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存在的女性关怀——《山乡巨变》中的“阴柔风格”

第一篇：隐形存在的女性关怀——《山乡巨变》中的“阴柔风格”

《山乡巨变》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在这场所有制巨变中的所思所想，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场景再现。

《山乡巨变》主要叙述了在清溪乡掀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者在描写合作化运动遇到各种阻碍和矛盾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思想状况以及生活现状，虽然在作品中并不是以此为重点，但是我们却能从中发现妇女解放的一些实际问题，作品通过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当时妇女所处的社会境况。

《山乡巨变》与《创业史》历来都是被相互比较的，两者都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但风格却差异很大。宋遂良归纳二的区别是：前者“秀朴、精致、明丽、含蓄”；后者“开阔、高昂、爽朗、豪迈”„。有的评家用“阴柔之美”来形容《山乡巨变》的这种风格。或许也因为作品中的女性叙事与关怀，才使这部作品体现出了以叙事的“阴柔风格”。而这种“阴柔风格”也与来自于作品中隐形存在的女性叙事是分不开的。

有人认为这种“阴柔风格”的形成原因在于文本中没有过分集中的强烈的矛盾冲突，大多是平凡的生活事件；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如“梁伟人”，有的只是平凡的乡村干部，如刘雨生，“温和的性格、俭朴的生活、自我克制的涵养”；不是从高处铺陈政治意义和时代色彩，而多用侧面描写、烘托、反衬的手法去发掘生活的诗意。这种风格在当时也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黄秋耘就认为，作品缺乏“气”和“雄健的笔调”，其结果是“没有写出农村中基本群众(贫农和下中农)对农业合作化如饥似渴的要求，也没有充分写出基本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斗争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仿佛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给带进了这个平静的山乡。”换句话说，作品的阴柔风格到底还是妨碍了农业合作化旨意的表达。这一点，从宋遂良对《创业史》与《山乡巨变》所做的比较中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过近年来，有学者对《山乡巨变》的这种阴柔风格有了新的认识。蓝爱国认为，这部小说中存在一个女性视角，对“女性视角的充分描写，向我们表明，周立波的确自觉采用一个女性的日常生活化的眼光看待革命中的乡村及其人物的命运。随这种女性视角的建立，《山乡巨变》获得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叙事角度。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但又不完全同一的角度。在这种角度中，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面得到突出，立体的乡村革命景象得以呈现。

《山乡巨变》形成阴柔风格(有说法称所谓“气”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作者对于运动中所暴露出的妇女问题的犹豫心态，由此在作品中形成了一条隐形的女性叙事线索并且这条线索的力量还比较强。这条线索由几个因素构成：男主角的女性化、女主角的男性化、激进角色的粗痞化、女性问题的突出等等。

文中男主角的女性化是“阴柔风格”形成的要害。《山乡巨变》上集中第一男主角是李月辉，下集中第一男主角是刘雨生，这两个角色都与英雄的形象相去甚远，性格上都有不少女性化特征。李月辉是有名的“婆婆子”，是一位“不急不缓，气性和平的人物。全乡的人，无论大人和小孩，男的和女的，都喜欢他。只有他伯伯看他不起，总是说他没火性，不像一个男子汉。‘女子无性，乱草漫秧；男儿无性，钝铁无钢。’他常常拿这话骂他”。他谦和、细致、保守，这些都被认为是女人的性格。他的性格与英雄“高昂”、“豪迈”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在农业合作化的初期，他还犯了右倾错误，差点被撤消支书的职务，在政治上他是遭到贬抑的。他自嘲地对邓秀梅讲过自己的一段故事：“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新湖南报》发表时，省委还没有召开区书会议，我就在全乡的党员大会上，把文件读给大家听，念到‘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陈大春趁火打劫，得意洋洋，扯起大喉咙，指手画脚，对我唤道：‘李主席，你自已是小脚女人。”’这样，保守落后就有了性别的指涉，同女人挂上了钩，同时也被阴性化了：李月辉不仅性格上像女人，而且政治上也像女人。那么，李月辉应该是反面角色了?不是，作品并未将其处理成反面角色，而是让他在其后的故事中继续保持着保守的性格。他也并未反省自己的“右倾”，反而为自我辨解：“我只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干革命不能光凭意气、火爆和冲动„„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小脚女人还不也是人?”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沉稳的性格，在上集的尾部，当邓秀梅认为当年就可“基本合作化”时，他告诫说，“切忌太冒，免得又纠偏。”作者在描写李月辉的“右倾”时，并未带贬意，这样，就在农业合作化叙事的严密结构中造成了裂隙：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李月辉的保守、右倾?作者的主观态度是不太明晰的。一位评论家对这一点表示了疑惑：“往往他说出来的一些话，让人不可理解，莫名其妙，弄不清他究竟是在一种什么心理状态的支配下说出来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是一个右倾保守分子，也许作者是在讽刺他吧?——但又不象。”这样一来，在《山乡巨变》中保留条未受批判的、阴性化的叙事线索，它虽未颠覆农业合作化叙事，但却将其置于了可疑的位置：如果李月辉的保守是合理的，那么，激进的农业合作化叙事就是有问题的了。

