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科研处在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教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第一篇：宋才发：科研处在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教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宋才发：科研处在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教代会上的工作报告

科研处“十五”工作回顾 与“十一五”前景展望

（报告人科研处处长：宋才发）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按照学校教代会的制度规定和工作安排，我代表学校科研处向教代会报告工作，请予以审定和指导。我报告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校“十五”科研工作总结，第二部分是“十一五”学校科研工作规划。

一、我校“十五”科研工作工作总结

（一）明确学校科研工作定位和发展方向

中央民族大学是培养国家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和民族工作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是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理论创新的基地，是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服务的重要机构，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总体建设目标是：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通过重点学科建设和重点项目研究，全面提升学校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学校管理的水平，充分发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深入开展民族问题研究、提供政策咨询，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保持和发展学校的特色和优势，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学校科研工作进一步明确为：“密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真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及国内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献计献策，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转化为领导的决策理论资源”。为此，学校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为契机，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实施“学术兴校、人才强校”两大战略，抓住机遇，突出特色，强化优势，结合我校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干，民族学科为主导和优势，多学科协调发展，创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特色和学科发展方向。2004年6月，我校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后，又把学校科研的定位进一步提升为适应国家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科学研究，提供国家最高层次的决策咨询。

近年来，在国家民委、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的领导和积极支持下，在学校各院、系（部）老师们的积极努力和配合下，“十五”期间，学校科研工作以建设“服务式”、“综合性”、“研究型”的“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为奋斗目标，抓住机遇，以改革求发展，以实干求进步，以基础带动应用，学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研处积极行动起来，以改革促进管理，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开拓创新意识，努力为我校教育教学和学科发展服务，为校党委、校行政科学决策服务，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服务，开创科研工作的新局面，促使学校科学研究和管理工作质量全面提高。

在此，我就学校近年来科研工作情况向教代会作报告，并将我们在“十一五”期间的工作思路向在座的各位领导作汇报，恳请在座的领导和专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把我校的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推进我校科学研究工作

我校自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二期）建设院校后，学校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和教育部有关“211工程”建设规划的精神和我校“211工程”整体规划，校“211工程”以重点学科建设（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等5个学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为主要工作任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重点建设，成绩斐然。基于“十五”期间特色优势学科的加强和发展，2004年我校又成功地进入国家“985工程”（二期建设）行列，获准建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公共管理研究”3个国家级一类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地坚持以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国家一流水平为标准，以学校优势特色为基础，以学术创新团队建设为核心，以原创性研究和创新人才培养为重点，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建设世界一流民族大学为目标的总体思路，直接推动了学校科研工作向纵深发展，学校的所有科研活动紧紧围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展开。“十五”期间是我校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也是学校科学研究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5年。

“十五”期间我们主要抓了如下几项工作：

第一，精心组织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立项和评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十五”期间，全校共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42项，省部级科研项目101项，与“九五”相比，国家级科研项目数增加了19%。“十五”期间，全校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经费达到5768万元，比“九五”期间增加20%。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工具书732部，发表论文3910篇，其中，承担“211工程”项目的教师，SCI收录论文27篇，EI收录论文10篇，CSSCI收录论文430篇。到目前为止，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54项，这些奖项包括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民委优秀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部级以上奖项数位居北京市高校前列。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效显著。通过“211工程”二期建设，重点学科建设单位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和水平有了较大地提高，重点学科承担国内外重大科研项目的数量和科研经费多元化大幅度增长。“十五”期间，民族学学科所涉及的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学、民族教育学、藏学等领域所获得的国内外重大项目和课题的数量及经费居全国同行之首，完成了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及中外合作基金项目。仅2005年，我校就一次性获得7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些新立项的科研项目，如《民族地区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沙地植被群落动态变化机制及其数量分析》等，密切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真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及国内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的要求。随着新增项目及一批国家和省部级“十五”在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再加上国际合作项目和国际资助科研项目的经费在内，我校平均每年度可使用科研经费在500万元左右。与此同时，列入学校“十五”“211工程”建设的5个重点学科或者学科群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正在按计划付诸实施，“十五”期间国家投入我校的中央专项的科学研究经费2000余万元。学校结合“十五”“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的实施，制定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名师暨学术名师培养计划”、“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科研新人培养计划”和“中央民族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条例”，现在所有计划的内容全部付诸实施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了新的突破。经过“211工程”二期建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近年来实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在“211工程”民族地区植物适应对策与生物多样性研究、民族地区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项目的推动下，理工科院系把工作重点转向积极扶持理工科实验室建设方面，探索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我校实际的“产学研”三结合的发展道路，促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能力的提高。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分别成功地建立了基础数学专业和生态学专业等6个硕士点。以这两个科研平台为依托，凝聚了一大 2 批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含博士后出站人员）、专业基础雄厚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生态学也成为了国家民委的重点学科，填补了我校理科无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的空白。2004年成功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非均匀颗粒快速流动机理实验及应用研究》，对于分析研究泥石流不同层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意义。2004年11月在国家民委的组织下，我校召开了“增设民族医学本科专业并成立民族医学院”论证会，得到了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评价；学校2005年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研究中心，成功地申请到了民族医学硕士授权点，获得2项国家级课题、4项部委级课题，该中心尽管人手很少，但已经成为我校集教学、科研于一体的范例。近3年理科教师被SCI、EI收录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逐年上升，尤其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方面开创了良好的局面。

为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全面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2004年学校对《中央民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审办法》进行了修订后以校发文的形式下发各个院系，并于2004年、2006年分别按照程序举行了每两年一届的校级优秀科研成果评奖工作。通过多种激励方式，以期从制度和用人机制上提升和形成我校良好的学术氛围、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科学研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第二，出台激励政策措施，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科研应用能力。

为了提升我校整体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本着“用好现有人才，留住关键人才，引进急需和顶尖人才，储备未来人才”的原则，在继续发挥老一代学者学术影响的同时，建立起良好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千方百计地加速中青年学者的成长，逐步建立起一支高水平、高素质、整体结构合理的科研队伍。科研处推出了《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名师暨学术名师培养计划、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科研新人培养计划实施与管理的若干规定》（校发[2003]401号文件）。经校内外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投票评审的方式，2004年我校评审出了我校首批“四个培养计划资助项目”中的学术名师4人，“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和“青年科研骨干教师培养计划”资助项目各5项、“科研新人培养计划”项目资助10项，共计24个项目，批准支持研究经费27.80万元。学校进入了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建设中青年教师队伍的阶段。2005年校长办公会议再次研究，决定从科研处承担的“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拿出部分经费用于非重点学科的科研建设工作（“十五”第二批立项）。该项目分“创新团队”、“特别立项”和“中青年教师攻关项目”3个类别，共评审出34个资助项目。2006年2月科研处又正式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设立“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以期促进青年教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发掘其在本学科前沿研究能力和科研技能，为相关学科建设和课堂教学及教学辅导发挥促进作用，经严格评审共有80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有8个“国家民委2005年度项目”获得资助）。“十五”期间，学校还先后出台了《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培养、引进与使用计划总体方案》、《中央民族大学学者发展计划实施办法》、《中央民族大学人才引进与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等有关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文件，使我校人才培养更加制度化和系统化。5年来，学校新增双聘院士2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8人，获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人，获得国家民委突出贡献奖5人，使得我校的人才布局更趋科学合理。

