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美国梦破灭的哀歌——评舍伍德·安德森的《兄弟之死》

第一篇：一曲美国梦破灭的哀歌——评舍伍德·安德森的《兄弟之死》

方智敏

（福建江夏学院 人文传媒系，福建，福州 350002）

摘 要：在短篇小说《兄弟之死》中，舍伍德·安德森运用创新的叙述手法，简洁的篇章结构及语言，以死亡为主题，审视了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揭示了美国梦的必然破灭。关键词：舍伍德·安德森；《兄弟之死》；生命的质量与价值；创新的叙述手法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70-04 《兄弟之死》是舍伍德·安德森193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林中之死》(Death in the Woods)中的一篇优秀作品。小说通过一个14岁小女孩的天真目光，讲述了一个在美国弗吉尼亚南部农场主约翰·格雷一家的生活矛盾和冲突。故事有2个叙述层次，一个是砍树**：约翰·格雷突然决定砍掉农场中的两棵大橡树，遭到她妻子阿斯平沃尔斯的反对，因为这两棵大橡树是她爷爷几十年前亲手栽种的，象征着她的家族过去的荣华富贵。格雷大儿子唐站在母亲的一边，同父亲格雷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其目的是借机抢班夺权，早日夺取他父亲的手中权力，但唐失败了，在出走几天后，又不得不回到农场，向父亲格雷低头认错，从此后他低首下心，夹紧尾巴做人。另一个层次是讲述玛丽和特德的姐弟情谊:玛丽和特德是格雷5个孩子中的老

二、老三，也是家庭中关系最亲密的一对。特德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生断定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作为姐姐的玛丽不仅细心地照料他，而且完全理解他的个性。特德自幼桀骜不驯，生性爱好自由，为所欲为，毫不惧怕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与他相反，特德的大哥唐，为了能争夺到整个农场的统治权，唯唯诺诺，卑躬屈节，丧失了做人的基本价值。最后，特德在睡梦中安祥死去，而唐却是虽生犹死，因为他必须去面对那种更加捉摸不定、更加可怕和不可避免的死亡——家族的衰亡。

在这篇小说中，安德森以死亡作为主题和手段来审视生活和生命的质量，通过天真的叙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死亡真的是最可怕的事吗？”故事成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生命的价值在于自由，死亡是一种宁静和自然的美 阿尔弗莱德·卡津指出：“安德森作品中重大的主题总是个人的自由，对自由的向往，获得自由的喜悦。从自由的主题中，他创造了一种转弯抹角的神秘主义，探索了在人类关系中内在的，未提及的，没有意识到的狂喜，这似乎突然揭示了美国人生活中的秘密”[1]。

《兄弟之死》中的主人公特德生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随时都有可能死去。因此他的父母亲和哥哥严格地禁锢他的个人自由，不让他到处玩耍。每当特德被阻止玩耍时，他总是很愤怒，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11岁的特德学会了抗争，从其他的男孩子那里他学会了咒骂。“真是倒霉透了！他妈的该死的东西！”只有姐姐玛丽理解他的感受，“他们不应该这样，他们不应该这样。”玛丽认为：“倘若特德只有几年的生命，他们就不该糟蹋他所应有的东西”[2]。这应有的东西就是人身的自由。有一天，当特德和玛丽在雨中的水沟里玩水时，母亲责骂了他们。特德转身跑进了马棚，躲开了他的母亲。但玛丽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对母亲说：“你本该有更多的觉察，妈，你不能再这样做了，永远都不能再这样说了。”[3]她母亲明白了，默默地转身走进了屋子。经过这次抗争之后，玛丽和特德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有了新的生活空间，他们甚至玩耍那些被认为对特德有伤害的游戏。特德并没有突然死去，他死于几年后的一个晚上，走得安祥，在睡梦中。安德森始终认为人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正如《林中之死》中的格兰姆斯老太太，她在雪中的死，是一种对痛苦的解脱，一种人生的宁静与完美，也是一种大自然的神秘与造化。同样，安德森认为特德的死也是一种解脱与完美。

