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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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

花木首探多部门系统干预社区戒毒康复,使边缘人群获关怀 “尊重自己,才会珍爱生命”

“叮咚叮咚。”几下门铃响过,小胡应声开门。

眼前的这个小伙:瘦长、羸弱。

“是周医生、唐老师啊!快请进,快请进!”好似久违的老友相见,小伙白皙的脸庞上露出了笑容。他连忙伸出双手,热络地将两人迎入屋内。

“周医生”,名叫周礼清,是浦东花木的一名社区医生;“唐老师”,名叫唐德清,是一名社区禁毒社工。上门走访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是他们的“必修课”。

“我们之间能像朋友一样聊天。”在周礼清、唐德清看来,人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戒毒康复人员,其实他们中许多人也是毒品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他们更需要关怀、关爱”。

他们是“药物滥用者”(小标题)

花木社区的戒毒康复指导室,设在社区医院二楼。

“以前,社区戒毒康复指导室往往设在司法所或综治站。前年起,浦东将指导室设进社区医院。”唐德清说道,“这不仅是地方的改变,更是理念的更新。”

“吸毒与犯罪划等号”的想法,在许多人心里根深蒂固。这样的想法,唐德清以前也有过。五年前,唐德清成为一名禁毒社工。他的想法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发生了改变:从医学上来说,吸毒人员是“药物滥用者”的一类,某种程度而言,和精神药品、烟草、酒精过度依赖者一样。

临近12时,小李驾车从川沙的工厂赶到指导室,准备做尿检。见了小李,唐德清微笑着拍拍他肩膀,开玩笑似的说:“怎么样,还碰那东西(口伐)?”

“怎么好再碰那玩意儿。”小李回答很干脆。30岁刚出头的小李,有着10年吸毒史,已被多次强制戒毒。做生意的他,因为吸毒,“烧”了不止百万元钞票。去年8月起,他回到社区,开始为期3年的戒毒康复。如今,他已在父亲开的厂里正常上班了。

唐德清带着他来到检验科,不到5分钟,尿检结果就出来了:“阴性”。“这已是连续第3次尿检了。”唐德清介绍:第一年里,社区戒毒康复人员须两个月做一次尿检;第二年里,须三个月做一次;第三年里,半年做一次。只有3年里12次尿检全部合格,才算真正戒毒康复成功。

社工不再“单枪匹马”(小标题)

“对毒品的依赖,来自于生理,更来自于心理。”唐德清和同事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对戒毒康复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和干预。

但他们也意识到:吸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往往会遇到家庭、工作、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许多实际问题,光靠心理疏导、光靠社工无法解决。吸毒人员心理本就脆弱,再遇到困难和问题,往往会走上复吸的道路。

老郭的复吸,就让唐德清惋惜不已。50多岁的他,经营过2家饭店、3家足浴店。可这一切都因为吸毒而化为乌有,结发妻子也心灰意冷与他离婚。强制戒毒回归社区后,年过半百的老郭痛下决心:“好好改过、重新做人。”唐德清也经常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帮助他定期做尿检。可离婚后的老郭居无定所,也没有工作和收入,每月仅靠低保艰难度日。半年后的一天,“朋友”请他帮忙“讨债”,并答应“讨来钱款对半分”,结果老郭和“朋友”又一起吸上了„„

“脱毒—康复—回归社会,是成功戒除毒瘾的三个完整过程。然而,脱毒后的戒断康复、回归融入社会状况却不容乐观。”唐德清说,“许多事,社工‘单枪匹马’干不成”。

于是,酝酿了半年多的一套多部门系统干预模式,在花木率先试水。在这一模式中,与戒毒康复人员相关的不再仅是社工,还有社保、派出所、卫生、民政及居委等部门工作人员。“社区多部门的联动干预,将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就业、医疗、低保、救助等全方位帮助和服务。”社区医生周礼清负责实施这一项目,他说:“多部门联手,好比给戒毒康复人员织了一张防护网。”

激发深藏内心的自尊(小标题)

与戒毒康复人员接触多了,周礼清和唐德清逐渐意识到:其实,他们也有自尊,也有亲情和爱,只不过他们的心灵被毒品麻痹了。“救人先救心。如果能将他们深藏内心的自尊和爱激发出来,那么,他们就能彻底摆脱毒品了。”

