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内部评级法的理论框架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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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内部评级法的理论框架及其演变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内部评级法的理论框架及其演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2001年初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在经过一系列修订之后即将在2005年实施因为这份重要的风险管理文件对于全球金融体系会带来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对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形成显著的冲击因此引起全球金融业的广泛关注在这份新协议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TheInternalRatings—BasedApproach,以下简称IRB方法)的推出从理论角度把握IRB方法的演变及其形成对于我们分析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巴塞尔委员会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的演变巴塞尔委员会此次提出在监管原则中引入IRB方法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际大银行发展出各种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并且计算经济/风险

资本〈economiccapital〉这些银行意识到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公布的旧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并不能准确、敏感地体现真实的风险水平,因此,在衡量风险时更多地采用经济资本,而不是监管机构所规定的资本另外,随着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assetsecuritization)与衍生产品的出现与日益复杂,更加突显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能准确衡量实际风险的问题,1988年的协议面临重新修订的必要委员会了解现行资本协议的不足,也致力研究改善的方法,其中一个里程碑是1996年的修订,将市场风险包括到资本协议中,并允许银行采用风险模型来衡量市场风险(VAR,valueatrisk)当一些银行运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与管理信贷风险之后,委员会面对重新考虑有关信贷风险资本的规定委员会在1999年6月公布的《新资本充足比率框架》(“Anewcapitaladequacyframework”)文件中,首次提出三大支柱的概念,并在第一支柱的信用风险中提出IRB方法在提出与不断改善IRB方法的过程中,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了业界比较常见的两大类信贷风险模型Defaultmodeparadigm(简称DM)与Mark-to-marketparadigm(简称MTM)虽然从2001年初公布的新协议中,尤其是IRB的支持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类信贷风险模型对IRB方法的影响,但是委员会在新协议中并不允许银行完全采用信贷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及其相应的资本准备1999年4月的信贷风险模型研究报告中得到的最主要

结论是信贷风险模型尚未到达与市场风险一样的成熟阶段,信贷风险模型受到数据有限与未能验证模型的准确性这两个主要问题的限制,因此委员会暂时不会考虑让银行使用风险模型来衡量信贷风险,或计算应提取的资本准备(在新协议中的IRB支持文件第七点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委员会同时也意识到信贷风险模型将来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新协议中不能完全忽视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方面发展出的各种工具于是这造成2001年初公布的IRB方法有个明显的特点委员会将IRB方法中的主要信贷风险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以往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可以接受的衡量信贷风险工具,在新协议中,委员会允许银行在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银行内部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所有IRB方法中的银行内部评级、与评级挂钩的违约率PD,以及高级IRB中的衡量违约风险暴露EAD与给定违约损失率LGD的方法,使用一些减轻信贷风险工具(Creditriskmitigation)的做法〈虽然委员会对这些做法做出比较有争议的修改〉委员会为此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包括于2000年1月公布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做法》(“RangeofpracticeinBanks’internalratingssystems”)、2000年八月公布的《信贷评级与信贷质量的补充资料来源》(“CreditRatingsandComplementarySourcesofCreditQualityInformation”)与2000年1月公布的《业界对减轻信贷风

险工具的看法》(“IndustryViewsonCreditRiskMitigation”)另一类是委员会认为还不够成熟,不能在新协议中使用的衡量信贷风险理论与工具委员会在这些工具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的,主要包括可预见风险EL与不可预见风险UL的理论〈即银行认为只需要为UL提取资本准备,EL可以由银行的一般准备与利息收入覆盖而委员会要求银行为EL与UL都提取资本准备〉;利用PDF函数(ProbabilityDensityFunctionofLoss)计算信贷风险VAR的风险模型(主要是DM与MTM模型)委员会在这些其认为不够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做了大幅修改,制定出IRB方法中的计算风险权重(riskweighting)的公式,调节授信组合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简称G)的做法,对减轻信贷风险做法的调整,主要是加入了w因素委员会对这类理论的大幅修改成为业界在反馈意见中引起最多争议之处,也是委员会在研究业界的反馈意见之后,可能做出修订的主要方面由于第一类的风险因素,业界与委员会的分歧比较少,因此,以下简单分析IRB方法中对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构思,着重分析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构思与特点,业界的不同意见,委员会可能采纳业界的哪些意见并做出修订二IRB方法中关于第一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巴塞尔委员会总结1999年至2000年底对银行的衡量于管理信贷风险的做法所做的调查与研究,认为比较多的银行有能力运用内部评级系统来衡量于

