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

第一篇：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

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使边缘人群获关怀 “尊重自己，才会珍爱生命”

“叮咚叮咚。”几下门铃响过，小胡应声开门。

眼前的这个小伙：瘦长、羸弱。

“是周医生、唐老师啊！快请进，快请进！”好似久违的老友相见，小伙白皙的脸庞上露出了笑容。他连忙伸出双手，热络地将两人迎入屋内。

“周医生”，名叫周礼清，是浦东花木的一名社区医生；“唐老师”，名叫唐德清，是一名社区禁毒社工。上门走访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是他们的“必修课”。

“我们之间能像朋友一样聊天。”在周礼清、唐德清看来，人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戒毒康复人员，其实他们中许多人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他们更需要关怀、关爱”。

他们是“药物滥用者”（小标题）

花木社区的戒毒康复指导室，设在社区医院二楼。

“以前，社区戒毒康复指导室往往设在司法所或综治站。前年起，浦东将指导室设进社区医院。”唐德清说道，“这不仅是地方的改变，更是理念的更新。”

“吸毒与犯罪划等号”的想法，在许多人心里根深蒂固。这样的想法，唐德清以前也有过。五年前，唐德清成为一名禁毒社工。他的想法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发生了改变：从医学上来说，吸毒人员是“药物滥用者”的一类，某种程度而言，和精神药品、烟草、酒精过度依赖者一样。

临近12时，小李驾车从川沙的工厂赶到指导室，准备做尿检。见了小李，唐德清微笑着拍拍他肩膀，开玩笑似的说：“怎么样，还碰那东西（口伐）？”

“怎么好再碰那玩意儿。”小李回答很干脆。30岁刚出头的小李，有着10年吸毒史，已被多次强制戒毒。做生意的他，因为吸毒，“烧”了不止百万元钞票。去年8月起，他回到社区，开始为期3年的戒毒康复。如今，他已在父亲开的厂里正常上班了。

唐德清带着他来到检验科，不到5分钟，尿检结果就出来了：“阴性”。“这已是连续第3次尿检了。”唐德清介绍：第一年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须两个月做一次尿检；第二年里，须三个月做一次；第三年里，半年做一次。只有3年里12次尿检全部合格，才算真正戒毒康复成功。

社工不再“单枪匹马”（小标题）

“对毒品的依赖，来自于生理，更来自于心理。”唐德清和同事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对戒毒康复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

但他们也意识到：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往往会遇到家庭、工作、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许多实际问题，光靠心理疏导、光靠社工无法解决。吸毒人员心理本就脆弱，再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会走上复吸的道路。

老郭的复吸，就让唐德清惋惜不已。50多岁的他，经营过2家饭店、3家足浴店。可这一切都因为吸毒而化为乌有，结发妻子也心灰意冷与他离婚。强制戒毒回归社区后，年过半百的老郭痛下决心：“好好改过、重新做人。”唐德清也经常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定期做尿检。可离婚后的老郭居无定所，也没有工作和收入，每月仅靠低保艰难度日。半年后的一天，“朋友”请他帮忙“讨债”，并答应“讨来钱款对半分”，结果老郭和“朋友”又一起吸上了„„

“脱毒—康复—回归社会，是成功戒除毒瘾的三个完整过程。然而，脱毒后的戒断康复、回归融入社会状况却不容乐观。”唐德清说，“许多事，社工‘单枪匹马’干不成”。

于是，酝酿了半年多的一套多部门系统干预模式，在花木率先试水。在这一模式中，与戒毒康复人员相关的不再仅是社工，还有社保、派出所、卫生、民政及居委等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多部门的联动干预，将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医疗、低保、救助等全方位帮助和服务。”社区医生周礼清负责实施这一项目，他说：“多部门联手，好比给戒毒康复人员织了一张防护网。”

激发深藏内心的自尊（小标题）

与戒毒康复人员接触多了，周礼清和唐德清逐渐意识到：其实，他们也有自尊，也有亲情和爱，只不过他们的心灵被毒品麻痹了。“救人先救心。如果能将他们深藏内心的自尊和爱激发出来，那么，他们就能彻底摆脱毒品了。”

