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5篇）

第一篇：17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17世纪欧洲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摘要]关于郑成功家族的历史活动一直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数代学者长时期辛苦工作下，目前有关郑氏家族的中文资料已得到比较系统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除了部分荷兰文档案外，数量庞大的相关西文资料却一直未获有效开发利用。在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利胜、闵明我与帕拉福克斯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中，就包含有丰富的郑成功家族史料。这些传教士基本上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利胜甚至还与郑成功及其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的接触，对郑氏家族的内外活动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描绘。注重解读这些欧洲天主教文献的相关记载，并将其与现存中文文献相互贯通，必将有助于深化郑氏家族史事的研究。

[关键词]17世纪天主教文献郑成功家族

[中图分类号]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3-0131-12

作为明清之际纵横东南亚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郑成功家族势力的兴衰引起17世纪向外扩张的欧洲社会较广泛关注。在与郑氏家族势力交往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主要海上国家留下了许多关于其家族事迹的记载。毫无疑问，这些由同时代欧洲人所撰写的西文记录，在研究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可惜的是，这部分西方文献并没有像中文文献那样得到国内学者比较深入的开发利用。除了一部分荷兰文档案得到翻译整理外，对于数量众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语种资料，几乎少有人触及。本文以17世纪三位天主教传教士所撰写的西班牙文书稿为考察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的记载，并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史料，对其在研究17世纪郑氏政权兴衰方面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分析。

一、利胜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会士利胜(Victorio Riccio，1621～1685)是17世纪下半叶卷入华南诡谲多变政局中的一位传奇人物。1621年1月，利胜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人多明我会。从罗马圣多默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一位哲学教授。在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东方传教队伍，于1648年6月底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成为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的一员。利胜先是被安排到当时马尼拉闽南华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6n)区传教，并由此学会了闽南语和不少汉字。1655年7月，他受马尼拉多明我会派遣由马尼拉渡海入闽，并受命留在闽南地区，一方面负责向闽南人传教，另一方面承担联系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会传教区之间人员、书信、补给往来的中转任务。从1655年到1663年，利胜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郑氏家族掌控的闽南地区传教。1663年底，郑军丢失厦、金根据地，撤离到台湾岛后，利胜跟随已降清的原郑氏家族重要将领郑鸣骏到泉州地方传教，此后又辗转前往福州。由于正值杨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传教士，利胜在福州未能久居。1666年1月，利胜搭乘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离开福州，前往台湾鸡笼(基隆)。在短暂停留鸡笼期间，他曾经受荷兰人委派。与台湾郑氏政权谈判。1666年3月，利胜乘坐荷兰商船由鸡笼抵达马尼拉，以希望能够说服西班牙殖民当局恢复与荷兰人自1648年起中断的贸易，但却因此遭到流放。不久他得以获释并返回马尼拉，并被委派到距离马尼拉约一公里的圣若翰住院服务，同时也借以调养身体。就在这段时间里(1666～1667)，利胜接受马尼拉多明我会的委托，开始编撰一部反映多明我会人华传教历史的书稿。利胜曾经试图返回中国传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颁布谕旨禁止传教而未能如愿。，此后，利胜一直留在菲律宾群岛传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于马尼拉华人社区。

利胜可以说是17世纪与郑成功家族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因长住闽南，他得以与郑氏家族交接往来，并由此见证了此期间郑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外交活动。因此，当1666～1667年间利胜受命撰写《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这一部重要书稿时，就在书中记载了关于郑成功及其家族活动的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其一，关于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生平事迹。郑芝龙是郑氏家族崛起的关键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见有关郑芝龙早期经历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郑芝龙的早年生涯变得扑朔迷离。而利胜在书稿中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郑芝龙的早期活动，如内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于安海港前的一个小渔村石井(Chiochy)，由于极端贫困，他决定出外碰碰运气。他先是到了澳门，在那里以‘尼古拉斯’为名受洗，随后前往马尼拉。在这两处地方他都从事低下的工作。后来他来到日本，投靠在那里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机敏能干，就放手让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还给他娶了一位异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及声名最显的就是国姓，后文我们会谈到他的事迹。”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确提到郑芝龙的家乡是安海石井，而且谈到郑芝龙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经在澳门、马尼拉谋生。我们知道，关于郑芝龙赴日前的行踪，一直比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过马尼拉，还存在疑问。因为此前所见提到郑芝龙曾经居住写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纪的出版物，如传教士康若翰(Juan deConcepcion)所著《菲律宾群岛通史》、传教士马地内斯(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所著《菲律宾史》等，前后相隔一二世纪，难以为凭。而利胜此书撰写于1667年，基本上属于与郑氏父子同时代的记叙，可说是目前所见最早反映郑芝龙曾到马尼拉的史料之一，无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接下来的部分，利胜对郑芝龙亦商亦寇、实力坐大、受抚明廷、远贩东西洋、权倾闽省、投降清军、为“鞑靼人”裹胁到京城羁押，终被杀死等一系列事迹都有简述。

其二，1656～1660年间的清郑冲突。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清军与以厦、金为基地的郑氏军队在华南地区展开频繁交战。现存有关此时期清郑冲突情况的中文史料尽管比较丰富，但往往失之笼统，特别是鲜有具体细节方面的描绘。而利胜则因耳闻目睹得以在其书稿中为我们提供了发生于这段时间内几次大规模清郑冲突的详细情况。如1656～1659年间，郑成功发起声势浩大的北伐。其时利胜正在厦门，对于此次郑成功北伐的前后经过，他就花费了不少笔墨专门加以描述。为准备大规模的北伐，1656年郑氏军队从闽南出发，袭击了福建东北沿海许多地区。利胜记载了当年冬季一支庞大郑氏船队进入闽东福安县的情况：

1656年基督降临节的第四个主日，大大小小超过3000艘的国姓的舢板从海口溯福安河而上。当他们刚一着陆，这些海寇们立即开始

蛮横地洗劫该地。他们抢夺一切东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杀戮。他们强奸妇女。抓捕壮丁。最后，他们放火烧毁了许多村镇。远远就能望见陆地上令人可怖的浓烟。

此次郑氏军队滞留闽东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尽管通过这类“取粮”活动，郑军获得了必要的补给，但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此处利胜所提到郑军劫掠闽东沿海地区的情况，恰好可以与同时期当地民间文献的相关记载相印证。1658年夏，郑成功正式兴师北征；是年八月间，军抵羊山。遇飓风而遭受重创。这次羊山风暴事件，是郑成功北伐过程中经历的一次大挫折，中文史料如杨英《先王实录》、阮曼锡《海上见闻录》等都有记述。利胜则指出，在这次风暴袭击中，郑成功共损失了600艘舢板。此外，在一艘大船上的五个儿子以及许多女人全都被风浪吞没。郑本人则因在半小时前离开这艘船而幸运地逃过一劫。尽管遭遇不测，但却未能动摇郑成功北征决心。1659年，郑成功再度率军沿长江进发，直抵南京城下。此次南京战役最后以郑成功溃败而告终，不少中文史料俱有记载。而利胜在描写南京之溃时则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国姓的军队攻进(南京)第一道城墙已有十五天。临近九月的一个早晨，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无以计数的鞑靼骑兵的包围之中。此时，城里的清军也冲出来，国姓的军队溃败了。只有他和一些人从狂烈的洪流中逃生而出。……其余的入都死了，他们被残忍的鞑靼人砍成碎片。……一些人攻击了国姓在江中的舰队，几乎烧毁了整个舰队。激流、潮水和北风推动着燃烧的船只，只有一些船只因为停泊外海得以幸免。国姓划了一只小船靠近大舟。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长期苦心经营，花费无数代价建立的军队毁灭了：士兵，水手，马匹，武器，供给，人员以及几乎所有他的船只。带着羞耻及头部童创，他悲惨地只身返回了厦门。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利胜并未随军出征，他的上述描述可能是间接听闻自参战的郑军将士，因此带有几分传奇色彩。而接下来的清军进攻厦门之役则因是利胜亲身经历而提供了不少翔实的记录。据利胜记载。郑成功攻打南京的军事行动极大地刺激了清政权，决意派遣大军彻底击败郑氏这个对手。1660年春，清军在达素的率领下向闽南逼进并于是年6月17日向厦门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而郑成功也整军迎战，双方在厦门海域爆发了“东方海面上有史以来最激烈及最可怕的一次战斗”。按照利胜的记述，参战的船只共有1200艘，其中“鞑粗人”有800艘，而“国姓”则有400艘。战争从黎明开始，持续到午夜二时。一开始郑军失利，不少军士向清军投降，一些战船也被清人焚毁。但是中午时分，风向变得对郑军有利，他们抓住时机迅捷猛烈地攻击清军的舰只，残忍地大加杀戮。被杀死的清军不计其数。许多清军船只被郑军炸沉，一些船只则被俘获牵引到岸上。利胜特别指出，郑军制胜的一个原因是其火炮优于清军。这次大海战以清军惨败而告终，在利胜笔下其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战争将海水染得血红，死尸和垂死者遍布洋面。刚刚看见一艘船沉没，另一艘又着火了，敌人屠杀了该船上的所有人。旁边的一艘船上的战士，尽管执着重武器。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以避免落入敌人之手。樯倒桅断，船只四分五裂。箭如急雨，炮矢俱下。阵阵火药雷鸣般爆炸。战士狂叫，垂死者哀嚎。号角声，战鼓声，锣声混乱一片，夹杂着火炮齐鸣声。这真是一幅人间地狱图画。充满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人们绝望的尖叫以及茫然不知所措和恐惧万分的混乱。