作品下集中的男主角是刘雨生，这也是一个没有多少男子气概的人物。他是一个近视眼，这在当代文学英雄形象中是很见的。一是这一生理缺陷会有损正面主人公的英雄形象，“近瞅子”本来就是一个嘲讽的称呼；二是“近瞅子”有可能会形成一种隐喻：政治上的短视和没有远见。但在第一版中，刘雨生的确被处理成一个“近瞅子”。在以后的版本中有关刘雨生“近瞅子”的描写才删去。刘雨生的另一性格特征是特别爱哭，在妻子张桂贞与他离婚的过程中他多次为此哭泣：“刘雨生晓得她的 回家的意思了，忍不住眼泪一喷，他哭了。”“‘我老婆提出离婚了，’刘雨生眼泪汪汪，低下头去。”“刘雨生动手要写离婚申请书时，伤心地哭了。”他的好哭和软弱常受到邓秀梅的申斥。刘雨生的这一特点也是在以后的版本中才悉数删去。而且他对自己的前妻——邓秀梅称之为“水性扬花”、好吃懒做的张桂贞充满了爱和眷恋。他的这些性格特点对他作为英雄主角的“英雄度”无疑是有影响的。有的评论家就认为，“象刘雨生这样的农村党员干部，虽则是那么忠心耿耿，淳朴踏实，但缺少雷厉风行的作风，叱咤风云的气派，因而他的精神境界不是很高的。”¨’这与其同时代的梁生宝和萧长春相较，与其后的高大全相比较就会看得很清楚。相比之下，刘雨生就过分情感化了，这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所拥有的性格。

其次农业合作化叙事中的女性问题也是关键性的一点。《山乡巨变》中女性人物众多，她们生活中的许多矛盾都与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关。一个是革命新秀——盛淑君，一个是被男人抛弃——盛佳秀，一个是天生想依靠男人，希望得到男人小意——张桂珍。这几个女性形象颇为典型。盛淑君是个综合了时代色彩的女性，她不依靠男人，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盛佳秀的遭遇代表了普遍存在于女性牛活当中，被男人抛弃的现象。张桂珍则足那些在思想上就根深蒂固地认为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的代表。这几个女性形象虽不能代表所有女性，但是都是相当典型，且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综观整部作品，一个保守的“小脚女人”，一个情绪化的、政治上并不高大的“近瞅子”，一个空洞的男性化的女人，一个“粗痞”的权威男人，以及女性所面临的无数生活和农业劳动的矛盾，形成了一条隐形的女性叙事线索，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发出强音，使作品构成统一的、强有力的宏大叙事的同时又具有一股淡淡的阴柔美感。周立波让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了自己诉说的权利，李月辉不断地申说自己“保守”的合理性，刘雨生延续务实的性格，张桂贞也为自己的“落后”辩解，作者让他们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他们的声音就与农业合作化叙事形成了对话。

这种对话关系的形成缘自于周立波感受到了农业合作化叙事对于女性问题的粗暴处理：将稳健保守的一方阴性化。总之，《山乡巨变》表现出了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存在着的尚未

觉醒的女性意识，运动的主体没有要求解放的觉悟，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为社会敲响了警钟。

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往往想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表达出来，融入到一个作品当中，但是这种做法经常会使一些情感的表迭并不那么完全贴切作品的主题，甚至与其南辕北辙，以至于降低作品的艺术魅力及意义。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算是一例。

在这样一部反映历史变迁的小说中，这样一部以大场面为背景的小说中，“阴柔风格”的产生和体现，让我们感觉作家一再对女性抱以关注的一瞥，这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关怀，尽管没有长篇大论的表达，但足以表达他对女性问题的注意，也足以使《山乡巨变》不停留在原有主题上，而具有了更深广的魅力。也正是这种“阴柔风格”和对女性的关怀，使《山乡巨变》不再停留在在客观再现现实的层面中，而融入了作者的主观判断和质疑，摆脱了当时时代政治环境的种种束缚，质疑了农业合作化的完美性，使小说具有了文学作品应当具有的善的关怀，从而远远超越了原有主题。使我们不得不认真看待《山乡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