管理信贷风险,并且能将客户评级与违约率PD挂勾另外,银行在衡量与预测违约率PD时,有比较充足的数据,并且可以参照外界评级机构对各借款人评级相应的PD资料,从而能比较准确地衡量与预测PD但面对数据有限的问题,比较少的银行能够准确地衡量与预测各种产品与客户的给定违约损失率LGD而且不同银行对LGD的预测结果有很大不同,银行之间的可比性比较低另外,与PD相比,在LGD方面,可供银行参考的外界资料相对少了许多因此委员会根据对银行的调查研究结果在酝量IRB方法时提出了基础IRB与高级IRB两种方法,以便让有能力、有条件的银行能够更多地运用其现行的衡量、管理信贷风险做法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在使用银行内部的方法衡量部分风险因素的同时,对于目前尚未有能力衡量的风险因素,如LGD与EAD则使用委员会的统一规定需要留意的是,委员会在制定基础IRB中由监管机构统一规定的风险因素时,由于要平衡简单、易行与准确衡量风险两方面的需要,以及银行之间风险水平的差异,因此,在制定一些统一规定时偏于保守,从而造成了采用基础IRB方法的银行比采用标准法的银行可能提取更多的资本准备的不合理结果,这个结果也是与委员会的理念不相符的(即为银行提供提高衡量风险能力的动机,对于相同的风险资产,能更准确衡量风险的银行可能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造成基础IRB偏于保守的特点在委员会关于基础IRB的LGD规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以下略作说明:基础IRB

方法对给定违约损失率LGD主要以下规定1按照是否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对LGD有以下规定﹔对于有优先索偿权但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LGD是50%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又没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LGD是75%委员会承认这样的规定偏向保守因为在基础IRB方法中,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十分有限银行的大部分授信将被当作无抵押的授信 2即便是对于有委员会认可的押品作抵押的授信按照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对LGD有以下规定(1)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委员会根据押品值与授信额度的比率(theratioofcollateralvaluetothenominalexposure,简称C/E),订出两条线30%与140%委员会再制定这两条线的主要构思时﹔担保授信的押品一定要达到授信的一定比率之后才对LGD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才能在计算LGD时得到认可这实际上进一步削弱了基础IRB方法中为委员会认可的押品对LGD所起的作用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若C/E小于或等于 30%的LGD为50%〈这实际上等于不认同押品对LGD有任何影响,因为对于有优先索偿权的无抵押授信,LGD也是50%委员会的理由是当C/E小于或等于30%时银行在处理押品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可能超过处理押品能够得到的金额因此银行没有足够的动力妥善管理押品从而认为应该将这类授信等同于无抵押授信〉若C/E大于140%的LGD为40%〈140%的C/E相当于授信与押品值的比率为70%银行在借出$70元的贷款,而该贷

款由$100的押品担保,委员会认为当借款人公司违约时,银行即便出售押品,也可能面临$28,即$70x40%的损失请留意这类押品已经局限于委员会认可的很有限的押品种类〉若C/E在30%与140%之间的,用(1-0.2x(C/E)/140%)x50%的公式计算LGD(2)对于没有优先索偿权的授信即便有委员会所认可的押品作抵押LGD仍为75%即等同于无抵押授信处理 委员会对于所认可的押品范围以及对于基础IRB方法中的LGD规定引起业界比较大的反向也是委员会可能做出修订的内容之一三IRB方法中关于第二类风险因素的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全球金融界的反馈由于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以及决定风险权重的各类风险因素是IRB方法中最详细与复杂的,因此,以下的分析主要围绕公司授信(一)计算公司授信的授信期限(maturity,简称M因素)委员会承认M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其它风险因素不变的情况下,M越短,风险越低银行在衡量信贷风险,风险定价,资本准备与调节风险后的回报时,往往都会考虑M所起的影响,并通过主观判断或信贷风险模型来调节与体现该影响虽然委员会承认在银行使用IRB方法计算资本时应考虑到M的影响,但担心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可能导致以下负面的结果:银行在IT资源与验证过程中需要更高的成本;

