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第一篇：第二讲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第二讲

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及其重心南移

东亚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

早在四五千年前，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经展现了华夏民族的祖先从渔猎向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风貌，中华农耕文明在这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的黄河中游流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及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也都显示了祖先们在这里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时代痕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追述先古“有道帝君”的作风，便是孜孜以农业为怀的君子，《论语·宪问》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史记·周本纪》称赞周人的先祖公刘“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徒而保归焉。周道之肖，自此始”。农耕与部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古代诗歌的记载，反映了这一时期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所谓“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唆至喜”（《诗·豳风》）；“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即是其生动写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列国竞雄，政治家们为了在激烈的对抗中取得生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而这些改革，几乎无不与促进农耕经济联系在一起。管仲的“相地而衰征”，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魏国李悝的“尽地力之教”，竞为列国所仿效；著名的商鞅改革，其“耕战”政策使秦国的大军在关东所向披靡。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

中国的农耕文明虽然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产，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中国的农耕区域，逐渐向土肥水美的长江流域扩展，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更为中国农耕区域的向南扩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汉晋以降的数百年间，北方的边患日趋严重，战火的蹂躏，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在战乱的压迫下，中原优秀的农耕男女大批向南迁徙，足迹遍布长江中下游区域及东南沿海各地。于是，中国农耕区的中心，逐渐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而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很快就显示出发展农耕经济的巨大潜力。隋唐以后，长江中下游区域迅速成为京都及边防粮食、布帛的主要供应地，“苏杭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即反映了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事实．“东南财税”与“西北甲兵”共同构成了唐以后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格局。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与融合

当黄河流域以南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的西北部地区，正繁衍生存着剽悍善

战的游牧民族，他们世代“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列传》），依靠畜牧、狩猎为生。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促使他们经常南下劫掠，“利则进，不利则退”（《史记·匈奴列传》），给中原的农耕民族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当某一游牧部落出现了具有政治远见和号召力的领袖，游牧人短暂的经济劫掠便可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征战，甚至入主中原，建立起混一游牧区和农耕区的王朝。

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面对秦汉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曼扰，中原历代王朝无不竭尽全力加以抵御。然而安居乐业的农耕民族终究无法与“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汉书·晁错传》）的游牧人在军事上作长期的追逐争锋，虽然在历史上也曾出现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远征漠北的短暂行为，但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的军事格局是经济文化先进的中原农耕人处在被动防御状态，而经济文化落后的游牧人常取攻势。

处于守势的中原农耕人，他们世代相沿用以抵御游牧人的最基本策略是“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桓宽：《盐铁论·本议》）。历尽艰辛前赴后继而修筑起来的万里长城，正体现了中原华夏民族试图把农耕区围护起来的防御心态。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只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而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两者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等形式为中介，实行经济文化的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在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上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时期开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中原农耕文明博取游牧文明的精妙结晶。游牧民族不断侵扰中原农耕区，固然给农耕区人们带来许多痛苦，但因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血统的合流。汉族的“百家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羌、胡等游牧民族姓氏直接转化而来的，即使是赵、钱、孙、李、陈等较为古老的汉族姓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少数民族的血统，“四夷如同一家”，是中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血统融合史的整体趋势。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游牧人，从农耕人那里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其自身社会形态的变化。特别是当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先进优裕的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①，而出现农耕化的趋向。这一趋向的结果，不但进一步充实了农耕文明的内在涵量，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华夏农耕经济的周边扩展和多元交汇。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他们历经数千年的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汇成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

农耕自然经济体制下的多元化经济成分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延续性，这与古印度、古埃及以及古欧洲文明史截然不同。中国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一方面造成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影响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藕断丝连，含混不清。因此，从纵的方面讲，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远古时代的村社经济残余，到宋元明清时期演变为乡族经济，由此而产生的乡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三代以来的奴隶制经济残余，亦长期并存于农耕经济之中，直至明代，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②。贵族分封制度，虽然从秦汉以后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历代不绝，如明代的藩王勋戚经济就成为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横的方面来考察，华夏民族“早出暮人、耕稼树艺”的农耕经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我们现在常说的中国农耕经济是自然经济体系，这是借用了西欧中世纪庄园制自然经济体系的用语，实际上，中国的农耕经济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自然经济差异甚多，二者不可画等号。西欧中世纪自然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依附农奴等，在中国的农耕经济中并不很突出。中国的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由来已久，并且不时相互变换。中国的个体家庭经济，很早就与市场有着一定的联系，早在战国时，孟子就指出农家“以粟易械器……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是“天下之通义”（《孟子·滕文公上）》）：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下述描写，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

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也。

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商品性农业和为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产品更在农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明清之际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棉花、桑蚕的生产，是农家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地产木棉，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并济”（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九》）。以食租为特征的中国地主，在广置田产的同时，也对工商业生产有浓厚的兴趣，“乡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纪”（《嘉靖江阴县志·市集》）。中国农耕经济就是这样包容着工商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扩充了内部的活动空间，使自己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简单再生能力，适应时代的变化，从而维系着中华农耕文明的长流不息。

内敛型的海洋贸易

在中国内地广阔农耕区的东南面，有浩瀚的大海。海洋事业的开拓，是促进欧洲文明特别是近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有力杠杆。然而，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向型文化，缺乏开拓海洋事业的进取精神，因此，虽然中华民族早就有了出色的航海能力，但由此而产生的海洋贸易，不是向外扩展的外向型经济，而是一种内敛型的经济，它是作为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

