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学书法》阅读答案

第一篇：《王羲之学书法》阅读答案

王羲之学书法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①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②于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幼令③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

卫夫人④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晋帝时，祭北郊，更祝版⑤，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选自张怀瓘《书断王羲之》）

注释：①旷：王旷，王羲之之父。②笔说：论书法的书。③幼令：幼年时的美好才华。卫夫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少时，曾经跟她学习书法。⑤祝版：祭神的木板。

1．解释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

七岁善书 窃而读之 恐不能秘之

待尔成人，吾授也 不盈期月

2．翻译句子

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幼令也。

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3．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中语的意思与下列句中语的意思相同的一项是（）

A.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B.其夫呓语。

C.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D.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概括文中王羲之成功的原因，并就你感受最深的一点，联系实际谈谈你的认识。

原因：

认识：

参考答案：

④

1、（1）严守秘密；（2）传授，教授；（3）满，到。

2、C

3、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掩蔽（掩盖、超过）我的名声的。

4、原因：天资聪颖、喜好书法、主观努力及教导得法等。

认识：[答案示例]在实际学习中，我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王羲之正是因为喜欢写字，好学上进，才成为书圣的。

参考译文：

晋代王羲之，字逸少，是王旷的儿子。七岁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在父亲的枕中看到古代的《笔说》，就偷来读。父亲（发现后）问：你为什么偷我秘籍？王羲之笑而不答。母亲说：你看《笔说》。父亲见他小，怕他不能守住秘密。就对王羲之说:等你长大成人后，我传授给你。王羲之诚恳的请求父亲:现在就给我用吧。倘使等到我成人，恐怕会埋没幼年的才华。父亲很高兴，于是就给了他。不到一个月，书法便大有长进。卫夫人见了后，对担任太常官的王策说:羲之一定是看了《笔说》，最近看他的书法，已有了老成智慧。泪流满面地说：这孩子一定会比我还有名。晋帝时，朝廷在北郊举行祭祀大典，更换祝版时，工人削去他的字，渗入木板三分。

第二篇：王羲之的书法成就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

王羲之一生的书法成就主要在新体，即我国书体演变史.上最后成熟的楷书体系，以及与楷书有着直接和间接关系的行书和今草。踵v比之王羲之已成为过去，王羲之在锺、张的基础上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

在学习传统继承锤、张及前辈方面，王羲之所涉是全方位的，据张怀瓘《书断》所载，王羲之所擅各体包括:楷书(张怀瓘所称隶书实是真书.于王羲之所指即为后世所称的“楷书”)列神品，云其与锤M各造其极.分书，列妙品;章草，列神品，飞白，列神品，其与王献之并造其极，尽能穷其神妙。草书，列神品。又《六体书论》称其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为嗣。然而他的分书、飞白均不传世。从史料中可知其楷、分、飞白学之于蔡邕.锺繇。然蔡、锺的分、飞白尚无书迹可传，因此更无理由想象羲之之迹了。章草书，如前所云，庚翼曾以羲之章草比之张芝，叹服之致，可见他的章草得张芝之深。此外，后世刻帖载有羲之一札《皇象帖》(见《淳化阁帖》)，记录了王羲之求人将皇象草书送给他的事情，其间传递了王羲之亦曾学习皇象的信息。现存王羲之章草仅见收人《汝帖》《宝晋斋帖》《澄清堂帖》中的《豹奴帖》.此帖原为绢本，曾人宋内府，《宣和书谱》著录，原名《眠食帖》，元时为冲宾所藏，赵孟顺、鲜于枢、冯子振皆有题跋。

赵氏跋云:“如此帖章草，奇古雄强，精神逼人，指不可再屈也。至元丙戌十一月朔，大梁赵松雪为冲宾员外跋。”后世重王羲之新体书风，远甚旧体，故流传其分、飞白、章草绝少。《豹奴帖》凤毛麟角，因而弥足珍贵。此外《十七帖》《八日帖》中，多见章草笔意，亦可窥王羲之娴熟的章草技巧。

在王羲之新派书风中，楷书占有重要的地位。楷书在撞蒜手下，已经初具规模，但仍具隶书的徐韵，王羲之在卫夫人和王滨的基础上，对锤楷进行了进一步变革。主要特征，一是在结字上易扁为方。王羲之临锤书《宣示表》与王滨所书《祥除帖》都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在其晚年所书《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中，这种差别则更明显。由于易扁为方，楷书结字更为紧凑和停匀，变化更为丰富。其二，锤氏小楷的横画，往往还保留着长长的横势.王羲之的小楷，则将这种长横革去，使横画在小楷中趋于和谐统一。锤氏楷书掠笔所残存的隶书笔法，在王氏楷书中也以“撇”替代。总之在王氏笔下，楷书的基本笔法，已经完善和定型，不复再具隶书遗韵。也就是说，楷书从锤9到东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其审美定式完成于王羲之，经历了约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

王羲之楷书作品，流传到今天，已无一件是其手迹。因此我们仅能从刻本、摹本和临本来分析其楷书的特色。《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是其楷书代表作.南朝梁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云: 逸少学锺，势巧形密，胜于自运，不审此例复有几纸?垂旨以(黄庭》 《像赞》等诸文，可更有出给理?

