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学习时报刊文: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四个局限
学习时报刊文:中共纪律处分条例有四个局限
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角度看,应该抓紧对《处分条例》的制度定位、体例结构、具体内容等进行认真研究,按照“化繁为简、突出重点、与时俱进、严谨规范、有效管用”的修订思路,结合中央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部署和十八大以来党规党纪建设的经验,对《处分条例》及时加以修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下称《处分条例》)颁行于2003年,在反腐倡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处分条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关注。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角度看,应该抓紧对《处分条例》的制度定位、体例结构、具体内容等进行认真研究,按照“化繁为简、突出重点、与时俱进、严谨规范、有效管用”的修订思路,结合中央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部署和十八大以来党规党纪建设的经验,对《处分条例》及时加以修订。
现行《处分条例》的局限性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的不断深入,《处分条例》已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新形势和现实工作的需要,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突破了党内的范围。《处分条例》中贪污贿赂行为、违反财经纪律行为、失职渎职行为等条款的事实描述中,把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等作为违纪行为主体,突破了党内的范围,造成适用中的困惑,影响执纪实效。
体例内容刑事化。《处分条例》的体例基本参照《刑法》,而刑事规范和党内法规因在制度定位、制度目标、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处分条例》很多方面“嫁接不畅、水土不服”,内容大而全,庞杂繁琐,党纪特色不明显。分总则、分则和附则三编,一共15章,178条。总则分为五个章节主要是关于处分原则等总体性规定。第二章分则是整部法规的核心内容,对不同违纪行为的界定和具体罚则,分为10类违纪行为,其分类标准较为混乱,部分是按照党纪种类进行分类,如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行为分类,其余多数按照刑法中犯罪行为类型分类,如失职渎职行为、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分类下的违纪行为刑事色彩浓厚,与对党组织、党员的特殊身份纪律要求切合度不够,使用率不高,有些条文几乎闲置。
缺乏有效衔接。《处分条例》第八章专门以一个章节11个条款规定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界定了违纪构成并按照情节轻重提出了具体的罚则。《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52项禁止行为,违反廉政准则的行为如何适用《处分条例》,又通过一个实施办法加以细化,三个规范性文件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效力层级不清,需要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都有相关纪律处分的内容,造成重复交叉。
违纪标准不够明确。《处分条例》规定的很多违纪事实描述部分多为定性描述,缺乏定量描述,处分标准不清晰,容易造成执纪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处罚可能畸轻畸重,惩处宽严不一,影响纪律处分的公信力、约束力和执行力。影响惩戒实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处分条例》反映不出最新纪律建设和纪律处分的成功经验。
修订《处分条例》的具体思路和建议
《处分条例》的修订既要坚持维护国家法治精神,在有关条文的设置方面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保持衔接,同时又注意使其具有党内法规的特点,符合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明确处分标准,统一违纪行为名称,提高纪律处分的规范化水平。
以纪律类型划分分则内容。《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规定:“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建议《处分条例》中分则违纪行为类型按照违反政治纪律、违反组织纪律、违反财经纪律、违反工作纪律和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这五类来编排。同时,按中央领导的要求和反腐倡廉形势需要,突出对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处分。还要注意纪律要求和纪律处分前后对应,衔接一致,有什么纪律要求,对违反纪律规范的行为就应该有什么惩处措施。另外,在具体内容的编排方面,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涉及公款浪费行为纳入违反工作纪律部分,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纳入到违反生活纪律的部分。
科学构建纪律处分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体系。要构建层次清晰、科学有效的纪律处分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体系,建议将五大纪律的行为规范分别进行整理提升,建成五部集成程度高的行为规范准则,其中不规定惩处措施,或只需要做一条关联性规定,如违反以上规定的按照《处分条例》进行处分。《处分条例》则对应这些纪律规范的行为,逐一对违纪行为进行认定并提出具体的违纪处分措施。再通过规则、规定、办法、细则加以细化,一是对行为规范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二是对具体的违纪行为如何适用《处分条例》加以解释。
理顺党纪处分与其他责任追究制度的逻辑关系。一是处理好与政纪处分的关系,现行《处分条例》制定于2003年,在当时惩戒类规范不甚健全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惩戒领域的“无法可依”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尤其是2007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行政机关公务员纪律处分条例》和监察部2012颁布施行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政纪处分纳入法治化轨道。再将以上两类主体都作为《处分条例》的适用对象就没有必要了。《处分条例》的适用范围就应该明确限定在党组织和党员,做到党纪政纪处分“各就各位、各负其责”。二是要处理好几种党内追责方式之间的关系,党内除了党纪处分外,还有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领导干部问责和依据《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不到位的追责,这几种惩治措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相互关系应进一步厘清,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情形还需进一步划清。
加强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对外主要是处理好与刑法的关系。现行《处分条例》一共178条,其中有70多条同刑法等国家法律重复。党纪法规属于特殊行为规范,内容应该反映和遵循党的制度建设规律。建议删除《处分条例》不突出党纪特色的与《刑法》重复的内容和条款,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行为、失职渎职行为、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等相关条款。为保障与《刑法》的衔接,建议保留《处分条例》第三十条关于犯罪被判刑给予开除党纪处分的相关规定。
另外,为体现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要求,对于尚不构成刑事犯罪,对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违法行为,受到过治安处分的党员和其他有违法行为受到过政纪处分的党员,可规定对应政纪处分的种类相应处以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等处分。
及时整理吸纳最新纪律惩治的做法和经验。制度建设要做到与时俱进,就需要增补处分情形,细化相关规定,注重把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上升为党内法规。十八大以来一共出台了30多部廉政新规,除几部倡导性规范文件外,都有违纪事实认定、违纪处分的相关内容。为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对一些如公车私用、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营业性晚会、收受商业预付卡、滥发津贴补贴、违规公务接待、公款送礼等原来没有规定的行为,提出了纪律要求和惩处措施。有些同样的行为,在廉政新规中的要求比《处分条例》更为严格或更加细化,如《处分条例》认定在工作时间赌博为违纪行为,而在中央政治局“六项禁令”中,则严禁组织和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处分条例》将公款旅游作为违纪行为,而在《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扩大细化到“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和“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处分条例》禁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中央“六条禁令”提出更为严格的“一律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宴请”,这些纪律方面的新要求都应反映在《处分条例》修订中
第二篇:外交部长王毅在学习时报刊文 谈中国与各大国关系(本站推荐)
