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不朽艺术典1
前 言
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到清代中叶,已经到了它的“末世”,虽然雍、乾之时出现了某种经济繁荣,但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它也不过是一阵子的回光返照而已,很快就“昏惨惨似灯将尽”了。然而在当时的文学领域内却产生了一件稀世的瑰宝,它不仅是封建文学发展的顶峰,为世人所瞩目,而且它的灿烂光芒,将永不熄灭于世间,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它便是小说《红楼梦》。
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推崇、赞誉与对它的攻击、诋毁,两者是达到了如此完全相反的极致。但它们却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红楼梦》是如此广泛而强烈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样一种关注《红楼梦》的普遍风气,不仅表现在有众多的读者参与一般的议论评说,而且很快就出现了许多专门评论《红楼梦》的专书和专家。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很早就已经成为一门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专门学问,于是,自然地,“红学”一词也就必然会应运而生。
尽管“红学”的历史,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而且也取得不少成绩,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今天还正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因为“红学”犹如一个茫茫的小宇宙,你每向前一步,都会面临着更广泛的区域,每解决几个问题,又会碰到更多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正常的好现象,是开拓,是前进,而不是越研究越糊涂,每个有志于在这个天地里辛勤耕耘的人,都可以大有作为,都可以获得成果。
《红楼梦》中的人物很多,每个人物都刻画的栩栩如生,每个人物都引起过一些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贾宝玉历来是红楼人物评论中争论最多的一个。要能较准确地认识他,必须把握住他的最基本的特征来分析。它的特征是什么呢?第三回他一出场时,作者就在两首“西江月”词中为他作了画像,他给人们一个突出的印象便是开头两句说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事实上,书中的许多人物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的母亲王夫人就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无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众姐妹也曾说过:“别和他说话才好,要和他说话,不是呆话,就是疯话。”所以兴儿向尤氏姐妹说到宝玉时,就说他“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傅试家派来向宝玉请安的两个嬷嬷,第一次见面出来,就感到他“果然有些呆气”、“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而且举出一些听来的事情,说宝玉“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其实,贾宝玉是一个非常“聪明灵慧”的人,并无生理上的精神病态;那么他的这些疯、癫、狂、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清代有一个词论家叫况周颐的说得好:“狂者,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发见于外者也。”(《惠风词话》)贾宝玉正是一个在思想、行动上都与封建世俗的现实要求格格不入的“狂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会不断地发展、进步,而对于贾宝玉诸态的研究更会突飞猛进。本文主要通过贾宝玉这个前代“狂人”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做相应的比较,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贾宝玉诸态之中的狂态进行研究,让人们对贾宝玉的狂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一、贾宝玉“狂人”形象的表现
(一)外界对贾宝玉的评价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我国文学史上两个不朽艺术典型。一个炙温文尔雅的多情公子,一位是狂燥暴烈的“迫害狂”人,似乎谈不上什么联系。然而如果穿越他们性格的外部表征,进人他们心灵的深层世界,则不难发现某种精神的血缘关系。
