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五分钟法学院】当“爱情承诺书”遇上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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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法学院】当“爱情承诺书”遇上法律条文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情人节、纪念日可谓是多出了花样，很多日子被爱情中的痴男怨女们赋予了浪漫的意义，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天海誓山盟。爱情中的人们，总是尝试着用各种承诺取悦对方，有些承诺出于口中，有些承诺落在纸面。而这些“爱情承诺”能否守住对爱情的信仰，当“爱情承诺”遇上“法律条文”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果儿最近看了一些新闻和相关资料，想为那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提个醒。
案例 1—“结婚保证书”无法律效力
王鹏与孟佳原本是普通朋友。2016年5月，王鹏因生意周转向孟佳借款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借款在2016年12月31日前还清，月息2%。
之后随着两人接触和交流不断增多，王鹏与孟佳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双方便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开始了同居生活。不料确立关系后不久，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了一次争吵，孟佳赌气之下有一段时法妞问答 www.xiexiebang.com
间没有理会王鹏。后来双方重归于好，王鹏为了防止孟佳移情别恋，要求孟佳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写明如果孟佳今后不与王鹏结婚，婚礼不能如期举行，则王鹏所借的10万元无需归还孟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二人性格确实差异太大，孟佳提出了分手。王鹏同意分手，但根据保证书所借的10万元就不再归还。孟佳一气之下将王鹏诉至法院，要求王鹏归还借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王鹏持有的保证书限制了孟佳的婚姻自由，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判决王鹏偿还孟佳10万元。
法官提示“爱情合同”只有道德约束
本案中所提到的为缔结婚姻关系而订立的保证书、合同等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或契约，只能说是一种道德承诺。我国《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见，《合同法》调整的主要是涉及民事主体间处理财产关系的协议，而有关婚姻、收养、监护等内容的协议因为涉及到民事主体的身份关系，必须根据相应的其他法律来订立和确定其效力。
此外，《婚姻法》第2条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第3条进一步规定，禁止任何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这些规定，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自愿原则，出于自身的真实意愿。
而结婚前双方订立的保证书、合同等，一方面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合同范围，另一方面其保证结婚等内容也违反了《婚姻法》有关结婚自由以及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因此，即使一方反悔拒绝结婚，只能在道德上进行谴责，但另一方不得以此为据要求对方按照约定进行赔偿或补偿。
除了此类保证结婚的协议外，诸如男女双方在同居期间所订立的“绝不对其他人动心，保证不离不法妞问答 www.xiexiebang.com
弃”等爱情保证，在法律上只能视为是双方对维系感情意愿的一种表达，并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只具有社会道德层面的意义。因此，即使其中包括对财产归属或损害赔偿等的约定，也不能构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法定义务，不能以此要求另一方强制履行。
案例 2—“爱情欠条”有违公序良俗
2008年，孙均与刘丽经朋友介绍相识。当时两人一见倾心，很快便坠入爱河。然而，这一段快乐的时光只持续了5年，到了2013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爱情裂缝越来越无法弥合，继续走下去只会变成煎熬，于是孙均提出了分手。
孙均认为刘丽与他是初恋，为了补偿对刘丽愧疚，在分手之前，孙均给刘丽立下了一份字据，承诺在3年时间里，他将给付刘丽10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最迟到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不过这一纸赔偿协议，孙均并没有兑现。直到最后期限过去，刘丽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于是，刘丽一气之下将孙均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孙均给付她“青春损失费”100万元，并支付其相应的利息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不是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有违公序良俗，应为无效协议，而且该无效协议的依据不足。最终，法院据此驳回了刘丽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青春损失费”很难获得支持
“分手费”和“青春损失费”欠条一般是指男女双方在婚恋失败后，一方向另一方出具的带有一定给付意思表示的书面文件。“分手费、青春损失费”针对的均是所谓的“青春补偿”，但在我国的法律权利体系中，很难找到一种权利或者权益与之对应。故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主动起诉要求对方支付“分手费”或者“青春损失费”的，不应当予以支持。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青春损失”虽无法定依据，但是如果当事人达成协议，写下欠条，愿意以“分法妞问答 www.xiexiebang.com