除上述楷书作品外，唐代孙过庭《书谱》还提到《太师咸》，但后世不传。可见从南朝至初唐，这些作品都被视为其楷书名作。据褚遂良《右军书目》载，《乐毅论》《黄庭经》《画赞》，唐太宗时皆人内府。《乐毅论》，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曾命冯承素摹拓，分赐近臣计六本，原迹于初唐散失。今天还能见到的刻本以越州石氏残本、《徐清斋帖》刻本为佳。《黄庭经》，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硬黄纸墨迹本，当是唐人临本。另一唐人临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董其昌跋语断为唐钟绍京临本，虽清晰小残，但用笔、结字均远逊.亦异于刻本。传世刻本中以越州石氏残本、颖上本及沈氏蝶砚庐秘阁真本为佳。《东方朔画赞》，又称《像赞》《画赞》，传至今日的有唐人临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用笔虚和冲淡，出于高手，虽不似刻本刚健，但别有风致。另有多种刻本传世，亦以越州石氏残本为最。

此外，流传后世的《道德经》《曹娥碑》等小楷，有称为王羲之所作者，然聚讼颇甚.疑点也多，置而不论。

在研究王羲之楷书时，还不应忽视他的真行作品。在他传世的小楷作品外.还有许多与他行书字形大小相近的楷书夹于其传世的行书作品中。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就曾将《兰亭序》与《黄庭经》等刁僧作品并举，称“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他将王羲之的真行并举不是没有道理的，如在《兰亭序》《来禽帖》《极寒帖》,《建安帖》《小女玉润帖》及唐代集王字《圣教序》中都可看到许多楷书和近于楷书的字。对于窥其笔法，并从中了解王羲之革除锤氏旧质楷书时如何从行书用笔中汲取有价值的养分，当有极大的帮助。尽管后世见不到王羲之的中楷，但从王僧虔《太子舍人帖》、智永《千文》及初唐四家的楷书中，可以了解到他们较之王羲之《黄庭经》等放大了的楷书，其法度正来源于这些行书中夹杂的楷书。

在王羲之楷书中，被后世称为“一拓直下”的横、竖起笔清晰可见，收笔也一改魏晋时代楷书的重按。三过折法在其笔法下已是成熟的技法。此外翻折的运用、点的呼应、钩挑的变化，脱胎于行草而定型于其楷书之中。所有这些均达到了十分纯熟的境地。技法的精熟导致了情感和意境的追求，如孙过庭《书谱》所云: 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译 应无，《太师茂》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 构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阁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

因而，王羲之楷书被视为百代典范，不仅仅是技法的精熟，更在于情感的注人。

今人论及楷书的成熟期多以为当在唐代。其实不然，若视汉代为楷书草创期，铺舔加工美化称为变革期，开始走向成熟，则王羲之精美的楷书实为成熟期之代表。在笔法、结字、章法上，他都已经完成楷书的审美定式。羲之以后，文人书家仅仅是在放大、点画华饰上及风格上发展了楷书，而这些变化无不是在羲之楷书之上再加工而成的。这是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在王羲之的新体书法中，对后世文人流派书法影响最大最深的是行书。从王僧虔所说王廙“书为右军法”来看，王羲之行书与锺繇结法之桥梁即是王廙，并可看到王澳辈的行书较之锺繇时代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了解王羲之行书的典型风格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其变革前的行书面貌。

先从锺繇谈起，锺氏的楷书现在还能见到较为接近原貌的《荐季直表》，因时代局限，其用笔中的隶书笔法尚不能脱尽。因此想来他的行书也像《楼兰遗书》中的大部分行书那样，存有隶书用笔的遗痕。连被看做是王羲之行书重要参照标本的西凉《李柏文书》，在用笔上也具有明显的隶书用笔残痕。李柏虽.与王羲之同时，却任西域长史。当时西域的文化较之江南显然是落后的，从《李柏文书》的多次起草看，他显然疏于文墨而非书法家，与王羲之的比较并不在一个文化层面上。所以，传世王羲之早期作品《姨母帖》便成为他改革旧面貌的最好参照。