利胜还记载了同时发生在陆地上的一次交战。清军推测郑军主力都集中在海上，陆上必定空虚。他们通过与一位率5000步兵扼守入岛要道的郑军将领密谋，试图攻进厦门岛。由于郑军士兵大部是本地人，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财产面临危险，因此拒绝听从该叛变将领的指挥，仍然顽强抵抗，尽管遭受极大损失，但打败了清军，阻止了清军从陆上偷袭厦门的企图。此处利胜提到的郑军叛将应是时任高崎守将右虎卫镇陈鹏，他在战前私通清同安总兵施琅，“谋为内应”，后被郑成功以“通虏遏师”罪诛杀。

其三，1661～1662年清廷迁界与郑成功收复台湾。为了彻底摧毁郑军，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厉行迁界政策，下令江、浙、闽、广数省滨海居民尽迁内地，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海，粒货不许越疆”。迁界给东南沿海地区居民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特别是闽南地方“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清廷迁界时，利胜往返金门、厦门两地，照顾遭劫教徒，得以亲眼目睹了此项野蛮政策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并将其见闻写人书中。依照利胜的记载，清军烧毁了东南沿海界外的一切，冲天的大火持续了数周，厦门城甚至三天都不见太阳。为了重建抗清基地，郑成功决定收复台湾。利胜在郑成功进发台湾的时候没有随军出征，留在金门，但他亲眼目睹了庞大的郑氏舰队出发的壮观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组成的郑氏舰队离开金门，向台湾岛进发。1662年2月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利胜在书中特别提到郑军将士亲口告诉他，大约9000郑军和632名荷兰人死于整个战役中。这点似不见于其他中西文献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其四，1662～1663年郑氏政权与马尼拉的联系。利胜书中还记载了他充当郑成功的使节，出使马尼拉的经过。郑成功占有台湾岛后，即把目光转向菲律宾群岛。他计划派遣使节携带文书前往马尼拉宣谕西班牙殖民者尽早纳贡。也许考虑到利胜是来自马尼拉的神父，郑成功决定挑选他作为使节。1662年4月，郑成功派人召谕留在厦门的利胜前来台湾，交给他一封文书，命令他作为使节前往马尼拉，并告诫他如果没有完成使命就别指望返回台湾。利胜别无选择，只得在4月底乘上郑成功为他准备的船只前往马尼拉。经过十七天的航行后，5月10日，利胜乘坐的船只抵达马尼拉湾。他换乘一只小舟从河道进入马尼拉城。当他到达圣多明修院时，受到了多明我会会士的欢迎。随后，利胜在省会长的陪同下拜会了西班牙殖民总督马利克?德?拉腊(Sabiniano Manrique de Lara)，与他协商如何处理郑成功的宣谕以避免在当地居民中造成混乱。双方决定不公开郑成功宣谕中武力威胁的内容，而只谈贸易问题。随后马尼拉当局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利胜穿着郑氏官服‘。带着随从与西班牙总督会见。尽管利胜和总督极力避免泄露利胜来使的真正目的，但消息还是外露了。在马尼拉激起了骚乱，一部分西人扬言要杀死巴利安区的华人。在此情况下，当地华人决定在5月25日发起反抗。他们杀死了一些土著人和两位当时在巴利安的西班牙人，向马尼拉城发动进攻，但是被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击败，一部分人被杀死，一部分人逃往山林，还有一部分人则退守巴利安地区。利胜在获得马尼拉殖民

总督的授权后。与另一位多明我会士马若瑟(JoseMadrid)一起进人巴利安华人社区，试图调节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这场冲突。尽管西班牙人极力鼓动总督下令攻打华人，但在利胜的说服下，西班牙殖民总督最终同意让成千上万的华人搭船离开马尼拉回国。在上述马尼拉事变发生时，有一些停泊在马尼拉湾的华人船只乘乱逃回了台湾。一位闽南船长向郑成功哭诉了发生在马尼拉屠杀华人情况。郑成功大怒之下，马上下令整军讨伐，但却因突息重病逝世而未果。由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决定拒绝郑成功的纳贡要求，如何回复郑成功成为一个问题。尽管此前郑成功已经警告利胜未完成使命不得返回台湾，但他仍然自告奋勇承担转递回复的使命。于是，马尼拉西班牙殖民总督任命他为使节，交给他一封答信。利胜乘上一艘中国舢板船前往台湾，途中船只几遭风险。由于遭遇台风，船只无法在台湾安平港靠岸，船上华人决定直接驶往中国大陆，终于在1662年8月31日这一天抵达厦门港。⑦利胜因郑泰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屠杀华人事件上迁怒于他而几乎被下令处死，但关键时刻他获得了一位名叫孙伯多禄的天主教徒的帮助，将马尼拉屠杀原委以及自己居中苦心调停的经过告诉了郑泰及其他郑氏官员，如此才被释放。此后利胜为恢复郑氏政权与马尼拉之间的和平而奔走呼吁。他多次和郑泰以及其他郑氏首脑人物协商。但是郑泰等人对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在马尼拉和其他岛屿屠杀闽南华商的行径难以释怀，而且他们认为既然郑成功已经有令讨伐，那么在他死后，更应该继承其遗志向马尼拉进军。利胜极力为马尼拉当局辩护，指出郑氏政权进攻马尼拉，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害无利。特别是郑氏政权此时正处在清军和荷兰人的围攻态势之下，如果再与西班牙人翻脸，这样会导致四面楚歌的境地。明智的做法是继续与马尼拉当局保持和平，在商贸交往中获得双赢。也许是被利胜所指出的利害关系打动，包括郑经、郑泰在内的郑氏政权首脑们几经商议之后，决定委任利胜作为全权使节前往马尼拉解决双方之间的争端。这样，1663年4月4日，利胜再次身着官服，率领一支郑氏政权壮观的外交使团离开厦门，于当月19日抵达马尼拉，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盛大欢迎。5月6日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归还所有被没收的华人武器和钱财，重新欢迎华人商船前来贸易。双方正式签订和平协议。上述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行为显示了郑氏家族在占据台湾岛后对自身战略方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是研究郑氏家族的海外政策方面必须加以关注的地方。然而，囿于史料，迄今为止，关于郑氏家族试图征服菲律宾群岛的这一段插曲尚未得到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利胜此处以亲历者的身份记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无疑为我们研究这一段史事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其五，1663年郑氏家族内讧与清荷联军攻陷厦门。郑成功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生乱，清军乘机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厦、金两地，促使郑经撤守台湾。利胜书稿中也以亲身经历详述了这段见闻。1663年7月，利胜带着与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协商结果返航。当他于7月27日抵达厦门时却发现该岛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起因是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内讧。郑经在一次宴会过程中逮捕了郑泰，指控他企图谋杀自己，并且与清军合谋献出厦门。⑦次日郑泰在牢中悬梁自尽。随着郑泰身亡，其家属、部下在郑泰兄弟郑鸣骏的带领下，渡海至泉州，投降了清军。其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因台湾为郑军攻占，思图报复，派遣舰队前来协助清军。于是，清荷联军，加上投降的郑泰部属，三方联手在1663年11月间向盘踞在厦门和金门的郑经大举进攻。据利胜记载，投入战斗的双方舰只近千艘：属于清军的有400艘，已投降清军的郑泰部属有百余艘，荷兰人有15艘。至于郑经也有400艘。11月19日至20日，双方在厦门海域展开两昼夜的激战，死伤无数，最后郑经失利，撤退到了台湾岛。清荷联军进占厦门后，对该城大肆烧杀抢掠，利胜亲眼目睹了繁华的厦门城短时间内化为灰烬的悲惨状况。

