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的朋友和敌人
周扬
1932年11月,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为了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芸生在诗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甚至下流的语言,比如“×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看后认为有批评的必要,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表达了鲁迅对《文学月报》类似文风和导向的批判,其目的是确保“左联”斗争的正确方式,使其既拥有充沛的战斗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风。作为主编的周扬,鲁迅的信于他而言是一种批评和期望。
这封信被周扬发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随后,周扬以貌似缄默的方式向鲁迅的意见提出挑战,把鲁迅推上了矛盾和论争的焦点上。1933年2月3日“左联”的刊物《现代文化》就出现了公开反驳鲁迅的文章,即《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1934年《大晚报》指责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这使鲁迅感到“左联”内部的复杂性,有人存心与他暗中为敌。1935年鲁迅对萧军和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35年鲁迅在给学生萧军的信中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联”的党团领导周扬等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由此可见周扬势力对鲁迅的内部斗争,也可以看到鲁迅所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当时“左联”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领导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找来这期刊物,发现其内容是总结1934年全年工作的报告,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很尖锐,作为领导人的鲁迅却一无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不满:“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绳索,由一个公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过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称谓,明确表达对周扬的反感:“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另外,鲁迅很看好萧军《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帮助出版,并为之作序。此书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在上文中他又对徐懋庸说:“„„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自此,鲁迅与周扬的矛盾公开化。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鲁迅的眼中,周扬将“左联”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完整的权力结构,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他竭力建立个人权威,志在做“文坛皇帝”。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根本上还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萧三写信给“左联”,认为“左联”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建议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周扬等人认为“左联”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应解散“左联”,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鲁迅赞成组建新的文学团体,但不支持解散“左联”,理由有如下几点:1.“左联”是革命文学青年们用鲜血和生命战斗来的,解散“左联”意味着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原则。2.由“左联”的外部力量或上级而不是“左联”的成员决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3.“左联”的作家们还很幼稚,同资产阶级作家讲统一战线,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得知“左联”不得不解散后,鲁迅提出发表一篇解散“左联”的对外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各种猜测,但是这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被采纳。1936年2月18日,当鲁迅得知“左联”已解散时非常失望,“脸色一沉,不发一言”。后来他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条战线”。解散“左联”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这也使他对周扬的看法雪上加霜。