《姨母帖》，是王羲之新体书风形成前的行书代表作。开头所写日期数字与《楼兰残纸》中的用笔法酷似。与王羲之其他书作比较全帖充溢着前代的古拙气息，隶书遗意一望而知。例如横画取平势，方折多塌肩，中锋缓行而字字独立，字形也不如其后期行书纵长，隶书的横势特征依然成为通篇的基调。换言之，在这幅作品中王羲之后来成熟的用笔方法和审美定式尚未形成，它的古拙质朴之趣当是最接近锺繇时代的，也许正可作为他继承前贤的证明。然而对于东晋及南朝时代的审美趣味，它显然不是具有时代风尚的佳作，很可能即是刘宋虞龢在《论书表》中所说的“羲之所书紫纸，多是少年临川时迹，既不足观，亦无取焉”。有趣的是历代评家在讨论王羲之《兰亭序》时，多认为唐人在勾摹时免不了加人摹写者加工的痕迹，即认为王羲之遒媚灵动的风格是唐人润饰的结果。甚至用《姨母帖》的存在否认《兰亭序》。然而正相反，《姨母帖》的风格在传世王书中堪称孤例，而为什么不以其孤而否认《姨母帖》是伪作呢?我们认为保存于唐摹《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与王书他帖同为唐摹，因此，应该同样承认其摹手的严肃性，比较《万岁通天帖》中各帖，也足以证明王羲之早期与晚期作品在风格上的鲜明变化。那种凭借自己的喜好，随意猜测唐摹本中摹手优劣的态度显然是不严肃的.也是不科学的。

有了《姨母帖》这件王羲之早期行书作品作为参照，对于王氏行书的发展便可一目了然了。在与后期行书作品的对比中，不难发现《姨母帖》中种种旧式用笔、结字的特征，经过他的精研，转变为一种崭新的书风。

王羲之会稽任上及晚年所作行书，如《兰亭序》《丧乱帖》《二谢帖》《导示帖》等是变革后的行书代表作。

在用笔上，他一改《姨母帖》以中锋为主的笔法，从草书与新体楷书中加以借鉴，由侧锋起笔而转向中锋运行，在翻折、使转、钩挑中又转为侧锋。既侧既中、既中既侧，在交替运用中，使中、侧锋混融无迹，揉成一个完整的运笔过程。在《兰亭》《丧乱》中，《姨母帖》那横画的平势，被一拓直下的歌侧之势所替代。方折的塌肩，转为翻折;凝重的点画，转为峻利的连笔。所有这些都说明运笔速度加快了，速度的加快，使中、侧锋之转换及点画间的丝牵映带更加丰富多彩，风神俊逸，振迅遒媚。在他的这些行书中，笔尖锥体的各个角度都得到了运用，后世谓之锋有八面，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笔法的内涵。

在结字方面，由于在用笔上摒弃了隶书的残存，字势开始活跃起来。因笔法的一拓直下，促使平势转为敬侧之势，这一重要的改变使行楷书的结字发生了一连串变化。横画的敬侧打破了旧式横平竖直的稳定势态，需有新的稳定势态来替代，所谓“欹敬斜反正”便是结字的新的构成法。进而长短、大小、正侧、俯仰、开合、方圆，在行书中得到无限的发挥。唐太宗在《王羲之传论》中首先注意到王羲之行书美的这一构成法，云: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菲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者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明代董其昌窥破堂奥说得更加明白: 转左侧右，乃右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

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兰亭》非不正，其纵宕用笔处，无迹可寻。

王羲之行书的这种结字法，完全抛弃了隶书体系以横竖为主干、以波挑生姿态的结字原则，是一种全新的创造。“歌斜反正”看似无序，实为另一种更富于艺术内蕴、更高层次的有序，充满了辩证之法，变化无穷，容量无限。

在章法_上，王羲之的行书作品也创立了新的典范。如董其昌所言，“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右军《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人法则，所以为神品也。”他的行书在章法上亦同样突破了隶书体系的模式，在吸收草书章法中，以连贯的气势形成行线的纵向势态，其直如弦，又参差变化，在黑白的对比中产生行书特有的韵律美。

王羲之的行书中，时常夹有草书与楷书，可以看出他的行书笔法与结字正是在吸收了草书与楷书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将草书的流便迅急与楷书的蕴藉平和揉合为一种新的审美定式.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潇散而遒媚、飘逸而秀丽的风格。其中尤以《兰亭序》完美地表现了行书的艺术美，而成为后世行书样式的典范。

唐代孙过庭曾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张怀灌也认为:“若逸气纵横，则羲之谢于献;若替据礼乐，则献不继羲。”又云:“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二人都指出其“不激不厉”、平和蕴藉的风格特征。张怀灌并认为王献之在逸气纵横、神俊显露方面要胜过其父。由于王献之专以外拓一线发展，当然在姿势飞动上更夺人眼目，因此相比之下，王羲之确实以不激不厉为后人瞩目。如《兰亭序》以其道家祟尚自然的天趣给人以清秀冲淡之美，却也暗合了儒家和谐、中庸的审美观。类似这种平和的作品，还见于《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官奴帖》《日月如驰帖》《奉告帖》《永兴帖》《极寒帖》《四月廿三日帖》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王羲之传世书作，亦有另一面表现萧散自由、敬侧多变的作品。突出的是《丧乱帖》，此帖因先墓遭劫，书写时“痛贯心肝”，从“哀戚中结法”。，所谓动真情者。笔下流露出十分激越的情感。与其同调的作品还有《二谢帖})与《得示帖})，此三帖装裱于一纸，几乎分不出是不同时间所书。这说明王羲之晚年的行书由蕴藉向外拓发展。检阅诸刻帖中的王羲之行书，像《丧乱帖》那样歌侧之势明显、落笔加重、锋芒外露的作品，还有《省书增感帖》、《追寻伤悼帖》《念足下帖》(收人《澄清堂帖》)、《频有哀祸帖》等。这些作品无法列人孙、张所言的“不激不厉”或“w据礼乐”的风格类型中。因此，我们认为唐人确定的王羲之风格，并不是他所有作品的风格。唐人出于自己的审美思想完全可能扬此抑彼。如果回过头去看一看梁武帝的评论，也许会有新的发现。他说: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龙跳天门谓之“动”，虎卧凤胭谓之“静”，势态不同却都为雄逸，其中正暗示了王羲之书作包括蕴藉平和与敬侧跌宕两个方面的特质。