除了以上内容外，有意思的是，利胜在其书中也依据自身的观察描绘了郑成功、郑经的性格特征及其对待天主教的不同态度。在利胜笔下，郑成功“身材匀称，皮肤白于纯种中国人，表情严肃，说话如同狮吼”。性格“果敢、坚毅，但也报复欲强，残忍”。他甚至夸张地提到在郑成功掌权的十五年间，先后下令惩罚了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很多人只是因为微小的过错就遭受大罚。同时，郑成功还是一位精通各种武器的杰出武士，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至于郑经，利胜则将其描写成一位荒淫享乐、能力低下的人。在对待天主教问题上，父子俩也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郑成功对待天主教比较宽容，他允许利胜等传教士在厦门等地公开传教，天主教徒也可以自由地举行宗教庆典。对于地方上骚扰教堂、攻击教士的行为，有时也加以干涉。相反，郑经则一度十分反感天主教，他曾经放任随从攻击利胜在厦门新修的一所教堂，企图抢夺过来改造成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处所。这些都是不见于其他书籍档册的珍贵记载。总之，利胜以一位长期在郑氏家族控制的闽南地区活动的西方人的亲身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研究郑氏家族活动的极其有价值的文献史料。

二、闵明我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闵明我(Domingo Ferndndez de Navarrete，1618｀1686)也是17世纪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入华多明我会传教士。1618年，闵明我出生于西班牙的卡斯特罗格尼兹(Castrogeriz)；1634年，进入贝纳菲尔(Penafiel)多明我会小修院，其后又进人瓦亚多利德(Valladolid)的圣保禄多明我会修院学习，毕业后即担任了该修院附属著名的圣格列高利学校讲师。1645年，闵明我遇见返回西班牙招募会士去中国传教的黎玉范，受其影响，他立即报名加入了黎玉范组织的东方传教团。1646年。在黎玉范的带领下，他与另外二十余位多明我会士乘船抵达墨西哥。1648年6月，闵明我、利胜等一行人跟随黎玉范来到菲律宾马尼拉。他受命向当地土著人传教。1650年5月，闵明我被任命为圣多玛斯大学讲师。1654年，他又被任命为萨马尔(Samal)圣卡特琳教堂的本堂神父，由于神学造诣出众，他同时还兼任圣多玛斯大学的神学教授一职。在这段时间里，闵明我目睹了第一位中国天主教神父罗文藻的晋铎场景。在马尼拉传教期间，闵明我染上疾病，医生建议他返回欧洲休养。1657年，他离开马尼拉，取道印度返回西班牙。1658年，当闵明我停留望加锡(Macassar)的时候，恰遇一艘驶往澳门的葡船。船上乘客包括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及一批新人华传教的传教士。闵明我决定跟随他们前往中国，加入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传教团体。1658年7月，闵明我抵达澳门。不久，闵明我寻机进入福建福安县传教。此后数年，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华南地区传

教，直到1664年清廷禁教，驱逐传教士，他与其他二十余位传教士在1666年3月被驱往广州羁押。闵明我在广州度过了四年时光，他利用这段时间系统地研究中国宗教文化，同时与被关押在一起的耶稣会士们辩论中国礼仪问题。由于与耶稣会士存在严重分歧，闵明我寻机逃至澳门，并决定由此前往马尼拉或罗马，向教会上层陈述多明我会关于中国礼仪的看法。1670年1月，闵明我乘上一艘驶往印度的葡船。途中历经种种波折，终于在1673年1月辗转抵达罗马。在罗马，闵明我向教宗克莱孟十世(Clement X)及传信部汇报了中国传教区的情况及与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他还婉拒教廷有意任命其为首位中国主教的建议，极力推荐罗文藻担任此职。尽管闵明我一直希望能够返回中国传教区，但多明我会却命令他返回马德里，担任圣玫瑰省司库一职，负责为亚洲传教会招募人手。闵明我同时还受命编辑利胜所著《多明我会在中华帝国之业绩》一书。1674年6月，闵明我返抵马德里。但他并没有按照修会的要求编辑利胜上述书稿，而是动手编写自己关于中国的两本重要书籍，即《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与《中华帝国教会的古今争论》。1677年，闵明我被任命为西班牙的一处海外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岛的圣多明我大主教，此后他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686年2月死于该岛。

闵明我无疑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他参与中国礼仪之争并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角色。尤其是1676年他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在马德里首次问世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出版，引起欧洲知识界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广泛争论，进一步激化了礼仪问题。因为本文的主题并非讨论闵明我与礼仪之争的关系，故此处不赘。值得注意的是，在闵明我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一书第六部分第三十章中。他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记载郑成功及其家族事迹。其主要内容有很大部分与前述利胜的记载雷同，如郑芝龙的生平，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宣谕马尼拉的经过等。此外，与利胜一样，闵明我也记述了郑成功性格中勇敢而又残忍好杀复杂性的一面。很显然，闵明我书中关于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利胜，这一点，从他在文中多次提到“利胜神父致信我们”也可以得到验证。但是，闵明我并非简单摘录利胜的资料，而是在自己的书中也补充了一些利胜书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首先，利胜书中并没有收录1662年4月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马利克?德?拉腊的函件内容，而闵明我则记录了这封信件的全文以及马利克?德?拉腊1662年7月10日致郑成功的回信全文。第一封信件内容如下：

承天命而立之君，万邦成宜朝贡，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可恶荷夷不知天则，竟敢虐我百姓，劫夺商船。形同盗贼，本当早敕水师讨伐，然仰体天朝柔远之仁，故屡寄谕示，以期彼悔罪退过。而彼等愚顽成性，执迷不悟，邀予震怒，遂于辛丑年四月率水师亲讨，兵抵台湾，捕杀不计其数。荷夷奔逃无路，脱衣乞降，顷刘之问。城池库藏尽归我有。倘彼等早知负罪屈服，岂有如此之祸哉?尔小国与荷爽无别，凌迫我商船，开争乱之基。予今平定台湾，拥精兵数十万，战舰数千艘，原拟率师亲伐，况自台至尔国，水路近捷，朝发夕至。惟念尔等迩来稍有悔意，遣使前来乞商贸易条款，是则较之荷夷已不可等视，决意姑赦尔等之罪，暂留师台湾，先遣神甫奉至宣谕。倘尔及早醒悟，每年俯首来朝纳贡，则交由神甫复命。予当示恩于尔，赦尔旧罚，保尔王位威严，并命我商民至尔邦贸易。尔仍一味狡诈，则我舰立至，凡尔城池库藏与金宝立焚无遗，彼时悔莫及矣!荷夷可为前车之鉴，而此时神甫亦无庸返台，福祸利害，惟择其一，幸望慎思速决，毋迟延而后悔。此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