在小胡的家里,周礼清、唐德清和他聊得很投缘。37岁的小胡,有着17年吸毒史。回想当初,小胡懊悔不已:那时他交了个女友,谁知女友是个“瘾君子”。在女友怂恿下,他稀里糊涂吸上了第一口。“年轻时不懂事,一天开销千把元,还觉得这是潇洒。”小胡说,“谁知一脚踏下去,就再也拔不出来了”。

因为怕父母伤心,小胡开始还瞒着父母偷偷吸。渐渐的,毒瘾越来越大的他已全然不顾父母,完全沉迷于毒品。一次,父母将他关在家中,连续五、六个晚上陪着他不让他碰毒品,“毒瘾发作时,浑身上下就像无数只蚂蚁在爬”。可戒了3个月,小胡又吸上了。

戒毒、复吸、再戒毒——戒毒所进进出出之间,小胡的青春年华随之流逝。而他失去的,不仅是青春,他的女友、家人对他的希望和他的健康也都一去不复返。“当年有多快乐,现在就有多痛苦。”如今,小胡牙齿已全部脱落,肝肾出了问题,天冷时腰经常酸疼,晚上睡觉也总觉得冷„„

前年底,小胡结束强制戒毒,回到社区。“没想到,社工、医生会那么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小胡说。一回到社区,周礼清就给他做了一整套评估测评:毒瘾症状评定、焦虑自评、抑郁自评、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自评及经济、工作、身体状况自评。结果显示:小胡的毒瘾属于“重度”。而一整套相应的干预手段也随即启动:

为减轻小胡戒毒的痛苦,医生先给他用了药物维持治疗;为了减少他的生活负担,社工又为他申请了低保。他们还常常“顺道”去看望小胡:“相信我们,就当我们是大哥。”“心里烦闷的时候,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陪你。”“实在想吸了,先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一起想办法,千万别吸了再告诉我们„„”

医生、社工的苦口婆心,渐渐打动了小胡。而他也渐渐发现了身边父母的苦心:古稀的父母,每天都会上街为他买来新鲜、有营养的菜;父亲戒掉了吸了几十年的烟,酒也是买便宜的散装黄酒;患有严重痔疮的母亲,经常发病,却忍着不去做手术„„“省下来的钱,全都用在了我身上。”小胡说,“为了父母,我也不能再吸了。”“走了这么多年歪路,自己不能再错了。”

第一年的戒毒康复,小胡咬牙坚持了下来。而和小胡一样,在多部门系统干预下,花木的一批戒毒康复人员都成功坚持了下来。去年一年,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复吸率同比下降了50%。

春节前,周礼清、唐德清“异想天开”为戒毒康复人员开了一个表彰会。小胡因为表现优秀获得一等奖,接过红底金字的荣誉证书,小胡感慨不已:“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大红证书。”

“这一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尊重自己,才会珍爱生命。”小胡说。

请摘下“有色眼镜”(小标题)

虽然复吸率降低了,但周礼清、唐德清发现:戒毒康复人员要融入社会,依然很难。

“他们其实很自卑,总觉得被人瞧不起,因此融入社会、应对挫折的能力比一般人差。”唐德清说。29岁的戒毒康复人员小平,经社工介绍后在一幢大楼当保安,负责门卫和邮件收发,但他常常将邮件分发错,几次被提醒后,做了2个星期就自己不干了;之后,社工又介绍他在另一处当保安,结果值夜班时被发现打瞌睡。物业经理稍稍教育了几句,他又不肯再去上班了„„“好像自己总是不如别人,别人也老是看不起我。”小平常常抱怨。“大部分戒毒康复人员都想改变自己,社会应该对他们更宽容些。”唐德清说。

“帮助戒毒康复人员,首先要让他们信任自己;而这必须建立在自己先信任他们的基础上。”做禁毒社工之前,也有人提醒唐德清“吸毒人员递的香烟,不要抽”。可原本不抽烟的他,偏偏在做社工之后抽起了香烟,戒毒康复人员递的也来者不拒,“为了和他们拉近距离。”唐德清说,“我们去帮助那些戒毒康复人员,他们也会打心底里感激我们。”

一年的尝试与努力,让周礼清、唐德清看到了成果,也让他们越来越想对更多人呼吁:“对待戒毒康复人员,请摘下‘有色眼镜’。”

(文中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均为化名)

解放日报3月19日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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