胄子从师,罕能由礼——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docx（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胄子从师,罕能由礼——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docx（写写帮推荐）

胄子从师,罕能由礼——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

绪说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重要文字，虽其名义上是为教育后学李蟠而作，但韩愈的写作用意明显不止于此。《师说》不仅在当时激起士人间的激烈讨论，并有扭转风气的现实效用，且对后世尊师思想有巨大影响。学界探讨《师说》的思想资源者有之，但对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原因注意尚少。本文欲就韩愈的仕宦经历和唐代的学风着眼，探讨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原因。

韩愈因为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故研究者多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论述韩愈。对于韩愈《师说》一文之解读也是一样，研究者多从韩愈思想体系建构或者文学史和思想史传承的角度来论述其写作缘由和意义。例如余英时先生曾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论述了新禅宗对《师说》一文的影响，李小荣《韩愈〈师说〉与道典关系略说》一文则发现了《师说》的道教思想资源。其实儒家思想传统中关于“师”的论说不可能对韩愈没有影响，韩愈提倡儒道，努力复振儒学，他即使受到了佛、道的影响，也会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寻找经典根据，以此来确立其言说的正当性。他在《师说》中就引了《论语·述而》: “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外，《荀子》一书也极其重视“师”的重要性，惟其所谓“师”之涵义较大。韩愈在其著名的《原道》一文中开出儒家道统统绪，把荀子和扬雄列在他最为尊崇的孟子之后。此外，他还著有《读荀》一文，可见他对荀子颇为了解。

韩愈读书颇杂，诸子百家多有过目，他自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吕氏春秋》乃杂家之代表作，韩愈读过此书的可能性很大。而《吕氏春秋·知士》: “今有千里之马於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枹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韩愈《杂说》四首之《马说》，以伯乐与千里马自喻，通观此文，其立意与《吕氏春秋·知士》极其相类。

《吕氏春秋·尊师》也说: “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这与《师说》中“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谈的是同一个问题，而且论述方式非常接近。《吕氏春秋·劝学》中又说: “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于道。”这与《师说》中“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有很大的重合性，都认为尊师不能论“贵贱贫富”，而应该以“道”为标准。《吕氏春秋·劝学》还在举例后总结说: “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当然，韩愈在《师说》中的一些看法和《荀子》与《吕氏春秋》不尽相同。《荀子·解蔽篇》: “故学者以圣为师。”并在《致士篇》中说: “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而《吕氏春秋·劝学》也说: “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并说: “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还在引曾子的一段话后说:“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总体来看，就是老师要比学生更胜一筹才能为师，而老师的地位明显要高于学生。这和《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是不同的。《吕氏春秋·尊师》还说道: “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和思想要以老师的学说为标准，不然就是背叛师门，这也和《师说》体现出来的思想不相符。

可见《师说》也很明显地受到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师说》中师生平等的思想，更是来自于佛道两家的观念，而这与传统儒家思想有很大不同。而且韩愈“抗颜为师”，也不符合他所推尊的孟子的看法，《孟子·离娄上》: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那么，一向力排异教、尊崇孟子的韩愈何以会对儒、佛、道三教的思想资源进行这样的选择? 一仕宦与写作

在诸多刺激韩愈进行写作的因素中，仕宦经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韩愈曾连考四次而科举不第，最后终于于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但是之后他又参加由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连考三次都未中选。为了引起当朝宰相的注意，他大约于贞元十一年(795)写了《杂说》四首，其中第四首即是著名的《马说》，他以千里马自喻，希望得到伯乐的赏识。这对他后来提倡“师道”有一定的影响。后来他得任官职，“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韩愈后来“好为人师”，与他早年因缺乏赏识者而失意的经历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直到贞元十七(801)年，韩愈终于赴京师听候调选。当年秋冬或十八年(802)春得授四门博士，从而开始了他的国家官员生涯。此后韩愈曾几次担任与学校有关的官职。第一次便是贞元十七年秋冬或十八年春任太学四门博士到十九年(803)。第二次是元和元年(806)任国子博士，第二年又调任东都洛阳分教国子博士，第三年改真博士，直到元和四年(809)。第三次是元和七年(812)由职方员外郎贬为国子博士，直到第二年春。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担任与学校有关的官职———国子祭酒，是在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到第二年长庆元年(821)春。