第二封信内容是：

致中国沿岸及海上之王国姓阁下：西班牙人惟服从其国王，仅崇拜天地造物之主，万物之原，无始无终全能上帝，并生于其圣教，也将死守以终，此事世人无所不知也。西班牙人之交易正经恒久不变，亦可赞誉者也。近数年来，中国人携价值数千金之商品前来，换去宝责财富而成富。对彼等所示之友情，吾人亦曾给与厚谊与援助。自中国战乱以来，阁下既以友情相示。吾人亦续守信义，保护阁下船只，并充分提供粮食及其他必需之物品。鞑靼人曾要求驱逐来自阁下领土之中国移民，吾人亦予以拒绝。对阁下战争胜败有关之物质或友谊亦均供与以示厚谊。阁下对此曾表谢意，并誓续不朽如岩石之友谊。阁下曾遣使者前来，吾人亦厚礼相迎，厚札送之以归。然今阁下背你原应守之约。而要求吾人纳贡，此乃因阁下认识不足，未曾想及曾所受至上之福以及如此将引来何等祸害所致。阁下欲征服吾请岛，实为不可能之事。……今以你之使臣利胜神甫为我使者，携此复函，旨在邀信释疑也，殊盼善迎之，以遵君王问使臣之特权。你我彼此有邻邦之谊，敬祈上帝赐阁下智慧俾悟真理。1662年7月10日，马尼拉。尽管这两封信函的全文在其他西方文献中也屡有转引，但大多出自18、19世纪书籍。而闵明我此书出版于1676年，距离上述书信撰写时间不过间隔十余年，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该事件的史料之一，有一定参考价值。

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闵明我还补充了一些1667年利胜书稿完成后所发生的关于郑氏家族的事迹，例如，他曾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关于郑经与三藩之乱的记录：

国姓的长子，就是前面提到他要处死的那位，接替了他的位子。他是一个本性不良的人，也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果敢与聪明，因此我怀疑他可以统治中国的任一省份，就像这一年即1675年所报告的。从马尼拉送来的1674年的信件告知我，中国一位四个省份的统治者造反了，并且追随者颇多。而从中国送来的1673年的信件却没有提到这些，这使我产生怀疑。我也不知道在那儿有哪位领有四个省份的总督，除非是指吴三桂(Vu San Kuei)。假若是他造反，那鞑靼人就危险了。

从这段引文可见，由于闵明我此时期正担任西班牙多明我会圣玫瑰省驻马德里的司库，可以定期收到来自中国及马尼拉本会传教士的来信，因此得以掌握关于中国的消息。显而易见，此次提到的造反事件即指1673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随后耿精忠、尚之信等相继加入，酿成“三藩之乱”。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已经离开中国多年，但闵明我却似乎相当了解中国政局。从中国传来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带头造反者的名字，但他很快就联想到吴三桂，并且精确地判断出实力雄厚的吴三桂造反将给清廷造成极大的危险。此外，从引文中也可看出，闵明我对郑经评价颇低。但他却没有料到，不被他看好的郑经也率军卷入了“三藩之乱”，而且一度重新控制东南沿海地区达数年之久，成为影响清廷统治的一个心腹大息。以上这些都是利胜书

稿中没有记载的内容，从而从一个侧面为我们考察郑成功家族的活动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线索。

三、帕拉福克斯与郑成功家族故事

胡安?德?帕拉福克斯(Jnan de Palafox y Mendo-za。1600～1659)是―位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1600年6月26日，帕拉福克斯出生于西班牙纳瓦那(Navarra)的菲特罗(Fitero)，青年时期先后求学于阿卡拉(Al-cala)和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1620年大学毕业后，步入政界，在西班牙王室中任职，1629年，成为天主教神父，1639年，被任命为墨西哥普埃卜拉(Puebla)主教1640年6月，帕拉福克斯抵达任所，很快因不满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侵犯其主教职权而与当地上述天主教修会发生冲突。1642年6月至11月间，他受命暂时代理新西班牙总督一职。任职期间，帕拉福克斯致力于整顿殖民政府财务管理，纯洁天主教信仰，清除印第安人的偶像崇拜。1647年，他因不满当地耶稣会权力膨胀而与该修会产生激烈冲突，酿成美洲教会史上著名的帕拉福克斯事件(Palafox affair)。1649年，帕拉福克斯离开墨西哥返回西班牙，并于1653年被任命西班牙奥萨马(Osma)教区主教，1659年10月死于该教区。

与利胜及闵明我不同，帕拉福克斯从未进入中国传教，但他却是17世纪中西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人物。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西班牙航线是17世纪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要道，每年夏季从马尼拉浩浩荡荡地开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帆船带去了大宗的中国商品，同时也带来了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作为墨西哥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以及掌管调遣菲律宾船队(the Philippine vessels)的实权者，帕拉福克斯得以依据定期从马尼拉送达的报告，获知中国传教会的进展及时局变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17世纪中叶中国礼仪问题在教会内部逐渐升温时，帕拉福克斯也介入了这一争端。其时他与墨西哥教区耶稣会士之间的矛盾正逐步加剧，因此，当他了解到发生在中国传教区的上述争端时，自然选择站在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一边，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1646年8月，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率领包括闵明我在内的一批新招募到的本会传教士由西班牙抵达墨西哥普埃卜拉，计划由此乘船前往马尼拉，然后转入中国传教。在墨西哥停留期间，他们受到了帕拉福克斯的良好招待，并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获得了后者的支持。例如，当黎玉范等人初抵普埃卜拉时，帕拉福克斯就向他们展示了一篇由马尼拉耶稣会士莫拉雷斯(Diego Morales)所写的为在华耶稣会传教策略辩护的论文，使黎玉范等多明我会士得以及时掌握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最新动态。其后，当黎玉范发现利胜在1646年9月所带来的教宗英诺森十世(Innocent x)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敕谕未经设在马德里的印度委员会(el Consejode Indias)批准，从而可能为在华耶稣会士所拒绝接受时，帕拉福克斯也适时伸出援手，亲自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指责在华耶稣会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请求加以干预。

在关注中国传教会发展状况的同时，帕拉福克斯也颇为留意中国时局的变化。他利用前述来自马尼拉的报告，撰写了一部《鞑靼征服中国史》。该书稿在帕拉福克斯死后由其亲属Don Bernardo dePalafox交给一位法国人带到巴黎，于1670年出版。全书以长达三十二章的篇幅叙述了自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大起义至清军席卷华南地区的历史。它与前述闵明我所著《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被视为是17世纪西班牙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两本书籍，在欧洲社会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正如学者评价，因为缺少亲历经验，帕拉福克斯所撰这部《鞑靼征服中国史》传闻失实之处颇多，与同时代另一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鞑靼战纪》相比，可靠性显然不如后者。但它也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该书在记载清军与华南地区南明军队交战方面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史籍的历史细节，从而引起魏斐德(F.E.Wakeman，Jr.)等知名明清史家的注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就同时代的西班牙语种作品而言，帕拉福克斯此书可说是记载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生平事迹最丰富的一部西文书籍。全书以近三章、七十页左右的篇幅描述了郑芝龙的传奇人生。尽管其部分内容与本文前述利胜及闵明我的相关记载略有交叉，但包含着许多独特的地方。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1633年郑芝龙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事件。1633年，郑芝龙率军在金门料罗湾打败了入侵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取得了料罗湾大捷。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荷兰人，使得“荷兰驻台湾行政长官蒲罗曼以武力打开通向大陆的努力宣告失败，荷兰人从此退出福建沿海”。作为受抚明廷后首次在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西方入侵者交战取得的重大胜利，郑芝龙也借料罗湾之战向明政府显示了其强大的海上实力，由此牢固地确立了郑氏家族雄霸东南亚海域的地位。基于料罗湾战役在中荷关系史及郑氏家族史的重要性，中外史家都很重视研究这一段史事。但是，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史料十分零散，现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荷兰学者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荷兰文记载而撰成，至于其他西方语种的资料则较少为人所关注。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帕拉福克斯在所撰书中也花费了不少笔墨叙述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交战与谈判，内中不乏引人注目的历史细节。据帕拉福克斯记载，当郑芝龙壮大实力后，就计划使“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畏惧他”。他威胁荷兰人如果不主动撤离的话，就要用武力将他们赶走。郑芝龙还利用禁止荷兰人与东南中国开展贸易的手段来打击对手。当荷兰人低估郑芝龙的禁令时，很快尝到了苦果，因为“他烧毁了他们最好的八艘船只：一次烧毁三艘，在另一场合中又烧毁五艘”。帕拉福克斯认为，八艘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在交战中被郑芝龙烧毁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同时他还认为，应当有更多的荷兰船只被郑芝龙烧毁，只是尚缺少可靠的消息以确认具体的数量。荷兰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开始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位可怕的对手，因此改变策略，与郑芝龙谈判，“最后，荷兰人与一官和谈，他们被迫每年向他交纳大约六七千镑银币的贡金，通过这样的方式以获许自由交易及从台湾岛航行到中国。这笔钱是无法与他们从这种自由贸易上所获取的巨大利益相比的”。在帕拉福克斯看来，荷兰人以“如此廉价的利率”买通了与“一官的友谊”。其后，双方之间频繁联系使这种友谊益发坚固。乃至郑芝龙“希望把其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他们，将他送给他们带到东印度公司占据的雅加达，使他有可能受到欧洲在礼节与军事方面的教导”。而对于那些持有郑芝龙颁发的通行令，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荷兰人也不像

