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政府之手应远离司法天平

第一篇：半月评论：政府之手应远离司法天平

政府之手应远离司法天平

王海

三年前，太原一起强拆致死案引起舆论关注；今天，因为当地政府向法院发公函为行凶者“求情”，再次引起舆论大哗。

据媒体报道，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发生强拆案，一村民被强拆者翻墙入户棒击致死。太原市政法委和晋源区公安局确认，拆迁公司委托没有拆迁资格的柒星保安公司老总武瑞军组织强拆，参加行凶的有几十人。事发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武瑞军等17人获刑，被告人不服上诉。此案历时近3年，今年9月，太原市中院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审此案。庭审时，死者家属发现了两份由事发当地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函，显然是为被告人求情。

舆论认为，政府此举涉嫌干扰司法。10月23日，太原晋源区政府办回应称，政府向省市两级法院发公函“恳请慎重量刑”，主要是考虑维稳压力，区政府向法院发公函，“主要是想督促一下法院”。

人民法院的标志是一杆天平。何谓天平？其一是不偏不倚，其二也意味着稍微加上哪怕半克砝码，就会失去平衡。失去平衡的天平，对渴望法治的社会来说，是个悲哀。而在这个事件中，显然太原晋源区政府亮出了“有形之手”，想把天平的一边压下去。

何谓法治社会？何谓依法治国？真正的法治社会，包括政府在内的法律主体有明确的规范和行为准则。所谓准则，就是舆论动不得，金钱动不得，行政权力也动不得。惟其如此，才有个体的安全感，才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一些法律界人士的看法，政府公函“请求”法院判案“慎重”，政府此举首先就不慎重。

其实，政府通过公函等形式，赤裸裸地干扰司法，太原此案并不是第一例。之前，重庆涪陵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曾经发公函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四川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要求其所管辖的各律师事务所禁接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案件；陕西省高院在审理一起矿权纠纷官司时，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函称“如最高院不维持原判，将对陕西稳定造成消极影响”；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还曾以会议决定形式否定已生效的该省高院判决。

类似事例林林总总，都在证实着我们法治社会的不健全，以及行政权力对司法独立的不理解和不适应。行政应当尊重司法，而不能干预司法。所谓“法治”，就是行政应该尊重独立审判。

行政干预司法，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是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强大惯性的表现。我们总是批评“全能政府”，而全能政府的另一个含义，那就是全权政府。所谓全权，当然是行政司法一肩挑。就像古装戏里的县官审案：县官坐上公堂，既是县管，又是法院院长，还是公安局长，还是刑侦队长。正因为如此，七品芝麻官才被百姓称作“青天大老爷”，同时也有“破门知县”一说——意思是小小一个知县，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足以灭人满门，毁害人全家。

其实，就太原市晋源区政府发公函求情一事，尽管是行政干预司法的表现，但毕竟是庭审上可见的黑纸白字的“表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证实了司法力量正在渐长。此前，类似事件可能公函都不需要，只需行政主官一笔批示，或者只是一个会议“达成共识”甚至直接“下死命令”。彼时，司法只是行政的一个工具，是实现行政意图的一个手段。这种现象，今天依然存在：比如在个别地方，法院就接受了政府的“指示”，有关拆迁占地的诉讼一律不接。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当前，中央正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落实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宪法原则，坚决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笔者认为，法治社会要想前行，应将“行政干预司法”作为一个政治禁忌。只有制定的法律首先得到政府的遵守和执行，老百姓才会更尊重政府、尊重法律、尊重司法权威。政府首先不尊重司法权威，哪怕以“维稳”的名义，其实是在破坏社会稳定。

第二篇：半月谈2014年第20期半月评论：师德,应成为社会道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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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划定高校教师师德禁行的七条“红线”、首次明确高校是师德建设责任主体——教育部日前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使得我国师德建设体系覆盖了大中小学，将教师的道德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不仅教师的道德行为有了更明确的准则，师德的建设也有了更明确的长效措施。师德建设，应该承担起引领社会道德建设的责任。因为，师德是社会道德的标杆。

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天地君亲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教师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教师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生的导师。教师还是一个高尚的职业，有人将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有人将教师比作园丁，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教师在社会中也享有较高的地位，各级政府部门也一直致力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提高教师的待遇。

如今，在教师队伍中，绝大多数教师都是默默奉献、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品德高尚的好老师。然而，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教师理想缺失、教学敷衍、学风浮躁，甚至学术不端、言行失范、道德败坏。特别是近段时间，从小学教师带女生开房到厦门大学博导诱奸学生;从学术造假、论文抄袭到院士违法套取科研经费，媒体曝光了不少教师失德甚至违法行为，突显了师德问题的严重性。

教师失德事件频发，师德师风失范，固然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地方存在的师德建设滞后，对师德要求不严，对失德行为追究不力的现实。一些学校普遍重智育轻德育，只重视升学率、学术成果，不重视教师道德品质培养;师德规范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对教师失德行为漠视、放任、姑息，不依法依规追责，甚至“护短”，将严重违反师德的教师仍然留在讲台上。一些教师个人丧失道德约束，缺乏道德敬畏之心和职业神圣感，也是导致师德滑坡、行为失范的重要因素。

