候你辨明忠奸，还是这本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心里藏着，脸上根本看不出来。然后你默默地赏赐他们和惩罚他们，让他们觉得你高深莫测，这你君王就做到家了。这哪儿是做皇帝啊？这是做阴谋家。

这话听完，宋神宗觉得老爷爷说得也有道理，可是还是跟他的思路差得比较远，他就又多余问了一句说，您觉得现在西夏和辽国一直就是虎视眈眈，咱老打不过人家，这是个大事，不能老是花钱买和平啊，您老人家怎么个意思？富弼说，差点就说孩子，他不能这么说，他得说皇上，你刚上台，一个新的君王继位之后，他首先应该让大家感觉到幸福、安宁、安详、有很多的恩惠，你不能一上来就打仗，这不像个做天子的样子。我告诉你，起码二十年内不要谈打仗的事，打仗是不好的，一打仗，老百姓就生灵涂炭。

宋神宗彻底就崩溃了，就这四种建议，你说他能不神经吗？特别是这富弼，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听完了以后，史书上记载，神宗是“良久不语”。小伙儿闷那儿了，耷拉到那儿，不动弹了，叫人给他（富弼）抬回去了。

【画外音】：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至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必须用一剂猛药才行，经过一番颇费周章的挑选，年轻皇帝的目光终于落到了王安石的身上，这个时期的王安石由于母亲病逝，他一直在江宁，也就是今天南京的家中守孝，闭门不出，而一个人对王安石不遗余力的推荐，终于改变了王安石的人生命运。那么到底是谁让宋神宗最终相中了王安石的呢？

【康震】：大家说，那王安石，他（宋神宗）怎么知道王安石？他当然知道了，你知道这里边挺有意思的，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他的秘书叫韩维，就是刚才说的那韩维，韩维那话虽然有时候说得就有点儿不大到位，但人还是不错的。韩维跟他很投脾气，经常陪他读书，陪太子读书，讨论问题，研讨国家大事。这韩维很有本事，谈事都谈得头头是道，说得宋神宗是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真有学问。韩维就跟他说这都不是我想说的，这不是我的思想，这都是我好朋友王安石的，我告诉你这王安石是咱们本朝之中难得的人才，什么时候瞅个机会你得给他提拔一下。

这时候，宋神宗就想起这王安石来了，就问，哪天给韩维叫到一边问他，你说那王安石说得挺神的，那人现在在哪儿呢？韩维就跟他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家在南京，王安石已经回到南京，给他母亲要守孝三年。我们说古代父母去世守丁忧嘛，要守孝守灵三年，在南京呢。宋神宗就问他，说哎，你也看见了，这帮人没有一个能顶上事的，把王安石能不能给叫来？就靠他了。韩维说没问题啊，王安石这个人本来就是胸有大志，他要做大事情的人，你是刚刚登基的君王，你要对他以礼相待，他肯定会欣然而来，这没有问题。我是他朋友，这么了解他。宋神宗说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你能不能先给他写封信，把我这意思先传达给他，我先不直接跟他说，他要愿意来，我立刻下诏书就把他叫来，省得我直接找他，回过头他要拒绝我，你想我也不喜欢被人拒绝，你像我爷爷我爸爸都被人拒绝过，太没面子了，为了让人家当官，给人追厕所里头，就这人家都不愿意当，传出去不好听。韩维一听，说此话差矣，皇上你不了解王安石，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有大志向的人，而且这人有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他自己的进退得失、进退出处，他都是有极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是否有利于国家社稷和民生，他这个人要做的事情是光明磊落的大事，是正道之事。您现在一个君王，靠着我这私人关系，靠着私人信件，靠着走裙带关系，偷偷摸摸地给传个信，说皇上看上你了，你要不要去啊？你说对王安石来讲他这么一光明正大的人，要是觉得你这君王做事情都偷偷摸摸的，他对你能有好印象吗？他肯定不会来了。宋神宗说那怎么办呀？那我也得要脸啊，我都直接跟他说了，我倒光明正大了，他又不来了，我找谁去呀？韩维说这您甭操心，我听说他那儿子王雱前两年“高考”刚刚考中进士，现在就在京城，老来我们家玩儿，回头这样，我把您这意思传给王雱，让他给他爸爸回头说一声，您看怎么样？宋神宗说这个好，这各方面都顾到了，就喜欢这样的。

【画外音】：宋神宗很快得到了王安石肯定的答复，考虑到王安石人在江宁，还需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务，于是他便下诏，任命王安石以知制诰的名义担任江宁知府。然而，正当宋神宗充满期望地等待王安石振臂一挥，举起改革变法大旗的时候，情况却又急转直下。那么，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宋神宗何时才能见到王安石呢？

【康震】：江宁知府很牛的，仅次于首都市的市长，是直辖市市长。而且南京是个大城市，是个大府、大都、大郡。他（宋神宗）以为王安石跳起来就接受了。错了，王安石跟对付他爷爷、他爸爸那套一样，对不起您呐，我不干这个，我向你表示感谢，但对不起，恕我不能接受，恕难从命。

宋神宗本来听了那四条建议之后，心里头就有无名火，现在再被人杠一下，火极了，就跟旁边的大臣发牢骚，这人怎么回事？王安石这人我知道，仁宗的时候、英宗的时候他就拒绝过他们，现在拒绝我了，他形成惯例了，他拒绝上瘾了，他说他生病了，不能来，我倒要问一问，他真的是生病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他是别有用途的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要跟我对着干。他真急眼了你知道吗？因为他无法理解，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关键在这儿。

怎么办呢？他就问旁边的大臣，有一个宰相曾公亮，曾公亮说皇上您多虑了，他肯定是真的病了，据我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他文学名气大，德才又兼备，他屡次拒绝这做官、来京城做官，肯定是觉得，要么是水土不服，身体不好，他不会针对你的，皇上不必在意。

他这么说，另外一个宰相叫吴奎，这小子挺坏的，他没那么好说话，他说皇上我告诉你，王安石不来京城做官，有两大原因我是知道的。皇上说哪两大原因呢？他说第一，王安石这个人我跟他共事过，特别固执，特别不讲道理，特别僵硬，根本是一个不合作的人，这种人你让他要是到朝廷来做官，天下大乱，祸害百姓，生灵涂炭，这是第一条理由。第二条理由，说王安石跟宰相韩琦的关系不好，这吴奎就说，王安石他不敢来朝廷，他来朝廷害怕韩琦收拾他。就这两大（原因），一个人际关系不好；第二，这人死倔，就不能来。所以我认为王安石不来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因。

曾公亮一听就怒了，说你胡说，皇上别听他的，这个人妖言惑众，蛊惑皇上，不是好东西。吴奎说你也不是好东西。皇上我告诉你，为什么曾公亮想要让王安石到朝廷来，因为他嫌韩琦挡了他专权之路，等王安石来了，王安石就把韩琦这块就给堵上了，然后他就可以专权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最奇特的就是说，王安石那儿还什么都不知道呢，这帮人就替王安石吵上架了。

他们吵他们的，宋神宗根本不关心这个，宋神宗心里在想，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好好的，怎么还不来啊？下来又问韩维，说他是不是针对我啊？你问问他。他那儿子叫什么来着？王雱，跟他爸爸说没说我的内心世界啊？要说了的话怎么还这样，不带（这样）的。韩维对王安石真是太了解了，说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啊，我跟您说过，他的进退得失，他心里是早就有原则的人，这种人是很难轻易撼动他的，他心里有自己的一套做法。什么意思呢？他说您看，他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胡乱来的，都是有原则的。他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自己身体又不好，已经很久没有在朝廷做官了，他本身是有能力的一个人，有道德的一个人，您之前对他也很器重，现在您突然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他跳起来马上就双手给你接过来，无论在观感上还是在他内心上都不好看。王安石不是一个贪官的人，所以对于这样的忠臣，特别是对于他这样有原则的人，不贪图眼前利益的人来讲，你给他一个巨大的责任，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官，他的接受方式跟其他人就不一样，他不会一下就跃起来，跳起来就接受这个官，而会怎么样呢？而会谢绝，以此来表明他对官的态度。这并不表明他对这个事是拒绝的，他拒绝的是这个官。这是有重大区别的，所以这种做法在你看来就很奇怪，不了解王安石的人就很奇怪，但我对这个了解王安石的人来讲，一点都不奇怪，这正是这位老大的做派。如果王安石贸然接受了您的这个邀请做了这个大官，那反而在他自己看来就是对这件事情很不重视，不够严谨，不够严肃。

这韩维就给宋神宗就讲，说你就没想想，像王安石这样胸有大志、意志坚定、个性坚强，做事有原则，道德又高尚，文学才情又高的人，他肯定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你刚刚继位，求贤若渴，以这么低的姿态去邀请他，他怎么能不来呢？可是这样的人他有个特点，你得三顾茅庐，你得老去请他，你才能显示你的诚意，对不对？其实这话虽然是从韩维的嘴里说出来的，也未尝不是王安石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所以就是说，对王安石来讲，他也有一个选择君王的问题。你叫我来我就来，我不知道你这回让我去，又去干什么，是不是尸位素餐我都不知道。对于宋神宗来讲他当然希望王安石来。所以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和信任的问题。

【画外音】：宋神宗和王安石经历过这样微妙的关系调整，终于相互摸清了对方的真实想法，此时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十分高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并召集进京授命，那么四十七岁的王安石将会如何对待这次任命呢？

【康震】：王安石给皇上写了一道谢表，一个推辞的字都没有，这次根本不再推辞。直接上一道谢表这是常规，这谢表写的是什么呢？说，我听说大臣侍奉皇上最怕的就是尸位素餐，光吃饭不干活。皇上任命大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偏听偏信，听不进去忠言，因为忠言逆耳。所以历来有德有行的人要想做好官、做大官很不容易。翰林学士这官太重要了，他是什么呢？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是皇上的私人的政治顾问，能够直接参与国家最核心的决策，所以要做这样的官，必须了解历史、熟悉国情、文学卓越，而且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不才，某，没有这些才能，居然也被您任命做这官，我很惭愧啊。这话说得多好啊，其实就是说这些素质我都有，只不过你们家那原来你爸、你爷爷他们都不知道我有这才华，净让我做那“弼马温”的官了。最后一句话是，其实本来真不够格儿，我就不该接受，可是一想到当今圣上英明神武、虚怀若谷，我就决心把我的一生全献给祖国、献给朝廷、献给当今圣上。你看，像王安石这样的人，他谦虚起来都跟骄傲一样，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问题在哪儿？核心是这回他信任了宋神宗，因为宋神宗给他这位置太重要了，翰林学士。我们讲了这么多集的王安石，讲到今天为止，是王安石第一次面对着皇帝讲出了藏在自己心底很多年的真话，皇上，我真的有才华，我真的想干大事。就跟阿基米德说的那样，给我一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王安石说，你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就能把现在这么虚弱的、这么贫穷的、这么不经打的一个北宋王朝恢复到它创立之始的那个富强的、非常强大的北宋王朝。给我个支点，我告诉你，我不但把地球能撬起来，太阳系我都能给你撬起来。

大家说至于吗？有这么严重吗？当然很严重了，翰林学士这个官职非常重要，翰林学士这个官职始于唐朝，但是发展在宋朝，在唐朝时候他还是没有品级的，到了宋朝，他是三品大员。什么概念？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起草诏书本来这个职责，起草诏书就是我们现在起草中央文件，起草诏书它的本来职责在哪儿？在中书省，中书省的宰相，中书省底下，宰相底下管了一些人叫中书舍人，他们负责起草。但是后来到唐朝的时候，皇帝设置了翰林学士，这些翰林学士分掉了中书舍人的起草权，他们也起草诏书。说白了，不是分中书舍人的权，是分谁的权啊？分宰相的权。皇帝要分宰相的权，认为宰相的权太集中了。这样以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翰林学士他们代表皇帝，以国家的名义起草诏书。中书舍人他们代表宰相，以政府的名义起草诏书。你说这是一个级别的吗？当然不是。翰林学士起草什么诏书啊？国家总动员令、大赦令、立太子的诏书、立皇后的诏书、任免宰相的诏书。这么说吧，所有有关国家的最重大、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剩下的，中书舍人起草。用的印信和纸张都不一样。在唐朝，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相，就是皇宫里的宰相，他有别于那个中书省的宰相，这就说明他地位非常重要。在唐朝和宋朝，一个人只要做了翰林学士，那么他就离宰相的位置不远了。

你想，宋神宗二十岁。他在给王安石铺路，他先给他做一个江宁知府，级别提上来了，有地方大员的这个行政经历，这很重要，他原来只做一些知州什么的小官，现在让你做直辖市市长，再进一步让你做翰林学士，他三品，要搁我们现在，怎么也是国务委员一级的了，对他寄予极大的期待。王安石心情也很愉快，这次去京城，朋友说，嘿，这下你行啊，你可就赶上西汉的贾谊了。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说我哪敢做贾谊？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说：

俯仰谬恩方自谦，惭君将比洛阳人。——王安石【酬吴季野见寄】

你把我比作贾谊，你高看我了，我哪能比得上贾谊呢？贾谊是西汉初期文帝时期的著名的政治家，给西汉王朝制礼作乐，制定规章制度，而且提出了削弱诸侯王的这样一些重大的、战略的举措。说我呢，能做得跟贾谊差不多，就差不多了。我不是贾谊，但是我努力做得跟他一样好。他又谦虚了一下，不过听着总不像谦虚，老像是在骄傲。宋神宗这回是舍老本了，他不但这么快的速度任命了翰林学士，而且他太想见王安石了。王安石第二年的四月份到达京城，他就立刻越次召见，什么叫越次召见？古代的时候，君王召见臣下，那是要排队的，这不用排队，直接加塞儿。说谁递的条子？皇上自己递的条子。马上越次就是见到他，见到他之后我们想想，费这么大的劲，那得说多少贴心的话呀。到底他说了些什么，咱们下回再说。

下集预告：王安石拜见宋神宗之后，写了一份题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奏章，他本来应该痛陈前朝弊端，为变法营造舆论，但在这份奏章里，王安石却对宋仁宗大唱赞歌，这样的奏章会让宋神宗满意吗？它又何以成为北宋百年第一札的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七集《北宋百年第一札》。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七）北宋百年第一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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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王安石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一生从政时间近四十年，从基层的签书判官开始，直至位极人臣的宰相，撰写的奏章可谓成千上万，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奏章之一，就是号称“北宋百年第一札”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份奏章是王安石回到汴京、首次觐见宋神宗之后写的，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却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对北宋建国百年来的大政方略有十分精辟的分析。那么，这份奏章到底是如何诞生的？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又是如何看待这份奏章的呢？

【康震】：那么大家说《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它凭什么叫“百年第一札”呢？你有什么理由呢？而且我们觉得很奇怪，它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它论述的重点是北宋建国以来一百年里头为什么太平无事，这很奇怪，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王安石他是要搞变法的，变法的人他是要生事的，他不能无事，你论述的重点怎么会变成百年无事的原因呢？你应该论述的是什么呢？应该论述的是为什么一百年以来发展得不快，我要加速发展，王安石按我们内心来讲，对他的固有的印象来讲，应该论这个。再者说了，这也不对头，为什么呢？因为宋神宗跟他的父亲、跟他爷爷不一样，他是要变的，他是要变法的，宋神宗是励精图治，二十多岁小伙子，血气方刚，好嘛，一上台来一个“百年无事札子”，这个对胃口吗？对脾气吗？这都是问题。所以这个里头它不像咱们想得那么简单，好像王安石一上来就弄一个王安石改革概论，他不带那样的。

那怎么来解释这札子呢？宋神宗看到这个札子会有什么感想啊？大家就想想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问题，上回我们说到了，绕了好大的圈子，总算这宋神宗千呼万唤地把王安石从南京调到中央来，任命他做翰林学士，说具体点叫翰林侍讲学士，一来之后就越次应对，什么叫越次应对？打破规矩，按理说见皇上的人多了，那得排队，排排座，得排好，谁今儿见，谁明儿见，那都有等级的。免了，王安石今儿就见，越次、越级接见。

我们上次说过，说见都说什么了？好家伙，这能说出什么来呀？那说了好些呢。当时宋神宗是二十岁出头，王安石四十六七岁，快五十了，说起来两个人其实是两代人了。一见王安石，宋神宗就问，治理天下从哪儿入手啊？到底是年轻人，说话特别直接，到底从哪儿入手啊？王安石说我告诉你皇上，最最重要的第一位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策略、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政策。我们经常说政策是生命线，什么叫政策，什么叫方针，就是方向最重要，但是这话其实也等于没说，因为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句空话。就跟人说，问，说学习什么最重要？说方法最重要，那跟没说一样。我问的就是什么方法最重要，你就说方法最重要。

按理说宋神宗接下来应该问，那什么方向呢？你看，人宋神宗没这么问，宋神宗急啊，脱口而出，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年轻气盛，你就可以暴露出这宋神宗脑子里头他的偶像是谁，他脑子里的政治偶像有可能就是他的政治方向。就跟唐代还有个皇帝叫唐宣宗一样，外号就叫“小太宗”，你想想他都干了些什么事，你只要对照着“贞观之治”你就知道唐宣宗干了些什么事。张口就问，您觉得唐太宗怎么样？我们知道唐太宗什么样的人，唐太宗曾经跟他的大臣说什么？说朕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二十九岁做皇帝，近代以来未有比也。没人能跟我比的。那是挺瘆人的。在位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缔造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且我们知道唐太宗这个人那是文武全才，了不得。所以二十岁的神宗的心目当中，唐太宗是偶像一点也不奇怪，那他好不容易见着王安石了，他不得说心里话吗？你认为太宗怎么样？他肯定想着王安石说哎哟，我也喜欢唐太宗。没有。王安石早就不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了，快五十了，那都是知天命之年。王安石一听就皱眉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啊，那表情就跟我们现在说你怎么老爱看奥特曼这类片子？很不屑的。怎么回事，还这么不成熟。你应该效法尧舜，怎么满脑子想的是唐太宗，你不应该以唐太宗为法，我告诉你，唐太宗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想，王安石也太狂了吧，什么叫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有他的理由，说唐太宗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生得好，他出生在隋末时代，天下大乱，遂使“竖子”成名。唐太宗当皇上这过程不怎么光彩，杀了一些人，把老爸一脚也踹开了，当然这无损于他后来的功绩，而且就说唐太宗这个人目光不够远大。总而言之，你崇拜他这个事是不对的，这不是什么像样的人。

真正伟大的君王应该是尧和舜，尧和舜为什么伟大啊？尧舜的政治、为政之道“要言不烦”，非常简单，非常明确，易于执行，而且符合大道。你不要以为尧舜这样的特别高级的就无法模仿，那是一般庸人的看法。我告诉你凡是伟大君王，设计的政治法则都是按照中等人的智慧设计的，比较容易普及。然后说你觉得怎么样？神宗一听都傻了，那还能怎么样，小伙子给说得挺难为情的，您瞧，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我说一太宗，您都觉得没谱，您再说一尧舜，我这不更没谱了吗？就我现在这种水平，我这个年龄，人家唐太宗二十岁的时候都平定天下了，我二十岁的时候现在还干吗呢？就继承了个皇帝位，在您跟前刚说了一句话又露了怯了。我是不可能成为尧舜的，那意思这个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这不可能了，我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没可能，弄不好我辜负您的一片希望。不过有一点，小伙子说到这儿，说你可以鼓励我，你可以辅佐我，我虽然不是尧舜，但你有可能是魏征，甚至你有可能是诸葛亮，所以我尽可能地做好，您看怎么样？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有点发蒙，说这怎么把尧舜给抬出来了，唐太宗这不是挺好的吗？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古人的想法，你想尧和舜那是原始社会后期父系氏族社会时候的领袖，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他有什么施政的方案，有什么政绩，我们想都很难想，历史上也很难记载，可能是那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原始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了后代文人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不管怎么说，在古人看来，那是要厚古薄今的，越古的、越上古的、越往前的越理想、越美满、越美好，所以一说尧舜，那好得很。至于具体是什么，那可谁也不知道。

那好了，人说了个唐太宗给否了，现在神宗说话就比较小心，他又问王安石，说要不然再问点别的，说不问那么远的事，说咱们太祖皇帝建立宋王朝以来一百多年了，太平无事，您觉得最要害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一听，这问题太大了，您要问我这个，我觉得今儿这时间就不够用，而且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场合很随随便便地回答您，这会辜负您对我的期待，您让我回家，今儿晚上我给您写一篇得了。这么着，回到家里头去，写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你看，这是神宗皇帝给他的一个“命题作文”，不是他自己开始要写，它是这么来的。

【画外音】：对于王安石来说，宋神宗的这个“命题作文”相当棘手，因为在王安石看来，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特别是宋仁宗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帝国表面太平无事，风风光光，实则已经千疮百孔，冗兵、冗官、冗费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国家运转举步维艰，必须破釜沉舟，改革变法。但是，如果就此实话实说，对前朝做法毫不留情地批驳指斥，那就是对祖宗的大不敬，这是封建时代的所有人都不可能逾越的“鸿沟”。那么，王安石将如何跨过这道“鸿沟”呢？