战前那样加以劫掠。

其二，关于郑芝龙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冲突。郑芝龙与澳门颇有机缘，这是他年轻时曾经寄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其皈依天主教的处所。但据帕拉福克斯披露，郑芝龙几乎因为索回女儿遭拒而发兵攻打澳门葡人：

我认为现在有必要谈谈发生在一官和澳门葡萄牙人之间的一个分歧。他对该城一直怀有一种偏爱与重视，那儿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那时他从未奢望能有今天这样高的地位。但一件大事的发生几乎促使他(就像他威胁的那样)与(澳门)居民们大起冲突。事情是这样的；他在日本发迹之初，在那儿有一位私生女。她曾受洗，接受天主教教育。天主教徒们被驱逐出日本后，她夹在他们当中逃至澳门。在那里她被好心人收留，教导她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当一官被告知他的女儿在澳门后，就向葡萄牙人索要她，因为是他的孩子。葡萄牙人知道这是父亲在索要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却认为不宜将他的女儿归还他，因为她是一位天主教徒，而他尽管受过洗礼，接受天主教信仰，但现在却过得像一位外教人，来往的也都是这一类人。但葡萄牙人希望充分地研究、考虑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为此他们召集了教士及其他虔敬人士商议，大家决定不应该将这个孩子交还给她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一官极其可怕地威胁他们，他将率领一支由500或1000艘船组成的舰队来围困澳门，用武力夺回女儿，让所有扣留其女儿的人都遭到灭顶之灾。而且从即刻起，他将通过断绝他们从中国获得任何给养的方式来困死他们。

尽管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澳门葡人仍然没有将女儿归还给郑芝龙。然而，不知什么原因，郑芝龙最终平息了怒火，未将征澳计划付诸实施，也没有在海上切断澳门葡人与马尼拉之间的通道。因为其后不久，一艘从澳门驶往马尼拉的葡船遭遇风暴漂到福建沿海时，受到了郑芝龙的良好款待。郑芝龙下令为该船补充了给养，并护送其返回澳门。有意思的是。这些受到郑芝龙善待的葡萄牙人“观察到一官拥有一个十分奇异的小教堂”，他们注意到教堂里耶稣基督与圣母玛利亚及一些天主教圣人的塑像与众多中国神像摆放在一起。帕拉福克斯的上述记载值得重视。郑芝龙向澳门葡人索女事件几乎不见于中文史料，但依据西文史料记载确有其事，如在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文度辣(Bonaventura Ibdnez)等人的记载中可以确证。而帕拉福克斯此处书稿无疑是较早披露其事件始末的西文文献，对深入研究郑氏家族与澳门关系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其三，郑芝龙乞师日本。隆武二年(1646年)六月，郑芝龙奉隆武帝命派遣黄征明、康永宁为正、副使，携带书信率使团前往日本，请求发兵助明抗清。关于此次赴日乞师事件，目前所见史料主要出自日本，中方资料少有记载，至于西文资料也是极其罕见，而帕拉福克斯则在书中记录了这一事件。据帕拉福克斯的描述，郑芝龙为了抵抗“鞑靼人”的进攻，决定“向日本皇帝派遣一个使团以求援”，但遭到了日方的拒绝，日本皇帝答复郑芝龙使团的理由是：“如果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崇祯向他求援，他本该派遣一支由其最好的战士组成的规模可观的军队前去救援。同样，如果是崇祯的合法继承者的任何一个王子向他求援，他也乐于做同样安排。但任何个别的人的强求，他是不能同意的。”帕拉福克斯认为日方回绝郑芝龙求援的原因是日本皇帝耽于享乐，丧失斗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日本方面在郑芝龙使臣到来后，曾经慎重地讨论了出兵事宜，结果是不出兵的主张占了上风。正当他们决定派遣使臣到长崎向郑芝龙的使臣作出解释的时候，恰好得知郑芝龙已经降清的消息，就令长崎地方官通知郑芝龙的使臣回国。

其四，郑芝龙降清后所部助清攻明。帕拉福克斯书中还记载了两条关于郑芝龙降清后其部下加入清军行列，在击败广东复明义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史料。第一条史料提到了郑芝龙所蓄著名的黑人军。郑氏家族蓄有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黑人军，这些黑人主要是由澳门逃奴组成。人数约有数百人。他们信奉天主教，大多是职业铳手，郑芝龙曾将他们编为私人卫队。对于郑芝龙降清后这支黑人军的下落，由于缺少直接的史料，几成历史之谜。令人高兴的是，在帕拉福克斯书中就提到了这批黑人军在1647年春与清军一起抵抗广东复明义军围攻广州的踪迹：“在参与守卫广州城、抵抗海盗进攻的军队中，有数量超过200、来自不同国度的黑人，他们都是天主教徒，是由澳门逃往中国的奴役。在战争爆发之初，这些黑人数量超过300，他们都在著名的一官的指挥下抗击鞑靼人。一官信任他们胜过中国人，总是让他们紧随左右，而他们也以名副其实的勇敢和忠诚效力于他，直到他被鞑靼人打败的那一刻。在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紧随一官身旁力战至死。那些活下来的数目大约有200人。后来他们就投入了鞑靼人军队，并成为广州守军中的一部分。”这条材料值得重视，它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后，其所部黑人军大部分都被编人清军，并被征调到广东参与平定复明义军的战役。依据帕拉福克斯的记载，这些黑人战士在守城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作战勇猛，不惧死亡，令目睹其勇敢行动的“鞑靼人”震惊万分。战斗结束后，黑人士兵们放下武器，从战场前往广州城中的耶稣会教堂感谢天主给予他们的庇佑。第二条史料则提到郑芝龙所部水师在广州协助李成栋征战的情况。郑芝龙在降清前夕拥有一支庞大的水师，“(芝龙)保安平时，楼船尚五六百艘，军容?@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动天地”。在他降清后，“诸郑溃散”，除了一部分部属在郑彩、郑鸿逵、郑成功率领下人海外，也有一部分归降清军，被调往广东参战。但是，对于这部分归降郑军的规模及参战情况，因史料匮乏，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而帕拉福克斯书中则载有如下反映这些归降郑军水师参与平定广东战役的史料：“1647年4月初，就在广州城前第二次打败海盗之后的十天，一支原来归属著名的一官指挥的水师出现在同一城市。如前所述，这是他被捕后交给鞑靼人的那些军队中的一部分。虽然只有70艘战船，但都装备精良，给养充足，战士与水手齐备。他们连船带人投靠鞑靼人，为其与海盗们交战而效劳。这是一官将士中最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都从鞑靼人那里逃脱加入到海盗们的行列中去了。”这条引文清楚地表明郑芝龙降清部下的规模及其去向。由此也反映了帕拉福克斯此书确实包含有不少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进一步研究的史料。

四、结语

正如不少研究郑氏家族历史的海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郑成功在不同语种的文献中往往呈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实际上，这也恰好提醒我们在研究郑氏家族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尚待进一步揭开的谜团。在17世纪的东南亚海域上，恐怕没有一个家族能像闽南郑氏这样在海洋史上占据着如此令人震撼的地位。当悬挂着郑氏旗帜的帆船络绎不绝地川航于华南、中国的台湾岛和澳门、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各地时，也是在向东西各方表明，这是一个属于郑氏家族的海洋时代。如今，随着岁月流逝，海洋早已不属于郑氏，但是，有关郑氏家族的各类传闻，却仍然静静地流淌在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各种欧洲语种的文献海洋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这些曾经与郑成功家族频繁打交道的西方人留下的档案资料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毋庸置疑，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解读这些用不同西方语言文字写成的带有难得的他者视角的文献，并将其与现有的丰富中文文献相互贯通，那么，一部丰满的郑氏家族历史也就能跃然纸上了。