坚持和平发展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王毅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不久,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重要理念,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国梦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中国梦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中国梦是我们的崇高目标,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历程,我们认识到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掌握了一个法宝,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展望到本世纪中叶的30多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能更为顺利地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就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国梦营造更为有利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的东方大国,只是到近代开始衰落了。多少代中华民族志士仁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终于迎来了民族复兴的曙光。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世界上12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未来几十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必定是一段振奋人心的岁月,同时也将是一段充满风险挑战的旅程。从外部来看,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化解国际上对中国未来走向抱有的各种担心和疑虑。中国能否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规律”,最大限度地减少民族复兴的阻力,以最小代价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一重大课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摆到了所有中国人的面前。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党深入研究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当今时代潮流,明确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国决不会走历史上大国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而是坚定致力于探索一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新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适应国情世情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不仅写入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而且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做和平发展道路的践行者。
这条道路的出发点在于,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
世界和平;这条道路的落脚点在于,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民族振兴,同时又带动其他国家共同繁荣。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相互依存、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本国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密切结合的新型发展道路,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大创举,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科学依据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首先,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活。地球越来越小,世界越来越平,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同样是两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冲击的只是美欧日,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席卷了全球,无一国能够幸免,无一隅可以偏安,人类社会第一次真正形成了全球化。如果说,冷战期间美苏依靠核威慑打造了“恐怖平衡”,那么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越来越通过利益融合形成了“利益制衡”。同时,各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也日益增多,都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可以说,整个世界正在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声音不断增强,支持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的力量日趋增长,这将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因此,坚持和平发展,不仅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十分突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要加快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坚持并践行和平发展,其他国家则会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友好的,不是扩张掠夺;是互利共赢的,不是零和博弈。只有这样,我们发展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发展日益呈现出本土利益和海外利益并重的巨大转变。维护好、发展好不断扩大的海外利益要靠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需要我们与各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需要我们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
再次,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必然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执政理念。对内要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要主持公道、捍卫公理、伸张正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征,也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仁者爱人的人本精神,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等等,都为我们今天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形势下推进我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思路
新形势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我国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稳走远走好指明了方向。
要把中国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开拓我国和平发展的广阔空间。今天的世
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只有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了,各国才会得到更多的份额。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2013年,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与各国签署800多项合作协议,特别是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联通和发展规划的对接,充实了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号角。新形势下,我们要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更好地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更紧地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更多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为我们的和平发展开辟越来越广阔的空间。
要努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协调发展,改善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大国是影响世界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大国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平发展之路能否走得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外交开局的一条主线,就是积极稳固和拓展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走向为世人所瞩目。中国是上升势头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很多人担心的就是中美两国是否会相互冲突。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应邀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应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归纳了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积极响应。这次历史性会晤明确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当然,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需要中美双方,包括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实践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双方保持政治定力,持之以恒、不懈推进的长期事业。