随后,周扬等人所鼓吹的“国防文学”口号,在宣传中出现了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和忽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于是,鲁迅与胡风、冯雪峰等人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周扬等人对与之相异的口号进行猛烈攻击。后来,鲁迅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设想,周扬等人不予理会,他们对胡风和冯雪峰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以趁机扫除异己。当冯雪峰站出来说口号是他提的时,周扬竟声称:“我还以为是鲁迅提出来的,反对时有所顾忌,现在既知是你提出来的,那我就要大反特反。”
瞿秋白
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而毫无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矜持与尴尬。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在女师大读书时,就曾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此时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练、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热切期待着再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可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的行动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便悄然退出,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时,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感到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他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有点害怕。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则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杨之华于是鼓起勇气,专程将文章送到鲁迅处。
鲁迅接过文稿后,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弥漫着腥风血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当他用“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
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量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
鲁迅听后微微颔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1933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
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坦诚畅怀地交换心迹,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并世奋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鲁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关之际,还时时思念这段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党史纵览)
冯雪峰
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1928年12月至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中间除了冯雪峰去中央苏区和长征到陕北的二年多时间外,两人一直在一起。有时冯住在鲁迅家里,有时两家同住一幢楼,相互信任,关系亲密。冯雪峰后来写了不少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研究鲁迅、了解鲁迅的可贵材料。
1928年春,冯雪峰到了上海。9月,正当创造社、太阳社猛烈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跟着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时,他发表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有针对性地指出:鲁迅并不反对革命,而是站在革命一边的;鲁迅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不能否定;鲁迅的人道主义是反封建势力的,是革命的“友方”;创造社某些人是在搞“小团体主义”,排斥异己,抬高自己,是有害于革命的。但冯雪峰也受到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影响。他认为,知识阶级中有两类角色,一种是坚信和勇猛地参加革命,一种是在“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与“反顾旧的,依恋旧的”之间“徘徊着,苦痛着”;而鲁迅属于“第二种人”。冯雪峰后来在《回忆鲁迅》等著作中承认,他是受了“机械论”的影响,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鲁迅看了冯的这篇文章,认为:“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经柔石说明,文章主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1928年12月的一个晚上,柔石陪同冯雪峰去见了鲁迅。冯雪峰当时正在从日文翻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而鲁迅也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工作,所根据的也是日文译本。