师德建设是重塑教师职业尊严的时代呼唤。

教师的职责是塑造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的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各项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作内容和历史使命，使得这个职业具有更高的职业标准和要求，尤其是对从业者的道德品质有更高的要求和规范。

唐代大文豪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教师首要的职责。所谓传道，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要求传道者自身要有道，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了，不仅无法履行好传道的职责，还会将学生引入歧途。

君不见，教师的一言一行对成长中的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学的蒙童幼儿到大学的莘莘学子，在人生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都是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下度过的。我们看到，初入学堂之儿童往往以老师之言为“圣旨”，以老师之行为模范。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往往超过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在学生面前，既是镜子又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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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只有广大教师成为品行高尚之人，才有可能带动并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师德建设不仅仅是要纯洁教师队伍，使之达到职业要求，师德建设更是对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中，教师职业因其工作的特殊性而社会影响巨大且深远，师德建设也就应该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标杆。

师德，是深厚的知识学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师德需要教育培养，更需要老师自我修养。另一方面，还应建立师德档案、考核奖惩机制，完善优胜劣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强化师德监督和评价体系，让教师自觉遵守师德准则、履行职业使命。同时，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办学体制等改革要向纵深推进，让教师真正珍视并热爱“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

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意见》对高校师德管理责任的强化值得肯定，但制度最终转化为师德建设的助推力，还需要高校积极作为。师德建设委员会能否发挥职能，师德考核能否真正做实，失德教师的处置能否及时、公平、公开，都将决定师德建设的成效。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们也要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学校所能做的，除了在学校普及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外，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教师行为必须积极主动地配合司法部门的调查，按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定办，决不能抱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们期待以《意见》落实为契机，各地各校在师德建设上真正下狠劲，出实招，用新举措带来师德建设的新气象，以促进全社会道德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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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3年第6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命

2013年第6期半月谈半月评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革命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备受瞩目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获得批准，政府自身新一轮改革在换届之际正式启动，迈出稳健扎实而影响深远的重要一步。

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中央领导的铿锵宣示，在时隔3个多月之后，落实到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实际行动中，有力回应了公众对于深化改革的强烈期待。

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在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更好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进一步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边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取得新进展。作为上一轮大部门制改革的延续和完善，本轮机构改革有望成为释放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的新支点。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

政府机构改革向来被视为改革中最大的“硬骨头”。机构撤并，无疑会减少官位;而职能转变，意味着权力格局和利益蛋糕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这无疑都是在“革自己的命”、“割自身的肉”。如何达成改革共识，凝聚起强大的体制改革动力，在改革中体现机构精简、职能转变、运行顺畅、效率提高的要求，考验政府的勇气，更检验改革者的智慧。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先后进行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的机构设立和职能调整始终伴随和适应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凸显政府自身改革的演进轨迹和转变职能、提高效能的不变追求。

经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加大，促进了社会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自身围绕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计划经济的职能不断减少削弱，服务和保障市场健康运行方面的职能不断强化，制度“转轨”稳步推进。

尽管成效显著，但如果用严格的标准审视，植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门职责分工仍未彻底整改，国务院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推诿扯皮、公共资源碎片化频现;有些领域“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安全事故在部门林立的背景中接二连三发生。一些部门抓大事管宏观不够，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有抬头增多趋势，这些已影响行政效率和政府权威，客观上容易导致不作为、乱作为，甚至给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留下空间和机会。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实现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压力较大。必须通过政府转变职能,进一步改善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支撑，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机构是躯体，职能是灵魂。如果政府职能得不到转变，机构改革就只是表面上的拆拆建建，看起来热闹而 1

已。

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方向转变。经济社会要发展，一个好的发展环境至关重要。从市场准入到市场监管，政府职能的核心要求是营造一个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制度环境。办个企业，行政审批手续多，市场准入门槛高;办了企业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反而没人监管，伪劣商品横行，这是本末倒置。适当放权，不是要放弃监管，而是要少干预经济的具体运行，要对违法的市场行为时刻警醒，及时采取措施。同时，政府要信任社会自治的力量，给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很多事情上，让社会组织做比政府亲自去做效果更好，“性价比”更高。

政府职能要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方向转变。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职能的基本内容。从“单位人”到“社会人”，从单位“办社会”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个人对单位和组织的福利依附大大减弱，依据市场需要来配置人才和人力资源成为可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既是满足社会高效运行的途径，也成为提升人民幸福感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对政府机构的名称、级别和分工并不太关心，只看办事是不是“痛快”了,服务态度是不是变好了。

政府职能要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向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鼓励公平竞争，也要捍卫社会公正底线，避免竞争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动摇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这决定了政府既要积极推动反对垄断、鼓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建设，也要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搞好再分配调节，体现社会公正要求。

在坚持中深化，在探索中完善，政府自身的改革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实事求是、稳中求进的策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也没有完成时，只能是不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实事求是地改，与时俱进地变，抓住机遇期，用好“窗口期”。舍此，既没有出路，也没有前途;循此，则天高地阔，前景无限。

第四篇：2010年半月评论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共）

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