【康震】：这里边其实隐含了两个命题，第一，为什么北宋王朝一百年来能太平无事，第二是一个很隐藏的话题，就是说，那未来还能继续维持一百年的太平吗？你注意，这里边是有点倒腾的，如果仅仅就说百年无事札子的话，王安石绝对不写。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对王安石的性格已经很了解了，他不想干的事，甭说皇上，皇上他爸爸都不行。好，第二天就把这札子呈给了宋神宗，这札子里边重点谈了三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首先得说为什么一百年来太平无事。他从太祖皇帝说起，说宋太祖赵匡胤这个人有什么优点，第一，这个人太聪明了，政治智慧太高了，为什么政治智慧高，说他这眼睛很厉害，他眼光很独到，他能分得清人的善恶和真伪，所以他能统御大局，指挥若定。第二，他总能在政治实践当中选定最合适的人选，这也非常厉害，而且他能结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的政策，所以，有了这些优点，他说宋太祖赵匡胤就能干吗呢？统帅千军万马。第二说什么呢？说他在政治方面、在治理民生方面也非常地了得，说什么呢，说宋太祖皇帝在发布命令的时候，他有个总的原则，一切看是否有利于老百姓安居乐业，一切看是否有利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废除什么苛捐杂税，制止藩镇的势力独大，然后还制定了很多勤俭持国的这样一些方针和政策。总而言之，宋太祖赵匡胤在王安石看来的确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开国的皇帝，他有着很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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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王安石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写文章是有讲究的，这儿戛然而止，然后紧接着就用两三句话就结束了。往后的宋太宗继承了他的英明神武，往后的宋真宗继承了太祖皇帝的恭谦和德行，往后的宋仁宗和宋英宗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就“维持会”的“会长”就把这维持下来了。总而言之，从太祖皇帝往后的四个皇帝要么继承了这个，要么继承那个，要不然就没犯什么大的错，然后稀里呼噜的，一百年的太平就这么下来了，很简单。按理说这就不对了，因为你这题目是《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你重点要谈论这个。错，他用了三分之一都不到的篇幅就截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宋太祖能够维持这一百年的稳定，因为太祖皇帝我们开始说了，针对唐朝灭亡的教训，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体制，这些体制有力地制约了唐朝灭亡会出现的那些因素，所以能维持一百年的时间，这根本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根本不是宋神宗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这时候根本不是要探讨什么百年无事的问题，而是现在出现大麻烦了，我们前面说过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宋仁宗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的现象就非常严重，国家都没钱了，花钱的人一大堆，挣钱的人没几个，所以前面的问题戛然而止，重心的问题立刻就转向现在的隐患，所以这就谈第二点，现在怎么办？

要谈现在怎么办，就得先问一个问题，现在这情况是怎么来的，这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人，就是宋仁宗的评价问题，这太难办了，为什么呢？宋仁宗等于从辈分上来讲是宋神宗的爷爷，祖父辈的，你总不能直接敲门叫响地就说，宋仁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再说你刚才前面还说来着，你说了人家宋仁宗没犯什么大错，好皇上，能把这份家业维持到现在不容易。那怎么说呀？就得说他怎么行，甚至还得说他怎么很行，然后再把不行的东西偷偷地藏在那里头，一点一点地给他暴露出来，这就是写文章的技巧，要不人是“唐宋八大家”呢，你以为“唐宋八大家”我就写点抒情散文就可以了？没有，这奏章这一类的东西，札子这一类东西特别能看出一个人的水平。

好了，他说给宋神宗的札子里头说，宋仁宗前面几个皇帝我都没见着，仁宗皇帝我是见过的，我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就随侍在他的左右，他是怎么为政的，从头到尾历历在目，我是非常了解的。那意思是他是好是坏、是强是弱、是优是劣，您自己掂量吧，反正我这儿给你写着。怎么写呢？说仁宗皇帝总的来讲就俩字，好人。可是我们知道，好人有时候是会办坏事的，或者会把事情办砸的，所以他说仁宗皇帝是个好人，什么好人呢？他对上敬天，对下爱民，恭勤持俭，勤勤恳恳，见了谁都态度很好，是个好人。好人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一，不爱花钱，非常节俭，从来不批建什么楼堂馆所，也不大兴土木，就怕花钱，这第一，节俭。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他特别仁慈，很少判死刑，判刑的基本原则是要让人活，不要让人死。他因为特别仁慈，所以宁可委屈自己也不愿意打仗，跟西夏跟辽国都不打仗，为什么呢，因为心怀慈悲，所以就是给点钱，别打了，用这个来换取和平，于心不忍，特别仁慈，不忍心打仗，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因为特别地仁慈，所以他对于那些骚扰百姓的贪官污吏特别地愤恨。我说着你就注意听，王安石写东西特别有意思，他表面上看着在上面好像给你刷了一层清漆似的，很光，木板上刷漆，然后里边塞好多小钉子。仁慈，宋仁宗很喜欢采纳意见，宋仁宗很善于选拔人才等等等等，这就把好处都说了。接下来因为他这么好的一个皇帝，所以他这些政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他统治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头，哎呦喂，我们这宋王朝就兴旺发达，具体表现为什么呢？说官员从来都不鱼肉百姓，从来都不横征暴敛，外族也从来都不侵略我们，为什么呢？他收了我们的钱了，他不侵略我们，这样边疆的人民就不会死亡，内地的人民也就能够安居乐业，皇上身边的大臣也从来不为非作歹，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一为非作歹，虽然我们的监察制度比较松软，他只要一为非作歹，就有人去告发他们。他们都想好好做人，小心谨慎。我们这个朝廷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招募的都是一些骁勇善战、有的也有一些偷奸耍滑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将领去训练他们，但是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叛，因为只要反叛就会有人告发他们。

你就发现他这些话说得听着都挺别扭的，就是宋仁宗的每一个重大的优点，或者是因为他的优点而引出的良好的效果里边，实际上都同时埋藏着一个致命的缺点，这缺点是什么呀？说你看，宋仁宗宁可委屈自己，因为他仁慈，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仁慈，他委屈自己，让自己受委屈，他也不愿意发动战争来抵御外族的侵略，而宁可花钱来买点和平。我们都知道，那这到底是真仁慈还是假仁慈呢？因为你交上那钱是谁给的呢？是老百姓捐上来的，是他们交的赋税啊，你等于是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你刚才还说对老百姓很仁慈，但是在收钱的时候你怎么不仁慈啊？你仁慈的是什么呢？你仁慈的是敌人。但是你不能这么说，你得把它都归在仁慈的主题底下，就是反正他就很仁慈，因为仁慈所以不愿意发动战争。所以这个就很奇怪，靠被动地给钱赢来的被动的和平却反而成了帝王仁慈的一个证据，这很显然讲不通。王安石不傻，我相信宋神宗也不傻，但是文章你只能这样写。

第二，那些骁勇善战的人，包括里面有些偷奸耍滑的人，他们当了士兵，虽然没有像样的将领去统帅他们，但是也不至于有人去反叛，这是很显然的东西，我们前面讲过，宋代对于军队将领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他倒是想反叛，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反叛。而且你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灾荒年间招的一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有些就是在城市里边的泼皮无赖，为了防止社会治安问题就把他们都招到军队里头，养尊处优给养起来了。将领在制度的设计上束缚了他们，军队的训练的水平又不高，我告诉你，就这种军队他反叛都反不到什么水平。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在所有的貌似的优点当中都隐藏着致命的缺点，什么叫致命的缺点，就是体制本身就跟基因生了病一样，在基因当中存在着问题。百年无事，确实无事，可是要一旦出事，那就得出大事，所以你看他这个札子的名字叫得非常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一个很和平的题目，没说一下跳出来说《本朝百年要出事札子》，不是这样的，可是里边到处埋的都是忧虑和反思。

【画外音】：王安石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奏章中巧妙地运用了春秋笔法，说理透辟而又措辞委婉。既指出了大宋王朝存在的问题，又让话语不至于过分刺耳，使宋神宗能够听得下去，但是仅仅说出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胸有成竹的政治家，王安石必须在奏章里吹响改革变法的号角，那么王安石究竟如何阐述自己改革构想的呢？

【康震】：说来说去，就说这百年以来到底出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你得给皇上提建议。所以到了第三部分的时候，这就成了这个札子的主体的部分。前面第一段说了点闲话，总得有个光亮的帽子扣在上头，你别让宋神宗一看就没有希望了。第二部分是夸了一通宋仁宗，夸中有贬，在罗列优点的同时把缺点全部都暴露出来了。第三就是告诉他，这到底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说，宋仁宗身上的问题你得警惕在你身上也会有。

第一条就是咱们这皇上，说的是宋仁宗，是个好人。但是第一，他不是个战略家，他没有战略头脑，没有大的见识，什么叫没大的见识呢，说天天在他身边的不是宦官就是宫女，跟那些大臣打交道天天注意的都是行政上的一些琐事，从来都不关心大事，什么叫大事呢，他应该和一帮真正的大臣们在一起，商讨关于国家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方针和方向，他应该关心。也就是说，这国家从战略上怎么发展，这是他应该关心的事。他没有，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天天管的都是很琐碎的小事。而且他认为宋仁宗的时期，对待工作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应付工作，不是主动地开展工作，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这干部的人事制度非常地混乱，何以见得呢？他说科举考试只考写诗写得怎么样，写文章写得怎么样，至于真正是不是能安邦定国的这种真才实学，没有考察。就是做了朝廷的官员，也是论资排辈，看你们家的门第，看你的年资，不是看你的真才实学。就是真的做了官，调动得太频繁。我们知道北宋的官员三年一调整，这三年一到，这还一项目，还没弄完呢，又调到另外一地儿去，王安石自己就被这样调过好多次，所以有的官员做了十年的官，当过七、八个官。他说这工作效率非常地低下，更别说咱们那支军队了，人挺多，钱挺多，就是打不赢仗，这是第二点。

第三，就是农业问题非常严重，农民辛辛苦苦种地，遇到灾荒年政府没有补贴，或者补贴得很少，也不修农田水利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王安石最后得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这个结论叫什么呢？叫

“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这话说得太要命了，什么意思啊？虽然皇上非常俭朴，非常节约，但是老百姓身上没钱，老百姓不富裕。虽然皇上一天到晚地操劳，勤勤勉勉，可是国家并不强大。王安石最后撂了一句很严重的话，说多亏咱们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它不强大，也多亏国内这百年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旱灾、水灾和荒灾，那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多亏是周围的人不够强，没有把我们给灭了。多亏国内的灾荒还不多，不够大，把我们灭了，我们全是托了老天爷的福，所以百年无事。其中虽然有人事上的努力，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在人的主动性的建设方面是差得多了，这基本就等于否定了。你这一百年怎么过来的，老祖宗定了一些制度，后边的人就跟着走，走到现在一直什么呢，得过且过，明哲保身，不求进取，得亏老天爷还算保佑你，否则的话早就完蛋了。

这话可说得比较重。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它这叫“百年第一札”呀，原因在哪儿，就是在它这个札子里头首先它当然是回顾了一百年太平无事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反思了一百年来这朝廷埋藏的种种颗颗炸弹，这一百年来是发展了，但是托了老天的福。是发展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埋下了很多的隐患和炸弹。

【画外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以扬为抑，褒中有贬，重点剖析了宋仁宗统治的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宋王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重重危机，并就吏治、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提出整体方略。但是，这份奏章并没有提出非常具体的改革措施和办法，而一心想要一展抱负的宋神宗，需要的是王安石这样的奏章吗？

【康震】：宋神宗一看（札子），特别激动，我们现在落一印象，自从一开口说了唐太宗那事以后，他就一直比较激动，看了好几遍，越看越高兴。第二天就把王安石又叫来了，说哎呀，昨晚上我就把你这札子看了好几遍，写得特别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觉得你早已经是胸有成竹，怎么样？把你心里想的都说出来吧。充满了热情，一个渴望改革的人，他的身份又是这个国家的最高元首，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

谁知道这王安石的反应比较迟钝，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他慢吞吞地说，这个事内容比较多，头绪也比较多，我觉得不能急，我觉得你还是有点急了，您看要不然这么着，我到时候给您讲上几次课，您听听课，我这里边的一些东西您基本上就不言而喻了。大家说怎么上课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他这个翰林学士叫翰林侍讲学士，这侍讲学士是有一个功能的，就是得负责给皇上经常得上上课，讲点《礼记》讲点《论语》，要不然讲点唐太宗。他说回头我给你讲讲课，你就都明白了，不着急。

这神宗他是个小伙子，他说讲课这事是肯定没问题的，你能不能先拣些紧要的，先给我说说。特别着急。这王安石一看，也没办法，就先拣了一些紧要的心得给这宋神宗是一一地讲来，宋神宗听了以后真高兴，说你的想法太好了，还是那句话，闻所未闻。这都奇了怪了，他到底原来听过什么东西，又没听过什么东西？反正他说闻所未闻，别人的见识确实赶不上你，这个得承认，别人确实赶不上你。我跟您说，您看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东西写下来，记下来给我，我想晚上好好看看。这由此可见，王安石给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在这个札子里头没有的，就是一些很具体的举措。

王安石还是表现得很迟钝，很不积极，说我已经跟您说了，回头我给您得上课的，我这侍讲学士拿这工资是要给皇上上课，我给您上课的时候，您只要一听您就明白了，我将来会怎么做。现在说句实在话，我还不太清楚，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在想什么，您想做什么，我确实不太清楚，所以你让我现在说得这么细致，把它都记下来，这不大妥当。

神宗不依不饶，您今天跟我说得太多了，受益匪浅，我根本就记不下来，我害怕忘了，你还是回去，你给它写下来，写下来拿给我，我要看。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唯唯而退”，就胡乱答应着就走了，说行行行行行，赶明儿给你写，我先走了。

这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说这王安石有病吧，原来你看，我们现在要追根追底，原来那皇上老让你到京城来做官，他是死活不来，那有情可原，京城的官不称他的心，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后来，人家宋神宗继位了，也给他邀请来了，想让他发挥作用，又见了面谈得也挺好，还应皇上的邀请给他写了这个著名的札子，为什么当这宋神宗要求他更细致地把这个举措给他说一说，甚至请求他把它写下来给自己，他这么不积极呢？而且还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还不太清楚您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说得太细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就觉得王安石这人是不是在摆臭架子啊？还是另有隐情？这很值得研究。而且王安石刚才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给你讲学，我得给你讲一讲。

其实大家要注意，就是当一种政治行为在它发生之前，它得有舆论，它得有一个舆论的宣传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王安石你要弄改革，你要变法，你得给人家先说清楚你为什么变啊，你都要变什么呢？你打算怎么做呀？你不能一上来就做，你得先有一个慢慢地宣传的过程，让大家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所以这讲学这一关还真不是应付，那还真是他心里头的话。他的意思是别人听不听先不说，我不能让你这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这小皇帝凭着一时的热情，就让我写这个、写那个，我得先给你讲一讲，看咱们俩到底对付不对付，你到底是不是在根本上认同我，我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走下边这步棋，所以由此可见王安石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了。反而是宋神宗有点上蹿下跳的，当然这是因为热情闹的。你还真别说，王安石说这讲学的事还真应了，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马上就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至于这波澜是什么，我们下节课再讲。

第四篇：百家讲坛康震《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讲稿

百家讲坛康震《唐宋八大家之柳宗元》讲稿

（一）醉翁之意在哪里 节目导语：

青年时代的欧阳修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但却因为一场不干不净的通奸案遭到贬谪，那么这件蹊跷案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他的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一集《醉翁之意在哪里》，敬请关注。

画外音：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时期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也是北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公元1007年生于江西吉安，公元1072年卒于安徽阜阳，终年六十六岁。走近这个在北宋政坛和文坛都有丰厚建树的一代伟人，我们发现他留给世人许多匪夷所思的疑问，比如：青年时代的欧阳修，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之时，为什么因为一场不干不净的通奸案而遭到贬谪？以骈文成功取仕的他，为什么对古文情有独钟，并最终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人才济济的科举考试中，他如何慧眼识珠，亲自提携了后来成为一代文坛宗师的苏轼？晚年时期德隆位高的他为什么被王安石百般阻挠，没能成为宋神宗时代的宰相？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一起走近百家讲坛，听他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破解这一个个谜团。今天播出第一集《醉翁之意在哪里》。

康震：

大家好，前一段时间我们讲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唐代的两大家——韩愈和柳宗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陆续地给大家介绍另外的宋代的六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还有曾巩。我们讲唐代那两大家的时候是从韩愈讲起的，当时我们说了很多理由，说必须得从韩愈讲起，因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那现在我们要讲宋代的这六大家，从谁讲起呢？得从欧阳修讲起。大家说那为什么从欧阳修讲起啊？为什么不从王安石讲起，为什么不从苏轼讲起啊？因为欧阳修在宋代这六大家当中，包括在唐宋的八大家当中位置非常地特殊，他有三个领袖的地位：

首先，欧阳修是宋代政坛和文坛上的当然的领袖，他是北宋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不但在朝廷做过很多的官职，在地方上做过官，而且他做过参知政事、副宰相，参与并且主持了很多朝廷政的治改革的事件，大政治家。

第二，他还是一位很著名的史学家。他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在史学上、在《二十四史》当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还是北宋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在北宋的政坛和文坛上，他都是一个领袖人物、开先河的人物。这说的是当时在北宋的时候。那么就在这宋代六大家里边，他也是领袖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掰指头都能算出来，在这六大家里边，先说苏轼，苏轼是大家公认的北宋最大的文学家，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数一数二的全才式的人物。他的弟弟苏辙也是宋代的大散文家、也是诗人，做官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还有一位曾巩，我们知道、经常我们说起这“唐宋八大家”最后一个人就是他，曾巩也是宋代有数的散文家。这三个人全都是欧阳修的学生，他们是在欧阳修主持的一次科举考试当中、就在这次考试当中同时录取的这三个人。这多了不得呀，他做主考官的时候选拔的这三个学生后来都跟他一块儿能进入“唐宋八大家”的序列当中。王安石虽然不是欧阳修的学生，但是曾巩把王安石引荐给了欧阳修，欧阳修对王安石非常地器重，因为有了欧阳修的推荐和奖掖，王安石在政坛上的声名那就很大了。还有那个苏老泉苏洵，在这些人当中他就等于是没做过什么像样的官，但是苏洵之所以在北宋的文坛上有那么大的名气，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欧阳修对他大力地褒奖，极力地推荐他，我们知道苏洵是在八大家当中惟一一个被列到《三字经》里头的人。所以你看，我掰指头给你算来算去，这宋代的六大家里边，那五大家要么是他的学生，要么是由于他的奖掖和推荐而在政坛和文坛上获得声誉的。地位很特殊。

再说整体的“唐宋八大家”里边他的地位也很特殊，为什么特殊呢？苏轼曾经对他的老师有一个评价：

“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苏轼【六一居士集序】

那就是说欧阳修是谁？就是宋代的韩愈。评价非常高啊，那就等于是说没办法，欧阳修生得晚，他生在宋代了，他要是生在唐代那还不定谁是韩愈呢。这话听着有点别扭，但咱们不就是为了强调说他确实很重要吗，苏轼就说了，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出生的前后顺序来考虑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唐宋八大家”里头，真正引领整体的古文运动，带动了文学的潮流和思想潮流的有两个人，他们是绝对的领袖人物，一个是唐之韩愈，一个是宋之欧阳修。所以这两个人是“唐宋八大家”里边真正的领袖人物。你看我这一说，三个领袖地位，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先要从欧阳修讲起。

画外音：

说起欧阳修，我们多半会想到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无疑，《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散文代表作。那么，这个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到底美在哪里呢？写作《醉翁亭记》的时候，欧阳修年仅四十岁，如此年纪轻轻，他为什么要自号“醉翁”？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究竟在哪儿呢？

康震：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篇写于安徽滁州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一开篇就说：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环绕着滁州城的四面全都是山。你往西南边看，那边的风景格外地优美。沿着山路往前走，看见前面幽深的又那么秀丽的地方，那是哪儿啊？欧阳修告诉你，那就是滁州有名的琅琊山。沿着山路再往前走上那么六七里，有一股泉水喷泻而出，在山峰中间喷泻下来，这是什么泉水啊，这就是酿泉。在酿泉的上边有一座小巧的亭子，这小巧的亭子四个角翘起来，像鸟儿的翅膀在飞翔一样，这就是醉翁亭。非常地美。你看本来在我们眼里头可能比较普普通通的一个景物，在我们这位文坛领袖的笔下变得是那样地温馨、那样地优美、那么地让人心旷神怡。这亭子是欧阳修盖的吗？不是。他说啊：

“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造亭子的不是我，是这个山上的和尚叫智仙的。可是给这亭子起名的那是我欧阳修。哎呀，我跟我的朋友们到醉翁亭来喝酒，才喝了一点点，我就醉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我的年龄又是最大的，所以我把自己叫“醉翁”。可是，我喝酒的本意并不在酒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哪呢？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换句话说，欧阳修喝酒是因为他欣赏到了这秀丽的山水，而喝酒只不过是他内心的一种寄托罢了。这句呀是流传千古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当然后来这个意思发生了一点转变，凡是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那就是有点琢磨，想动别的心思，但是当时的本意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不在乎这是美酒，我迷恋的不是美酒，我迷恋的是山间的优美的景色，景色把我醉倒了，酒不醉人景自醉人。古人他写文章是很奇妙的，他会把这个醉意、把这个美景、把这个山水、把自己的内心非常完美地融汇在一起，呈现在你面前，这是一种完整的艺术品。当我们看到这个《醉翁亭记》的前面这一大段的描写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浸染到了那个景色当中去。这个《醉翁亭记》再往下写，就没那么简单了，他好像变成一个真的老头了。你看，他说：

“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真正的快乐有时候并不是需要音乐来相伴的，只要大家在一起玩儿得高兴，觥筹交错，你来我往，就很好，可是有一样，当你们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有一个家伙满脸苍老、满头白发地、很颓唐地、很颓废地、颓然地就醉倒了。他前面光说自己醉了，没说自己是个什么状态。人家有的文醉，醉了以后吟诗一首，特文雅，一点也不闹腾。还有人是武醉，醉了以后就成孙悟空了。欧阳修这醉得比较特殊，他醉了以后，颓然而醉。而且他说自己是苍颜白发。这个就很奇怪，刚才我们还称赞说是，他是酒不醉人景自醉人，这是美好的醉。现在突然发现不是美好的醉了，他可能真的快变成一个未老先衰的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说这个人心里有事，他说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哪儿呢？在乎山水之间也。文人的话不能全信，他说是在山水之间你就认为在山水之间？醉翁之意在自己内心的心事里，不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啊？他有些苦处是说不出来的，你就不能老看《醉翁亭记》，你得看点别的。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题滁州醉翁亭》。诗曰：