狂人是孤独寂寞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被摒弃于常人的世界之外的,但这种摒弃主要的并不是常人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自己对常人的疏离与隔绝。如果我们穿过狂人的疯言疯语,遵循常人的视角和逻辑,则不难发现:无论是把狂人关起来的大哥,还是那为狂人摸脉诊疗的医生,都是在关心他,爱护他,努力把他挽救回常人的世界。但这一切在狂人看来,却不过是为了“吃”他而“揣一揣肥府”。他已经背离了常人的文化语码,并且拒绝接受常人的关爱与温情(“假使那老头不是刽子手扮的,真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正是这种拒绝造成了狂人的孤寂。但是另一方面,狂人又并不是一个乐于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孤独的隐者,而是时时关注着别人,渴望与别人沟通和理解的人.因而他随时都在察看,研究和揣摩别人的眼色,并急切地呼唤他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然而同样由于文化语码的隔膜,常人们同样也难以理解狂人,把他的这些言语和举动视为“疯子”。这样狂人便与常人处于尖锐的隔膜和对立之中,狂人也就始终感受着一种难言的孤独、寂寞、焦灼、苦闷和痛苦。实际上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根源于他对常人价值世界的超离,而这种超离又根源于他对常人生存状态和本质的发现和思考.当他惊异于月光的明亮,认为“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的时候,便已经开始了他否定历史,否定自我,否定既有的社会文化规范的历程。当他进一步对现实的人与历史的人加以研究后,则更惊异的发现,这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些人也是“吃人的人”。为什么人还是“吃人的人”呢?限于狂人错乱的思维逻辑,狂人在《日记》里并未具体展开,而是以高度精炼的语言写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历史之所以停滞于混沌而没有年为它遵奉的“仁义道德”的笼罩;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仁义道德”的倡行,造成了(中国)人的历史停滞于非人—“吃人的人”形态。正是这种发现,使狂人超离整个(中国)人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而进人了一个新价值世界,即狂人所追求,所呼唤,所想往的“真的人”—即不再吃人的人的世界.由于这两种价值的隔膜与对立,便使狂人与常人虽然共同生活于一个同一的现实世界中,但在精神上却如同冰炭互不相容.所以狂人的孤独和寂寞正根源于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状况的历史与现实的艰辛探索与思考.虽然这种思考还比较粗疏和含混,但却窝含着作家本人对中国20世纪以前人的生存状况和本质的发现(备迅曾叙述过《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容寥也。”①)要说明狂人是孤独寂寞的,是比较容易的.但要说明贾宝玉同样也是孤独寂宾的,却是比较困难的.贾宝玉生活在一个钟鸣鼎食诗礼替续的世族大家里,又被一家老小众星捧月般奉为“宝贝”,行卧都有一大群花团锦簇的女子陪伴和服侍,似乎谈不上什么寂寞和孤独.然而在精神上贾宝玉仍然是寂寞和孤独的。贾宝玉刚出生不久,便显示出独异的精神个性。当他满周岁时,他父亲为试他将来的志向,摆出许多东西让他抓,谁知他其他东西一概不取,只把一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他父亲已经开始不喜欢他。到宝玉渐长之后,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他不但发出一些什么“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奥通人1洲除了‘四书》,杜撰的(书)也太多呢”等一反时俗之言论,而且对那人人珍羡的他从胎里带来标志他出身高贵与神奇的五彩晶莹的宝玉也不爱借,生起气来便硕便摔。正是他这种怪异的性格和精神追求使一般人难以理解他。贾琏的跟班兴儿便对尤三姐这样描述他(宝玉)“成天家疯疯点点的,说的话人也不位,干的事人也不知气第“回)。傅试家派来向宝玉请安的两个婆子也说:“怪道有人说他们家的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果然有些呆气第35回)。其实不只是一般人,就是与宝玉比较亲近的父母亲、姐妹们和丫环们也不能理解他。贾宝玉的父亲对他的不喜欢似乎从他出生后便注定,这已如前述;而宝玉后来的个性发展,更有悖于“端方正直”的贾政对儿子建功立业的热望。因而贾政对他的诫多于对他的关爱,对他最亲切的评价也就不过是一句“痴儿”而已(见第116回)。虽然也包含着深层的父爱,然仍不脱离一个“痴”字。