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军长征史料(二)万里长征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万里长征顺利实现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开创发展的新局面，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但是，由于敌人重兵的“追剿”，他们不能在南方落脚，不得已过长江折转北上。这样，原计划的短程战略转移便发展为长征。作为红军在南方战略格局主要支柱的中央红军不能尽快恢复稳定，引起了整个战局的不稳定。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即红
2、红6军团）等部，也相继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红军要夺取长征的胜利，必须靠党的正确领导。而党要领导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首先必须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这些，又给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增加了新的困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沦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势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使命；一方面又有利于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前进到抗日出发地域，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迎着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一边为完成长征的任务，一边为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而斗争。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在此之前，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军第6军团西征，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当时，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处于严重不利境地。为牵制敌军，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湘赣苏区红6军团突围，转移到湖南中部创造新的苏区，并与红3军取得联络；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以后，又成立了军团正式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
8月7日晚，红6军团主力9700余人，从江西永新地区突围西征。连闯敌人数道封锁线，进抵湘江。国民党军急调重兵实行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湘南。红6军团以打圈子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并在广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此后，又突破敌军20多个团的重围，于10月下旬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与活动在川湘黔边的红3军胜利会师。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
红6军团和红3军会师后，红3军即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红2军团首长统一指挥红
2、红6两军团行动。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创建新苏区，10月下旬，红
2、红6军团发动了湘西攻势。3个月中，两军团在湘西地区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初步建成了湘鄂川黔苏区，红军发展到1万余人，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中央苏区，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围剿”军已迫近苏区中心地区。在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未做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博古等人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以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人员、直属部队组成的第1、第2野战纵队共8.6万人，由江西瑞金等地突围，开始战略转移。在此之前，留下红24师及地方红军共1.6万人在苏区坚持斗争；成立了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陈毅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中央苏区和邻近地区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使中央苏区这块由无数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战略基地终于丧失。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目标，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这时，“左”倾领导者，又由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成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也未在部队中进行适当的政治动员。出发后，不是积极争取有利时机，主动灵活地歼灭敌军，而是消极避战，以红军主力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边打边走。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先后闯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此时，毛泽东建议，乘敌“追剿”军正在调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求歼一路或一部敌军，以摆脱被动。但是，“左”倾领导者不敢与敌再战，致使红军失去歼敌之机。
11月下旬，蒋介石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军20余万人，日夜兼程赶往湘江两岸围追堵截红军。是否能迅速过江，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首先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此时，军委纵队离湘江渡河点仅80余公里，但由于辎重过多，行进缓慢。敌“追剿”军陆续赶到，向红军发起攻击。红军在湘江两岸与优势之敌血战数日，终于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和红3军团各一部，被敌人阻于湘江以东，激战至弹尽粮绝后，大部壮烈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得最艰苦，最激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敌军顽强战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的企图。但是，自身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自长征以来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严重恶果。
1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广西通道县境。此时，国民党军已判明中央红军北上与红
2、红6军团会师的意图，在前方张网以待。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20万重兵展开决战，这对疲惫已极、减员严重的红军是十分危险的。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弱的贵州。博古和李德虽然坚持北上湘西，但政治局的许多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决定西进贵州。中央红军于17日进占黎平。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力主放弃同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继续西进，到川黔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议。经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红军虽然避免了覆灭的危险，但改变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从根本上纠正党的错误军事战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尾追的敌薛岳兵团因弄不清红军的去向，转为在乌江以南地区休整。