“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惟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

什么意思啊？说四十岁真不老，我那就是说说，我在醉翁亭这儿偶然写一篇文章下来，我醉了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万事万物都忘记了，连我年龄都不记得了。我看这山间的花草，它们是不明白我为什么醉。只有山间的风吹来，我的脑袋才在醉态当中稍稍地醒来一些。你注意啊，这就有点意思了，刚不是还说自己是醉翁，还什么苍颜白发，怎么现在突然在诗里边就说“四十未为老”呢？他后边说的这些实际上推翻了前面自许醉翁的这一段事实。

画外音：

欧阳修从政的经历十分坎坷，二十四岁考中进士的他，在走向政坛的初期曾经平步青云，他亲自参与了宋仁宗时期著名的“庆历新政”，先后担任过馆阁校勘、谏官这样的中央职务和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样的地方要员，在振兴朝政、整饬吏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迫害，却以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形式爆发了。那么，这场可怕的政治迫害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与《醉翁亭记》的创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康震：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说，不是当得好好的嘛，这么年轻，他在被贬之前还不到四十岁呐，担任着这么重大的职责，现在怎么突然给贬到这儿了？大家可能说，那可能是政绩不突出，得罪了官员。我跟你说这些还真都不是，我给你一说原因，你做梦都想不到，欧阳修让人给告了，而且告的罪名不好说，怎么不好说呢，就是说有人告他跟自己的外甥女有不干不净的关系。我们现在表述这个事实的时候，都要努力用一种比较典雅的语言来表述它，用书面语，他跟他的外甥女有某种不干不净的很难说清楚的关系，这是“炸弹”呐。我们刚讲过他是三种具有领袖地位的人，能在政坛上、文坛上能立得住脚的，能给苏轼当老师的人，那就是道德、文章都得是一等一的才行，怎么现在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是人家真是告他了，而且是言之凿凿。

原来呀，欧阳修有一个妹妹，我们就叫她欧阳氏吧。他的妹妹嫁了一个丈夫，叫张龟正，就是他妹夫了。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十年前欧阳修的妹妹嫁给张龟正之后，后来张龟正就去世了。张龟正原来还有个前妻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就叫她张氏。张龟正去世以后丢下的就是欧阳修的妹妹，以及他跟前妻生的那个小女孩。那时候那女孩才七岁，欧阳修的妹妹无依无靠，怎么办呢？欧阳修就把他的妹妹以及这个从法律关系上来讲应该算是他外甥女的张氏，七岁的小女孩，一块儿接到自己家里来，一起生活。

光阴荏苒啊，这个小女孩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欧阳修做主就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远房的侄子叫欧阳晟。这本来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觉得欧阳修照顾自己的妹妹，还照顾自己所谓的外甥女，法律上的外甥女，而且还负责她的终身大事，把她嫁出去。可是你说这个事情它就谁也料不到，欧阳修他就是再做一千个梦他都梦不到后边发生的事情。欧阳晟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长得是青春年少、风流俊俏，这个小女孩长大的这位张氏也是美貌多情，这一来二去呢，这个张氏就跟他这个仆人之间就发生了关系。如果我们从法律上来讲就是有通奸的关系。这位欧阳晟就发觉了，那欧阳晟就送官，送到哪个官呢，就送到了开封府来审理这个案子。大家注意，讲到这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跟欧阳修有关系吗？没关系啊，这半天欧阳修的名字还没出来呢。当时的开封府知府杨日严一看到这案子特别兴奋，为什么特别兴奋啊，杨日严原来在益州，就是现在的成都，做市长的时候，因为贪污，欧阳修弹劾过他。他一接到这个案子一看，这跟欧阳修有关系，很兴奋，下令严加拷问，一定要问出点什么来。你想啊，这个张氏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哪儿见过什么世面呀，要不是因为被抓起来了，她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到开封府来，她哪儿见过这种阵势啊。严刑拷问之后，这位张氏慌慌张张，非常地惊惧，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言谈之间就说到了她还没有出嫁之前，在欧阳修的家里边和欧阳修之间有一些模模糊糊的事情，说了很多很难听的污秽的话，这杨日严如获至宝，做梦都没想到能问出这个来，他就想以欧阳修与这个张氏通奸并且企图霸占张氏的财产为名，向朝廷提出诉讼。

可是当时的审理，具体审理这个案件的官员不这么认为，觉得这个事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这个张氏跟欧阳修有这种不干不净的关系，也与本案无关，因为我这案子首先审的不是这个。这个主审的法官他认为：第一，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张氏与欧阳修之间有不干不净的关系这层意思，与本案无关。本案主审的是张氏与那位仆人之间的奸情。第二，张氏一介女流，在严厉的拷问之下，神情慌张、语不成句，脑子都不清楚，她说的话不可以作为证据。所以决定依然以单纯的张氏跟这仆人之间有奸情来起诉。

画外音：

以这种不明不白的通奸罪来打击欧阳修，恐怕是欧阳修的政治对手最希望看到的情形，而此时执政的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又火上浇油，直接导致案件更加复杂，那么这两位宰相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采取的招数又是什么呢？

康震：

这个案子弄大了，惊动了当时的宰相贾昌朝和陈执中，这两个人也特别兴奋，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兴奋啊？因为这俩宰相在政治上他们的立场都是比较保守的。欧阳修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的时候大力地抨击过他们，他们早就想报复欧阳修了，一听说这个案子非常高兴，决心把这案子要好好地审一审，怎么审呢？他委托了当时的一位官员担任主审官，这个官员很狠毒，他就找到了欧阳修原来写的一首词作为一个罪证，这首词是怎么写的呢？

【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这写了一个什么呀，这其实就写了在初春时节一个少女的情状，它大意是说什么呢？春天到了，柳枝还特别地嫩，人们都不忍心去攀折这个柳枝，连那个鸟儿都不忍心停在柳枝上去歌唱，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实在是太嫩了、太弱了，要想在枝头歌唱，还是等春光更浓一些吧，等这柳枝更结实一点。这时候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一会儿弹弹琵琶，一会儿做做游戏，一会儿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非常地悠闲，同时这个少女也特别地清纯。欧阳修写这个词，他的本意是说，在初春时节一个少女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如此美好的印象，这个少女就好比刚刚发芽的这柳枝一样，他没有别的意思。这个主审的官员就说，这个张氏七岁到的你们家，正好就跟这词里写的那玩耍的游戏的那个年龄相符合，你写的就是她，你到现在都惦记着她，这个词就是一个明证。

你想这事闹到这个程度，宰相介入了，而且宰相亲自地指派相关的官员来审，而且惊动了宋仁宗，宋仁宗勃然大怒。你想啊，欧阳修当时虽然很年轻，年龄不大，但是在朝野上下也是著有声名了。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那么具体怎么查，还是宰相去办吧。好，这回我跟你讲，宰相选人可有讲究，宰相选了两个人，一个人叫苏安世，这太常博士，由他来审。另外专门委派了一位宦官叫王昭明，来监督他审。你知道为什么叫这王昭明吗？这都是有用意的，这就准备害欧阳修呢。当初欧阳修去河北做官的时候，朝廷要派王昭明与他随行，欧阳修说没这个先例，我不愿意跟一个宦官同行，有损我的声誉。朝廷就没有再坚持。宰相现在派王昭明来监督审这案子，实际上就想利用他和欧阳修之间的这个矛盾。他们就是联合起来，你发现没有，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很大的套子，给你勒到脖子上，拉得紧紧的，只等最后的致命一击，你就咽气了，这案子就成了死案子了。可他做梦都没想到，这王昭明虽则是个宦官，原来跟欧阳修也有点不痛快，可是这人是一个非常耿直公正的人，他一看这个案子，心里就很明白了。苏安世就跟他商量，因为苏安世跟他心里都很清楚，宰相为什么派他们俩来。宰相想要最后把这案子判成什么样，那很清楚。苏安世就跟他商量说怎么办，要不然随便弄一套档案，就把这案子按照宰相的意图就办了，这不就算了吗？挺好。跟他商量，王昭明说皇上派我来监督判案，可要秉公断案，彰显正义，你怎么能随便罗织罪名呢？不行。他又接着说，我在皇帝的身边经常随侍，皇上三天两头地夸欧阳修怎么能干，怎么有才华，现在你这么说，不就是想跟着宰相的意思走吗？好，你要是现在根据宰相的意图把欧阳修定了罪，回头等这案子要翻过来，哪一天要是给平反了，要昭雪了，我告诉你，我王昭明吃罪不起，我担不起这责任。苏安世虽然有点苟且，但这人还算有点良心，他想了想觉得此事干系重大，不敢轻易地按照宰相的意图就定了欧阳修跟张氏之间有通奸之情。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说，抓住一条罪证，说欧阳修用张氏的钱购买了田产，却把它归到了欧阳氏的门下，就是你这儿有问题，你这么做就有点侵吞别人财产的意思，以这个罪名起诉。

画外音：

宰相贾昌朝等人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伎俩，罗织出欧阳修侵占财产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而宋仁宗迫于宰相等人的压力，做出了罢黜欧阳修原有官职，将其贬为滁州知州的最终判决。从二十四岁考中进士步入仕途至今，欧阳修已经在政坛上拼搏了十五个年头，怀着落寞的心情来到安徽滁州的他，会向宋仁宗怎样抒发心中的不平与愤懑呢？

康震：

欧阳修被贬到滁州之后，按照惯例要给皇上写一道谢恩的奏章，在这奏章里他就写了自己为什么被贬的原因，听了以后也很可笑。

他说第一，我只恨我不会算卦，我没有那个神通之术，我不会周易不会算卦，我要早知道这个张氏、七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将来会犯这个事，我死活我都不会抚养她，那我不是没办法吗？她从名义上是我的外甥女，她又是我的亲妹妹那时候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到我们家来我得抚养她，我得照顾她，我有错吗？说白了，我要是真有问题，按照现在审案子的这些官员对我仇恨的，程度，按照当时险恶的形势，我绝对不可能逃出法律的制裁，但是现在为什么我就没事了呢，我要真有事的话，那就应该绳之以法才对呀，把一个应该绳之以法的人为什么让他逃到了法网之外。当然了，主要是皇上圣明，多亏皇上您。要没有你我这个冤情就算坐定了。这很矛盾，他要真有罪你就该判他罪，他要没有罪，你就不应该贬他。

欧阳修就对皇上接着说，说什么呢，说我跟您说句实话，我为什么会这样？第一，我原来做谏官的时候，这谏官专门负责给皇上给朝政提意见，我得罪了很多的权贵，他们都恨死我，恨之入骨，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说我这次必须得被贬，为什么呢，我要是不被贬的话，我要是还在朝廷里待着的话，他们就会不断地接着攻击我，一直把我攻击得形单影只为止，而且只要我不走，我就没有一刻的安宁，只要我不走，我的罪名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让我走，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我走了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就消停了，失去目标了，他们就安闲了，我呢也就消停了。所以等于是安慰皇上，您也别为难了，我走就是了，我早就该走了。当然了我还得感谢您，要没有您保护我，要没有您体谅我，我怎么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呢？咱要是再往后边说点，要是没有这个事，没有人告他，没有人把他告得最后贬走了，他还写不出《醉翁亭记》呢。你看这个，成了一个悖论了。

现在咱们再想想《醉翁亭记》，《醉翁亭记》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总不能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贬谪之间”吧。话说成这样，实话有时候很难看的，也很难听的。但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他颓然而醉，为什么说他苍颜白发，未老先衰呀，那谁身上泼这么大盆子脏水都得未老先衰。不过话说到这，我们就发现整个的欧阳修的这一次算是绯闻案吧，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一个很大的罗网，一直笼罩在他的头上。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一直隐藏在这个案件的背后。你算算欧阳修当时也就才四十岁，一个四十岁的人还来得及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吗？我们就得问一个问题，这欧阳修到底把谁给得罪了，得罪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以至于对方能下这么重的毒手。套用一句俗话说，欧阳修把谁的奶酪给动了，你这不是虎口夺食吗？所以这是不是一个绯闻事件呢，表面看来是，但它根底里头肯定隐藏着更大的背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不了解这里边的秘密，那个《醉翁亭记》你就只能在醉态中理解它，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醒了以后的醉翁是什么样子。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在北宋政坛上已经小有名气的欧阳修因为写了一封义正言辞的信，却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不白之冤，被贬往了穷乡僻壤，这其中究竟隐含着怎样的秘密呢？年轻的欧阳修会怎样对待这次人生挫折？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二集《偏向虎山行》。

（二）偏向虎山行（文字稿）

画外音：

欧阳修在政坛上的发展历尽坎坷，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一场不明不白的通奸案而被贬往滁州，不过如果仔细地分析这场案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发现，这起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黑幕，一个强劲的敌手。那么这个黑幕究竟是什么？这个敌手究竟又是谁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二集《偏向虎山行》，敬请关注。

康震：

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欧阳修写了一篇《醉翁亭记》，他不是自己主动跑到滁州去写这个亭记的，是因为被贬去的，他为什么被贬去了呢？是因为有人告他，告他有不正当的关系。我们对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如果捋一遍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审理欧阳修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人员的安排，都是精心策划的，这里边肯定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深藏的背景，像一个黑幕一样。我们得把这个黑幕揭开，你才能看到事情的真相。

那么关于这个事件的黑幕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得从头上说起，你不追踪溯源，道理就讲不明白。我们知道在欧阳修做官的时候，是北宋王朝建立已经有七十多年的时间。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因为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措施是什么呢？就是把天下的兵权、财权、政权都紧紧地握在中央的手中，这样的中央集权带来的好处就是维持政权的稳定统一。应该承认北宋建立之后由于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好的政策，社会经济是繁荣的，文化教育是昌明的。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必有一弊，在欧阳修的时代北宋王朝最主要的重大弊端体现在哪儿呢？叫做“三冗两积”。什么叫“三冗”呢？就是冗费、冗兵、冗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财政的支出太大了，几乎每年都是巨大的财政赤字。第二，官员太多了，国家大笔的金钱养了庞大的官僚体制。第三，养的兵太多了。由于是冗兵、冗费和冗官，就在官场上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气，得过且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蝇营狗苟、不求进取。由于冗费、冗兵、冗官，就带来了“两积”：积贫、积弱。这个所谓的积贫是什么呢？是国家每年本来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这些收入都支出到了养兵和养庞大的官僚群体的身上，所以整个来讲，老百姓收入很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积弱，因为宋代奉行的是什么呢？重在安内，而轻于攘外，所以它的军队战斗力很弱，这就叫积弱。这是当时北宋王朝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无论是后来的范仲淹推行的改革变法，还是王安石推行的改革变法，主要的就是针对这些弊端。

画外音：

欧阳修刚刚走上政坛的时候，正是宋仁宗刚刚亲政的时候。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位君主，他十三岁即位，二十四岁亲政，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亲政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任命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右司谏，让范仲淹为朝廷改革出谋划策。而此时的欧阳修不过二十七岁，只是一个地方小官。他非常仰慕范仲淹这位忧国忧民、直言敢谏的前辈。可是当范仲淹新官上任后不久，却收到了欧阳修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在信中，欧阳修居然对范仲淹的政治才能提出质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范仲淹对于朝政的改革，究竟引发了怎样的政治地震？

康震：

当时，二十多岁的欧阳修还在洛阳做一个很小的推官，就相当于一个幕僚，就给范仲淹写了一封信，这个信写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他信一开头就说，这个司谏是个小官，七品，真的不大，开宗明义就跟你说这官就不大，不大怎么办呢，他说；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欧阳修【上范司谏书】

就是这虽然是一个七品官，但是它跟宰相的职责一样重大。为什么呢，因为宰相跟皇上之间商量朝政，皇上说是的，宰相可以说不是。皇上说可以的，宰相可以说不可以。因为宰相是要跟皇上议论朝政，他可以否决皇帝的意见。他说谏官怎么样呢，谏官是皇帝说可能的，谏官说不可以。皇帝说可以执行的，谏官也可以阻挡。因为谏官的职责所系，就是这样。所以他认为你虽然是个小小的谏官，但你的职责你的重要性跟宰相一般大。你想当时范仲淹才刚当谏官没几天，欧阳修笔锋一转接着就说，我看您在这个位置上待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任何的举动，我不禁发生怀疑，您究竟称不称职？您究竟适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您究竟要干什么，能干什么？我为什么讲这一块呢，就是你得看他跟范仲淹的关系，不是那种范仲淹提升了、做了官了，就去拍马屁，而是对范仲淹有要求。范仲淹比他大十七八岁呢。那也就是说在改革朝政这个问题上欧阳修和范仲淹是心心相印的。

三年以后，皇上又任命范仲淹做了天章阁待制，这是个什么官？这是个四品官。这个官更重要，负责起草诏书，而且是皇帝御用的政治顾问。那就是说宋仁宗决心要推行改革变法，要重用范仲淹。当时欧阳修做了个什么官呢，欧阳修也提拔了，做馆阁校勘。这又是个什么官职啊？咱们说白了，就是负责收集、整理、编纂皇家图书馆的一些重要的书籍和文件。我告诉大家，欧阳修这个官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在宋代最大的两个官是什么官呢，一个是宰相，一个是枢密使。宰相负责政务，枢密使负责军务。而要做宰相和枢密使，这个人选从哪选呢，一般是从两制里边选。所谓两制，一个是翰林学士，一个是中书舍人。这两个官都是负责为皇上起草诏书的。两制的人选从哪儿选呢？就从这馆阁里边选，就是我刚才说的欧阳修所担任的这个职务里边选。欧阳修自己回忆说，北宋一朝，凡是做了宰相和枢密使的，十有八九从两制中出，而两制当中，十有八九都是从哪儿出呢，从馆阁中出。听明白了吧？这可是一个高级预备队的位置。可是范仲淹做了天章阁待制以后，有一个人就发了慌了，这个人是谁啊？是当朝的宰相吕夷简。吕夷简做宰相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朝廷上下到处都是他的门生，到处都是他安排的关系。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什么冗兵、冗费、冗官的，主要的是要整饬吏治，那范仲淹做了这个官，你首先就得整顿吏治，你怎么整顿吏治？你整顿吏治，你整这个A、整这个B、整这个C的，那个ABC上边的头都是谁呢，都是吕夷简这个老宰相。吕夷简比较憷头范仲淹，他看这范仲淹是个杀伐决断、不留情面的人。他就给范仲淹安排了一个比较忙的活，省得他到处老想着改革朝政，这官还挺重要，开封府的知府，因为什么呢，开封府知府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官职，每天都得处理大量的行政事务，你忙死了，你就没工夫再改革朝政了。可他没想到范仲淹是个能力超强的人，做了这个开封府知府，把府内的事务处理得是井井有条，一点都不耽搁思考改革朝政的事。

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朝廷里头，改革派的首领就是范仲淹，保守派的首领就是宰相吕夷简。范仲淹那可是个敢想敢做的人，你猜他干了个什么事，他画了一张图，这张图的名字叫《百官图》，他拿着这个图就找皇上，当着吕夷简的面就分析这张图里边的人，说这个人是按正常程序升的官，这个人是非正常秩序上来的，那个人是托了某某关系上来的，还有一个人是行了贿赂上来的，一一地指出这些官员怎么样进入到朝廷里边来的。范仲淹就跟皇上说，任用天下官员应该以公为原则，不应该以私为原则。我给皇上提个建议，凡是任用官员的时候，应该由皇帝亲自参与，你应该知情，你不应该把所有的人事任免的权力全部交给宰相，这是不对的，这是会出大问题的。这个话就彻底激怒了吕夷简，他本人和他底下的徒子徒孙们就开始攻击范仲淹，范仲淹也毫不留情，反攻击吕夷简和他的门徒，斗争非常地激烈。

画外音：

范仲淹在官场上，向来以耿介刚正、忠直敢言、不畏权贵而闻名，他因此得罪了不少的官员，也曾屡屡被贬官，这次他主持改革朝政，将要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他受宋仁宗的嘱托，不畏权贵，勇于改革。一方面又将得罪深受宋仁宗器重的老宰相吕夷简。最终的结果令人心痛，宋仁宗为了维护政治局面的总体稳定，再三权衡，不得不以“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的莫须有罪名，将范仲淹贬出京城，并且严令百官不得再议论此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第一个回合斗争以保守派的胜利而告终。那么，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与范仲淹志同道合的欧阳修，难道也会选择沉默吗？

康震：

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把嘴巴闭起来不吭声。当时有一位官员叫王质，因为范仲淹被贬他要走嘛，别人都不敢给他送行，这位王质是条汉子，他还不是送行的问题，他就到范仲淹家去喝酒，他还在范仲淹家专门住了几天，别人就跟他说，哎哟喂，你还跑他们家去，喝点酒也就算了，你还住在他们家，我告诉你到时候给你告一个党祸，你可就倒大霉了。王质回答说什么，说我不怕，范仲淹是个君子，做事坦荡荡，我如果做了他的党人，我跟他如果是朋党，我还荣幸呢。如果有人把我跟范仲淹谈的朝政的事报告给皇帝，我觉得好，我正愁皇上听不到我们的议论呢。当时还有一位官员叫余靖，他就跟皇帝说，范仲淹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给朝政提了些意见，您爱听不听那您的事，可没必要给他定罪呀，你干嘛把他贬了，这不是太平盛世的为政之道啊。还有一位官员叫尹洙，这说得更厉害，说我跟范仲淹是好朋友，我们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既然他是朋党，我也算一个，您就把我贬了吧。这就好，十天之内，范仲淹被贬，余靖被贬，尹洙也被贬，这标明着什么？标明着朝政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不但遇到了阻力，而且还遭到迫害，这是很不正常的政治气氛。