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虽然疼爱他,但不过是把他作为自己终身依靠的命根子(见第23回,王夫人对贾政答儿的声诉),而并不能真正理解他。当黛玉初人贾府,王夫人便向她介绍说:“(宝玉)他嘴里一时甜言蜜一时有天没日,攀廖像像,只休信他·”实际上这代表着她对宝玉始终的评价。袭人作为贾宝玉贴身丫环,应该是接触了解宝玉最多的一位女性,而且她对宝玉也的确是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宝玉出外回来稍晚一点,她不是倚门而望,便是到处寻找;宝玉的面色神气略有变异,她就先觉察得到;宝玉那块命根的通灵宝玉以及宝玉所有所用的任何东西她都非常细心地保护着经管着,她无时无处不为她的主人担着心,生怕他有一丝一毫的烦恼与灾难。”②然而在精神上他们仍然是隔膜的。袭人不但觉得贾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而且一旦接触到心灵的交流,便觉得宝玉“可真真有些个疯了”。(第36回)。至于那些和贾宝玉一起吟诗作赋,喝酒划拳的姐姐妹妹们(除林妹妹外)也并不能真正理解他。每当宝玉坦露自己的心曲时,便被众人批评为“不是呆话,就是疯话”的“胡说”(第71回),因而众人“都不向他说正经话”(第31回)。贾宝玉是孤独的,这是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精神上的寂寞和孤独。这孤独贾宝玉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敏感到了。当林黛玉因父病而回扬州去探视后,宝玉便感到了“落单”,“也不和别人玩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第13回)。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吏常常在别人大红大喜的热闹中,独自品味着精神的寂寞。例如当他嫡亲姐姐贾元春才选凤藻宫,加封贤德妃,举家欢庆之时,他却“置若阁闻”,独自沉浸于知友秦钟的不幸遭遇之中,“视有若无,毫不介意”(第16回)。贾宝玉更经常的则是“时常没有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浓哦的。”(第35回)。
(二)贾宝玉自身的狂态表现
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宝玉”,五十八回“ 纱窗真情揆痴理”,写宝玉的迹近病态的痴诚和深情。这位不无轻薄的花花公子,偏偏接触到爱情和类似爱情的情感就十二分的理解,十二分的珍惜,十二分的郑重。特别是对少女的情感世界,他更是体贴入微,爱惜倍至。而当他面对的是林黛玉这样一位堪称知音的集美丽、聪慧、清高、深挚于一身的少女的时候,一种近乎崇拜和膜拜的倾心,更使他陷入严重的自惭形秽的自卑自悲。这位在感情生活中颇颇得手的公子哥儿,一而再地在林黛玉面前变成了智力可疑,尊严全无,而又十分偏执、狂乱、不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正常反应的小傻瓜!而偏偏在他表现的最呆、最可笑、最无道理可讲的时候,也是他最为真性情流露、最能表达他的善良、真诚、单纯、执着,最能表达他的青春与生命的痛苦,因而也是他最可爱的时候。
呆、疯、痴、狂,可以与弱智联系在一起,可以与精神疾患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心智的超常发展联系在一起。天才与疯子自古难以区分。以庸人的眼光看,许多艺术家发明家宗教家都有些狂痴。“常”与“反常”的界限本身就常变化常令人糊涂。智力发育不足与过分发达,道德上全无操守与过分真诚,事业上的一无可取与孜孜不倦都可以被目为反常。一个小偷与居里夫人都可以被目为狂痴。宝玉的悲剧在于他的狂痴,狂痴在于他的更多的悟性,在于他悟到的比别人多却不想不能去做任何事情,他的悟性是消极的、无建设性的。如果说他的狂痴带有某种批判性叛逆性,也是既不开花更不结果的批判性,而这种消极的批判性本身,也是应当批判的。
贾宝玉的狂痴有时表现为一种不顾一切的坦诚,这是最令人感动之处。当紫鹃以“你妹妹回苏州家去”的“顽话”,将宝玉吓得患了“急痛攻心”的“痰迷”之症以后,宝玉的表现与其说是更狂更痴不如说是更真更切。他索性道出了自己的心愿,永远不与黛玉分离,永远与黛玉在一起,他痛恨、他恐惧于一切可能暗示黛玉的离他而去的东西。
这次是宝玉精神病史上最严重的一页记录。还有一次是遇崇,遇崇那次只喊头痛,没有心理活动的迹象。“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宝玉的精神是太脆弱了,他的感情又确是太真挚了—它既能泛爱又能专爱,既能普遍审美又能专向一心,既能潇洒游戏又能以命相托—他变得更可爱些了。而一个这样的人能屡屡患痰迷—精神病,能在病中装疯卖傻而又真疯真傻的闹一顿,这也是一种不得已,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深挚似乎又有些令人羡慕了呢。
果然,逐渐痊愈后,“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什么叫狂?什么叫佯狂?实也难分。依本人的愚见,佯狂也是一种狂。一点不狂的话,又何必佯狂?而狂中也难免佯的因素。否则,宝玉病时,怎么不喊把黛玉“打出去”而只喊把接黛玉走的人“打出去”?这就叫做:佯狂本亦狂,痴狂亦须佯,不佯又不狂,如何哭悲凉,如何诉荒唐?