大哥唐也在抗争着自由，但却是个人使用权力的自由，掌握农场命运的自由。当格雷先生突然决定要砍掉象征着阿斯平沃尔斯家族的那两棵大树时，唐借机站在了母亲的一边。父子之间发生了持续、激烈的争执。唐想尽快地拥有所有的财富和权力，但他失败了，因为最后连她的母亲都支持自己的丈夫。最后，唐威胁着要离家出走。他父亲只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吧，你走吧。”这样，两棵树被砍倒了，唐离家出走了。全家人在沉默紧张中生活了几天，唐却回来了，显得很温顺。格雷先生唯一的评论是：“这个农场很快就都是你的了，那时你就是老板了。”[4]安德森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一个人为了维护权威必须要坚持权威，但是，“在你拥有和掌握权力之前，你心里的某些想法必须要消亡”[5]。唐为了得到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实际上，安德森认为他是一个正在成为活着的死人。在睡梦中死去的特德，虽然没有活着把权威凌驾于他人，但他却要比他哥哥好多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像他哥哥那样地卑躬屈膝。安德森想告诉我们的是，只有当一个人摆脱了其他人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束缚时，不管这种束缚是来自个人还是社会，一个人的生命才会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特德的死具有某种人生意义上的美，因为它表示了一种生命的抗争，一种安宁与幸福，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总有着一种好奇的自由感，某种属于他的禀性使这种自由感变得更美好，巨大的快乐总是伴随着他”[6]。

二、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湮灭了人的本性 安德森曾指出：“中西部正在忘掉它旧日的神明——杰弗逊、杰克逊、惠特曼、阿尔特吉尔德；它正在象卖淫一样地追求着东部，追求东部的金钱，追求金钱，金钱，金钱，而东部也正在象卖淫一样地追求着陈腐破败的欧洲文化。„„昔日的信念所包含的那种具有古风的尊严已经迤逦而去。”[7]由于痛恨现代工业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安德森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揭露和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充满铜臭味的金钱世界和市侩气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8]。同时，安德森还认为除了对金钱的追求和生活的放荡不羁能导致灭亡外，内部激烈的勾心斗角的竞争也是导致灭亡的另一个原因。

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这样描写道：“住在富裕谷的年轻人都相当的狂野，放荡不羁。其中一些人已经继承了大农场，但由于他们沉溺于赌博、喝酒、玩快马当娱乐，追女孩子等原因而失去了家产。这种现象几乎成了弗吉尼亚的风气。”[9] 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阿斯平沃尔斯家族。“这家人非常喜欢赛马，甘于享乐。他们认为自己是弗吉尼亚的贵族，因此从不谦逊地说他们是一个逐步走向衰败的家族。家族的传统是饲养快马，可又把钱拿来赌马供客人娱乐”[10]。逐渐地，阿斯平沃尔斯家族卖光了他们所有的田地，甚至最后卖掉了昔日的阿斯平沃尔斯家族的老祖房。他们家族中最漂亮精明的女儿路易丝·阿斯平沃尔斯竟然嫁给了吞并他们家族的新兴农场主约翰·格雷。路易丝的哥哥弗雷德是阿斯平沃尔斯家族中能保持昔日贵族气质的唯一的人，但他不得不搬到县城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只有偶尔来农场看看。整个家族就像是被锯倒的那两棵大橡树，只剩下了冰冷的树桩仰天长叹。