讲到这大家就说，你说了这么多了，欧阳修在哪儿呢？你不是说他胆子大，你不是说他敢说话吗？怎么半天了都是别人在说话，他到哪儿去了？这不是还没碰上机会呢吗，机会来了，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欧阳修肯定选的是后边的这个选项。有一天他们一起到余靖家里边去做客，这余靖我刚才说了，马上要被贬了要走人了，大家都到他家里边去。在他家里边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官员叫高若讷，这人是个什么官呢，是右司谏，就是专门负责给皇上提意见的、提建议的，也负责纠察百官的。这高若讷就在这个聚会上大放厥词，不停地在说范仲淹的坏话，说范仲淹罪有应得，他应该被贬等等等等。欧阳修在现场就憋得非常地气愤，他就想要跟这高若讷争个是非曲直，可是当时不是人多吗，这也得带点面子，是不是？回到家里气得实在不行了，铺开纸，拿起笔，就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这就是在宋代政治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封公开信《与高司谏书》。这封信写得实在太好了，我在这把这封信给大家详细地讲一讲，大家就能看得出来我们这位“醉翁”欧阳修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欧阳修比高若讷要小，他这信一开始就说，说我十七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湖北，那一年有好几个著名的人物中了进士，这些人有个特点，都是以文学之才显明当世，我听说当时呢，那里边就有您。可是有一样啊，就是跟您一块儿中进士的那几位我们都比较了解比较熟悉，偏偏就是您我们没听说过，我一直都很怀疑，既然您以文学之名当世，而且当时中进士的那一拨人里头都是挺有名的人，您怎么就没有名呢？当时年少的我心里边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注意啊，这是他这封信提的第一个怀疑。在这封信里他接着写到他第二个怀疑，说十一年以后二十八岁的我，也到朝廷里边来做官了，我早就知道您，可是还是没机会跟您见面，你已经做了监察御史里行，这是什么官呢，就是负责考核和监督百官的。可是我的朋友尹洙他知道您，我就问他说，这位高先生是一什么人呢？尹洙跟我说，两条，这人很正直，第二，这人有学问。我就很怀疑，为什么呢？凡是正直的人应该秉公言事，凡是有学问的人一定会明辨是非。可是我瞅着您做官既不能明辨是非，又不能秉公言事，说您又正直又有学问，我就在想您到底是个什么人，您真是个很贤能的人吗？这是我的第二个怀疑。欧阳修接着写到说，我还有第三个怀疑，什么怀疑呢？说自从您做了右司谏以后，我就跟您见着面了，哎哟，我一见您，您是一脸的正气呀，谈古论今，不但学问渊博，而且一看您就是正人君子，胸中有充沛的道德之气，谈论之间没有一点的差错。我就在想，哎，您说不定真的是个正人君子呢，可是我还是有点模模糊糊，心里边总是有点不踏实，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想要在您这儿验证，那天范仲淹被贬了，咱们都到余靖的家里去，您在他家里头就开始说范仲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话说得很难听。我当时还以为您是说着玩儿的，后来我又从尹洙那儿才知道，您不是说着玩儿的，您在别的场合也极力地攻击好抨击范仲淹，这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范仲淹是个博古通今的君子，他只不过是给皇上提了点建议，提了点意见，就遭人陷害，被贬外地，您要是个正人君子的话，怎么会在各种场合底下，都说范仲淹的坏话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看，他有三个怀疑，有一个奇怪，最后他得了一个判断，说想来想去我觉得您不是个君子，您是个真正的小人，不然所有这一切疑问都无法获得解答。您只有是小人了，我对您的所有的了解和判断才能落实。

画外音：

欧阳修虽比范仲淹小十八岁，两人却是忘年之交，他们在政治上是同志、诤友，在文章学问上是同道、挚友。当范仲淹乘风破浪之时，欧阳修为他摇旗助阵；当范仲淹徘徊犹豫之时，欧阳修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当范仲淹遭到污蔑陷害之时，欧阳修又会挺身而出为他打抱不平。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篇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中，欧阳修对高若讷的质疑与抨击，如山呼海啸、狂风暴雨，一发不可收拾，好似一连串猛烈的组合拳，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功，欧阳修还顺手送给高若讷一个标志性的称号，这称号像一柄利剑，将高若讷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么，这个独特的称号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

大家可能说，欧阳修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人家老高本来就是谏官，谏官嘛，他就对文武百官都会有自己的考量，有自己的建议，有自己的看法，对不对？范仲淹可能这件事情做得好，另外的事情做得不够好，那老高这么说也没有什么错啊。

你注意，欧阳修的高度没那么低，他还想着法的给这老高要找点借口，让他的行为能够成立。他怎么说啊？他说其实说实在的，人的性格是多样的，有的人比较果敢刚直，有的人比较懦弱，这没有什么，您懦弱点、您没本事，没有人怪您，特别是正人君子更不会怪您。您看您，家里头有老母亲，您做着这个官，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想着把自己的官怎么给保住，怎么把这官给做好，您想着自己个人利益这也无可厚非，您就在这谏官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待着，您就是个平庸之辈根本没人怪您，您做得不好，人家说这人能力有限，可是现在不是这么回事，本来我们很想同情你的无能，怜悯你的平庸，可是实际情况是，您现在腆着脸、昂着头，在百官当中走来走去的，还表现得很有能力的样子，很有见识的样子，把范仲淹说得一无是处，你是为了表现自己特有见地，特有能力，那我就不能理解了，本来我们很想同情一个平庸者，但是你还偏要表现出特别有能力的样子，而这个能力的表现又让我们觉得非常地难受，非常地看不过眼，这叫什么？这叫君子之贼。你就是君子的敌人，就是你，高若讷。我总算看清了你的本来面目。

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欧阳修挺气愤的，为什么欧阳修会很气愤呢，因为我们说他对于朝政的这种改革，对于北宋王朝几十年来积贫积弱，冗官、冗费、冗兵的这样的一种弊端，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非常地痛心，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这个朝政改革的领袖，这个人是谁呢，在他眼里就是范仲淹。那现在他遭了难了，他被保守派的势力给陷害了，他被贬到外地了，有良心的官员不但不同情他，不但不替他说话，反而在这儿落井下石，反而给他身上泼脏水。欧阳修给老高的这封信为什么写得如此地激切，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可能又会问，说这都是欧阳修的一面之词，他就喜欢范仲淹，他们是一党的，他就是朋党，他就专替范仲淹说话。

我告诉你，欧阳修也考虑到这一层了，他在底下的信里边就跟老高探讨这问题，他说范仲淹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贼子？这是一个问题，需要辩明的问题。你是谏官嘛，你不就是负这个职责的吗？我就跟你辩这个问题。

有两条：第一，范仲淹不是个贤能之人，是个无能之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坏人，那皇上当初任命范仲淹做天章阁待制的时候，你做谏官的跑哪儿去了？你现在钻出来了，当初范仲淹被任命做官的时候，你作为谏官如果看到范仲淹是个坏人，是个无能之人，你就应该给皇帝提出来说不能任命这样的人做官，你这是做谏官的本分和本职工作，你当时干嘛去了？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范仲淹是个好人，是个贤能的人，是个可以做大事的人，他遭人陷害你作为谏官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我告诉你，无论范仲淹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你都难逃其咎！你都是有责任的！朋友们，文章得这么写，是吧，正着也是你错，反着也是你错，这就是驳论的力量。为什么有的人说一支笔胜过千军万马，道理就在这儿。这种严密的强大的逻辑力量能够置对方于死地。您看，您是谏官，明明知道现在严令百官言事，您就应该站出来说这件事情，您藏着猫着就不说，您藏着猫着不说呢，可是有一点，您还有脸去见百官，还在士大夫中间蹿来蹿去的，这就是羞耻，您都不知道人间有羞耻这样的事情，如果将来历史记载了这个事件，那您就被记载到历史当中成为耻辱的象征了，耻辱的不是你老高啊，耻辱的是我们宋代出了你这样的谏官，那是我们宋代的耻辱啊！您到底有没有廉耻之心呢？欧阳修确实是一等的文章高手，他非得等老高自己承认自己确实有廉耻之心，可能才能松口。

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我对你还是有希望的，您要是还是个谏官的样子，您就把您的声音发出来，凭公而论地说出您的见解，您要是还是什么都不说，您要是认为范仲淹（被）贬得还是对的，那有一样，我今天跟您说的这些话，您都可以马上报告给皇上，报告给朝廷，您带着这封信，我的信，去见皇上、去见文武百官，这样的话呢，我的罪过就让天子能看到，让皇上把我杀了，然后范仲淹也被贬了，这也是你谏官的一大作用啊，您总算发挥作用了，我等了你很久了、你不发挥作用，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就是把我今天给你写的信、把我给你说的话都报告上去，这么长时间了，您总该尽一次职责吧？

最后末末了、末末了，欧阳修说那天在余靖家气死我了，本来当时就想跟您论个曲直，实在是人太多。现在好了，回来了，我跟您写这封信，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就这样吧，再拜。画外音：

《与高司谏书》也许是欧阳修青年时代最有轰动效应的一篇文章了，三十岁的欧阳修血气方刚、嫉恶如仇，愤怒的情绪化作咄咄逼人的气势，仿佛一记又一记的重拳打得对手喘不过气来。不过，重拳虽然打得痛快淋漓，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宋仁宗早已下达旨意，百官不得再妄议范仲淹一事，欧阳修的慷慨陈词虽然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但却违背了宋仁宗的旨意，所以等待他的必将是严厉的惩处。面对惩处，欧阳修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是悔过还是坚持？是退缩还是义无反顾呢？

康震：

这信写得长啊，可是不是语重心长，那是一杆长枪啊，直扎这高若讷的心里，那高若讷看完信都气死了，暴跳如雷呀，行，你不是说让我交上去吗？我还真就尽这职责，我有这责任和义务，把这信交给上边。高若讷给皇上写信说，范仲淹这样的人本来就有过错，他是咎由自取，现在反而跳出来个欧阳修为他辩白，蛊惑人心，蛊惑天子的视听，什么也甭说了，就这个表现我给您交上来，您看看吧。那还了得，宋仁宗一看这个，宰相一看这个，本来只想抓一条大鱼、范仲淹，没想到旁边又冒出来几条鱼，那就一块儿都抓了，下诏书，将欧阳修贬往夷陵，就是现在的湖北宜昌做县令。

大家可能说，那欧阳修被贬了他什么反应，我告诉你，欧阳修状态好得很，为什么好得很？他有个好朋友给他写一封信，怎么说呢？说我发现你最近好像迷迷糊糊的、疑疑惑惑的，您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了、太伤人了，觉得自己性格太直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您是不是觉得您这样的一种表现、这种表达有点伤了朋友了？

欧阳修说没有，我脑子清楚得很，当我给高若讷写信的时候我就是把他看做“君子之贼”，我就没拿他当朋友来看。所以，第一，我不疑惑，我做的事情我不后悔。第二，我也没觉得我伤害朋友，我的事情做得非常正确。欧阳修的这次亮相，实际上是代表了改革派的整体的亮相。如果说范仲淹主持改革失败被贬，是改革派遭到的一次挫折的话，欧阳修的这封信实际上再次地吹响了要继续改革朝政的号角，而且这封信她展示的欧阳修的个性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在哪呢？就是欧阳修这种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个性从此就成为他在政坛上一生无私无畏、不惧艰难险阻、不惧是非、大胆议政参政，敢于、勇于执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他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过。

也许有人会问说，那你说了半天，刚才你不是开始问了吗，欧阳修为什么那么多人打击他报复他，难道就是因为这封公开信吗？这不过就是一封信。再者说了，欧阳修有那么脆弱吗？就是因为写了公开信被贬到宜昌，从此一蹶不振、意气消沉，最后又再被贬到滁州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颓然的醉翁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欧阳修的这次愤而出击为范仲淹抱打不平，就好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见不平一声怒吼，但是我跟你说，欧阳修是一个持续的、坚持的打虎的人，现在他的政治人生才刚刚开始，他不但是要路见不平、偏向虎山行，他还要深入虎穴打大老虎。我前面说了他被贬滁州写了《醉翁亭记》，我们一直弄不清楚他醉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灌醉，为什么给自己起名字叫“醉翁”这个别号，因为他所有的人生，政治人生还没有完全展开，他的政治进取之路还没有完全展开，他打老虎的行动还没有完全展开，等到完全展开之后，那些狮子老虎才开始对他围攻，所以在接下来的路里边，我们才要真正地看一看，欧阳修这个年轻的“醉翁”他是怎么在仕途上走下去的，他又是怎么打老虎的，他又是怎么动别人的奶酪的。谢谢大家。下期预告：血气方刚的欧阳修因为越职言事被贬夷陵，他是否会因此意志消沉，年纪轻轻的他究竟动了谁的奶酪？当政治改革运动再次风起云涌之时，欧阳修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三集《他动了谁的奶酪》。

（三）他动了谁的奶酪（文字稿）

画外音：三十岁的欧阳修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为了给范仲淹打抱不平，他愤笔写下言辞激烈的《与高司谏书》，从而得罪了朝廷，被贬到遥远的湖北夷陵担任县令，经过一百多天，五千多里的长途跋涉，欧阳修带着家人来到了夷陵，在这穷乡僻壤之地，欧阳修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他的政治前途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三集《他动了谁的奶酪》。

康震：

上一次我们说到，欧阳修看到谏官右司谏高若讷在公开的场合诋毁范仲淹，他非常地气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就给高若讷高司谏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他是“君子之贼”，是典型的小人。因为这个原因，欧阳修被贬到夷陵做了县令。这一年欧阳修刚刚三十岁。欧阳修虽然这次被贬，但他的情绪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他不但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且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地骄傲，非常地自豪，何以为证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

这五六十年来，人们的作派就都变了，为什么呢？胆小谨慎，害怕惹是非，不敢说真话，害怕枪打出头鸟。结果我的这种作派，或者说我们这一次的作派，看见坏人坏事就要发出声音，看见坏人坏事就要跟他做斗争，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就连在那个灶火门口给人家烧火做饭的老太太都感觉到非常地震惊。那意思就是说连一般的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怎么就蹿出这么一个年轻人，胆子这么大，敢给当时的谏官写这样一封公开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公开自己批评的态度。欧阳修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很自豪的，觉得干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们都还记得原来韩愈被贬潮州，贬之前给皇上写一封信，上一道奏章，说不应该尊奉佛法，佛法如何如何不好，义正词严啊，说的是慷慨激昂，结果被贬之后呢，看到潮州的环境如此地恶劣，马上给皇上上一道表章，说自己身体如何不好，环境如何恶劣，希望皇帝能够原谅自己以前的作为，希望皇帝能够照顾到自己现在这样一种穷愁的状况。言辞之间颇有一些摇尾乞怜的状态。欧阳修对这个作派很看不上，他同样在给朋友的信里边是这么说的：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

我虽然对韩愈非常地推崇，古文运动的大家、大诗人、政治家，有胆气，但是他这样的作派我是看不上的。何以见得呢？在欧阳修看来，做人应该前后一致，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情，你就要拥有担当这件事情的胆量，要有这样的心胸，所以他跟朋友约好了，说我虽然被贬，但是我可以做到三点：第一，我绝对不会自暴自弃，我绝对不会一天到晚沉醉于酒水当中，喝了酒之后，自高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我被贬了，反而更牛了，实际上是发牢骚的，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第二，我虽则被贬到一个偏远的小县城，但是我会尽职尽责，做好这个父母官。第三，我绝对不会破罐子破摔，我也不会写这样一些非常哀怨的、非常穷愁的文字，我都不会做。

大家说一个三十岁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么阳光这么乐观的心态呢？说起来原因其实很复杂，首先当然是人年轻，年轻人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喷薄欲出，充满了希望，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有人说他性格开朗，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有一个最核心的因素，是欧阳修目光远大，何以叫做目光远大？就是欧阳修的这次被贬并不意味着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运动走向了终结，恰恰相反，是改革运动的又一次开始，大家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说起来，当时的宋仁宗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他看到了朝政的诸多弊端，所以他要下大决心，就要改革朝政，但是毕竟他刚刚亲政不久，各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方面的人事的调整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个时候，范仲淹、欧阳修等这批年轻人力行改革这是对的，这没错，但是当他们触犯到了庞大的保守势力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皇帝有时候也有点摆不平，为了不一开始就把事情全部搞砸了，他不得不做出权宜之计，怎么办呢，当两个拳头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让另外一个拳头暂时先撤退，那你剩下这个拳头没有目标了，你这个斗争，这种斗争的状态就会慢慢地停歇下来，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宋仁宗下决心要搞改革，这一点是完全没有变的。

所以我给大家说啊，一个人被贬了，一个人在政治上、在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和不顺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个人能保持一个很良好的心态，一个乐观的心态，没错，有时候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系，跟他的修养有关系，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要看到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什么叫事物发展的本质呢，就是欧阳修在当时审时度势之后，他肯定认为他的这次被贬包括范仲淹等人的被贬，都是暂时的，因为他看到朝政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一点都不颓丧，一点也不绝望，一点也不悲伤，反而以一种非常积极的、阳光的这样一种姿态在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我给大家说，很少有人在被贬之后能保持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说智慧、审时度势、认清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人保持乐观和通达心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年纪轻轻的看得比较远，年纪轻轻的看得比较全面，所以，暂时的被贬并不在乎。

画外音：以超前的目光对待不平，以阳光的心态对待挫折，远离京城千里之外的欧阳修熬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公元1040年，三十四岁的欧阳修终于重获新生，复职馆阁校勘，继续回到汴京担任谏官的职位。那么，饱尝贬谪之苦的欧阳修是否会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那么怒目金刚、锐气十足了呢？

康震：

这欧阳修再次返回来，真应了刘禹锡那诗了，前番刘郎今又来，来了以后依然故我，保持着一个相当的锐气，这个锐气是什么呢？如果说以前欧阳修在官场上推动政治改革运动，那是敲山震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次可就不光是敲山震虎了，是要干嘛呢？是要虎口拔牙。在宋仁宗的庆历二年五月也就是公元的1042年，宋仁宗下诏书，让百官言事，让大家都提意见，为朝政提意见。欧阳修没客气，就提了两条，这两条都非常地关键。第一条，做君王的要有主见。什么叫做有主见？就是做君主的要抓大事，这是第一。第二，一旦决定的事情，下手要狠、下手要硬。第三，不但手要硬，耳朵也要硬。你不能说你做一件事情，别人说东、别人说西、别人说南、别人说北，听了半天耳朵根子一软，事情半天决定不下来。尤其是不能什么事都听宰相的，这是第一（条）君主要有主见。第二，君主用人要用得准，要会用人。他提了两条，第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有一条，有的人，不能不听大家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专用之。用他的原话说什么呢？说：

“（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欧阳修【为君难论 上】

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人不能用，你偏得用，你用了一个人，得罪了全国的人。听出来了没有？这两条的核心就是要求皇帝怎么样呢？要集权，要皇上自己说了算，不能让别人说了算。这个别人是谁，就是当时已经执政二十多年的宰相吕夷简。换句话说，吕夷简以及他的徒子徒孙们，这就是大老虎。什么叫奶酪呢，就是这大老虎和他的小老虎们占据着各式各样的官位和他们手中握着的政治利益，这是很大的一股势力。所以说你要不把这老虎打倒了，这奶酪你就拿不出来，奶酪拿不出来，不能重新地分配奶酪，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一句空话。欧阳修给皇帝提的这两点建议，就好像是一柄钢叉飞出来，直接就扎到了保守派的心脏部位。他这钢叉一飞出来就好比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然后朝臣们纷纷地开始上疏，给皇上上疏，要求改革，就两条，全部是针对吕夷简的：第一，吕夷简多年执政，奉行的是武大郎的哲学，他给皇上推荐的都是不如他的人，以此来证明只有我能行，别人都不行，所以权力在我的手中掌握。第二，吕夷简的哲学是什么呢？把苟且偷安当作稳定，把回避诽谤当作智慧。那么朝臣们都一直认为，吕夷简的这个位置应该让出来。大老虎一旦被赶走，小老虎们就纷纷地败逃。

大家听了半天可能会说这个吕夷简，好像朝政不改革就坏在吕夷简一个人身上。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我跟大家说这个吕夷简也不是个坏人，这人其实挺好的。自从宋仁宗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他就一直做宰相，他在任用官员，维持国内稳定，维持边疆安定方面也做了很大的贡献。说句实在话，范仲淹的重用，跟他还有很大的关系。

他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做宰相的时间太长了，做宰相时间长了之后，他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他自己推动不了改革不说，别人要推动改革，那么就会触及到这个庞大的关系网。不是吕夷简本人道德品质败坏，也不是他能力坏，关键是什么呢，由他为首的形成的这样一种陈腐的、不前进的、明哲保身的局面，是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样一来你看在欧阳修的带动下，大家一拥而上。当时吕夷简已经六十六岁了，终于告病告老，辞去了宰相的职务。

画外音：纲举目张，抓贼擒王，欧阳修正是看准了这个道理，才拉起了推到吕夷简的大旗，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改革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欧阳修在这期间的《准迢言事上书》、《本论》、《为君难》等一系列奏疏，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思想武器，欧阳修本人也因此成为改革派的重要代言人，为庆历三年拉开序幕的“庆历新政”做好了积极而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然，推动吕夷简罢相，只是改革朝政的第一步，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那么，接下来首要的工作要从哪里展开？欧阳修将会如何发挥他的作用呢？

康震：

我们经常说，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你不能光破呀，你破完之后还要怎么样呢，别人得看你怎么做。你把旧的规矩破坏了，那新的规矩是什么？你得给我们拿出来，这是恰恰体现一个政治家和一个思想家的核心素质、核心水平的东西。那说白了，当时改革朝政的核心就是要改造官场的风气，要改革吏治。欧阳修给皇上上疏，直接挑明，当时在官场上有四种人是绝对不可用的。第一种人，老迈昏庸，年纪大了，脑子跟不上了，反应比较迟缓，他说这种人万万不可用。第二种人，年老体衰的精力跟不上的，这种人也不能用。第三种是贪赃枉法的，这不用说了。第四种是什么呢，是碌碌无为者。这四种人，他认为就是当时改革的时候首先要拿刀砍掉的四种人，针对性非常鲜明。在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看来，当时的官员，“能政者十无二三，谬政者十有七八”——范仲淹【奏岂择臣僚令举差知州通判】