若目前的风险模型未能准确地衡量M对经济资本/风

险资本(economiccapital)所起的影响,那么,在IRB方法中将M作为一个明确的风险因素反而不利于准确衡量资本水平;

银行可能故意操纵M,例如将一笔长期的授信转变为几笔连续续期的短期授信;

可能导致银行业不愿意叙作长期授信,造成借贷市场的扭曲与长期授信成本的偏高

因此,委员会在权衡以上正负两方面的考虑之后,在制定IRB方法中对M作了以下调整:1基础IRB方法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因此,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只考虑PD与LGD2高级IRB方法在该方法下,任何采取高级IRB方法衡量LGD,EAD,或担保/信贷衍生的银行,在计算风险权重时都必须考虑M的影响即银行在计算风险权重时要考虑LGD,EAD与实质期限(effectivematurity,以下为了方便识别,简称EM,在IRB文件中,仍简称M)委员会认为,采用EM可以减少银行及其监管机构在执行中的成本与复杂程度,但可能不够准确,而且,偏向保守主要规定如下:E M不能低于1年,不能高于7年7年的上限主要考虑到研究显示,在高级IRB方法中,当M超过7年,M对计算风险权的影响将被高估,从而使得资本的衡量不准确

对于定期分期偿还的贷款,调整权重后的期限(weightedmaturity)=

ΣtPt/ΣPt

对于其它的授信,M都以借款人在贷款协议下用于完全清偿所有债务的最后剩余期限一般而言,这与授信的名义期限相同

对于债权人银行可选择加快借款人还款速度,或债务人可选择提前还款的授信,银行在衡量M时,不能考虑这些因素对缩短M的影响

对于债务人可选择延长期限的授信(如roll-over),银行要考虑该因素对延长M的影响

IRB方法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对M的考虑与调整,在以下风险权重部分说明(二)计算公司授信的风险权重风险权重是委员会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产与资本的最大不同银行在计算可预见损失UL与风险资本时,并没有风险权重的概念新协议的风险权重是延续了1988年协议的概念了解IRB方法中的

风险权重是理解委员会与银行在衡量与计算信贷风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点的重要桥梁,实际上,IRB方法中的风险权重是新协议对银行的风险模型与衡量风险的方法所做的最大调整,也引起了业界的很大反应1IRB文件中计算非零售授信的风险权重的方法计算某授信组合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步骤,首先计算组合内每笔授信的风险权重与风险资产,并加总成为该组合的基

产(abaselinelevelofRWAforthenon-retailportfolio)接着,根据该组合在银行总体授信资产中的风险集中度(granularity,i.e.thedegreeofsingle-borrowerriskconcentration)再作调整,风险集中度高的授信及组合,调整后的风险资产比较高,银行要提取比较多的资本准备(1)计算基本风险资产的方法风险资产等于风险权重乘以风险暴露(exposure),由于风险暴露比较容易确定,因此,复杂的环节在于计算风险权重在基础IRB方法下,所有的授信都当成平均3年期的授信,因此,在计算风险权重时,只考虑PD与LGD例如,对于LGD为50%的授信,按照以PD为变量的函数来计算风险权重:RWC=(LGD/50)xBRWC(PD)或12.50xLGD,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BRWC(PD)是对PD属于某水平的企业的标准风险权重)以低者为准的规定是为了保证按照RWC=(LGD/50)xBRWC(PD)公式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及资本不会大于LGD的金额(因为当风险权重等于12.50xLGD时,按照8%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提取 的资本=RWCxExposurex8%=12.50xLGDxExposurex8%=LGDxExposure要求银行提取的资本不应超过违约时损失的金额,因此,当银行用RWC=(LGD/50)xBRWC(PD)计算出来的风险权重大于12.50xLGD,委员会允许银行采取低者)对于高级IRB,计算风险权重函数的变量不仅有PD与LGD,还包括M因此,对于LGD为50%的授