第三，规范、完善科研机构，积极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经过资源整合，我校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所、民族语言文学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所、民族宗教研究所、藏学研究所等6个科学研究所被国家民委批准成立。这6个研究所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结构合理，集中了一批国内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语言、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著名专家、教授。对于这些研究所，学校采取院系合一的方式予以重点扶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人员配备合理，保证了学科研究队伍和研究质量在国内和国际同行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中华民族史》、《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中国宗教通史》、《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中国少数民族吉祥物》等成果都获部委表彰。这些研究所对 3 加强基础研究，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设在我校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通过深入调查撰写的《“东突”恐怖势力的由来、特征和影响》、《关于青藏铁路沿线的民族人口迁徙与文化适应的调研报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云南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鄂温克族脱贫奔小康调研报告》、《关于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研究报告》等受到了国家民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对于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重点扶持国家民委批准的研究所外，经学校同意，科研处组织专家对学校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进行定期评估并实行末尾淘汰制，对非实体性研究机构进行规范化的管理。譬如2004通过评估，以校发文件的形式正式通过“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等14个研究中心、研究所被为“甲级”非实体性科研机构；“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26个研究中心、研究所为“乙级”非实体性科研机构。基本实现了科研所机构职责明确，规范管理，以评促建，加强管理，为开拓我校有发展前景的边缘交叉学科及承担综合研究课题，多渠道、多层次地争取国内外各种科研项目和经费，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活跃学校的学术气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真正实现科研工作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校师生利用寒暑假奔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社会历史、民族语言等方面的调查科研工作。一些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边疆稳定关系密切的研究报告，得到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奖励和高度重视。如杨圣敏教授用自己研究的民族学理论成果，在2004年暑期前后分别为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领导授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好评。在此基础上，科研处认真收集和组织各院系所的调研信息和调研报告，通过参评形式，使我校科研活动发挥真正的决策参谋作用。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策——以黑河流域为例》、《少数民族健康和少数民族医药资源》、《民族自治地方公共产品的缺乏与政策选择的困境——以贵州黔南自治州为例》、《内蒙古生态移民》等调研报告，由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分别获得了国家民委2004年、2005年度调研报告二、三等奖。

第四，加强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以浓厚的学术氛围拓展和用活学术资源。

学校非常重视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学科建设不断发展完善，学术团队整体研究水平逐步提升的同时，广泛积极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现已同12个国家63所学校和学术单位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互派留学生和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先后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在我校学习，学校已先后接待90多个国家的首脑、专家学者1万多人次来我校参观访问和讲学，是目前全国民族院校接收外国留学生层次最多、规模最大的学校。留学生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三大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留学生教育体系，学校目前有外籍教师27人。同时学校也派出1000多人到国外进修、学习和学术访问。近3年来，科研处注意资源发掘，与相关院系协作，先后邀请国外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来我校讲学和举办讲座。2004年至今，共举办高水平学术论坛和讲座 191 次；学校举办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数量和层次明显提高，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逐年扩大。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进一步扩大了我校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加强了重点学科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接轨，为中央民族大学各学科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掌握最新科研动态，获取丰富的学术信息，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和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校还主办和协办各种学术会议30多场，如2004年召开的“蒙古文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召开的“蒙汉双语研究与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际研讨会”、“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是由为我校相关院系主办和承办，邀请了国际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各国相关管理机构的管理人员参加，为涉及到国家及地区间的重大现实问题搭建了一个国际交流平台。为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加。如2004年“第三届妇女发展与进步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西部开发中的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及“和谐共进·民族与宗教学术论坛”，4 均围绕当前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中心任务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本校学科特色和研究优势以学术会议的形式，为国家制定政策法规，为妇女发展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创造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当前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最近，由国家民委主办、民委民研中心和我校联合承办的“费孝通先生民族学研究70周年学术研讨会”，就是一次意义非常重大的学术会议，对现今青年学者继承先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将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同中国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开创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新局面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转变工作作风，规范管理行为，提高办事效率。

科研处内部设有项目管理科和成果管理科两个科室，项目管理科负责各种科研基金、项目、科研机构管理；年度社科、科技统计；学术委员会日常事务；科技开发及报表编制；科研经费管理以及中期跟踪管理和后期结项、归档工作；并负责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管理系统”和科研处网络系统的管理、使用和护理。成果管理科负责组织学校的科研成果参加校内外各类科研成果的评审、报奖工作；教学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审核工作。做好各类科研成果的整理、简介及作者赠书收藏工作；建立成果库和博士生导师专家资料库；编印《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目录》、《中央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动态》等。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是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教师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科研处一直十分重视学校科研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十五”期间，学校专门为科研处配置了专用服务器，科研处在原有网站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信息门户”（http://www.xiexiebang.com）。该门户集成了科研管理系统、CSSCI检索、科研动态等与科研管理相关的资源,大大提高了提升了学校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学校数字化校园工程中，对科研处科研管理系统进行了升级，实现了管理系统和学校门户系统的统一身份认证，为学校科研管理完全自动化做好了架构上的准备。同时，科研处还注重信息管理的历史延续性，今年将正式出版《1951-2006年中央民族大学科研成果目录辑览》一书，将我校建校以来的科研成果目录进行认真辑编，此次辑录带有资料抢救性质，已经先后校对过7次之多，处领导亲自把关，确保质量。这是我校建校以来科研成果的总体汇编，对我校今后科研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

（三）不断完善学校科研管理的工作环节 我们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1）在制定“十一五”科研规划的前提下，加强执行过程的评估管理，根据评估结果对规划中的内容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保证“十一五”科研规划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关键。（2）青年教师是学校科研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学校合理的科研布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将从制度和机制上鼓励、支持中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中挑大梁，形成团队，多出学术精品，担负起学校繁重的教学科研重任。（3）在科研项目的学科布局中，努力做到合理分配，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前提下，强调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性，推出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科研成果，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二、“十一五”学校科研工作规划

（一）学校“十一五”科研总目标

结合“211工程”二期建设和“985工程”二期建设，狠抓科研质量，突出学科特色，加强全局性、前瞻性、理论性、战略性重大课题研究，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强化我校科学研究的核心竞争力优势，使之成为国家的重要“思想库”之一。深化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加强理工科科学研究，推动文理学科尤其是民族类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形成若干创新团队；培养和造就一支能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学贯中西，高效精干，结构合理的教师科研队伍；加强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理工类研发型实验室建设，建设好一批研究重点突出、优势明显的非实体性研究机构；与地方有关高校和政府机构合作，共同建设一批学术田野工作基地，推进学科建设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层次学生的培养工作；鼓励与国内外政府及学术机构合作开展学术研究，促进科研经费不断增加；完善科学研究管理规范，5 加大科学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加强学术交流，营造学术气氛；产出一批反映我校学科建设特色并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重大创新成果。通过以上努力，使我校在“十一五”期间继续保持在全国民族类院校科学研究的前列地位，力争使哲学社会科学类的研究总体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积极扶植理工科实验室建设，探索符合高校发展规律和我校实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二）学校“十一五”科研具体目标

第一，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支持、共同促进，实现一体化发展，进一步凸显我校的学术优势和学科特色。在基础研究方面，继承老一辈专家的大师风范，与时俱进，提高发现和解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创建重大研究理论和创新研究模式与方法的能力，影响或者引领国内民族类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继续强化民族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结合 “十一五”“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重点规划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围绕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建设，开展民族学科综合研究，加深和拓宽学术研究领域，进入改革与发展的良性循环，成为我校科学研究改革发展的先导和支柱。在原有重点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和建设民族经济学、民族法学、民族管理学、民族政治学、民族地区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建设，加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不断为解决民族地区重大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决策咨询，推进社会进步。

第二，搭建一批高水平研究平台，促进学科的交叉互动，提高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力度和步伐，在总结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按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五项建设标准，进一步深化基地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使其保持国内领先地位，发挥示范作用。支持并加强现有国家重点学科和文科基地院系的学科建设，力争再有1—2个学科的研究机构入选教育部（或北京市）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部级学科成为全国重点学科；3个招收研究生专业、规模较大的学科成为省部级重点学科。新增10—15个非实体性科研机构，使其总量保持在60个左右，继续实行动态管理，以其中的甲级机构及其所挂靠的院系为主体，创建若干个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高级科研机构。逐步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民族地区各建1—2个与地方联办的学术田野工作基地，在各自领域能够满足省市地方各个方面的对策研究、应用研究的需求。重点建设好1—2个理工类研发型部级重点实验室。

第三，建成一支年龄梯次合理、知识结构均衡、多学科互动、富有创造性的教师科研队伍。在“211工程”二期和“985工程”二期建设单位之外的学科中，再建设3—5个校级学术创新团队；积极培养各学科带头人、后备领军人物和优秀中青年学术骨干，推出拔尖人才，争取有10—20名学者入选教育部和北京市的各项人才培养和奖励计划；涌现出一批在学术界具有相当知名度的杰出人才，为未来学术“大师”的产生培植土壤，使学校的“252人才工程”建设在“十一五”末期取得重大进展。