韩愈有几篇关于学校和教育的文字传世: 作于贞元十一年(795)的《省试学生代斋郎议》，贞元十八或十九年(802 或803)的《师说》，贞元十九年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元和七年或八年的《进学解》，元和十四年(819)的《潮州请置乡校牒》，长庆元年的《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和《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以及不知写作年月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的第七首谈学校、第十二首谈“师”道，还有一篇作于元和五年(811)但没有传世的《举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将韩愈的经历与他的这些写作结合起来看，很明显都是因事而作。《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是韩愈参加吏部考试时所作，他反对由学生兼职斋郎。他任四门博士时所写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是针对当年朝廷因大旱而暂停科举考试而发的议论。《进学解》是他在被贬回国子博士的任上时为教育学生、夫子自道而作。《举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是他在河南令的任上为策新科进士所作。《潮州请置乡校牒》是他在潮州刺史的任上为兴办地方学校而作。《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和《国子监论新注学官牒》则是他在国子祭酒的任上为更好地管理国子监而作。

一般认为，《师说》的写作在贞元十八年或十九年，总之是在其任四门博士期间所作，而四门博士是韩愈得到的第一个朝官职位。韩愈的《进士策问十三首》的第十二首内容如下: „„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德行若颜回，言语若子贡，政事若子路，文学若子游，犹且有师;非独如此，虽孔子亦有师，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颜回远矣，而且无师;然其不闻有业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这明显是从《师说》而来，两文思想主旨相同，甚至所举的例子都差不多。这篇策问可能还受到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影响，柳在该文中说: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这和韩愈这篇策问中“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几乎相同，只是韩愈把“师”的衰落由“魏、晋氏以下”往前拉长到“汉氏已来”。

《师说》对后世尊师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此前的儒家思想和实践中固然存在尊师的因素，但在《师说》之前这种因素被说及和重视的程度并不够。正如柳宗元所说: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韩愈提倡师道之前)当时无师弟子之说。”韩愈也说:“由汉氏已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北宋初由政府组织编撰的《册府元龟·学校部》中专门辟出一章《师道》来列举历史上尊师的各种正反例子，这在成书于贞元十七年的中国第一部“通书”《通典》中是没有的。

二唐中后期的学风与《师说》的写作

一般认为，韩愈写作《师说》的背景是魏晋以降的门阀制度下，士族子弟按门第资格授官，这就缺乏刺激学生学习的动力，进而造成师道不尊的情况。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当时的学习风气，尤其是学校纪律，可以发现《师说》的写作其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

唐宪宗元和元年(807)四月，时任国子祭酒的冯伉在一个奏状中写道:“其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可见国子监学生的纪律非常之差，不仅不爱学习，而且赌博酗酒，并且竟然“凌慢有司”，对教官没有一点尊敬。文宗太和五年(831)十二月，国子祭酒裴通也上奏:“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希望通过建立淘汰机制促进学生的学业。

柳宗元也“听说”过当时学校的纪律情况，他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写道: “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 ‘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口杳)也。”

在他为阳城所作的另一篇文字《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中还写道: “昔公之来，仁风扇扬。暴慠革面，柔轜有立。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当职施政，示人准程。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堕者益勤，诞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违亲三岁，罢退乡党。令未及下，乞归就养者二十余人。”

可见当时国子监和太学的学生不爱学习、喝酒闹事、侮辱老师是常有之事，更不用说“服勤多阙，仰止徒虚”这种缺席的情况。这种局面似乎由来已久，唐中宗“时学徒渐弛，(时任国子祭酒的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学生竟然因为老师要求严格、处以体罚就群殴老师，而且国子祭酒还是当时所有官方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这种情况大概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起就开始大面积出现，《旧唐书》记载道: 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