信,风

重为:RWC=(LGD/50)xBRWC(PD)x1+b(PD)x(M-3)或12.50xLGD,选比较小的为准其中,b(PD)是以PD为变量的函数委员会在设计IRB方法时,对银行采用的衡量风险模型做出的最大修改是将风险资本的覆盖范围从UL扩大到包括UL与EL由于银行在计算风险资本时往往只考虑UL,因此,委员会做了大量调查与研究工作,以确定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如何将UL与EL都考虑在内委员会在制定计算风险权重的方法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考虑:在一年的时间内,预测某授信组合的损失的不确定性与波动性;根据该预测的波动性,在某臵信区间内/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内,银行需要提取的资本(换个角度看,臵信区间也相当于银行能维持偿还能力的目标比率,例如,99.5%的臵信区间也表示有99.5%的可能性,银行在一年时间内能维持偿还债务的能力)委员会用两种方法推算风险权重,一个是直接的方法,即根据风险模型计算出来某大型企业授信的风险资本,再根据委员会计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

权重另一个方法是比较间接,以调查为基础的在该方法下,委员会调查、收集了一些主要银行内部对于给予大型企业的授信所提取的风险资本水平,委员会在这些收集到的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其计算资本的公式推算出风险权重在两种方法验证的基础上,委员会得出以下计算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riskrating)的公式(该公式表明授信期限为3年期,LGD为50%的授信的借款人PD及其标准风险权重的关系):BRWC(PD)=976.5xN(1.118xG(PD)+1.288)X(1+0.0470X(1-PD)/PD0.44)该公式实际上是由以下几部分组成:N(1.118xG(PD)+1.288)代表某假设的授信组合的可预见损失EL与不可预见损失UL,该假设的授信组合中的授信期限为一年,LGD为100%,组合中各授信的风险集中度极低(即无限分散的,infinitely-granular)委员会根据Merton类型的信贷风险模型计算该组合的EL与UL,在计算过程中,委员会做了以下假设:借款人的资产价值分布呈对数正态分布,可覆盖损失目标(losscoveragetarget,相当于臵信区间)为99.5%,平均资产的相关性为0.20实际上,从IRB文件的第八章关于风险集中度的调整(Granularity)可以发现,N(1.118xG(PD)+1.288)是计算授信的系统风险敏感度F(Systematicrisksensitivity)的一个因素,F是衡量企业对系统风险的表现F=N(a1xG(PD)+a0)–PD,其中企业的a1与a0分别为1.118与1.288,这是委员会专门为企业授信制定的定

量,委员会将对其他非零售授信制定其特定的a1与a0因此,N(1.118xG(PD)+1.288)只是计算系统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未全面计算非系统风险的影响除非银行的授信组合十分分散,风险集中度接近零,否则,在计算风险权重与资本时,还应根据风险集中度作进一步调整(1+0.0470X(1-PD)/PD0.44)是调整系数,体现出授信期限为3年期,而非一年期的授信的标准风险权重(benchmarkriskweight)976.5是调整系数,其作用是为了让PD与LGD分别为0.7%与50%的授信,其标准风险权重能够等于100%(三)根据贷款年期与授信组合的风险集中度等因素对风险权重作进一步调整1根据贷款年期调整风险权重根据MTM与DM风险模型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反映贷款年期的调整因素b(PD)MTM风险模型是根据某授信在整个贷款年期的风险/评级变化及其相应的利差变化(creditspread)预测授信在贷款期末的价值

因此,贷款价值的变化不仅受违约可能性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授信评级下调的影响(即便未下调到违约的评级),因此,对于3年期以上的贷款,MTM模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幅度大于DM模型所做的调整,在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这将加大风险资产MT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

如下:bPD=0.0235x(1-PD)/PD0.44+0.0470x(1-PD)DM模型下对贷款年期的调整公式如下:对于PD小于5%的企业授信,bPD=7.6752PD2–1.9211PD+0.0774对于PD不小于5%的企

业授信,bPD=02对于风险集中度所做的调整除非银行的授信组合十分分散,对于某客户的风险集中度接近零,否则,都要在计算不可分散的系统风险(systematicrisk)的同时计算企业本身的非系统风险(idiosyncraticrisk,这是可分散风险)为了保证银行在计算风险资产与资本时考虑到风险集中度的影响,委员会在授信组合的层面制定了风险集中度的调整因素(granularityadjustment)对于集中度比较低的银行,该调整因素是负数,对于集中度比较高的银行,该调整因素是正数经调整后的风