王羲之的草书是书史上草书风格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草书在王羲之时代并不是新体，因此王羲之草书的成就主要在创立草书“新风”上。如前所述西晋时索靖、卫灌均善草书，从《楼兰文书残纸》中《救世主残纸》《五月二日济白帖》及《平复帖》看，均已具今草规模，但在精神上却仍保留着若干隶草的遗痕，笔势方中寓圆，结体亦有明显方形意味。

在整行的处理上，往往各字不相连接，以独体相照应成篇，与东晋时代草书比较，表现出浑重简朴之美。

王羲之初期的草书，以张芝人手，曾得庚翼激赏，可见章草基础之深。以后转向今草，但用笔上保留了大量的章草技法。其面貌估计类似《淳化阁帖》中所载的王导《改朔帖》124)，其父辈的这类今草可视为王羲之今草新风的先导。这种今草面貌至其晚年犹存，从其传世作品看，晚年的草书发展较为复杂，大体上有两种倾向值得探讨。

第一种倾向，即上述所言的在今草体势中使用了许多章草用笔，明显的特征是字形趋横势，转折多用翻笔。但是王羲之同时也大量使用自己的笔法，以中锋为其干，以侧锋取其妍，于质朴中增华彩，姿媚跃出。故与其父辈草书相较，面貌已有变化，形成鲜明的风格。这类作品可见于《十七帖》中的《寒切帖》(天津博物馆藏有唐摹本)、《冬至帖》《多日帖》《八日帖》和《伏想清和帖》，后四帖章草用笔尤重。从《伏想清和帖》看，有贯畅之势，数处用连笔，是章草与今草揉合得天衣无缝的佳作。羲之晚年是否写有章草，今无从考察。但据张怀灌《书断》记载，王献之曾建议其父晚年“改体”，日:“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菜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从这段话推测，一是王羲之晚年仍有章草作品，二是王羲之晚年作今草时有章草之意。故引起王献之的这段议论。

第二种倾向，是少章草之意，而多用今草笔法，并由平和向纵逸方向发展。其中部分作品与第一种倾向有相似处，又有不同处。相同者是仍存有一定比例的章草横势.不同处，则是少用翻折而多用国转，纵横相间，改变了西晋今草独字不相连属的格局，使用了大量的连笔，牵丝流贯，映带生辉。代表作品如《初月帖》.《上虞帖》《远宦帖》(图128).《王略帖》等。以《初月帖》为例，用笔既侧又中十分自由，结字纵横开合极富韵律。更有意味的是，王羲之在这里创造出一种连字分组的行款方式，这种方式不仅表现为把笔画相连的几个字构成一组，同时也表现为使几个笔画不相连的字，俯仰相应，势态相贯，结成感觉上的一组，再以若干“组”构成行。而各组之间又以不同的倾斜之势相互衔接，使每行构成波动有致的曲线，突破了在他之前从篆隶直到章草的直线式布局。表现为洒脱、率真，风韵绰约而华彩照人。字势的飞动转为通篇局势的飞动，展示了其草书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从《初月帖》向前推进，在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中，还有一类纵逸的作品，或许可印证王献之劝其“改体”之说。这类作品尽管未及王献之所言“极草纵之致”，但也称得上是“宏逸”了。在用笔上完全摒弃了章草的笔法，不仅以圆转为主，连字势也改横为纵，字形则易方为长。如《都下帖》,《七月帖》《雨后帖》《大道帖》《虞休帖》《侍中帖》《清和帖》《丘令帖》《先生帖》等等。收人《兰亭续帖》中的《尝新帖》《酷帖》，收人《淳化阁帖》《大观帖》中的《小园帖》更将这种宏逸之势加以展开，较《初月帖》势态格外开张，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使转翻折用笔十分精到，有向大草发展的趋势。在急速的运笔中，笔道开始变细，字形开始夸张，倾泻无碍。在王羲之的草书中，这类作品对后世亦甚有影响。王献之的一笔书、唐代狂草、明代王铎的书作等应该都是从此类作品中发展而出的。

第三篇：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来源空间转载）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

