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陶渊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苏轼和陶诗创作考[合集5篇]

第一篇：苏轼和陶渊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苏轼和陶诗创作考

苏轼和陶渊明：跨越千年的基情——苏轼和陶诗创作考

摘 要：苏轼是宋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其晚年在扬州、惠州、儋州创作了“和陶诗”，据清代王文诰统计为124首，另有11首和陶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大规模次韵前代诗人之诗，似乎是苏轼首创，实属罕见。自他而后，和陶诗的创作历代不乏其人，影响甚至远及国外。历代评论家对此也有褒有贬，争论不休。然而苏轼为什么会创作和陶诗，而且是在晚年，并用次韵的手法进行创作。本文就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探讨苏轼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史，苏轼本人接受陶渊明的思想历程，次韵手法到宋代的发展历程和苏轼本人对次韵手法的运用，以考察苏轼和陶诗创作的动机以及来龙去脉。

绪论

“堂堂复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读范滂传，晚和渊明诗”，这首小诗是清初诗人杜濬的《咏苏东坡》。龚鼎孳以为“二十字说尽东坡一生，真不可及”[1]。又黄庭坚五古《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和陶诗”在文学史上早被人所注意，并且被当做苏轼晚年诗歌的一种代表而出现在人们眼前。

一、苏轼之前的陶渊明接受史

钱锺书先生指出“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3]然而当我们考察宋前陶渊明诗歌接受史时，会发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陶渊明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非一个前辈诗人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中。

陶渊明的挚友、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颜延年在陶渊明死后为他撰写的《靖节徵士诔》仅仅提到了“文取旨达”[4]而已，沈约在《宋书》本传中虽然引用其诗赋，也无一语道及其文学成就[5]，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史臣论赞中论列历代五言名家时，同样无一语及陶，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陶渊明更多的是作为浔阳三隐之

一、“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6]这样一个隐士形象出现在当时的朝野上下眼中。

嗣后，锺嵘《诗品》列其为中品，下了“文体省净，殆无长语”[7]的评语，实际上排除六朝崇尚华美的时代风尚，从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陶诗一跃而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紧接着，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为他编集的过程中撰写了《陶渊明传》《陶渊明文集序》，对陶氏大加推崇，称其为“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8]，并且在其编撰的《文选》中选入了陶氏诗文一共九篇，无疑大大推动了陶诗的转播与发展。所以我们能在江淹的诗中发现《拟陶征君田居》的诗题[9]，表明陶在某些作家眼中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立风格的诗人形象存在了。

到了唐代，出现在盛唐的大诗人笔下的陶渊明，无疑更多的是隐士而非诗人，诸如“尝读《高士传》，最喜陶征君”（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李白《戏赠郑溧阳》）、“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李白《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李白《九日登山》）、“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高适《封丘县》），除此之外，暗袭陶诗典故的，如五柳、南山、北窗、黄菊等意象更是数不胜数，甚至王维的名作《桃源行》里，借用的文化符号也是作为隐逸乐土的桃花源，而非诗人的陶渊明。倒是杜甫，对诗人的陶渊明表示了尊重，他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写道“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然而下至中晚唐，陶诗越来越受到重视，大诗人白居易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访陶公旧宅并序》等诗，并在《题浔阳楼》中写道“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很明显，更重视的是陶渊明诗人的一面。在著名的《与元九书》中也评价了陶渊明的诗，目以“高古”二字。

于是到了宋朝，承此余绪，诗人与隐士的陶渊明终于在宋人手里合二为一，受到了空前赞誉。宋初的西昆、白体等各派诗人如徐铉、林逋对陶氏已经有所发扬，到了梅尧臣手里，更是首次将陶诗的平淡风格推为诗学的极高造诣，并向这一方向努力，并赞扬道“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六《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10]）。文同、曾巩无不有诗称赞陶之“遗集”，王安石也有同题名作《桃源行》[11]。于是，在这一种时代风尚的影响下，到了宋诗大家苏轼手里，这一切支流汇成大海，成就了苏轼名传千古的和陶诗。

二、苏轼个人的陶渊明接受历程[12]

