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的家世、家族、家庭和家园(陈杏德回忆录序)
我的家世、家族、家庭和家园(陈杏德回忆录序)
福建省福鼎一中 陈杏德
按照《飞钱陈氏族谱》,我的宗族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的8代孙虞舜。虞舜的第34代孙胡满被周武王封为陈侯,领陈国,这是陈氏得姓之始。胡满也成了天下陈姓的始祖。到第45世孙陈完时,陈国内乱,陈完奔齐改姓田,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成子。其9世孙田和取代齐国姜氏政权,建立史称为“田齐”的政权。到第61世孙伯轸时齐为秦所灭,伯轸徙居颖川,复改姓陈,是为“陈氏复姓始祖”。到第74世东汉末年陈实,因其屡遭党锢之祸,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又因其被封为颖川侯,乃被尊为“陈氏颖川始祖”。到西晋永嘉年间,第76世孙陈润为避五胡之乱迁入福建,成为“陈氏入闽始祖”。而第88代孙陈鄙则被尊为首次迁入福建仙游的“飞钱陈氏始祖”。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烦追述我祖先的来历,无他,所谓“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也。
作为飞钱陈氏的后裔,到我已经是第35代了。可是,从第32代我的曾祖父起接连三代我们家族都是单丁相传——倒不是每一代只生一个,而是或夭折,或无后,女子嫁出后便只剩一个男丁。这在过去,是被认为最令人伤心的事了。而且,据说曾经是世代读书的我的家族,到我父亲时也已破落到几乎是赤贫的地步。
我父亲陈金赞,幼年丧母,家贫,到二十好几才娶来我母亲。不过,也就从这时起,我家开始了艰难的从新创业之路。
我父亲和母亲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难以令人置信的勤俭,居然在几年之内还清债务,置买了几亩田地,从贫农上升为中农。我母亲一共生下12胎,夭折了三分之一,存活五女三男。不过,从我记事时起,大姐已随着入赘的丈夫到别村生活,二姐已出嫁,三姐、五姐早已送人,嫂子尚未入门,我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我的大部分童年时期,还只是一个由父亲、母亲、我们三兄弟和四姐组成的中等规模的家庭。虽然父亲年已渐老,我们大多年幼,但比之前两代,人丁已渐渐兴旺起来。而且由于父母的表率作用和教育有方,尽管依然穷,我们家仍然可算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极为温馨的家庭。
我的家在仙游县城以西不到10里的大济镇前面村。当时,我家的屋子就座落在木兰溪畔田野中被称作“过溪”的一片高丘之上。除了两三户邻居外,大部分是前代留下曾经作过糖坊如今是我家独有的房子。加上屋旁屋后的高大的荔枝树,祖父、父亲先后手植的形形色色的花草果木,在当时偷盗赌博之风甚盛的周围村庄,我家不啻是遗世而独立的乐园了。
童年时代的我,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第二篇:陈杏德回忆录《儿时杂忆》
儿时杂忆
(1)童年时代家乡人的生活习俗——衣着篇
陈杏德
我的家乡,尤其是我家所在的乡村,气候温暖,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文化教育发达。但在半个世纪以前,不但社会发展水平仍十分低下,而且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诸多社会习俗也和今天有很大的不同。
先说衣着方面。
那时,广大农村还是男耕女织的模式,普通农民大多穿自己纺织的粗布衣服。夏天时穿的是苎麻织成的夏布,下地干活时还穿着更粗的用“苦麻布”(即黄麻布)做成的“苦麻衫”,因为怕容易脏,大多染成黑色或深蓝色。为此,女子从八九岁起就得学习捻线纺线。她们先把浸湿的苎麻或黄麻片剖成细线,捻接在一起,,再把两根线纺成一根,卷成筒。等到线纺得够多了,妇女们就开始织夏布(但也许是不产棉花的缘故吧,棉布甚至土棉布也大多是市上买的,不自己织)。她们还要学会裁剪和缝纫,但往往只有少数心灵手巧的才学得会或学得好。如果还会绣花和剪纸,将来就会成为受欢迎的巧媳妇,否则将来就有可能嫁不出去。因此,在农村,除非大户人家,女孩子很少有读书的,因为在父母看来,学会这些女红和家务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气候温暖,农民几乎一整年打赤脚,只在过年时才穿几天鞋子,上山砍柴时则穿着草鞋。服装样式则男的穿对襟汉装,宽口裤,扎布腰带;女的穿右衽的斜襟上衣,裤子及其系法与男子相同,只是逢年过节盛行穿水红色上衣,新娘子穿大红衣服。夏秋季节,人们多穿木屐。一天劳作过后,晚饭之前,一家人在一个大脚盆里洗完脚就穿上木屐。串门甚至到邻村看戏也穿着,所以大路上常常听到过路人咔嗒咔嗒的木屐声。但男女却不使用同一种洗脚盆,男的叫“脚桶”,较深,盆底不贴地;女的叫“秧盆”,较浅,盆底像船底状,拔秧时还可用来装秧,所以叫“秧盆”。而且认为秧盆“污秽”,女子拿“秧盆 ”给男子洗脚是万万不行的。由此可见,当时男女之间是多么不平等!
