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1级生物工程一班寒假社会调研报告 夏一凡 姚梦迪 刘柯江
北京理工大学寒假社会调研报告
北京理工大学寒假社会
调研报告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和
趋势的认识
2012-2-20
姓名：夏一凡
姚梦迪
刘柯江 学号：1120112612
1120112603
1120112622 专业
班级：生命学院2011级生物工程一班
调查目标：了解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此保护并弘扬传统艺术。
调查时间：2012年1月13——2月20 调查对象：老艺术家，文化相关以及爱好人士，青年学生，胡同居民等。
调查方式：访谈，参与演出，观看演出，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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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化建设不断深入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我国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与西方国家的交流逐步深入，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激烈。随着国民思想的日益西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正经受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随着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化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十二五计划的重中之重。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如何站稳文化阵地？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利用寒假时间，对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做了简单的调查探究，从身边着手，以京剧的传统戏曲曲艺和胡同文化为主，以小观大，通过组织观看和参与演出，与老一辈艺术家和相关人士以及观众的访谈，实地考察等形式，去粗取精，去繁就简，总结此调研报告。
正文：
一、传统文化研究现状和取向定位
【一】
一般认为，20世纪剧烈的社会变革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根本性的冲击。虽然“国学热”日渐升温和儒学“第三次复兴”的声浪日渐高涨，但这依旧不能改变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格局中已然边缘化的尴尬现状。
(一)传统文化尽管没有完全断裂，但它更多地表征为由习俗所支撑的文化碎片。
众所周知，在近代五四运动猛烈地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旧礼教旧道德之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就因其封建性而日益“走出历史”并边缘化，而“文化大革命”更是彻底否定了孔子和儒学，造成了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即使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也已是明日黄花，它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纷然杂陈，以共时性的方式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问题在于，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工具理性、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等现代文化的过度膨胀在冲击民众原有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加剧了民众对学习、认知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迷惘。此外，反本质、反整体、强调多元和差异的后现代文化打着拒斥“宏大叙事”的旗号，进一步把传统文化解构为七零八落的文化碎片。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具有浓郁后现代文化色彩的周星驰的“无厘头”系列电影，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并深深地影响了青年一代。尽管政府与媒介正在尝试通过多种途径对传统文化进行修复，然而，除了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的学术研究之中外，传统文化更多地依靠戏曲、祭祀、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文化碎片来维系和传承，它已不再是一套完整的安顿人心的意义系统和纪纲世界的价值体系。
(二)传统文化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拟的。
应该看到，尽管传统文化已经丧失了文化领域内的独导地位，然而，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却转化为民众的某种习俗、心理定式和情感意向，并潜移默化地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发挥作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正是此意。直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地信奉着以德服人、人际和谐、家庭和睦、崇敬祖先、敬业乐群、勤俭自强、明礼诚信和爱国守法等传统观念，反对以力压人、个人本位、好逸恶劳、见利忘义和骄奢淫逸等。这些都是切 2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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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实地发生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真情实事。但是，传统文化赖以生成的自然经济、宗法制度、泛神信仰等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分崩离析，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性和同一性早已终结。因此，传统文化既“在场”又“不在场”，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虚拟的文化资源体现在思想观念中而非社会现实中。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德里达的提示，诠释优于原创，学者和媒介便可以对经典作出自由诠释和随意解读，在意义的开放中“抽象继承”传统文化。譬如，在收视率颇高的《百家讲坛》栏目中，于丹讲《论语》和《庄子》，根据个人心得对经典进行与主流学者迥然不同的解读。不管于丹的解读是启蒙抑或是曲解，都恰好反映了传统文化这种现实与虚拟交织在一起的特性。
(三)传统文化往往被泛化。
本来，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那么多的“传统”，人们并不总是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行事。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对人们行为的规约功能也是有限的。但是，近年来一些人片面夸大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把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与社会现实的各种弊病统统归因于传统文化，从而使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变换为文化问题，以此逃避责任和掩饰失误。更有甚者，一些人缺乏文化自信，极力渲染甚至贩卖传统文化中的“阴暗面”，以对西方的迎合代替对传统的守望。举国产商业大片为例，《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都把目光瞄向了传统文化中最糟粕的宫廷争斗、权谋诡计和家庭乱伦，并把糟粕当趣味甚至作为赢得老外欣赏的噱头，虚构了一个“西方视域中的中国镜像”，已经远远出离了哗众取宠。相反，另一些人却把传统文化当做解决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良药所在，甚至不恰当地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归功于其儒学价值取向。