在小胡的家里，周礼清、唐德清和他聊得很投缘。37岁的小胡，有着17年吸毒史。回想当初，小胡懊悔不已：那时他交了个女友，谁知女友是个“瘾君子”。在女友怂恿下，他稀里糊涂吸上了第一口。“年轻时不懂事，一天开销千把元，还觉得这是潇洒。”小胡说，“谁知一脚踏下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因为怕父母伤心，小胡开始还瞒着父母偷偷吸。渐渐的，毒瘾越来越大的他已全然不顾父母，完全沉迷于毒品。一次，父母将他关在家中，连续五、六个晚上陪着他不让他碰毒品，“毒瘾发作时，浑身上下就像无数只蚂蚁在爬”。可戒了3个月，小胡又吸上了。

戒毒、复吸、再戒毒——戒毒所进进出出之间，小胡的青春年华随之流逝。而他失去的，不仅是青春，他的女友、家人对他的希望和他的健康也都一去不复返。“当年有多快乐，现在就有多痛苦。”如今，小胡牙齿已全部脱落，肝肾出了问题，天冷时腰经常酸疼，晚上睡觉也总觉得冷„„

前年底，小胡结束强制戒毒，回到社区。“没想到，社工、医生会那么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小胡说。一回到社区，周礼清就给他做了一整套评估测评：毒瘾症状评定、焦虑自评、抑郁自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自评及经济、工作、身体状况自评。结果显示：小胡的毒瘾属于“重度”。而一整套相应的干预手段也随即启动：

为减轻小胡戒毒的痛苦，医生先给他用了药物维持治疗；为了减少他的生活负担，社工又为他申请了低保。他们还常常“顺道”去看望小胡：“相信我们，就当我们是大哥。”“心里烦闷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陪你。”“实在想吸了，先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一起想办法，千万别吸了再告诉我们„„”

医生、社工的苦口婆心，渐渐打动了小胡。而他也渐渐发现了身边父母的苦心：古稀的父母，每天都会上街为他买来新鲜、有营养的菜；父亲戒掉了吸了几十年的烟，酒也是买便宜的散装黄酒；患有严重痔疮的母亲，经常发病，却忍着不去做手术„„“省下来的钱，全都用在了我身上。”小胡说，“为了父母，我也不能再吸了。”“走了这么多年歪路，自己不能再错了。”

第一年的戒毒康复，小胡咬牙坚持了下来。而和小胡一样，在多部门系统干预下，花木的一批戒毒康复人员都成功坚持了下来。去年一年，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复吸率同比下降了50%。

春节前，周礼清、唐德清“异想天开”为戒毒康复人员开了一个表彰会。小胡因为表现优秀获得一等奖，接过红底金字的荣誉证书，小胡感慨不已：“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大红证书。”

“这一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尊重自己，才会珍爱生命。”小胡说。

请摘下“有色眼镜”（小标题）

虽然复吸率降低了，但周礼清、唐德清发现：戒毒康复人员要融入社会，依然很难。

“他们其实很自卑，总觉得被人瞧不起，因此融入社会、应对挫折的能力比一般人差。”唐德清说。29岁的戒毒康复人员小平，经社工介绍后在一幢大楼当保安，负责门卫和邮件收发，但他常常将邮件分发错，几次被提醒后，做了2个星期就自己不干了；之后，社工又介绍他在另一处当保安，结果值夜班时被发现打瞌睡。物业经理稍稍教育了几句，他又不肯再去上班了„„“好像自己总是不如别人，别人也老是看不起我。”小平常常抱怨。“大部分戒毒康复人员都想改变自己，社会应该对他们更宽容些。”唐德清说。

“帮助戒毒康复人员，首先要让他们信任自己；而这必须建立在自己先信任他们的基础上。”做禁毒社工之前，也有人提醒唐德清“吸毒人员递的香烟，不要抽”。可原本不抽烟的他，偏偏在做社工之后抽起了香烟，戒毒康复人员递的也来者不拒，“为了和他们拉近距离。”唐德清说，“我们去帮助那些戒毒康复人员，他们也会打心底里感激我们。”

一年的尝试与努力，让周礼清、唐德清看到了成果，也让他们越来越想对更多人呼吁：“对待戒毒康复人员，请摘下‘有色眼镜’。”

（文中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3月19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