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林语堂与梁实秋散文比较[精选]
林语堂与梁实秋散文比较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他的散文幽默闲适,同时也有率性的一面,在平淡中见深长。这与他倡导的“幽默”与“闲适”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梁实秋的散文则是冲淡中带幽默,幽默与冲淡的结合,创造出了他自己文体的自然与雅洁,体现出他一种极为雅致的文学风格。
下面是我读林语堂的《孤崖上的一枝花》和梁实秋的《雅舍》得出的一些感受。
《孤崖上的一枝花》这篇文章中林语堂以花性转入人性,用幽默、率性、闲适的笔触,通过类比的手法由花到人,率性而作。整篇文章表现出作者追求人的本性,追求个性张扬。同时也表明了林语堂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要率其本性而不能拂其本性。《孤崖上的一枝花》中林语堂写到“花树开花,乃花之性,率性之谓道,有人看见与否,皆与花无涉。”我认为这句话就表现出了作者追求人的本性,无论有没有人看见花树开花,对花来说都没有关系,因为开花乃是花树的本性。接着作者又写出了花无论置于何处都会开,通过花树开花的自然之道,引申到“有话要说必说之,乃人之本性。”由花性转入人性的过程让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接着作者用闲适的笔触写出了人应该遵从本性,应率性而为。体现在“古人著书立说,皆率性之本”说明古人写书或小说都是率性而为的,都是遵从自己的本性的。文章中的语言自然,简洁,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看出林语堂的闲适的心态。而幽默是林语堂创作的突出特征,在这篇文章中也是可以看出林语堂的幽默的。正如“‘猫叫春兮春叫猫’,而老僧不敢人前叫一声,是受人类文明之束缚,拂其本性。”这句话中,我认为林语堂就是用幽默的带点讽刺的语气,表明了老僧不敢在人前叫是因为受人类文明的束缚,因而才会拂其本性。作者最后写到“花只要有一点元气,在孤崖上也是要开的。”更是表明了作者追求本性的观点。
相对于林语堂《孤崖上的一枝花》所用的率性,闲适,幽默的笔触,梁实秋的《雅舍》中的语言就比较质朴平白, 淡定从容, 诙谐生动。雅舍其实并不“雅”,只是因为梁实秋的随遇而安的达观的态度使他能洒脱的看待身边发生的种种事态,随缘的享受生活。文章描写
了作者所居住的“雅舍”的地理位置、环境、特点以及作者对其陈设的看法,正是体现了作者随遇而安的洒脱的心境。虽然雅舍其实并不雅,甚至“它是并不能蔽风雨”“入夜则鼠子瞰灯” “聚蚊成雷”这些弊端,但是在作者眼中,雅舍它是有个性的,而且也是得到作者的喜爱的。文中作者多次表示“我久则安之”,“但是我仍安之”的心境,是因为作者对生活有着从容平和的心态,随遇而安的态度的体现。同时作者也是幽默风趣的,“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正是体现了作者的幽默风趣。
从林语堂的《孤崖上的一枝花》和梁实秋的《雅舍》上的写法,我认为他们的散文都是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质,只不过梁实秋的幽默特质及不上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闲适,活泼,同时又具有平静,随遇而安的态度。而林语堂的散文虽也是闲适的,但他又是比较率性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相对比较张扬一些。但是都我认为二人的文章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平静,闲适,和舒服。
第二篇: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
林语堂与梁实秋都是著名的作家,大家知道林语堂与梁实秋的散文特点?供参考!
