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2008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于建嵘：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2008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于建嵘
2008年12月28日 14:50 天益网 观点提要：
1、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家庭教会、开放式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其规模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
2、为了将家庭教会的发展纳入体制的框架内，应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
3、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要敢于把事实说破，要把它变成公共话题。就基督教家庭教会而言，政府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
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张静教授和卢云峰博士，是他们代表北大社会学系请我来这里讲基督教问题的。他们为这次演讲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脱敏与社会改革：以家庭教会为例”，这符合我的想法。大家知道，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为了完成国家的课题任务，我领导的课题组进行了一年多的家庭教会调查，感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又由于所谓“敏感”而不能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最近一个时期来，我希望通过各种努力使这个问题不那么“敏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课题。这是国家软科学的课题，很偶然的机会得来的。有一次国家有关部门开会，有人提出要对家庭教会采取一些措施。我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参加家庭教会活动的是些什么人吗？你们都不知道家庭教会的情况，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当时就引起了争论。有个领导就说既然大家都不清楚，那你去搞清楚。于是国家就给了我们一笔钱，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我们去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云南、湖南、重庆、海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辽宁、吉林等十几个省份。除了吉林和辽宁，其它地方我都亲自去了。主要是通过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调查对象包括信教人士、政府官员、普通群众等。同时去调查的还有我的学生和其他老师。
我们这个课题在进行申报时没有写很详细的项目报告书。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写出来，因为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大概地计划做实地调查、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第一，实地调查包括：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教线路和方式、主要活动内容、地区性教会组织、宗教印刷品来源、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礼仪、主要人员状况、信仰者及其组织要求、宗教活动经费、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管理、与境外联络等。实地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访谈，其二是问卷。第二，理论分析包括：信教群众与家庭教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人员的政治面貌和职业分布、政治倾向与要求、主要人员的宗教信仰真实性、各级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当地政府的宗教管理现状、宗教人员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包括慈善事业、其它公益性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国家公职人员和党政干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响、国内基督教组织与境外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对现在和未来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等。第三，政策研究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倾向的宗教活动。
今天我的演讲分两个部分，第一是调查的主要结论；第二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调查的主要结论
经过调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类型多样、非法生存。
一、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个家庭教会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家庭教会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但到底有多少人，还存在争议。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2006年４月18日说，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一亿。网上流传据称，韩国基督教会的统计图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一亿二千万。BBC在2008年3月12日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数近7000万。《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7月4日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万。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三自教会的，又有多少是家庭教会的，没有人讲得清。在现实中，家庭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夸大，三自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压低。因为家庭教会喜欢夸大人数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团队为甚。三自教会不愿意向官方汇报真实人数，以免给官方发展过快的印象。同时宗教局也不愿向上汇报，以免给上级控制不力的印象。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左右。这是我们反复讨论得出的数字，也只能是个大概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得出十分准确的数字。家庭教会的人数也许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多，应该在5000万左右，太少也不可能。有的地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是不好区分的。但无论如何算，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三自教会人数的数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简单的分析，其中政策空间是一方面，但同时打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只不过家庭教会的形式对某些传教的人更具有吸引力，而且也较适合中国的某些传统。在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就是打压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发展的主要是家庭教会。另外，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也很厉害，许多教徒把传福音当成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我在河南调查时认识一个女基督徒，然后她就不停地给我短信，劝我入教。还有，教内的兄弟互相帮助对于农村特别重要，弟兄多了，比如将来买煤、建房、收割等等大家都来帮忙，这是很实在的好处。我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假如女方信教，男方不信，她一定会想办法让男的信，他们认为人多了就不怕。有些教会聚会的时候，每人拿些米、菜过来，不用交钱，里面的人在进行宗教活动，外面的人炒菜，一个很大的锅，念完经大家就一起吃饭，像过大节日似的。在榆林地区，每个村都有信不同教的人，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有，村里决定让每个党支部去管一个教，通过教会来管理一个地方，甚至有党员说干脆我们也信教算了。因为教徒都不听你的，开会都没人来。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个家庭教会的分布地域和活动范围。我们认为家庭教会主要分布在这几个区域，包括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河南、安徽和苏北；闽浙沿海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州、泉州等；云南和陕西榆林地区也较多。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去研究河南、安徽、江苏这几个地方，因为这一带有些明显的特征。在陕西榆林地区，每个乡镇有4、5个教堂，家庭教会就更多。河南、陕西这些区域应该重点研究。一般认为，地域上分布的差异，跟传教士最早来的地方有关，可能还要从历史原因上找找。云南地区很好解释。榆林地区。淮河流域这一带传教比较活跃。在山东，韩国的传教士比较多，他们很厉害，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教徒。
