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

第一篇：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

夏传才：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48 次 更新时间：2015-02-18 21: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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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研究观念

● 夏传才

中国现代诗经学，是中国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诗经》研究的质变性的革新，固然是中国社会和学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发展，而吸取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也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

中国现代学者从来不拒绝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学术理论和方法。仅就文学研究而言，众所周知，现代文艺学、现代语言学理论，都曾经向西方学习；半个世纪以来被奉为指导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是向马克思学来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也正像恩格斯所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注：《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1页。）马克思主义并不代替各科学部门具体的研究理论和方法。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科学部门（自然科学、社会和人文科学）都产生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现了人类思维科学的进步。对那些具有科学性的、行之有效的、能够与我们的研究实际相结合的新观念、新方法，我们当然也应该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在自己的前进中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20世纪是各科学部门的研究向纵深拓展的时代，学科划分和人类思维科学趋向细密，认识运动由表层向深层、由个别向系统发展，而且各学科相互联系，许多研究课题不能不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性质，涌现了多种多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乍看起来，它们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交互兴替，令人眼花潦乱，但是，任何一个学派兴起的学术思潮及其方法论，毕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学术研究本身运动的产物，我们仍可以梳理出其发展的大致轮廊。大致说来，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从19世纪传统的实证主义到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主义到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由结构主义到70年代以后的后结构主义；在这色彩缤纷的历程中，阐释学、文学本体论、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帕利——劳德理论、现代语言学以及现象学、符号学等等，都进入文学批评研究领域。

本文的目的，只是从《诗经》研究的角度，初步考察对《诗经》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几种新方法论的得失。“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对其他学科也或不无参考意义。

从传统阐释学到接受美学

对古代文献和经典的文本作注疏和解释，使当代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是阐释学（一名诠释学）的任务。这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不可缺少的学术。

17至18世纪，西方传教士向欧洲译介《诗经》，他们普遍地以《诗经》比附福音书，宣扬普遍存在的上帝的荣光、灵魂的不朽，甚至附会从《诗经》发现耶稣来华的迹象，努力宣传基督教义。（注：参见保罗（P.A.Rule）：的《孔子》，悉尼，1986；又见史景迁（J.Spence）《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中译本，北京，1990。）18世纪这些传教士不能无睹于《诗经》明显的文学性质，承认它是美妙和谐、具有古代情调的诗集，但他们的阐释，从总体来看，则充满浓厚的教会学术色彩。对这类阐释，西方曾经称为“解经学”，它从先验的理念出发，运用穿凿比附的方法，宣扬宗教教义；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传统的《诗经》阐释学之宣扬“圣道王化”，可谓异曲同工。

18世纪资本主义欧洲的注意力移向东方，热烈地要求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兴起了汉学热，从而促进了宗教学术向世俗学术的转型。可以说，西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条件下接受《诗经》的，所以教会学术影响的时间不长。19世纪前期，爱德华•比奥（Edouard Boit）的专论《从诗经看古代中国的风俗民情》（1834）明确说明：《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以古朴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上古时期的风俗习尚、社会生活和文明发展程度。”他把《诗经》看作了解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分列体格、衣著、建筑居室、狩猎、渔钓、农牧、饮食、军队和战争等20个项目依次论析。比奥的论文在当时曾产生轰动效应，欧洲汉学家有赞赏，也有批评。种种批评集中表现在这部处于转型期的《诗经》阐释著作还残存宗教神学的痕迹，析释比较浮浅而且有误解，这正反映了汉学界求真求实的精神，要求把阐释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这时，欧洲的实证主义阐释学发展成熟，从而进入《诗经》研究领域，推动《诗经》研究完全扬弃了宗教神学的影响，在求真求实的道路上前进，力求展现这部古老诗集及各篇的本来面目。

1971年英国理雅各（Lames Legge）的《诗经》全译，被称为“《诗经》，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西播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自称译《诗》须透彻理解原文，“尽可能贴近字面”，“不增译，不意译”。他的译本附200页长序，分五章“分别介绍三百篇的采编、流传、版本、笺注、传序、格律、音韵以及包括地理、政治、宗教和其他人文环境在内的背景知识。„„所附译注则文涉神话传说、历史掌故、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介绍了诗经学的丰富内涵。”（注：参照周发祥：《诗经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文学评论》1993.3。）19世纪欧洲关于《诗经》翻译的韵译派和散译派之争，争论的目的是如何实现“信、达、雅”，即避免歪曲原诗并尽可能完美地再现《诗经》各篇的文学魅力。以“求真求实”为前提，散译的代表作理雅各的译本，韵译的代表作德国史陶思（Victor Von Struss）的译本，都有突出的成就。实证主义阐释学提高了《诗经》译介和研究的整体水平。