以行书为代表的中和文化精神。

在王羲之的全方位书法艺术成就里，最有特色的是他的行书。在中国书法的诸体中，行书一直不是独立的书体，但在中国书法的历史上，却是行书产生了最具经典意义的作品，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带头，以后又有颜真卿的《祭侄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是为“三大行书”。但其它书体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比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文化心理现象。关于行书的定义，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的论述：“盖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详。”言简意赅：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模糊书体。张怀瓘在《书议》中对这种“模糊性”早做过阐释：“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王羲之正是在“稿行之间”的自由书写里发明了这种端严而可以归楷，“极纵”则可以入草的书体。王羲之的创造性和他的人生哲学，使得中国文化精神状态和书法艺术的技法状态达到统一。这种统一在中国文化精神里的意义，张怀瓘又在《书断》中说：“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敢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在所有的精神因素里，“动必中庸”是其核心。

王羲之既无法完全回避政治漩涡，又企望宁和闲逸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里，才会产生《兰亭序》的精神。在赋闲的日子里，他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日课，也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信奉拯饥济弱的“五斗米道”，而儒家思想里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的生活里也得到体现。因为两晋时期政治的极端颠簸无常，士大夫的“兼济”思想多受到抑制，王羲之比较同时代的谢安等人，自谓“无经济志”，“独善”思想在他的生活里成分居多。也正是这样的精神基础，使得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狂”“狷”之态毕显，而终以中正平和为归。文化建树和政治事功的不同，正在其浸润性和长久性。中国社会的长期线性维系，人心世道里的文化浸润发生着最恒久的作用。如果以书法艺术的技巧难度和美感刺激程度而论，草书应该是第一，在王羲之之前，张芝的草书已经达到这样的高难度和强刺激；王羲之对张芝心摹手追，但他最后的艺术面貌却是以《兰亭序》、《丧乱帖》等草书和行草为代表。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说：“行书者，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资神纵，无以寄辞。”他接着就比较说：“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挡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这样的比较，就是说：王羲之的最高成就是行书，而王献之的草书超过了乃父。比较王羲之和张芝，张怀瓘还认为；“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里是“无所不通”的“全能冠军”，这略近于宋代的文化巨擘苏东坡；张芝的一帜读标，则略近于以“歌行”睥睨古今的李太白。即从个人性情的既刚直又平和而论，王羲之和苏东坡也都可以归于“中和”、“中庸”。在以前若干时期，“中庸”被错误理解为无原则，其实，“中庸”正是对规范信念的坚持。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欲”是超越性质，“矩”是敛束性质，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发展，超越和敛束的关系，也是永恒主题。王羲之的书法风范和中国哲学精神的契合，正是其成为中国书法主流的内在原因。且看道学家怎样评价“二王”书法：“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余书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这是明代“第一读书种子”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里谈“二王”书法之论。道学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儒学主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起到了禁锢思想发展的作用，曾经被革命文化深恶痛绝，但是，经过时代的颠簸，可以发现：它的“心”“性”“义”“理”之说，对解释人类精神发展特别是中国文化的内涵，有其严密的思辨系统。艺术作用于人心的审美因素大于思想，在中国精神文化的框架里观察书法艺术，可以理解其构成的内在原因，而艺术毕竟是艺术，它又是以其独立的审美存在而存在。王羲之一生命运，多在“悲天悯人”之中，最接近于对艺术细微的体察。《兰亭序》文字的基本精神就是慨叹人生有限，时光易逝，功名事业，“俯仰之间，以为陈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尽管王羲之早就崇拜老庄之道，以“服食”“虚静”为养生之术，但是“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他愈是对生命之宝贵无限留恋，对生命之脆弱亦愈为敏感。王羲之的宦途，也可谓尽心尽力，但精神深处的隐逸思想无时不刻不在他的书法作品里表现出来。他的大量书作，若《远宦帖》、《频有哀祸帖》、《寒切帖》、《日月如驰帖》、《散势帖》、《不快帖》、《伏想清和帖》等，仅仅从题目就可以看出精神状态。人生荣辱是最不能长久的倏忽，而心志的沉潜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迹。王羲之的心志就沉潜在他对书法“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的探索里。

“二王”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就受到普遍推重，和他们同时代而稍晚的桓玄，是最先将“二王”书法辑为卷轶者，桓玄死后，二王书法亦多亡佚，但毕竟不会全部湮灭，唐太宗时代，摹写王羲之书法以赐大臣，所本亦是真迹。即使是在不完全的观摩里，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也得到了最高尚的评价。