真正有能力的人，十个人里头没有两三个人。真正能把工作做坏了的人，十个人里头有七八个人。这就是当时官场的现状。那么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欧阳修还是年轻，他当时给皇上出了个主意，觉得这个主意比较好，他出什么主意呀？他说你看，你就从我们现在的官员里边重新地选拔那么二三十位，这二三十个人，任命他们做按察使。什么叫按察使？有点像现在中央派驻到各个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纪检组的组长。你就派这些人去，这些人去干嘛呢？比方说到了一个省或者到了一个县，把当地所有官员的花名册报上来，就挨着个的去考核他们的业绩，凡是年老多病、又没才能又没政绩的，就给他名字底下划个红杠杠，拿那红笔标出来。还有一种什么呢，是碌碌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成效，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特色的，在底下拿一个黑笔，给他划一杠杠。碰到那种业绩也不是很突出，但总的来讲还过得去，还做出了一些工作的人，再拿红笔再给他划一个杠杠。就这三种。他说这样一来不就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清爽了吗？说你派这二三十个按察使下去，分布在各个省份各个县，然后把他们考核的结果报上来，朝廷根据官员的业绩来进行奖惩。他认为不过一两年之后，吏治就会有根本的变化。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有点太简单了，要是天下之事都这么简单的话，那其实根本用不了那么些人，就两三个人就把事情全搞定了。事实证明，几十年来官场形成的奶酪的格局，不可能这么快地就发生改变。首先第一条，按察使到底怎么派，朝廷就打了折扣，宰相府当时发出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各地的转运使，宋代的转运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省长，各地的转运使他可以兼任按察使，换句话说我是省长，我兼任我们这个省的纪检小组的组长，然后我负责考核我属下的官员。这样讲，可能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他不想屋下架屋，再设置更多的官职，避免重复。第二，我作为主管领导，我对我底下的下属比较了解，考核起来方便。但是大家知道这有一个根本的弊端就是它其实就流于一句空话，大家都是多年的同事，我来考核你，那最后肯定说他工作也还是不错的，为人也比较忠厚，各方面的成绩也还是比较突出，这些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不错，啪，给打一个红勾。这就是当时宰相府下达的指令，就是由转运使兼任按察使。欧阳修一看这就急了，这哪儿成啊，那不干了，马上上疏皇上，说这样干是绝对不行的，为什么呢？

“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不材者既不能举职，材者又不暇尽心，徒见空文，恐无实效。”——欧阳修【论按察官吏第二状】

一语道破天机。说什么？很多转运使自己就是按察的对象，就有些省长他自己就不合格，他自己都不合格，他拿上这个册子来考核自己下属？可能下属还有点能力的，让这没能力的一考，全都跟他一模一样了。一个不合格的官员本身就是要被监察的对象、考核的对象，你让他再去考核别的官员，这不是耽误的工夫更大吗？这是第一。第二，转运使里边，各级的地方首长里边有没有有才能的？有。这些有才能的人他忙着治理地方，他没有那个闲暇工夫再去监察和考核官员，所以最后得一结论是庸才没有能力做好按察的工作，干才没有精力和时间做好这项工作，那不就是一纸空文吗？所以欧阳修坚决要求独立地派出纪检小组，独立地派出按察使，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真正落到实处。换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把这奶酪的格局根本地改变，需要锋利的刀叉，没有锋利的刀叉飞出来，没有锋利的刀叉叉在这奶酪上，你这奶酪的格局根本无法改变。

画外音：在欧阳修看来，改革朝政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革吏治，而改革吏治就是要改革当时的人事制度。北宋建国至今已经八十多年，官场日渐因循懈怠、贪污腐化，要想大刀阔斧地改革谈何容易，那么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将会如何上疏言事？在他的眼中改革的出发点要从哪里入手呢？

康震：

说别人容易，说自己难。欧阳修先把自己变成一柄锋利的刀叉，他自己就先第一个飞出来，他说你像年老体弱的、体弱多病的，这明摆着的事大家一看都能看见。说你看某某局长今年都六十多了，浑身上下全都是毛病，算了吧，弄个离休退休算了，这是明摆着的事。贪赃枉法的一旦查出来那肯定是国法难容啊。偏偏就这“不材之人”是最难暴露出来的，为什么呢？欧阳修说了，第一，他们是潜伏的危害，这些人能力不大，个性不强，好处没有，坏处又不是很大，你要他干起工作来既不冒头也不落后，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就好像埋在一块菜地里头，既不是长出来特高的，也不是特低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这样的人当了一省之长，一省的工作跟着倒退。当了县长，一县的老百姓跟着窝囊。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人对于朝政是一种根本的危害，是大祸根，第一点。

第二，他们是一些无能的贪官，他说怎么还有无能的贪官呢？就是这批人既没胆量也没能力去贪赃枉法，因为他本来能力就不强，他又没坏到那个程度，可你要说好呢，他也没好到哪儿去，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给保护住，可是对于底下的贪赃枉法的现象，他就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发现，更没有胆量去纠察，所以在这种人的统辖之下，一个地方、一个方面的工作那肯定是贪官成群，所以欧阳修说这“不材之人”最为可恶。

我跟您说，纠察“不材之人”这口号提出来，那可要得罪绝大多数的人。因为很多做官的人就是靠着“不材”才在官场上立住了脚跟。你太有才了，人家嫉贤妒能，早把你一刀砍下去了。你贪赃枉法做得太过分了，官场也不容你。他这“不材”就是最有才，正所谓的无用方为大用。你想，你点了这批人的卯，他们能跟你过得去吗？

我告诉你，欧阳修胆子大着呢，他不光是说“不材”之人，他还在奏章里边公开点名，从地方一溜点到中央上去，他先说，有两个不材之人我必须得说，一个是金州知州王茂先，还有一个是河南邓州下属的顺阳县的县令叫李正已。他说这两个人是典型的又昏庸有无才的人，可恶至极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当时有一支贼兵，首领叫张海，打家劫舍，打家劫舍先打到金州，金州的这王市长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把城门打开就给让进来了，到了城里头以后把老百姓的东西洗掠一空，然后转战又到了顺阳县县里，这顺阳县的李县令做得更绝，敲锣打鼓地欢迎进到城里头，然后给他们大摆筵席共同庆祝，也不知道他庆祝什么，庆祝完了之后又让他们都睡在县衙里边，等于说一个县长把当时称之为乱军贼人的人热烈欢迎到城里头来，欢迎进来之后在县委招待所招待他们吃喝，吃喝完了以后又安排到招待所里住下，第二天早上让他们再进行抢掠。这不但是无能的问题，而且是绝对可恶，最可恶的是什么呢，这俩人的上级领导本来早就应该在半年之前按察他们纠察他们，那要当时纠察出来，安排一个有能力的人，怎么会发生这种可笑的问题呢？这不但是可笑而且是无耻，不但是无耻，而且对大宋王朝来讲这简直是耻辱啊。他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材之人”的危害。

画外音：北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实行文人政治，对文臣采取极为宽宥的政策，这样一方面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导致对官员的放纵，贪污腐化、因循懈怠逐渐成为官场主流，欧阳修所提到的“不材之人”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看来，地方上的“不材之人”要铲除，中央的“不材之人”更是要不得，那么，除恶务尽的欧阳修这次将会对谁开火呢？

康震：

他还点了中央的官员，刚才说那吕夷简，吕夷简的根子深了，吕夷简有一个亲信心腹叫李淑，这个人是臭名远扬，就这四个字就够了不需要再更多地描述他了，就是臭名远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宋仁宗把这个人提拔到自己身边做了翰林侍读学士，这是什么官啊，专门负责给皇上讲解经史经书的，就等于说做了皇上的老师。欧阳修一听这个头都大了，他给皇上上疏，马上上疏，说什么呢，说这人绝对不能用，有这么几条理由：

第一，李淑此人道德败坏，奸佞之臣，天下尽知之。现在你把他提拔到自己身边做这么重要的职务，那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之臣，您到底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您把这个人提拔到你身边要干什么，这是第一。

第二，听说您提拔他是因为他有文采，我告诉您，做大臣的最重要的是德和行，有没有文采那都是根本没关系的。

第三，退一万步讲，天下就没有文采，您要发布诏书，写出来的文字照样很纯朴很率直，那不也挺好的吗？不需要文采。

第四，像李淑这样的人，在地方做官，为害一方。到朝廷做官，为害天下。

这得罪几个人？你把李淑是肯定得罪了，李淑背后那老头你也得罪了。欧阳修不怕，直接上疏就点名。宋仁宗脑子还算清楚啊，他同意了，他说那就算了，把这个人外放到寿州，安徽寿州做知州，这不挺好吗？事情很奇怪你知道吗，本来皇帝要把他外放到寿州去做知州，可是这个事让宰相府给按下来了。

这块要给大家说一些体制方面的问题了，宋仁宗时期凡是皇帝的诏命，比方说我是皇帝，今天我有个什么命令、我有个什么想法，我要付诸实行，对不起，您这想法得先送到中书门下，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得要宰相们会商之后认为确实可行，然后这个所谓的诏书得从中书门下发出。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就是担心皇帝的集权太大，是为了保障决策的民主化。

但这回皇帝的决定是正确的，可是中书门下行使它的权力，按下来之后提了一个特别可笑、大家听了都说不可能的建议，说什么呢，说这个有一条，得让李淑自己提出申请，我们才能够把他外放到寿州去，你说这什么呀这都是？欧阳修一听这个，他又上疏。你看，光我们这会儿说的，欧阳修跟这些人的斗争那真是针锋相对，对方刚有一个动作，他马上有反动作。对方一有动作，马上就有反动作。看来那次被贬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让他斗志更加昂扬了。他马上给皇上上疏，说两条，说皇上已经决定要把李淑外放为寿州知州，现在中书门下按下来，提出这样古怪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不想得罪人，他落大人情，您把人得罪了。而且天下人都知道您想要罢黜小人的意志，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宰相就可以做您的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引进贤能之人，罢黜小人，这本来就是宰相的职责，现在宰相不但不履行这个职责，反而阻挡您的意志，这无疑是让您的声誉受损，所以希望皇帝能够三思。就这样反复地一追到底，又拖了十多天，这李淑才被外放寿州。

你看我刚才讲了，欧阳修说了，改革朝政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吏治，改革吏治就是改革当时的行政官员人事制度，而改革官员制度就那四类人，四类人里头最可恶的是“不材之人”，他不但点出了“不材之人”，而且他亲自查出在地方上和在中央上哪些人是不对的，可是你看每当他前进一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阻力过来，他又不断地推开阻力，然后又有新的阻力过来，这还是皇上给他撑腰，尚且如此，所以当时的改革的阻力是非常大的。

画外音：

从庆历二年到三年，仅仅一年的时间，支持改革的一批官员得到迅速的提拔，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欧阳修被任命为右正言知制诰，朝廷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和改革举措的推出，昭示着宋仁宗奋然求治的革新意愿。朝野上下一大批关心国运、富有社会政治热情的士大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叫石介的文人，以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来歌颂这场空前的改革运动，欧阳修等人认为像石介这样坚定拥护改革的猛将理应得到重用，因此决定联名上疏，推荐石介担任谏官，可是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范仲淹的坚决反对，那么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改革派内部出现了矛盾吗？

康震：

当时范仲淹、欧阳修他们这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边大多都是年轻人。有一个人，姓石名介。这个人是什么官职呢，叫国子监直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是个诗人，也是个散文家。他就写了一首四言的长诗，这首诗一共一百九十句九百六十个字，名字叫做《庆历圣德颂》，就是歌颂庆历新政的伟大的、宏伟的局面。在这首长诗里边他就表达两个意思：第一，改革是伟大的，推动改革参与改革的范仲淹等人都像圣人一样，光辉明亮。凡是阻挡改革的保守的势力都是妖魔鬼怪。措辞非常地锋利、非常地激烈。

这首诗在当时影响特别大，影响大到什么程度？这会儿，我们大家熟悉的苏轼苏东坡，那时候还是小小苏呢，才八岁，在遥远的四川眉山，他通过自己的老师就看到了这首诗，从此在苏轼幼小的心灵里边就记住了范仲淹、欧阳修等这些光辉的名字，你就看着诗当时影响有多么大。

影响很大，欧阳修等人看了非常高兴，觉得斗志更加旺盛，更加昂扬，他们决定联名向朝廷推荐石介，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可是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之后，有着你绝对想不到的反应，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之后，给自己的朋友说：

“为此怪鬼辈坏之也”——袁褧【枫窗小牍】

意思是说，我们的千秋大事，就坏在这样奇奇怪怪、鬼鬼神神的人身上了。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怎么弄乱了，石介说推动和参加改革的人是光明的圣人，反对改革的人是妖魔鬼怪，范仲淹没喝多吧，脑子发晕，怎么能说石介是妖魔鬼怪呢，这难道说他们自己改革派内部又发生什么新的矛盾吗？我告诉你，范仲淹讲出的这句话那是大有深意，至于具体的深意是什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讲，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一首长诗让庆历新政天下闻名，让改革派群情激奋，也让改革的对立面猛然惊醒，深入绝境的保守派狠命发起一轮反攻，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决提前开始，有皇帝支持的改革派能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占据上风，而欧阳修又会在这场较量中担当起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四集《提前开始的决战》。

（四）提前开始的决战（文字稿）

画外音：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庆历新政”的改革步伐越走越快，一首歌颂改革的长诗《庆历圣德颂》横空出世，让改革派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但是，作为改革领袖的范仲淹等人却对此忧心忡忡、叫苦不迭，因为他们知道，诗中犀利尖刻的措词，一定会刺痛改革对立面保守派的神经，而保守派一定会拼死反击。果不其然，保守派立即凶狠出手，双方的决战提前开始。那么，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欧阳修将担负起什么样的历史重任？而有着皇帝支持的改革派，能不能在这场对决中取得胜利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四集《提前开始的决战》。康震：

上一讲我们说到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推动的“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进行得是如日中天、如火如荼，他们这个改革的这些大臣们热情高涨，宋仁宗对他们也是全力地支持。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当时有一位国子监的直讲，相当于我们现在京师大学堂的这些教授，叫石介，写了一首四言长诗，长达九百多字将近一千字的一首长诗，叫《庆历圣德颂》。大家看了这个诗都很高兴啊，非常振奋，特别是欧阳修等人看到这个诗之后非常地振奋，就约好了要共同举荐石介，给他以更重要的职务。但是我说了，改革运动的领袖范仲淹看到这首诗之后，反而是紧皱眉头、忧心忡忡，说什么呢？“为此怪鬼辈坏之矣。”就是我们改革的大事、大业要坏在这样的怪人手里了，要坏在这样不懂规矩的人手里了。当时还有一位重臣叫韩琦，这跟范仲淹在改革运动当中是属于平起平坐的领袖级的人物，看了这诗也说“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天下大事、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意气用事呢？这样是要坏我们的大事的。

改革是什么？改革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革命，革谁的命啊？革旧体制的命，革旧体制底下培养起来的、那些因循守旧的保守派的命。说具体点，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把你革下去换新人。那改革运动一旦推进起来绝对是雷厉风行，绝对不是走走过场、摆摆样子，花拳绣腿一番就完事的，那是狂风暴雨。范仲淹作为革新的领袖，他对这一切的局面了解得是非常的清楚，要从事一项改革运动，必须要把统一战线一直划到敌对势力的脚跟底下，要让我们的势力最大化，要让敌对势力最小化，这个改革运动你才能够成功。改革运动不能树敌越来越多，而应该是什么呢，而是进入朋友的圈子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个运动这个工作才能够最后赢得胜利，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则。

所以他看了这个诗，你说他能不着急吗？这样的诗不但不能够成为推动改革的推动力，反而会成为阻碍力，他不但不会给改革运动以加速度，反而会减缓它的速度。换句话说，好心净办些坏事，本来是要推他的，却阻碍了它。

画外音：为了消除皇帝的疑虑，范仲淹对朋党之名进行了有力的辩驳，但要想让皇帝彻底放心，就必须再接再厉，从根本上解决“朋党”的分类问题，从理论上证明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欧阳修责无旁贷，立即以笔为枪、冲锋陷阵，那么欧阳修能说服疑心重重的皇帝吗？革新派能在这第一回合的“文斗”中获胜吗？

康震：

欧阳修在当时就写了著名的《朋党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劈头第一句话就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欧阳修【朋党论】

告诉你啊皇上，朋党这档子事从古到今就有，没什么稀奇的，关键是您作为皇上，您的眼睛够不够亮，能不能分辨得清哪一种是君子之党，哪一种是小人之朋，他告诉皇上这有重大区别，怎么个重大区别呢？就君子之朋是怎么朋的呢？他说君子结为朋党他们依据的是道义，奉行的是忠信，爱惜的是名誉和气节，而最后要报效的是国家。小人呢，结成朋党，他们主要是看重的钱财和利禄。

换句话说，一个君子只要大家在一起结为朋党之后，彼此忠诚，忠诚朝廷，忠诚于国家，忠诚于皇帝，这是君子之党的核心。小人结朋党忠诚于的是什么呢，忠诚于的是眼前的利益、钱财、功名利禄。所以他说，君子结朋党有始有终，我们一辈子都是朋党，我们一辈子都效忠国家效忠皇上。小人不一样，如果有了共同的利益就结为朋党，一旦利益不存在了，就立刻烟消云散，开始互相争名夺利，甚至窝里开始就斗了。所以他说，小人的朋党是暂时的、是虚伪的。

欧阳修这观点很显然是对范仲淹的观点的一个发展一个延伸，最绝的是什么？欧阳修这是正面立论，他从历史上从反面他也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他说什么呀？他说商纣王的时候，有亿万大臣，他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有亿万大臣，商纣王的时代非常地典范，没有一个朋党，为什么没有一个朋党呢？有亿万个大臣但是有亿万条心那，就是所有这条心都没跟皇上一条心，所以商很快就灭亡了，纣很快就灭亡了。他说周武王的时候有三千大臣结为朋党，是一个大朋党、超级朋党。这超级朋党只有一条心，就跟周王是一条心，所以周就兴盛。他说你要从历史上看最干净的莫过于商纣时代，连一个朋党都找不着，但是最糟糕的也是他这个时代。你要从历史上来看朋党最大的时候就是在周武王的时候，但是他那个大朋党它团结凝聚了人心，并且这人心是跟谁在一起的，是跟国家的心跟皇上的心在一起的，所以朋党虽大，好处愈多。你看他有自己的立论，他还有从历史的渊源上给你澄清，所以他最后告诫皇帝说你就只需要做一件工作就行了，你得认清谁是小人党，你得认清谁是君子党，像我们这样的那就是君子党，你得扶持君子党，你得支持君子党。

其实咱们说白了，你说范仲淹那时候是不是结党？真的是结党了。蓝元震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说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你要是不顾这个客观事实，你矢口否认说我没有结党，我们不是一拨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那是无法遮人耳目的，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对待对手的这种进攻，你得采取什么呢，你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你得使用像太极拳一样的，什么呢，四两拨千斤的功夫，什么叫四两拨千斤的功夫，他说你是朋党，没错我是朋党，但是呢，我可以转换朋党的概念啊，你光说是凡是一说到朋党就噤若寒蝉，就吓得不得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朋党类型很多，你是小人朋党，跟皇上不一条心的，我们是君子的朋党。这个概念只要一转换，马上问题的重心就变了，那然后对方的拳打过来的越重，你回击给他的力量就越大，这叫借力发力。你看，人家都说一支笔顶过千军万马，这话一点不错，欧阳修这是关键时刻，这一篇文章一出击，就把宋仁宗打得就不得不服，宋仁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再纠缠，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文斗”啊，文斗斗不过了还有别的斗法呢，还有“阴斗”，阴险的阴。

画外音：在第一回合“文斗”中败下阵来的保守派绝不会主动投降，双方第二回合的交战很快就开始了，保守派的阴斗到底能阴险到什么程度，范仲淹、欧阳修和他们的革新派还能不能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呢？

康震：

当时的亳州知州叫夏竦，这个人原来是枢密使，后来革新运动开始之后就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扒拉下来了，他一直怀恨在心。他最恨的是谁呀，就是这个石介，因为石介在那首诗里头，等于是公开地骂了他。

夏竦专门请了僧人和道士在家里头做法会，祈祷神灵早一天能除掉这石介。他家里头还放了一个小牌位，上面写了“夙世冤家石介”，就是我跟你这就是没完没了了，我前辈子、后辈子、这辈子我都跟你是冤家对头，就想要除掉这石介，那怎么才能除掉这个石介呢？他就要利用石介的这个性格上的缺点，人是非常地激昂慷慨，但是处理事情比较马虎大意。夏竦这个人是非常阴险狡诈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他对于书法、对于文字结构的研究是特别地精深，他想了一个特损的招，他手底下有一个心腹的奴婢，女奴，长得特别地美貌，他就把这女奴派到石介的府里头去，她就是乔装打扮成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子，到石介的府里边去，混到里边也做他的奴婢。石介哪知道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女奴也很聪明也很美貌，她可能就取得了石介的信任，信任了以后她就可以接近石介的文件，石介是官场的官员，他要写很多文件啊，她接触到这些文件之后，她干什么呢？在夏竦的指导下，她就开始模仿石介的笔迹，石介曾经给当时的枢密使富弼写过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边他希望这个富弼担当起“尹周”的职责。