如下:TNREx(0.6+1.8xLGDAG)x(9.5+13.75xPDAG/FAG)/n*-0.04xRWANR,其中

TNRE

是所有非零售敞口

代表平均的意思(Totalnon-retailexposure)AG(0.6+1.8xLGDAG)x(9.5+13.75xPDAG/FAG)是体现风险分散程度的换算因子(GSF,granularityscalingfactor)n*代表授信组合中的实质贷款数目F代表授信的系统风险敏感度减去0.04xRWANR是因为在计算非零售贷款的基本风险权重时已包含4%的对风险集中度的调整,为避免重复计算,应该扣除TNREx(0.6+1.8xLGDAG)x(9.5+13.75xPDAG/FAG)/n*-0.04xRWANR表示非零售授信的风险资产值因此内部评级法在风险管理原则中的引入会对全球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在具体落实时予以重点关注

第二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过渡期我国的金融改革

□作者:华侨大学商学院林俊国

内容摘要: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国家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我国尚缺乏必要的条件;不实施新资本协议,我国将面临许多不利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

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两难选择及金融改革对策。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两难选择对策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将于2006年12月底开始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新资本协议以国际活跃银行为基础,详细地阐述了监管当局对银行集团的风险监管思想,同时新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规范,来约束商业银行内部建立完整而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达到保证全球银行体系稳健经营的目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反映了国际大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经验,因此,许多非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也纷纷表示将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然而,我国却面临着双重挑战。

挑战之一:我国缺乏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是三大支柱,即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目前,我国缺乏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条件。

我国缺乏实施第一支柱的条件

第一支柱是资本充足率要求。新资本协议在第一支柱中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例如,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资本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irb)。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其中最简单的是标准法。标准法下那些仅具备基本风险管理系统的银行,要依靠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计算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然而我国具有外部评级的企业非常少。如果监管当局认为不宜采取外部评级,可以规定所有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都为100,而对主权和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可以根据出口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来确定。这样就可消除对外部评级的依赖。因此,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对风险的理解和改进对风险暴露的管理措施。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不具备实施标准法的能力及客观条件。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内部评级法不仅要求银行具备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而且要求监管机构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上只有一部分国际活跃银行和发达国家有实施这一方法的能力。我国的银行和监管机构距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同时国内各商业银行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商业银行的贷款评级体系仅是套用了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或者是在此基础上简单做了一些细化。这样的评级系统远不能用来评估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对信用风险量化的精确度和准确性远不能达到新资本协议规定的标准。总的看来,中国的银行要实施irb法,难度较大。为了改进评级体系以达到采用irb法标准法的要求,我国银行面临的挑战是收集数据、建立必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员工培训。

我国缺乏实施第二支柱的条件

第二支柱是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新资本协议引入了监督检查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性操作。但是,实施第二支柱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一是第二支柱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问题复杂,而各国监管当局暂时得不到详细的指导,也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资源。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要求各国的监管方法逐步趋同。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相应有必要提高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过程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银行而言,贯彻实施第二支柱比改进第一支柱可能更加重要。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当局还没有能力贯彻实施第二支柱。各国监管当局改进监管工具,提高判断能力的过程将是非常困难和富有挑战性。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金融监管中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形成规范、连续和系统性的监管。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实现规范化和系统化,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随意性和分散性,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缺乏各种监管手段的有效配合,缺乏对监管信息的综合运用,缺乏对风险的跟踪监测,导致监管成本的提高和监管效率的下降,使金融风险得以积聚和扩散,最后忙于事后救火处置。

没有将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作为监管重心。至今为止,我们对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仍重视不够,监督不力,往往忙于外部监管。而实践证明,外部监管不能代替金融机构的内部有效控制,也不能成为金融机构内控的补充。金融机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

第三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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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监管研究

作者:王欢欢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2期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中国的银行也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空前的挑战,以金融机构全能化为特征的混业经营体制将成为国际金融业的主流模式。因此,文章指出,为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我国的监管当局应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标准建立有效的监管。

[关键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4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探讨与研究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

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

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

第五篇:险监管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探究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风险监管

作者

戚莹

内容提要: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国际银行监管的新标准将对我国银行业和监管当局产生重大影响,新协议确立的“三大支柱”对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尽快了解和掌握“三大支柱”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三大支柱 风险监管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公布的资本协议,曾被认为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神圣条约。”然而在过去十几年中,银行防范风险的能力,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协议对发达国家已越来越不适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粗线条的新资本协议草案,2001年1月公布了详细的新协议草案,各国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对新协议草案提出许多的意见和建议,经过一年半时间研究,终于在2002年7月10日就许多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计划于2003年第四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以便各国于2006年底实施新协议。在2003年至2006年间,银行和监管当局将根据新协议的各项标准,建立和调整各项体系和程序。新协议一旦问世,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及有关国际金融组织会把新协议视为新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研究新协议的影响。另一方面,借鉴国际上先进的金融经验加强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目前形势下,我国需要切实更新监管理念强化资本监管。本文拟通过对新资本协议的介绍从法律角度来初步探讨其对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影响。