责任编辑 周 奇

第二篇：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的郑成功家族故事 张先清/王荟

【专题名称】明清史 【专 题 号】K24 【复印期号】2015年08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5年4期第154～159，127页

【英文标题】The 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Seen from Spanish Catholic Documents in 17th Century 【作者简介】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厦门 361005)；

王荟，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内容提要】 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会曾经多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当时郑成功家族控制的东南沿海地区传教，尤其是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度辣等人，更是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不少反映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书信报告，其内容涉及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早期关系、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交往、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郑成功的抗清活动等，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透过这些弥足珍贵的西班牙文资料，有助于学术界深化郑氏家族史与明清易代史的研究。

The Spanish Catholic Church has sent missionaries repeatedly in 17th century into the southeast coastal region under the control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Franciscan priests 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 Buenaventura especially once lived with the Zheng families and had directly contact with some important members of Zheng family, they basically can be seen as the witness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Zheng family.During they stay in Southeast China, they wrote a number of letters and reports regarding the activities of Zheng family.The main content include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Zheng family and Manila, Macao, the activities of Zheng family in Anhai, Zheng Chenggong’s military activities for anti-Qing government, etc.These rare Spanish materials help scholars to deepen there search about the history of Zheng Chenggong family as well as the transi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关 键 词】17世纪/天主教/郑成功家族17th century/Catholic literature/Zheng Chenggong family

中图分类号K2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4-0154-06 17世纪崛起于台海地区的郑成功家族无疑是中国东南海商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该家族一度掌控了东西洋海上贸易航路，引起了当时东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不仅长期与郑氏家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而且其天主教会还曾频繁派遣传教士进入郑氏家族控制的福建沿海地区传教。这些西班牙传教士在与郑氏海商集团打交道过程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郑氏家族的珍贵记录。本文以17世纪入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文度辣(Buenaventura，1610-1691)①于1649-1660年间所撰写的数份稀见书信报告为分析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记述，以期有助于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家族活动的研究。

一、关于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关系

目前有关郑氏家族与西班牙所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之间关系的西文资料主要集中在1660年以后时间段，②至于反映早期郑氏家族与马尼拉关系的史料则极为少见。而利安当于1649年8月9日所撰写的一封致菲律宾方济各会省会长的书信中，为我们披露了一些关于当时郑氏家族与马尼拉之间关系的珍贵线索。

从利安当的这份书信中可知，此次由马尼拉西班牙天主教会派遣入华的一批传教士都是通过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才得以进入福建传教。根据利安当的描述，1649年7月21日，在他和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带领下，一共有八位分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登上一艘前来马尼拉贸易的郑氏家族舢板船，离开马尼拉前往福建。经过十二天的航行后，他们一行于1649年8月2日抵达当时郑氏家族的据点——闽南安海。值得注意的是，利安当还在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

8月2日，我们抵达了该港„„上述船长就前去见本地的官员，并交给他一封(马尼拉)副长官所写的有关神父们的介绍信。③

另一位同行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在1649年10月写于安海的一封书信中谈到当他们一行人抵达安海后，船长立即前去报告负责管理该港的一位郑氏家族官员，并交给他一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致郑氏家族的书信。而据文度辣信中所云，写信者是时任西班牙菲律宾行政副长官Manuel Estacio de Fanega。④

利安当与文度辣信中所提到的这位负责管理安海港的郑氏家族官员是谁呢?在另一份报告中，利安当曾指出这位郑氏官员是“一官”的一位兄弟，⑤我们都知道，此处所云“一官”即指郑芝龙。也就是说，该官员的身份是郑芝龙的兄弟。结合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这位官员应是郑芝龙的五弟、澄济伯郑芝豹，他在郑芝龙降清后，“独奉母居安平”，⑥长期镇守安海。而上述前往马尼拉载送利安当等传教士前来安海的商船就是归属郑芝豹所有。⑦很显然，这次西班牙传教士由马尼拉直航闽南，是郑氏家族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建立关系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试探之旅，而且从西班牙天主教会披露的资料可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此次派遣传教士到郑氏家族所控制的东南区域一事十分重视，作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首要殖民长官之一Manuel Estacio de Fanega专门致信给郑氏家族，其用意除了请求郑氏家族能允许并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传教外，也希望能与郑氏家族建立良好关系，以利开展贸易。而郑氏家族此时也十分重视日渐繁荣的马尼拉这一东西方商业中心，同样希望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创建稳固的商贸关系。

基于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因此郑芝豹不仅为传教士开放马尼拉——漳泉传教航线，使得这批西班牙传教士能够顺利抵达闽南安海，进入中国传教，而且也给予利安当等传教士热情的款待。据利安当、文度辣等人记载，接引他们入华的郑氏商船船长无论是在航行过程中还是抵达闽南后，都十分殷勤地照顾他们。而当利安当等人抵达安海后，郑芝豹也对这群从马尼拉航海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给予特别的关照，不仅没有搜查他们的行李，而且还吩咐手下将利安当一行人安排住进当地一所舒适的房子，并按照本地风俗宴请他们，供给他们丰盛的酒食。⑧

二、关于郑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作为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郑芝龙早年曾经漂泊东南亚各地，而他与澳门之间更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⑨利安当的书信中就专门披露了一段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在1649年8月9日所写的致省会长的信件中提到抵达安海后，却在这里与一个澳门葡人家庭不期而遇：

在安海也住着一位当地主官的一位女儿，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嫁给了一位葡萄牙人，这位葡萄牙人我在澳门就认识并到他家拜访过他。上述官员，也就是她的父亲，此时在鞑靼王统治的北京朝廷。而这里则由一位他的兄弟管理。⑩

这封信中透露出了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珍贵记录。信中提到的当地主官，显然指的是郑芝龙。而从利安当的信中我们得知，郑芝龙还有一位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此前学术界依照中文资料只知道郑芝龙生有五子，即使包括郑氏族谱在内资料也都没有提到其女儿的情况，然而，按照利安当的上述记录，可知郑芝龙还有一位女儿，而且是一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同时代的一位传教士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位女儿，她是其在日本时所生，并在当地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因为德川幕府禁教事件而逃到澳门。为了将她迎回故乡安海，郑芝龙还因此差点和澳门葡人大动干戈。(11)利安当上述1649年8月9日所写信件内容比较简短，只是简单报告了此次入华之行。其后，他在1649年10月15日专门撰写了一份有关此次入华传教的详细报告，在该报告中，利安当再次谈到了郑芝龙与澳门葡人的关系：

上述官员在澳门有一个女儿，此女嫁给了该城居民曼努埃尔·贝洛的一个儿子。在去北京之前，他将女儿全家及其亲戚从澳门接到了这里。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还曾拜访过他们。他们作为基督徒，曾向他表示并强调如果没有教堂，将无法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他答应他们会建造教堂，并会从那些着麻布教袍、腰缠麻绳，赤脚行走，不收取银两的神父们当中请一位来出任本堂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其他的人来他的家乡。他也曾将这番话讲给黎玉范和耶稣会的聂伯多神父听。(12)根据上述引文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位与郑氏家族关系密切的澳门葡人家庭是曼努埃尔·贝洛(Manuel Bello)一家，而且他也是利安当在澳门居留时就结识的朋友。1640年5月，菲律宾天主教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负责人派遣黎玉范与利安当前往罗马呈送礼仪之争文件，他们乘船离开马尼拉，在抵达澳门后，却因没有合适的船可以搭乘他们前往欧洲而被迫困留澳门数月。1640年9月份，澳门葡人得知当时葡萄牙在远东的另一个重要殖民据点马六甲城已被荷兰人团团围困，如果没有及时支援，此要塞很快就会落入荷兰人之手。于是，澳门葡人首领下令派遣一支由两艘船只组成的援军，随带各种补给前往解围。黎玉范决定搭乘此救援船，以便从马六甲转往罗马。但是利安当却认为此举太过冒险，选择继续留在澳门，黎玉范只得独自前往。(13)此后，利安当一直暂居澳门，直到1644年才被迫离开。很显然，利安当就是在这段滞留澳门的日子里结识了贝洛一家人。机缘巧合，此次他们又在安海再次重逢。