抓住这个时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即历史性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党和红军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和会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等提出的红军作战一系列原则。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随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月，又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实际上的确立，标志着党的成熟，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这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央领导集体，自觉地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随后，在云贵川边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从1月19日至4月4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境内和四川南部，与40万国民党“追剿”军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
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准备渡过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敌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1月19日，红军兵分三路向北开进，准备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遭川军重兵堵截后，转而在川黔边境土城附近西渡赤水河。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渡江意图，集中云南扎西地区。这时，敌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露出黔北空虚弱点，红军则突然甩开敌军，挥戈东指，从二朗滩一带东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月24日，发起遵义战役，5日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另8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亲飞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由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吸引敌人。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并大筑碉堡。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时，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二郎滩等地向东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吸引敌人，主力分路从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随后，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直逼敌人防守空虚的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位于黔西南大定的滇军驰援“保驾”，其余各路敌军也纷纷回援。中央红军抓住滇东北敌人兵力空虚之机，绕过贵阳，急进云南，前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东调，云南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主力在昆明虚晃一枪，即转向西北，5月上旬，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担负牵制敌军任务的红9军团，于4月4日在打鼓新场以东歼敌两个团，结束了四渡赤水战役以后，经过转战，也顺利北渡长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继中央红军长征之后，1934年11月中旬，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奉命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2月上旬，到达陕西洛南地区，开始创建鄂豫陕苏区，随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1935年7月，为策应红
一、红四方面军行动，红25军再次西进，于9月中旬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西北红军会师。长征途中，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途径5个省，转战近万里，获得了最终胜利。此后，红25军与西北红军合编并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10月，红15军团取得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
1935年3月至4月，战斗在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为向甘南发展、扩大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的作战，进行了嘉陵江战役。作战中，红军选择敌军兵力薄弱地段，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军嘉陵江防线，并迅速向敌深远后方发展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总共歼敌1万余人，攻克城镇9座，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的川甘边界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于坚持和巩固川陕苏区，并继续向甘肃南部发展极为有利。但是，张国焘却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红军战争已转入低潮，红四方面军已难于在川陕苏区坚持斗争，产生了与其被敌人撵走，不如主动撤走的思想，既未同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四方面军首长商量，也未向党中央报告，就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及党政机关等约10万人分路西进，开始长征。这样，红四方面军原定的依托川陕苏区向甘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也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西进途中进行了土门战役，击破敌人堵截，相继占领茂县、威州、理番及松潘、平武以南地区。为策应正在北上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派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部西进，攻占懋功、达维等地。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实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计划，继续北进。为了避开与强大敌人决战，红军不得不走青藏高原东侧的丛山峻岭。5月中旬进入冕宁彝族居住区时，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各项纪律，总参谋长刘伯承还与沽基家族首领歃血为盟，团结了少数民族群众。此后，在大渡河畔，红军以先头部队一部在安顺场渡口实施强渡，后分兵夹河而上，飞夺泸定铁索桥和泸定城，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经泸定桥胜利北上。6月上旬，中央红军又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师。18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将红军主力各个歼灭的狂妄企图，鼓舞了全党全军的胜利信心。两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全国抗日民众运动开始高涨，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
此后，中共中央开展了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率领红军到达陕北，于1935年10月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中国网络电视台）
第二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演讲稿二
谁是最可爱的人