他们宣称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是人类的希望，开私塾，穿汉服，背古文，大兴复古之风。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认识都存在着泛传统主义的错误倾向，要么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阴暗面”，要么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喧嚣纷争中扰乱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四)传统文化尚未实现创造性转化和现代化转型就其现状而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从器物层面看，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观念深入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文化中工具理性的缺失。从制度层面看，不断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维护了民众的基本自由和民主权利，使民众实现了当家做主。不过，从观念层面看，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尚未得到彻底改变，其惰性和痼疾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绊脚石。事实上，讲人情、官本位、等级制、家长制、群体本位、因循守旧、平均主义等传统文化的腐朽思想对一些人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尚古拒变、厚古薄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心理定式和认知模式。纵观近年来的《大明宫词》、《雍正王朝》、《英雄》、《投名状》、《赤壁》等国产影视巨作，其主题往往取材于历史故事，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三教九流嚼了又嚼，表现出某种“向后看”的传统文化情结，而在宣扬科学精神、民主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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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法制精神、社会正义等现代文化方面则乏善可陈。显然，要使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现代化转型，不仅要在器物层面发展科学和在制度层面完善民主，还要在观念层面自我扬弃、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并进而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
如果用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更多的是困境。不难想象，随着日益强大的全球信息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转型将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其话语权和认同度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二】
从文化系统和文化结构的维度来看，克服中国传统文化上述困境的途径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根据社会现实、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展战略重新定位传统文化，正确把握其发展取向，使其负面效应得以消解，以便发挥其无过无不及的最优社会功能。
总体上讲，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资源对各种社会文化领域有所助益。孙隆基曾说:“中国历史上任何‘表层结构’意义的变动都是使‘深层结构’越来越没有变化的因素，因此，由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来的‘深层结构’遂表现为一个‘超稳定体系’的形态。”[1](P11)他的这番偏激的结论当然尚需仔细考证，但至少提醒我们关注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不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循环于一治一乱而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可见，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等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现代化建设这个社会现实，这要求我们必须把不断发展科学和完善民主作为主流文化去推动经济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至于传统文化，它作为一个摆脱了意识形态角色的文化形态就只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次要环节，其基本社会功能是维护价值理性和提供人文关怀，并不断通过现代诠释和“返本开新”消解其负面效应，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不至于与科学和民主的发展相冲突，最终在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中得以弘扬和传承。
当然，传统文化能作为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批判者和补充者，以映照和弥补后两者的缺陷。浸染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之中的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科学主义。大多数现代人认为科学技术是万能的。然而，科学技术代表的是工具理性，不是价值理性。科学技术终归是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形而下”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人的道德、情感和心灵问题。二是物质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功利化及由此而产生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容易使人们的精神追求变得贫乏，并导致人性异化。三是虚无主义。后现代文化所散布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容易使人们趋向于躲避崇高、理想和信仰。20世纪以来，面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所造成的上述精神危机和价值混乱，斯宾格勒、道森、贝尔、麦金太尔等西方学者大声疾呼，西方文化要恢复生命力，就必须回归古希腊和基督教传统并到那里寻求智慧。贝尔指出:“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2](P24)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能为当 4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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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人重建精神家园提供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儒释道互补的文化机制能使人免于虚无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侵蚀，而“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生以载义”、“为仁由己”、“德得相通”、“忠恕之道”、“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能为当代中国人提供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准则，乃至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