关于上述郑芝龙与澳门贝洛家族关系的情况，当时与利安当一起住居在安海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不仅证实了利安当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他在1649年10月发自安海的传教报告这样写道：

改天，贝洛的一个儿子来看望我们。他们父子二人是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他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娶了一官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在澳门同一官女儿成婚的事情。她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母亲是日本人，同他父亲一样是基督徒，尽管他父亲后来放弃了信仰。她当时在澳门，其父亲派人去接她。她回答说，她是真正的基督徒，并称基督徒不可以生活在无教堂和神父的地方。他又派人去接她，并传话叫她来，还带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来。他不喜欢其他教派，还说给他们起造一座教堂，供养教士及其所有人。

有了这番承诺，同时也迫于当时澳门城中人们之间发生的巨大分歧以及接下来出现的大饥荒，他们乘船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安海城。他们本来想带一位我们教派的教士，但无法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先来，想之后再派人去澳门或者马尼拉接一位来。就这样他们在这里待了四年。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他派人去接了一位耶稣会神父来办圣事，在他家中好生招待了他两年。(14)结合利安当及文度辣的上述书信资料可知，郑芝龙的女儿名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Ursola de Bargas)，显而易见此为其葡萄牙名字。而其儿女亲家曼努埃尔·贝洛及其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iguez)都是澳门土生葡人。与郑芝龙女儿一样，他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芝龙女儿答应回到安海居住，条件之一是郑芝龙可以提供教堂和传教士，以便他们能进行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而为了将女儿迎归故乡，郑芝龙特意在安海故乡修建了一所教堂，并在暂时无法找到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前提下，召请了一位耶稣会士前来服务。很显然，这位耶稣会士就是聂伯多(Pierre Canevari)，(15)他是一位意大利籍传教士，长期在福建泉州地区传教，与郑氏家族关系十分密切。

实际上，这位嫁给澳门葡人、信仰天主教的女儿只是郑芝龙的长女，依据清初满文档案资料记载，郑芝龙在顺治十年(1654)奏报清廷欲接家眷来京的时候曾提到“惟二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嫁，三子郑世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两事完毕，立即启程，派五弟郑芝豹护送嫂侄前来京城”。(16)由此可知乌苏拉·德·巴尔卡斯还有一位妹妹。

按照上述文度辣书信所记，当利安当一行在安海遇见曼努埃尔·贝洛一家时，这个澳门葡人家庭已经在安海居住了四年之久，因此可以推断曼努埃尔·贝洛一家大约在1645年夏秋时从澳门迁居安海。1646年12月21日，在清军诱降之下，郑芝龙决意投降，“至福州，朝见贝勒„„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挟之而北。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亦不许通家信”。(17)郑芝龙被挟持北上京城后，清政府虽然授予其“精奇尼哈番”，后又加同安侯，但实际上是软禁在京。而据文度辣1650年2月3日写于安海的一封信中披露，曼努埃尔·贝洛曾经陪同郑芝龙前往北京朝廷，他在北京居留两年后返回安海，于1649年11月30日辞世。(18)同样，从这些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的书信资料显示，在郑芝龙居留北京期间，他的葡萄牙人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也曾经前往北京探视，并帮助方济各会士传递传教费用，如利安当就记载1652年他在北京收到安东尼·罗德里格斯的50两银钱。(19)1655年，清军大举进攻安海，郑成功“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镇城”，(20)从方济各会史料来看，在安海被毁后，上述郑芝龙长女可能没有跟随郑成功退居金、厦，而是与其丈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返回澳门，后者以操持郑氏家族擅长的海上商贸业为生，并与当年在安海结识的方济各会士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1678年，文度辣曾从广州发给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一封信件，内中就称呼他为船长，并希望他能继续帮忙传递从菲律宾马尼拉发来的传教补给。(21)此外，利安当、文度辣等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中也披露了郑氏家族豢养一支主要由澳门黑人逃奴组成的卫队的情况。在1649年10月15日的传教报告中，利安当首次谈到了郑芝龙拥有一支由澳门黑人组成的卫队：

上述官员一官一直有一大帮由澳门投靠来的黑人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属于他的卫队，是优秀的火枪手。他十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充作私人护卫，也驱使他们作战。我们刚一靠岸，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马上前来探望我们，其中有几位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随后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或我的同伴留在这里照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神父，尽管有一位名叫聂伯多的耶稣会神父常来这里，但是他的教堂和住院却在离这里有4天路程的一个城市，因此无法照看他们。从四旬斋节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没有举行临终圣事。他们也向我提到了上面谈到的话：那位官员希望是我们留在他的家乡，而不是其他人。几天以后，曼努埃尔·贝洛和他的儿子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即那位官员女儿的丈夫来看望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请求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能留在这里照顾这群教友们。(22)从利安当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这支郑芝龙的黑人卫队士兵大部分是其从澳门招募来的逃奴，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支澳门黑人基督徒卫队：

在安海城内，官员一官手下有一连队的黑人士兵，是他从澳门和其他地方招募来的。他们是基督徒，携有妻子儿女，他们前来看望我们。他们的连长叫路易斯·德·马托斯，是一个非常聪明而理智的黑人，他向我讲述了他们没有神父的苦衷。尽管有一位耶稣会神父经常来这里，但他每年只来一次，因为他有3个城市和4个镇子要巡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将是对天主最大的侍奉。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那位神父已有半年没有来过，基督徒们对他能否很快来这里并不抱希望。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去了。(23)实际上，郑氏家族一直与澳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明末起不少该家族成员都曾前往澳门谋生，近年来所发现的一本郑氏族谱中就提到仅葬于澳门的郑氏家族成员就有22位之多。(24)而西班牙方济各传教士上述有关郑氏家族澳门葡人亲属及黑人卫队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考察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案例。

三、关于郑氏家族经营安海的情况

位于福建泉州的安海港是郑芝龙的重要据点，他在就抚明廷后，为了扩张实力，逐步将安海经营成为其拥兵自重和控制海外贸易的主要基地，(25)因此不难理解安海在郑氏集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关于郑芝龙经营安海的情况，中文资料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较少提到在被挟持进京前后，他是如何布局安排郑氏家族势力以因应明清易代的计划。而利安当1649年10月15日所撰写的传教报告中则为我们了解郑氏家族在安海据点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占据安海城及各个港口、周边范围的统治者是一位名叫一官的官员。他是一位令人生畏的人物，因为其势力纵横海上。鉴于对他存在这种担忧，鞑靼皇帝就招降他，并设计将他带往北京朝廷，一直扣留在那里，许诺说会委派他返回故土，全权掌管福建、广东及另一地区。目前他指定一些人代理他管理这个城市及各个港口。安海城是由一位刚强的女人管辖，她是他的继母；港口之一托付给他的一位兄弟；而厦门及其他地方则由他的一位儿子控制，他现在海上已拥有10万兵马，如果他的父亲没有被放回故土的话，就要和鞑靼人开战。(26)从上引文可知，郑芝龙在前往福州会见清军统帅之前，已经对包括安海城在内的各个据点进行了一番部署安排。安海城及其周围港口交由其继母与一位兄弟管理，而厦、金等地则由其子郑成功管辖。郑芝龙的这一安排从清初满文资料中所保留的一份郑芝龙的自述可以得到验证，1654年，郑芝龙曾经上疏顺治帝，请求护送家眷来京：

