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桃花源记》中“悉如外人”之说辨疑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人们熟悉和喜爱的名篇,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这是一句质朴无华的叙述,貌似平淡无奇;且夹在描写桃花源美妙境界的精彩语段中,却与之无甚关联,似乎是不经意之笔,甚至显得“多余”,因而往往被人忽略。然而,仔细思量,又令人颇觉“逆情悖理”。
首先,不合情理。正如《桃花源诗》所云:“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桃花源人的先世为“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到渔人闯入时的“晋太元中”,时达五百余年。此时,桃花源外的社会在生产、生活诸方面皆已发生了重大变迁,包括“种作”“衣着”等,均无例外。而文中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怪哉?
其次,不合诗意。《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文,是为该诗作诠释和补充的,在说法上理应与其保持一致,可是该句却与诗的有关内容相左。《桃花源诗》云:“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明确指出桃花源人在祭祀、衣着等方面保持着古制,意即与外界迥异。而此文却云“悉如外人”,岂不抵牾?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吕氏春秋》)作者为何采用这种“逆情悖理”之说?用意究竟何在?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正是作者在构思上的用心良苦之处,可谓大有深意存焉。具体言之,其用意和作用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暗示主人公的来历。在本文中,桃花源人是故事的主人公,渔人仅是旁观者和见证者。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乐园里的桃花源人是一群什么人?他们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渔人在与其接触交流之前,毫不知晓,一头雾水;文章开头也并未作任何交代,读者未读下文时也会纳闷。但作者通过这句话分明在暗示读者:桃花源内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具有难以割断的历史渊源;源内人不是什么原始部落或蛮荒异族,不是什么天外来客或海外奇人,而是与源外人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的群体,甚至可能就是源外人的一部分。聪明的读者可能也会由此有所领悟。同时,这句话又与下文桃花源人对自己身世和来历的自述形成了前后照应,并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作铺垫,作伏笔,使源内人的自述更为“可信”;后者又为前者作诠释,作解答,说明源内人何以如此(即“悉如外人”),从而为读者消弭了疑问,揭开了谜底。那么,强调桃花源人来自外界有何意义呢?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即:作者欲以此表明,是外界频繁的战乱、严酷的剥削和压迫让广大百姓走投无路、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将他们“逼上桃源”,逼上“绝境”。正如汉末曹操《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晚唐杜荀鹤《山中寡妇》所云“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陶氏也认识到,战乱和苛政皆猛于虎,只有逃至与世隔绝之处,才能躲避人世间的灾难。
其二,暗寓与外界的对比。既然“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就说明桃花源人与外人是相同的,两者是同一种人。然而,他们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外界存在“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吗?存在“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吗?应该说,少有。与之相反,频频出现的却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乱惨象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而且,两者境遇之悬殊既非“种作”“衣着”方面的差异所致,那就一定是另有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来,桃花源里无战乱,无压迫,无剥削,人人劳动,个个平等。正如《桃花源诗》所云:“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换言之,是社会制度的差异,使两者的境遇迥然不同。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在《桃源行》中亦云:“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道出了桃花源里没有君主统治和阶级差别的实质。与此相应,此说也暗寓着作者的幸福观,即:和平自由的劳动生活,即为理想的幸福生活,比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而并非要像剥削阶级那样整日不事稼穑、寻欢作乐,那是一种空虚无聊、寄生虫似的生活;更遑论要像神仙一样超脱尘世、不食人间烟火,那也是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幻想。正如作者曾经发出的宣言:“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这也委婉地表达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愿望。
其三,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基于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构思是独具匠心的:既要暗示故事是虚幻的,又要表明故事是真实的,最终欲达到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艺术效果。所以,其情节是按照真幻融合、虚实相间的思路来设计的。在文中,桃花源起初让人感觉是“洞天福地”,神秘无比,但随后出现的却是一幅活生生的、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的景象,并无什么神秘性可言。尤其是这句“悉如外人”的叙述,十分突出地表明,他们并非什么殊异之人,而是一群与外人相同的普通人,两者毫无二致。如此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甚至给人一种亲切感,从而营造了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氛围,也增强了文章的艺术魅力。所以,在文中,读者可以看到,虽然源内人“见渔人,乃大惊”,而渔人见源内人却未“大惊”,甚至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各家做客。魅力所及,使后世很多士大夫对这个亦幻亦真的桃花源饶有兴致,心向往之,甚至深信不疑,积极探访,并留下了诗词之作,寄托景仰之情,抒发难寻之憾。对于陶渊明虚构的这个世外桃源,毛泽东亦曾在《登庐山》一诗中遥问道:“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对陶氏的理想寄寓了深切的认同,并含蓄地表达了建设新社会“桃花源”的决心。陶渊明如此渲染故事的真实性,可谓苦心孤诣,寄托了对桃花源这种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悉如外人”之说虽然“逆情悖理”,却体现了作者的诸多写作用意,并具有诸多表达效果。或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作为诗序的记可以如此叙写,而诗本身却未如此表述呢?两者的说法为何如此大相径庭呢?