从活动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大概有这些分类：全国范围或跨省范围的体系，一般称为团队、团契。如徐州淮海福音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等；省级区域范围的体系，亦称团队，限于本省范围甚至只到市范围，如大庆团队、淮北团队等；本地教会体系，只限于当地，已在本地立足，但还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区应该每个县都有。全国性团契趋向还是比较明显，像中华福音团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团契的活动范围，温州在把宗教带到全国各地，北京的几个大教会都与温州有联系。
最后，我们来对家庭教会的治理模式和宗派进行划分。我们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这种类型的教会往往有聚会处（小群聚会）背景，深受倪柝声“地方教会”思想的影响，神学上是福音派立场，强调分权和制衡，强调教会自身的独立主权。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第二种是中央集权家长式的团队模式，灵恩派的此种倾向往往最为强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会的领袖人物。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我们的重点不是宗教内部的活动。
宗派是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形成。关于家庭教会的宗派划分问题，就神学立场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现在有两种神学思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灵恩派。这些派别研究宗教的人比我更清楚，这也不是我们的重点。
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类型
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分类。现在看来，家庭教会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传统家庭教会，有五个方面的特点：(1）与“三自”教会没有组织联系、并相互抵触，没有得到政府认可；（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一般比较小；（3）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外不开放，有较为固定的人群，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只有通过内部人才能进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员和组织结构；（4）这些人凑到一起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也不需要特别的神职人员，有些由年纪比较大，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活动的主导。（5）多采用家长制治理模式。传统家庭教会在中西部地带分布较多。我们在当地看到，有的教会就在一间小房子，很破烂，外部的人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虽然找不到他们的教会，但教徒的家门口会贴上教会发的对联，对外表明我是信教的，但必须要熟人才能带你进去，也不是非常秘密，就是要熟人。在河南的很多农村都存在这个现象，每一个教徒认为自己信教的，就在门口贴这种对联。大家看到，一些信徒的大门上贴着“恩惠平安常赐我，权能荣耀永归神”的对联和“天父赐福”的横批，另一家大门上贴着“基督宝架立宇宙，福音光泽照乾坤”。在这些对联上，都有醒目的“十”字架。我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但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我去参加过他们的教会活动，主要是大家聚在一起念经唱歌。你们看，这是我拍的一个电视短片。这些农村妇女，有这么一个宗教活动，她们能在一起唱歌，她们感到特别快乐。我感觉到了她们心中的阳光，我们这些吃得好穿得好的人还不一定有。我看了之后，讲句心里话，虽然我不并信教的但我特别感动。通过接触最底层信教的人，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产生一些变化，在我看来，其实他们不太关心知识分子所说的民主自由，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教会和教内的姐妹弟兄。
第二种是开放式的家庭教会。传统的家庭教会要经过熟人才能进去，而这种家庭教会不再按照亲朋关系而是按教会章程所确定的产生教会的同工来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聚会规模庞大，有的教会信徒达上千人；透明程度较高，信徒公开聚会，个别教会还建立了教堂，这是主要特点，并和传统的区分开来；对“三自”教会的抵触情绪逐渐淡化，但仍不与“三自”教会往来；多采用分权和制衡的治理模式。开放式家庭教会往往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传统家庭教会最不同的地方是相对公开化。这是浙江的一间家庭教会，规模很大，这种家庭教会与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公开的，你愿意来可以随便来，不一定是熟人。在浙江绍兴的柯桥城郊，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挂了一个很大的牌子，写着“基督教聚会处”。但它又不同于三自教会，它们对外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有一个哭喊派，他们聚会就是在一起哭和喊，这又不算违法，活动又是公开的，为什么不能哭喊呢？
第三种是城市新兴教会。这种教会独立性很强，不受“三自”教会约束，与传统家庭教会也没有隶属关系，横向联系刚起步；没有历史包袱和传承，根基很浅，绝大多数教会还没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购买写字楼来进行宗教活动；最关键的是公开化程度高，信仰公开告白，信徒公开聚会；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领阶层，文化层次较高，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会就是由大学生团契发展起来的；强调教会建制和组织管理的民主化；重视政教关系建设，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对话，主张教会在 “三自”教会体系之外进行登记。在浙江温州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教会。我了解到一个人，他原来是三自教会的工作人员，后来两个人合伙成立一个教会，租了一间写字楼。不到半年，就集到700多万块钱，准备买一块地建一个更大的教会。在温州有很多这种教会，几个人合伙建立，下面有一批信徒。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只要信徒超过100人，三个人就有饭吃了，工资都能开出来。这个人讲经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都离开三自教会加入到这里来了。他们不与三自教会对抗，但也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搞登记。我问他们，将来买房子怎么办？他说打算以个人名义购买。这种教会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后面会分析。在温州，我只要找到这两个人，就可以进入他们所有家庭教会的体系里。他们在当地很有地位。他们也很想公开活动，希望对话。我们大概就把家庭教会分成三类，当然不包括邪教。
三、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培训体系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研究基督教的人没有重视家庭教会的培训。我对家庭教会的培训体系比较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在大的家庭教会里都有培训班，并且已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成熟的培训体系。培训教师以家庭教会传道人为主。他们开什么课呢？他们开的课程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教牧课程，有圣经、释经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讲道学、宣教学、伦理学、教会管理、护教学等，面向教会实践；以及人文课程，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与信仰等课程，主要开阔学生眼界，增强和外界对话与沟通的能力，力求使教会走出封闭、偏狭。但培训班是封闭的，学习是保密的。我看到一个培训班，参加者都是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孩子，培训和活动就在一个写字楼租的一间房间里。那些孩子我都逐个跟他们谈了话。有一个是来自贵州的大专生，原来是学电子计算机的，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学习班，就来了，因为这里可以包吃包住半年，学习好了，将来就出去传道。他感到找到了未来。说心里话，我非常担心培训班的问题。他们学到了什么，由谁来教，社会不知道，也不公开。假如这些孩子在这里能够得到很好的基督教的教育，他将来走的可能是正道；假如相反，将来他走的可能是邪道。如果大家对基督教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对培训班给予重视研究。我坚决反对教育的秘密化，无论教会如何看，无论执政者如何看，无论朋友们如何看，我都会坚持这一立场。这不是权利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当然，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培训班之所以秘密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给他们公开办教育的机会。对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详细分析。