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前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最简单的，爸爸妈妈就是最可爱的人，但是读了《丰碑》这篇课文后，我的认识完全改变了！《丰碑》这篇课文主要写了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的途中，一位军需处长被冻死在雪地里，大雪覆盖了他的身体，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到既然是军需处长，手里掌握着战士们的吃穿，他在饥饿面前完全可以任意达到自己要求吃饱，他在寒冷面前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穿暖，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竟然被寒冷冻死，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难道是他傻吗？不，绝不是他傻，而是他有一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的品质。在困难面前他的心里担心的是每一位战士的饥饿与冷暖，他那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要把别人的生命当做儿戏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想到这里，我眼前仿佛看到了当年红军战士不怕艰难险阻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仿佛看到了红军战士正在与敌人英勇战斗的场面；仿佛看到了红军为了革命的胜利，忍饿又受饿的一幅幅感人的场面。我们现在那么幸福，又那么富裕，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无数革命老前辈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的。然而现在的人们，他们已经淡忘了红军，淡忘了红军精神，淡忘了人性之美。
现在，你们认为最可爱的人是谁呢？也许有人会说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叔叔阿姨，也有可能是明星刘德华，什么周星驰，还有周杰伦等等，有的人还为了追明星把生命和活力白白的浪费了。但是，在我的心里，红军是可爱的，红军精神是可敬的，是值得了我们学习的。让我们永远传承红军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繁荣昌盛。
第三篇：红二方面军长征：女红军九死一生到达陕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由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从江西遂川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敌军重重封锁线，行程2500公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部红二军团胜利会师。红六军团先期突围西征，拉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
出发时，红六军团两个师及直属机关分队共9758人，其中女红军有10余名。她们是：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其余姓名不详。
1935年11月19日，红
二、红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即从此开始。1936年7月2日，红
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9日，按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继续北上，于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女红军，总共为20多名，她们是：马忆湘、朱国英、伍秋姑、李贞、杜玉珍、张四妹、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范庆芳、周雪林、胡越强、秦金美、戚元德、曾林红、蹇先任、蹇先佛，以及殷成福和她的女儿侯幺妹、儿媳刘大妹等。她们没有单独编队，没有统一建制，大都分散在政治机关、宣传队、电台机要部门、医疗卫生单位、随军被服队等。其中有政治工作干部、机要人员、宣传队员、医务护理人员、炊事员和被服人员等。她们当中既有姐妹，还有母女、婆媳，各司其职，各自随军征战。
殷成福--
一家8口参加长征
殷成福，湘西大庸土家族人，时年已近50岁，1934年12月参加红军，在家属连被服队当缝纫工。她的丈夫侯昌千、小叔子侯昌贵、大儿子侯清芝、儿媳刘大妹、二儿子侯清平、女儿侯幺妹、小儿子侯宗久等人，当时都参加了红军。小叔子和大儿子、二儿子3个青壮年，作为战斗员编入红军队伍；殷成福和丈夫、儿媳、女儿、小儿子5人，都在家属连被服队做工。长征中，儿媳刘大妹因身怀有孕难以随军，在翻越中甸雪山时被留在当地，寄养在老乡家中分娩，后被敌人杀害。小叔子侯昌贵(红六师某团司务长)因腿部负伤行走困难，在爬雪山时滚下雪坡，长眠在雪窝里。十四五岁的女儿侯幺妹，在抬担架抢救伤员时不幸中弹牺牲。她的丈夫侯昌千在陇南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根本无法随军行走，就和小儿子侯宗久(四五岁)一起，被寄托在成县农民何天颂家中休养，后因伤势太重死去，被当地群众掩埋。小儿子侯宗久，遂被何家收为养子。1936年10月，随军长征到达会师地者，只有侯清芝(红军排长)、侯清平(红军班长)兄弟二人。
殷成福在北过渭河的紧急关头，因躲避敌人跌进一个坑里，幸未摔死，第二天被一农民救起。为了追赶红军队伍，她以顽强的毅力，独自沿途乞讨，北上寻找。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直到当年隆冬时节，她才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部队，仍归队于红二方面军战斗队列。殷成福--这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又默默无闻的一名女红军！
李贞--
长征中走来的女少将
李贞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周恩来握着她的手说：“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祝贺你啊！”这位童养媳出身的女将军，从1926年参加革命到授衔授勋，经历了整整30个戎马春秋。
李贞，乳名旦娃子，湖南浏阳县永和区小板桥乡李家屋场人，1908年2月出生，6岁时就做了邻村古家的童养媳。
1926年春天，这位18岁的小媳妇，为了追赶革命潮流，不顾一切地冲出古家的门，报名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填表登记时，她把乳名旦娃子改成“李贞”，表示对革命坚贞不屈。
1927年3月，李贞由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她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遂与浏东游击队一起，出生入死打游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贞担任过浏东游击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湘赣红军妇女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湘赣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34年8月，李贞随同红六军团参加西征，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同年10月，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她参加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经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介绍，与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结婚。
1935年11月19日，红
二、红六军团主力从湘西桑植县出发长征。长征中，李贞随同红六军团行动。1989年，李贞在她撰写的《难忘的岁月》一文中，这样述说：“长征开始，我担任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既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又要做党团工作、干部工作、收容伤病员，每天还要统计伤亡数字。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都睡着了，我还得给那些小红军缝补破旧的衣服。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工作非常劳累，但大家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仍然是那样坚定、团结、乐观。那时骡马很少，许多领导同志都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坚持步行。记得军团长萧克同志风趣地说：'李贞同志，你走得动吗？说是给你配备一匹马，可那只是编制上的马、纸上的马。我们不能纸上谈兵，但不得不跟你纸上谈马哟！'我高兴地说：'大家都一样走路，我保证不会掉队。'后来，部队打胜仗缴获了一批骡马，这才给配备了一匹。为了照顾那些小战士，我和丈夫甘泗淇同志，经常把马让给他们骑。宿营时，把帐篷让给年幼体弱的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住„„”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即共同携手北上，很快就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有天傍晚宿营时，李贞发现女护士马忆湘的干粮袋子丢了，独自坐在一边抽泣抹泪，便顺手从所剩无几的干粮袋子里抓了一把青稞炒面，让马忆湘先舔上几口„„
马忆湘是土家族人，家在湘西永顺县龙家寨，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她1935年初参加红军，时在红二军团医院当看护员。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贺龙总指挥在一次总结会上，曾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可这一对革命夫妻，却没有一个亲生子女。艰苦岁月，李贞曾几次怀孕几次阵痛，形成习惯性流产，根本就没法子保胎生育。但她先后抚养过20多个烈士遗孤和亲朋战友的孩子。1990年3月11日，李贞将军在北京逝世。
蹇先任--
长征中哺乳着“长征之花”
蹇先任，1909年2月15日出生于湘西慈利县一户富裕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一起走出家门，参加了石门南乡的年关暴动。暴动失败后，蹇先任姐弟不得不分手，转入地下，并继续从事秘密活动，坚持斗争。