他遇到一些疑难,很想请鲁迅指教。同时,他正在筹划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希望鲁迅参加。鲁迅都爽快地答应了。这之后,冯雪峰与鲁迅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1929年2月,冯雪峰住进茅盾家的三楼,与鲁迅家同在一个弄堂里,而且两门相对,往来很方便。“于是到鲁迅先生那里去的次数也多起来,谈的话也更多,常常谈一两个钟头以至三四个钟头。”(冯雪峰《回忆鲁迅》)两人都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以互相探讨、相互交流。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这样写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甚深,很活动,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先生质疑问难,甚为相得。”两人之间,可说是彼此相知。冯雪峰在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记录了鲁迅对自己思想认识的说法。如《触到他自己的谈话》、《这时期所表现的思想毅力》、《思想上又有新的发展的征象》等。对照鲁迅的著作、书信和其他人的回忆录,这些记载基本上是合乎鲁迅的思想实际、合乎史实的。
可见冯雪峰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证人。
根据党的指示,冯雪峰还鼓动、劝说和追随鲁迅,参加了不少革命活动。鲁迅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者,他要力所能及地参加社会革命实践。鲁迅到上海不久,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济难会(后改组为革命互济会)的活动,并捐过几次钱,但并不是济难会或革命互济会的成员。鲁迅参加中共领导的第一个社团组织是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是该盟的发起人之一。鲁迅作为自由盟的发起人,是他公开向社会宣告了:他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接着,鲁迅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作为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鲁迅还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且是坚持到最后的少数几个核心成员之一。鲁迅还参加了由冯雪峰具体筹划的国际反战大会等活动。鲁迅参加这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使鲁迅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也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了解了鲁迅。
经冯雪峰的介绍和联系,鲁迅还会见了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冯雪峰介绍鲁迅和瞿秋白相识、交往。瞿秋白曾五次住在鲁迅家里,以逃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他俩讨论了翻译上的得失,在翻译外国名著上互相支持,合作撰写了多篇杂文,还共同探讨了文艺理论上的种种问题。瞿秋白还评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和鲁迅杂文的社会意义。冯雪峰还精心安排了鲁迅与陈赓将军的会见,使熟悉文化战线革命形势的鲁迅,也能了解革命军事战线的形势和许多感人的战斗故事。以至数年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为宋庆龄、鲁迅等放映电影《夏伯阳》后,鲁迅欣然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鲁迅接待过为瞿秋白转移住处的陈云,接待过从根据地来上海试图与党中央联系的成仿吾,并曾把方志敏送来的书信文稿交冯雪峰转党中央。还有不少普通党员一时失去组织联系,写信给鲁迅,鲁迅多是转给冯雪峰帮助“接线”。
所以说,冯雪峰是沟通党与鲁迅之间的重要桥梁。
鲁迅与冯雪峰之间,也会有认识上的差异,也会有争执。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中说:“这青年有过多的热血,有勇猛的锐气,几乎样样都想来一下,行不通了,立刻改变,重新再做,从来好像没见他灰心过。有时听听他们谈话,觉得真有趣。F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这里的“F”、“这青年”就是冯雪峰。
正因为相知相识很深,冯雪峰有时还为鲁迅起草、整理文章和发言稿。《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根据发言记录和鲁迅平时谈话的意见整理而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起草后,经鲁迅作重大修改和增写了一些段落而成。《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起草后,鲁迅因大病卧床没有修改,听读后同意发表。这几篇文章,发表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此足见鲁迅、冯雪峰之间的帮助、影响,是双向的。
周作人
第二篇:《蝇王》读后感——朋友与敌人
《蝇王》读后感——朋友与敌人
引:无论文学角度还是在对人性的深刻探讨方面,《蝇王》都不失为一部巨著。胡青善·《蝇王》的寓意和预意——及其象征体系的构建再析:“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引自《蝇王》序言
那么人本身究竟是什么?人本身何以能够将乐园变成屠场?笔者认为这正是《蝇王》的寓意所系。它主要构建了这么一些冲突,那就是:人性与兽性,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以及文明与野蛮的矛盾冲突;冲突的结果无疑显现出文明和理性的脆弱性,这一点与《迷惘》所体现的思想意义是相一致的;即在人类的欲望和野蛮面前,文明是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无疑这正是《蝇王》的思考所在。