四、政府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
政府对待家庭教会是什么态度呢？从中央而言，公开的文件和法律法规含糊不清，未对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样，就给地方政府相对宽容或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这种宗教政策属于典型的“鸵鸟政策”。我刚才讲到在浙江看到的那块大牌匾，写着“基督教聚会处”几个大字，我到宗教部门去问，你们这里有家庭教会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吗？他说我没看见。我们在河南调研时，找到地方的宗教局局长，他谈到家庭教会的情况，他说基督教徒有几万人。我说为什么你只说这么多，他说不好讲，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态度。假如中央来调查，有十个我们只说一个，因为这不像种树，报得多有表扬，这个讲得越多麻烦越大。这种心态太明显，是典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当然没看见也有好处，教徒说既然没人看见，那我们只管做我们的，所以有人说现在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很自由。
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概念指称家庭教会。从目前地方的宗教政策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差异较大。一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较为宽松，常常采取漠视态度；中西部落后地区对待家庭教会则较为严厉，经常会用严厉的措施进行打压。最近也发生过不少打压的事件。比如2007年1月1日，河北省保定市市委党校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十多个省市的40多位基督徒正在聚会，突然遭到当地警方包围，40多名基督徒全部被带离现场接受审讯。2007年1月4日，河南省方城县二狼庙乡安楼村西庄队的十几名基督徒聚会，被当地警方袭击，三名基督徒被带到派出所审讯，其中包括家庭教会地下神学院的一名教师安文庆。2007年7月10日，安徽省明光市警方以“非法聚会”传讯了明光县桥头镇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吕井祥，他的家庭就是接待家庭。2007年7月11日，江苏建湖县钟庄家庭教会正举行“和谐直通车”儿童主日学夏令营培训。当地地方政府、公安局、三自委员会，以及协警共出动十辆车子，以取缔“邪教”为名，要求参加夏令营的150名儿童离开，带走教会负责人及主日学老师共8人，冲突中教会两名同工受伤。2007年7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四位家庭教会领袖被警方传讯。2008年5月 11日，位于北京市北三环附近的华杰大厦内，北京守望教会的主日敬拜正在进行。北京警方和宗教管理部门认为这是“非法聚会”，要求停止教会活动，并要求登记身份资料。政府的打压政策常常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在浙江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也是政府打压最严厉的时候。因而，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打压政策也同样为家庭教会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间。
五、非法生存产生的主要问题
从某些地方政府对家庭教会以“非法聚会”的名义进行打击，就可以看到它们“非法生存”。我并不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却是“非法”的，政府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来进行打压。这种“非法生存”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会带来教会的财产纠纷增加。比如前面讲的教会，他们现在拥有700万元财产，想买一间房子，但由于不是独立的实体，是以个人名义买的。他个人是信教的，如果他儿子也信教，可以通过继承关系将财产传承下去。但假如他儿子不信教怎么办？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实际现在已经发生过很多教会内部的财产纠纷争议。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个经费属于谁呢？ 第二是教会的地下秘密化。大家可能不知道“三班仆人教”的案件。我今天带来了一份材料，我们有这个案件的所有的司法案卷，有几十本。我们复印这些材料就是为了看看这个教最后是如何变成邪教的，为什么有人相信了这个邪教。黑龙江、山东、江西等地，都发生了与这个教有关的命案。我讲一讲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特别人物，叫张敏，是个女的。徐文库创立了“三班仆人教”，张敏是他的得力助手。张敏本来是很相信基督教的人，后来她就跟从了徐文库，徐任命张敏为山东的使女，负责发展教徒，每年可以收取很多供奉。张敏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全都交给了徐文库，徐称赞张工作做得比较好，就把她调到四川。张敏走后，她把教内的事务交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叫张翠萍，但她后来叛教了，改投了“东方闪电教”，把“三班仆人教”的人全拉走了。徐文库察觉后叫张敏回去调查，才发现张翠萍的叛教事实。后来的结果是杀了 16个人。我念材料中的几段审问对话给你们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教会变成邪教。
“你们平时怎么聚会？”
“我们平时秘密聚会，不想外人知道。”
“为什么秘密聚会？”
“为了防止政府打压。”
他们的教徒都起了“灵名”，也是为了便于隐藏身份。我把全国有关的案卷都复印回来，看完后，我们只得出一句话：秘密化有利于邪教产生和传播。你打压，它就秘密化。还有一个原因，有些宗教领袖有意把自己秘密化，从而产生神秘感；有些人别有用心，由于秘密化，他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聚会都在地下室，或者把窗帘都拉起来。现在家庭教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正因为敏感，大家不敢公开讨论，更使教会的活动蒙上了神秘色彩。所以，为了引导教会更好地发展，教会的活动应该公开化。
非法生存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维权的政治化。由于家庭教会不明确的法律地位，地方政府常常采取措施干预教会的活动，甚至以“邪教”为名进行取缔。这就使家庭教会与政府形成一种微妙的复杂关系。家庭教会为了在法律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不断地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宗教权利。但由于它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地方政府也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而且，在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上，政府的“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动不动就以危害社会治安为名进行打压。下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如何办？
一、让宗教成为一种社会生活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办？我有三句话，这说是，政府不要把宗教当政治；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前不久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个所开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会议，要我去做主题演讲，临时想了这三句话。但我这三句话不是随便讲的，我是经过很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现在有许多执政者把宗教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经常有人基督教当成西方改变中国的战略武器。大家可能知道一个人，叫陈履安，他是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陈诚之子。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70年返台，任明智工专校长，而后出任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国科会主委，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台总统参选人。他知道我在研究家庭教会，他有一次通过很多关系，要跟我见个面。他跟我讲了这么个事情。他说，你研究家庭教会太对了，在美国有一个战略，设有五个对外不公开的委员会，是专门针对敌对国家的。第一个委员会是搞金融的，第二是宗教委员会，就是在这些国家推广宗教理念，利用宗教进行价值观的宣扬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当年台湾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战略，所以严厉抵制基督教的进入，并利用民间信仰来抵制。陈履安讲的这个事情该不该相信？我发现他手上带着一串链珠，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他是信佛教的。共产党的高层可能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战略。一提基督教，都很敏感：你是不是跟这个战略有关？上次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宗教会，叫我去演讲，有个外国学者听后很兴奋地找到我说要跟我合作，给我提供20万美金做研究经费。我说我不能要，我研究基督教只要我们自己国家的钱，其它国家的钱都不能要，因为搞不好，就让人家说成被“战略”了。事实上，这个战略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而且，我想，就是有也并不可怕。只要中国的广大信众对基督教教义有正确的理解，真正按照基督教教义去进行宗教生活，天也塌不下来。要相信中国的几千万基督徒的智力，他们同样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负有着责任，有人要利用他们应不会那么容易吧。