与《桃花源记》相反,《桃花源诗》却“如实”地描述了桃花源人与外界差异甚大的“真实面貌”:“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虽无记历志,四时自成岁。”一派上古社会的古朴风貌,而并非如《桃花源记》所云“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为何会出现这种严重差别呢?究其原因,当是两者的文体殊异所致。《桃花源记》是记叙文,采用了传奇故事的形式,试图通过设计亦真亦幻、亦实亦虚的情节,来虚构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描绘一幅古朴社会的风俗图景,寄托作者的社会理想。正因为情节的虚幻性,所以该文曾被学人列入志怪小说一类。这种传奇故事、志怪小说之类的文体在内容上往往具有一定的“荒诞性”,所以当然允许文中存在一些“逆情悖理”的说法。而《桃花源诗》则是叙事诗,采用了“纪实”的手法,其中未讲故事,未设情节,是“客观”地描述桃花源内的大体景象,“如实”地记叙桃花源社会的基本状貌,并直接抒发作者的向往之情,故不宜采用“逆情悖理”的说法。换言之,“诗”是从桃花源的“历史”的角度来写,而“记”是从旁观者(渔人)见闻的角度来写,两者角度不同。“诗”和“记”彼此照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并恰切地寄寓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桃花源记》中“悉如外人”之说虽有上述表达效果,但毕竟与社会现实、与客观情理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顾此失彼的问题,以致于存在着“逆情悖理”之嫌。但这并非属于写作上的疏漏问题,而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效果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未能完全顾及现实和情理问题。这是本文在构思上的一个矛盾之处。
第二篇:《湖心亭看雪》中“更定”词义辨疑
《湖心亭看雪》中“更定”词义辨疑
湖北省宜昌市花艳中学 宋建国
明末散文家张岱的小品文《湖心亭看雪》,表现了雪后西湖的奇景和游者的雅趣,其清新恬淡的风格历来为人们称道。
原文对游湖看雪的过程有如下交代:“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余拿一小船,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教材对游湖看雪的时间“更定”注释为:“更,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定,完了,结束。”据此,《教师教学用书》对这段话的译文为:“这天凌晨后,我划一叶小舟„„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
在教学中,我对教材把“更定”解释为“凌晨后”这一说法产生了疑问。
其一,“是日更定”在本文中是承接上句“大雪三日”而言,所以从语意看,应该是指当日,怎么会是第二天的凌晨呢?
其二,如果“凌晨后”去游西湖,按照文中的表述,作者行船至湖心,下舟登亭,幸会同好,寒暄交谈,再大饮三杯而去归岸,按时间推理,此时早已天色大亮。“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行船的舟子平日见惯了早起游湖的客人,又哪里会像张岱原文写的那样发出“相公痴”的感慨呢?