对王羲之书法推重最显著者为唐太宗李世民，这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对书法艺术有着深入实践和深刻理解的书法家，在他的高视阔步里，对王羲之却叹服无保留。李世民亲自撰写的《王羲之传论》这样讲：“此数子（锺繇、献之、子云）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扉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李世民之论王羲之，是在对历史上诸多第一流书法家的全面比较中做出的结论，将王羲之的全部书法艺术成就和这些一流大家比较，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冠军”。王羲之的篆书，现在再看不见遗迹，而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以精彩表现卓立于千古书坛。仅以王羲之的草书而论，他的《小园帖》、《桓公帖》、《行穰帖》等，也都在大草风范里表现出既奔放又蕴籍的风格。对王羲之书法曾经心摹手追的欧阳询更对李世民之说发挥道：“至于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羲之一人而己”（欧阳询《用笔论》）。对世事近于悲悯，而在书法艺术里展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一般的壮阔恢弘，精神的永恒超越了事功的短暂。

关于《兰亭序》的争议及帖学的历史性徊徨

《兰亭序》是王羲之行书的代表作，最得唐太宗李世民的珍爱，其死后同葬昭陵。唐太宗生前命工书大臣等将《兰亭序》摹拓多本，留传世间，这些，历代著述源续有自。因为王羲之真迹难寻，后世书家不乏假冒伪托，对《兰亭序》及其它“二王”作品的真伪，也不断有学者提出疑问。1965年，郭沫若先生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以东晋时期的书体还在隶书时代，不可能出现《兰亭序》一类行楷书为主要依据，否定其为王羲之所作。文章发表以后，书法学术界呼应者甚众，只有高二适等几位先生著文反驳。在双方谁也拿不出确切物证的情况下，都只能各依其对中国书法历史的观念和知识进行推断。高二适先生当时就以唐太宗《王羲之传论》所记为据，对唐太宗著录的王羲之真书《乐毅》，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的真实性确信不疑。高二适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辩》1973年版下编第9页）。诚然，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上世纪中叶以后的时代话题，其基本标志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又加上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对学术的垄断所致。郭沫若先生曾经申明：他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并非否定《兰亭序》本身的书法艺术价值，他自己曾经多次临写《兰亭序》。他认为：《兰亭序》应该是王羲之的后人僧智永所书。其基本思想，就是把《兰亭序》的书写时间从王羲之的东晋时代推后到僧智永的齐梁时代。而其指斥对象则是“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重臣”。此论如果成立，《兰亭序》的书写时间推迟一百来年，对中国书法史的整体规模并不构成致命性损害，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王羲之的时代既然不能出现行草书，那么，王羲之、王献之的其它作品呢？张芝、锺繇的作品呢？难道都是伪托？对这一关乎中国书法历史总体意义的大问题，仅仅出于“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的心理，固然也可以得出认识，但还是不如从对书法艺术的直接鉴赏分析得到的结论更为贴切。以《兰亭序》为例，比较确切为僧智永所作的《真草千字文》，不难看出，智僧所书，较《兰亭序》的风雅独具，字势遒逸，还不能同日而语。后世确认的仿作“二王”的能手是米芾，如果将米芾的最为精彩的作品和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观察，可以说，他也还达不到“二王”的水平。后世对“二王”作品的所有评价，都是建立在以《兰亭序》、《十七帖》等作品为对象的鉴赏基础上的。如果这都是些伪作，那么，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这些评论家兼书法家如张怀瓘、孙过庭、苏轼，是不是都错了？倘若如此，中国书法的全部审美基础都要动摇。还有一个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对王羲之书法最为推崇的李世民，在他的时代书法艺术可以成为进身之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身居高位，书法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有人能够写出王羲之那样的字，又何必假冒？自己拿出来向李世民表白，岂不比将盛誉隆名白送给前朝名人更加实用而自然？再则，李世民这样能够创造中国封建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都超前照后的人杰，难道在他最钟爱的书法艺术方面会容忍欺骗？“二王”书法的流传，在唐太宗贞观时期，还有2290纸，到宋徽宗宣和时期，还有243帖（据张怀瓘《二王等书录》、《宣和书谱》）。历代对“二王”书风的阐述评论，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这是中国书法历史发展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状态的形成，并非人为生造，也不是任何臆断可以改变。

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风在初唐时期受到唐太宗推崇，但在中唐时期，“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其《石鼓歌》中有句云：“羲之俗书逞姿媚”。因为韩愈的文名，此说在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人吴德旋在其《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书家之病，昔人论之详矣。退之性不喜书，固未知右军书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扬之语耳。后人误看，遂若右军之书真逞姿媚，而欲以吴兴直接右军，非唯不知右军书，亦并未解昌黎诗意矣。”

韩愈对王羲之的轻蔑，表现的是一种偏执的美学观念。以敦厚雄壮的石鼓和王羲之的翰墨逸情做比较，以力度为圭臬，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认识就不能不发生偏移。在韩愈之后，欧阳修也发生过这样的困惑，他在《集古录．王献之书跋》中说：“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使人骤见惊绝，守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至于高文大册，何尝用此。”欧阳修在对南朝书风缺少高文大册表示不满的同时，也无可回避地谈出了以“二王”为代表的南朝书风的艺术性之所在。“百态横生”而“意态无穷”，这不正是个性心态在书法表现里最完美的状态？艺术成分的浓淡高下，在独立创作和工艺复制之间的比较，在“逸笔余兴”和“高文大册”之间的比较，本来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好的艺术，在人类漫长的心理发展的历史里，也不免遭遇某一时期或某些人群的审美疲倦，韩愈在追求其“瘦硬盘空”的审美风格时，以视觉表面的“力量”衡王羲之书法，致出“俗书趁姿媚”之讥，就是这样的审美疲倦的表现。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集古录》谓‘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