还有一种说法，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为民主发展提供组织资源”。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表面上在肯定基督教家庭教会，实际作用则是让统治者更加惧怕基督教家庭教会。你到底想把基督教变成什么？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别人最担心的。我们到基层教会去调研，发现做教会的不外乎两种人，有骗钱的，这是一小部分，而大量的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是精神的皈依。所以我反对把基督教当工具。我们要把它回归到本来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基督教既不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战略武器，也不是使中国民主化的工具，它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它本来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搞民主的人不要去利用基督教。当你把它当成民主工具的时候，基督教的问题可能就产生了。它只是人们的一种生活。信教是人们内心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们寻找到某种皈依，并相信世间万事都有主的安排。
今天五月，我去四川灾区的时候，发现很多基督教会在组织救灾，当然也有家庭教会。在抗灾的时候，没有什么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之分，都说自己是教徒。事实上，在大灾面前，也没有那么多党性，只有人性。宗教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不要把它政治化，宗教本身有它人性的一面。他们只想找到一种信仰，一生最后的皈依。我问过很多家庭教会的老人，问他们为什么信教，他们告诉我，因为我信了教，我感觉到了一种依靠。你想象一下，鸟在天上飞过，上帝不是也给它生活了吗？我一想，他们有这么一种皈依感，有了终身的依靠，可能比我们这些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人更加快乐，为什么要剥夺它呢？不管宗教学怎么去研究，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生活。
二、让家庭教会问题脱敏
我是无党无教无派的非人士，我当然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和民主，但是，我并认为我们有理由来利用基督教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而且坚决反对任何人把宗教与政治等同起来，我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宗教去政治化，脱掉政治的敏感性。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要动不动就认为基督教很敏感，我们一定要让家庭教会问题“脱敏”，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现实，是一个可以讨论而应该研究的问题。
为了让家庭教会脱敏，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表了两篇比较重要的对话。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但通过调查，我感到家庭教会的问题非常严重。作为一位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发现的问题告诉全社会；而作为国家的研究人员，我也有责任让执政者知道家庭教会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在向国家提供调查报告的同时，要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话题。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了很久，最后打算发表一篇有关家庭教会的对话。为什么要对话，而不直接写成论文呢？因为我不想把它简单化成一个学术问题，而想把它变成一个公共话题。为此，采用对话的方式是最安全的，可以借他人之口表达出一些论文无法表达的意思。我采取这个策略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政府的底线，也想试探一下基督教的底线，以及社会的底线。这个对话是非常中立的，谈了好几天，但只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发表后反应不错，没有被封杀，没有人找我谈话，基督徒也没有出现对立情绪，并且他们打电话来说还要做对话。所以我就做了第二个对话。第一个对话我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第二个对话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这次是专门讨论家庭教会。我的目的就是把它变为可讨论的问题，不要躲藏，基督教的问题已经存在了，装作看不见就行了吗？法轮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什么？《江泽民文选》中有一句话：“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各种理性的讨论，当发生群体性事件，引起最高领导人注意后，才不得不找一切证据来证明它是邪教。我针对家庭教会发表的这两个对话，用意非常简单，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还要发表第三次对话，之后这个问题就交给其他人做了，我认为在家庭教会这个问题上，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为了让家庭教会脱敏，我还做了很多演讲，包括2008年4 月28日在人民大学做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2008年6月1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做“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专题讲座；2008年 6月18日在广东中道论坛做“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专题讲座；2008年10月8日在北京大学世界宗教高峰论坛讲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2008年11月21日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民族研究所等举行的会议上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此外，在中央党校政法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山东大学、浦东干部学院、中国青年干部学院、北大马列院、清华大学等授课和演讲中我都讲到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目前的状况和出路问题。不要那么敏感，讲多了就不敏感了嘛，大家越不讲它就越显得敏感，所以要“脱敏”，对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敢讲。实际上把问题讲破了，讲透了，就越安全，越是躲躲闪闪，越危险。
三、对政府的建议
我在给中央的报告当中提了三个建议：第一，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不要装作看不见。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我们现实存在的问题。基督教、家庭教会在社会中已经客观存在了，既然客观存在，我的观点就是将它合法化。如果不赋予其一定的合法地位，那么，在法律框架内没有它的生存空间，它就可能要承受“非法生存”的压力，转而寻求其他方式维持自己存在下去。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第二，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他们不愿意在三自教会内登记，我们就准许它在三自教会之外登记。为什么不让它登记呢？我们给它登记了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管理，而他们也认可了你的管理。在登记方面，我认为要给它选择，但是你必须要登记，必须要注册，必须要接受政府的某些管理。这样，我们起码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它的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它们的学校是怎么办的。我对办学校历来很重视，我认为我们应该关心教育下一代的方法，谁来教育、用什么教材教育，等等。第三，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一定要公开办，坚决反对秘密化。教育不能搞秘密化。我和教会的人有过争论，我最担心把孩子教育坏了。对我们的报告，有关领导作了批示，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对家庭教会作大规模的调查。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还是这三点，一定要认可它的现实存在。我的这些观点也不一定对，但确实是我心里想的。我们没有退路，因为这么多人怎么办？与其把它变为非法组织来打击，不如让它成为合法组织，公开化，不愿意登记可以，但要管理，秘密办培训学校坚决不允许。要让他们公开办，要给他们许可，要给他们公开办学创造条件。对于登记可以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式是独立于“三自”体系之外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由家庭教会向各地的宗教事务局直接提出申请，使家庭教会的聚会点成为政府承认的宗教活动场所。条件许可的可以建教堂。第二种方式是宗教团体法人即教会登记，使《宗教事务条例》第六条落到实处，教会成为真正独立的宗教社团法人。第三种方式是实现教会的备案制。这一点可能一下还做不到。登记是主要出于对公共场所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如有没有防火安全设施等等，不要把它变成政治问题。