约翰·格雷是新兴的农场主的代表。他是一个严肃、冷漠、热爱土地、珍惜财富、勤劳的人。“年轻时从不喝酒，从不去追求女孩子，也不会放荡不羁”[11]。他刚起家时，只有一个不到200英亩的小农场，由于他的勤劳努力和大肆收购，“今天20英亩，明天30英亩，50英亩，”最后发展到拥有1200英亩的大农场。格雷的人生哲学是：“财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有权力去指挥别人去干这个或那个。”[12] 从表面上看，格雷是个成功的人士，但他的身上也显露出了一些致命的弱点。他一生中都沉默不语，不愿和人交流，“对家里逐渐产生的印象就是有时对家人几乎没有什么谈话”[13]。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必须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漠和疏远。这其中包括格雷的妻子路易丝以及他的孩子们对格雷的种种做法都不理解和支持，家里的人与人之间就好像被一堵堵墙隔了起来。另外，格雷做事缺乏谨慎，一意孤行，从来不和家人商量，十分地刚愎自用。就拿砍树的这件事来说，他不听家里任何人的意见，独断独行，毅然决定砍掉这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橡树，导致了家中矛盾的激发，特别是与大儿子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使家庭走向分裂，埋下了家族危机的种子。大儿子唐极像父亲，热爱土地，珍惜财富，也是那么沉默，“思考问题及其一些细微之处也是一样的缺乏谨慎，也总是那么费力地把事情做完”[14]。但他没有父亲那么冷漠、坚毅和耐心。“尽管他什么也没说，但已经知道自己需要去创业，想自己当老板来经营管理农场。”然而唐的目光不够远大，他父亲提出要送他去念农业大学，他不去。“我不去，这儿能学到更多的知识。”[15]实际上他一直急于从父亲的手中夺取权利。

“父子之间已经存在了一种竞争，而且总是在表面之下进行着。这种竞争涉及到了做事的种种方式和所做的所有决定”[16]。然而竞争的结果，从砍树之争到农场经营等，最后的失败者却总是唐。

唐和他父亲格雷一样，对人也是冷漠无情。他对特德等几个弟妹漠不关心，甚至从他们身边经过时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还有从他和父亲的争吵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绝情绝义。

安德森认为唐是一个活着的死人，因为权力和财富的追求已经使他迷失了人的本性，这就是对他人的理解和关爱。因为只有爱和理解才能使生命更有价值，没有爱和理解的绿洲终将成为一片荒漠。安德森断定格雷家族在唐的手中必将灭亡，因为连唐的妹妹玛丽都认为有一种“更加难以觉察，更加可怕的死亡已经降临到她哥哥唐的身上”[17]。

三、创新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运用了许多现代艺术手法来增强故事的艺术效果。

（一）天真的叙述者

美国学者詹姆斯·费伦在评论安德森的小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时指出：“天真的叙述者是对他最尊敬的一个成年男性逐渐产生了幻灭感。”[18] 在安德森的少年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常总是一个对世事无知的少年或青年。在故事开始时，主人公总是处于一种天真或蒙昧的状态，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他首次了解到了一些他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社会的邪恶，而这些事情却是大人们都知道的，随着冲突的加剧和高潮的到来，主人公通过顿悟把天真推向幻灭，产生了无限地痛苦和失望。最后，主人公告别了天真的少年时代，步入孤独的成年时代。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运用外聚焦和多视角的叙述手法，让14岁的玛丽和11岁的特德，用他们天真的目光和不同的视角，看到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对他们的父母亲和大哥唐，由敬佩转向轻蔑和失望，最后是彻底的绝望。

玛丽对母亲的失望有两件事：一是母亲过于干涉特德的自由，玛丽认为即使特德只有几年的生命，也应该让他享有充分的自由，得到他应有的童真和生活的乐趣。二是在父亲与大哥唐砍树引起的冲突中，母亲在最后时刻出人意料地站到了父亲的一边，拉住儿子唐的手，她选择了服从丈夫的无理决定。这令玛丽大为不解，也使她对母亲感到了彻底的失望。“这一刻，玛丽朦朦胧胧地明白了，这就是女人们和男人们”[19]。