对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作出准确阐释，要跨越遥远的时空，有必要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孟子在两千三百年前就提出著名的“知人论世”说。（注：《孟子•万章下》：“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西方实证阐释学也强调把作者生平和作品历史背景置于重要的研究地位。他们认为，对作品文句和内涵的阐释，需要确实地弄清楚作者其人，及其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表达出那样的文句，创作出那样的作品，才能把握作者原意而不致误解，以实证为根据才不致流于臆说。研究并说明作家本人和历史背景，成为实证主义阐释的重要构成部分，成为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方法论，后来也为中国现代的文学研究和《诗经》研究所吸取和借鉴，并普遍地运用。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阐释学已经成为西方传统的阐释学。对古典作品，以及对《诗经》研究，这一传统的阐释学面临两大困难：

其一，一些远古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作者不能肯定，时代环境距离遥远，真正了解历史背景，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三百篇大多是各阶层群众性创作，很少能确指作者，它们产生的时代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对现代中国学者来说仍是很繁难的重大课题，对西方学者来说，又加上异文化的困难。所以，他们的《诗经》阐释，比较偏重于《国风》中的情诗恋歌和内容较为明显的民俗歌谣；对于内容较为复杂、内涵深刻的《雅》《颂》诗篇，西方学者常常是力不从心的。因此，19世纪几种获好评的通行译本，大部分诗篇的世次和题旨，仍不得不袭用中国传统序疏，如上述被称为“里程碑”的理雅各的译本，大体上依照朱熹《诗集传》取义，有时兼用《毛传》、《郑笺》。这样的阐释，与实证主义“求真求实”的原则有难以调解的矛盾，在19世纪后期已经让人感到落后了。

其二，作品是由一个个词和词的组合构成，其中包括意象、韵律、夸饰、隐喻以及情节和细节等等局部材料，它们有机地组合为一个整体。在通常的情况下阐释作品，先要有对作品整体意义的了解，才能把一个个词语和细节连贯起来作解释，而一个词语或细节的理解会改变原定的题旨。这就是：局部须在整体联系中理解，整体又须通过局部来理解，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阐释循环”，而《诗经》阐释中一首诗常常有几种乃至几十种阐释，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这样的“阐释循环”，将没有完美的终点。在文学批评界，许多学者为了求得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性阐释，把研究重心转向作者传记和社会背景，对《诗经》的研究则致力于社会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综合性文化研究。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阐释学在西方趋向衰退。

首先向传统的实证主义阐释学提出批评的是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他们质问道：“如果以作者传记和社会历史背景为研究重心，文学作品还有什么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文学作品如果只是为历史和社会学提供研究资料的文献，它还有什么审美价值？”他们认为文学研究应以作品的艺术形式为重心。

形式主义学派在20年代的苏联受到激烈的批判，由苏联转移到捷克，形成布拉格学派，又发展为40—50年代的“新批评”学派，50年代以后又产生结构主义学派，它们都曾经领一时之风骚。本文的主题不是评述这些流派的兴衰得失，我们只注意它们关于阐释学的基本观点。

“新批评”学派40—50年代曾成为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的主流，他们提出：文学作品是具有特殊本体的认识客体，伟大的艺术往往超出作者的主观意图，诗的意义大于它的词句，因此，研究作者并非绝对的必要；研究重心不应是作者传记和时代背景，而应详尽地分析具体作品的艺术技巧，阐释意象、隐喻、暗示和联想，探讨其言外之意和丰富的内涵。

“新批评”派衰落以后，代之而起的结构主义学派继续声称：即使是个人抒情诗，所表现的也不是个人传记性的事实，而表现出具有普遍性的情趣；同时，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自身的经历等等的差异，对同一作品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

这些交互兴替的学术流派，已经各自或多或少地表达出接受美学的某些基本观念。到70年代，当代接受美学终于发展成熟，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不仅是西方的产物，它的某些基本观点，中国古代文论也曾有表述。如我们常说的“诗无达诂”，就是承认一首诗可能有不同的阐释，不可能求得一致。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性而自得。”（注：王夫之：《诗绎》，见《清诗话•姜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不过，这类观点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零星的、分散的，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古今中外的学者的认识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有相通之处，说明接受美学的合理的成份，反映了文学鉴赏的规律。

就诗而言，当代接受美学认为，诗的全部意义远超出作者创作时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诗歌意象的不确定性，作者的个性并不直接的明显的表述出来，而表述方式上有跳跃性，还运用了象征、隐喻、暗示、含蓄等手法，需要读者发挥联想和想象，并以个人的知识、经验、情感来充实；而读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修养以及气质、审美倾向、思维定势有所不同，必然出现感受的差异，对同一首诗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解释，因而，“别解”，乃至“断章取义”，都是正常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提出他的阐释学理论：阐释活动的目的是努力排除自己的主观经验成份，得出作者的本意。当代接受美学与之相反，认为作者本意，即原来创作的意义，并不重要，对于伟大的作品，各时代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领会和认知；因而也不可能追求到作品的所谓唯一正确的永恒不变的解释。