1929年8月，贺龙、张一鸣等人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桑植出发，向大庸、慈利推进。8月25日，红军占领江垭，27日进驻杉木桥。就在这时，隐蔽在舅舅家中的蹇先任，和她的大弟蹇先为不期而遇，奇迹般地重新相会在一起。
红四军第一路党代表张一鸣，是慈利县人，1926年入党。部队一到杉木桥，他就打听和联络慈利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当他得知蹇先任就隐蔽在当地时，马上就跟蹇先为一起，找到了这个“女才子”，要她到红四军工作。这样，蹇先任就从地方转入部队，在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担任秘书。因此，红军指战员都称呼她“蹇先生”。
随后，时任湘鄂边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贺龙，与前委秘书蹇先任结为伴侣，谱成一曲战马背上的婚恋之歌。
1934年夏天，蹇先任动员她的妹妹蹇先佛、弟弟蹇先超参加了红军。蹇先佛写得一手好字，会画画，就留在红军宣传队当宣传员，蹇先超被分配到红军医院当看护员。蹇先超是其兄弟姐妹四人中的小弟弟，当时只有14岁，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一年后，他由红军医院调到红二军团第四师卫生队当护士，亲临火线抢救和护理伤员。
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经由贺龙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的穿针引线，蹇先佛与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结为终身伴侣。
1935年11月1日，蹇先任在贺龙的故乡故土--桑植县五关之一的洪家关生下一个女婴，取名叫贺捷生。
1935年11月19日，即贺捷生出生后的第18天，蹇先任跟随红军出发长征。
因为背着孩子行军，贺龙让蹇先任随同红二军团卫生部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她身体虚弱，又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就将她和伤病员编在一起，沿途的饮食生活、宿营起行等事，均可由医护人员帮助照应。红军“神医”贺彪--这位建国后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他在长征中可没少操心和照顾这母女二人，病重时还曾抢救过她们的命。有一天宿营时，贺彪指派小护士马忆湘帮助哄哄孩子，可这女护士不但没把孩子哄好，哇哇哭叫的小捷生反倒把女护士哄睡着了。这曾被当作一则趣闻，在军团卫生部流传开来。
1936年4月25日，红二军团以第四师为先锋，从石鼓胜利渡过金沙江。连续奋战三昼夜，红二、六军团1.8万人全部渡过江去，进入人烟稀少的康藏高原。过中甸雪山时，为了不使孩子着凉受冻，蹇先任把两件毛衣全都裹在女儿身上，还给盖了个小棉被，藉以保暖御寒。她用背篓背着女儿，拉着一名伤员骑的骡子尾巴，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一条雪路，于4月30日翻过海拔5396米的中甸雪山。
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就开始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大都分路行军，很少在一地集中驻扎或宿营。过草地时，两个军团仍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一路上循序前进。自长征出发以来，蹇先任、蹇先佛姐妹二人，一路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当姐姐的当时也不晓得妹妹过草地时生下一个男孩。
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采访康克清时，康克清说：“萧克的妻子在长征途中几乎死于难产。她是在过草地时分娩的，生了个男孩，我们叫他'草原的儿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龙就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奔向抗日前线；蹇先任也受党组织派遣，去苏联学习深造。这样，两岁的贺捷生便又被送回到湘西桑植县老家。解放后，她才回到父母身边。
自从蹇先任去了苏联，她与贺龙的婚姻关系就不存在了。蹇先任从苏联回国后，历任冀察热辽军区保卫部科长，中共围场县委副书记，中共四海(今延庆汤河口乡)县委书记，中共冀察热辽区党委党校组织科长，中共哈尔滨市区委书记，中共沈阳市区委书记，中共湖南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国务院轻工部干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等职。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5年12月离职休息。2004年7月，在北京去世。
陈琮英--
过草地生下个孩子叫“远征”
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是一位活到102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生于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时年长两岁。由于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自幼就与任家结成“娃娃亲”，做了任家的童养媳，和任弼时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与任弼时正式举行婚礼。
1934年夏，陈琮英随同红六军团西征转战2500公里，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
二、红六军团开始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陈琮英随军出发长征时，腹中又有了小生命„„
1936年7月，红
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由所在地区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前进。
北上途中，陈琮英随同红军总部行动，常跟朱德夫人康克清吃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她跟总部卫生所的几个女护士全都相识了也混熟了。护士林月琴、周起义两人，都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林月琴曾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当过营长，周起义原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看护长，还在金川省军区女子警卫连当过指导员，红军总部成立卫生所时，傅连暲就将她们要来当护士。这个卫生所，除所长傅连暲和两名医生外，只有六七个女护士和两个挑夫，成员总共不过一个班。因为怀孕，每天行军、宿营时，陈琮英大都跟卫生所在一起，同志们亲亲热热，说说笑笑，同吃苦共欢乐，无比友好而又美妙。那会儿，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走路慢慢腾腾的，眼看就要分娩的样子。林月琴、周起义都不由跟她开玩笑说：
“陈大姐，你赶快生呀，孩子早生下来，我们也好帮你照看！”
陈琮英说：“我才不在半路上生呢！坚持个把月，到了陕北以后„„”
“琮英同志，这种事可不能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和志愿，还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哟！”朱德总司令在一旁忍不住笑着说。
康克清接着讲了这样一件事：红一方面军邓发的老婆陈慧清，去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当时后有敌兵追击，情况很紧，董必武守在屋子外面，急得火燎油煎一般。无奈之下，董老才派人去告诉五军团长董振堂：有个产妇正在生孩子，请后卫部队务必顶住敌人！董振堂说，让产妇慢慢生吧，我们坚决顶住敌人！因为陈慧清生孩子，红五军团阻击尾追之敌，听说还伤亡了几个战士„„
这件事也不知触动了陈琮英的哪根神经，她连忙表示说：“同志们，请注意！我这个姓陈的，跟那个姓陈的不同，到时候，可不要劳驾总司令掩护我生孩子„„”
“啥子话哟！为了革命的后代，该总司令上阵就得上阵哟！”朱德在一旁直笑。
林月琴、周起义等人也都大笑了起来。
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
在这里，陈琮英生了个女儿，任弼时为她取名“远征”。
一个红军后代诞生了，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可是，陈琮英却十分发愁，一路上少吃没喝的，她一点奶水都没有，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事到临头，总该想点办法为孩子下奶呀！
正在这里，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鱼汤，亲自端到产房。任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回答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陈琮英很受感动，满怀深情地说：“总司令，我谢谢您了！”
任弼时在朱老总的启发下，把缝衣针改做成鱼钩，也跑到河边去钓鱼，头一回就钓到了七八条小鱼。陈琮英很过意不去地说：“弼时，你们工作又忙又累，别为我费心了，干脆我喝鱼汤，你吃鱼肉吧！”任弼时却说：“我又不会下奶，吃了鱼肉管什么用？”