在登记问题上，家庭教会代表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有持对抗立场的，他们认为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扼制了宗教自由，家庭教会不需要政府的认可。灵恩派和全国性团队大概如此。也有持对话立场的，愿意主动和政府对话，只是由于长期隔阂，不知如何和政府接触。还有持稳健立场的，既不刻意对抗，也不主动对话，愿意在法律框架内确立自己的法律身份。温州的教会多持这种立场。有这些意见没有关系，有些事只要大家把观点表达出来，就有解决的办法。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在河南农村拍的一个小电视。你们看，这个唱着歌颂上帝歌曲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她很纯洁和阳光。正是这些孩子们的阳光让我感动，让我感到了责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永远保持阳光，我才如此坚持地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无论将来的情况如何，我还是那三句话，我希望政府不要把宗教当敌人，对待宗教问题要有政治智慧；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无论是敛财的工具还是政治工具都不要不得的；社会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他们也是兄弟姐妹，宗教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罢了，教徒也不要把自己当异类，不要认为自己信了教就是上帝的子民，不信教就不能受到同等的关爱。为了这些孩子，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第二篇：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
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于建嵘 2009年02月28日 星期六 22:15 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于建嵘
——2008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观点提要：
1、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家庭教会、开放式家庭教会和城市新兴教会，其规模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
2、为了将家庭教会的发展纳入体制的框架内，应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
3、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们要敢于把事实说破，要把它变成公共话题。就基督教家庭教会而言，zhengfu不应该把宗教当敌人，JY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
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张静教授和卢云峰博士，是他们代表北大社会学系请我来这里讲基督教问题的。他们为这次演讲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脱敏与社会改革：以家庭教会为例”，这符合我的想法。大家知道，我并不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为了完成国家的课题任务，我领导的课题组进行了一年多的家庭教会调查，感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由于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又由于所谓“敏感”而不能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最近一个时期来，我希望通过各种努力使这个问题不那么“敏感”。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课题。这是国家软科学的课题，很偶然的机会得来的。有一次国家有关部门开会，有人提出要对家庭教会采取一些措施。
我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参加家庭教会活动的是些什么人吗？你们都不知道家庭教会的情况，又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当时就引起了争论。有个领导就说既然大家都不清楚，那你去搞清楚。于是国家就给了我们一笔钱，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我们去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苏、云南、湖南、重庆、海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安徽、辽宁、吉林等十几个省份。除了吉林和辽宁，其它地方我都亲自去了。主要是通过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调查对象包括信教人士、ZF官员、普通群众等。同时去调查的还有我的学生和其他老师。
我们这个课题在进行申报时没有写很详细的项目报告书。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写出来，因为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大概地计划做实地调查、理论分析和政策研究。第一，实地调查包括：家庭教会的信仰、传教线路和方式、主要活动内容、地区性教会组织、宗教印刷品来源、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礼仪、主要人员状况、信仰者及其组织要求、宗教活动经费、当地政府宗教部门管理、与境外联络等。
实地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访谈，其二是问卷。第二，理论分析包括：信教群众与家庭教会组织之间的联系、主要人员的zhengzhi面貌和职业分布、zhengzhi倾向与要求、主要人员的宗教信仰真实性、各级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当地ZF的宗教管理现状、宗教人员涉嫌犯罪及其可能性、参与当地社会生活，包括慈善事业、其它公益性活动和一般社会活动、国家公职人员和dang政干部信仰基督教及其影响、国内基督教组织与境外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对现在和未来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和作用等。第三，政策研究包括：界定正常的宗教活动、非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具有危害性和危险性倾向的宗教活动。
今天我的演讲分两个部分，第一是调查的主要结论；第二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第一部分，调查的主要结论
经过调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教会快速发展、类型多样、非法生存。
一、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基本情况
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个家庭教会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家庭教会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但到底有多少人，还存在争议。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2006年４月18日说，基督教信徒超过1600万人。国际基督教研究机构(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经达到一亿。网上流传据称，韩国基督教会的统计图称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一亿二千万。BBC在2008年3月12日报道称，中国基督教人数近7000万。《芝加哥论坛报》2008年7月4日认为中国基督教信徒已近7000万。这些人中间，有多少是三自教会的，又有多少是家庭教会的，没有人讲得清。在现实中，家庭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夸大，三自教会的数字往往被压低。因为家庭教会喜欢夸大人数以吸引外界注意，尤其以中部安徽、河南团队为甚。三自教会不愿意向官方汇报真实人数，以免给官方发展过快的印象。同时宗教局也不愿向上汇报，以免给上级控制不力的印象。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三自教会人数在1800万至3000万之间，家庭教会人数在4500万至6000万之间，两者加起来可能是六、七千万人左右。这是我们反复讨论得出的数字，也只能是个大概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得出十分准确的数字。家庭教会的人数也许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多，应该在5000万左右，太少也不可能。有的地方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是不好区分的。但无论如何算，家庭教会的人数是三自教会人数的数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基督教家庭教会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简单的分析，其中政策空间是一方面，但同时daya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发展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只不过家庭教会的形式对某些传教的人更具有吸引力，而且也较适合中国的某些传统。在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就是daya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发展的主要是家庭教会。另外，基督教内在的驱动力也很厉害，许多教徒把传福音当成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我在河南调查时认识一个女基督徒，然后她就不停地给我短信，劝我入教。还有，教内的兄弟互相帮助对于农村特别重要，弟兄多了，比如将来买煤、建房、收割等等大家都来帮忙，这是很实在的好处。我在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假如女方信教，男方不信，她一定会想办法让男的信，他们认为人多了就不怕。有些教会聚会的时候，每人拿些米、菜过来，不用交钱，里面的人在进行宗教活动，外面的人炒菜，一个很大的锅，念完经大家就一起吃饭，像过大节日似的。在榆林地区，每个村都有信不同教的人，道教、佛教、基督教都有，村里决定让每个D支部去管一个教，通过教会来管理一个地方，甚至有党员说干脆我们也信教算了。因为教徒都不听你的，开会都没人来。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个家庭教会的分布地域和活动范围。我们认为家庭教会主要分布在这几个区域，包括淮河流域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河南、安徽和苏北；闽浙沿海基督教信仰带，主要地区为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州、泉州等；云南和陕西榆林地区也较多。我们花了很多心血去研究河南、安徽、江苏这几个地方，因为这一带有些明显的特征。在陕西榆林地区，每个乡镇有4、5个教堂，家庭教会就更多。河南、陕西这些区域应该重点研究。一般认为，地域上分布的差异，跟传教士最早来的地方有关，可能还要从历史原因上找找。云南地区很好解释。榆林地区。淮河流域这一带传教比较活跃。在山东，韩国的cjs比较多，他们很厉害，他们一边办工厂，一边传教，许多工人都变成了信徒。