手费”或者“青春损失费”的形式给对方补偿时，内容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包括通常认为比较核心的“青春损失”抚慰，也可能包括过往共同花费的补偿以及未来生活的帮助。
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婚恋破裂的当事人双方最好在关系破裂时将财物结清，尽量不出现该类欠条。如果当事人一方暂时缺乏支付能力，必须出现该类欠条时，当事人双方最好写明真实的意思，将费用中所包含项目的金额列明。在欠条写就后，持有欠条一方应当及时催促对方履行，避免诉诸法院。
第二篇：思修论文--论当道德遇上法律
论当道德遇上法律
道德和法律是规范我们每一位公民日常生活的两个重要标准。它们规范的领域各不相同，但每一个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每个人道德的高低是由其个人境界的高低所决定的，与公德心的高低是有关的，所以不同的人的道德水平是会有很大差异的。然而，法律则是国家制定并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从定义来看，道德和法律之间看似没有交集，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两者却时常会在同一事件中相遇，不仅如此而且有时还会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让事件变得焦灼，让解决的人左右为难，让事件的结果出人意料。
关键字：道德法律相遇合理
道德与法律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境界，公德心，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与其内容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单从其内容上讲，道德具有价值性。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这是道德最高层次的内容，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分得最高标准，它凭借个人品质、境界的高低来维持其公正性。而法律则是具有惩恶扬善的功能，它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收侵犯，它凭借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持其公正性。一般情况下，道德和法律是可以很清楚地将事情管理好的，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难免会发生意外，这就是当道德遇上法律的时候。
乐于助人是中华优良品德，与其相关的问题应该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为的非要让法律介入本应该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时，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比较模糊、焦灼。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实人情的冷落便会借着法律这把利剑将正义一步步地抹杀。那么就让我们用现实中的实例来更精确地解读这一观点：
李芊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的执业医师，2014年1月21日，李芊从上海乘坐火车到北京，刚上车，列车广播有孕妇急产，需要妇产科医生帮助。李芊说明身份后，跑到孕妇身边帮助生产，胎儿产下后，李芊还陪同孕妇和胎儿一起到了南京市某区级医院救治。
这原本是一个善心与爱心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值得传诵的乐于助人的正能量案例，但是当胎儿被送到监护室后，孕妇家属不仅没有感谢李芊，反而把她告到了法院，经过法院审理后最后作出最终判决，认定李芊非法行医，导致胎儿吸附性肺炎，判处李芊赔偿新生儿住院费和家属误工费等共计人民币14361.59元。这是多么冰冷的判决，这是多么令人愤懑的家属。
火车上扶危救困是医生李芊优良品德的集中体现，然而她却因为自己不是在医院里为病人实施救助而被告成非法行医，触犯了法律，并且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本是单纯出于好心救人的目的去帮助别人一把，最终自己却被告上法庭，这一事件不仅让人寒心，而且让人不解。我想当时的法官也应该是纠结的，但是冰冷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案例足可以证实那句话“当道德遇上法律的时候有理也说不清”。对于这件事，在正常人看来病人家属绝对是不通情达理的，病人家属把好心医生告上法庭的行为是影响极其严重的社会负能量，这种负能量的传播会严重打击好心人在继续做善事的热情，这会让人有一种好心做了善事自己却要被打成被告的感觉，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在去帮助别人呢，这种乐于助人的风险也太大了吧，这样一来，恶性循环下去，那我们的社会将不再会出现乐于助人的现象，剩下的只有冷眼旁观。
当道德遇上法律，就是这么让人揪心，这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更是让人愤懑。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南京一个叫彭宇的小伙子，主动扶起一个在公交站台等83路车的过程中摔成了骨折的老太太，又应老太太的儿子恳求协助送老太太去医院，又掏出200元钱替老太太垫付住院费。然而就在彭宇准备离开时，老太太突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她。此后又一纸诉状将彭宇告到法院，结果却是法院判决彭宇赔偿原告四万五千多元，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案件也同样展示给我们一个好心人传承乐于助人的优良品德，反过来却被救助者给告上法庭，不是被告人真的犯了法，而是被告人被救助者诽谤，最终以好心人承担法律责任告终。这一事件让所有的人都为彭宇这个热心的小伙子打抱不平，也为没道德老人可耻行为的愤懑，更对当道德遇上法律时的无力而感到无奈。
培根曾经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彭宇案件给予人们深深的启示：人们需要重新树立起并实践正确的道德观念，尤其是法官要从道德上升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更要做排头兵，要大张旗鼓地弘扬正气，驱除邪气，完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护好人。即便是道德遇上了法律，法律也应保持正义。也只有这样法律才能让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正当的保护，于此同时法律也保护其自身的权威性。