苏轼无疑很早就读过陶诗，王文诰系于熙宁三年（1070）的《绿筠亭》（《苏轼诗集》卷六[13]）诗中即云：“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时年苏轼33岁。同时以他的渊博学识，让人很难相信他没有读过释道二氏之书，这些都为他旷达的胸怀打下伏笔。当然，这一切在他早年“奋厉有当世志”[14]，事功心切的时期，并不在他思想中占有主流地位，据李剑锋统计，在熙宁四年（1071）出为杭州通判之前，与陶有关的诗仅仅4首，当到了地方体会到官务辛劳、人生清苦之后，稍稍有所触动，但直到乌台诗案（1079）前，即《苏轼诗集》卷一至卷十九，与陶有关的诗歌总共也只有38首[15]。

而在这些诗中，苏轼欣赏的也仅仅是归去来兮的隐士陶渊明，这些侧重于对于家乡的思念，对于现实的不满。如“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卷六《出都来陈，所乘船山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八首其三）、“地偏心远似陶潜”（卷十一《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四咏·远楼》）、“自非陶靖节，谁识此闲趣”（卷十六《雨中过舒教授》）、“想像斜川游，作诗寄彭泽”（卷十八《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得泽字》）、“不辞中路伺渊明”（卷十九《次韵答孙侔》）云云，然而这时的苏轼不可能彻底离开官场，退隐田园，无非是一借陶诗抒发心中郁结，更多的是借诗歌来表达心理上的向往、倾慕。

从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羁狱、贬黄州开始，饱尝宦海**的苏轼从思想上开始转变，于是我们看到，当他在黄州过着“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16]，躬耕田亩的清贫生活时，他在处境上无疑与陶渊明更加贴近，心理上更加契合，在《苏轼诗集》卷二十到二十六，与陶渊明有关的诗歌，到元丰八年（1085）被朝廷重新起用为止，有25首，另外有文、词共7首[17]。

这段期间，苏轼对陶诗从欣赏转为推崇，诗中出现了有“渊明吾所师”（卷二十三《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等语。

元丰四年，苏轼作《东坡八首》（卷二十一），描述自己的躬耕生活，王文诰注引赵次公评曰“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如陶渊明”[18]。

元丰五年，苏轼隐括陶《归去来辞》之意，作了《哨遍》（为米折腰）词[19]，据苏轼自述“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朱康叔二十首》其十三[20]）。

这些词句在前面的苏轼作品中是看不到的，由此可见黄州时期受挫的苏轼，一步步走进了陶渊明的世界。在元丰八年朝廷重新起用苏轼之后，儒家治道思想又重回苏轼的心中，陶氏的思想在其生活中重新化为潜流的状态。然而就在苏轼在政途上步步高升的时候，也卷入了险恶的政治斗争，让久经宦海的苏轼心中时时升起关于出处的矛盾，也就在心态上愈加倾慕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了，到元祐八年（1093）外任定州为止，《苏轼诗集》卷二十七至三十六中，与陶有关的诗歌共32首[21]。

这段时期，苏轼对于陶氏的隐逸生活起了强烈共鸣，把对于欲隐逸而不可得的企慕心情寄托在他身上，写出了诸如“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忧”（卷三十二《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见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早晚渊明赋归去，浩歌长啸老斜川”（卷三十三《和林子中侍制》）的句子，更在《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卷三十四）诗中对陶渊明退隐而叹为“绝识”，说“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真不类当政口吻。

这种郁积在心底已久的情感逐步开始倾泻，元祐五年（1090）在杭州已见端倪，他写了《问渊明》（卷三十二）诗和“渊明形神自我”（卷三十四《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的句子。元祐七年（1092）知扬州，便出现了苏诗之中最早的和陶诗《和陶饮酒二十首》（卷三十五）。

而在政治上，也是风云突变，元祐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第二年正月改元绍圣（1094），新党人物上台，旧党人物包括苏轼接连被贬，尤其是苏轼，三月之间，三改谪命[22]，苏轼贬惠州后两年，又贬琼州，在儋州（今海南）一住就是三年。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被赦，六月渡海北还，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在这期间，《苏轼诗集》卷三十七至四十五，与陶有关的诗高达160首，包括绝大部分和陶诗，此外尚有陶有关的书信、题跋、词作10余首[23]，至此，陶渊明其人其诗都成了苏轼心中之典范，堪称苏轼个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最高潮。

卷三十九有《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

卷四十有《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和陶移居二首》、《和陶桃花源》、《和陶乞食》、《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和陶酬刘柴桑》、《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和陶时运四首》、《和陶答庞参军六首》。

卷四十一有《和陶止酒》、《和陶还旧居》、《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劝农六首》、《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东方有一士》、《和陶停云四首》、《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杂诗》、《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和陶赠羊长史》。