诚然，雄强书风，在南朝也未必找不到，陶宏景（贞白）的《瘗鹤铭》，论“雄强”就不比任何“北碑”逊色，如果不是晋朝禁碑，以王羲之写《乐毅论》、《黄庭经》的功夫，“高文大册”当不在话下。这里，关键问题还是对中国书法艺术特质的理解。正是在一种“矫枉”心态下，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碑”体书法当然是中国书法大观里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其审美表现主要是通过刻凿工具来完成的，较之“二王”书风的自然潇洒，在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方面应该在第二义。而且，追求表面的“力度”、“雄强”，又和“富国强兵”的社会政治诉求相连类，以实用精神曲解复杂的文化精神，这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本质认识普遍偏颇的原因所在。刘熙载又说：“右军书‘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总无是处。”“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这就点明了“力”与“韵”浑然一脉，方得书法艺术之至美，而作为艺术表现，任何以“力”为强调而无“韵”之功，都是不可能达于人心感动的。其实，就是大力倡“碑”的康有为，在其大量“矫枉”而未能“持平”的议论里，对王羲之书法的评价也有肯綮之说，他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里说：“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康有为的文化观念，较之韩愈，有更多偏颇之处，但对“二王”书法的评论，他则以“雄奇”“古朴”等审美风格特征的肯定，直接回应了韩愈的偏颇。

观王羲之晚年病中之书，亦可证明书法艺术的内在精神与体力并非直接关系，长期的修养，技巧功力的纯熟，可以超越体力状态，依然得到刚强有力的艺术表现。历代书论家早对韩愈的偏颇批评周详，但直到今天，因为艺术审美心理的疲倦，求变而难得其途者，往往还是对王羲之书风发生歧见。这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歧见所致。

王羲之书风的最大意义是开创了文人书法艺术的审美风格，对以后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可替代。将时代遭际里的个人命运、个人情趣融会于社会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以笔墨技法宣泄挥洒，成为一个时代文化心理和文化形象的标志，在漫长的中国社会里流衍为大量文化人的精神寄托，“二王”的书法艺术就有这样的底蕴和作用；他们的书法艺术所代表的文化，并非“高文大册”的庄严沉重，而有心灵抒写的自由，它揭示着中国文人“悲欣交集”的精神世界，在千古莫易的帝权社会里成为自寻解脱的潜流，在生生不息的文人心境里成为难以泯灭的主流。精神潜流和文化表现的主流，其间关系复杂幽徊，在日益开阔的世界文化格局里表现出无比的魅力，也发生经常持久的困惑。总体言之，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具有中国古代封闭性文化发展的线性特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到“二王”时代具有了几乎全部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以后的中国书法艺术，基本上是对“二王”书法的传承、阐释和反拨。反拨的因素至当代而愈益明显，如果说“兰亭论辩”多出于政治性的发难，其发也速，其解也悄，而当代以“表现主义”、“形式构成”等西方现代美术观念为底蕴的“现代书法”，则是出于现代文化心理对中国书法文化线性发展逻辑的颠覆。中国书法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线性发展，其实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化心理的综合性表现，它有表现的、形式的、结构的因素，更有人生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这些内在因素，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国书法的“基因”，而“现代书法”，可以说是在试验“转基因”，因为其“基因”是现代西方表现派绘画艺术，虽然加入了中国文字的某些结构特征，它可能形成新的品种，却无法具备传统中国书法的内在因素。只是片面抽取某一因素而发挥，就可能离开书法艺术的本质而成为“非书法”。世界文化正是在交流中才发现并且承认不同渊源的自身价值，中国社会的长期封闭性质阻碍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当交流不可回避地日益发展之际，中国文化所包括的书法文化，其本质意义当然应该是其原本的“基因”意义，而非被改变了的意义，其实，从文化本位出发的世界性阐释，出来都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的本质意义十分尊重的，不尊重民族文化最烈者，从来都是出于民族文化发生的内部困惑。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就经历了剧烈的精神颠簸和文化困惑。经过了百年文化心理的曲折，在世界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澹定里，对中国书法的本质认识，对其以文人化为表现特征的个性心理发展在民族文化发展里的价值意义的认识，成为中国书法理论的迫切课题，而对于中国书法发展中有代表意义的“二王”书风的认识，并不因为其历史的久远而失去意义。世界文化越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就越是彰明，对其外延内涵的理解和研究就越具吸引力，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王羲之所代表的书法艺术风范是永远不会过时

第四篇：《王羲之题扇》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710题。(16分)