进而言之，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普世价值可以成为当代中国融入全球化和赢取话语权的文化资本。早在1972年，汤因比就指出，“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3](P393)。按照汤因比的提示，全球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一体化，也不是一般地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而是把文化差异作为一个前提，主张不同文化加入全球化的流动与交换，即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彼此认同，从而在一个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建构未来人类文化系统。其实，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强调“道不远人”，不尚宗教和武力，可以与工具理性和市场经济形成比较合理的紧张，从而为未来人类文化系统建构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对此，梁漱溟说中国文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则以理性早启，趋重于道德之自觉向上，宗教遂以不足；再则以理性早启，乃不以对物者对人，更且以对内者对外；惟相安是尚，不尚武力”。[4](P227)无疑，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和谐精神、仁爱精神和忠恕之道等观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可以通过参与全球性交流与商谈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能否成功实现跨文化对话和现代化转型，是未来中国能否在21世纪发挥全球性影响的重要变量。
【三】
必须指出的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多元共存的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撇开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而去妄论传统文化的发展取向问题。更确切地说，只有从传统文化的上述现状和定位出发，不断推动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并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在三者的良性互动中使传统文化走出困境。基于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发展取向有三:
(一)自觉地推动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
不断变革自身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传统文化转型的内在要求。传统文化只有深入消化、吸收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积极成分，并对其弊病加以批判和扬弃，同时创造性地转化其固有精髓，才能使当代中国在保持文化认同时不断有“旧邦新命”的发展。具体地说，一方面，必须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的内容。诚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指出的:“文化以世界观为基础，并且只能产生于许多个人的精神觉醒和伦理意志。”[5](P83)我们必须立足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治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维度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最终为人类进步创立有价值的世界观。近年来，我们在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协和万邦”等观念基础 5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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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提出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共处”等思想，既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又符合开放、宽容和多变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普遍要求，必将为未来人类文化系统建构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性地更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实，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必是单一呆板的，它也可以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一个成功的事例便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巧妙运用现代高科技和美轮美奂的造型艺术，以令人震撼的表现形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高度赞赏和认可。
(二)不能任意解构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强调意义是不断滑动的，因为符号只会把我们引向更多的符号”[6](P175)，因而后现代文化力图通过去经典化，在意义的推延中解构文本、解构历史、解构现实，然而，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精髓尤其是优秀传统道德是维系社会秩序和提供人文关怀的价值底线，绝不能出于哗众取宠、迎合西方、商业运作等目的而被任意解构、篡改和颠覆。由此，我们应营造与传统文化兼容的社会氛围，在各级学校中适当加强古汉语、繁体字和礼乐教育，在各种媒介上普及国学知识，正确地合理地规范地引导民众学习、认知和传承传统文化，通过圣化与俗化的双向互动使传统文化的固有精髓内化为个体的人文精神，不断提升传统文化传承的实效。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实施“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在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前提下与其他民族开展跨文化对话和商谈，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消除文化隔阂和偏见。惟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外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误读和泛化，以维护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三)要努力化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紧张。
毕竟，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各有其社会功能:传统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涵盖真、善、美的意义世界，能维护价值理性，能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和终极关怀；现代文化追求科学和民主，有利于改善生活水平和建构良好秩序；后现代文化则提供富有想象力的批判尺度，向各种思想开放并“破”中有“立”。三者之间既冲突又互补，在一定条件下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换言之，传统文化有助于缓解现代文化所造成的精神危机和后现代文化所造成的价值混乱，现代文化可以弥补传统文化的理性缺失和后现代文化的意义漂移，而后现代文化则能矫正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追捧和对现代文化的盲目推崇。一句话，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绝对对立的误区，努力化解三者之间的紧张，扬长避短，高扬现代文化以推之，传承传统文化以挽之，汲取后现代文化以审之，从三者的合理配置、多元共生和有机整合中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参考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现状、定位、与发展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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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州书馆成立一周年传统曲艺晚会的举办带给我们的心得和启示