发式方面,成年男子已经流行分头短发,但仍有少数老年人留着清朝的发辫,只是把它盘在头上。未嫁女子多梳一条长辫,已婚妇女则大多梳髻。有梳圆髻的,状如半球体;有梳长髻的,状如向脑后平伸的长勺;都在上面遍插许多簪钗,正月里则常常插上红山茶花或者月季花。儿童发式,男孩脑前剃成桃状,女孩则梳成双髻。
儿童普遍颈戴长命锁,手腕脚踝戴银镯子。婴幼儿还戴绣有或镶嵌有八仙等图像的“虎耳帽”(帽子两侧上方做成老虎耳朵形状,故名)。
时髦的打扮也有,少,大多是城里的一些有钱而又新潮的人物。这些人男的冬戴呢礼帽,夏戴白色头盔状凉帽,脚登尖头的黑色或白色或黑白相间的皮鞋,拿着手杖(stick),胸前口袋上挂着怀表,时不时掏出看它几眼(后来怀表渐被手表所取代)。不戴帽子时,则可
看到涂满蜡,光滑得连苍蝇都要滑落的西式头发。女的穿蓝色旗袍,秋冬时还披上褂子。但多数绅士人物仍然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马褂。而且,与农民不同,他们的衣服多以稠缎为面料,绝对不会去穿麻布衣服的。这大概也是自古以来“锦衣”和“布衣”区别的遗留吧?
衣服、被子都是贵而稀缺的生活资料,农民一年往往只在过年时才穿上新衣。衣服是母亲的嫁衣改成孩子的衣服,大孩子的衣服又改成较年幼孩子的衣服。我们小时就都穿母亲出嫁的布匹或嫁衣改成的衣服,许多还是哥哥穿过的。好在那些都是铜钱般厚的土布,不容易破,破了就打上补丁。被子的布料更厚,又蜡染成深蓝地白花样子,既不容易破又不容易脏,可以盖好几代。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大概到我十岁时,即使是农村,衣着也有很大的改善。先是“阴丹士林”布(一种用化工染料染成的蓝洋布)开始流行,连农村人也穿。接着城里流行抗战胜利后从美国进口的尼龙袜和尼龙腰带,不过那只能是城里有钱人的专利品了。
(2)童年时代家乡人的生活习俗——饮食篇
陈杏德
再说饮食方面。
由于气候温暖,夏天更热,家乡人三餐都吃稀饭。穷人家的稀饭照得见人影子,富人家也爱吃稀饭,只是浓,而且副食较好。当然,农忙或过年时还是吃干饭的。这种吃稀饭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甚至移居外地多年的“莆仙人”家庭,像我的一家,也爱吃稀饭。后来我发现,凡是较暖热地区的居民都有这习惯,可见是气候使然,而不仅仅是贫穷或者节俭的缘故。但无庸讳言,穷和俭确实也是重要的原因,因为家乡人往往把吃“捞饭”(一种用笊篱捞的干饭)当作偶尔改善生活的办法。应该说吃稀饭是有益于健康的,当然要和馒头等搭配,否则易饿。吃“捞饭”又把米汤倒掉或喂猪却是坏习惯,不过现在家乡人已很少这样,而改为不吃稀饭就吃焖干饭了。
在人数较少的学校食堂里,学生们还吃一种把米装在咸草(即席草)包里放在大汤锅里集体熬煮的“草包饭”。这种饭香,好吃,但营养多有损失。大的食堂则和别地方的学校一样蒸饭罐。饭罐也是瓷做的,只是样式更考究,不但有封得很严的盖子,而且有四个穿绳子的孔。
那时人们普遍穷,所以即使是殷实人家也都要腌制咸菜如酱瓜、酸菜、豆腐乳、咸萝卜干之类作为当家菜。最为特殊的两种咸菜是“炖菜头”(干的炖萝卜)和“炖菜咸”(炖后又腌制的芥菜茎)。“炖菜头”是把白萝卜放在大锅里加盐炖烂捞起晒干制成,深褐色,吃起来咸中带甜,口感颇像果脯,加肉末、葱油炒后味道更好。“炖菜咸”则是将芥菜茎切段加大量盐炖煮至变黑晒干制成,极咸,当下饭的菜其实与吃盐无异,可以说是最能反映家乡人节俭的一种食品。因为除了盐份几乎没有别的营养,现在已没人制作了。腌制食品中较有营养的除了豆腐