什么叫“尹周”的职责呢？那个“尹”指的是伊尹，伊尹是什么呢，伊尹是当时商、就是商国、商朝时候的一个大夫，他辅佐商的第四个皇帝太甲。“周”指的是谁呢，周公旦，周公旦我们知道他辅佐的是谁呢，周成王。这个“尹周之事”一般就指的是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大臣，用来辅佐年纪比较年轻的皇帝。

他给富弼写这封信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说宋仁宗当时年龄比较小，希望富弼能够像当年的伊尹一样、周公旦一样辅佐宋仁宗。这本来也没什么，可是这个女奴她这字可是练得越来越像了，等她练成了以后她就模仿石介的笔迹写这封信，这不是写完信要留底稿的吗？她就把那个“尹周”改了一个字叫“尹霍”，“霍”就是霍元甲那个霍。

这一改有什么区别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伊尹是辅佐太甲来着，可后边我还没说呢，太甲荒淫无道，伊尹做主把太甲给流放了，等于是大臣把皇上给流放了，流放三年之后，以观后效，发现这个太甲表现还不错，就又重新把他扶到了皇帝位上，注意啊，这是伊尹。那“霍”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汉武帝时代的霍光，也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受汉武帝的嘱托辅佐当时的皇帝汉昭帝，汉昭帝死了以后没有孩子，他就直接把汉武帝的孙子刘贺扶为皇上，结果他还没当几天皇上呢，他就发现这个刘贺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就当机立断废了这个家伙，另扶了一位上来，就是后来的汉宣帝。这样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伊尹和这霍光，这俩要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辅佐大臣废了皇帝的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当然历史上对他俩的评价是正面的，认为是忠臣，做得对，就该这么干。但你知道把那个“尹周”要是改成“尹霍”的话，这就是要命的事，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仿效伊尹和霍光的做法，怎么样呢，把这宋仁宗给废了，再立另外一个皇帝。这奴婢做得比较周全，她除了把这信改了之外，她自己还起草伪造了一份石介代富弼起草的诏书，等于是拟了一道伪诏，这个诏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要废掉宋仁宗，这招没点文字功底，字写得模仿得不像，还真是做不了。

这个事一传出来之后，朝野震惊，因为这是大事啊，这等于要废了当今的圣上。宋仁宗虽然年轻，但是不糊涂，宋仁宗本人对这事其实并不是太相信，因为他毕竟还是很了解自己提拔的这几位大臣，但是你知道这个事一出来，它里边隐含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是什么人才能想出这么要命的招，就是都敢在皇上身上打主意。第一个待不住的就是富弼，虽然富弼什么事都没有，但他知道这一盆子脏水泼上来，要洗的话怎么也得两三年才能洗干净，他可不愿意在这待着招人现眼，让皇上怀疑自己，算了吧，我还是别在朝廷待着了，我到地方上去安安静静做个地方官算了，他自请外放。没过多久石介也被罢去了国子监的职务也被外放。再紧接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纷纷觉得不自安，就自个儿觉得待的这地儿太危险了、太险恶了，这招太阴了，都害怕粘连上谋反的罪名。所以你看，那文斗斗不过的，那阴斗它就有结果，这一招特别灵。

画外音：第一回合“文斗”革新派胜出，第二回“阴斗”保守派大获全胜，但政治革新不是下棋，也不是体育比赛，而是你死我活的战争，因此，一比一的比分并不意味着双方平局，而是革新派败下阵来，四散逃离，接下来有皇帝支持的范仲淹、欧阳修和他们的革新派还能不能绝地反击，第三回合的交战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康震：

那这样一来，你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石介等人纷纷离开中央，当时中央里头有就剩下俩人了，一个是当时的宰相兼枢密使杜衍，还有一个枢密副使韩琦，就剩这俩人了，这就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两个革新派的领袖。

叫咱们想想就是说你斗得差不多也该歇歇，累不累啊，不行，这都是连续作战，好不容易把范仲淹他们赶跑了，剩下这个杜衍，就盯得死死的，杜衍他们直接斗是斗不下来的，斗谁呀？斗杜衍的女婿，叫苏舜钦，是宋代初期一个著名的诗人。盯来盯去就给盯出点缝来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这个苏舜钦也在朝廷里头做官，那么有一次他们这个官员，就等于是办公室的同事在一起聚会，聚会要吃饭，吃饭呢以往都是AA制，都大家掏点钱，后来苏舜钦觉得这样也不太好，那天就觉得呢，算了吧，由我们两个掏了钱请大家吃顿饭，可是他里头有个问题没处理好，他怎么回事呢？他跟另外一个同事掏了一部分钱，然后就把办公室里剩下不用的办公的废纸拿出去卖了以后的那个钱放在一起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你知道吗？这个是公款，这也倒就算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王的叫王益柔，他写了两句诗也怪讨厌的，这诗的名字叫《傲歌》，翻译成白话就是骄傲的歌，其中有两句这么写的：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王益柔【傲歌】

我喝醉酒之后我醉卧在北极，皇上来扶我一把，周公和孔子那都是我的奴婢。他是为了显示他的狂傲啊，其实这个你说实在的也其实没什么，谁喝醉酒不说点狂话、放点狂言，甚至还做出点狂傲的举动，哎，这在平时那就不算什么，你卖上一百吨的办公废纸都没人管你，是吧，你就是发狂，你别说你睡在北极，你睡在南极，你睡到月亮上都没人管你，但是这是什么日子口啊？这些人眼睛瞪得跟探照灯似的，天天就盯着你呢，盯着谁啊？盯的是苏舜钦，好了，两个罪名是成立的，第一，消费拿公款进行消费。第二，这个王益柔原来也受过范仲淹的提拔。所以王益柔是什么呢，王益柔藐视君上、混乱纲常，甚至藐视圣人，有人提出来把这个苏舜钦抓起来革职法办，把王益柔砍了，你说这是多大个事啊，就是一堆废纸和两句诗，宋仁宗当时不明真相啊，连夜派出人去就把这俩人抓了。

还好我刚才说了，这不朝廷里头还剩俩人嘛，一个杜衍，一个是韩琦，杜衍当然没办法说什么话，这里头有他女婿在里头，他能说什么，他得避嫌啊。韩琦就说了，韩琦说你看，就是这么一点事，只不过是喝醉酒了写了两句诗，而且你要说办公用纸卖的钱说严重了是这么着，说的不严重了他也没什么，再者说了，现在朝廷面临着这么多的大事，怎么偏偏这几位重臣就揪住这么件小事不放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问皇上说，您就不觉得这里边是别有用意吗？昨天不究、前天不究，就今儿非得究这事，而且您就这么点小事大动干戈，连夜派人把人抓起来，这是不是太有点不合乎常情？宋仁宗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这事做得也挺丢面子的，这什么好事不（好）抓，就抓这种小事。但是韩琦虽然力争，可是后来的判决结果还是非常严厉的，苏舜钦革除公职，用现在说就是开除公职，永不续用，贬为一般老百姓，王益柔呢也被贬到边远的州郡。

其实我跟你说这事大家一看就明白，他们的用意，贬苏舜钦贬王益柔根本就不在话下，他们就是敲山震虎。果不其然这招很灵，没过多久这杜衍就待不住了，自己请求到山东兖州去做知州。又没过多久，这位韩琦也自请外放。

所以你看事态的发展在转瞬之间就好像失去了控制，你现在知道石介的那首诗的危害有多大了吧？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改革运动，它要获得成功，不但自身不能出一点问题，而且要对于反对的力量有充分的防御力，你的防御力如果不足够，那么对方对你的打击每一招都是很致命的。我刚才说了有文斗、有阴斗，刚才说这第三种算是阳斗，就是阳谋，我就公开的找你的茬，总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都把你们吓得不敢在朝廷待了，我然后把我们的人怎么样，安插进来。

那现在谁能够挽救这种危局呢？我们就不得不把我们的目光投向谁了呢，宋仁宗。我们说了宋仁宗不信结朋党的事啊，宋仁宗对他们是很信任的，对不对？我告诉你，就苏舜钦这案子结案之后不过五天，宋仁宗就下达了一道诏书，这诏书让欧阳修看了之后那真是震惊不已，以欧阳修的脾气那是有相当激烈的反应，这诏书里写的是什么？欧阳修这激烈的反应，反应到什么程度？下回再说。

画外音：面对保守派疯狂而卑鄙地打击，革新派无奈地败下阵来，曾经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也被逐出京城落难滁州，然而政治上的失利却造就了文学上的经典，那么写于滁州的《醉翁亭记》在问世之初究竟创造了什么样的神话？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五）清醒的“醉翁”（文字稿）

画外音：在与保守派殊死的斗争中，革新派不得不喝下失败的苦酒。曾经被皇帝看重和支持的欧阳修也不得不远离京城被贬滁州，虽然在走之时，皇帝依然对他表示信任和关心，但几天之后，皇帝的一纸诏书却又让欧阳修悲愤不已，然而，政治革新的失败却成就了文学的经典，身处逆境的欧阳修在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成就了传诵千古的文学名篇，那么在问世之初，《醉翁亭记》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坛神话，流传近千年以后，康震老师又会怎样解读《醉翁亭记》，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五集《清醒的醉翁》。

康震：

欧阳修离开中央到地方去任官，临走之前向宋仁宗辞行，宋仁宗对他表现出了非常信任的态度，一再地告诉他到地方上工作不会多长时间的，很快你就会回来的。如果在地方上工作，看到中央的工作做得有哪儿不对的，你就提出来，像以前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欧阳修说你看，我原来做谏官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职权，是可以搜罗证据然后向朝廷提建议。现在我是个地方官，中央的情况我就不一定很了解，我就不敢随便讲话，宋仁宗说不必有顾虑，尽管讲。非常地信任，对不对？让我们感觉到宋仁宗还是非常地支持欧阳修包括范仲淹等这一批改革的人。

可是谁都没想到，欧阳修这边刚走了不过五六天的时间，宋仁宗就下达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呢，我用白话文给大家说一说，诏书的主要内容说，我，宋仁宗说朕听说古代的盛世大臣们聚集在朝廷上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结为朋党，君王圣明，大臣们也非常地贤能，我希望我所在的这个朝政、我所在的王朝也能达到上古时代那样一种贤明的王朝的水平，但是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大臣之间结党营私，表面上是推荐人才，暗地里是贿赂、拉拢、勾结，沽名钓誉，有关部门应该严厉地查处这个事件。

大家一听这个不对啊，因为前边宋仁宗问过范仲淹，说君子也结党吗？范仲淹的回答说君子结党，君子结党是以义结党，以国家利益结党，所以君子结的党结得越多越好，那后来欧阳修进一步地引申和论证了这个观点，那就是说从古至今只要有政治、有朝廷、有大臣，都会有朋党，关键是看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党，小人之党越多国家越乱套，君子之党越多国家越受益。可是你现在看宋仁宗这番话，可以说是直接针对的就是范仲淹和欧阳修的言论。那换句话说，在宋仁宗看来说你说你们是朋党，是君子之党，在我看来甭管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只要你们结了朋结了党，你们就不对，你们就对我的统治有威胁。再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宋仁宗肯定是经过了周密地考虑之后，听信了有些人的言论之后，终于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局势里边，一屁股现在就坐到了革新派的对立面那边去了，也就是说他的立场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移，他认为范仲淹等人借改革之名行朋党之实，要不然怎么说结党营私、沽名钓誉，对不对。

当时欧阳修已经到地方做官，他远离了朝廷的政治漩涡，按理说这个事，多一句的少一句的，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以欧阳修的个性，以他对革新运动的忠诚，他是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言论，他远在地方愤而上疏，他说什么呀，说现在范仲淹等人已经离开了朝廷，这些人都是当时皇上您自己亲自委任的大臣，国之重器，天下人只知道他们是栋梁之才，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犯了错，他们罪犯何条，现在我不在中央做官，对中央的情况不太了解不太清楚，可我知道坏人要想诬蔑好人，无非是两条，第一，善良的人他就说他们结朋党，因为善良的人以义结朋党，如果是手里有权力的人，就说他们专权，我认为您就是中了这些人的毒了，有人在您的耳朵边上说坏话，您听了他们的话，在这封奏章的结尾，欧阳修说正直的大臣只要在朝廷，小人就嫉恨他们。有谋略的大臣如果离开了朝廷，坏人就拍手称好，您的朝廷里头现在全挤的是一帮小人和坏蛋，他们天天都在庆贺这些正直的大臣离开朝廷。皇上，我替你深深地惋惜。

大家听得出来，他这个奏章有两个语气，前头是给皇上分析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得懂道理啊。接着他看说不通的情况下，他直接就跳出来说了，说我都替你惋惜，那意思是说，像您这样的皇上，耳朵根子太软了，眼睛里头有白内障，看不清楚东西，耳朵也听不明白东西，是不是？谁跟您一说什么，您立场就动摇了。换句话说您的立场如此地不坚定，所以才害得这些忠臣们、这些大臣们纷纷地被贬。

大家要知道，这么跟皇上说话那可是很没有分寸的，这叫“忘身而报国”，那就是把话说出来，早都把自己的生死荣辱和升降都置之度外。那反对派能放得过他吗？你小子到地方上去你还不老实，还教训起皇上来了，皇上前两天跟你说话那是跟你客气，是不是？你真还把自个儿当根葱了，是不是，怎么着？贬的就是你们这批人，不把你们这批人贬了，我们怎么能舒服呢？行，前边跟你玩的文斗你不吃，后来又给你来阴斗的，后来又来阳斗的，这回给你来一绝招，来一流氓斗，哎，我就说你的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看坏人治好人他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正面打击，正面打击不行的话，他不打你了，他怎么办呢，他拿盆脏水在路边等着你，你从路边穿得整整齐齐往过走，啪，一盆脏水撂上去，对不起啊。这回完了，身体脏了以后觉得挺恶心，但也没办法。可是你想一个人身上被泼了一盆脏水之后，别人看着你也恶心，他的目的就是恶心死你，他恶心不死你他脏死你，他脏不死你他就让别人看着你就是一个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人，你的道德品质都不能保证了，谁还会信你说的话呢？所以摧毁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摧毁他的名声，特别是他的生活作风方面的名声，这不是就回到我们第一集的时候讲的那个故事了吗？欧阳修是怎么最后被贬到滁州的，就是因为这帮人实在是把他拿不下了，最后就想这么一流氓招，这流氓招也没把他拿下，我们知道最后实际上是因为还有很多有天理有良心的人就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执行这样一个诬告他的路线，最后欧阳修并没有因为说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被贬，是因为找了些别的理由被贬滁州。

画外音：欧阳修被贬滁州是“庆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不幸，却是中国文学的大幸，因为欧阳修到了滁州之后，才写出了著名的《醉翁亭记》，使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醉翁亭记》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经典，那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当时都引起了怎样的反响？而它的流布传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康震：

你看我们现在，前面讲欧阳修讲了四集，讲到今天是第五集，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又回到了滁州，又回到了《醉翁亭记》。你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讲的时候说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哪儿呢？在乎山水之间。他沉浸在山水之乐当中，沉浸在山水之美当中，那时候我就问大家，我说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四十岁的欧阳修难道仅仅就是到了滁州以后就沉醉在这山水的美景当中了吗？现在当我们已经了解了欧阳修从最开始步入仕途参与革新的运动，经过了起起落落，不知道跟这些人经过了多少次的战斗，最后被泼了一盆子脏水，然后来到了滁州，如果你把整个的这前面的四集讲的内容都回顾了以后，你现在再来看这《醉翁亭记》，就别有深意。那歌上怎么唱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大家说你弄错了，欧阳修被贬滁州怎么叫成功呢？你该不是保守派那拨的吧？你没听明白，《醉翁亭记》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史上的一道彩虹、一道美丽的风景，但是这道美丽的风景是怎么来的呢？是欧阳修经历了多少风雨才得来的，我们甚至都不希望他写《醉翁亭记》，因为我们不希望他被贬滁州。但是他被贬滁州之后，这个被贬滁州的结果是经过了前面我们讲的那四集的所有的内容，才落这么个结果，这时候四十岁的欧阳修他的全部修养、他的全部积累和他的才华都从《醉翁亭记》里边表现出来，所以这时候你要读《醉翁亭记》，发现里边别有深意。它为什么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原因就在这儿。

其实我告诉大家，它不光是流传千古，它当时就非常有名，一写出来立刻流布天下，家家户户恨不能都有一本，到了什么程度，我可以给大家说“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这文章一写出来，基本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都在作文本上抄，抄得纸都贵了，就这夸张的说法，“洛阳纸贵”嘛。最邪门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他这个醉翁亭不是他盖的，是什么呢，是琅琊山上有一个和尚叫智仙，就是这山上是有僧人的，哎哟，这《醉翁亭记》一写好以后可把这帮僧人忙坏了，为什么呀，他这《醉翁亭记》写出来以后，他就刻在那石碑上了，就跟咱们现在所有的旅游者做的行为是一样的，都听说那山上有块碑，死活就要上那山，就得去看那碑，不但看了，还要把那字拓下来，大家知道吧，要把它做成拓本。大家要知道拓碑的时候得用什么呢，得用拓包来捶打它，你把纸贴上去之后，然后得用一个拓包来这么很精心地把它拓得很平，把字都抠进去，这才能拓得清楚嘛，这拓包是拿什么做的？拿毡做的。这寺庙里头所有的毡都被用光了，就这拓包天天搁这儿拓，库房里的毡都用完了，最后僧人们非常高尚，把他们铺在床铺上的毡都拿出来了，用铺在床上的毡做成这拓包在这儿拓。

这就说明什么？欧阳修四十岁的人，真的不大，现在也就可能是一个处长这样一个职务，他的《醉翁亭记》能这么快地被大家认同，是因为他这个人被大家很早就认同了，所以当他的心声流布出来之后，天下的人莫不景仰，无不传诵。

那商人也瞅这机会拓一块下来揣到怀里，过海关的时候不想交税，就把这玩意掏出来，看，想要吗？想要，想要就不交税，顶税了，就这么大作用，这不是我编的啊，这是史书上的记载。

五年以后，欧阳修已经不在滁州做官了，他已经到颍州做官了，可是当时有一个著名音乐家叫沈遵，这个人是个琴师，弹琴弹得特别好，他就听说《醉翁亭记》这文章写得好，看了以后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心情，那看了以后真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自费就到这琅琊山的琅琊谷来，听那个飞瀑的声音，看那鸟儿的鸣唱，再观察那涧边的溪水，然后谱了一个琴曲叫《醉翁操》，又叫《醉翁吟三叠》，这个音乐、这个琴、琴曲在当时也是广为人知，沈遵，音乐家。

又过了五年之后，那个时候欧阳修已经做了大官了，他出使契丹国，嗨，就在那路上遇见了沈遵，沈遵当天晚上就把他随身带的琴拿出来，给他弹了一曲《醉翁操》。欧阳修听了之后非常地感动，当时就填词，填了《醉翁词》。这就齐了，是不是？有《醉翁亭记》，有《醉翁操》还有《醉翁词》。又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你注意啊，人生就是这样被流传的，先是五年以后，然后又是五年以后，然后又是三十多年以后，欧阳修和沈遵都已经去世了，当时庐山有一个道士叫崔闲，此人精通音律，是个音乐家，他特别地喜欢这个《醉翁操》，他就找到了大文人苏轼，请苏轼又填了新的词，配着这个琴曲广为流传。所以你就看，我前面说来着，就是你光在第一集里头讲那《醉翁亭记》啊，那根本不行，你必须得再讲上四集以后到这第五集里，你再次看《醉翁亭记》它就别有风韵别有深意，别有一种人格的操守的光芒，这个光芒不仅是文字的流传，也有音乐的流传，而且是代代相传，光这个算了就四十年了，是不是，这就是人格的流传。

画外音：《醉翁亭记》凝聚着欧阳修丰富的人生感悟和人格理想，深深地打动了人心，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流传近千年以后，康震老师又会对《醉翁亭记》做出什么样的解读呢？

康震：

我前边曾经说过，这《醉翁亭记》里头有三个要点，第一是翁，第二是醉，第三是乐，对不对？翁，我前边说过他本来不老，他自己也承认，四十岁怎么能叫翁呢？他要叫翁了，那我今天给你们讲课的时候，那就得弄上胡子，也像个“翁”一样。他之所以把他叫做“翁”，就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崎岖和坎坷，对于四十岁的欧阳修来讲，咱们实事求是地讲，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难免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我这儿说得是很轻松，一会儿十年过去了，一会儿五年过去了，但是对于欧阳修来讲，他坚持革新、推行革新、冒死犯上，这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的代价和身体的代价、体力的代价。他叫“醉翁”，是因为他虽然只有四十岁，他已经有了一种翁的感觉，这种“翁”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常说“四十不惑”，可是对于这时候的欧阳修来讲，那早都过了不惑了，他是什么呢，他这时候是人情练达、洞明世事，比一般四十岁的人，起码比我要成熟。所以我们说这个“翁”在这儿是最契合这个时候欧阳修四十岁的年龄的一个心理感觉。

还醉，前面也说他喝醉了，为什么要醉呢？因为人心叵测、官场险恶呀，来到了这琅琊山，来到了这滁州城，来到这醉翁亭边，他看到的是一种单纯的可爱，一种纯粹的优美，一种远离官场险恶的桃花源式的宁静。一个人只有在他遇到了很多挫折的时候，他才非常渴望能沉浸在一种简单纯粹的优美当中，在这种简单和优美的沉醉当中，他才能在心灵上获得一种平和、一种暂时的安宁，所以我们说这个醉从根本上来讲不是酒醉的醉，而是什么呢，而是沉醉于或者说沉迷于一种远离的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滁州的美景、这个醉翁亭对于欧阳修来讲有可能是灵丹妙药，起码我觉得这个醉翁亭有点像他的心理医生，他在这亭子里一坐，身心就宁静下来了，浑身就安静下来了，就不那么躁动了，他是愿意醉也渴望醉，但是从这点上来讲，恰恰能看出来欧阳修不是真醉是假醉，他的本质是什么呢，非常地清醒，他甚至比一般的人都要清醒得多，正因为无比的清醒，他才愿意让自己醉去。