一、贾宝玉“狂人”形象的成因
(一)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1、封建社会对女人的迫害和对男人的摧残
封建社会不把人当人,尤其把女人不当人。尽管这个社会是由男人把持的,但绝大多数男人也都是遍体鳞伤。可以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这一点很清楚的体现在封建社会的女人身上。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写出了不知多少美丽的女性形象。但是,其中最高的也不过是敢于为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而斗争的可爱形象,例如,崔莺莺和杜丽娘;其次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可同情的对象,例如,刘兰芝和杜十娘;在次是可怜悯的形象,例如,宫苑诗、思妇诗的主角;最低的则是供玩弄供侮辱供蹂躏的对象,就是那些宫体诗艳体诗的主角„„„
封建社会吃人的场面无处不在,这还不一定是最低的。还有三言二拍里面的那些女性,总是抢劫、欺骗、拐卖的对象;《金瓶梅》里的女性,是以shou2侮辱受蹂躏为了为荣的卑贱污浊的对象;《水浒传》中的孙二娘、顾大嫂,是母夜叉母大虫的形象;扈三娘是无意志,无感情,全家被梁山好汉杀了,却听凭宋江指配给曾是她手下败将的王英,从此自自然然的入了梁山一伙,好像是个机器人似的形象;潘金莲和潘巧云,则是活该在英雄好汉的刀下剖腹开膛的淫妇形象。
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昭然若揭、它不但吃女人,而且吃了无数的男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可以说是讽刺封建社会的黑暗,讽刺封建礼教的早期作品。小说开卷第一回,就通过作者的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八股取士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一代文人有厄。从而揭示出全书的主旨——讽刺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接着,便通过周进和范进这两个科场中的典型人物,猛烈地抨击了腐朽的科举制度。周进从小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一个童生。为了谋生,只好在小镇薛家集上坐馆教书,受尽了梅秀才和王举人的嘲笑和侮辱。后来,连教书的饭碗也丢了,只好进城去帮几个商人记账。他去到省城,特意去参观贡院,触景生情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醒来后,又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二号、三号,满地打滚,直苦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他的姐夫金有余和几个商人看见他这样悲伤,同意凑钱替他捐一个监生,取得参加考试的资格。周进感激的向恩人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先后考了二十多次,直到五十四岁,才考中秀才。他同周进一样,也受尽了人们的欺侮。因此当他听到自己中了举人的消息时,竟然高兴地发了疯。他们为什么被科举考试弄得神魂颠倒,如疯似狂呢?作者通过他们发迹后社会地位的变化,做了形象化的回答。一向被人轻视的周进中举后,马上身价百倍,“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任相与。”后来,到京城会试,中了进士,做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这时,从前嘲笑他的梅秀才,竟在别人面前冒充是他的学生,还把周进当年为观音庵写的对联揭下来,加以装裱,收藏起来。范进中举后也马上有乡绅送来银子,房屋,田产。还有破落户来投身为奴,岳父胡屠户对他的态度也立刻改变了。乡试前,嘲笑他、咒骂他;中举后,敬重他、吹捧他。这些描写充分说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个男人,一个贫寒之士没有社会地位,就会受到人们的轻视和欺侮。但等到中举后,做官后,名誉地位,荣华富贵,一齐都到了,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赞扬和奉承。昔日的人下人,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人上人,钻进统治集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正因为科举考试有这样大的魔力,所以弄得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儒生神魂颠倒,如痴似狂。
试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人,又怎么会不发狂呢?
2、封建气息浓重的家庭环境
《红楼梦》作者把贾府上代两兄弟贾源和贾演夸张的写成两个勋业彪炳的人物,他们跟随着主子打仗立功,俨然是“开国英雄”,获得了“荣国公”和“宁国公”的封爵。他们的家祠里悬挂着“先皇御笔”的对联:“勋业有光照日月,功名无间及子孙。”这贾家就依仗着“开国元勋”和“天恩祖德”树立了高贵的门阀,积聚了财富,繁育了儿孙,形成了中国十八世纪的贵族官僚大地主。然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兴家创业的“始祖”自己就会生育出一群败坏自己家运的不肖子孙。这些继承者无论他是冠冕堂皇、称述孔孟;或是骄奢淫逸、无所不为,总之越来越低能、越腐化,不但不能继承先代事业,就连祖宗的那点“遗泽”和遗产也销蚀净尽,终归不免于灭亡。