近代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未来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人类愈来愈相信科学和民主的力量能够征服一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却给人类带来几乎毁灭性的灾难,这就不得不引起人类开始反思:人和人类本身的存在(笔者认为尽管是人构成了人类,但决不就此可以将人和人类随意混同,事实上,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有其一致性,然而也更有其矛盾乃至背反性,因此个体的理性和非理性也是有别于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这里笔者不加以细究。);反思人类的理性以及人的本能欲望,更不得不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前景,美妙的抑或恐怖的?是美丽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正如《美妙新世界》里描写的一般:一切都用理性来加以控制,包括总统也用专门的试管进行培养。然而,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却无疑处在一个人类自身创造的火山口上;人类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整个地毁灭人类自身,试想如果某天那位总统真的神经失控,引发了核战争,其结果如何?真让人不可思议。就此而言,《蝇王》又是一部预言小说。
否极泰来。一旦当恶发展到了极至,人类才会得救。象征理性的小火堆无法拯救孩子们,非理性的大火堆却引来了救星;拉尔夫也因此得救;但人类却依旧未能摆脱困境。事实上,正是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才有了故事的发生;发生在孤岛上的未成年人之间的这场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不过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重新演绎;拉尔夫寄希望以小火堆来发出信号从而获救,这无疑合乎理性的行为,但就是维持这么一个小火堆,却根本做不到,相反文明被野蛮所征服,理性被非理性所压倒,代表科学的眼镜在争夺的过程中被摔碎,而代表民主的海螺更是被摔得粉碎,理性无法拯救他们,而当熊熊烈火即将烧毁整个岛时,因为发出了浓烟,才引来了救援;这无疑寄托了深意,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相伴着无穷无尽的灾难,历史总是在灾难中才可能获得前行,大难才可能有大治,二十世纪是一个灾难的世纪,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才有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安宁;中国的文革无疑又是一个充分的例证,只有经历了整十年的**,中国人才从迷狂中得以惊醒过来,这代价不可谓不巨大,然后才有了后二十年的平静和发展;先知先觉对人类的未来都有过种种的预言,其中有预言人类在什么时候会遭到毁灭,这虽然谈不上有多少科学的根据,但这些预言却无疑警醒着人类不能太掉以轻心,当人类构想着美丽的乌托邦时,却不能不看到科技的发展已经对人类构成了威胁,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在受到异化,仅此而言,本书都有着深刻的精神和思想意义。是对前人的超越和突破。
戈尔丁一九八三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这一句话其实精确地点出了《蝇王》的写作艺术特点,那就是现实主义的描绘叙述和象征体系巧妙结合。《蝇王》无疑构筑了一个象征体系,大致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背景的象征。
这体现在书名《蝇王》和书中人物名称的设置上,蝇王在英国是有其固定的文化象征意义的,那就是恶和阴暗的意思;而书中主要人物的取名则来自于巴伦坦的《珊瑚岛》,这同样也是一部描写小孩的孤岛小说,不同的是文明战胜并且同化了野蛮,理性征服了非理性,人性是向善的。如此对比,可见戈尔丁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同样是小孩,一方面是互助团结友好充满了爱心,一方面却是相互争斗不休,乃至于残杀,这其实根本显示了现代主义对社会和人性认识与前人的差异所在。这正如戈尔丁自己所言:“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第二,人物的象征。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就称《蝇王》是一部关于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这样的哲学寓言式的小说。显然书中的人物都是有着特定的象征意义的,或者说,书中的人物其实都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已。拉尔夫是社会理性的象征。他是书中的主角,勇敢坚强而又有号召和领导的才干,同时他又颇富有民主精神,他手持的海螺则成了民主的旗帜,他始终都保持着理性,力主保存火堆争取获救,这个形象又可谓人类意志的象征;具体来说,他扮演的就是民主政治家的角色,但是,他的内心同样也有着阴影和黑暗,在风雨雷电交加的夜晚,他毕竟不由自主地参与了对西蒙的迫害,而且他最终也未能把握局势,把这个孤岛上的群体引向光明,眼睁睁地看着猪崽仔被惨杀,甚而自己也被追杀得无处可逃,差一点就要死于非命,幸亏军队的救援到了。这无疑都表明了建立在社会理性基础上的民主是多么的脆弱无力。例如人类的社会进展并非如人所愿。猪崽仔则可谓科学理性的象征。就其社会身份来说,他事实上是属于科技知识分一类的,有着很强的科学理性精神;他与拉尔夫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事实上两个人始终是抱在一起的,拉尔夫开始总觉得想不清,主要的思想和主意都是来源他的出谋划策,且猪崽仔始终都能坚持科学和民主。