穿越草地时，陈琮英大都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被抬过来、颠过来的。尚未满月的孩子，只好由别人轮流背着。身负重任的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着或背上一程，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8月间，红军兵临岷州城下时，孩子才“满月”。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走出茫茫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最后到达陕北。
第四篇：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二)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
（二）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兵人生结局
（二）11、李伯钊，重庆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杨尚昆结婚。1930年冬回国。1931年到闽西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军政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员等职。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华北解放区文联副主席，华北文工团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等职。是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和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话剧剧本《长征》、《北上》及《李伯钊文集》等。
12、李建华，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毕业。1930年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当文书。1931年初，到红军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受训，毕业后调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当报务员。1934年初，调军委二局（侦听情报）当报务员。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由二局调到三局工作。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
13、李桂英，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11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1年，与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总卫生部担架连担任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戴元怀、李桂英夫妇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不久，戴元怀牺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敌俘虏，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到达汉口，经由新四军政治部审查恢复了党籍，并担任中共皖南特委妇女部部长。1939年，她与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党支部书记、后方勤务部党总支书记和军工部协理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随丈夫在华东军区军工部、供给部工作。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才得以落实政策，恢复党籍。
14、吴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曾任红军宣传员、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在瑞金成立后，康克清任队长，她为政治指导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与张琴秋、陶万荣两个女俘一起，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建国后，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检法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15、吴富莲，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并任队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调中共官庄区委工作，任区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部长，不久调中共上杭县委工作，为县委委员。1932年4月调中共闽粤赣省委工作，任省委组织部巡视员，到宁化等地从事和开展群众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作战负伤不幸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吞针而死。时年25岁。
16、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贞、李晏温。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1931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春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军政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同丈夫调往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教导队宣传科科长，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同袁国平被评为新四军军部“模范夫妻”。袁国平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华中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终年49岁。陈慧清，广东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香港。14岁入纱厂做工。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年秋，在香港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邓发结婚。1930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后，随丈夫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兼邮政检查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7、金维映，原名金爱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后到上海，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从事秘密女工运动。1929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1年夏，与邓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苏区，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历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5月，与邓小平离婚。1933年秋，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与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结为夫妻。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政治协理员，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38年春赴苏联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区病故。