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银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危机的影响,信用风险给国际银行业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银行普遍开始注重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管理。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极大地影响了国际银行监管与风险管理工作的进程。在近十几年中,随着巴塞尔委员会根据 1

形势变化推出相关标准,资本与风险紧密联系的原则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原则之一。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巴塞尔委员会建立了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新资本协议。新协议将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并提出“三个支柱”(最低资本规定、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要求资本监管更为准确的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进一步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

1、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规定

新协议在第一支柱中考虑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1并为计量风险提供了几种备选方案。关于信用风险的计量。新协议提出了两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一些的银行,新协议建议其采用标准法来计量风险,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根据标准法的要求,银行将采用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权利。当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评级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概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类似的,在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方面,委员会也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方案以备选择。

2、第二支柱——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委员会认为,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最低资本规定和市场纪律的重要补充。具体包括:(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

险的处理。

3、第三支柱——市场纪律

委员会强调,市场纪律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潜在作用。新协议在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以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定量及定性的信息披露内容。监管当局应评价银行的披露体系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协议还将披露划分为核心披露与补充披露。委员会建议,复杂的国际活跃银行要全面公开披露核心及补充信息。关于披露频率,委员会认为最好每半年一次,对于过时失去意义的披露信息,如风险暴露,最好每季度一次。不经常披露信息的银行要公开解释其政策。委员会鼓励利用电子等手段提供的机会,多渠道的披露信息。

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第一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1)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问题。第一支柱提出的风险计算量方法中标准法最简单。但是标准法的实施依赖于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每个信用评级机构都有尽量提高评级对象信用等级的内在冲动,毕竟客户可以自由选择聘请评级机构,支付评级费用,但是这种扭曲评级结果的冲动,通常会因为评级机构需要保持自己在市场及投资者中的威望而有所收敛,毕竟投资者会间接推动客户对于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然而,这种非市场化的监管需求推动的评级却可能会加大客户对信用评级结束果进行随意挑拣的冲动,降低能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市场威望的重要性。为了限制这种对评级结果进行随意挑拣的行为,监管当局应该在使用评级结果时,确保信用评级机构仍然会将自己的市场威望视若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监管当局应该全面考虑对特定评级对象的各类评级结果,当评级结果不一致时,应当对最低结果给予更多的重视。

(2)监管方式转变问题。相对标准法而言,内部评级法对监管能力的要求高得多,它要求监管当局有能力评估和监督这些复杂的风险管理系统。这要求监管者对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和合理与否有明确的判断。如果监管机构不能给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造空间,就会阻碍银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不利于本国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反之,如果新的方法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使用,可能导致在一定范围内风险失控。内部评价法的运用实质上是银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监管方式由“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过去,银行监管局限于资产

负债情况,监测由其反映的风险水平,衡量资本充足率和各类资产负债比率是否符合量化的标准,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现在,监管领域的发展转向了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这种基于风险的审慎监管关注的是银行如何度量和管理风险及其管理能力。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让病人把药拿回家去吃。新协议通过从标准法,初级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这一循序渐进的资本计算方法,力求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银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风险管理系统,从而能更精确地度量风险。相应的,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应从原来的单一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2、第二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引入第二支柱对完善整个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引入了监管当局的检查,而且有助于鼓励银行保持事前和事中的谨慎操作,但是,第二支柱的实施也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一些挑战。首先,改进监管程序的紧迫性尤为明显,在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银行资本充足水平的计算之所以不真实,就是由于监管法规不可靠和公共部门有意宽容。众所周知,银行管理部门对银行面临的风险最了解,并对管理风险负最终责任。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并不是要取代银行管理部门的判断和经验,更不是要把保持资本充足的责任转移到自己身上。因此,监管部门应在程序上下功夫通过程序正义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持银行业整体的稳定,而不是某家银行的安全。其次,由于监管当局的责任增大,自主权扩大,相应有必要提高对监管部门自身的约束要求,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监管不是万能的,监管当局与一般市场主体(银行)一样,具有内在的利益冲动。随着监管当局的权力增加,其“设租”动力也在相应增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为防止监管当局滥用其监管权力,监管当局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强自身免疫力,另一方面应从外部加强对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3、第三支柱对银行风险监管的法律影响