第四，强化科研项目意识，提高纵向科研项目的立项数量和质量，扩大横向联系，提高理工科科研项目申报和中标的成功率，使进入我校的研究经费总量持续增长。积极组织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级各类纵向课题的申报和竞标，强化课题论证的科学性、实效性，提高国家级科研项目特别是其中理工科各类科学技术项目申报和中标的成功率。鼓励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横向课题，筹集科研经费，努力使横向课题和经费逐步成为我校社科发展的主要支撑之一。优化文理科科研项目配置结构，力争获得国家级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30—40项，国家级科学技术类项目8—10项，进入全校的各级纵向和横向课题经费年均增长15%以上。到“十一五”末期，年科研经费力争接近或者突破2000万元。

第五，增强精品意识，在努力提高科研成果总量的同时，产出一批学术精品之作。推动教师实现从“数量观”到“质量观”的转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促使基础研究人员能集中精力，从事具有代表我校学术水平的“精品”和标志性成果的生产，做出一批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重大 6 成果和标志性产品，获得北京市和全国科学研究高级奖励，为我校科学研究的地位和声誉上台阶做出积极贡献。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特别是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成果要给予重奖，努力造就新一代大师级专家。

第六，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支持院系把“民大学术论坛”打造成为一个知名学术讲座品牌，营造校园学术气氛。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组织跨学科的学术沙龙，资助举办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全方位、多视角地展示我校学术风貌，活跃学术气氛，提升学校在国内外的学术竞争力和知名度；办好《科学研究动态》，争取在2年内将之由半年刊改为季刊，使之成为全国民族院校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库之一；将“民大学术论坛”办成学校最高水平的学术讲座，邀请校外知名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通过报刊、媒体加大其在校园和社会上的舆论宣传力度和积极影响。

第七，转变科学研究管理工作理念，建立健全科学研究制度，推动各院系科研管理体制创新，加强科研队伍的学术和学风建设。科研处将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树立岗位服务意识和工作创新意识；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管理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健全科研管理制度，规范科研项目管理，促进科研项目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主动与上级主管部门及有关政府部门、民族类院校、国内著名高校的科研管理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和合作研究，扩大学校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积极推进以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和社会效益为核心的激励标准的科研运行机制，进一步探索符合学校科学研究发展实际的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鼓励院系和科研机构开展科研体制的创新，充分调动学科带头人及其学术梯队的积极性，探索以知名教授为中心、重大项目为纽带、高水平学术团队为形式的开放式多样化科研组织新机制。在进一步完善学校编制管理、奖励与激励机制的同时，大力弘扬学术道德，严格履行学术规范，倡导求真务实，反对急功近利。

第八，强化国际意识，推进海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学术互访、共同申报课题、共同培养人才等途径，加强与国外知名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支持教师出国出境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增强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有重点、有步骤地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精品力作推向国际学术界，继续扩大我校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主要实施措施

第一，实施文科学术振兴计划。在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对策的基础上，结合学校“211工程”二期和“985工程”二期建设，以科研项目立项为抓手，通过推动优化组合研究队伍、促进学术梯队建设、凝炼学科方向、创新研究领域等途径，做好发展其中的优势学科、转变危势学科的工作，扶持一些学科分别进入国家或者省部级重点学科和基地建设行列。加大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法学、民族政治学、民族史学等传统学科的建设力度，培育、凝炼若干处于学术前沿的学科研究方向；大力发展具有综合优势的交叉学科，在重点支持“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形成4个左右优势突出、特色明显的交叉学科群；加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建设，提高文科学术影响力；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变革与学术创新。在保持严谨、厚重的学术传统的同时，适应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勇于面对世界不同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的新问题，密切关注现实发展，在研究内容、方法和手段上实现新的突破，在若干领域形成新的学派，推动先进文化建设，引领文明进步。

第二，牢固树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设立跨学科应用研究科研项目，专项支持田野学术工作基地建设，并以此为纽带组织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服务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对策研究，为国家领导决策机构和实际工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出版优秀调研报告选编；鼓励在民族地区联合组织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

第三，花大气力推出一批学术精品。评审学术研究精品项目，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优质论文与精品著作（成果）评奖活动。加大资助学术精品著作出版补贴的力度，遴选出版50部左右 7 的学术精品著作，做出一批具有国内领先地位或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第四，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和科研机构建设。参照教育部专家组的评估意见，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和促进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建设和发展。组织评审并确定一批校级重点研究基地。加强对非实体性科研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并且根据科研发展需要，增设新的非实体性科研机构，通过全面的检查评估，促进该类机构的建设和发展，造就一批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的研究机构。

第五，围绕《中央民族大学“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做好国家科技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的申报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做好学校从“十五”后期开始实施的四个“培养计划”的落实与管理工作；学校将在“211工程”和“985工程”项目经费之外，每年投入200万元，用于“十一五”学校科研立项，专门支持青年教师进行探索性研究。

第六，加大学术交流力度。继续组织举办学术研究系列和科学研究工作系列讲座，进一步打造“民大学术论坛”学术交流品牌。支持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不定期地组织举办中青年教师学术论坛。

第七，坚持科研管理创新。确立学术本位的政策导向，制定科研队伍培训制度和管理办法，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科学研究咨询服务。制定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和转化管理办法，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制定和实施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和管理办法，改善科研条件；修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强化资助科研成果出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实效性；制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在研项目管理，切实提高各级各类项目的结项率。

第八，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北京市、国家民委共建中央民族大学协议中的科学研究工作事宜，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加大对学校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九，建设科学研究信息网络，凸显学校整体形象。继续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加强建设学校科学研究信息网络，主要是基于公共数据库为全校教师提供科学研究信息和交流的渠道，宣传学校科学研究实绩，展示学校学术成果。

第十，筹建知识产权办公室，做好文理科教师知识产权登记、著作权管理、科技成果的有偿使用和成果的转化工作，维护我校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知识产权、发明权、发现权和创造权。

（2006.10）

第二篇：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商调我进京执教。1997年10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就向国家民委请示（民大人事[1997]157号），决定将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科带头人宋才发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中央民族大学，以作为中央

①民族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的带头人。国家民委人事司在“批复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意见”的同时，呈文国家人事部联系我一家三口人进京指标问题。由于那几年北京市城市居民户口膨胀过快，1997—1998年北京公安局户籍管理机关，基本上停止了一般调入人员进京指标的审批。为此，国家民委于1999年再次呈文国家人事部，阐明以“人才引进”方式调入宋才发教授。1999年8月19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同意国家民委的请示报告，发出[人调干（1999）915号]文件，全文如下：“国家民委：你委人事字[1999]14号函悉。经研究，同意调宋才发、夏桂霞同志到京工作。请与有关单位联系办理调动手续（随迁子女一

②名）。”此文同时抄送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接国家人事部文件后，于9月20日签发“准予迁入证明”[京准字00121266号]，直发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兹有申请人宋才发申请将居住在你辖区珞南街派出所的宋才发、夏桂霞、宋威共三人，由你处迁来我市

③中央民族大学入户，经研究同意，请予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于9月28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教授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调函[(99)民大人商调④字第035号]。清华大学为了振兴人文社会科学，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96年启动在海内外引聘“百名人才工程”。经过调查摸底和实际考察，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6月向我发出“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申报表”，我于6月29日填报并寄回清华大学人事处。随后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9月17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