生活就是这样总会出现这种让人们不知道是应该用道德层面的知识来解决合理，还是动用法律层面的知识来解释更合理的事情。其中最让人纠结的一种情况莫过于上文中出现的本应该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但最终却因为证据不足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只能动用法律来解决，将事情的本质打成反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公平的现象，这不仅让许多好心人蒙冤，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今后的生活中也同样，即便道德再次遇上法律，我们所有人都应始终支持正义，保护好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让好心人心寒，不阻挡乐于助人这类正能量的广泛传播，始终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三篇：【五分钟法学院】恋爱时签订的“承诺书”,具有法律效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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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法学院】恋爱时签订的“承诺书”，具有法律效力吗？
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情人节、纪念日可谓是多出了花样，很多日子被爱情中的痴男怨女们赋予了浪漫的意义，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天海誓山盟。爱情中的人们，总是尝试着用各种承诺取悦对方，有些承诺出于口中，有些承诺落在纸面。而这些“爱情承诺”能否守住对爱情的信仰，当“爱情承诺”遇上“法律条文”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果儿最近看了一些新闻和相关资料，想为那些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人们提个醒。
案例 1—“结婚保证书”无法律效力
王鹏与孟佳原本是普通朋友。2016年5月，王鹏因生意周转向孟佳借款1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借条载明借款在2016年12月31日前还清，月息2%。
之后随着两人接触和交流不断增多，王鹏与孟佳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双方便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法妞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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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了同居生活。不料确立关系后不久，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了一次争吵，孟佳赌气之下有一段时间没有理会王鹏。后来双方重归于好，王鹏为了防止孟佳移情别恋，要求孟佳写下了一份保证书，写明如果孟佳今后不与王鹏结婚，婚礼不能如期举行，则王鹏所借的10万元无需归还孟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二人性格确实差异太大，孟佳提出了分手。王鹏同意分手，但根据保证书所借的10万元就不再归还。孟佳一气之下将王鹏诉至法院，要求王鹏归还借款。
法院审理后认为，婚姻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王鹏持有的保证书限制了孟佳的婚姻自由，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判决王鹏偿还孟佳10万元。
法官提示“爱情合同”只有道德约束
本案中所提到的为缔结婚姻关系而订立的保证书、合同等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或契约，只能说是一种道德承诺。我国《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可见，《合同法》调整的主要是涉及民事主体间处理财产关系的协议，而有关婚姻、收养、监护等内容的协议因为涉及到民事主体的身份关系，必须根据相应的其他法律来订立和确定其效力。
此外，《婚姻法》第2条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第3条进一步规定，禁止任何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根据这些规定，双方当事人缔结婚姻关系须遵循自愿原则，出于自身的真实意愿。
而结婚前双方订立的保证书、合同等，一方面不属于《合同法》调整的合同范围，另一方面其保证结婚等内容也违反了《婚姻法》有关结婚自由以及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属于无效约定。因此，即使一方反悔拒绝结婚，只能在道德上进行谴责，但另一方不得以此为据要求对方按照约定进行赔偿或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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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此类保证结婚的协议外，诸如男女双方在同居期间所订立的“绝不对其他人动心，保证不离不弃”等爱情保证，在法律上只能视为是双方对维系感情意愿的一种表达，并非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只具有社会道德层面的意义。因此，即使其中包括对财产归属或损害赔偿等的约定，也不能构成一方对另一方的法定义务，不能以此要求另一方强制履行。
案例 2—“爱情欠条”有违公序良俗
2008年，孙均与刘丽经朋友介绍相识。当时两人一见倾心，很快便坠入爱河。然而，这一段快乐的时光只持续了5年，到了2013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爱情裂缝越来越无法弥合，继续走下去只会变成煎熬，于是孙均提出了分手。
孙均认为刘丽与他是初恋，为了补偿对刘丽愧疚，在分手之前，孙均给刘丽立下了一份字据，承诺在3年时间里，他将给付刘丽10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最迟到2016年12月31日前付清。不过这一纸赔偿协议，孙均并没有兑现。直到最后期限过去，刘丽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于是，刘丽一气之下将孙均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令孙均给付她“青春损失费”100万元，并支付其相应的利息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内容不是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且有违公序良俗，应为无效协议，而且该无效协议的依据不足。最终，法院据此驳回了刘丽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青春损失费”很难获得支持