卷四十二有《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和陶使都经钱溪》、《和陶和刘柴桑》、《和陶西田获早稻》、《和陶下潠田舍获》、《和陶戴主簿》、《和陶游斜川》、《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

卷四十三有《和陶郭主簿二首》、《和陶始经曲阿》，另有《归去来集字十首》。

卷四十七有《和陶归去来兮辞》。

卷五十有《和陶拟古九首》。总计和陶诗有40余题100余首。[24]

三、苏轼对次韵手法的继承

然而，苏轼的和陶诗为什么采取了次韵诗的形式？固然我们可以说，东坡才大，无施不可，但如果细心考察文学史，会发现还是有其脉络可寻的。

早在南北朝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次韵诗的雏形[25]，当然那是无意识的创作，但表明了在诗歌创作领域已经有创作次韵诗的基础。到了中唐的诗人们的手里，次韵这一手法终于被自觉的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特别是大名鼎鼎的元（稹）白（居易），留下了众多的次韵之作，无疑符合诗人逞才炫技的心理，终于引领了创作次韵诗的风气，直到晚唐依然盛行不衰。其中皮日休、陆龟蒙的作用尤为突出，清人沈德潜已经指出这一点，他说：“古人同作一诗，不必同韵；即同韵，亦在一韵中，不必句句次韵也。自元白创始，而皮陆倡和，又加甚焉。”[26]

次韵的风气到了宋人手里更是变本加厉，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27]。宋朝诗人大多腹笥浩博，熟于典故，次韵手法到了他们手中更是如鱼得水。宋初《西昆酬唱集》已开端倪，到了梅尧臣手里，使用更多，据金甫暻统计，梅诗2900余首，次韵之作149首，占到5.1%，而且越到后期，集中次韵之作越多。下一辈的苏轼、苏辙等人诗中，占得比例更大[28]。当时创作风气中次韵手法运用之频繁，可见一斑。

苏轼本人创作的次韵诗为数众多，金代王若虚称为“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29]，据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统计，在2387首苏诗中，可以确定是次韵的至少有785首，占到32.9%[30]。更为可贵的是如此之多的次韵诗，并没有伤害苏诗的艺术面貌，如东坡早年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以“雪泥鸿爪” 一语备受称道。其词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更被王国维评为次韵胜于原唱[31]，虽然这不是次韵诗，也可以一窥苏轼在次韵手法上的成熟。

然而，次韵诗多只是友人之间用来酬唱的手段，到了苏轼手上，才一变为追和古人诗歌的工具，对此苏轼也不无自得的说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并说到了自己和陶诗的情况：“吾于时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无疑是一篇接受陶渊明的宣言书，“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所引[32]），更是要在人格与诗学方面继承与发展陶氏的风格。

四、苏轼和陶诗一窥：苏陶思想异同

在扬州做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诗中，苏轼开头便说道：“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表达对陶氏的敬仰以及自己不能及早抽身官场、退隐田园的惭愧。诸如“每用愧渊明，尚取禾三百”（其十五）的句子都在表达对不能学习陶氏归隐的遗憾。而《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三（小舟真一叶）一首以及“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其八）、“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其十）等诗句都直接表达了他对归隐的渴慕。

再如《和陶归园田居》其二中他写道“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真是和陶诗如出一辙。苏轼称赞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又在《与二郎侄》信中说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至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33]。可为他自己和陶诗的注脚。

然而，苏轼作为一代大家，并没有次韵诗而失去自己诗歌创作的面貌。如《和陶咏荆轲》一首，苏轼认为“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就连燕丹也是“太子不少忍，顾非万人英”，“胡为弃成谋，托国此狂生”，表示“亡秦只三户，况我数十城”，对燕丹把国家大事寄托在荆轲身上，最后卒致亡国表示不满。与陶诗中对荆轲的赞美，刺秦不成的惋惜全然异趣。

再如《和陶咏三良》一首，陶诗对为秦穆公殉死的三良表示了怀念、赞美。苏轼则谓“三子死一言，所死良以微”，很不以为然，认为“杀身固有道”、“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赞美“事君不以私”的晏子。两者不同，历历可见。

从这些我们可以一窥苏、陶二人思想中的一些异同点。明代的许学夷指出“子瞻和陶诗，篇篇次韵，既甚牵絷，又境界各别，旨趣亦异”，如《和陶归园田居》“安在其为和陶也”，《和陶杂诗》《和陶拟古》，则“用事殆无虚字，去陶益远”[34]。王文诰案语更是直接指明“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35]。可作为我们读苏轼和陶诗的参考。