就《诗经》阐释而言，当代接受美学，开拓了文学鉴赏的广阔空间，大开自由研究之门。他们抛弃中国传统经学比附书、史的作诗本事，一反宣扬道德教化的序疏，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寻绎文义，体味诗义，作出自由的新颖的说解。例如《将仲子》一诗，摈弃传统注疏比附《左传》的纪事，解释为“一个女子对一个过去狂热的求爱者所说的劝告”，《绸缪》一诗是“祝婚歌”等等（注：[美]余宝琳：《寓言•象征与诗经》，译文见《诗经国际学术研讨论会论文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二篇：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程才新

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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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的工程造价，是五十年代初期沿用前苏联的基建设预算制度的基础上，经过较长时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逐步形成的，然而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深化，旧的工程造价计价体制模式不能满足新的市场规范要求，从而出现定额中所提供的要素价格资料总是与市场实际价格不相符合，也不能准确合理反映该工程产品价格等等问题，那么我国工程在审计工作中具体存在那些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通过本文我们来一起探讨工程造价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关键词：工程造价；审计；问题；对策研究

一、我国工程造价存在的问题

1、项目市场调研不彻底，投资估算失真

在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普遍存在着深度不够，细度不够，导致工程没有功能最大化，经济过程效益化，从而使投资估算失真。

2、设计审度不够，引起变更，突破概算

初步设计时，正常设计日期得不到保证，引起初步设计、编制设计概算达不到规定的深度。设计阶段考虑经济技术指标和技术功能设置不成熟，致使在某些方案的确定上与后期施工图预算阶段有较大的出入，在施工过程中引起设计变更。

3、取费不合理

在九七、二000定额取费上存在级别、工程类别，一些企业故意抬高自己的资质，取高费率。而在二00三定额取费就没有企业级别、工程类别，就防止“高资质，高费率的现象。但在间接费和利润计取时，该扣的没扣而不该增加的又增加等现象也是司空见惯。

4、人员的因素

由于工程造价人员对设计文件识别和施工过程了解方面，经验水平有限，掉项、漏项时有发生；另外设计人员的责任心不强，不考虑经济因素，故意增大保险系数和不必要的提高技术功能标准等现象，这都不能合理真实反映工程造价。

5、工程合同中的隐患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签订建设施工合同中，不严密、不规范等问题，给竣工结算审计工作带来不少争议的隐患。

二、解决审计问题的对策和探讨

1、项目决策阶段的管理阶段的问题解决。在项目的投资决策阶段,项目的各项技术、经济决策,对项目投资以及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是项目投资控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标明，在项目决策以及方案设计阶段影响工程的可能性为30％～70％。对于在负责设计、编制项目建议书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人以及其单位应执行责任制，而对于项目建设条件不具备，如资金不足，手续不到位，在审批过程时不予批准通过。

2、规范建筑市场投资管理。从投资管理角度看，规避“先抑后扬”突破概念的现象，在审计工作中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一些故意压价的项目，在审计中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该加的应当“加”，其次不要仅局限于资金目标，还要以质量、工期、安全、环境、供求等为目标。按施工图核算工程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折不扣的进行投资，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3、严格执行定额单价。在我国工程造价中，不同分项工程名称、规格、内容和计量定额单价是不同的，在审核时要防止有意或无意高套定额单价。在施工图预算编制和审核要以当地或某行业当时执行的建安工程预算定额单价或当地某行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造价管理部门发布准确的工程信息价、工程造价指数及有关规定为准。在定额单价未有的项目，应以相类似定工程数额进行分析换算，或按劳动定额、工程材料消耗定额、机械台班定额合理组价，不应高套、拆算或随意无依据估算。

4、各项费用计取要合理。在审核施工图预算程序一般应先审核费率，再审核取费基础，然后审核计算方法，最后审核使用范围等。

5、完善法律环境。在由造价人员或机构产生主观或客观的失误，应该依法进行赔偿，出现重大错误的人员或机构，取消注册或年检时予以淘汰。在工程造价管理中有必要以社会为主体的监督体系，传媒引导、舆论监督，使工程项目经济活

动置于舆论监督之下，逐渐完善法治与社会监督机制。

6、建立诚信档案。尽快建立以不良行为记录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工程建设信誉档案体系，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的不良违纪行为和处罚记录存档，并网上公示。

7、工程信息公开化。积极推广使用计算机质料库和信息数据库，按区域或部门实现网络管理，资源共享，使施工企业站在同一平台“公平、公正、公开”的合理竞争。信誉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机制完善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促使我国工程造价管理水平总体提升。实施跟踪审计建设项目的全过程造价控制是项目投资审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静态控制向动态控制的转变

结束语

在我国工程造价各阶段审计中虽存在种种问题，只要在建设各阶段加强管理，采取技术与经济相结合切实可行的措施，采取事前、事中主动控制代替事后有效控制，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监理信誉机制，树立诚信体系形象，在全社会法治主体和舆论媒体强有力的监督下工程造价的问题是可以杜绝的，工程造价在准确性和真实性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就必然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保证我过工程建造的安全性，为我国工程建造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尹玲、尹贻林、任国强“论工程造价新范式的形式”，《工程经济学报》

2、柯洪《工程造价管理体制中的定额改革》

3、陈传联、荀志远“工程项目预算决算评审中的问题及对策研”《工程造价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