一、相同点
(一)作品中都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意蕴
林语堂曾自豪地说:“我的最长处就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确,作为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很多阅读西方科学书籍的文人,他对西方的文化可谓了如指掌。晚年他编撰汉英词典,足可说明他的文化底蕴有多深。当然,对西方的文化的熟悉,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数典忘祖。他在清华大学期间很多涉足中国古书、从《唐诗》、《红楼梦》到《人间词话》,甚至名不见经传的杂著,弥补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不足。这些文化因子浸润到一起,使他成为博学的作家和学者,所以当赛珍珠一看到他时,便把他定位为介绍东方文化的最佳人选。
与林语堂的自信不同,梁实秋表示:“我向不侈谈中西文化,更不敢妄加比较。”对这一表白,我们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谦虚”,由于洋洋30万字的《雅舍小品》,143篇散文精品,不可能脱离中国坚实的文化底蕴,不可能不以西洋文化做比照。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于北平一个传统文化相当浓厚的家庭里,从小饱读古代典籍,再加上父辈的言传身教,使他具有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追求正道、自尊自强、宽厚谦谨、宁静致远。这些风格都散发在他的散文中,如《中年》《老年》《男人》《女人》等等。
(二)作品都深受明清小品文影响
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和梁实秋都从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最明显的莫过于明清小品文。可以说,小品文的精神渗入到他们的灵魂,直接作用于他们的精神观念、人生方式和审美趣味。以至于出现这样的奇观:提到小品文不能不想到林语堂,说到林语堂又不能将他与小品文分开,林语堂几乎成了“小品文”的同义语。而梁实秋继承发展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尤其在文化境界和文化心态上更有所超越。形成了传统小品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盛况。
(三)作品都主真,强调幽默。
林语堂在《论幽默》中称,在中国文学中,“真正的幽默,学士大夫,已经是写不来了,只有性灵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时可发现很幽默的议论文,如定庵之论私,中郎之论痴,子才之论色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是最先把“幽默”翻译过来的,并于30年代加以提倡。在他的带动下,“幽默小品”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辐射开去,1933年文坛被冠以“幽默年”。诚如鲁迅先生所言,“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
梁实秋散文的幽默境界,在现代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长风曾这样评述:“在现代散文作家中,论幽默的才能,首推梁实秋,其次是钱钟书。”可见他的散文幽默之浓烈。他的幽默多以学者手笔出之,文中经常穿插着中外文化史上趣味的轶事、掌故、俚语、人物。宏富的学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梁实秋的幽默带着很浓的书卷气。
二、不同点
(一)美学观念的差异
林语堂崇奉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流派的选择上,高扬表现派。他认为表现派之所以值得标举,在于她的美学理论的纯粹性,即注重作家个性的传达,注重创造中的心理因素,而与道德判断、文学传统,乃至社会功利等外部规律无关。显然,这是属于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本体论的美学理论体系。
与林语堂相反,梁实秋所崇奉的是古典主义。他认为,西方文艺思潮的派别虽然很多,但主潮只有两类: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而以《诗学》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其正统地位是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梁实秋对两大思潮曾做出价值上优劣的判断:“‘古典的’即是健康的,由于其意义在保持各个部分的平衡;‘浪漫的’即是病态的,由于其要点在偏畸的无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与平衡才是健康的,而浪漫主义那种偏颇畸形的情感发泄是病态的。对浪漫主义的贬抑,对古典主义的褒扬,溢于言表。
(二)语言风格的差异
林语堂散文的语言平实浅显,注重从口语中汲取营养,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俯拾皆是。语言生动活泼,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
梁实秋的语言,则显得见解古朴,多用四字句,杂陈长短句,整齐而不呆板。错综婉转,字字珠玑。他认为现代散文有两大毛病:一是太过于白话化,一是过分西化。太白化失却了传统散文的精华和艺术性,枯燥无味;太欧化则带来了生硬艰涩的弊病,这两者严重影响了白话文学的发展。而他的散文语言则汲取传统文言及白话之优而舍弃其劣。比起林语堂来,语言更通俗,而又圆润质朴,深得传统文学精髓。
三、结束语