那么,“更定”到底是每日的什么时间呢?要弄清这个疑问,请先看看“更”、“定”二字在古代的含义。
“更”是中国古代夜间的计时单位。《|颜氏家训·书证》曰“或问,一夜何故五更?更何为所训?答曰,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亦云一更、二更„„皆以五为节”,“ 更,历也,经也。故曰五更尔”。那么,这一夜“五更”以什么时间为起点呢?这要看“定”的含义。
“定”的古义较复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定,安也。从宀,从正。”《字 》:“定,确定”。《字 》又有注“定,奠也”。“更定”连用,有更次的“确定、开始”的含义,表示此时是更次的起点。
由以上考证可见,“更定”在古代的意思应该是指晚上开始计更的时辰,也就是“晚七时,初更开始”。
在古籍中,用“更定”表时间的不多见,倒是“定更”常用。例如《说岳全传》有这样一段描写:为了探看金兵大营,“到得定更时分,梁夫人命一名家将,管着扯号旗,自己踏着云梯,把纤腰一扭,莲步轻勾,早已到桅杆绝顶”。
何为“定更时分”?《老北京------晨钟暮鼓,有声无言》一文说:“鼓楼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公元1600年建,光绪年间重建。曾有二十五面更鼓——一大,二十四小)置于二层楼上,每晚‘定更’击鼓两通,共一百零八声„„直到五更(凌晨五点)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有一定节奏,所谓‘紧
十八、慢
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天黑击鼓谓之“定更”,天明击鼓谓之“亮更”。可见“定更时分”与“更定”都是指天黑以后。
《儒林外史》也有“定更时分”这种用法。第二十回:“那日定更时分,老和尚晚课已毕,正要关门,只见一个十六七的小厮,右手拿着一本经卷„„映着琉璃灯便念。老和尚不好问他,由着他念到二更天去了。”毫无疑问,这里“定更”与张岱文中的“更定”一样,就是指天黑以后,初更开始时。
由此可见,张岱原作的本意是:一场大雪,几天来湖上游人绝迹。这天天黑以后,作者兴之志至,不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训和历来天黑时游人早已散去的习俗,独自去湖心亭看雪。这才有了作者独特观感的“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传世佳句。唯有这样,到得湖心亭,偶见金陵客,与之盘桓到深夜方回。这才有了舟子“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的感慨。试想,夜深人静,天寒地冻,非“痴”者能去游湖吗?
综上所言,我认为,教材上把张岱《湖心亭看雪》中“是日更定”注释为“这天凌晨后”是不妥当的。应该解释为“这天天黑以后,定更时分”比较合适。因为这样才更符合作者的本意。
参考书目、资料:《颜氏家训》(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游记散文大系》(书海出版社)
《说文解字》、《字tong》(古籍出版社)
《说岳全传》、《儒林外史》
《老北京------晨钟暮鼓,有声无言》(中华行知网)
注:本文于2004年获“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课堂教学分会”第20届年会“语文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并且收入“语文教学科研成果集”第17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篇: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有效运三疑三探教学模式
课改的核心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新课程的教学内容更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综合性。随着课改的深入,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诞生,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综合性学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有的语文教师出现了新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很多都是对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死搬硬套,不少冠以“合作学习”、“活动式”、“研究性”等新名称的课堂教学在本质上仍沿用了传统的“灌输”教学方法,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它也是语文教育的一些历史积弊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从而导致出现了与新课改相违背的无效教学。因此只有在语文教学中有效运用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真正减轻教师的负担,从而达到使学生愿学、教师乐教、共同提高的至高境界。下面就从学校,教师,学生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学校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不能急功近利,而应放眼未来。
在现实的学校激烈竞争中,以“分数”、“升学率”这一单一的功利评价机制,就无形中给语文老师的有效教学套上了枷锁,使他们再创新的同时顾虑重重,缩手缩脚。因此可以说学校的评价机制就是老师教学的导向,作为学校在建立评价价值时应注意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切合学生的实际,不能拔苗助长,一嘴吃个胖子。
2、考虑到教学效果的长期性、隐蔽性。
3、对教师的评价因素不能只 以分数升学率,而应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因素。
4、对学生的评价应着
眼于综合能力提高。只有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才能为教师的有效教学提供坚实的、强有力的后盾。从而克服教学上的不顾学生实际和地区特点而赶潮流;公开课的“作秀”;论文的东拼西凑和抄袭以应对任务、考核和职称评定;语文师资上因功利追求而导致的不正确的流动;跟从教育领导违背教育规律的错误决策等等。