18、周越华，湖北广济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大队。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秋，在上海“达生医院”与贺诚（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结婚，后在香港、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治委员，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建国后，任国家卫生部党组成员、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8、钟月林，原名钟玉林。江西于都人。191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秋到达瑞金，在中共中央妇女部工作，当巡视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技术，毕业后在延安电台工作。1938年8月调往八路军一二九师，在电台当报务员。建国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调回北京，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19、贺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委书记。1927年夏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随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奔上井冈山。1928年同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生活机要秘书。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后在贵州境内遭遇敌机轰炸身负重伤，乘担架随军转战。1937年11月从西安经兰州赴苏联治病。1947年回国到东北。1948年在哈尔滨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1949年秋任浙江省妇联主任，10月调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后因病长期休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20、钱希均，浙江诸暨人。1905年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调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并与毛泽民结婚。后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经香港进入闽粤赣革命根据地，秋后抵达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机关党支部书记兼银行会计。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科长。1938年初，因故被滞留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到“新兵营”（即西路军失败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领突围到新疆的400余人所组成的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工作，担任文化教员。期间，因与毛泽民感情破裂而离婚。钱希均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两年。解放战争时期，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沪西区委组织部部长。建国后，先后担任过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21、萧月华，广东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贫苦，幼时做过童养媳。1925年，在农运领袖彭湃的影响下参加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大埔山河坝、百侯镇，萧月华领到一支步枪，从此投入家乡的武装斗争。由于斗争形势严峻，被迫离开大埔。1932年8月，被调到红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建国后，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厅养路处担任副处长。1983年身患癌症，在胡耀邦的关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疗。当年，因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2岁。
22、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万安人。1911年9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协会秘书，同年秋上井冈山参加红军。1929年春与朱德结婚。曾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治委员等职。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华全国妇联第一届至第五届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23、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详。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上，与共同参加湘南起义的红军营长周子昆结婚。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
24、谢飞，原名谢琼香，人称“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初，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工作。1932年初回国。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刘少奇结婚，遂改名谢飞。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两年，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离婚。抗战后期，担任中共余（姚）上（虞）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任华东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后任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该校法律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坐牢6年。落实政策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后改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
25、谢小梅，福建龙岩人。1913年12月15日出生。15岁小学毕业后，考入石码镇电话公司当接线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结婚。1931年春到达闽西苏区，在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当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书处工作。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罗明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伤后，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疗养。在贵州境内，二人两次被捕两次脱险，后经广州、香港等地辗转到达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谢小梅随丈夫回到广东大埔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春，因处境困难，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难。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建国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还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为一般干部，行政21级。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26、蔡畅，原名蔡咸熙。湖南双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曾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随其兄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在巴黎与李富春结婚。同年底去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秋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妇女部部长。1927年任中共湖北区委妇女部部长。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常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后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书记，1948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27、廖似光，原名廖娇。广东省惠阳人。1911年4月生。幼时做过童养媳，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不久，与何克全（凯丰）结为伴侣。1933年冬到达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被派往武汉、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妇运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调回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8月，参加了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工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后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参加接管武汉、广州的工作。建国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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