林语堂和梁实秋,曾经一度在大陆文坛寂寞无声,前者由于提倡“幽默”“闲适”而被主流文学拒之门外,后者由于“抗战无关论”而被扣以“反动文人”的帽子。当历史的迷雾一层层被拨开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们的可爱之处,尤其是在现在,“21世纪需要林语堂”“21世纪需要梁实秋”。两位大师的文化意识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家,读他们的作品,能够使我们在这喧嚣的尘世求得心灵的宁静。
第三篇:林语堂散文读后感
《林语堂散文集》之读后感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黄琳
林语堂的散文幽默闲适,他会从生活中捕捉有幽默感的事物并透出哲理。并且在读他的散文后,可以看出他是以一种超脱与悠闲的心境来旁观世情。而正是他使用的文字幽默、轻松和自然流畅,使得他的散文独具一格,让人喜爱。
其中一篇《论解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豁达是幽默中蕴含着的一种重要品质。自我解嘲就是用言语或行动不失幽默地为自己掩盖或辩解被人嘲笑的事。,说白了就是当我们 在生活中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不良的情绪,为了消除或减轻内心的苦闷和烦恼,有意丑化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自己编造一些“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求得心理平衡。
其实我认为自我解嘲是人们心理防卫的一种方式,是生活的艺术,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帮助,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与其固执己见,“钻牛角尖”,不如放松一下绷得过紧的神经,来点自我解嘲。
就如同那只拿不到葡萄的小狐狸,他已经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高墙上那串葡萄,可是并没有如愿以偿。于是它便安慰自己:“那串葡萄一定是酸的!”在得不到甜葡萄的情况下,只得吃酸柠檬却硬说柠檬是甜的,有意美化得到的东西。
或许大家会觉得这有点可笑“可笑”,但奇趣搞笑要告诉大家实际上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防卫方式。可帮助我们松动一下既定的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目标,使自己失望、不满的情绪得到平衡和缓解,让我们能够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凡事乐观,即使身陷囹圄也看到希望,而不是整天悲悲戚戚,愁眉不展,其宝贵的思维模式是‘大不了就,”而不是斤斤计较,过分认真;多想自己的缺点和无能,经常自我嘲笑,而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盲目逞能好胜。这就是豁达。
豁达往往意味着超脱,但又没发展到虚无,所以它仍是一种积极因素,是一种美。幽默中,通过对自己的尴尬和困境的取笑,使得他人潇洒地从尴尬境地中解脱出来,这正表现了豁达风度。站在自己之外欣赏自己的创伤,就能产生一段时间的快乐,也是对人生挫折和逆境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第四篇:林语堂散文 读后感
《林语堂散文》读后感之《论读书》
静水微啊
今年寒假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于是每每于阳台晒晒太阳,信手翻阅《林语堂散文》,至《论读书》,不禁又有拍案、会心微笑、鼓掌大笑的冲动。大师果然就是大师呀!读后有点滴心得,赘述如下。
一、自由地读书,持怀疑态度地读
大师说:“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这些情态基本同样适用于今天哪?!指责国人以读书为名取利禄之实,但能撼得动教育体制的力量在哪儿?这令大师不齿的现实,同样在今天也遍地开花呵?是不是读书本来就分很多种,只有等自己的人生奋斗到一定高度时候,才有资格进入下阶段的读?果然,大师接下来说,“今日所谈,非指学堂中的读书”嘘^果然!大师提醒学子不要读死书,要透过文字看本质,持怀疑态度做学问。
大师说的读书是自由读书。大师说:“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人极容易钻牛角尖,但读了一点书,会开了一点窍,发现前面的路还很宽,何必每每自寻烦恼,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天塌地陷的危难,乐观的活才是正理。
二、读书须求气质相合
大师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若读得书是适合自己口味的书,那么此种读书必定是会影响人的谈吐及思维方式的,有兴致地读,必定有所收获;为卖弄而浅薄地强读,必定食古不化。这就是所谓的“读书须求气质相合。”大师
说:“读书必以气质相近,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三、读书要顺其自然
大师说:“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读书需顺其自然之势。世上无必读之书,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状态,当某人某日某种心境下,有了某种读得冲动,想应和心境地读,必能在彼时读出一时之味来。比如,少年时候读《红楼梦》,只是少年时期的春心萌动,好奇它与课本的不同,感受它直抒男女之情的奇妙。
三、四十岁,关注的是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性情,其中的人情世故。
开卷有益,想必也是要有气质相合的卷,才能遭遇阅读的欢喜吧!