无愧是一个社会史家的作者曹雪芹能敏锐的发现和无情的揭露出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历史发展规律。他笔下所写的贾府,概括了它以前和以后很长一个社会阶段的家庭典型,也塑造出那些家庭中一代又一代的主人翁的面貌。试看贾府:第一代贾源和贾演,是“光荣”和“安宁”的创造者,并成为后代心头追慕、口头颂扬、以炫耀他们来抬高自己的纪念碑。第二代是贾代善和贾代化两兄弟,就“嬗”“化”的平平无足称了。目前是第三代三个兄弟还在世,他们是前朝勋臣后裔中的继承人,是一大家族两大府第的家长,是几十个儿孙的祖、父、伯、叔。可是这兄弟三人,贾敬就只要“烧丹炼汞”,“一心想作神仙”;贾赦袭了世爵,贪淫昏暴;贾政虽是“端方正直”,做了一名部员,毫无建树。说到第四代第五代“珍”“琏”“环”“蓉”“芹”“蔷”“芸”等等,就更是一群“偷鸡摸狗”,各种各样的败家能手、社会罪人。贾雨村说他从前到金陵时,曾从贾府门前经过,“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代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葱蔚洇润之气,哪里像个衰败之家?”可是那老走江湖洞明世事的冷子兴批评贾雨村说:”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是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以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纳罕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容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兄弟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公死后,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贾敷,至八九岁上便死了,只剩下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扯。这位珍爷倒生了一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唤贾蓉。如今敬老爹一概不管。这珍爷哪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也没人敢来管他的。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十八世纪的大清帝国的统治不也是所谓“峥嵘轩峻”“葱蔚洇润”的兴隆景象吗?这一切都说明贾府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一脉相承的。虽然很繁华,一片铮铮向荣的气象,但却无法掩饰其内部黑暗、腐败、堕落的浓重的封建气息。而贾宝玉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之中,不难看出他的将来会是怎样的,虽然贾宝玉很少与贾府以外的人交往,但是贾府的环境与外界是一样的,家庭之中的每个人都以腐化,生活在其中的贾宝玉又怎能不受影响呢?而且以他的身份,所受的尊重,地位。贾宝玉无疑是受这个早已腐化的家庭环境影响最大最深的。
(二)贾宝玉自身的原因
贾宝玉之所以变得发狂,很大情况下与他自身的原因是分不开的。而且,他自身的原因与家庭也有很大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养尊处优中的颓废。
袭人以自己要走为要挟,规劝教育宝玉一节读起来也令人感叹。从理论上说,当然是主子而不是奴隶最维护奴隶制度,奴隶应该反对和破坏奴隶制度。然而,《红楼梦》中,享尽一切奴隶制度的好处、占有着奴隶的一切包括感情和身体的宝玉少爷,却偏偏对维护这样一个制度毫无兴趣,毫无责任心,甚至毫无利害相关的意识。正是“天恩”,正是养尊处优,不为“稻粮谋”,不为饥寒苦的处境,在造成了宝玉的种种“没出息”的同时造成了他的个性的相对独立,思想的相对自由奔放,造成了他对封建贵族主子生活得看透、厌倦、高度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与自我批判。统治者占有优越的生活条件,优越的生活条件解放了人,使人不致终其一生为生存而劳碌,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人性、人的情感、欲望与人独立精神得到发展,而这些发展的结果恰恰是是对自己居于统治地位的否定。统治阶级自己制造的逆子,掘墓人不仅仅是被剥夺被压迫的大众,掘墓人恰恰常常出自自己的阶级、家庭内部,优渥的生活正像贫困屈辱的生活一样,都能成为具有某种独立人格的人的叛逆选择的催化剂。当然,宝玉远远算不上掘墓人,他的清醒与独立,不过出他直觉地对维护家业的毫不积极,直觉地感到了这样一个封建家族的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罢了。
优渥可以使人腐败也可以使人解放。贫困可以使人反抗也可以使人厚颜无耻地攀附。所以袭人真诚地教育着宝玉。袭人比宝玉更具有家业责任感,袭人认为宝玉对这一家族的继续兴旺永远兴旺负有重大使命,而作为宝玉的未来的“房里的人”,她也对这个家庭的免遭厄运负有责任,袭人对宝玉的教育是富有使命感的。教育的方法是“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就是说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不说自己要向宝玉进言,而说自己要走了。不说自己有见解有批评,而说自己“不过是个最平常的,比我强的多而且多”,即使“服侍的好,十分内应当的······”,这恐也是中国独有的太极拳,看来忠奴还是受欢迎的,逆子如宝玉也不例外。“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有知识的—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儿一吹就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凭你们爱到哪里去哪里去就完了。”贾宝玉的这一段话十分有名。在此生,他喜聚怕散,要求女孩子们陪伴自己,一种内在的孤独感寂寞感和一切转眼即将失去的没落感破灭感散发出一阵阵寒气。死后,只求消失的干干净净,实际上表达的是对人生的荒谬感,这确实与封建正统观念迥异。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常重视身后的影响的,重视声名、谥号、子孙万代,封建观念是把个体的一生与一个种姓的纵的绵延紧密联系起来的,所以封建正统观念才提倡立德、立言、立功,至少活着也要为儿孙积攒些金钱产业。贾宝玉的这一段话还有一点诗人气质,颓废气息。贾宝玉的情,有时候很珍重,有时候很泛滥的情,也不过是对他的与生俱来的巨大的空虚和恐惧的一点弥补,以情之石填空虚与恐惧之海,可怜啊,宝玉!