臣长子郑森漂流海外，尚未归降，二子郑世忠、四子郑世荫现已在京，三子郑世恩已长大成人，故请与臣母黄氏、五弟郑芝豹留家看坟，而将臣妻颜氏、妾黄氏、五子郑世袭、六子郑世默送往京城。(27)结合上述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利安当报告中提到的这位驻守安海城的郑芝龙的继母，就是其父郑士表的继室黄氏。(28)在1650年致省会长的一封书信中，利安当也再次提到了居住在安海有一位“太夫人”(Tai Fuje)。(29)显然，这位太夫人就是黄氏，她在郑芝龙被挟持入京后，作为郑氏家族的长辈，管理家族事务，例如，1656年，郑芝龙被下狱囚禁后，闽南郑氏家族曾经派家丁袁彩云前往北京探听消息，在被抓获后，他就供称系受黄氏指派入京：“郑芝龙赴京时，我随其母太夫人居于安海。去年因海贼毁安海城，太夫人移住金门所，留我于安海守宅。九月，太夫人唤我至金门所曰：据京城来人说，你大老爷被囚禁，五老爷被捉拿。我不得实情，内心焦虑。你往京城探取实情，以宽我心。”(30)至于信中提到的那位郑芝龙的兄弟，正如前文所考述的，应指其同父异母的五弟郑芝豹，在郑芝龙时代，郑芝豹一直是坐镇安海的守将，(31)他和其生母黄氏一同住在安海，同时也协助黄氏管理安海事务。1655年，郑芝豹在降清两年后被清兵押解至京。1664年，黄氏率领部众及家口七百余人归降清廷，随后也被送往北京与其子郑芝豹会合居住。(32)

四、关于郑成功的抗清活动

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部入海，此后以金、厦为根据地，频频发起抗清活动，从而引起了当时在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密切关注。例如，1660年1月12日，利安当在山东传教时，就专门撰写了一份致西班牙菲律宾行政长官的报告，介绍了当时发生在清郑之间的一系列重大军事冲突。内中他特别提到了郑成功1659年发起的大规模北伐军事行动：

他是如此的自负与大胆，以至于在过去的1659年7月，他通过一条流向与日本交界处海面的大河向古都南京进发。他带领着一支由3000艘全副武装的战船组成的舰队，要夺取这座城市，并占领全省以及毗邻的南方省份，这些地方是全中国最为繁华富庶之地。一开始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周围的一些城市，而与此同时，一大批鞑靼骑兵从北京朝廷赶来参加南京保卫战。在被击败并遭受重创后，他带着失败的结局撤退到海上。鞑靼人收复了失地，斩杀了那些不忠者。(33)很显然，尽管身在济南，但利安当一直对郑氏家族的举动颇为关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有关刚刚发生的这场南京之战的消息，并及时报告给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随着郑成功军事实力的逐步壮大，并一跃而成为当时危及清朝统治地位的最关键人物，在向西方介绍郑氏家族情况时，利安当等西方传教士也相应地把关注的重心由郑芝龙转到其子郑成功身上。他在这份报告中，就专门向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当局介绍了郑成功的家族历史，不仅较为详细地谈到了其父郑芝龙由海上发迹及其后尽撤仙霞岭守军、投降清廷的情况，也特别提到了郑氏父子间在降清问题上的争执及郑成功率郑氏旧部入海抗清的经过：

他的儿子国姓，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既无法接受父亲郑芝龙投降新的鞑靼皇帝的行为，也不愿臣服新朝，于是就带领着其父亲的所有部属与战船入海，期望新皇帝会封其父为王，并全权掌管那些省份，从而恢复一切。当期望落空后，他就起兵并攻打所有沿海的城镇及堡寨。他变成一个与其父亲过去一样残忍的海盗，拒绝承认新的鞑靼皇帝，而是遵奉另一位占据广东省、称号为永历帝的统治者——他是前朝皇室成员，也一样是一位抛家离舍的孤家寡人。上述郑芝龙，从北京朝廷发信给其子国姓，要求他向新的鞑靼皇臣服效忠。其信件一概通过朝廷登记发寄，但不知因何故隐瞒，他们发现其中有一封没有报备，于是新皇帝就将郑芝龙及其一位兄弟和一位幼子投入监狱，这三位现在仍然监禁在北京不同的牢房中。这位海盗国姓的怒火与日俱增，不断袭扰直至将战火延伸到南京及其周边省份。从他的母亲那一方，他继承了日本人的不屈不挠和凶猛品性，据说在攻打南京一役时，他的部队中就延纳有一些日本死士。他将据点建在厦门，就如其父经营安海一样。现在它已经被鞑靼人毁掉了。(34)我们知道，从1650年7月起，利安当就离开了郑氏家族的据点安海，北上开拓传教地，此后绝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山东济南传教，直到1669年病逝广州前，他再也没有重新返回过安海。但从上述引文可知，利安当仍然对发生在郑成功家族的一系列事件颇为熟悉，他不仅了解郑芝龙修书劝降郑成功的经过，甚至对于清廷以郑氏父子暗通书信的罪名将郑芝龙下狱监禁的事件也一清二楚。(35)他还提到郑成功在攻打南京战役时曾使用日本武士的情况。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利安当特别谈到鉴于郑成功北伐失败，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要注意提防其转而进攻马尼拉。他并建议西班牙人将贸易重点转到臣服于清廷的广州，以便能与中华帝国的新统治者建立关系。(36)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记载。

总之，17世纪西班牙天主教文献中保存有十分丰富的郑氏家族史料，上述利安当、文度辣等西班牙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有关郑氏家族的记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曾经深入郑氏家族内部，与郑氏家族重要成员有过直接接触的西班牙传教士，基本上可视为是同时代郑氏家族兴衰的见证人，他们所撰写的有关郑氏家族内外活动的资料，有时能提供比中文资料更为丰富的信息，内中不乏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然而，由于语言文字译读上的困难及档案查阅不易等原因，这部分涉及郑成功家族历史的西班牙文教会资料绝大多数尚未被国内学术界所重视，本文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相信将来随着更多的相关西文史料得以被挖掘、辑译出来，石井郑氏这一传奇家族的历史面貌也将更为生动多彩。

注释：

①有关利安当与文度辣的传记资料，可参Goodrich, L.Carringto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5-31.Severiano Alcobendas, O.F.M.Las Misiones Franciscanas en China.Cartas, Informes y Relaciones del Padre Buenaventura(1650-1690).Con Introducción, Notas y Apéndices, Madrid: Estanislao Makstee, Editoe, 1933, pp.XXV-XXXVIII.②如方真真、方淑如译注：《台湾与西班牙贸易史料(1664-1684)》，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李毓中：《明郑与西班牙帝国：郑氏家族与菲律宾关系初探》，《汉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③⑤⑦⑩Sinica Franciscana, Vol.2, 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 O.F.M.Quaracchi-Florence: Collegium S.Bonaventurae, 1933, p.362, p.362, p.366, p.363.④Sinica Franciscana, Vol.7, 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 O.F.M, Rome: 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 1965, p.32.⑥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7页。

⑧Sinica Franciscana, Vol.2, p.362, p.385.⑨关于郑芝龙与澳门关系的先行研究，可参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兼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2期；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121页。本文下引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关系的方济各会史料译文，也参引了金国平、崔维孝的上述著作中第49-55，118-121页的相关译文，不再另注。

(11)此处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间关系及下文所论郑氏家族雇佣黑奴事，可参金国平、吴志良前引文。

(12)Sinica Franciscana, Vol.2, p.367.(13)张先清：《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与中国礼仪之争》，《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14)Sinica Franciscana, Vol.7, Edited by Fortunatus Margiotti, O.F.M, Rome: Segretaria delle Missioni, 1965, pp.33-34。

(15)[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3-104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厦门：厦门大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7)(20)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100页。

(18)(21)Sinica Franciscana, Vol.3, Edited by P.Anastasius van den Wynaert, O.F.M.Quaracchi-Florence: Collegium S.Bonaventurae, 1936, p.23, pp.197-198.(19)(22)Sinica Franciscana, Vol.2, p.431, p.367.(23)Sinica Franciscana, Vol.7, pp.32-33.(24)张宗洽、郑梦彪：《郑成功家族族谱的新发现——明崇祯修〈石井郑氏族谱〉评介》，《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5)(31)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1、41页。(26)(29)Sinica Franciscana, Vol.2, p.366, p.402.(27)(30)(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2、281、86页。

(28)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编：《郑成功族谱四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3)(34)(35)Sinica Franciscana, Vol.2, pp.491-492, pp.493-494, p.496.(36)关于郑芝龙下狱监禁事，见福建师大历史系郑成功史料编译组：《郑成功史料选编》，第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一辑，第六册，第190-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