⑤教授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调函[编号：99152号]。由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调令实际上先于清华大学到达华中师范大学，同时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最终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任职执教。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发展势头非常好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当时就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国家在建重点学科，2000年经教育部组织专家组评估验收，获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我于1995年就被华中师范大学批准为该学科的学科带头⑥人。我对母校历来具有深厚的感情，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居然会离开母校。在此之前的两轮所谓“精英教师大跳槽”当中，我对母校的信心没有动摇过。1997年之后促使我萌生 中央民族大学：《关于调入宋才发教授到我校工作的请示》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1—132页。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批复国家民委文件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3页。③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④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调令”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第134页。⑤ “清华大学人事处的调函”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49页。⑥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公布我校第二批50岁以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45岁以下骨干教师名单的通知》[华①师人字（1995）28号]，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80页。调动的念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1）华中师范大学这样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在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直到2005年9月8日才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这是当时学校人才“急剧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实际上从1990年我就开始侧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问题，以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当时主持学校研究生工作的邓宗琦副校长以及所长李会滨教授支持我的这一举措，经过申请和必要的论证程序，学校批准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简章中，正式列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研究生。但是，科社研究所个别老同志对这个研究方向的设立心存疑虑、深感不安，甚至对新招进来的研究生赤裸裸地说：“你们进对了庙门，念错了经。”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难听，说重一点是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而我觉得自己毕竟年轻一些，应当“礼让”老同志，还不如换一个环境谋求自己事业的发展。（3）恰在这时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经过慎重考虑，都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商调本人到北京执教。正是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才向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递交了“请求调动申请书”。华中师范大学对我的关怀和恩情是深厚的，母校把我由一名普通助教培养成为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翅膀的羽毛刚刚丰满就要“飞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不近人情的，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导师和母校的培育之恩。所以，在请调报告送上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好意思开口去询问学校研究的结果。直到中央民族大学向华中师范大学发出“调令”乃至“催调”的时候，母校做出的反应是仁慈的和宽宏大量的。校领导的第一反应就是：华中师范大学能够为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输送急需人才，同样是母校的使命和光荣。由于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在建的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带头人，该学科一年后要接受教育部专家进校评估验收，学校担心批准我调离会影响评估效果，同时担心会引起新一轮人才外流。因而校党委书记晏章万教授、校长路钢教授、副书记兼副校长李以章教授、副校长蔡旭教授、副书记翟天山同志以及其他校领导，先后到家里看望并极力挽留我继续在母校工作。校领导在请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校老领导邓宗琦教授做我思想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与湖北省委、省政府沟通联系，试图通过调我到省委、省政府①去工作的方式予以挽留。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直到现在我对这些真诚关怀我、帮助我、劝慰我的校领导始终心存感激。其实我当时请调的动机和目的非常单纯，丝毫没有参杂别的功利和非分之念。所以，当校领导在得知我去意已定的情况下，路钢校长又安排副书记翟天山、校办主任宋淑惠同志分别与我沟通，让我尽快与中央民族大学取得联系，建议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即人事关系、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调出，其他具体调动手续暂时不办，继续留在母校兼职任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一段时间。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11月2日开出了“干部调动介绍信”[调字99（20）号]以及“组织关系介绍信”[000846号]、②“工资关系证明”[华师人字第99038号]等。尽管我的调动过程事实上比较艰难，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毕竟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个以资源共享的方式，也是第一个没有与母校任何人红过脸，最终以愉快的方式调离母校的。从1999年11月调离母校到2004年，我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实实在在的承担科研任务和带有博士研究生。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在先后接到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商调函”的时候，由于我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较重，加之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强，对于引进方没有过高、过多要求的人，所以并没有抽出时间到这两所大学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只是按照对方 ①② 具体挽留的方式及谈话内容，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4—27页。

“干部调动介绍信”、组织介绍信、工资关系证明等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6—148页。提供的具体联系方式，通过电话与这两所大学人事处进行过沟通和联系。当我通过电话与清华大学人事处就夫人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及孩子读北京市重点高中的问题与其进行磋商的时候，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希望您尽早办理手续调过来。您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学校是要按照规定给予特殊待遇的，您夫人和小孩只能够随调到北京来，我们不能够负责安排您夫人的工作，但是可以协助解决。我们也不能够解决您孩子在北京读重点高中的问题，只能到时根据您的居住地就近联系入学。”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悖理或者不妥当之处。根据我本人到北京工作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通常调往北京名牌大学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确实没有使我感到满意和高兴，总觉得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当我恳切地告诉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我的孩子宋威目前正在湖北省最好的中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读书，我们希望孩子到北京之后能够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就读的愿望时，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欢迎您夫妇俩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学校领导已经研究过，您孩子到北京来参加考试，如果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校愿意去做工作。”我是一个很重情感且办事果断的人，因而在没有过多考虑的情况下，就毅然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工作。1999年11月10日我和夫人夏桂霞把儿子宋威临时托付别人，我们俩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中央民族大学。11日上午学校领导在3号楼（学校办公楼）3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俩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校长哈经雄、副校长陈理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座谈会结束后，全体校领导和教务处处长金雅声、科研处处长郭卫平，在当时的“瑞兴餐厅”为我俩举行了一个盛情的欢迎午宴。在座谈会上，我应邀向校领导诚恳地汇报了本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初步设想，同时也善意地转达了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校行政拟将我以“资源共享方式调出”的意向。陈理副校长（2005年任中央民族大学常务副校长、2008年任校长）首先发言：“我们欢迎宋才发教授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宋教授关于学科建设的设想很好，我校不久即将开始的院系调整可以考虑，重新组合学科力量。宋教授从2000年开始带博士生，纳入民族经济博士点。对华中师范大学领导的意见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不能看成是负担，要鼓励教师兼职。您夫人工作定在留学生部。”校党委书记王彦接着说：“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行政的意见应当充分考虑，我们鼓励宋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您夫人的工作放到留学生部汉语言中心，教留学生汉语。您儿子读人大附中的事情，学校和我本人都愿意出面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联系。宋教授来了之后主要不是靠您教本科，教授上讲台扩大一点影响也好；主要是教高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带出一个梯队。宋教授的住房安排在五高（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三房一厅，学校已经研究过，我们正好当邻居。目前暂住过渡房35平方米的套间两套。”我本人与哈经雄校长早就认识，1978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是学校教务处的领导。由于哈校长当时正面临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才知道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表过多的具体意见，只是对我说：“您夫人的工作和小孩读重点高中的事情，就按照王书记和陈校长的意见办，您回武汉后早点把小孩的有关材料寄到人事处①来。”儿子宋威后来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的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读书，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通过人大附中的入学考试）之外，与王彦书记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王彦书记说到了，也真做到了。他当时完全是从学校发展大局出发去“求人”的，恩重如山地帮助了我这个在北京举目无亲的人。我对中央民族大学所有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心存感谢，因而我夫妇俩没有作过多的思考，当天下午就到人事处办理了报到手续，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几乎是同时调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的，我们两家正好是隔壁邻居。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我两家开始住的就是王彦书记所说的“过渡房”。那种不足10公分厚墙体的水泥粗胚房，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夏天屋里屋外一样热，① 上述“校领导在座谈会上的意见”为本人的会议记录，见《文章底稿》（总第五十本），第254—258页。亦可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8页。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消防部门明确认定为必须拆除的“危房”，然而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3个年头。直到2002年暑假学校才按照“人才引进”政策的规定，安排我们两家住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尽管“过渡房”不太适合正常居住，但是我们邻里关系相处极好，串门也非常方便，像施正