从活动范围来看，家庭教会大概有这些分类：全国范围或跨省范围的体系，一般称为团队、团契。如徐州淮海福音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队、利辛团队等；省级区域范围的体系，亦称团队，限于本省范围甚至只到市范围，如大庆团队、淮北团队等；本地教会体系，只限于当地，已在本地立足，但还未能向外拓展，除了藏区应该每个县都有。全国性团契趋向还是比较明显，像中华福音团契值得很好地去研究。团契的活动范围，温州在把宗教带到全国各地，北京的几个大教会都与温州有联系。
最后，我们来对家庭教会的治理模式和宗派进行划分。我们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主要有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是联邦式的长老会体制。这种类型的教会往往有聚会处（小群聚会）背景，深受倪柝声“地方教会”思想的影响，神学上是福音派立场，强调分权和制衡，强调教会自身的duli主权。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第二种是zhongyang集权家长式的团队模式，灵恩派的此种倾向往往最为强烈，形成一些可控制教会的lingxiu人物。主要分布于河南、安徽等中部地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我们的重点不是宗教内部的活动。
宗派是基于不同的神学立场形成。关于家庭教会的宗派划分问题，就神学立场而言，中国家庭教会基本上是基要派基础上的福音派。现在有两种神学思潮影响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就是改革宗运动和灵恩派运动，从而使中国教会的未来趋势基本上划分为三派：福音派、改革宗和灵恩派。这些派别研究宗教的人比我更清楚，这也不是我们的重点。
二、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类型
我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分类。现在看来，家庭教会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传统家庭教会，有五个方面的特点：(1）与“三自”教会没有组织联系、并相互抵触，没有得到政府认可；（2）聚会地点一般在信徒的家里，规模一般比较小；（3）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外不开放，有较为固定的人群，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只有通过内部人才能进入其中，外界很少能知道其中的人员和组织结构；（4）这些人凑到一起进行各种宗教活动，也不需要特别的神职人员，有些由年纪比较大，灵修比较好的人担任活动的主导。（5）多采用家长制治理模式。传统家庭教会在中西部地带分布较多。我们在当地看到，有的教会就在一间小房子，很破烂，外部的人绝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虽然找不到他们的教会，但教徒的家门口会贴上教会发的对联，对外表明我是信教的，但必须要熟人才能带你进去，也不是非常秘密，就是要熟人。在河南的很多农村都存在这个现象，每一个教徒认为自己信教的，就在门口贴这种对联。大家看到，一些信徒的大门上贴着“恩惠平安常赐我，权能荣耀永归神”的对联和“天父赐福”的横批，另一家大门上贴着“基督宝架立宇宙，福音光泽照乾坤”。在这些对联上，都有醒目的 “十”字架。我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但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去解释这种现象。我去参加过他们的教会活动，主要是大家聚在一起念经唱歌。你们看，这是我拍的一个电视短片。这些农村妇女，有这么一个宗教活动，她们能在一起唱歌，她们感到特别快乐。我感觉到了她们心中的阳光，我们这些吃得好穿得好的人还不一定有。我看了之后，讲句心里话，虽然我不并信教的但我特别感动。通过接触最底层信教的人，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对基督教的认识产生一些变化，在我看来，其实他们不太关心知识分子所说的民主自由，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上帝、他们的教会和教内的姐妹弟兄。
第二种是开放式的家庭教会。
传统的家庭教会要经过熟人才能进去，而这种家庭教会不再按照亲朋关系而是按教会章程所确定的产生教会的同工来组织，管理制度更加完善；聚会规模庞大，有的教会信徒达上千人；透明程度较高，信徒公开聚会，个别教会还建立了教堂，这是主要特点，并和传统的区分开来；对“三自”教会的抵触情绪逐渐淡化，但仍不与“三自”教会往来；多采用分权和制衡的治理模式。开放式家庭教会往往处在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与传统家庭教会最不同的地方是相对公开化。这是浙江的一间家庭教会，规模很大，这种家庭教会与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他们已经是公开的，你愿意来可以随便来，不一定是熟人。在浙江绍兴的柯桥城郊，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挂了一个很大的牌子，写着“基督教聚会处”。但它又不同于三自教会，它们对外公开，什么人都可以来。有一个哭喊派，他们聚会就是在一起哭和喊，这又不算违法，活动又是公开的，为什么不能哭喊呢？
第三种是城市新兴教会。
这种教会独立性很强，不受“三自”教会约束，与传统家庭教会也没有隶属关系，横向联系刚起步；没有历史包袱和传承，根基很浅，绝大多数教会还没有建立教堂，而是租用或购买写字楼来进行宗教活动；最关键的是公开化程度高，信仰公开告白，信徒公开聚会；信徒多是城市青年的白领阶层，文化层次较高，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占有一定比例，有些教会就是由大学生团契发展起来的；强调教会建制和组织管理的民主化；重视政教关系建设，积极主动地与ZF对话，主张教会在“三自”教会体系之外进行登记。在浙江温州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教会。我了解到一个人，他原来是三自教会的工作人员，后来两个人合伙成立一个教会，租了一间写字楼。不到半年，就集到700多万块钱，准备买一块地建一个更大的教会。在温州有很多这种教会，几个人合伙建立，下面有一批信徒。他告诉我一个秘密，只要信徒超过100人，三个人就有饭吃了，工资都能开出来。这个人讲经讲得特别好，很多人都离开三自教会加入到这里来了。他们不与三自教会对抗，但也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搞登记。我问他们，将来买房子怎么办？他说打算以个人名义购买。这种教会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后面会分析。在温州，我只要找到这两个人，就可以进入他们所有家庭教会的体系里。他们在当地很有地位。他们也很想公开活动，希望对话。我们大概就把家庭教会分成三类，当然不包括xiejiao。
三、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培训体系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研究基督教的人没有重视家庭教会的培训。我对家庭教会的培训体系比较关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在大的家庭教会里都有培训班，并且已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成熟的培训体系。培训教师以家庭教会传道人为主。他们开什么课呢？他们开的课程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教牧课程，有圣经、释经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讲道学、宣教学、伦理学、教会管理、护教学等，面向教会实践；以及人文课程，包括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科学与信仰等课程，主要开阔学生眼界，增强和外界对话与沟通的能力，力求使教会走出封闭、偏狭。但培训班是封闭的，学习是保密的。我看到一个培训班，参加者都是十多岁到二十多岁的孩子，培训和活动就在一个写字楼租的一间房间里。那些孩子我都逐个跟他们谈了话。有一个是来自贵州的大专生，原来是学电子计算机的，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学习班，就来了，因为这里可以包吃包住半年，学习好了，将来就出去传道。他感到找到了未来。说心里话，我非常担心培训班的问题。他们学到了什么，由谁来教，社会不知道，也不公开。假如这些孩子在这里能够得到很好的基督教的教育，他将来走的可能是正道；假如相反，将来他走的可能是邪道。如果大家对基督教有兴趣的话，我建议对培训班给予重视研究。我坚决反对教育的秘密化，无论教会如何看，无论执政者如何看，无论朋友们如何看，我都会坚持这一立场。这不是权利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准则。当然，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培训班之所以秘密化，最主要的原因是ZF没有给他们公开办教育的机会。对这个问题，我后面还会详细分析。
四、zhengfu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