(二)教师应做好角色转变,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探究的合作者,运用的践行者。“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核心是通过疑问与探究结合等相对固定的教学环节,促使学生学会主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同时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认真倾听、勇于评价和不断反思的良好品质和习惯。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克服传统的唯我独尊的长者形象,不可侵犯严师形象。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参与者。但并不是彻底否定过去的角色,例如有人认为不能当“知识的传播者”,要当“学习的促进者”,不能当“教学的管理者”,要当“学生的引导者”„„,如果学生是主体,整个课堂缺乏教师的正确引导,学生就会各行其是,像一盘散沙,虽然他们各抒己见,但对须掌握的知识模棱两可,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是要求我们必须打破过去教师“满堂灌”的习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学习方法,注重的学生学习的过程和获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生硬的结果。
2、不断充电,提高自身修养,增强自身吸引力。俗话说要传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今
天,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语文老师,更应涉猎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在解疑,质疑中应对自由,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塑造教师个人在学生中的完美形象。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仍然是教师应尽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应以否定一切的态度来看待教师角色的转变,而应该多一点辩证观点,教师既是知识的呈现者,也是知识的学习者;既是学习的引导者,也是学习的参与者;既是课堂的管理者,也是课堂的合作者;既是学业的评价者,也是学生成长的朋友。在这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不能忽略的。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在课堂教学中起穿针引线的作用,把各个教学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学生反馈的信息进行重组、加工,使学生能在积极、有效、高质量的生疑、互动合作、探究中掌握知识。
(三)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常言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月有圆缺,学有迟速。学生的差异性必然存在。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因此作为教师既要承认学生存在个性差异的现实,又要为学生存在个性差异庆幸,因为 当今社会所需的是各行各业的人才,而不是同一个模子出来的人才。这就要求语文教学,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最大限度的发展学生的潜能。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中的设情生疑、讨论交流、质疑再探等都能很好的发展学生的个性。结合我个人的教学实际,认为发展学生的个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创设问题的情景,要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发表自己看法。
2、有效组织讨论交流,交流后给学生充分的交流展示空间,使他们体会到展示成功的愉悦。切忌活动的形式化、浅层化倾向,并无实际功效。我们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千万别让课堂变成一个没有秩序的课堂。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秩序、规矩并没有束缚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正相反,它能有效地保护学生正常地学习和平等交流。在一定的秩序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少一些自以为是,多一些尊重;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自律;少一些多动,多一些探究。我们说的民主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迁就,自主也不等同于放任自流,尊重更不能演化成放纵。学生思维的发展和遵守井然的秩序并不矛盾,一个形式上有秩序的而内容上突显个性追求思维发展的课堂才是我们想要的课堂,让孩子们学会了倾听,3、把心贴近每一个学生:给优生以雄心,优秀的学生有他扎实的基本功,有他超人的智慧,甚至还有独道的学习方法,基于这些优越的条件,我要求学生拥有的是雄心壮志,要定下更远更高的目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给中等生以信心,我鼓励他们通过努力还可往上一些,我把他们归为中上等,意思是有可能上升趋势,因而好多学生恢复了信心,他们努力赶超,扩大了优生的范围。;给后进生以上进心,在一个优秀教师的眼中,学校中应该没有“差生”,只有学有困难的学生。我尊重这类学生。努力激发他们的上进心,“我并不比别人差”,“我还有优于别人的长处”。
4、把情倾入每一个学生:对优等生喜爱而非纵容;对中等生关爱而非慢怠;对后进生包容而非放弃
5、把业授给每一个学生:课堂进度顾及每个学生;课堂提问针对每
一层学生;课后辅导落实每一类学生。
坚信学校只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消除急功近利的念头,语文教师进行角色转变,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领会三疑三探教学模式的精髓,就能变无效课堂为有效课堂,必定能将新课程标准赋予我们语文教师的任务圆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