一、陈连开这些老先生，也能够经常在散步的时候转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

首站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列部落脚谋身。按照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安排，1999年12月28日我们一家三口从华中师范大学迁到中央民族大学安家落户。在2000年第一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由于北京地区积雪太深，通过京广线铁路托运家具的集装箱无法准时送达，开始几天我们只好到附近餐馆就餐。马列部党总支书记兰波、办公室主任揭月爱和科社教研室主任侯淑芳老师，先后赶到我们的住处看望我的家人。当他们得知集装箱还没有到达这一情况后，马列部领导马上把办公室仅有的一个煤气罐和灶具送到了我们家里，揭热爱和侯淑芳老师及时送来了锅碗瓢盆和吃饭用的筷子。尽管那是一个在北京历史上少有的严寒冬天，也尽管我们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但是马列部的领导和老师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极为珍贵的暖流，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深情义。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学校即将进行大规模的院系结构调整，因而学校领导临时安排我在马列部落脚，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完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配合学校研究生部完成请示北京市对该硕士点的重新评估验收，筹备起死回生后的第一届硕士生招生工作；完成校党委常委和校行政授权作为经济法学学科带头人，领衔申报经济法学硕士点的材料准备和向法律系提交个人有关资料工作。另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完成在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迎接国家重点学科评估验收的科研后续任务，即主编并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的任务，撰著和审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实践与走向》、《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目标与走势》5本著作。由于我在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之前就已经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且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了两届博士生，因而中央民族大学在确认了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后，安排我在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经济学家施正一教授，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具有学者兼长者风范的慈祥老人，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开拓和发展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也为后继者和后学者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从2000年开始，该博士点就由施正一教授、那日教授、刘永佶教授和我4人组成导师组。到2004年秋季，随着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又陆续增加了魏小安（外聘国家旅游局专家）、樊胜岳、谢丽霜、李克强、张丽君、李澜等教授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是一个极具凝聚力的和谐集体，在施正一先生和刘永佶院长的带领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行列，现已成为在建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自2000年起我就在经济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安营扎寨，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和独立培养博士生，同时作为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学科带头人之一，实实在在地参与经济学院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经济学院一名普通教师，我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人们常说40—60岁是大学知识分子的黄金期，因为这20年既是一个人思想和能力的最佳状态期，也是一个人出成果和干事业的最佳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99年底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到2113年我60周岁的时候整整14个春秋，这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双肩挑的教学一线教授，扎扎实实干事情的14年。14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算长，但是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不算短。是中央民族大学“相中了”我，也是我“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我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给了我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有 4 幸能够把首都北京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2004年3—4月经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评选推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审核，5月授予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颁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荣誉证书”和“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奖牌”。我以为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对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以来所做的全部工作的一次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我即将完成作为学校一名中层干部的历史使命，而作为一名教授还将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在我的眼里教师无暮年。因此，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这14年，以及过去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22年的功过是非，统统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引进的学科带头人，我究竟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做了些什么？为学校事业发展贡献了什么？是否有负中央民族大学的厚爱和期望？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本着向学校和为个人负责的态度，做出一个简短的“历史交待”：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工作业绩。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2000年我亲手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法学院及时引进了李俊清教授、匡爱民教授2位学科带头人；经过我的努力争取和学校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法学院新上了熊文钊教授、乔世民副教授等一批教授和副教授；经过严格考核程序，调进了党秀云、张俊杰等5位中青年骨干教师。2000年底我亲手申报和创办了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全日制本科专业，以及“法学与英语”、“法学与经济学”两个双学士学位全日制本科专业。作为组建法学院的元老和新组建中央民族大学二级学院的领导小组成员，2002年我积极配合和执行校领导的决策，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本科专业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从法学院分离出来，再加上从经济学院调整过来的经济管理专业重新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我披荆斩棘地为法学院“民族法学学科”的推出、论证、奠基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促使它后来有机会和有条件进入国家“211工程”及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行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我亲手挽救了1997年被北京市学位委员会亮“黄牌”警告，并且已经停招两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点。作为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学科带头人，2000年我领衔申报并获得了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点。2001年我率先提出并经过学校和国家民委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在民族学一级学科名下，自主设置“民族法学专业”、“民族政治学专业”、“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学专业”等博士点和硕士点。

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业绩。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我主持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可行性研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研究》等12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和“一般研究项目”。这些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全部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绝大多数“结项成果”获得“优秀”或者“良好”的综合评价。在人民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大问题研究》等5部学术著作；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WTO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中国：侵权行为认定与赔偿》等10多部学术专著，以及经国家有关部委认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旅游法学教程》“高等教育旅游法学示范教材”。经过本人在民族自治地方长期调研而形成的《布依族·音寨村调查》、《维吾尔族·达西村调查》、《柯尔克孜族·库尔干村调查》等著作，以丰厚扎实的第一手调研资料，直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譬如，《农民维权：耕地宅基地》一书，2005年5月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福建、河北等省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维吾尔文，2008年7月再次在民族出版社用维吾尔文出版，该书已成为新疆地区农牧民手持的维权“宝剑”和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案头书；同时还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09 5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①，并且被国家领导人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珍藏②。我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或者经济学院教授的名义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且多发表于《民族研究》、《法学家》等权威期刊和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论著被“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他人引证率，一直稳居全校教师前列，并且有1篇论文被《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秘密级半年版”转载，直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参考。在我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有6项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三，在学校行政管理岗位上的工作业绩。作为“双肩挑”的学校中层领导干部，我担任了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职务。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专家、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本人对所承担的各项行政领导职务和社会学术兼职，自觉做到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学校把关负责，以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中央民族大学争得荣誉。譬如，在近十年来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工作中，自始至终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从来不昧良心地接受任何人的吃请或者“打招呼”，也不给任何单位或者某个“学术权威”当枪使。由于本人对每项送审的“结项成果”鉴定态度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且出具的每份“鉴定意见”客观中肯，多次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定为“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不仅载入“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档案”，而且置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予以通报表彰。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除学校创办时期的异常快速发展之外，发展得最好和最快的时期也恰恰就在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这个阶段。我以为这个阶段发展的起点是1999年学校被批准进入国家“211工程”一期建设行列；大发展的契机是2001年校庆50周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来校视察，代表党和国家提出要“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发展的制高点是经过方方面面的艰苦努力，学校于2004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二期建设行列。我在当时条件极其艰难和情况无比复杂的环境中，实实在在地领导和参与了学校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执行工作，脚踏实地的参与了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以及组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为中央民族大学实现整体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支持下，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奋力拼搏，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尽到了自己应当担起的一份责任。在我所担负的全部行政工作中，全校教师给予我最大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①②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2009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的通知》（新出字〔2009〕328号）。2010年8月2日本人带领博士生调研组在和田地区行署领导和策勒县政府县长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瞻仰策勒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时现场发现珍藏本。

第三篇：梁宇鸿：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的体会

梁宇鸿：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的心得体会

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的体会

梁宇鸿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7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宋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时光荏苒，一眨眼功夫，宋老师的《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就结束了。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已经被宋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深深地感染了、吸引住了。在过去那么多年的大学生活里，教过我的老师确实不少，许多老师也都有他们的特色。但是，能够让我终生难忘的，恐怕只有宋老师。宋老师的授课风格独特，确实与一般老师不太一样。譬如，尽管他已年过六旬，始终站立着给学生授课；他授课从来不趴在讲台上念讲稿，不用麦克风却声音非常洪亮，始终脱稿激情飞扬的尽兴发挥；他十分注意与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引导和调动学生的听课热情。他一边忙着学术研究工作，一边要给我们这些新入校的硕士生上课，还要指导他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宋老师不仅学术造诣很深，而且有着丰富的法学育人经验，因而他不仅课堂教学效果极好，而且在法学界影响很大。所以，我打心底里敬佩宋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位好老师。

宋老师是名不虚传的名师。在第一节课上课之前，我同其他同学一样，怀着好奇的心理，从“百度”引擎上，搜索了一下宋老师的经历。引入眼帘的“宋才发”词条介绍，发现他确实是个不得了的大牛。宋老师1953年5月10日生，湖北省武穴市人，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历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等职。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秘书长等职。1999年被评定为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4年被评定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作为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我为自己能在宋老师的课堂上学习感到荣幸。由于宋老师人生阅历非常丰富，偶尔也会跟我们谈到他的学习经历。宋老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专业知识和学习方法论之外，也恰到好处的给我们讲一点人生哲理，给我们的启发特别大，确实是一位名不虚传的教学名师。

宋老师说他已经教了几十年书，我觉得宋老师这个工作实在是一个很有耐心，毅力的一个工作。每年都要把许许多多内容的知识交给我们。宋老师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老师，责任，是教师之本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完成教育的使命。“一个孩子的失败，对一个教师来说，只是几十分之一的失败，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失败。”所以，教师应该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性感。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的基本任务，每节课从宋老师慷慨激昂的授课中就能感受出来他的教学热情之高涨，令我大跌眼镜十分钦佩。我觉得宋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几十双渴望的眼睛时，内心会有一种把他们教育成才的责任感。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不仅需要经常阅读专业书籍，积极参加研修活动，不断改进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及时进行归纳总结，来提高自身的 业务水平，以适应新课程教学的需要，我感受到了宋老师为了给我们备课所作出的努力。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被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为人处事的道理，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在我看来，宋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负责人的老师。每个优秀的老师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能让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的不足，充实自己的知识，培养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宋老师的一言一行，从讲台上到讲台下，他的政治态度，思想作风，道德品质，治学精神，行为习惯，都对学生有很深的影响。在学生身上往往能看到教师的“影子”，教师的思想行为，都要接受自己学生的检验，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他的言教，而且还要取决于身教，只有严于律己，才能以身作则。我与许多同学交流过，发现凡是上过宋老师的课并与宋老师交流过的人，都会觉得宋老师是一个正直的学者，光明磊落，是非分明，有一种现代学者的气质。听说宋老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的休息时间不长，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和工作中，让我们很是佩服。听宋老师的授课就像沐浴在古代的私塾氛围当中，有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感觉。很多学生都愿意跟宋老师成为朋友，他不单是一个老师，更像一个深明国情，有抱负的智者。正因为这些，宋老师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收获了交心的朋友与桃李满园的学生。