乳外,还有腌猪肉、腌牡蛎等。过年时,农民合起来杀猪,大量腌肉,又自己做炸豆腐腌起来,可以吃到来年二三月。至于平时,除非过节,农民不要说鱼肉,就连豆腐、虾米也很少去买。青菜是自己种的,常年不缺,实在没蔬菜,就摘番薯叶炒着吃。豆腐一年中倒是会做几次,或做成豆腐乳,或煎炸后腌起来,黑大豆则时常被炖煮当家常菜吃。花生大多用于榨油,农忙时如果沽二两烧酒炒碟花生就算是很大的享受。如果能隔三岔五买些咸带鱼、虾米之类,就被认为是富裕的家庭了。幸好许多农民平时还经常捕鱼捉虾拾螺蛳,否则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入就更少了。
到城里读书的农村学生,每星期只回家带一次米和菜。一罐一公升左右容积的咸菜或其他腌制食品就是学生们一周下饭的菜了。
在这种情况下,饥饿性营养不良是普遍现象。除了少数当官的和有钱的人又胖又“油光满面”外,普通人大都偏于枯瘦,而且他们的皮肤上很难见到光泽,如果用指甲在他们腿上搔一下,就会有白皮屑纷纷掉下。难怪肥胖被看作富贵的象征,被称为“发福”,而“捞油水”则成了谋利的代名词了。也难怪那时的小孩子盼冬至又盼过年,有一首童谣唱道:“桕(乌桕)叶红,馃子(冬至时吃的糯米圆子)捧;桕叶掉,年夜到。”
因为平时吃得这么俭省,家乡人便充分利用一年中的各种节日改善一下伙食。正月不用说了,二月有“二月二”,蒸“千层馃”——把米磨成浆一层一层倒在蒸床里,蒸熟一层再浇一层又蒸,直到逐层蒸熟为止。表层和第五或第六层用的是红麹染成的红米浆,煞是好看,而且可以层层揭着吃。也有在这一天煮芥菜粥的。三月有“三月三”和清明节,制作“清明馃”——一种用鼠麹草掺和糯米粉做成的食品,别的地方也叫“青馃”,但都没有家乡的好吃。五月从初一到初五都有好东西吃,已见拙作《童年琐记(3)》。六月有“六月六”,土地爷的生日,蒸米馃或作馃团。七月有“七月七”和“七月半”。“七月七”炒豆炒米花拌上糖制成块状,是孩子们喜爱的零食。“七月半”是祭祀祖宗的节日,免不了也要蒸糕蒸馃。八月中秋、九月重阳,风俗与别处同。十月有“十月十”,同样蒸“千层馃”,也有蒸“菜头(萝卜)馃”的。十一月冬至,十二月过旧年,风俗与全国无大异。但有几种家乡特色的食品,一是“红团”,以红麹染红的糯米粉为皮,以绿豆沙为馅,面上印着“福、寿”字和各种花纹图案,蒸时垫以“鸡蕉”叶,吃起来又甜又香。二是“白糕”,以糯米粉加白糖倒在模子里印压然后蒸熟,吃时糯软可口。三是“水龙”,用豆腐、碎肉、花生末、香菇、紫菜、虾仁、香菜等混合捏成圆状,滚上地瓜粉蒸熟,以后可随时单独或者跟肉一起炖汤吃。还有一种“猪肠饭”,用糯米混合肉碎、花生、虾仁、香菇、紫菜灌进猪肠煮熟而成,比日本的“寿司”好吃得多,而制作成本绝对比超市里卖的进口的日本“寿司”低廉得多。
在我们家里,每逢花生收成,父母便要把相当数量刚摘的新鲜花生果煮熟晒干,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分一钵子,当零食,没有菜时也用以下饭。农历七月七日炒豆炒米花时也一人分给一钵。这两样食品可以说几乎是我们一年中仅有的零食了。
(3)童年时代家乡人的生活习俗——住行篇
陈杏德
第三,谈谈住的方面。
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半个世纪以前家乡人也是聚族而居的,这种聚族而居的成片房屋称作“大张厝”。那时,家乡的房屋大多用黏土筑成,但是,如果祖上是发达过的,特别是高官显宦人家,“大张厝”就建得较为华丽。不但横看很宽,前面有围墙和院子,围墙中间和两边都开着门,进了院子可看到用红砖铺成的场子叫做“埕”,而且穿过院子,进入大门可以见到一层比一层高的厅堂和上下厅堂之间的天井。这种华丽的“大张厝”,墙基和门前台阶都用青色花岗石砌成,加上墙壁下半部贴上红砖,其余部分抹上白色的石灰,显得气派非凡。但往往过了几代之后,子孙便破落了。于是,家乡流行着这样的民谣:“红砖白灰壁,肚肠贴后壁;门前砌石,床上没席。”不过,多数“大张厝”比较低矮简陋,只是仍然有“埕”。这种“埕”用处很大,收获时它是晒场,平时是族人聚会和社交的广场,夏天的夜晚又是摆桌子用膳和纳凉谈天的场所。男人们往往端碗饭,搁上些菜,蹲在“埕”子边上一边吃一边谈天;女人们也不乏有端着饭碗到这家饭桌旁瞧瞧,那家饭桌边看看的。晚饭后,如果有人“讲古”或“唱诗”,大家便会听到半夜还不想睡觉。