五、苏轼和陶诗的影响

苏轼“和陶诗” 的影响所及，加上对陶渊明诗歌和人品的喜爱，所以不光是宋代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和陶活动，还包括了以后历朝历代的诗人，更是远及海外，在日本、韩国的古代汉诗创作中，也出现了“和陶诗”的影子。

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集笺注》一书附录二中，收录了和陶诗九种（十家），除了苏轼以及追和苏轼和陶诗的苏辙之外，还有八家。他们是元代的刘因、元末明初的戴亮、明万历年间的周履靖、明崇祯年间的黄淳耀、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清嘉庆年间的舒梦兰、清道光年间的姚椿、清咸丰年间的孔继鑅，可见和陶诗一脉相承，历代不乏其人。

而后代的这些和陶诗无疑受到了苏轼和陶诗的影响，以黄淳耀为例，在其《和陶饮酒二十首》的小引说道“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宾朋不来，霰雪萧然。唯苏氏兄弟《和陶诗》一帙，连日吟讽。因举酒自沃，次韵《饮酒》诗如左。盖亦陶公所云‘闲居寡饮，纸墨遂多’者也。”[36]虽然这其中有着对陶氏的追慕，但其受到苏轼的影响，也是一见无余的。

至于日韩等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金甫暻在《苏轼“和陶诗”研究》一文中专辟“韩国古代的和陶诗创作”一节，介绍了韩国古代和陶诗的创作情况，可以参见[37]。日本和陶诗的情况，李寅生在《日本和陶诗简论》[38]一文中有所介绍，兹不赘述。

六、结论

经过上文的讨论，可以清楚的看到，陶渊明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作为一个隐士，以其人格象征进入后代的视野内，其诗人的一面经过六朝隋唐，到了宋代才和其隐士的一面并驾齐驱，被人所接受。而次韵手法也正是发展至宋而蔚为大观，成为以后诗人们常用的艺术手法。

苏轼是集其大成者，把对陶诗的喜爱和次韵手法的纯熟运用合二为一，创作出了124首和陶诗。但是对于苏轼本人来说，接受陶渊明也非水到渠成的事。固然，苏轼本人的思想一直有儒家入世和释道出世的两面时时纠缠，但是当苏轼有机会在政坛上施展拳脚的时候，陶氏对他的影响就仅仅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痛苦挣扎中体现了。最终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在晚年遭贬的境遇下完成了与陶心灵上的契合，创作了成就非凡的和陶诗。更为可贵的是，他并不是对陶渊明亦步亦趋，在追和中也没有泯灭了自己的风貌，至为可贵。这些和陶诗影响深远，甚至在宋代即有独立于东坡七集而单刻的《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39]行世，可见一斑。流风所及，不仅宋人和陶活动很多，以后中国历朝，日韩古代都出现了和陶诗的情况，不能不说没有苏轼的功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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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王夫之等撰.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2。

[2] 宋·黄庭坚著，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M].2003：604。[3] 钱锺书.谈艺录（订补重排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1：258。[4]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605。[5] 梁·沈约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86-2290。

[6] 梁·沈约撰.宋书[M].如前：2289。

[7] 梁·锺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54。

[8]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如前：613。

[9] 需要注意的是，在江淹之前，鲍照已经有《学陶彭泽体》诗。

[10] 宋·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845。

[11]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同学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

[12]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2。李书中将苏轼接受陶渊明的思想历程划分为始发、骤转、回旋、高潮四个时期，本节袭用其意。

[13]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本文所引苏轼诗皆出此书，下文一般只标卷数。

[14]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1117。

[15]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如前：272。

[16] 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M].如前：1120。

[17]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如前：277。

[18]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如前：1084。

[19]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288页。

[20]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789。

[21]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如前：278。

[22] 王水照.苏轼[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5-106。

[23] 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M].如前：282。

[24] 编年情况参看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44-45。

[25] 参看宋·程大昌撰，刘尚荣校证.考古编 考古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0。

[26] 清·沈德潜等撰，霍松林等校注.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9。

[27]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93。

[28] 参看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D].如前：66。

[29]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515。

[30] 【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34。

[31] 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7：18。

[32] 转引自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如前：1882。

[33]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23。

[34] 明·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83。

[35]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如前：2107。

[36]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M].如前：728。

[37] 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D].如前：196-209。

[38] 李寅生.日本和陶诗简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3，1：70-72。

[39] 参看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M].成都：巴蜀书社，1988：24-3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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