“分手费”和“青春损失费”欠条一般是指男女双方在婚恋失败后，一方向另一方出具的带有一定给付意思表示的书面文件。“分手费、青春损失费”针对的均是所谓的“青春补偿”，但在我国的法律权利体系中，很难找到一种权利或者权益与之对应。故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主动起诉要求对方支付“分手费”或者“青春损失费”的，不应当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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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青春损失”虽无法定依据，但是如果当事人达成协议，写下欠条，愿意以“分手费”或者“青春损失费”的形式给对方补偿时，内容往往是非常复杂的，可能包括通常认为比较核心的“青春损失”抚慰，也可能包括过往共同花费的补偿以及未来生活的帮助。
因此，为避免此类纠纷，婚恋破裂的当事人双方最好在关系破裂时将财物结清，尽量不出现该类欠条。如果当事人一方暂时缺乏支付能力，必须出现该类欠条时，当事人双方最好写明真实的意思，将费用中所包含项目的金额列明。在欠条写就后，持有欠条一方应当及时催促对方履行，避免诉诸法院。
第四篇：【五分钟法学院】朋友借钱不还,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吗？(维权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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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法学院】朋友借钱不还，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当证据吗？（维权必看）
在民事诉讼中，书证、物证和言词证据是常见的主要证据类型，但随着电子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功能丰富、通讯便捷、操作简便的微信迅速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商品贸易、表达情感的重要平台，微信的大量使用为司法实践带来了新型证据形式，对传统的民事诉讼证据模式提出了挑战。
微信平台上的信息有何法律特征？其属于民事诉讼法证据形式的哪一种类？在司法实践适用中会遇到何种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微信证据的特点
微信证据从内容上看，往往表现为多种传统证据形式；但因其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于电子载体中，形式上又与其他传统证据不同，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
（一）证据转换的物化性。
即将微信证据中的文字、影像、录音或者图片转移到纸质上或者存储在其他电子设备上，以新的承载方式作为证据使用。
（二）证据使用的开放性。
微信中传送的各种数据和内容会被多人知晓和获取。例如，两个人在微信中私聊，其中一个人可以截屏转发给他人，还有在群聊中的信息为整个群的成员所知晓，或者微信号被他人盗用导致信息被他人获取等等，正是由于微信的使用人数和复杂的使用群体，决定了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三）证据存在的不稳定性。
微信证据实质为存储于电子介质中的一种模拟信号，当微信证据存在人为因素或者技术介入时，微信中的信息极其容易被人篡改、伪造、破坏或者毁灭。因此，在辨明微信证据的真伪后，一定要适时转移到其他存储设备中并备份，然后再结合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提交给法院，尽量避免微信证据因不稳定性而导致其效力丧失。法妞问答 www.xiexiebang.com
微信证据认定中的难题
主体认定难。因为微信没有实现实名制，有的微信账号并非通过手机号码绑定，而是通过其他方式登录，微信用户名仅显示为昵称，也并非使用者真名，故微信使用者的主体身份无法判定。如果不能证明微信使用人是当事人，那么微信证据在法律上与案件就没有联系，即切断了证据的关联性。内容认定难。相比书证，微信证据的内容在认定中却困难得多。内容的片段性导致无法认定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微信证据不像书证那样，能完整反映出案件的真相，特别是在无法恢复完整的聊天内容的情况下，相关的聊天内容在没有旁证印证时，无法让法官采信。
解决微信证据认定难点的有效方法
利用多种科学技术手段准确认定微信使用者的身份。在微信尚未实名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双方当法妞问答 www.xiexiebang.com
事人自认、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照片的辨认、第三方机构即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的协助调查等来证明使用者是否为当事人。
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证据鉴定机构并明确其认证规则，是目前微信证据发展的必然需求。电子数据证据相比纸质书证，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开放性、不稳定性容易导致其被使用者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伪造或者删改。如何审查微信中的证据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就为法院制造了困难。当然法院可以通过微信的运营商进行查询，要求其提供相关的技术帮助，为微信使用者提供客观的证明，以此证明该证据是真实的，但流程依然是比较复杂的。
确保微信证据完整性。完整性是指在微信中选取的证据必须是完整全面地反映整个聊天的过程，否则仅凭其中片段式记录并不能完整地分析出该证据是否能够被采纳。因为聊天记录可以人为变动，举证一方必须证明聊天记录并无后期增减，而且应当出具手机原件。只有保证聊天内容的完整性才可能分析出聊天双方主体的真实意图，这就要求案件当事人应当在涉及纠纷内容的微信聊天中保持整个过程的完整，然后提供其他证据相印证，由此可在诉讼中形成有利的证据链条，以提高胜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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