画外音：翁、醉、乐，是康震老师解读《醉翁亭记》的三个关键词，是了解一代文豪欧阳修心路历程的密码，那么在《醉翁亭记》里，欧阳修的“乐”有表现在哪里，而这个“乐”的背后又包含了欧阳修什么样的为政之道呢？

康震：

还有一个乐，你看他写这“乐”呀，他开始说自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山水之乐。但是底下你看，他紧接着写了一段，这个乐可不是他自己乐，他怎么说的呢，他说：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我在醉翁亭这儿坐着一看，唉哟，你看今年这春游的人，有前边走的，后面跟着的，前面喊着的后边呼应的，络绎不绝、往来不绝，这是干嘛呢？是滁州城的老百姓出来玩了。接下来又说：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欧阳修【醉翁亭记】

傍晚时分太阳要下山了，树林子里头也变暗了，大家都要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树林子里头就剩下一些鸟雀，鸟雀们也很欢乐，可是欧阳修说你们再欢乐，你们不知道滁州城的人为什么会欢乐，滁州城的人跟着太守出来玩儿，你们欢乐，但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这个太守为什么会快乐，大家说有什么复杂的，转来转去的挺拗口的，不就是出来春游吗？春游了就快乐了，是吧，不用上班，当然不用上班。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的信里边说过一句话，就对这个乐是最好的注解，他说什么？

“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二十〈庆历七年〉

我呀，来这儿才不过一年多，来了以后我心里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不独为学”，不光是因为我来了以后我勤读书，也不是因为这儿山水有美景，也不是因为这有曼妙的琴声，也不是因为这儿有美酒佳肴，而是因为什么呢？我来了以后这么短的时间里头，这个小城市就让我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各得其所，人民欢呼雀跃，所有老百姓生活得都非常幸福和快乐，这是我欧阳修来到滁州城最大的高兴，也就是说老百姓高兴了；老百姓幸福了；老百姓快乐了，我就高兴；我就幸福；我就快乐。这种快乐是他的真快乐，正所谓我要幸福着你的幸福我要快乐着你的快乐，这不光是说爱情的，也是在说一个为官者对老百姓的感情。

我们就很奇怪，欧阳修对人民做了什么？对滁州城的老百姓干了什么？他怎么“收买”他们的，让他们变得如此的快乐、如此的高兴？我告诉你，欧阳修没别的招，他有两个字，一个叫宽，一个叫简。宽，不是松弛不管事，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急功近利。什么叫简？简不是省略，也完全不是说不管事，而是什么呢？而是不打扰。也就是说，一个宽一个简，概括了欧阳修为政之道的核心，他管理百姓，他治理一个小郡小城乃至一个大郡大城，基本的原则就是顺应老百姓本来的愿望，顺应老百姓自己的要求，引导老百姓实现他们的幸福的感觉。这就是他治国、治家包括他治一州郡的一个最主要的经验。他说六个字，“务大体，简细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抓大放小，大事可以管一管，小事不要去纠缠。据说欧阳修后来到南京、在扬州、在山东青州都做过官，他一到那儿去三五天，衙门里的公务就减轻了十之五六，一个月以后，那衙门冷清得就像山里的寺庙一样。我一直很怀疑这是否是真实的，是不是，你总得打卡吧？你这办公室里头要有十来个人打卡也得是游人如织那种感觉对不对？我想这是比较夸张的，他的意思是说，他的为政之道是宽和简，宽和简的核心是顺应人的本性，顺应行政管理的本来的面目。所以大家知道，他跟老百姓一起与民同乐，这是他的真欢乐的根源。

大家都记得，欧阳修原来在中央在朝廷的时候做官，他大力地推行改革，他的一个最大的举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中央派出专人纠察、核查、考核地方官员和中央朝廷的官员，这招很厉害，他最恨的是哪种人，不材之人。就是你贪赃枉法这容易发现，你老弱病残这也容易发现，最难发现的就是埋藏在庞大官僚机构里头那些庸才。行，那你当时在中央的时候，你说要把那些庸才择出来，底下给划上黑道道，把他们剔除出去，现在行了，你也到地方上做官了，你的表现怎么样？大家就要看。所以对欧阳修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他虽然是被贬到滁州了，但是如果被贬之后就破罐子破摔了，天天喝酒，真的把自己灌得醉得像一个翁一样，那就麻烦了，那不是打自己耳光吗？所以欧阳修，大家注意啊，这欧阳修他在政坛上获得的地位，大家之所以尊重他，是因为他敢想敢做、雷厉风行、大胆主动积极的作风，他吃亏也是因为这个作风。但是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政坛上的地位和风格是由他的做派决定的，这种做派和风格决定了他到了滁州以后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改革运动的思想从来在欧阳修的手中和心里从来就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延续到滁州，滁州就是他一块试验田，你看看我是怎么做官的，大的我也能做得了，小的我也做得不赖，这就是说欧阳修的政治风格、政治人格它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就是到了滁州这个小地方依然表现出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家说怎么可能，你不是说它没过一个月以后，整个就清静得跟僧人那房子一样吗？怎么是雷厉风行？有的人是把工作越做越多了，他是越做越少了，这就是真正的雷厉风行，这是改了旧体制之后才会有这样的风气出现。

画外音：被贬滁州的欧阳修并未消沉，他雷厉风行，推行宽与简的为政之道，使得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由此可见，与民同乐才是身处逆境的欧阳修最大的快乐，而一个年轻人的到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欧阳修丰富的精神世界，看到了“醉翁”的清醒，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欧阳修的“醉翁之意”又到底是什么呢？

康震：

我这会再问你他是一醉翁吗？肯定不是，他是个清醒的醉翁，他怎么个清醒，说有证据就马上有证据，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又一个年轻人来到滁州拜访欧阳修，向他学习古文，这个人就是28岁的曾巩，后来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老排末末了，大家老背的时候老把他背不起来。

曾巩来拜访欧阳修，你知道欧阳修现在做了一什么事吗？前头不是有醉翁亭吗？欧阳修在醉翁亭不远的地方又修了一座亭子，这个亭子起了一个名，你做梦都想不到这亭子叫什么，它肯定不叫醉酒亭啊，它叫什么呢？醒心亭。我的心是清醒的，醒心亭。你看这事多有意思啊，那儿有一个醉翁亭，这儿有一个醒心亭，就在这琅琊山上，一个醉翁拥有一颗清醒的心，这怎么听着别扭呢，是不是？哎，这就是借以明志的方法。他邀请年轻的曾巩为他做一篇《醒心亭记》，曾巩当然得写，能不写吗，非常荣幸地写，说什么，说这个醉翁在醒心亭什么表现，就这醒心亭对欧阳修来讲有什么功能，每次当欧阳修喝醉了或者疲倦的时候，他就会到醒心亭上向远处遥望张望，他看什么呢，没人知道。但是醒心亭上显然不光是醒酒，也要怎么呢，唤醒他的理想。曾巩接着说，他来到这醒心亭上，“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曾巩【醒心亭记】

他到这亭子上四处一看，到处看到的都是新奇的事物，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动听的声音，那时候他的内心开始苏醒，他久久地不愿意离开，就愿意永远地停留在这个地方。难道说，欧阳修的山水之乐就是他最终的快乐吗？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曾巩在《醒心亭记》里边也说得非常地清楚，“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曾巩【醒心亭记】

一山一水之乐绝对不是醉翁和欧阳修本来的想法，他只不过是把他的思想寄予在这山水之间，到最后，在文章的结尾处这个曾巩非常深情地写了一段话，真的是用了十二分的深情，他怎么说呢，他说韩愈去世了几百年了，现在我朝出了像欧阳修这样杰出的人，但是我们这些成天跟在他身边的人，甚至在滁州的人，看到了《醉翁亭记》的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知道欧阳修是百年难遇的人，也许再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那时候人们读了他的文章，那时候人们了解了他的事迹，终于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杰出的人物和人才。现在这样想起来，曾巩说，我为能够跟他同游琅琊山、同游醒心亭，甚至为我能够在他的嘱咐下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比的骄傲。

他为什么骄傲？就是因为一个醉翁一个醒心亭让曾巩看到了欧阳修的人格的核心，这个人格的核心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的醉是表面的，他的醒是实质的，他之所以醉就是因为他太清醒了，他之所以清醒就是因为他永远都有一颗关心时事的心、关心百姓的心，这正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格。

我们经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人特别地具有一种忧患的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缝里长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古人我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爱民之心、忧国之心凝结而成的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精神，这就像一个基因一样，就跟那DNA一样深深地植于你的血液当中，你虽然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但你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身上就会有这种文化的民族的烙印，这种烙印、这种遗传的基因，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国家时刻能保持一种清醒的反思的意识，因为有了清醒的反思的意识，遇到再大的困难，波折和苦难甚至大的**，我们都能挽狂澜于既倒。

所以，一个醉翁，当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在沉醉当中暂时地放松他的心灵，但是他的本质是清醒的，因为他是清醒的，所以他依然能够在醉过之后积极地投入社会的洪流，继续他革新的运动，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不但是可以尊重的、尊崇的，而且是非常可爱的。我们知道欧阳修的性格不是特别好，他很倔强，很坚持原则，又很清醒，他清醒到什么程度呢？他清醒得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道者也会分出很清晰的原则，这以至于他得罪了很多的朋友，甚至得罪了朋友的家属，他是怎么得罪的呢？我们下一集再接着讲。

下期预告：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独步当代，名垂千古。然而拥有绝世文采的欧阳修在为朋友撰写墓志铭和神道碑文时，却落得个亲属埋怨、朋友置疑，这是一个怎样的欧阳修？做了费力反而不讨好的事却仍坚持自我坚持真理，敬请收看《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六集《费力反而不讨好》。

（六）费力反而不讨好（文字稿）

画外音：欧阳修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更是北宋政坛著名的谏官，欧阳修对于政敌是针锋相对、毫不手软，耿直不屈的人格成为他个性的标签，然而他的这个性格有时候也会伤害到别人，甚至会做出费力不讨好的事，在欧阳修的一生中，这样的事绝不在少数。欧阳修与范仲淹是同道好友，而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的这支生花妙笔却得罪了范仲淹的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六集《费力反而不讨好》。

康震：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

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康震：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那就是在当时做了二十多年宰相的吕夷简的门下关系盘根错节，这些当官的，谁是怎么上去的，谁是怎么做官的，那些根根梢梢都跟这吕夷简有关系。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百官图》目的就是要揭开这个黑盖子。打起来了、冲撞了、矛盾了、党争了，先是范仲淹被贬，欧阳修那会儿不是也被贬了吗，后来吕夷简也被贬，在这当口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西夏和北宋的战争爆发了，吕夷简重新为宰相，他一做宰相，就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主动向皇上提名，这时候应该紧急地调回范仲淹，让他全权负责对西夏的战争。在写到这一块的时候，欧阳修在神道碑里是这么写的：

“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被起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欧阳修

吕夷简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两个人相约共力杀贼。天下之士都因此称许两位国家高级干部。就这么个事。问题害在哪儿了？还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就坚决不同意。范纯仁说什么？“我父至死未尝解仇。”我爸爸到死都跟那吕夷简没完，跟那仇就没解开过，我就没听说过他老人家什么相约共力戮贼杀贼，没有的事。富弼他又不是范仲淹的儿子，他不好讲得这么明确，他是从评价一个人要善恶分明，是吧，要有原则，从这个角度讲。其实他的意思也是一样，你怎么能乱写呢？吕夷简那是咱们什么人，那是咱的仇人啊！你现在说的是咱那头儿范仲淹跟他相约共力杀贼，那咱们的原则不就丧失了吗？你这不是和稀泥吗？你不就怕得罪人吗？但是范纯仁不一样，这是给他老子写的盖棺论定的评价，他当然急眼了，我爸爸到死都没跟他平息了这过节，没完，我这儿还没完呢。

欧阳修是一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很了解了，欧阳修怎么说？说我也吃过这吕宰相的亏，他也治过我，但我跟你们说，我写他跟范仲淹的事情那是要公道的，只有公道才能传之后世。我听说范仲淹说过，他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一个人，这事就奇了怪了，他自己都觉得跟这个吕夷简之间没仇了，你这当儿子的出来非说地底下已经死了的两个人互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

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

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

“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

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

康震：

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

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

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

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

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君子之争”了。

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

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他要不能有伤国体，我总不能把当年两个最主要的执政者写的互相在掐架，现在就像富弼说的一样，要界限分明、要是非分明、要善恶分明，那怎么办呢？那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个人打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打架的历史吗？这个问题欧阳修脑子清楚得很。

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是欧阳修的知音，他对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欧阳修的这个评价里头，在之前吕夷简贬谪范仲淹，可罪啊，这件事情做得差，我们可以说他犯了错误，严重的错误。后边他又起用了范仲淹大书特书，一个人他的缺点错误和他的优点都是很分明的，你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评价要客观、要公正，只有客观和公正才对国家和民族会有长远的数不清的好处，你这样的评价公正了，人民对历史的判断和评价就会公正而原则鲜明。

画外音：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官欧阳修的眼中，为范仲淹这样的人物撰写神道碑文，就应该抛开个人的情感，在碑文中，范仲淹、吕夷简等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朋友或者是政敌，而是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活动就是宋仁宗时期一部政治史的缩影，所以，只有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才能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而欧阳修的这种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却会伤害到别人的感情，除范仲淹的神道碑文之外，欧阳修又做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欧阳修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康震：

欧阳修得罪人得罪得多了，这刚才说的是评价范仲淹，评价包括里边其实也牵扯到评价吕夷简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是多么突出，叫尹洙。这个尹洙是欧阳修在北宋前期推行“古文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同道者，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这并不要紧，关键是看欧阳修对他的评价。尹洙去世了，尹洙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这回听明白了，前头那是写神道碑立在外头的，这回就让他写墓志铭，是埋在里边的。这没问题呀，这个好写啊，这只是文友，不是政治上的同道者，而且尹洙基本上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古文上。

好了，墓志铭写好了，写好了人家属不干了，这回是他老婆不干，对我们家老尹你评价得太低了，写得太少了，是不是，你看他是北宋初期的“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你对他评价就四个字，叫“简而有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地简约，对于材料的取舍非常地科学，完了。人家属说了，家属说，就我知道还能再写两条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尹洙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推动当中是首倡者，第一个提出来的，有首倡之功。第二，当时的人都写骈体文，说我们家尹洙在于破骈体立散体文的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你把这三条都得写上，而且你字得写多点。

欧阳修是不会妥协的，欧阳修说什么呢？他说当年韩愈给孟郊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孟郊。他给樊宗师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樊宗师。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纪念方式，我给你写墓志文的时候，我写的这篇文的风格，我就模仿你的风格，这是对这个伟大的逝者最好的纪念。尹洙生前的文风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他的文章是非常地简练的，但是他取舍的材料是非常地精到的，他的文章是很简约，但它里边的含义是非常深刻。我现在写他的墓志铭就用尹洙当年的文法来写，这是第一，没有错。第二，骈文和散体文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文章写得好，骈散捏到一块儿也能写，可以将骈文加入到散文当中，写散文的时候也可以用骈文的方法，写骈文的时候也用散文的方法，这个不存在功劳的问题，什么破骈入散，不存在，这不是一条功劳。至于说首倡之功，我看未必，在尹洙之前已经有几位大将开了“古文运动”的先河，欧阳修没好意思说，更别说以后还有我这员大将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北宋的“古文运动”真正的推动力在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但地位高，才力雄富，而且他才华卓著啊，他的推动对“古文运动”的推动是关键性的，这个当然不必说了，但是首倡之功他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欧阳修说了，这三条你说的这意见我都不能接受，他最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我就给你论一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最后说句什么话？说想当年读我的文章里头最知己的就是尹洙，他看我的文章看得很快，不过几行之后就知道我的立意和用心。我告诉你，我写这篇文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我哪儿考虑到给你们这些小子、你们的感受啊？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刚才那态度一样，就是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当年是与我同道的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推动“古文运动”，共同进行政治的大的改革的。我评价的是历史人物，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的老公。在我心里，评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们亲人的地位，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改变。

当时尹洙去世的时候范仲淹在旁边，范仲淹怎么能不了解欧阳修呢？他就做分工，韩琦写那墓碑，栽到墓道旁边的公开让大家能看到的，你呢就写那墓志铭。他太清楚欧阳修会怎么写了。他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呀，最近欧阳正在给尹洙写墓志铭，写得很好，词义高妙啊，可以传至于将来。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他对尹洙的评价可能会让有的人不满意，你说换个人写吧，影响又没那么大，是不是？你说让别的人写吧，哪有欧阳修的影响大？可是让他写吧，他评价老是不满，就是老欠一点，难免引起别人的不满意。而且欧阳修这人有个毛病，他写的文章不允许别人改，你要改了那是你写的，要看我的，在我的书里边，你说这不是麻烦吗？我呀，就跟你说说，你就多写点，哎，他那儿没写的你就都写了。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他真是很老练的一个人，这个老练是基于什么大家要知道，是基于深深的友情啊，他们的好朋友去世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评价得好一点，人都去世了多说点好话。可是欧阳修他知道，那是当过谏官的人，那是跟皇上吵过架的人，那谁都不怕，是不是，他的原则定了谁都甭想改，那怎么办，只有改韩琦的了，你多写点吧，韩琦的那个墓碑那文字比他的墓志铭多出两三倍去，那人家家里人看了肯定欢喜啊，是吧，你看这才像个样子是不是？哪像你那个抠抠搜搜的写那么点字？

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欧阳修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里边始终坚持公道的原则，我认为真理是怎样的就是怎样。有时候真理很难看的，没事，这是真理，真理就这么难看，摆出来就行。这样的原则，这样的鼓励，就让欧阳修的人格成为宋代士大夫中间特别具有代表性。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格风范。欧阳修的人格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坚挺、挺拔、绝不弯曲，而且他的原则你说不出什么来，他确实是对的。我们说通过这两件事，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欧阳修人格的特点，但是他不改初衷，可我告诉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终于朝廷没说的，忠于圣上也没错，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边的经历当中，欧阳修的忠诚就害了一位大忠臣，要问这个忠臣是谁，欧阳修是怎么不自觉地害他的？且听下回分解。

下期预告：欧阳修为官尽职尽责，力求公道，但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却曾经好心办坏事，害得一代名将狄青百口莫辩、郁郁而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勤奋且努力的国家栋梁，一个刚直不阿却害人，一个力臻清白却被害？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七集《忠臣反被忠臣害》，敬请收看。

百家讲坛：《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 中(2011-02-20 17:46:23)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百家講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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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忠臣反被忠臣害（文字稿）

画外音： 历史上的欧阳修不仅是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更是宋仁宗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名高级官员，他对于国事尽心尽力，为官尽职尽责，总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勇于承担责任。坚忍不拔、刚毅不屈是欧阳修性格特征，但好心未必总能办好事，忠臣有时候也会办错事，欧阳修的一片爱国之心，却让另一个大忠臣蒙受了不白之冤，成为宋史上一段难解的公案，这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康震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七集《忠臣反被忠臣害》。

康震：

宋仁宗的嘉佑元年，六七月间夏天，首都东京汴梁下大雨，暴雨连绵，下的雨太多了，下水排不出去，都城里头就发了水灾，发了水灾，欧阳修的家里也遭了灾，怎么办呢？没办法。白天还好对付，比方你上朝上班都可以。晚上怎么呢？就住在筏子上，可能家里全都漂起来了，你要住在家里就得漂着住，那与其漂着住不如住在筏子上。就是在这样遭了灾的情况下，在如此生活陷于不便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位欧阳忠臣还是向皇帝上了两道奏章，这两道奏章名字差不多，第一道叫《论水灾状》，第二道叫《再论水灾状》。就是给皇帝上的奏章，就是来论证、来说明、来解释、来提醒这个水灾发生了以后跟我们现在的朝政有什么关系。欧阳修就替宋仁宗盘点了一下，说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件事。第一，你在位这么多年了，没儿子。宋仁宗一直很想生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生不出来，一生一个姑娘，一生一个千金，一生一个公主，这不能继皇帝位啊，可是宋仁宗又特别不落忍，要把这位子传给一个不是自己的儿子的下一辈，比方说侄子，他不愿意。所以很多大臣多次地给他建议说，赶紧立皇储、赶紧立太子。你不立太子，国体不稳，天下惊惧。我们知道在古代立不立太子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你一日不立太子，内宫的政治就不稳定，你后边就打起来了。可是他没儿子，他总想着等等，我生一个儿子是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自然就传了，可是他老生不出来。所以欧阳修就告诉他，这是一条，这一条你老不立太子啊，上天就有反应，我建议你尽快地在子侄辈里边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立为太子，兴许这雨就不下了，这是第一。

第二，朝中缺贤能之人，我要给你推荐那些有才能、有德行、有文章、有政声的人，他给他推荐了谁呢？推荐了王安石、吕公著等四个人。我前面讲了，王安石大家都知道，王安石对于欧阳修来讲是晚辈了，多年在地方做官推荐了王安石，而且推荐了原来那老宰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认为这些人都是可以在皇帝的身边备以左右顾问的人，特以推荐。

第三，你就想不到了，他说天下这么大的雨，这么大的水灾，我告诉你，你应该罢免一个人的官职。大家一想，吕夷简不都死了吗？还罢免吗？不是，这次要罢免的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当时的枢密使狄青的职务，说你必须要罢免这个狄青的职务。枢密使我原来说过，是北宋最高的军事长官，最高的军事首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就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的位置，他是军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可以坐到最高的位置就是枢密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说你看狄青我们有很多人是熟悉的，北宋本来就没有多少著名的将军，狄青应该是在北宋最杰出的军事家，他本人是个忠臣，也没有任何过错。前面两条建议都很好，立皇储，推荐人才，但是第三条建议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呀？ 画外音：面对无奈的天灾，作为朝廷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把自己的治国策略向宋仁宗提出，既是真心诉求，更是顺势而为，前面两条合情合理，独独罢官这一条却令人费解，那么这位狄青是何许人也？为何老天下场大雨，欧阳修却提议要罢他的官呢？