第五篇:梁实秋散文《早起》
梁实秋散文《早起》 曾文正公说:“作人从早起起。”因为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这一桩事若办不到,其余的也就可想。记得从前俞平伯先生有两行名诗:“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在这“暖暖„„远远„„”的情形之下,毅然决然地从被窝里窜出来,尤其是在北方那样寒冷的天气,实在是不容易。惟以其不容易,所以那个举动被称为开始作人的第一件事。偎在被窝里不出来,那便是在作人的道上第一回败绩。
历史上若干嘉言懿行,也有不少是标榜早起的。例如,颜氏家训里便有“黎明即起”的句子。至少我们不会听说哪一个人为了早晨晏起而受到人的赞美。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是众所熟知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祖逖是志士,他所闻的鸡不是我们在天将破晓时听见的鸡啼,而是“中夜闻荒鸡鸣”。中夜起舞之后是否还回去再睡,史无明文,我想大概是不再回去睡了。黑茫茫的后半夜,舞完了之后还做什么,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前清文武大臣上朝,也是半夜三更地进东华门,打着灯笼进去,不知是不是因为皇帝有特别喜欢起早的习惯。
西谚亦云:“早出来的鸟能捉到虫儿吃。”似乎是晚出来的鸟便没得虫儿吃了。我们人早起可有什么好处呢?我个人是从小就喜欢早起的,可是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只是我个人的习惯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可是并不说有这好习惯的人即是好人,因为这习惯虽好,究竟在做人的道理上还是比较的一桩小事。所以像韩复榘在山东省做主席时强迫省府人员清晨五时集合在大操场里跑步,我并不敢恭维。
我小时候上学,躺在炕上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太阳光,便要急得哭啼,我的母亲匆匆忙忙给我梳了小辫儿打发我去上学。我们的学校就在我们的胡同里。往往出门之后不久又眼泪扑簌的回来,母亲问道:“怎么回来了?”我低着头嚅嗫的回答:“学校还没有开门哩!”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现在想想,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性急。到如今,凡是开会或宴会之类,我还是很少迟到的。我觉得迟到是很可耻的一件事。但是我的心胸之不够开展,容不得一点事,于此也就可见一斑。
有人晚上不睡,早晨不起。他说这是“焚膏油以继晷”。我想,“焚膏油”则有之,日晷则在被窝里糟蹋不少。他说夜里万籁俱寂,没有搅扰,最宜工作,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想晚上早睡两个钟头,早上早起两个钟头,还是一样的,因为早晨也是很宜于工作的。我记得我翻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的时候,就是趁太阳没出的时候搬竹椅在廊檐下动笔,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人声嘈杂,我便收笔,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
我在上海住几年,黎明即起,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哗啦地刷马桶的声音,满街的秽水四溢,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这种苦恼是高枕而眠到日上三竿的人所没有的。有些个城市,居然到九、十点钟而街上还没有什么动静,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行经其地如过废墟,我这时候只有暗暗地祝福那些睡得香甜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昨夜做了什么事,以至今天这样晚还不能起来。
我如今年事稍长,好早起的习惯更不易抛弃。醒来听见鸟啭,一天都是快活的。走到街上,看见草上的露珠还没有干,砖缝里被蚯蚓倒出一堆一堆的沙土,男的女的担着新鲜肥美的菜蔬走进城来,马路上有戴草帽的老朽的女清道夫,还有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精神抖擞地携带着“便当”骑着脚踏车去上班,——这时候我衷心充满了喜悦!这是一个活的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这是生活!
就是学佛的人也讲究“早参”“晚参”。要此心常常摄持。曾文正公说作人从早起起,也是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是否能振作精神,让此心做得主宰。其实早起晚起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利弊,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