不仅学生学习风气和纪律差，相当于老师的学官也“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师不为师，“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韩愈任国子祭酒时，“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 ‘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并“奏儒生为学官”。这些学官居然因为直讲容“陋”就不让其一起吃饭。《文苑英华》中载: “得胡甲许乙俱任直讲，因释菜争论，遂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老师之间竟然因为学术见解不合而斗殴，真可谓斯文扫地。

老师素质低下与当时政府不重视儒学教育、不重视学校教育有关，学生的学习风气和纪律差也与唐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分不开，但造成这一局面可能还有更直接的原因。

韩愈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引《唐六典》说: “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对学官官阶和职任有更明确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知当时学官的官阶是比较低的，总理教育的“国子祭酒”也不过从三品，以下的学官官阶都比其所要教授的学生的祖、父辈的官阶要低，而“直讲”和“大成”似乎连品位都没有。只有后面几种在当时不太受重视的学科的学生中才能见到“庶人”子弟，其他均是贵族子弟。再加上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这些学生自然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学生大多是贵族子弟，出身比老师好，而老师又没有老师的身份自觉，学生便更不尊重老师。师不为师，生更不为生。所以后来《册府元龟·学校部·师道》的序才重倡: “夫师严道尊，民乃贵学，束修受业，人知向方。”前文已经说过，韩愈第一次得官就是任四门博士，而且他对这个职位很重视，他在此期间写作《师说》，极可能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发的感慨。

韩愈在《师说》中说: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与其说他是要降低老师的身份与学生相平等，不如说他是着眼于实际，想提高老师的地位与学生相“平等”。《文苑英华》中就记载当时“诸胄子不亲师教”，当时人看得很明白:“胄子从师，罕能由礼。”贵族子弟轻侮老师是很常见之事，以至于为了整肃学风，唐政府不得不制定出颇有些过分的法律: 杀受业师被列为“十恶”的“不义”，“即殴伤见受业师，加凡人二等。死者，各斩。”尽管法律如此严酷，但从上文关于学生纪律的观察来看，学生轻侮老师是常见现象，唐政府始终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韩愈在《师说》中抨击说: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所谓“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就是针对老师的官品与学生的门第出身间的差异所造成的不良师生关系而说。而《师说》中“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种观点，也是根据老师职位和地位低下的现实状况，为了能提倡尊“师”而采取的一种现实策略。作《师说》时韩愈仅是一个正七品的四门博士，而从前文引用过的《策问进士十三首》第十二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待到他后来有资格策问进士时，师生“平等”的观念便没有出现于这段讨论师道的文字中。

余论 昆廷·斯金纳提出理解文本的两个步骤: “理解文本的前提在于把握文本试图传达的意涵，以及希望这一意涵怎样被理解。”“接下来的第二步应当是考察特定言论与更为广泛的语境(linguistic context)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特定作者的意图。一旦这样看待研究的适当关注点，那么从根本上说还是语言上的，因此恰当的方法涉及到复原著作者的意图。”这一方法对于理解韩愈写作《师说》非常适用。《师说》提倡学生应该尊师，应该多向老师请教，同时，老师与学生没有年龄贵贱之别，“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师生的分别仅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通过本文的考察可以看到，韩愈写作《师说》对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资源均有所选择，而一向排斥佛道、推尊孟子的韩愈作出与他一贯思想不太相符的思想选择，其实与他所处的“语境”有密切关系。《师说》的写作与他的仕宦经历直接相连，其最直接的刺激则是当时学校风气的败坏: 老师不能为人师表，学生纪律糟糕，还经常轻侮老师。韩愈写作《师说》正是如此。如果我们“前后左右”地读史，对于古人思想的理解会更加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