他向往着成人的世界,在孤岛上,每遇到困难时,他总想着要是有成人那就好了,而事实上成人的世界却更不太平,而且恰恰是因为具有理性的成人之间的互相残杀,才使得他们流落到孤岛上,从而在未成人之间也来演绎一场人类血腥发展的历史,来展示人性的丑恶;猪崽的眼镜代表着科技,正是有了眼镜才有了火,而火又无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荒谬的是因为有了火他们可以向远方发出求救的信号,却也同时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裂,火成了他们争夺的焦点,这似乎也暗示了科技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又在阻碍人类的前进。猪崽最后是抱着海螺死的,他至死都坚信民主的力量(海螺是民主的象征)是强大的,这无疑又在讽喻人类社会。二战的直接原因无疑是因为法西斯的疯狂发动,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分子打着冠冕堂皇的理由,掀起二战几乎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表明了专制力量的可怕存在;而民主是多么地脆弱。当然这其中似乎尚暗示了科技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处境尴尬的社会地位。毕竟这些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有时过于理想地看待了人类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所想象的乌托邦王国毕竟是不现实的,社会的发展绝非只是由科学所能决定的,也就是绝非生产力能够线形单向决定社会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影响是与之具来的,只不过到了现代社会更为突出而已,因为科学自身步伐的加快。西蒙不同于猪崽仔的科技理性知识分子的身份,更不是工具理性的象征,而是作为人类的直觉象征出现的,并非非理性的直觉;其扮演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和人类的先知,他有着非凡的洞察力,敢于探索真理、发现真理并且有着正直的人格,他性格内向腼腆却非常敏感,他意识到所谓的野兽只不过是人自身,这当然得不到众人的理解,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独自一人去探摸究竟;书中有一段描写他与蝇王的意识对白,剖析了人性的黑暗,也预示这位先觉的可悲命运;事实上历史确实存在着无数这样的先觉者,他们都落到一个悲惨的下场。尼采说:“上帝死了!”但尼采成了疯子;鲁迅笔下的狂人当然不是真正的狂人,而是一个不为世人理解的先觉;布鲁诺发现了真理却被教会活活烧死等等,这里面存在着深意;涉及到许多的原因,简单说根本在于人的惰性、人类的惰性。最后当然是另外一个主角杰克,显然这是一个与前三者对立的人物;他代表着人性的恶其实也就是人的兽性、人类的非理性,杰克是教会唱诗班的领队,(这对基督教是一个讽刺,暗示了基督教的原罪说),他高大却非常专制有着很强的欲望(主要是权利欲望),他始终都在争夺领导权,但得不到信任,因为他明显不具有理性精神,他只凭本能非理性一味地要打猎,而不考虑是否要寻求得救,最终在所谓野兽的威胁下,他掠夺了领导权,实行了专制统治。简单说,这是人类的恶魔,人自身永远的敌人。第三是细节和道具的象征。作为一部寓意小说,其中的细节和道具都有特定的意义:运载孩子们的飞机,猪崽仔的眼镜,以及后来出现的军舰等象征的是科学,但不幸的是飞机被炸毁,眼镜被打碎,这些代表的是人类的文明和理性,但是这些文明非但不能拯救人类却往往加速人类走向灭亡的命运。相反城堡岩、尖棍却是如此的坚挺,代表的是人类的野性,人类早期正是用这些野蛮的工具,相互撕毁着自身。至于小火堆和大火堆则更是明显,代表的是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撞;至于军舰的出现似乎象征着人类的得救,但如同飞机一样,作为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它不过是将孩子们从野蛮的斗争重新带入了人类社会自身的疯狂之中罢了。(当然相对也可如此认为:科学同样可以暂时的拯救社会。)孩子们相信成人,以为只要有成人在的话,就不会有混乱和无秩序,却不知恰巧是因为成人的疯狂才演绎了他们的恐惧(所谓的野兽不就是带降落伞的飞行员吗?)和相互残杀。更有意思的则是杰克的面具:人之所以为人,关键其实就在于人有一张脸,人类一旦带上了面具,于是不就有了狂欢吗?同时人的兽性也就可以尽情地发泄暴露,而事实上掩盖恶性的又绝非仅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还是善的借口和理由,这种面具比之恶性更对人类具有威胁性;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凡事都要首先正名。纵观人类的历史上一些灾难性事件,有几个不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子;不论是希特勒还是文革不都有一个漂亮的借口和理由吗?希特勒是要优化人类,要让优秀民族来代替劣等民族;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捍卫社会主义道路,红卫兵带上红袖章从事的事业是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领导;由此可见人类可怕的并非人性恶,而是在善的面具下从事恶。
第三篇:信托业的敌人
信托业的敌人
“屡乱屡治”的中国信托业,面临的最大敌人究竟是谁?
相较其他金融部门而言,中国的信托业无疑是一个“坏孩子”。它一直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引发一次次金融动荡。虽然仅仅诞生了三十多年,却已经历了六次清理整顿。
但信托业依旧顽强成长,其资产管理规模至今已逾1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保险、证券和基金,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中国第二大金融部门。
然而,随着今年以来经济下行趋势已成定局,若干问题信托产品的兑付危机再次浮上水面,信托业内更是大事频发。
随着《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99号文”)及《关于对99号文相关事项的说明》两大重磅檄文的下发,针对信托业的第七次清理整顿山雨欲来,“屡乱屡治”的信托业,面临的敌人们究竟是谁?