上了那么多节课中，我最喜欢的是宋老师的第六讲，研究生的治学与做人。“要作好文，首先要做好人”是引起我共鸣的一句话。上了研究生之后要面临着发表论文等事情，论文是一个研究生是否优秀的一个评判标准之一。但是正如宋老师所说的，只有人品好，才能文品好。为了达成成就，很多人会选择走捷径，但是只有光明磊落的做人，不说违心话，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生。我们的治学也要做到严谨，要有为学术奉献一生的精神，做学问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法律的进程，我们要用一生去为之奋斗。在治学过程中苦中作乐，先苦后乐，苦中有乐，不贪功，不去刻意追逐名利，独善其身，人生有味是清欢。

古语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我做不到像宋老师那么优秀，但是我会努力，做一个推进法律进步的人才，做好积累，才能厚积薄发。最后，祝愿老师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第四篇：李文任：砥砺奋进 不负青春——致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

李文任：砥砺奋进 不负青春——致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

砥砺奋进 不负青春

——致敬宋才发教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

李文任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7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宋才发教授是一位有个性、有旷达超脱胸怀和气度的仁师。您砺世磨钝，虽已桃李满天下，却从来不居功自傲，始终是淡泊从容、披星戴月、兀兀穷年，只愿寻得真知、启迪后人。尽管《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这门课程已经结束许久，但是，宋老师站在讲台上授课的那份激情澎湃、俊逸潇洒，以及壮志满怀的情怀和气概，仍然在深深地感染着我，令我不断回忆和回味您的课堂。通过您短短六次课的言传身教，解决了一直困扰着我、令我魂牵梦绕的大问题，今生有幸遇到了宋老师，更有幸跟着老师您学习《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这门课程。在您的课堂上，您教会我的不仅仅只是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教导我做人的准则和态度，不仅要会治学，更要会做人。您不愧是潜心做学问、真诚启迪后生的大师和仁师，您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和人格魅力，始终在勉励着我、激励着我、影响着我。

一、苍天不负有心人，做人要有志、有识、有恒 读书做学问要做“有心人”。怎样才算是有心人？宋老师您给了我一个完满的答案，您用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精心积累的20多本厚重的个人学历学位档案、工作档案、培养研究生档案等珍贵资料，现身说法的给了我简洁的答案。从1966年小学毕业证到1977年参加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的“准考证”，从初中毕业证书到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所有证书；从初出茅庐的第一篇“豆腐块”文章，到现在的鸿篇巨著；从您1993年带的第一名硕士生，到刚毕业的所有博士生、硕士生的档案资料，您都如数家珍一般，全部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这是看似容易实则不易的一件事情，况且在十年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里，您都没有丢失一张证书、一份论文，这需要多大的耐力和勇气才能完成，这又是多么伟大的一项成就啊！这才是您教会我们真正的“有心”所在，您也就定格为我们心目中真正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大师！

您是一位真正的仁师。宋老师您用您的励志故事、您的坎坷经历、丰富阅历，不断地启发着我们做人的道理，教育我们做人要有志、有识、有恒。您对教育事业的执着精神，待人以诚、对待学生如同家人的情怀，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记得第一节课您就告诫我们，做人要有志向、要有有抱负，“志向决定未来”。这句话从此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要立志做一个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在这一点上，宋老师您就是我的榜样和典范。譬如，您长期致力于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的土地问题，为广大农村、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疾苦发声；您宁愿冒着可能会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也要到全国最贫困的四川大凉山贫瘠的乡村做调查研究，为美姑县落后的教育状况奔走呼号。您所做的这些与您个人的利益无关，您关心的是天下百姓的利益、推动的是国家的发展，这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您却做到了、做好了；这是多少人所没有的宽广胸怀，但是您气度非凡、拥有过人的胸怀和志气，作为您的学生我由衷的感到敬 佩和自豪。

您是一位率先垂范的楷模。您尽管已经年过六旬，但是您却保持着与我们年轻人一样的活力，在思维方式上、思考问题的角度上，甚至比我们年轻人更活跃鲜明。我知道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在您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您每天除了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外，一直在不停顿的勤奋工作、潜心研究问题，也就自然在锻炼着您大脑的灵活性，必然会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火花。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着老师的执着和拼命工作，我真的感到自惭形秽。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宋老师您的率先垂范，激发了我、鼓舞了我，我一定要一心一意的读书、做学问，决不再因一时的沉浮而黯然伤神或自鸣得意，唯有知识才能使人充实，并永葆一颗年轻的心。宋老师您一生都在积累，都在挤时间读书，您用您的言行举止告诉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好每一步，任何成功都是艰苦努力的结果，再聪明的人，成就也是用时间抵出来的。您说得太好了、太形象了：一个怕吃苦的人，要吃一辈子苦；一个不怕吃苦的人，也要吃半辈子苦。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古人说过：“积少成多，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也就是说，要想做成任何一件哪怕很小的事情，都要有坚持、有自制力，只有砥砺奋进、主宰自己，才能像宋老师一样有成就，走到哪都是德高望重的人。

二、活到老，学到老，读书是生命中一部分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是需要一生追求和坚守的事情。宋老师您用您的人生经历，品格、胸怀向我们印证了读书的重要性。您在授课时给我们讲了《两个空布袋》的故事，听后深深地启发了我。我觉得自己现在就犹如一个“空布袋”，只有不断的读书、不断的积累知识，不断的往布袋里填充有用的东西，把功夫做扎实、扎紧，像宋老师您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数据库，我的这个“空布袋”才能够充实起来、丰满起来；才能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才会有自己新的灵感、新的观点，最终才能做到宋老师您所说的：“学习别人的经验，走自己的路。”

不仅要习惯读书，更要擅于读书。新学期开学之初，几乎每位老师都会叮嘱我们要多读书。可是如何读书？如何提高读书的效率和效益？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久久不能释怀。通过学习《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这门课程，宋老师您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读书必须讲究方法，原来读书有精读、泛读、略读和翻读之分。譬如，像对于教材类图书，凡属于自己熟悉的地方就泛读，没见过的新的内容就精读，并且在自己书的目录上做批注，标上可以连续查找或者串通查找的页码，便于今后在研究或使用时按图索骥。为了便于我们直观理解，宋老师您还特意千里迢迢的从北京，带来了您做过批注和串页的样本。通过您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我们懂得和明白了您是如何做批注的。宋老师您这番煞费苦心的举动，真可谓是言传身教、细致入微。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宋老师您是当之无愧的，确实让学生感动不已。

读书，还要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宋老师您在授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研究生读书既不能让别人、也不能让书本，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不能随大流人云亦云，必须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圣人，只唯真理。”读书既要看到页面上的有字之书，更要看到书页背后的无字之理，任何时候都不能盲从，尤其不能成为书本的奴隶。研究生不仅要善于读书，还要擅于读报纸和期刊。报纸尽管像是快餐，但它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最新动态、提出新问题；期刊尽管相对滞后，但是 期刊能以最快的速度、较为完整的方式，提供研究前沿的学术成果。您老人家告诉我们，你对问题的看法有多深，那么你对问题的研究就“有多新、有多深”。这是宋老师您多年总结的经验，不带有一丝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这种无私的品格再次令学生佩服和震惊。宋老师您还告诉我们，不论是读书、读报抑或是读期刊，都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研究目标和研究兴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我们一定要像宋老师您那样，耐得住寂寞，几十年如一日，拼着命向前走，始终不改初衷、无怨无悔。宋老师正是用您那励志的人生，启发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我们也要在宋老师您的指导和影响下，不负青春，砥砺奋进。