三、贾宝玉“狂人”形象的意义
(一)“狂人”贾宝玉的归宿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既是悲剧的承受者,也是悲剧的感知者。可以说,小说中的贾宝玉形象是用悲剧之锤一下一下锻铸出来的情的使者和悲的精灵。正如鲁迅说的:“悲哀之雾,便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小说表现了人的生存悲剧。
生活在贾府这口生活腐败的大染缸之中,贾宝玉不免染上了贵族子弟游手好闲的纨绔习气,所谓“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贾政要他刻苦攻读,结交官场人物,他却看不起科举仕宦,认为这只是“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之流用以沽名钓誉的手段。有人劝他谈些“仕途经济”的话,他就大觉逆耳,斥为“混账话”。他成天无所事事,只爱混在女儿堆里,为女儿捣胭脂,调口红,人称“无事忙”。贾芸到怡红院看他时,他同贾芸谈论的不过是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头标志,谁家的酒席风声,谁家有奇货,谁家有异物,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膏粱子弟。但这些都是“小节”,而在“大节”上,贾宝玉则是聪明乖巧,知书达理。深知他的贾母说得好:“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比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
但是,贾府的贵族子弟中,贾宝玉之所以出类拔萃,与众不同,并不是因为他长得美,也不是因为他衔玉而生,更不是因为他“与大人争光”,而恰恰是因为他“行为偏僻性乖张”,有着一般的贵族子弟所不具备的真诚而深挚的“性灵”。这种性灵,表现为一种迈向成年门槛的深沉恐惧,一种感知社会人生的热切温情,一种憧憬人生理想的虚幻追求。
随着年龄渐增渐长,贾宝玉走出童年、不如少年的时候,首先深切的感受到个人在社会中无可选择的痛苦和屈从世俗的无奈。作为贾府的继承人,贾家兴旺的所系,贾宝玉应该走一条科举容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但他却厌恶八股文,“最不喜务正”。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反而喜欢“杂学旁收”,成天与姐妹们厮守,这种生活方式与社会对他的定位和家族对他的期许是相悖逆的这就使得他在言行上违背封建家庭为他预先规划的生活道路,成了不折不扣的“不肖子孙”。其实他并非是坚决的反抗读书做官的传统人生道路,他只是在内心中始终不愿意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只想挣脱名缰利锁,做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富贵闲人”。因此对贵族家庭中的种种繁华,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元春封为贵妃,“宁荣两处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只有贾宝玉置若罔闻。甚至连从不理事务的林黛玉,在听说贾家入不敷出时还会发出感叹,而贾宝玉却不以为然的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的。”可见贾宝玉完全十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是封建大家庭的一个局外人。如果说,小说中的贾母虽然想做乐享天年的“老怪物”,但还不得不始终操心着家族的未来,那么贾宝玉就是一个自觉放弃社会责任的“小废物”对社会、对家族怀着铭心刻骨的冷漠心态。这种冷漠,一方面源自于家庭溺爱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更源自于贾宝玉迈入成年门槛的深沉的恐惧感。他始终沉溺于童年时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生活中,而不愿意长大成人,去承担“成人不自在”的社会重任。
然而,与对社会和家庭的冷漠心态相辅相成,却是贾宝玉对人生和生命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关爱,以致“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地步。警幻仙姑说贾宝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名为“意淫”。他的这种痴情和意淫,不仅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对所有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是一种泛爱生命、博爱美好的情感。即使是与他不甚相关的女子,他也常常投以关爱和同情。如第三十回,当他看到龄官画蔷时,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看他的模样这般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却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他对遭受欺凌的女儿更为体贴,一有机会便以自己的一腔柔情去抚慰那些受伤的心灵,俨然是大观园中的“护花使者”。又如第四十四回,因见平儿受到贾琏和凤姐的大骂,贾宝玉感叹不已:“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姐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狠了。