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邦政治下妇女是公民吗 杜海军 摘自范文

第一篇：雅典城邦政治下妇女是公民吗 杜海军 摘自范文

雅典城邦政治下妇女是公民吗 杜海军

首先从雅典城邦的特点谈起。雅典城邦是一个逐步实现了民主制的公民集体，这是其最主要特征之一。关于城邦是一个公民集体的本质特征，古代学者早就作过明确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1】当代历史学家莫里斯对此也做出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城邦是一个围绕着公民权概念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等级社会，城邦与整个公民团体的平衡把它与其他古代国家区分开来，所有的公民都分享城邦的权利，这样的城邦的最发达形式在经济上完全是建立在动产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如果公民变成了臣民，他们的共同体也就不再是城邦了。【2】雅典城邦无疑是这样一个以公民权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公民集体。

雅典城邦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具有密切的联系。土地是古代雅典人财富的主要形式，也是他们收人的主要来源。公元前594年梭伦（前638年 —前559年）进行改革时，就是按照人们从土地上的实际收人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的。雅典公民权还意味着参与管理城邦的政治权利。伯里克利在国葬典礼上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人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3】这段话清楚地阐述了雅典民主制度下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雅典公民不仅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商定国策，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而且可以通过抽签担任公职，并领取公民大会津贴和公职津贴。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雅典公民还可以参加城邦的文化活动，领取观剧津贴。因此，参与城邦政治统治成为雅典人珍视公民权利的又一重要原因。

从上述雅典城邦特点可以推断出公民权对生活在雅典城邦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位居民均想得到公民权。然而，雅典的公民权并不是对所有居住在雅典的人开放的，得到雅典公民权的只是雅典总人口中的较少一部分人。外邦人和奴隶是被排除在城邦政治统治之外的，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外邦人不得与雅典妇女结婚，他们若欲长期居留在阿提卡必须由雅典公民担保，并在雅典登记，并向城邦缴纳外邦人税(metiokion)，违者会被卖为奴隶。他们虽然作为定居者在德莫（指村社）注册，但身份与公民不同。在铭文中，公民的名字之下是德莫的名称，而外邦人的名字则写着定居于某德莫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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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没有任何权力。他们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向法庭起诉，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主人。除此以外，根据亚里士多德“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责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城邦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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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雅典城邦仅仅是一个男性公民的集体。雅典城邦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妇女被排斥的地位。而且由于民主制度的实行，这种排斥就显得格外突出。在这一点上，妇女和外邦人、奴隶一样都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

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考察，妇女是否是公民还要从城邦的另外一个特点来讨论。雅典城邦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外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教祭祀团体。雅典城邦形成之后，血缘雅典城邦形成之后，血缘关系虽然有所松弛，但依然是社会联系的纽带和财产继承的依据，至少从公元前403～前402年起，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组织仍然具有活力。在立法者德拉孔颁布的关于谋杀罪的法规中提到了胞族成员的作用，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雅典人还都是某一个胞族的成员。氏族血缘组织之所以在雅典城邦仍有重要影响，在于它们在宗教祭祀方面的作用，城邦的各级社会组织都是宗教祭祀团体，家庭、德莫、胞族、部落和城邦的首领同时也是祭祀的领袖。家庭是雅典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若干崇拜同一圣火、祭祀同一祖先的人所组成的团体。维持家庭的圣火不灭是各个家庭关心的首要问题。家庭祭祀的另一个中心是家族的坟墓，祭祀祖先是家庭成员的神圣职责。雅典人相信，死去的亲人住在地下世界，享用着亲人提供的祭品。祭祀死者会得到祖先的福佑，反之就会遭灾。即将成为官员的雅典人在接受资格审查时，不仅要报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而且要回答是否有家庭阿波罗和住宅宙斯以及这些神座在哪里的问题，还要说明有无家族坟墓以及这些坟墓何在，以证明他们具有完全的公民权。

在宗教领域内古希腊妇女与男性并不完全平等，她们被排除在最重要的血祭仪式之外，她们对生死仪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性对不洁的禁忌和保护自己的要求，而妇女在宗教领域里的活动往往是她们生殖角色在神圣化仪式中的反映和延伸，但是总的说来古希腊妇女的宗教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也正是由于古希腊妇女担当的生殖角色和各种文化传统和心理因素使她们被男性包括到城邦的宗教生活之中，并在宗教领域内保有较大的权力，有些妇女还担当了女祭司和女预言者的宗教职务。受到社会尊重并对古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与古希腊妇女在政治上被排斥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妇女在宗教祭祀中的不可缺，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典妇女虽然不能参加政治公务，但不影响她的公民身份。【6】