和姐姐玛丽一样，特德原本应该是尊重和敬佩父亲和大哥唐的。父亲约翰·格雷是个天生的养牛专家，他热爱土地，勤劳节俭，置下了1200英亩的大农场。大哥唐也是辨别菜牛的高手，“长期以来他一直是弗吉尼亚县4H俱乐部的明星”[20]。但父亲和唐之间的争斗使家庭弄得四分五裂，“他们之间相互妒忌，暗藏忿恨，悄然无息地互相斗争”使特德感到非常失望[21]。他学会了抗争，学会了躲得远远的，在目睹了父亲和大哥之间因砍树而引起的激烈争斗中，特德突然明白了，“在他的小脸上泛出那种极其严肃成熟的眼神。”这是对父亲和哥哥的一种轻蔑的眼神，一种幻灭的眼神：“哦，我们会看到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两个愚蠢的人——我的父亲和我的哥哥。我自己没有很长的时间活着，但我活着时我将会看到，我能看到的。”[22]特德认为他会看到整个家庭的分裂和衰亡。詹姆斯·费伦指出：“天真叙述的一个典型结果就在于它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确立了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是话语内部的一个不稳定环境，或者又称为冲突关系，它涉及对价值、信仰或知识之严重断裂的关系[23]。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通过玛丽和特德姐弟俩天真的目光，叙述了一个家庭内部的不稳定性——人物之间或内部的冲突关系，它们导致了情节的纠葛和发展,而天真的叙述者所产生的张力正是推动了整个叙述的进程。

（二）顿悟手法

巴里·博特(Barry D.Bort)指出：“安德森的著作是顿悟的艺术，不是一种个人的虚幻，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认真的无言的片刻的理解。这些片刻通常是沉默的，如果确实有交谈的话，这些言语本身所呈现的意思要比表达的含义来得更加深刻。”[25] 威勒德·索普(Willard Thorp)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也指出：“他(安德森)与大多数老一辈自然主义者的显著差别在于他允许他的人物，即使是其中最糊涂的人物，至少也有瞬间的自我启发的闪现和对于生活奇观的一瞥。这种对事物真谛的顿悟时刻，通常就是安德森小说的高潮，他把他所能掌握的象征性意义全都集中在这一高潮上。”[26] 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娴熟地运用顿悟手法来描述玛丽和特德的成长过程。玛丽起初一直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一天到晚会吵吵嚷嚷地争斗，她也一直不理解自己家里人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直到那天下午在院子里目睹了父母亲和大哥唐因为砍树而引起了激烈争吵时，玛丽突然豁然开朗，“那一刻，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一堵把她和特德两人与其他人隔绝的墙。或许在那时，就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父亲，母亲和唐。”玛丽明白了，“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会产生某些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即使自家人也不例外。父亲的权力虽然很大，“但权力也具有生命力的和死亡的时候”[27]。玛丽在母亲身上看到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看到了女人对男人的服从，看到了女人的脆弱。对于大哥唐，特德感到了轻蔑和失望，玛丽却感到了一种悲哀，因为她已经从哥哥唐身上感觉到了家族即将衰亡的迹象。安德森认为看清普通和寻常的事物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强烈的光线投射在奇特的和非同寻常的事物上。因此，在安德森的青少年成长的故事中，和马克·吐温用探险循序渐进的方式使青少年发现和了解世界的方法不同的是，安德森的青少年叙述者的亮点总是集中在他的回忆经历中的奇特和独有的某个时刻上。同时，他觉察到了生活中充满了挫折和孤独，只有在难得的片刻一个人才能得到“顿悟”，这是真正的片刻。因此，安德森觉得“真正的历史只是各个片刻的历史而已，我们只有在难得的片刻是真正在生活的”[28]。