神州书馆是我们一群热衷于传统文化，执着于传统艺术的90后于2010年北京市第19期学生业余党校学习期间成立的。一年多来，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队伍不断地壮大，逐渐茁壮成长，经常性的到各敬老院，社区进行慰问活动。2011年7月22日适逢书馆成立一周年之际，我们秉承着继承传统艺术，弘扬传统文化，为古老传统注入新生力量的目的，在北京市宣武区，宣南书馆举办了一台以京剧、相声、评书、快板、京韵大鼓为主的传统曲艺晚会。为了更有效的锻炼自我，提高艺术水准，我们特地邀请了老一辈京剧表演艺术家吴吟秋先生，京剧大师马连良之爱侄马崇禧先生，以及多名知名的京剧票友，相声爱好者。晚会的观众多数由我们党校的同学以及其他老师同学组成。
为了深刻演出的意义，我们特地在事后与到场的艺术家以及部分观众针对传统艺术（以京剧相声为代表）进行了访谈。对于传统艺术的现状，吴吟秋先生谈到“时代已经变了，观众的口味也变了，祖宗留下来的老玩意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口味。”面临着风卷云涌一潮又一潮的外来文化侵袭，加之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传统艺术无形之中已经被许多人淡漠甚至忽视。这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正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邯郸学步之危的西洋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在场的青年观众的采访中，当我们问道“你能否说出几首外国歌曲以及相应的歌星名字”是大家毫不犹豫脱口而出，但当我们再次问道“你能否在说出几位戏曲大师的名字加之他们的代表作”时大多数同学都木然了。当然，我们的意思不是说喜欢西方艺术有什么不对，能被大家接受喜爱的各种艺术都是值得人尊敬的，但是否也应该对养育我们祖祖辈辈的华夏土地上孕育千年的传统艺术有些基本的了解呢！
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将文化建设作为十二五计划的重中之重，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挽救、恢复、振兴、传承传统艺术。马崇禧先生有言“要想使年轻人了解甚至喜欢上这些传统文化，就要让他们多接触，把这些东西推到到他们的身边。”没错，在我们神州书馆的成员中，基本每个人的家里要么有行里的，要么有人酷爱，最终归结一点就是耳濡目染，其本质就是要多听多看。然而家里没有这样先决条件的年轻人，在外也极少能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很简单的例子，大街上、商场超市、购物中心、饭店餐厅、度假村经常会播放一些音乐和歌曲，其中大多数会是西洋音乐或者现代音乐，很少会有播放传统曲艺的。文化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就像教育一个初出襁褓的娃娃，要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做什么好。可如今，这却成了因幕后的秘密。电视是当代文化传媒的关节媒介，其文化引导普及的作用不言而喻。然而，现在的的电视节目的含金量实在不敢恭维，甚至在文化引导方向令人寒战，不敢想象在这样的文化引导下将来的会是什么样子。2009年之今我参加了不少电视台组织的文化节目的录制，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过才知道这时间多么恶心的事情。编导，主持，嘉宾所有人对着摄像机信誓旦旦的谈吐言辞时，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呗这含水量极高的言语沁浸着，他们并不知道，如果应笸箩量一量这些言语，实实在在的少之又少。之所以如此核心就是——利益。可想而知其他的传媒渠道也不免被污染。
转回晚会。多接触传统文化，的确对普及有很大的帮助，演出后我们了解到，多数青少年朋友从未到剧场观看过一台传统曲艺的晚会，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却都能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将3个小时的节目完整的看完，甚至有人能够通过这台晚会喜欢上某一传统艺术形式，这对我们也是极大的鼓励。这说明传统艺术仍然具有深厚的魅力。
通过举办演出，以及同大师和观众的对话中，我们收获了许多。当谈及传统艺术的发展时，老先生都是那句话“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也都不约而同的强调了传承是基础。传承是发展的根基，没有传承下来的成果，何谈创新，那所谓的创新怕是遗臭千古都谈不上，正如现在某些急功近利的人所臆造的。对于发展，我仍然属于保守派，有新用心则创，有情用心而承。照现在的趋势，能尽最大能力的挽救失传剧目，传承经典，为后人留下历史的积淀，印下传统的印记，不要让炎黄子孙丢了中华的魂！
（撰稿人：夏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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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同文化映射的传统文化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的城市小巷。由于北京古时城建就有严格规划，所以胡同都比较直，星罗棋布，共有7000余条。
胡同文化是北京的俗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比如”“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等等。可以说胡同文化也是良莠不齐，应该有弘扬，也应该有抛弃。
从起名字看出胡同文化，要说起这胡同的名称，还真是五花八门的。以形象标 1．以形象标志来命名
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如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2．以地名命名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
３．树木植物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４．方位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象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５．北京的土语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６．吉祥话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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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7其他
有的是根据历史事实命名，比如东枪场胡同，它是历史上的一个枪支制造厂的根据地。有的以神话故事命名，如铸钟胡同。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
看看现在，虽然北京是一个文明古城，但是也已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许多胡同被拆除，取而代之是高楼大厦。在北京高速发展的同时，虽然保留着胡同的风貌，胡同，狭窄、拥挤，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落伍于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变化。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留下的胡同中，有的名称从元朝一直叫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像砖塔胡同就是一例；有的也将原来粗俗的名称变的文雅了。如驴市胡同改成了礼士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了侯位胡同、鸡爪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以意思好的同音字，取代了不好听的字。属谐音转换，而且叫起来与原音又差不多，胡同里的人们都乐意接受，因而就能流传开来。
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上，政府做了许多努力。比如改名字这一事上，政府征求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在得到大家的支持的时候，再改，才能把名字叫响亮。政府也为了保护胡同文化，而没有将所有的胡同都拆除，而是选择有特点的留了下来，并且进行了保护„„
我想，虽然时代在发展，了解胡同，关注胡同的人将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我们有心，有责任，我们的胡同文化是不会丢的。
（撰稿人：姚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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