我们还看到雅典城邦公民的身份条件随着政治情况和公民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有所变化。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一个人只要其父亲是公民，他就能具有公民身份，而不必考虑其母亲是否是雅典公民。例如，雅典改革家克利斯提尼的母亲阿加里斯特是希巨昂人，其外祖父是希巨昂的统治者，他因其父亲麦加克利斯而成为雅典公民。但是在这以后，公元前451～前450年，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所提议的法令，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公元前403～前402年，这一法令又重新颁布，从而加强了对雅典公民权的控制。【7】亚里士多德指出：“依照常例，公民就是父母双方都是公民所生的儿子，单是父亲或母亲为公民，则其子不得为公民”。另外雅典有些公职如执政和祭司曾规定必须三代两系都是公民。【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典城邦下妇女拥有公民身份是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可以从雅典城邦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习惯做法以及城邦立法表明，在这样一个排外的共同体里，担负着繁殖公民义务的雅典妇女对于城邦和家庭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雅典妇女才能生育公民的规定，使得妇女的身份成为确定男性的公民身份和有无继承权力等问题的分界线和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雅典城邦又不得不把雅典公民妇女包括在内，并对她们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当然，我们看到雅典城邦妇女的公民权与成年男性公民权是不对等的，不能同日而语。在法律上，雅典妇女和未成年人一样被认为没有行为能力，终生必须处于监护人的监护之下。她们一般被人们根据她们与男性的关系来确定身份。雅典妇女虽然表面上有自己的嫁妆作为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继承财产，但她们在法律上没有自主权，根本不能管理和控制这些财产。【9】她们只是有名无实的财产持有者，和有名无实的雅典公民。从词汇上看，雅典男性公民叫做politai，因犯罪而被剥夺政治权力的公民则被称作atimos或者astos，因为他们只是在身体上属于这个城邦(astu)，而雅典的妇女则一般别称为aste,可见，雅典妇女在政治上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男性公民处于相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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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典妇女只有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她们的“公民妇女”的“公民”二字才终于派上了用场。因为，如果她们的血统不纯正，她们生出来的孩子也就不纯正，也就不能成为“合法”的可以享受各种权益的雅典公民了。有些妇女可能由于男性公民在家中与她们讨论城邦事务，而影响他们的政治决定。有些宗教庆典例如“地母节”只有雅典公民的妻子才能参加。公元前5世纪末，一个妇女参加地母节是她合法地与一个具有完全公民身份的雅典人结婚的法律上有效的证明。女奴隶、定居外邦人和外国人的妻子以及妾、妓女是被排除在这个节日之外的。【11】在家庭领域内，她们是高居于奴隶之上的女主人。此外，雅典妇女在法律上还受到外邦人和奴隶所得不到的一些保护。考虑到妇女在再生产公民上的作用，并按照梭伦的以出生定公民权的标准，以及后来伯利克里执政时期的立法，我们倾向于把雅典妇女看作是城邦公民，但她们属于没有积极政治权利的“消极公民”，【12】也不是“好公民”（即参加公务的政治家），也不是“虚拟公民”（一般指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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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典城邦政治下妇女属于“公民”但被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的现象并不是古雅典所独有，在同样创造辉煌的古罗马也是将妇女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我们也看到在盛行专制的东方“臣民”社会，妇女总体上也是被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这种历史进程说明农耕和游牧社会普遍是男权至上的社会(美洲少数印第安人的锄耕社会例外)。在主要依赖人力能源的农耕和游牧时代，男性凭借体力上的优势原则，在社会中占据了全面的优势，只是表现形式上多少有所不同而已。恩格斯在谈到人类的这一重大转变时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14】恩格斯曾引用大量的有关古希腊妇女的材料来说明这一变化。在古希腊，众多城邦林立与战争普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时代，男性的地位远远高于女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贬低，直到启蒙时代还存在，在美国著名的1787年宪法中，都存在着歧视妇女的内容。直到20世纪，妇女才取得了性别的解放，这归根结底是近代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女性公民身份的获得与参与国家管理并不是同步的，参与国家管理在古代和近代往往是少数人的权利，这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综上所述，在雅典城邦政治下，妇女是城邦公民，只不过这种公民身份不能与成年男性公民等同，她们不能参与国家管理，也就谈不上有民主政治权利了！注释：

[1][5][8][13]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13,129，114，127～129。[2]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New York : Routledge, 1991： 26～27.（约翰·里克和安德鲁·瓦莱塞—哈德里尔主编.古代世界的城市和乡村[M].伦敦和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1991：26～27.）

[3]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撤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0～132。

[4]奥斯丁和纳奎特：古希腊经济和社会史[M].伯克莱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100。

[6]裔昭印.古希腊妇女宗教地位探析[J].世界宗教研究，2001（1）。[7] [9][10] [11] [12]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3，71，83，69。

[1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