zhengfu对待家庭教会是什么态度呢？从ZY而言，公开的文件和法律法规含糊不清，未对家庭教会的法律地位做出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这样，就给地方政府相对宽容或滥用权力留下了空间。这种宗教政策属于典型的“鸵鸟政策”。我刚才讲到在浙江看到的那块大牌匾，写着“基督教聚会处”几个大字，我到宗教部门去问，你们这里有家庭教会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吗？他说我没看见。我们在河南调研时，找到地方的宗教局局长，他谈到家庭教会的情况，他说基督教徒有几万人。我说为什么你只说这么多，他说不好讲，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态度。假如ZY来调查，有十个我们只说一个，因为这不像种树，报得多有表扬，这个讲得越多麻烦越大。这种心态太明显，是典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当然没看见也有好处，教徒说既然没人看见，那我们只管做我们的，所以有人说现在的宗教信仰和活动很自由。
地方政府一直用“非法聚会”这个概念指称家庭教会。从目前地方的宗教政策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差异较大。一般来说，东部发达地区的政策较为宽松，常常采取漠视态度；中西部落后地区对待家庭教会则较为严厉，经常会用严厉的措施进行DY。最近也发生过不少打压的事件。比如2007年1月1日，河北省保定市市委D校内的一间办公室里，来自十多个省市的40多位基督徒正在聚会，突然遭到当地警方包围，40多名基督徒全部被带离现场接受审讯。2007年1月4日，河南省方城县二狼庙乡安楼村西庄队的十几名基督徒聚会，被当地警方袭击，三名基督徒被带到派出所审讯，其中包括家庭教会地下神学院的一名教师安文庆。2007年7月10日，安徽省明光市警方以“非法聚会”传讯了明光县桥头镇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吕井祥，他的家庭就是接待家庭。2007年7月11日，江苏建湖县钟庄家庭教会正举行“和谐直通车”儿童主日学夏令营培训。当地地方ZF、公安局、三自委员会，以及协警共出动十辆车子，以取缔“xiejiao”为名，要求参加夏令营的150名儿童离开，带走教会负责人及主日学老师共8人，冲突中教会两名同工受伤。2007年7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四位家庭教会领袖被警方传讯。2008年5月11日，位于北京市北三环附近的华杰大厦内，北京守望教会的主日敬拜正在进行。北京警方和宗教管理部门认为这是“非法聚会 ”，要求停止教会活动，并要求登记身份资料。ZF的打压政策常常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在浙江温州，基督教发展最迅猛的时候，也是政府DY最严厉的时候。因而，宽松的ZHENGZHI环境为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DAYA政策也同样为家庭教会提供了非法生存的空间。
五、非法生存产生的主要问题
从某些地方ZF对家庭教会以“非法聚会”的名义进行打击，就可以看到它们“非法生存”。我并不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存在本身是非法的，但其生存方式上却是 “FEIFA”的，政府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来进行打压。这种“非法生存”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会带来教会的财产纠纷增加。比如前面讲的教会，他们现在拥有 700万元财产，想买一间房子，但由于不是独立的实体，是以个人名义买的。他个人是信教的，如果他儿子也信教，可以通过继承关系将财产传承下去。但假如他儿子不信教怎么办？可能就会发生问题。实际现在已经发生过很多教会内部的财产纠纷争议。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这个经费属于谁呢？
第二是教会的地下秘密化。
大家可能不知道“三班仆人教”的案件。我今天带来了一份材料，我们有这个案件的所有的司法案卷，有几十本。我们复印这些材料就是为了看看这个教最后是如何变成XIEJIAO的，为什么有人相信了这个XIEJIAO。黑龙江、山东、江西等地，都发生了与这个教有关的命案。我讲一讲这个案件中的一个特别人物，叫张敏，是个女的。徐文库创立了“三班仆人教”，张敏是他的得力助手。张敏本来是很相信基督教的人，后来她就跟从了徐文库，徐任命张敏为山东的使女，负责发展教徒，每年可以收取很多供奉。张敏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全都交给了徐文库，徐称赞张工作做得比较好，就把她调到四川。张敏走后，她把教内的事务交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叫张翠萍，但她后来PANJIAO了，改投了“东方SHAN电教”，把“三班仆人教”的人全拉走了。徐文库察觉后叫张敏回去调查，才发现张翠萍的PANJIAO事实。后来的结果是杀了16个人。我念材料中的几段审问对话给你们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教会变成XIEJIAO。
“你们平时怎么聚会？”
“我们平时秘密聚会，不想外人知道。”
“为什么秘密聚会？”
“为了防止zhengfudaya。”
他们的教徒都起了“灵名”，也是为了便于隐藏身份。我把全国有关的案卷都复印回来，看完后，我们只得出一句话：秘密化有利于XIEJIAO产生和传播。你打压，它就秘密化。还有一个原因，有些宗教领袖有意把自己秘密化，从而产生神秘感；有些人别有用心，由于秘密化，他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他们聚会都在地下室，或者把窗帘都拉起来。现在家庭教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正因为敏感，大家不敢公开讨论，更使教会的活动蒙上了神秘色彩。所以，为了引导教会更好地发展，教会的活动应该公开化。
非法生存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宗教维权的ZHENGZHI化。由于家庭教会不明确的法律地位，地方ZF常常采取措施干预教会的活动，甚至以“xiejiao”为名进行取缔。这就使家庭教会与ZF形成一种微妙的复杂关系。家庭教会为了在法律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不断地采取措施维护自 身的宗教权利。但由于它涉及到的问题太复杂，地方ZF也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而且，在对待家庭教会的态度上，政府的“zhengzhi化”倾向比较严重，动不动就以危害社会治安为名进行打压。下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部分，如何办？
一、让宗教成为一种社会生活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办？我有三句话，这说是，政府不要把宗教当ZHENGZHI；精英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前不久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个所开了一个家庭教会的会议，要我去做主题演讲，临时想了这三句话。但我这三句话不是随便讲的，我是经过很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现在有许多执政者把宗教问题当成政治问题，经常有人基督教当成西方改变中国的战略武器。大家可能知道一个人，叫陈履安，他是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陈诚之子。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70年返台，任明智工专校长，而后出任教育部职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次长，国科会主委，经济部长，guofang部长，监察院长。台总统参选人。他知道我在研究家庭教会，他有一次通过很多关系，要跟我见个面。他跟我讲了这么个事情。他说，你研究家庭教会太对了，在美国有一个战略，设有五个对外不公开的委员会，是专门针对di对国家的。第一个委员会是搞金融的，第二是宗教委员会，就是在这些国家推广宗教理念，利用宗教进行价值观的宣扬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当年台湾就是因为知道这个战略，所以严厉抵制基督教的进入，并利用民间信仰来抵制。陈履安讲的这个事情该不该相信？我发现他手上带着一串链珠，我查了一下他的背景，他是信佛教的。GCD的高层可能也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战略。一提基督教，都很敏感：你是不是跟这个战略有关？上次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宗教会，叫我去演讲，有个外国学者听后很兴奋地找到我说要跟我合作，给我提供20万美金做研究经费。我说我不能要，我研究基督教只要我们自己国家的钱，其它国家的钱都不能要，因为搞不好，就让人家说成被“战略”了。事实上，这个战略到底有没有，我不知道。而且，我想，就是有也并不可怕。只要中国的广大信众对基督教教义有正确的理解，真正按照基督教教义去进行宗教生活，天也塌不下来。要相信中国的几千万基督徒的智力，他们同样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负有着责任，有人要利用他们应不会那么容易吧。
还有一种说法，基督教家庭教会“为中国民主发展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为民主发展提供组织资源”。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表面上在肯定基督教家庭教会，实际作用则是让统治者更加惧怕基督教家庭教会。你到底想把基督教变成什么？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别人最担心的。我
们到基层教会去调研，发现做教会的不外乎两种人，有骗钱的，这是一小部分，而大量的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是精神的皈依。所以我反对把基督教当工具。我们要把它回归到本来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基督教既不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战略武器，也不是使中国民主化的工具，它是人们的一种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它本来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搞民主的人不要去利用基督教。当你把它当成民主工具的时候，基督教的问题可能就产生了。它只是人们的一种生活。信教是人们内心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他们寻找到某种皈依，并相信世间万事都有主的安排。