大敌之一:影子银行监管收紧重击通道业务
按照《信托法》的定义,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但吊诡的是,在2001年之前,中国信托业竟在无法可依的状况下“野蛮生长”了二十余年。
另一方面,从诞生之日起,中国信托业就面临着一个从混沌中裂变重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一直在“摸石头”的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这使得信托业从一开始就“不务正业”:既涉及银行存贷业务,又从事证券投资和实业投资,没有集中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主业上来。
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史无前例的大幅度货币扩张中,“什么都能做”的信托业又成为了资金借道的首选通路。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一季度末,作为各类金融机构间互相打通业务的“通道类”单一信托产品,占全部信托产品总额的比例已达到近75%。为此,舆论界一直存在声音,质疑中国信托业已沦为影子银行业务的最主要途径。
中国影子银行体量究竟有多大?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日前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透露:影子银行已超过GDP规模的40%。截至去年末,仅“体系内影子银行”规模就达5.16万亿元。许多信托产品形式、名义上是非贷款理财产品,实为替不符合放贷条件的行业、企业策划“变相贷款”。月16 日下午,一行三会和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 号文),其中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开展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和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外,买入返售(卖出回购)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应当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卖出回购方不得将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从资产负债表转出。
用益信托首席研究员李?D也对外表示,“127号文”将大幅影响通道类业务,银信合作2万亿元左右的资产规模将大幅缩减。
有信托公司研究员表示,“过去,由于银行有大量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的需求,同业业务也不规范,使得大量信贷资产通过银信合作这样的通道类业务转出,减少计提资本,也使得表外资产爆炸式增长。127号文 将导致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等类似业务无法在同业项下续做,只能到期结清或转入投资项下。银行表外业务也将面临极大收缩压力”。
2013年信托公司年报显示,单一资金信托占总信托资产的比例中,三家“银行系”信托均非常靠前,交银国信高达94.09%,兴业信托高达92.46%,建信信托78.02%。
此外,信托公司投向金融机构领域的信托业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银行理财产品对接,投资于信贷资产、银行票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回报稳健的资产。其中,建信信托、华宝信托远高于其它信托公司,占比分别为37.22%、32.74%。
“99号文”及其执行细则,明确要求第三方理财机构不得代销信托产品,也禁止信托公司采用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形式设计产品,对已开展的非标准化理财资金池业务,要查明情况并形成整改方案,于2014年6月30日前报送监管机构。不仅如此,“99号文”还明确了目前主流通道和信贷两类业务的监管方向,通道业务今后必须在合同上明确风险承担主体和通道功能主体,而信贷类业务要加强风险资本的约束。
大敌之二:实体经济下行引发兑付危机
下半年,信托违约事件可能将不断发生。中信证券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预计2014年将有7966只集合信托产品到期,规模共计达9071亿元;考虑到结合利息支付等因素,今年仅集合信托需兑付的本息就将近1万亿元。
截止到2014年3月底,由建行山西分行代销和资金托管的吉林信托?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以下简称“松花江77号”)6期信托产品,总计9.727亿元已全部违约。根据吉林信托此前发布的公告,主要原因为融资方联盛集团无法按期偿款。此后又有媒体报道称,除了吉林信托深陷联盛能源之外,北京信托、山西信托、中投信托、华融国际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都曾为联盛集团或其关联公司发行过信托计划。其中北京信托在2010年9月成立的“联盛能源产业投资集合信托计划”总规模更是高达48.72亿元(包含劣后部分)。自从联盛能源提出重组,购买信托的投资者便陷入了焦虑中,可是如今重组已经超过4个月,尚无最终解决方案。