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 而且,贾宝玉有着一颗极其敏感的心灵,过早的感知到青春的流逝、生命短暂的悲哀,而且这种悲哀在他心中还与时俱长。当黛玉痛“吟葬花词”,伤感一己的悲哀的时候,旁听的宝玉“不觉痛倒山坡上”,他不仅想到“黛玉的花容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而且举一反三,“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处可寻之时”,甚至想到“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当他看到大观园中山石后面那“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杏树时,仲春美好的景色反而勾起他潜伏在心底的深沉的伤生意识。他呆呆地“仰望杏子不舍”,对邢鲉烟择夫之事反复推求,“不免伤心,只管对杏不舍”。正在悲叹时,“忽有一个雀儿飞来,落于枝上乱啼”,于是他触景生情,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枝,故也乱啼。这声韵必是啼哭之声······但不知明年在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由此可见,宝玉的痛苦并不是对所爱之人红颜老逝的痛苦,并不是对所处家庭趋于破败的痛苦,也超越了情感受到压抑和摧残的个人痛苦,而是深感人生的转瞬即逝、生命脆弱无依的刻骨铭心的痛苦。
呼吸冰凌挥着这种“便被华林”的“悲哀之雾”,成就了贾宝玉对人生和生命的存在意义的精神体悟。人生如此悲哀,生命如此短暂,因此,贾宝玉宁愿始终沉迷在虚幻的人生理想之中。人生理想的追求成为贾宝玉生命的价值,而人生理想的幻灭则意味着他生命的毁灭。脂砚斋评道:黛玉“喜散不喜聚”,宝玉则“喜聚不喜散”,这是“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成年心态,虽然悲观,实为彻底的超脱。而喜聚不喜散则是恐惧成年的少年心态,表面上的乐观隐藏着深入骨髓的悲观心理。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人生不可能长生不死,也不可能永聚不散。贾宝玉深知此理,因而更恐惧此事。为了从心灵中拂去最终死亡和离散的阴霾,贾宝玉只能一厢情愿的陶醉在当下的少女温情之中。他说:“我能够和姐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又对袭人说:“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在能够你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飘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不在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对生命的唯一蕴藉仅仅是少女的眼泪,但是这就足够了。而且贾宝玉痛苦的绝对不希望获得第二次体验人生的机会,化灰、化烟,“再不托生为人”这就遁入了绝对的虚空。因此,他最终气绝俗世,撒手悬崖,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彻底拼气现实人生,继续追求虚幻的理想。
对待社会、人生和生命,贾宝玉无疑是消极的,因为他放弃了社会责任,放弃了人生追求,也放弃了生命的真实存在。但是,贾宝玉同时也是积极地,因为他始终叩问着、追寻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力图以此赋予人生以不朽的理想和价值,并烛照出社会的污浊与龌龊。
因此,不难看出贾宝玉这个前代“狂人”,虽然一直在挣扎,但却始终无法摆脱这黑暗的社会,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他的归宿亦可想而知。
(二)“狂人”的精神先驱
《红楼梦》虽是女性的悲剧,女性的颂歌,全书最衷心的人物,还是男性的贾宝玉。可以说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母腹中开始孕育的新人的胚胎,他为女性唱颂歌,唱悲歌,都是他作为新人的表现。
所谓新人,就是有了人的觉醒的人。但是,贾宝玉的觉醒,不是看到了自己是个人,自感人的尊严,倒是看到自己是人当中的渣滓浊沫,自惭形秽。这似乎很奇怪,其实也奇怪,无非是因为他还仅仅是新人的胚胎的缘故。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并不是来自理性的认识,而是来自直接的感受。他对一切峨冠博带的须眉男子深恶痛绝,又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身边,长期接触到那么多的聪明美丽的青年女性,看到他们受到不应有的轻视,看到他们的地位是那样屈辱,命运是那样悲惨,对他们又爱又敬,为他们又悲又愤,回过来就更对须眉男子深恶痛绝。他对女性的尊重,看来也许又过于美化的地方,其实那只是他所理想的最完美的人,穿着女装的形象罢了。他在穿着女装的人面前自惭形秽,就是以理想的完美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实际上,人类的渣滓浊沫并不是贾宝玉,而是贾琏、贾环、薛蟠之流,正因此,他们绝不会自惭形秽,他们正自幸为须眉男子,可以玩弄女人,奴役女人,在女人面前高她们一等。
贾宝玉对女性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尊重。他理想着完善的人,但是现实中的男人他觉得太丑恶了,只有美丽的女性才比较能做到他所造人的完美形象的原型。他唱的女性的颂歌,其实就是人的颂歌。但是,他又眼见一幕又一幕的女性的悲剧,眼见这人世间仅有的美,逃不了毁灭的命运。他念着《芙蓉女儿》,其实就是悼念整个的人的毁灭;他痛哭潇湘馆,就是为人的毁灭放声一哭。