康震：

狄青是山西人，在北宋和西夏的战斗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军事家。狄青作战非常地勇猛，狄青这个人打仗有个特点，披头散发，戴着一个铜面具，一冲出来就把你先吓个半死。他是一员骁将、猛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啊。他作战的特点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在四年的战役当中，在跟西夏四年的战役当中，他一共参加了二十五次战役，身中八箭，有很多是致命伤，但是他当然大难不死、大命不死了。他在跟西夏作战过程当中因为屡立奇功，所以受到了宋仁宗的特别嘉奖，提升他为枢密副使。听明白了吗，就是第一步，狄青从一个战士经过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战斗，最终得到宋仁宗的赏识，成为了枢密副使，也就是最高军事机构的副长官。范仲淹啊，我们知道是总体负责指挥对西夏战役的总指挥、总司令官，他对狄青非常地赏识，他送给狄青《春秋左氏传》，告诉他自古以来为将者若不知古今通变之事，那就是匹夫之勇。你得读书啊，你得认字你得学文化，是不是？狄青很听话，也很爱读书，然后发奋读书，遍览秦汉以来古今名将。他不但是一个善于打仗的人，不但是一个勇士，而且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勇士，有将略的勇士，这么一个人。那么现在狄青做了枢密副使，这枢密副使刚刚做了还没几个月，广西就爆发了少数民族的起义，这起义军打得很厉害，一直打到广东，当时满朝震惊，派了很多的人去剿灭这个起义军，没剿灭了，让别人把自个给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狄青主动请缨，自己主动的，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来跟他们作战，我来平定这个内乱，狄青率军平定了这次广西的内乱。回来以后，就擢升他为枢密使，最高的军事首长。

按道理说，狄青的这一条路不超出任何人的想象，绝对不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就是一个不想当元帅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那么一个士兵当了元帅就可以证明他确实是个好士兵，而且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忠诚的战士也可以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元帅，这个忠诚的元帅还会培养出更多忠诚的战士，这没什么不好。可是我告诉你，自从狄青做了这个枢密使，他的厄运也就来了，这个厄运从哪儿来的呢？就从欧阳修的手里来的。狄青的枢密使做了三四年之后，欧阳修就向宋仁宗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是大水还没发的时候就奏上去了，不是说下雨的这回，下雨这是后来的事。下雨之前，专门上了一道札子《论狄青札子》，我就给你论一论狄青这个问题。用我们白话文说，关于狄青的若干问题，这是比较吓人的题目。他说什么呢，他说，“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欧阳修【论狄青札子】

我听说凡是忠臣有个特点，经常会给皇上说一些难言的话，有些说不出口的话，都是忠臣把话说出来。皇上善于驾驭臣下，他有个特点，他必能听得进去很多难听的话。你看我刚才说了，欧阳修是个忠臣，他说了我今天要给你说的这个话，是忠臣才能说的话，一般人就说不出口。您也是个圣君，听不进去的话您都能听得进去，这一说，你不听也得听，你不听你就不是圣君，你听进去了那我就是忠臣，反正怎么都是我对。

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古而来有一个现象，就是国家有祸的时候，潜伏的祸害、潜伏的祸根，天下人都知道，就您一个人不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事情。现在我告诉您，那路上的贩夫走卒、黎民百姓全都知道这件事，大臣们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可就是没人敢跟您说，为什么没人敢跟您说呢？因为这事还没发呢，还没冒出来呢。人说了，如果没这事，那不把自己装进去了吗？可是我不一样啊，我敢啊，我敢惯了，我向来都是敢的，我从来都是敢直言的，所以我今儿必须得专门论述一下，论证一下狄青的问题。他说狄青出身行伍，打了几次大仗，现在位至枢密使，我告诉你这枢密使他不能干。他说第一，狄青为什么不能做枢密使，狄青此人出身低微。我们知道，在北宋，凡是像狄青这样做将军的人、士兵出身的人，他出身确实很低微，他出身低微是个小人物，现在他突然怎么样呢，发达了，这一发达就不要紧，跟他一样出身的那些人就会仰慕他，就会羡慕他，会说你看，这是我们堆儿里出来的，他都现在枢密使了，我们怎么也得弄个副使，副使不成了，弄一副副使也可以呀，这就得攀比，就得仿效。他说什么，狄青此人你说他有多高的才华谈不上，告诉你，欧阳修在这个奏章里明确地说，狄青算不上是古今名将，之所以现在很多的人这么看重狄青，那是他们没见识，没见过古今名将有多少，咱们朝廷里头一般选拔的枢密使，选拔个将军，要不然是不知军情，要不然是不会训练士兵，反正都是窝囊废。狄青此人既勇敢善于作战，又稍有见识，他不是读过书吗，所以这样的人物在我朝看上去很稀罕，别人见了他就觉得他是国之重器了，其实这样的人还很多，所以你对这样的人过分地重用颇为不妥，会影响到整体的观感、整体的印象，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说什么呢？第二条他举了个例子说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就是一条狗当它叫的时候它是发现有情况了它叫，可是如果有一百条狗都在叫，那是因为听见这条狗在叫。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从古到今，他说的从古到今那指的是从北宋建国到现在，还没有过把一个士兵出身的军人推到这么高的位置。我前面说过，北宋的宰相，一个是文官的宰相，还有就是枢密使，这也是宰相，这就到了位极人臣，以战功而位极人臣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别的士兵看到他这么好，爬得这么高，刚才说了，就会仿效，这种仿效就会成气候，那就是天下的军人都会要追求这样的政治的地位。那就是开始一个人像狄青，他因为军功而置身显位，那后头人听到这动静、听到这声音，大家都跟着一拨轰起来，这样一来，让军人位处高位对国家非常不利。我们国家不需要一个军人做到宰相的位置，这对国家不利，不符合国家利益，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说句实话，狄青以如此低微的出身，仅凭军功而做了宰相，而且是最高军事首长，对他本人没好处。换句话说，对国家没好处，对狄青本人也没好处。为什么呢？他说呀，狄青自己是不得已被人家喜欢的、所拥戴的，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自己很低调，做了宰相，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发表过多的意见，但是架不住别人会在旁边推搡他，别人在旁边会推予他，他的地位就会高，他的名气就会大。好了，他的名气越大，他越受到别人的关注，他自己的危险就越大。现在已经有很多民间的谣言和谶语在针对他了，说他们家里哪天点一蜡烛，外面看着火光遥遥，哪天又看见狄青出来之后前拥后呼，各种各样对他不利的说法都很多，这对他自己是不好的。只是皇上您不知道，我跟您说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就您一个人不知道。再有一条就说得非常严重了，说唐代的时候节度使发生叛乱，有很多叛乱并非主将本人所愿，是被乱兵裹挟、被迫而为。你想想，小人为恶往往不成气候，但是却会对社会造成伤害。那么多的节度使之所以起兵，往往不是他们自己自愿的。他当然没有明确地说狄青要谋反，但是就说以此观之，对狄青还是应该保护他，保护狄青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离开这个位置。

画外音：在奉行文官治国的北宋，武将不仅地位比文官低，而且在朝中不掌握话语权，狄青出身低微，却能够位居武将之首，一定经历了艰苦的奋斗，以欧阳修忠诚刚直的为人来说，不可能故意陷害狄青，那么狄青究竟犯了什么忌讳，让欧阳修一再提出要罢免他的官呢？

康震：

我跟你说，事情怪就怪在这儿，就是没有任何迹象。不但没有任何迹象，而且是完全相反。狄青这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忠臣，绝对忠臣。宋仁宗对狄青也是百分之百的信任。我给你说几个很小的例子你就能知道，北宋啊你要当兵你得遭罪，为什么呢？因为北宋的士兵他是职业军人，他不是说打仗的时候打仗，战争一结束把刺刀、把军刀都打成镰刀，回家去种地去，不是那样的。他是职业军人，他的武器、他的服装、他的口粮全部是国家配给的，但是为了防止你做逃兵，在你当兵那天起，就得或者胳膊上、或者脸上、或者哪儿给你烙一印儿，刺字。不是贼配军啊，不是配军脸上刺字。是当兵的，他担心你、防止你要逃跑的时候，给你脸上刺字，所以凡是行伍出身的人脸上都有字。狄青例外不例外？狄青也不例外。狄青就是顶着这个字儿一直做到了枢密使，那宋仁宗看起来就难受，宋仁宗说你弄点什么神秘药水是吧，“灭字灵”、“消字灵”。你现在是有地位的人了，再说你这么大的功勋，咱把那给它消了。狄青说不，狄青说什么呢？说陛下以功勋破格地提拔我，我有今天就是因为脸上有这个东西，我要永远留着它，我看见它我就想起皇上对我的恩典，我看见它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要再建功勋。本来脸上刺字，对他们行伍出身的人来讲那是个耻辱的标志，谁愿意在脸上顶着一个字呢？他又不是配军。但是对于宋仁宗主动提出来的要求，狄青婉言谢绝了，他觉得这个刺字是他前进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这样的作派本身就是很忠诚的表现。第二，这个狄青每次作战之前，宋仁宗都很忧虑，不是忧虑他要叛变，而是什么呢？而是他知道狄青威名所至，敌人都很怕他，会搞他的鬼，所以每次狄青要出发之前，宋仁宗说：

“青有威名，贼当畏其来，左右使令，非青亲信者不可，虽饮食卧起，皆宜防窃发”——【宋史·狄青传】

就是每次狄青要出兵的时候，敌人都很怕他，所以再三告诫，让使者骑快马告诉狄青，身边所有的亲信必须是你自己的人，你饮食、起居、坐卧一定要防止有人在你身边搞鬼，要防止间谍。

每次狄青作了战打了胜仗之后，战报一回来，宋仁宗都要说必须立刻给狄青报功，一刻都不要停，所以他对狄青不但很关心，而且非常地信任。狄青这个枢密使得来的很不容易，为什么，他做了枢密副使以后，再往上一格，就到了最高，也就是说你对一个军人，就好比说你封他为元帅，大元帅，他又立功了你怎么办？那你不能说二倍元帅、三倍元帅，不带这么封的是不是，他就到顶了。给他枢密使的时候，宰相们当时都不同意，都不同意，都不同意的话宋仁宗也就当时妥协了，结果妥协了没过几天，有一天上朝的时候突然给宰相说，我要让他做枢密使，马上就要让他做，这宰相说，这不是说不做了吗？都商量好了。（宋仁宗）说狄青的功劳非常大，我必须要给他一个相应的名号，所以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定。这说明什么？对狄青很器重，而且敢给他这么重要的官职。

狄青本人对皇帝也是非常地诚实，广西平内乱的时候，那首领最后跑了，没抓着，但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有一具死尸身上穿着金龙袍，那他们手底下的人为了邀功，说您看反正他也穿着金龙袍，谋反的人他自己把自己封为皇帝，看来可能就是这个人，要不然咱就把他抓了，就把这个尸体弄去，然后咱们就说已经把首犯已经抓住并且已经处死。狄青说，我宁可一辈子抓不着这个人，我也不会骗皇上。所以你说，刚才我们就怀疑说是不是狄青本人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忠诚的地方？或者说他跟宋仁宗之间有一点不好的关系？没有，不但是没有，而且全部都是什么呢，忠诚的关系全都有。

画外音 ：狄青不仅对国家立有卓越的战功，而且与皇帝关系密切，他的遭遇不仅让人觉得奇怪，更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精忠报国、深得皇帝信任的忠臣，一个精通武略的难得的忠臣，却被欧阳修等文官们百般质疑，其背后深层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

归结起来历史的根子在哪儿呢？历史的根子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这皇帝做得真是不光彩，抢了人家孤儿寡母的位置。想当年，他是周世宗手下的一员大将，殿前都指挥使，负责禁军的。周世宗死了以后，他儿子刚继位才六、七岁，他那太后是后宫的一个妇人，什么都不懂，听说辽国来入侵，就派他去打，他到了半截倒是没打辽国，一翻身披上了黄袍，就此自己当了皇帝。你想对于这样一个人，他最应该防的是谁呢？就是自己的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自从当了皇帝就把这个官职取消了，而且对那些跟他一起起事的老兄弟们，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和平的方式取消了他们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你看，我当了皇帝你们高兴吧？大家说高兴高兴。我不高兴，我天天睡不着觉。您为什么睡不着觉，您当了皇帝，实现了人生最大理想，您还有什么睡不着的？我看着你们我就睡不着，我觉着你们对我这个位置都有兴趣。你别以为我是在这儿说笑，真实的话就是如此。听完这些话石守信等大将大惊失色，都非常害怕。赵匡胤说不用怕，有办法，取个两厢都便宜的方法，是不是，我看见你呢很放心，你看见我呢也不可怕，对不对，你看你们人生一世不就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吗？多给你们良田美女，回去养老吧。你们想干什么事，你们未竟的事业我替你们完成，你们就别操这份心了，省得我老操你们的心——“杯酒释兵权”。

可是“杯酒释兵权”只是开始，要把“杯酒释兵权”要制度化。他立了三条规矩：首先成立枢密院，枢密院底下又设了三衙统领，枢密院只能调动军队，三衙统领只能带领军队和训练军队。训练军队的人不能调一兵一卒，比方说我正在训练，在兵营里头，我说我要带一个连的人出去打仗，那绝对不可以。没有接到枢密院的调令，一个兵都调不走。可是枢密院的人能调兵，他没带兵，他跟兵并不接触，他想要调兵的时候，擅自要调兵的时候，兵不在他身边。所以带兵和练兵的权力没有统一在一起，这跟节度使就不一样了，唐代节度使可不一样，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内外的政策相互制约。当时的军队分为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说简单了就是中央军队的数量，驻扎京城的中央军队的数量跟所有在地方上驻扎军队的数量总的加在一起基本相等的。中央有人要谋反，地方所有军队合在一起能把他打掉。地方上要有人谋反，中央的军队一出击，各个击破都能打掉。为什么呢，确保中央的军队比地方任何一股军队的力量都要大，这不就完了吗，这就是内重而外轻，强干而弱枝，就这个道理。

第三，就是“兵将分离”的政策，这个还是不放心，那带兵的人还是不放心，隔一段时间就调防，让你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你想想看，都做到这种程度了，怎么会那么地没脑子的把一个屡立军功的一个大将突然地让他做了全国最高的军事首长，这不是在自己的床边上又安了一张床吗？我的榻边岂能容他人酣睡？可是宋仁宗就让他酣睡了。

问题是狄青是个真正的忠臣，他是忠臣，但这不耽搁着人家有防范他的思维，这种体制本身就是制约武将的一个体制。提前认定你、先天就认定你是有罪的，你再忠诚，我认为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你也会谋反。所以我们说这样一来，狄青的日子就很不好过，狄青日子为什么不好过？当时已经在京城里面出现了很多的有关他的谣言，比如说，狄青上街了以后，这城里的老百姓就到处围观他，一睹他的容颜，要看看他的伟大形象。尤其是那些当兵的一说起这个狄青来那就是眉飞色舞，你看我们狄大哥那也是当年跟我们一样，如何如何如何，这是第一。这种消息传到朝廷里，大臣都很不高兴，都非常担心。第二，就这发大水，发了大水以后狄青他们家也给淹了，他搬哪儿去了？搬到大相国寺里住。他搬到大相国寺里住着，就住在那大殿上，在大殿上走来走去的，别人看见他住在大相国寺，在哪大殿里待着，就有谣言传出来，认为狄青恐怕是有异志。这就是说，我只要看见你，你就像偷了我们家斧子的，那就怎么都像那小偷，就智子疑邻的那种心态。所以狄青因为他确实是军人出身，他带过兵打过仗，又做了最高军事首长，所以任何一次异常的举动别人都会认为他有异志。你看这大水发的，发的狄青在这个位置上就坐不牢。仿佛是为了进一步地说服宋仁宗，在给宋仁宗上的这个《论水灾状》里边告诉宋仁宗，我告诉您吧，为什么会发水灾呢？发水灾是有原因的，发水灾是因为对祖庙不敬，对祖庙不敬那就得发水灾。我告诉您，您这老不立太子这也属于让祖庙很不满意的一点。再一个，他说：

“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欧阳修【论狄青札子】

就是他们都属于阴性的，这阴性的属性，您看看，一下雨，水这么多，很不安全啊，这对他们有利啊，您得早早地防范。你看您说半天吧，就是这么个事，狄青他的出身、他现在的位置，危及到了国家安全，虽然还没有表现出来，但他们认为他迟早会表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属性的必然，阴性的嘛，肯定得反，这时候下大雨肯定就是征兆。

其实说起来，你想狄青是个忠臣，欧阳修肯定也是忠臣。欧阳修之所以要说这么多的话，反复地上了三道奏章，加上前边那一道，他不是忠于国家的表现吗？不是终于皇上的表现吗？那狄青呢，所作所为也都很忠诚。欧阳修有错没错，没错。欧阳修并没有故意要害狄青的意思，相反的，他提出的观点是为了保全狄青的性命，为了保全他不出错，应该让他离开这个危险的位置。

如果说欧阳修前面上了这么多奏章，说了这么多话，那都是铺垫的话，有一个人给了狄青临门一脚，彻底把狄青这命就踢没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宰相叫文彦博，文彦博给宋仁宗说，狄青应该尽快离开这个位置，这样对他有好处，对国家也有好处。狄青跟宋仁宗说过这样的事情，狄青不愿意到外面去做官，他有两个根据，他说第一，我没有立新的功劳，我为什么要到地方上去领两镇节度使？当时的想法是你不要做这个官了，你到地方上领两个地方的节度使。狄青说我又没有立新功，我凭什么去？第二，我又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离开枢密使的位置？因为按照惯例，宰相是文官，罢宰相、再任宰相，这都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武将做了枢密使，没有明显的理由、没有明确的理由一般不会罢免。他不愿意离开。文彦博去见宋仁宗，宋仁宗就把这番话说出来，很显然这是狄青跟他说的，宋仁宗自己也认为，说是啊，没什么呀。文彦博就给他说了一句话，就把宋仁宗给打懵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宋仁宗说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他忠得倒是很像样子啊，所以才忠诚得有了“陈桥之变”。“上默然”。宋仁宗一听，...嗯...啥也别说了，瞧咱这祖上办的这事，是吧，忠得最后都发了兵变了。狄青专门到中书门下去见文彦博，申辩此事，凭什么呀？为什么呀？还是那条理由，他不知道（文彦博）跟宋仁宗已经见过面了。文彦博很简单，说了六个字，“无他，朝廷疑尔。”——宋·王大成【野老纪闻】

没什么原因，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不放心你，我们信不过你，就这么简单。狄青听了这个话之后，非常地惊恐，连连倒退了好几步。后来狄青去了陈州做知州，朝廷依然不放心他，每个月两次派宦官去探望他，实际上不是探望他，是观察他的变化。狄青在抑郁当中死去，还不到五十岁，四十九岁。就是这个结果呢，给我们感觉到这是个悲剧，毕竟死了人了，如果说都没事的话，可能这个事件并不严重，但狄青确实是在忧郁当中死去了。你能说是欧阳修杀了狄青吗？好像不能这样说。你能说是文彦博杀了狄青吗？也不能这样说。那你说是体制杀了他吗？也不是。所以我们说啊，这忠臣有时候一不留神他的忠诚也会害了别的忠臣，这真的是有时候很难解释的历史的一段公案。

大家可能会说你这讲了半天了，我们从一开始听到现在，讲的全都是欧阳修政治上的事，我们的印象里头你就讲了一个《醉翁亭记》，这跟他文学还搭点边，你能不能说一说欧阳修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对北宋王朝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他肯定有，接下来就会讲欧阳修是怎么教人写高考科举作文的，下一集再接着讲。

下期预告：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可是在他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却因为改变了考试的方向，而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推崇的科举文章到底应该怎么写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

（八）科举文章怎么写（文字稿）

画外音：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在诗、词、文、赋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领袖北宋文坛达三十年，而这样一位文坛领袖在青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时，却曾经两次名落孙山，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欧阳修科举之路的坎坷不平对他后来的文学主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敬请关注。

康震：

上一集我们说，讲欧阳修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始终了解得比较多的是欧阳修政治上的一些事迹、一些作派、一些言论，但是我们知道，毕竟我们讲“唐宋八大家”重心在文学，我们讲的是文学人物，特别是欧阳修在宋代的这六大家里边他排名居首，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很想了解欧阳修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或者在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北宋王朝当时有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文学家，一个文章家怎么对社会发生影响，在北宋，在欧阳修的时代就要通过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来影响一代的文风，影响一代的诗风，所以在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知贡举，礼部知贡举。所谓礼部知贡举就是高考的第一主考官，负责主持这一年的全部的科举考试。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呢？他主持科举考试，他就可以确定今年的科举考试或者未来几年的科举考试写文章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跟现在的高考毕竟不一样，现在的高考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科，而作文在里边又占了一小部分。那么在古代，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写文章就是主体，写诗这就是主体。我科举考试我考你什么？我就看你的诗写得好不好，我看你的文章写得好不好，所以一个主考官他会影响一代人的诗风和文风，因为他倡导什么样的方向，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们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那么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他会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为文之道呢？就是说简单点，他会规定这“高考作文”怎么写？你要想了解这个，你得先看看这欧阳修小时候吃过什么苦，年轻的时候吃过什么亏，跌过什么跟头，参加过什么样的考试，他现在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欧阳修和韩愈一样，科举考试不顺利，考了两次都没考中，你知道为什么？这欧阳修小的时候读文章啊，他家里没钱，他从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书篓里发现了一本书，就是韩愈的一部文集，但是不全了，比较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