有效的市场纪律需要可靠而及时的信息,以使其交易对手进行完善的风险评估。新协议将信息披露作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一个内在要求,代表了国际金融业和国际监管的新的发展方向。详言之,信息披露对强化监管的作用在于:(1)信息披露制度直接作用于风险行为产生的根源体现了委托人对内部信息要求的意志和权力,削弱了代理人的信息优势,使监管者处于更有利地位;对风险行为的控制不应只注重行为本身,强调信息披露的约束机制比

管制可能更有效。(2)信息披露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黑匣”,披露制度的存在对代理人起到威慑作用,使其衡量到风险行为的成本过大而放弃冒险。惩罚不是约束的目的,更多的信息披露构成对代理人的警示作用更符合约束的本质要求,使监管从事后性快向事前性转变,最终达到尽可能减少风险的目的。(3)信息披露制度是其他一切约束机制实施的前提和基础。约束机制总是由一定的信息触动之后产生反应,信息披露的质量制约各种约束制度的有效性。(4)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一种灵活的约束手段,可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赋予经营者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操作权限,这符合金融业灵活、迅速的经营特色,保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5)由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强调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适当构造也必然能够构造公众监督机制,监管者的行为将受到关注,不符合监管宗旨的行为将得到纠正。从而可以降低监管组织的交易成本,提高组织效率。2

三、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1、现在监管理念是风险查处占上风,为什么大家都说人民银行是消除队,是警察?主要是因为人民银行在查处风险。在风险查处理念下始终走不出防范风险、查处风险、处置风险的怪圈,现在要转移到风险监管上来。首要改变的是观念,要向风险评价转变,分析评价商业银行自身的控险能力、化险能力、排险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健全性、系统的安全性等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出其存在的风险隐患和管理漏洞,并责令其组织实施和改正。在风险评价的理念下,监管者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就不会疲于奔命,干些建台帐,跟踪检查等工作。监管当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对银行运行的整个系统进行评价,看整个系统的风险程度有多大。

2、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银行业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都很低。我国目前仍存在使用“一逾两呆”的贷款分类法,贷款五级分类才刚刚试行,而对十国集团国家一些大银行的调查表明银行内部评级法中仅是营运贷款就平均分为10级。我国短期内仍需采用标准法,但我国缺乏外部评级机构,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数年之后,众多国际大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若我国跟不上,将在国际竞争中咱于不利地位。因此,我国应从现在起就着手开发内部评级法,建立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起点和基础。目前,信用模型尚不成熟,普遍适用的内部评级标准尚未建立,我国监管当局应指导商业银行在考虑自身的资本状况、经营规模、风险程度等因素的情形下建立各自的评价体系,尽可能使其能全面,灵敏地揭示和控制风险。

监管当局也可根据本国普遍情况提出一个示范模型,但重点应放在对商业银行的内部评级模型进行有效的评估和指引。

3、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有待提高等因素,我国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目前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规律规范体现在各项法律规章制度中如《金融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法》、《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公司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等,上述法律规范除了证监会编报规则第2号处,其他法律规范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都是原则性的,没有具体要求。因此,我们应在信息披露的标准、内容、方式、手段等方面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纳入到监管当局日常的监管程序之中,对不能遵守的银行,应根据不披露的性质、影响的时间长短做出反应,轻则对银行进行建议、批评,重则罚款、停业整顿。

参考文献:

1、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马塞尔资本协议概述》200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译。

2、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新的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1999年6月,朱平译。

3、罗平、孟长安《国际金融组织对新资本协议的反应》,《金融时报》2001、11、10。

4、李文泓:《国际金融监管理念与监管方式的转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6。

5、陈卫东:《新马塞尔资本协议评析》,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3。

6、毛晓威,巴曙松:《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的演变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载《国际金融研究》2001、4。

7、王晓枫:《对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4。

8、刘瑛:《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行资本监管的法律完善》,载《法学杂志》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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