今天五月，我去四川灾区的时候，发现很多基督教会在组织救灾，当然也有家庭教会。在抗灾的时候，没有什么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之分，都说自己是教徒。事实上，在大灾面前，也没有那么多D性，只有人性。宗教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不要把它ZHENGZHI化，宗教本身有它人性的一面。他们只想找到一种信仰，一生最后的皈依。我问过很多家庭教会的老人，问他们为什么信教，他们告诉我，因为我信了教，我感觉到了一种依靠。你想象一下，鸟在天上飞过，上帝不是也给它生活了吗？我一想，他们有这么一种皈依感，有了终身的依靠，可能比我们这些活在世俗世界里的人更加快乐，为什么要剥夺它呢？不管宗教学怎么去研究，在我看来它就是一种生活。
二、让家庭教会问题脱敏
我是无D无教无派的非人士，我当然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和民主，但是，我并认为我们有理由来利用基督教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研究，而且坚决反对任何人把宗教与政治等同起来，我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宗教去政治化，脱掉ZHENGZHI的敏感性。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没有敏感不敏感的问题，只有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要动不动就认为基督教很敏感，我们一定要让家庭教会问题“脱敏”，要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现实，是一个可以讨论而应该研究的问题。
为了让家庭教会脱敏，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表了两篇比较重要的对话。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但通过调查，我感到家庭教会的问题非常严重。作为一位学者，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发现的问题告诉全社会；而作为国家的研究人员，我也有责任让执政者知道家庭教会的真实情况。所以，我在向国家提供调查报告的同时，要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话题。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了很久，最后打算发表一篇有关家庭教会的对话。为什么要对话，而不直接写成论文呢？因为我不想把它简单化成一个学术问题，而想把它变成一个公共话题。
为此，采用对话的方式是最安全的，可以借他人之口表达出一些论文无法表达的意思。我采取这个策略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ZF的底线，也想试探一下基督教的底线，以及社会的底线。这个对话是非常中立的，谈了好几天，但只发表了一万多字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稳定》。发表后反应不错，没有被FENGSHA，没有人找我谈话，基督徒也没有出现对立情绪，并且他们打电话来说还要做对话。所以我就做了第二个对话。第一个对话我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第二个对话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这次是专门讨论家庭教会。我的目的就是把它变为可讨论的问题，不要躲藏，基督教的问题已经存在了，装作看不见就行了吗？FLG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是什么？《jzm文选》中有一句话：“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DY、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各种理性的讨论，当发生群体性事件，引起最高领导人注意后，才不得不找一切证据来证明它是xiejiao。我针对家庭教会发表的这两个对话，用意非常简单，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可以讨论。我还要发表第三次对话，之后这个问题就交给其他人做了，我认为在家庭教会这个问题上，我的使命就完成了。为了让家庭教会脱敏，我还做了很多演讲，包括2008年4月28日在人民大学做的“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2008年6月10日在中国农业大学做“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专题讲座；2008年6月18日在广东中道论坛做“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稳定”专题讲座；2008年10月8日在北京大学世界宗教高峰论坛讲的“ 基督教家庭教会向何处去？”；2008年11月21日在国务院发展中心民族研究所等举行的会议上做“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此外，在ZYD校政法部、ZY党校研究生院、山东大学、浦东干部学院、中国青年干部学院、北大马列院、清华大学等授课和演讲中我都讲到了基督教家庭教会目前的状况和出路
问题。不要那么敏感，讲多了就不敏感了嘛，大家越不讲它就越显得敏感，所以要“脱敏”，对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敢讲。实际上把问题讲破了，讲透了，就越安全，越是躲躲闪闪，越危险。
三、对zhengfu的建议
我在给ZY的报告当中提了三个建议：第一，承认家庭教会的合法存在，不要装作看不见。我们一定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面对我们现实存在的问题。基督教、家庭教会在社会中已经客观存在了，既然客观存在，我的观点就是将它合法化。如果不赋予其一定的合法地位，那么，在法律框架内没有它的生存空间，它就可能要承受 “非法生存”的压力，转而寻求其他方式维持自己存在下去。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第二，准许家庭教会在“三自”体制之外登记。他们不愿意在三自教会内登记，我们就准许它在三自教会之外登记。为什么不让它登记呢？我们给它登记了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管理，而他们也认可了你的管理。在登记方面，我认为要给它选择，但是你必须要登记，必须要注册，必须要接受ZF的某些管理。这样，我们起码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它的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它们的学校是怎么办的。我对办学校历来很重视，我认为我们应该关心教育下一代的方法，谁来教育、用什么教材教育，等等。第三，批准登记后的家庭教会或单位联合兴办神学院，一定要公开办，坚决反对秘密化。教育不能搞秘密化。我和教会的人有过争论，我最担心把孩子教育坏了。对我们的报告，有关领导作了批示，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对家庭教会作大规模的调查。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还是这三点，一定要认可它的现实存在。我的这些观点也不一定对，但确实是我心里想的。我们没有退路，因为这么多人怎么办？与其把它变为非法组织来打击，不如让它成为合法组织，公开化，不愿意登记可以，但要管理，秘密办培训学校坚决不允许。要让他们公开办，要给他们许可，要给他们公开办学创造条件。
对于登记可以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式是独立于“三自”体系之外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由家庭教会向各地的宗教事务局直接提出申请，使家庭教会的聚会点成为政府承认的宗教活动场所。条件许可的可以建教堂。第二种方式是宗教团体法人即教会登记，使《宗教事务条例》第六条落到实处，教会成为真正独立的宗教社团法人。第三种方式是实现教会的备案制。这一点可能一下还做不到。登记是主要出于对公共场所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如有没有防火安全设施等等，不要把它变成政治问题。
在登记问题上，家庭教会代表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有持对抗立场的，他们认为中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扼制了宗教自由，家庭教会不需要ZF的认可。灵恩派和全国性团队大概如此。也有持对话立场的，愿意主动和政府对话，只是由于长期隔阂，不知如何和政府接触。还有持稳健立场的，既不刻意对抗，也不主动对话，愿意在法律框架内确立自己的法律身份。温州的教会多持这种立场。有这些意见没有关系，有些事只要大家把观点表达出来，就有解决的办法。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我在河南农村拍的一个小电视。你们看，这个唱着歌颂上帝歌曲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她很纯洁和阳光。正是这些孩子们的阳光让我感动，让我感到了责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永远保持阳光，我才如此坚持地为基督教家庭教会“脱敏”。无论将来的情况如何，我还是那三句话，我希望ZF不要把宗教当敌人，对待宗教问题要有ZHENGZHI智慧；JY不要把教会当工具，无论是敛财的工具还是政治工具都不要不得的；社会民众不要把教徒当异类，他们也是兄弟姐妹，宗教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罢了，教徒也不要把自己当异类，不要认为自己信了教就是上帝的子民，不信教就不能受到同等的关爱。为了这些孩子，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
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第三篇：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敏开始.
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
敏开始
【访谈对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先驱语录】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访谈动机】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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