同样面临兑付问题的还有中诚信托。虽然经过多轮协调,中诚信托30亿元“诚至金开1号”最终以第三方接盘形式完成本金兑付,收益却低于预期告终。但近期,13亿元的“诚至金开2号”信托计划也被指面临兑付危机。
去年以来,煤炭等矿产类、资源类行业持续低迷,跌入周期性谷底,很多信托产品的借债企业出了问题,以其为投资标的信托产品自然受到牵连。前述出现兑付危机的产品,其融资方均为煤炭企业。
然而,更大的隐忧来自房地产行业。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拐点显现,行业资金风险暴露的越来越充分。
5月中,“中国百强房企”光耀地产深陷资金链困局中不能自拔的消息成为财经热点,光耀集团董事长郭耀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达3年的15亿元民间借贷款把光耀拖入资金泥淖无法自拔。如今,光耀已回天乏力,愿意接受一切企业的收购。“只要3亿至5亿元,光耀就能缓过来。”郭耀名表示光耀地产这几年的盲目扩张,通过收购新都酒店和染指矿业试图借壳上市,两次重组告败及高息民间借贷是光耀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
5月15日,ST新都(SZ000033)一纸公告进一步揭开大股东光耀资金链问题。公告显示,公司至少为光耀4笔借款提供违规担保,借款本金总额约2.35亿元。公司解释称,上述借款担保均未经公司决策程序,事后均未披露。这四笔借款均已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已冻结ST新都相关款项,查封了公司旗下资产新都酒店大楼。
公开资料显示,光耀地产与中诚、中融、新华、华澳等信托公司均有合作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有媒体称,以光耀资产为标的、目前仍处于存续期的金融理财产品至少有三个,分别为新华信托-惠州候鸟酒店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中融信托?新都酒店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财通资产-光耀扬州?全天候鸟度假地特定多个客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涉及总金额约为5.5亿元。
而5月27日更是有消息传出,华澳信托已在上海将深圳光耀地产公司的一干企业悉数告上法庭,原因是双方存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此外,也有外界报道指称中融信托与时代地产的合作项目面临兑付问题。
过去五年间,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地产行业几乎无法通过银行融资,其资金来源大量依靠信托渠道,如果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行,相关产业链的资金情况均会告急,这将给信托业带来空前挑战。
大敌之三:利率市场化带来回报预期改变
2013年,“钱荒”频现。银行间市场短期流动性频频告急,而央行在公开市场依然保持收紧流动性态势不变。受此影响,资金价格年内出现大幅上行,以银行协议存款为主要投向的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走高,理财产品收益率全面抬升。
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开始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大举抢占信托业的传统市场。大量新型融资手段开始出现,如以“金银猫”为代表的互联网短期小额票据抵押融资贷款业务等等。
除此之外,证监会的监管创新使得基金子公司、券商资产管理,甚至保险资产管理均开始涉足“大资管”,特别是通道业务这一信托业的传统业务领域,让信托业更感敌影重重。
“宝宝”们一度高达7%的年化收益率,和近乎零门槛、随时变现的高流动性,使得兑付风险“压力山大”、期限动辄为24个月,年化收益率不过10%左右的传统信托产品面临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2013年信托产品高收益优势有所减弱。根据用益信托网的数据,1~12月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平均发行规模虽呈现小幅上升趋势,但从5月起平均成立规模便开始逐渐走低,成立发行比明确步入下降通道,显示信托公司资金募集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信托业界实际早有思考,也正在谋划转型。