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劳于读书，逸于写作 宋老师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往每每提到“论文”二字，总有一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的忧郁，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方法论做支撑。自从学习了宋老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这门课程，我感觉醒悟了，顿时有一种“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的欢愉，久久不能喻之于怀。通过认真读书，把自己的思考凝于笔端，进行全方位思考，“长于作文”的感觉总算是找到了。宋老师您告诉我们，写论文一定要情真意切，因为写论文毕竟是一件绞尽脑汁的事情。当写作过程中发生“大脑闭路”，陡然间没有思路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换个角度思考，平常要学会多方位地观察问题。宋老师您在授课时讲了一个《木梳理论》的故事，用“向和尚庙的和尚推销木梳”的例子，激励我们攻书莫畏难。您还告诉我们，当科研论文写作遇到瓶颈，甚至感到无从下手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前面已经没有出路了，不妨往天上看看，往水里看看，也许能走出一条新路。如果人们老实习惯于坐马车往一个方向看，就永远不会发明天上的飞机、水里的轮船。正如宋老师您在课堂上，常引用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远远不止于此，宋老师您深化了这句话，指点我们要学习别人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要善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

宋老师教会我们论文构思的技巧。就论文的选题和构思而言，宋老师您也给了我们很好地指引，告诉我们论文的题目、标题和段落要环环相扣，要学会用观点统帅材料，一定要学会把每个自然段的观点，放在每个自然段的开头做引领。宋老师您说，论文的选题就如同一个人的灵魂，题目就是一个人的脸面和“外貌”，只有当二者的内涵和外延相一致，这样的论文题目才是最贴切、最完美的。在进行论文构思的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打腹稿”，不要脑子还没有想好就下笔千言，否则其结局就会离题万里。我常想，为什么宋老师您每年能发那么多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为什么宋老师您下笔如有神，如行云流水般得心应手？看来答案就在“打腹稿”三个字上。下笔前一定要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要根据现有的素材，形成自己的一套研究体系，并且采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论证方法，下笔后才能像宋老师您那样“一气哈成”。宋老师您明确地指出，论文写作没有捷径，但有技能技巧，一篇好论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用心琢磨、细心推敲地改出来的，“好文不厌百遍改”。这句话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名句，只有经过内心沉淀的论文才是好论文。从选题到文章内容，再到格式规范，每一点都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反复推敲，从“一气哈成”的初稿，到沉淀沉淀再沉淀的定稿，都是经过内心不断的思索、挣扎和反复磨砺才形成的。

宋老师激励我们成为科研的“好手”。宋才发教授您在授课过程中，还用您几十年积累的写作经验，启示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科研必须先当“快手”，再当“高手”，最后成就一把科研的“好手”。容不得优柔 寡断和停滞不前，否则即使“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也会被别人早早地捡走的。我确实被宋老师您的科研实战经验所折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契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宋老师就是用您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您的治学理念、您的敬业精神结出的硕果，已经散布在祖国大地的每一片角落，并且仍然不断地传承发展、开花结果。倍感自豪和荣幸的是，我也成为宋老师您众多学子中的一员。“不登高，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宋老师’之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终日而思，但不知所学。经宋老师您课堂的点拨和启发，我领悟了学术之方法，尤其是做人之准则。“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通过运用方法，再加上自己的坚持和坚强，在最美的青春年华砥砺奋进，经过不断沉淀和不断积累，效法和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我坚信自己在不就得将来，也能够成为一把科研的好手。

第五篇：魏雅琴：为人师表,劳苦功高——听宋才发老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心得

魏雅琴：为人师表，劳苦功高——听宋才发老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心得

为人师表，劳苦功高

——听宋才发老师《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心得

魏雅琴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2017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宋才发教授讲授的《研究生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眨眼间就结束了。我们进入了写课程论文作业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我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然而刚入学时那种茫然无知的状态，至今还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我感到非常的痛苦和迷茫。因为我不知道作为一名法学研究生，在这有限的三年时间里，到底应该如何读书？如何为人？如何为事？如何为学？直到听了宋老师讲授的《研究生读书与科研方法论》课程之后，我才如梦初醒，终于解除了心中的困扰。宋老师在我人生最迷茫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为我而且可以说是为我们全班同学，指明了一条步入学术殿堂的光明之路，引导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为人之路、为事之路、为学之路。

宋老师的授课极具个性和特色。记得第一次听宋老师讲课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他那洪亮而熟悉的湖北口音，听上去感觉甚是亲切，因为我也同为湖北人。然而我周围确有不少同学，对宋老师一口浓重的“湖北普通话”，似乎感到很懵，我庆幸自己能够听懂宋老师的每句话。尽管宋老师讲的是一口浓重的“湖北普通话”，但是他讲授的语言却全是典型的白话文，并不掺杂湖北的地方方言，因而稍过片刻学生们便逐渐适应了。宋老师虽说只给我们上了短短的六次课程，但是每堂课都讲得十分生动、精彩、幽默和风趣，尤其是富有热情奔放的激情。宋老师授课的方式具有独特的个性，譬如，他不仅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通过列举古今中外经典的小故事，引导我们触类旁通；而且还结合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阅历，现身说法地阐释和解惑大家提出的具体问题。宋老师那种严谨的教学态度和敬业精神，确实令我们十分钦佩。又譬如，他一站就是三个多小时，中间也不休息片刻；尽管他不用麦克风，但声音却能在硕大的会议室里回荡；他脱稿授课、激情飞扬，每讲到精彩的时刻，往往博得满堂经久不息的掌声。“兴学之本，惟有师范”。宋老师作为师者，确实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对于我随后三年的研究生生涯来说，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一讲是“著名大学与研究生教育”。宋老师开宗明义地说，著名大学之谓大，非大楼也；而在于有一流的大师、一流的学科，能够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培养出一流的社会需要人才。宋老师之所以要向我们讲“著名大学”，是因为宋老师想告诉我们，并非只有在著名大学里，才能学到真本事、才能出人才。著名大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拥有著名学科、著名学者以及著名学术成果。大学的宗旨和落脚点都是学术，是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圣地，必须提倡学术立校、学术兴校、学术治校。宋老师指出，著名大学要有高深的文化品格，人文与人本的品格，理性与宽容的品格，自由与创新的品格。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核心工作，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科学思维能力。所以，不论名校与否，只要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能够拥有新颖的创造力，清晰的科学思维能力，那么，这所高校就是一所合格的乃至优质的大学。宋老师还告诉我们，研究生不要迷信和盲目地追求名校。名校由于办学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优越一些，可以吸引更多的名师到这里来工作，因而名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几率，相比一般高等院校而言，确实要多一些、高一些。但是非重点大学或非名校，不一定就培养不出优秀人才。譬如，广西民族大学就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合格人才，甚至成为 1 广西自治区各级领导和各条战线领军人物的摇篮。宋老师告诫我们，能够考上广西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很不容易，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自暴自弃。他希望我们热爱自己的学校，要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在校时以自己的优异学业成绩，毕业后以自己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回报母校、为母校增添光彩。他认为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的高低，应当以其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学校的学术氛围等，进行综合的考量评判。