俄罗斯是我国周边最大邻国和世界大国,中俄两国都处在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俄关系发展得好,我们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战略协作伙伴。总书记上任后首访首站就选择俄罗斯,充分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欧洲是世界上的重要一极,同我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充分挖掘中欧合作潜力,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事业。
印度是重要新兴大国,保持中印关系和谐,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和平发展,也攸关新兴力量的团结。
总的看,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在新一届政府开局之年都实现了平稳过渡,并且取得了新进展。今后,我们要继续紧紧抓住大国关系这个关键,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对话,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利益融合,持续改善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
要不断巩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打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地缘依托。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大国。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和平发展进程始自周边,也要依托周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专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形势下周边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特别是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四字箴言”是新形势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份生动宣言,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一个精辟概括,也反映了我国新一届领导人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
“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中国与东亚国家同受儒家思想的深厚熏陶,与南亚国家共享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与中亚国家拥有丝绸之路的历史纽带。可以说,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与周边各民族人民在人文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亲近感。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然。多年来,我们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
“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中华民族向来讲情重义,诚信待人。我们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许多感人事迹和动人佳话就是我们用真诚换来的。对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一些争端,我们在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愿意本着诚心诚意的态度,与有关当事国平等协商,争取妥善处理。
“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10年前,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率先与东盟启动双边自贸区商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而且在不少条款上照顾了东盟国家的关切。2013年,我国领导人又向东盟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和“2+7合作框架”,包括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施惠的诚意。
“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10+1、10+
3、东亚峰会等各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我们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谋求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我们搞大国外交,就要培养我们的大国心态、树立我们的大国情怀、体现我们的大国气度,特别是对待中小国家和邻国更应如此。
同时,我们要坚决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稳定。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坚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坚持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方决不允许在我们家门口生乱生事,决不接受中国的发展进程再度受到干扰和打断。
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是日方引发和造成的,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日方应正视现实,谨言慎行,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权益的事情。历史问题至今仍是不时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
因素之一。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只有坚持和平走向,才能真正得到邻国信任。日本方面应该懂得这一基本的道理,切实尊重人类良知和公理的底线。
要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夯实我国和平发展的牢固基础。在国际交往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时,如何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观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书记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我们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我们要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入挖掘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新机遇,探索合作的新方式,切实帮助他们实现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提供我国和平发展的公共产品。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坚定维护者。我们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外部势力无理干涉别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内政。中国是国际发展事业的大力推动者,我们积极致力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认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一个和平发展、更为强大的中国必将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要建设强大国防维护国家利益,构筑我国和平发展的坚实保障。和平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排除和化解各种干扰与阻力。要把和平发展道路走通,走到底,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国防实力的增强,不仅能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核心利益,使我们能够更加集中精力于和平发展,也将对任何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挑衅形成有力威慑,达到“以武止戈”、避免战争的目的。中国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越发展壮大,包括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越是和平力量的增长,越有利于世界和平。
中国的发展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同时,我们也不允许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侵犯。如果有人误以为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怕惹事,肆意向我们挑衅,结果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在坚持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也要倡导其他国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使和平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政策取向。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收益,强化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支撑。中国外交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获得前进的动力。长期以来,我们通过和平发展壮大了自己,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好海外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打造好海外民生工程,不断改善和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我们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
订相互简化签证直至互免签证的协议,使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行更为快捷舒适,让更多外国民众更方便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这样就能不断扩大支持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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