中融信托发布的研究报告就认为,信托业自身谋求转型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两大方向,即私募投行和财富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年内着手搭建各类资源平台,以吸附众多投资客户及产业方,进而获得投融资、事务管理等诸多业务机会,同时积极深入产业运营,以控制产品和服务质量;部分信托公司则向着专业财富管理机构方向转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致力于提供优质的产品组合和资产配置方案。信托公司经营方向将出现分化,业务重心将向专业财富管理、专业投资银行等不同领域倾斜,而部分股东背景雄厚、资本实力较强的信托公司将继续推进全能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战略目标。
除了自建渠道之外,信托公司也开始谋求将资产流动性进一步提高。近日有消息称,北京信托、中诚信托、杭州工业信托、长安信托等公司纷纷在官网上增设产品转让一栏,长安信托、杭州工业信托等还增加了产品受让信息。某信托公司负责人对此表示,主要是为了方便一些客户的转让需求。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这类平台难以发挥大作用破解行业问题,建立信托产品登记平台才是重点
也有人表示乐观。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所长周小明就认为,信托作为一项特殊的财产管理制度,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资产配置多样性、灵活性。凭借信托特有的优势,信托公司可以不断创新信托业务,拓展信托在企业资产证券化、并购投融资、家族信托、信托私募企业债、土地流转信托、消费信托、养老信托等领域找到广阔的拓展空间,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蓝海”,而这些优势显然是其他金融机构目前所不具有的。
周小明更指出,只有全面提升信托公司净值管理能力,完成由融资向投资的转型,也就是由非标固定收益产品,向基金化浮动收益产品去过渡发展,信托业才能应对新环境下的种种挑战。
第四篇:《亲爱的敌人》读后感
《亲爱的敌人》,作者是邓一光,《亲爱的敌人》读后感。小说中主人公穆仰天与童云一见钟情结为伴侣,生下美丽的“天使”穆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童云去世,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女俩人产生隔阂、误会。穆童以各种坏招阻碍女性对父亲的接近,父亲因为爱女儿和怀念妻子放弃了一次次择偶的机会,俩人成为“亲爱的敌人”。但当穆仰天患脑癌不久于人世时,父亲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女儿操办一切,而女儿突然长大挑起照顾父亲的重担,二人的心真正走到了一起。
亲情是伟大的,当穆童沉浸在父爱中,她忘记了如何去体谅父亲,她只知道她想要得到什么,这和穆仰天的教育是有关系的,穆仰天甚至有点溺爱自己的孩子了。当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一帆风顺时,他会觉得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殊不知,当灾难降临时,他应该如何去应对,读后感《《亲爱的敌人》读后感》。我很同情穆童最后的遭遇,同时,我也明白生活中必须有酸甜苦辣并进,时不时的挫折会使人慢慢成长,慢慢学会如何生存下去。
当亲情的双刃剑肆意伤害亲历者的心灵时,如何能够较为积极地冲击伦理的藩蓠,或许正是当今人们普遍面临的最痛苦、进退两难的境况,穆仰天和穆童之间留下的“流动的壕沟”写得令人感动嘘唏。在这部宿命深重的小说中,对“敌人”的爱是那样的大,以至放弃了自己的父亲得到悲怆的结局。而这恰是邓一光竭力张扬的人生的审慎魅力,也是邓一光思想光辉的又一次照耀。
第五篇:少依赖朋友多利用敌人美文摘抄
公元959年,赵匡胤成了宋朝皇帝。立国后不久,赵匡胤对他的大臣们说:“你们战功显赫,我寝食难安,如果你们也有机会和我一样黄袍加身,你们也一样不会拒绝的。在座的各位若是肯交出兵权,你们将在锦衣玉食中安享余生。”
他的话让将领们十分震惊,他们也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第二天,所有的将领纷纷请辞还家,从此过着安逸的生活。赵匡胤将一群极可能会背叛他的友善豺狼转变成了温驯的绵羊,巩固了他的帝位。
公元971年,南汉的刘后主经过多年的叛乱之后终于投降。赵匡胤不但没有杀害他,反而赐予他极高的地位,同时邀请他入殿喝酒叙情。刘后主害怕赵匡胤在酒里下毒,他哭喊道:“请陛下赦臣一死,不要让我喝这杯酒。”赵匡胤听了这句话,将刘后主的酒一饮而尽。从此之后,刘后主成为他最信赖和最忠诚的朋友。
当吴越王战败时,臣子将他密谋策乱的证据交给赵匡胤。吴越王晋见时,赵匡胤对他十分礼遇,并交给他一封信,嘱咐他在返国途中打开。在回去的路上吴越王打开信封,发现里面记载的全是他谋反的文件。赵匡胤的宽宏气度使他臣服,最后吴越国成为宋太祖最忠诚的属国。
赵匡胤极少依赖朋友,而是多利用敌人,这正是他的成功之所在。朋友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他们会因嫉妒而不平衡;敌人并无奢望,当他得到一切时,例如出乎意料地被免去死罪,就会感恩戴德,同时会死心塌地追随赦免他的人。这些过去的敌人最终会成为可信赖的朋友。
不要轻易地因为友谊而解除武装,否则,最难应对的战争将因此而爆发。相反,当应付对手时,不要忘记宽恕的可能。时时警惕朋友而宽容敌人是最谨慎的方法。复仇的快感有时会变成折磨,伤人的快意有时会变成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