（三）象征手法

安德森另一个得心应手的表现手法就是有效地运用意象和象征来营造各种的情感和气氛。1.两棵大树是美国梦幻灭的象征。故事的一开始安德森就描述了两棵大橡树被格雷砍掉后仅剩下的两个树桩，“两个橡树桩被干净利索地一刀切过，只有到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的膝盖。它们成了两个孩子好奇的对象。两个孩子曾目睹了砍树的过程，但在树倒下之前就已经跑开了，他们没有想到留在那儿的树桩，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29]。孩子们对这两棵大树的意义起初是不理解的。安德森用这两棵大橡树作为两个家族的象征，阿斯平沃尔斯家族和约翰·格雷家族。这两棵树是路易丝·阿斯平沃尔斯的爷爷当年从遥远的森林带回来种下的，“这是两棵枝叶茂盛的树，它们的根深深地扎入了肥沃而又总是潮湿的土壤里，其中一棵树的粗枝垂到了地面，因此玛丽和特德常常从这粗枝爬进去，再从另一边出来爬到另一棵树上”[30]。因此，这两棵树对路易丝来说意义重大，在她的心里有某种特殊的影响。刚愎自用的约翰·格雷不听家人的极力劝阻，断然决定砍掉这两棵原本枝叶繁茂的大树，这也是预示着这两个大家族的必定衰亡，安德森也暗示了两个孩子会目睹到两个家族的衰亡过程。

2.墙，人与人隔绝的象征。在这篇故事里安德森又一次使用了他最喜欢用的象征“墙”来描写格雷的砍树决定。墙是人与人之间缺少交流和理解的象征，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绝的象征。在这里，格雷的砍树**筑起了一堵堵的墙，墙的一边隔离了玛丽和特德，另一边隔离了家里的其他的人。在生活中，玛丽觉察到了墙的存在，“那一刻，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一堵把她和特德两人与其他人隔绝的墙”[31]。事实上，唐被陷在了墙的后面，因为他拥有了和他父亲格雷一样的野心和贪婪的欲望。3.唐与特德，两种死亡的象征。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安德森认为死亡并不可怕，这是大自然的神秘与造化。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把唐与特德的死进行了鲜明的对照。安德森认为死亡有多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死亡，不同的死亡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故事中的玛丽也认为：“很明显，不止有一种死亡。对于唐·格雷，只有一种死亡，而对弟弟特德，可能很快地就是另一种死亡。”[32]这里，安德森把唐和特德作为两种死亡的象征，一种是跪着的生，虽生犹死。一种是自由地死，虽死犹生。所以，安德森描述了故事中姐姐玛丽对死亡的顿悟，“最终她认为这是因为特德总是死于这种死法，他从不做出任何的屈服，而不像哥哥唐那样为了确保财富、成功和他的管理时代而屈服了。所以特德永远也不必去面对更加难以觉察，更加可怕的，已经降临到哥哥唐身上的死亡”[33]。

（四）感情的误置

感情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是英国著名的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于1856年在他的代表作《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第3卷第12章中提出的一个创新术语。它指把自然界的物体描写成具有人的能力和情感的一种艺术修辞手法，也就是把人类的特征用于描写自然界里无生命的东西，但又不如“拟人”手法里的描写那么正式。

像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一样，安德森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也喜欢用“感情的误置”手法来营造一种故事的气氛，并有所创新。比如在《林中之死》中，安德森用感情的误置来详细描述了格兰姆斯太太的一群狗在女主人死亡前后的表现。安德森用狗的强烈感情和离奇的动作使故事达到高潮，而不是用传统的人物矛盾和冲突。

在《兄弟之死》中，安德森用感情的误置来描写被约翰·格雷砍倒的那两棵大橡树，营造了两个大家族——阿斯平沃尔斯和约翰·格雷即将衰亡的氛围。“秋天来临了，生长在房间周围的一些树纷纷飘下了落叶，可这两棵橡树叶却依然是那么鲜红。天气阴沉时，这些树叶就像被风吹干的血一样的一片暗红。但在其它日子里，当太阳升起时，却是一片嫣红，在远处的群山衬托下红如火焰。一阵微风拂过，这些树叶沙沙作响，像情侣般相互依偎，窃窃私语，倾诉着各自的心事”[34]。在整个故事中，特德始终认为树是有生命的，被砍的树会发热、会流血，“就像一个外科医生截断一个男人的腿时会流血一样”[35]。像被砍倒的大树一样，任何一个人或家族终究会灭亡，会回归大自然，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体现了安德森对大自然的敬意和对美国社会的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