今天我们看来,当时人的觉醒才开始,怎么就见到了人的毁灭了呢?贾宝玉未免太悲观了吧!其实这也是难怪的。甚至历史已经发展到五四运动以后,大革命以前,据据鲁迅分析,尚且是这样:“那是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这就是说,热烈,是由于爱人;悲凉,是由于觉醒;开始觉醒者寻到的光明总是微弱的,只照到身边一小圈,更反衬出圈外的黑暗的无涯际。在两百年前的贾宝玉,他心中那点光明更加微弱,照亮的圈子更小,反衬出周围的黑暗更无涯际,他的心情更加热烈而悲凉,当然就是不足怪的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贾宝玉所能寻到的一点光明虽是微弱的,他的心情虽是悲凉的,他这个艺术形象作为新人(尽管还是胚胎)的力量却是强的。这个艺术形象十分可爱。书中有人给他勾出一副速写肖像:他自己被烫了手,倒问烫了他的那位姑娘疼不疼。他自己大雨淋的氺鸡儿似的,反提醒一位姑娘赶紧避雨。没人在跟前,他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看见鱼儿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他甘心为丫头充役,受丫头的气。他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东西来值千值万都不管了。他聪明而憨厚,女性化而不侧媚。他喜欢女孩子们,也为女孩子们所喜欢,尤其林黛玉是他唯一的知己。可是,另一方面,有人认为他是“孽根祸胎,混世魔王”,认为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认为他“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轻一点说他也是有痴病 这样看宝玉的,不是他的仇人,而是疼爱他的祖母、母亲,和“和恨铁不成钢”的父亲,他们的观念都是当时最正统的观念。贾宝玉这样复杂的形象,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一件小事。
在《红楼梦》以前,中国文学作品里有许多忠良被谗,英雄失路,才人不遇,公子落难,佳人薄命,等等。他们不管遭遇到什麽不幸,同当时的环境是协调的,同当时的政治道德观念、真善美的标准是协调的,就是说,他们代表着当时舆论公认的正义和美好的力量,在作品里总是能得到当时正直、善良的人们的了解、赞助和支持。而迫害他们的人,不管怎样嚣张,总归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公认为奸邪,为丑类。即使是梁山好汉,他们的“忠”也好,“义”也好,“替天行道”也好,仍然包括在封建论理观念的体系之内。《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是中国文学作品里的第一个正面人物而不大被了解的,但不了解他的只是那些鄙俗的八股之士;此外毕竟还是虞博士等人了解他,而虞博士等人仍是理想化的封建人物。
只有贾宝玉,才是同他的环境完全不想协调的。他的整个的性格,同当时社会,同他所属的阶层,完全格格不入。他只好逃到女儿国里去,尽管她们——包括林黛玉也未必能从理智上彻底理解他,但却能够爱他,暂时给他一个温暖的存身之所,这种情况又使他在世人心目中更见荒唐乖谬。所以他一出场,作者便用一阕《西江月》描写他与环境的格格不入,其中说他 “似傻如狂”,这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而思考一个问题,贾宝玉可不可以算是那位“狂人”的遥遥先驱?
“狂人”并不狂,他其实是从封建中国的母腹中脱胎而出的第一个“新人”,只因为他全面的叛逆了旧世界,便被旧世界视为狂人,这是和贾宝玉一样的。这说明他是属于贾宝玉的血统。但是,狂人看的出一部中国史都是在仁义道德的掩盖之下吃人的历史,看的出他周围的人,他家里的人,以及他自己,都是吃人的人,闻到他们的血腥;贾宝玉却只看得出所有的男人,以及他自己,都是泥做的骨肉,只闻到他们的浊臭。狂人看得到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高呼救救孩子;贾宝玉却只希望自己死后,能葬在女孩子们的泪海里。这是二者的差异。这说明相距两百年,狂人贾宝玉比他的后代狂人,软弱得多,模糊得多,欠成熟得多。
尽管如此,贾宝玉这个前代狂人的艺术形象,带着光辉和芳泽出现,仍然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究竟是他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曹雪芹,《红楼梦》,《红楼梦》的千千万万读者,一致用美学的评价做出了回答:这样美好的心灵,美好的性格,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痴狂。那么,与他不相调和,把他看作痴狂的整个社会,显然不可能是合理的.《红楼梦》不仅写了一群青年女性的毁灭,也写到了整个贾府的败落,过去很多人说这就是整个封建社会败落的象征,其实未必如此。倒是贾宝玉这样新人的出现,从精神上,从审美标准上,宣布了整个社会的不合理,这才是封建社会将要彻底崩溃的朕兆。尽管书里面还是社会毁灭了贾宝玉,但这样的社会,在读者眼中,更显出丑恶,更不是合理的存在了。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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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四大名著人物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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