王羲之尝诣门生家，见棐几①滑净，因书之，真草②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又尝在蕺山③见一老姥④，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⑤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其书为世所重⑥，皆此类也。

(选自《晋书王羲之传》)

[注释]①棐（fēi）几：用榧木做的几案。棐，通榧，木名。②真草：楷书、草书。③蕺(j)山：山名，在今浙江绍兴。④老姥(mǔ)：老年妇女。⑤王右军：指王羲之。⑥重：看重，推崇。

7．用斜线(／)标出下面句子的朗读停顿。每句标一处。(2分)

（1）持六角竹扇卖之

（2）人竞买之

8．写出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4分)

(1)王羲之尝诣门生家（）（2)羲之书其扇（）

（3)姥初有愠色（）（4)皆此类也（）

9．用现代汉语写出文中画线句的意思。(6分)

（1）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

（2）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

10．从文中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王羲之的书法为世所重？请简要概括。（4分）

参考答案： ７．⑴持六角竹扇／卖之 ⑵人／竞买之（每句１分）

８．⑴到去 ⑵写 ⑶恼怒，生气 ⑷像（每个词解１分）

９．句子翻译：

⑴（这些字）后来被这个弟子的父亲误刮去了，这个下人连着懊恼了好几天。（３分）

⑵（你）只要说这是王右军书写的，用（它）（可以）卖一百钱。（３分）

１０．王羲之写在棐几上的字被门生之父误刮去之后，门生惊懊者累日；在老姥卖的扇子上题字后，姥如其言，因此人竞买之。（４分，每一点２分。）

第五篇：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篇一：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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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墨水的王羲之2015-02-07相关链接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书法家，他的作品《兰亭集序》被后世很多书法名家奉为商品。小时候的王羲之在同伴都上树打蝉，下水摸鱼的时候，他专心地在家里练习毛笔字。他写坏了的毛笔堆在家里的后院里，都堆成了一座小山人们管它叫做“笔山”，他经常在家里的池塘里洗毛笔洗砚台，小池塘渐渐被墨水染黑了人们管它叫做“墨池”。

有一次王羲之在心无旁骛地练习写字，连丫头端进来了饼子和蒜汁放在他身边他都没发现。丫头嘱咐了让他赶紧用餐之后就跑到夫人那里，跟夫人讲了王羲之的情况。夫人怕王羲之练得走火入魔茶饭不思于是带着丫头去劝服，谁知道一进门看到了王羲之拿着饼子蘸着墨汁正吃得津津有味呢。夫人和丫头看见王羲之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练习，王羲之终于研究出了自己的书法体自成一派了。他的字体刚劲有力又不失平滑柔和，被后世很多书法爱好者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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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王羲之小的时候，练字十分刻苦。据说他练字用坏的毛笔，堆在一起成了一座小山，人们叫它 笔山。他家的旁边有一个小水池，他常在这水池里洗毛笔和砚台，后来小水池的水都变黑了，人们就把这个小水池叫做 墨池。

有一天，他聚精会神地在书房练字，连吃饭都忘了。丫环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催着他吃，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埋头写字。丫环没有办法，只好去告诉他的夫人。夫人和丫环来到书房的时候，看见王羲之正拿着一个沾满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弄得满嘴乌黑。

原来，王羲之边吃边练字，眼睛还看着字的时候，错把墨汁当成蒜泥蘸了。夫人心疼地对王羲之说： 你要保重身体呀！你的字写得很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苦练呢？ 王羲之抬起头，回答说： 我的字虽然写得不错，可那都是学习前人的写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王羲之终于写出了一种妍美流利的新字体。

篇三：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王羲之吃墨的典故原文王羲之专注练字把馍馍沾在墨汁上吃下的故事.恳求这段典故的文言文 原文.望知道的朋友帮个忙!感激不尽!_百度作业帮 王羲之吃墨的典故原文王羲之专注练字把馍馍沾在墨汁上吃下的故事.恳求这段典故的文言文 原文.望知道的朋友帮个忙!感激不尽!语文国漫救星02272014-10-09 王羲之有吃过墨水吗我去看一下 马上 回复陈毅 陈毅年少时,有一次读书读到兴奋处,误将馒头蘸墨水吃了陈毅吃墨水陈毅爷爷小时候非常喜欢读书.有一次,他正在看书,妈妈端来饼和芝麻酱,叫他蘸着吃.他一边看书,一边吃饼.书桌上有一个大墨盒,他竟把饼蘸到墨盒里,一口一口吃得很香.妈妈走进屋,看到他满嘴都是墨,吃惊地叫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蘸的不是芝麻酱,而是墨水.妈妈一边责怪他,一边心疼地拉他去漱口.他却笑着说：“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哇,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篇四：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篇五：王羲之吃墨水阅读答案 王羲之吃墨水应该是为了教育而虚构的。出自《名人故事》。事实上吃墨水典故出自戴清泉《戴东原先生轶事》：（戴震）年二十六，娶朱氏，尝读书至午夜，送粽糖以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