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二讲是“研究生的读书方法”。宋老师将研究生读书与以往读书进行了比较，对于大学以及大学以前的读书阶段，宋老师形象的比喻为，是一个“拿着口袋装知识”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里，学生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消化课本知识，保证考试的合格率，其基本的教学方式是灌输式，基本的学习方法是全凭记忆，基本的读书任务就是掌握现成的知识。学生在这个阶段所学的知识，都有全国统一的、固定的统编教材，其特点是有题目、有答案，只要把它找出来即可。对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宋老师更加形象的比喻为，是一个“母鸡带着小鸡找食吃”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研究生读书学习，基本上是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让学生带着要研究的问题，在知识河床的两岸，自由的采集知识的花果。其基本的教学方式是研讨型，基本的读书方法是自学型，学生的基本任务是理解吸收、融会贯通。这个阶段的特点有题目、没有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出答案来。我们现在就正好处于这个阶段，所以要尽快转变自己学习的方式方法，学会多读书、多思考，着重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对于博士生阶段，宋老师称之为是一个由“蚕”变“茧”、成“蛾”的创造知识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没有题目、没有答案，需要自己创造出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来，这一阶段我们还未经历，暂且不论。宋老师还提到研究生要具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功底，要培养自己的读书兴趣，要善于读书、好读书、读好书，将读书当作事业、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古往今来的成功人士，大多都具有深厚的知识涵养，大多好读书，唯有知识才能够武装自己。宋老师还以自己是如何读书的，作为例子来启迪我们。他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洗漱完之后，就开始看书学习；夜里十二点左右才入睡。人贵在坚持、贵在持之以恒。几十年如一日，养成了宋老师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也练就了他授课的潇洒自如、出口成章，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在读书的具体方式上，宋老师告诉我们，读书并非像小学生那样一字一句的读，要讲究读书方法，把握精读、泛读、略读、翻读之间的区分，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他希望我们做到读必恒、读必广、读必思，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书和写书。唯有如此方能提升自己深厚的底蕴，不断拓宽和加深自己的知识面。

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三讲是“研究生积累资料的方法”。宋老师在授课时指出，资料的积累与科研成果的产出是密切相关的，你对资料的积累达到什么程度，你的科研成果产出率、论文质量就达到什么水平。宋老师关于“研究生积累资料的方法”这一讲，确实令人震撼和不可忘怀。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宋老师将他从小学到现在，所有与科研、工作和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档案资料，全部整理分类并且装订成册，这次用手推车带到教室来的就有20来本。档案资料之全的程度实在无可挑剔，就连他1966年小学毕业的毕业证书、参加1977年全国大学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准考证、每年各科成绩的通知单，他独立培养的200多位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档案资料复印件，都毫无遗漏的保存完好。看着那一本本厚重的个人档案资料，尤其是看着那些一张张已经泛黄的纸张，既可以证明这些资料年代之久远，也可以窥视宋老师严谨而又规范的治学态度。宋老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积累资料的途径，告诉我们要学会有效利用公共图书资料；对自己的图书资料要非常熟悉，做到使用时手到擒来；要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取不易得到的图书资料，如到古旧书摊、收破烂那里去淘金；要处理好“买书”、“借书”、“租书”与“读书”之间的关系，收集资料与运用资料之间的关系等等。宋老师还传授给我们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例如采取做卡片、写读书笔记、摘录有用的资料等，要善于不断地收集新资料，剔除过时的陈旧资料。他还通过砖瓦匠父亲对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的教育影响为例，说明收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的极端重要性。我们除了要按照宋老师 2 传授的方法，学会不断搜集、整理个人的档案资料之外，还应当虚心地向宋老师学习，养成一种保存自己研究成果和档案资料的习惯，逐渐建立起一套自己得心应手的数据库。宋老师不只是对档案资料和研究资料保存完好，而且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保存完好无缺，无论公开发表了的还是没有发表的文章，都分门别类的装订成册，完好无损的保留至今。为师者这种敬业精神和务实踏实风格，无疑将成为我们这些后学效仿的楷模。

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四讲是“学术规范与学术论文”。宋老师在授课时指出，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之所在，学术创新是指无论什么人做学问，都必须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做学问必须以问题为导向，读书不能发现问题、不能提出问题，不等于你把书都读懂了、读透了、读好了；读书要以善于提出问题和捕捉问题为前提。一个人在多读书的同时要想做好学问，还需要具备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内外部环境。宋老师告诉我们说，做学问追求创新永无止境，必须从学术规范开始，从最基础的地方、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先易后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抓铁留痕、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只有到达了喜马拉雅山，才可以说有望攀登珠穆朗玛峰，绝不可以好高骛远、一曝十寒，做学问欲速则不达。做学问要标新但不可立异，必须克服学术异化，让学术回归真正的学术。宋老师还告诉我们，学术创新与理论构建，必须符合理论发展自身的规律，要将问题意识贯穿研究的全过程，不可以把问题意识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进行学术积累需要我们广泛的阅读和系统的研究，尤其需要带着问题去阅读，在研究中要勤思考、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我们只有弄清了学术是什么？才能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学术研究要追求实践性、讲究实效性，研究成果要为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研究生搞学术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宋老师还指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学术研究不是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应当属于那些进行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具有系统学问的人才可以为之。他一再强调我们要阅读大量的书籍，用知识充实自己干瘪了的头脑，为从事学术研究做好充分的准备。搞学术研究的人，一定要讲究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自觉做到不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写论文凡引必注，切忌浮夸浮躁等不良习气。学术不道德的行为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必须按照宋老师的指导和要求，共同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道德风气，自觉地践行学术道德风范，努力做一个有学术底线的明白人。

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五讲是“学术论文的写作与修改”。作为一名研究生尤其是学术型研究生，搞学术研究就得写学术论文。宋老师在授课时指出，做学问是一件绞尽脑汁的事情，也是一件自找苦吃的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即使吃了不少苦，也不一定就能做得好学问。当然做学问也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是一件苦中求乐、苦中有乐、先苦后乐的事情，不吃苦中苦，难有甜中甜。宋老师告诉我们，在研究生阶段做学问，一定要“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把做学问当作一件有志趣的事情去做。宋老师强调指出，法律研究生必须做到笔杆子、嘴巴子两过硬，既要有“笔杆子”的文采，又要有口齿伶俐的“辩才”。一定要将学术论文的写作，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去做，只有情真才能意切，才不至于觉得枯燥无味。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作者经过精雕细刻之后的结果，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一篇真正有质量的好论文，与其说是作者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作者匠心独运地改出来的，“好文不厌百遍改”。宋老师还给我们较详细地讲述了学术论文从选题到构思，再到写作和修改，最后到发稿，整个全过程需要注意的方法和技巧。他认为论文写作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但是搞学术研究、论文写作，有规律、有方法可寻。宋老师鼓励和鞭策我们，一定要学别人的经验，走自己的路；要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尤其不可重蹈前人走过的错路。

在恋恋不舍中结束了宋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第六讲课程。每每到了宋老师上课，我都是满怀期待的享受一场知识的盛宴。可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后一次课纵使有万般的不舍，但终究悄然而至。宋老师这次课讲授的主题，是“研究生的治学与做人”。其实这一专题所涵盖的内容，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研究生阶段，几乎没有老师会讲这个问题的。然而宋老师却高瞻远瞩地给我们很好的上了这一课，他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讲述。其一就是要作好文，首先 3 要做好人。文如其人，只有人品好，才能文品好。知识是命运的源头，机遇永远是为有准备头脑的人安排的。其二是治学要严谨。他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认为成功往往就是坚持到底、永不放弃，成与败有时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做学问就要有为学术献身的精神，一辈子都要淡泊名利，人生有味是清欢。其三是做学问要有平常人的心态。学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即使再聪明的人，也难免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因此，聪明人要大智若愚、与人为善，否则就丧失了理智和智慧。其四是做学问要循序渐进。做学问有规律可循，但学问不可速成，不可急功近利，要有“一根筋”的执着追求精神，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恢弘的气度。其五是做学问要宁静致远。他认为人生有涯、学无涯，学术创新永无止境，每个人都要不断追求学术创新，要有争做专家和行家里手的信心，他殷切的祈愿“一代后生胜先生”。

为人师表，劳苦功高。宋老师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大半辈子，他那乐于奉献、严谨求是的为学精神，豁达正直的为人态度，低调而中庸的处事风格，对学生循循善诱的为师人品，确实让我受益良多。起码在我的心目中，三尺讲台数宋老师最风流。他作为一名师者，别无所求，只想将知识传授给每一位学生；他别无所爱，只想将全部身心扑到他热爱的教育事业当中去；他不愧为“为人师表，行为世范”的楷模，真正称得上是我们这帮研究生的良师诤友。宋老师从青春年华到白发苍苍，一辈子培育博士硕士200余人，一辈子甘为人梯无怨无悔，“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宋老师几十年如一日，怀着对学生、对学术、对教育的热爱，终究踏出了一条师者绚丽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