那时的房屋大多是平房,但卧室都有一层半,这半层的就叫做“半楼”。“半楼”不住人,只当作储藏室,又起着隔热的作用。厅堂和卧室都铺有着光滑釉面的正方形大红砖,铺前先填上厚厚的卵石,起着很好的防潮作用。炎夏季节,白天人们把卧室地面洗一洗,很快就干了,晚上就躺在上面睡觉,十分凉快,也没有因此着凉或以后得关节炎什么的。卧室的门都悬着篾编的卷帘,叫做“篾帘”,既防蚊虫又增加了私密性。大门上冬天大都悬挂竹屏以防寒风,这样,大门尽管开着,人们进进出出也只要掀掀竹屏就行。农民家里储藏稻谷、花生、白沙糖之类大多用很大的瓮子,既防鼠又防潮。粮食多的富裕农户则多数建有一种称为“合”的木板粮仓,状如一人多高,一人多宽,下面垫高,旁边紧贴墙壁的大箱子,只是插在四根柱子上的厚厚的木板可以自由地插上或取下。厨房里也有存放食品和餐具的厨柜,但人们更喜欢把菜肴装在竹篮里挂在从房梁垂下的铁丝上,铁丝中间串着瓦片或斗笠状的铁皮,这样,老鼠和猫都偷吃不到。
为了防御土匪来犯,许多“大张厝”的一头或两头筑有三四层高的“枪楼”,墙壁上挖着许多枪眼,既可瞭望,又可射击。如果族中配备有几支土枪,小股土匪来袭,是可以抵挡一阵的。
真正的楼房也有,被称作“洋楼”。好的“洋楼”用砖砌成,三四层就算很高了。农村里有钱人的“洋楼”仍是泥土墙,只不过有的外面包裹着砖块以防风雨侵蚀。洋楼的楼板是木制的,还有骑楼悬在墙外。至于钢筋水泥楼房则在农村
里我没见过,在县城里也是风毛麟角。水泥当时家乡人叫“红毛灰”,意思是“红毛”(西洋人)传过来的石灰。镇上和县城里的商店大多只有一两层,三层的砖楼就是很大的商场了。
除了聚族而居的“大张厝”外,也有因人口增加而另外建造的小屋,大多用红黏土板筑而成。穷人家的小屋甚至用预先印压的土块垒成。不靠山没有红黏土的地方就挖开田里表层土壤,找到下面的黏土层挖起来筑墙。
虽然现在农村里砖房和钢筋水泥楼房日渐增多,但这种土墙房子甚至楼房依然不少。其实这种泥土房冬暖夏凉,而且很坚固,百年老屋,房梁和屋瓦都换了,往往墙壁仍然很好。我想,这也许是家乡人偏爱土墙房子的重要原因吧。
最后,简单说一说行的方面。
六七十年前,家乡已有通向省城的公路,但汽车很少,更没有专门载客的。溪流从县城向东北入海的一段较宽较深,可以通过人力拉纤行驶运货的小船,但要坐船则要去邻县莆田。火车更是没有。这样,普通人出行,不管多远,都得走路。据说以前富贵人家出门有骑马的,不过从我记事时起就没见过。自行车叫做“孔明车”,骑的人有,但少。我所见过的有钱人出行大多坐人力车,更有钱的还坐一种绿色的封闭的轿子。夏天时流行一种家乡人戏称为“猪屎夹”的凉轿。它实际上由一张竹靠背椅加两根横杆构成,上面撑着一把伞状的顶盖,有点像拾粪人用来夹猪粪的夹子。我小时经常看到一股股军队从公路上走过,当兵的裹着绑腿走路,军官及其太太或姨太太则坐在由抓来的民夫抬的“猪屎夹”上。军官们戴着宽沿帽,穿着长皮靴,他们的太太或姨太太浓妆艳抹,穿着高开叉的旗袍,登着高跟鞋,有的还架着二郎腿,俾倪一切。部队后面有时还押着绑成长串的被抓的“壮丁”和大群被抓去挑担的民夫。国民政府的军队如此之腐败,无怪乎以后要兵败如山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