稳定的农业社会和较少变化的经济结构，使中国古代的帝王们陶醉于万物皆备，“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大雅·民劳》）的理念之中，他们把“皇天眷命，奄有四海”，“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尚书·大禹谟》）作为治道的高妙境界。因此，在他们看来，中国与海外的经济交往，应当建立在“宾服贡献”的基础上。唐宋时期，中国与海外的经济联系渐次加强，东南沿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韩愈：《昌黎先生全集·送郑尚书序》）。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成了闻名世界的贸易港口，出现了“市井十洲人”（《诏诗别裁·送泉州李使君之任》）的繁荣景象。但这时的海外贸易，一方面是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夸示海外，“远抚蕃夷”，而且在不少场合是“赐品”多于“贡品”，不计经济得失。另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对于海外奇珍异宝的需求，与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较少发生联系。这种朝贡式的贸易直至明代前期犹然。明成祖以“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为己任，当有人主张对入贡互市的外商征税时，明成祖的答复是“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明史·食货志》）。互市在政治上的意义仍然超过经济的意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私人对外贸易有长足的进步，海洋商业收入已在福州、广东等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白银货币的输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明末福建郑成功家族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中国的海洋事业一度出现勃勃生机。但是，政府对于私人海商集团的扼杀以及对海外贸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清代海洋商业的顺利发展，而明清以来移居海外的商民，也被政府视为“自弃王化”的刁民，备受歧视。在这种情况下，当西方殖民者以咄咄逼人之势梯航东来之际，内敛型的中国海洋事业，不能不大大落伍于世界前进的步伐。

第二篇：第二讲：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第二讲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兴起、发展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孕育的。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肇始于尧舜时期。在当时，就有关于羲和、羲仲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四时的传说。说明一方面我国很早就有了熟悉天文制定历法的专职人员，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与季节天象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就是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又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

战国时期，激烈的变革、频繁的战争，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此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于是农学发展起来了，有了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意识。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来。

封建帝王认为，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的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吉凶„„”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成就显著的原因。要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得精于计算，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中国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中央政府为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古代自然经济螺旋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商业、城市的繁荣，为科技文化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合乎规律的政治制度、措施，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战国、隋唐、北宋等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战国时期，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是“古今一大变革”。诸多矛盾纷纭复杂，思想界空前活跃，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广揽人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农业水利科技、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策，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科技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公元868年（唐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此卷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以隋唐经济为基础，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时代。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毕昇创造了活字的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朝发明了火药，北宋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北宋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不断扩大，由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指南针，从此时起就在海船上得到普遍应用。北宋《萍州可谈》记载，公元1098—1106年间在广州“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不久，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传入欧洲人手中。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隋朝开始，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魏晋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出身卑微，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会，以满足更高的需要。科举制在初建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积极参与政事，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研究，所以唐宋时期，科技成就辉煌。

在古代，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人有放达之风；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下的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要自由得多。正因为有人的自由，有创造的空间，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并将之物化为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因而，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璀璨夺目。此外，中国地广人多，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再者，历朝的开放政策，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泽被东西的中国文化圈。在西方，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日尔曼人潮水般的涌入，摧垮了一切。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的，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苏州等地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之中，可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倡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极端野蛮的文字狱的出现，也使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鲁迅曾说：“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封建文化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已毫无创造力可言，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雄厚的基础理论作铺垫，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使得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了政治学的轨道，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科学抽象的殿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物，它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强调共性，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个别的、有分析的探讨，传统科学擅长综合，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辨证法，但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独立的研究，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缺乏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的专门理论的障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讨；重整体综合、轻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使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读经书，考科举，将踏仕途、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先选择，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这种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视为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或流失。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曹操曾说：“有事赏功能，治平尚德明。”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就学术而言，则是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知识分子崇尚政治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无疑也是阻碍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造就了普遍的“萎缩型人格”。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特征，即“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其整个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的发扬，造成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在意志品质中，那种对抗权威，反对传统的“独立性”和“果断性”强调不够，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竞争性”更是极为罕见。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否定人的个性。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儒家文化的政治化，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对具有创造型、开拓型人格的人才从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才能前进，否则就会没落。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一要能够自我批判；二要有开放的教育。然而封建的文化专制统治，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培育了物质文化氛围。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道德型人格”转向“自尊型人格”。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肯定人和人性，强调要发展个性。人在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回到自然，得到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信仰，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充满了乐观和信心。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强调外在的超越；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化学物质，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的超越。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学音和文字，离科技——第一生产力太远，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经济落后，国力衰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科技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所以，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中国的科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生机盎然的风度。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重大成就

一、主要的科学成就

（一）天文学

中国有着悠久深远的农业传统，由于古老的农业对日月递昭，四时交替的自然节律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因此，历代官方皆十分重视对天文的研究，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早熟和辉煌。

中国古代天文学从一开始便以“历象日月星辰，敬援民时”为目的，去观测物候、天象，制定历法，排定节气。中国古代所用历法最早创始于夏朝，故称夏历。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相传记载夏代历法的《夏小正》，是中国最古的科学文献之一，它按夏历十二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商代的历法，在夏历的基础上，把我国最早实行的阴阳合历加以调整，使它逐渐趋于完备。依据卜辞所记，这时，人们已测出一年分四季，共366天，并有闰月的安置。年有平闰，年终置闰，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大约在西周初年，我国已知用土圭观察日影，测定冬至和夏至的时日。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十九年共二百三十五个月，为了调整年与月的差距，采用十九年七个月的置闰方法，这又名四分历。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改进制定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唐朝和尚一行制定大衍历，测定四季日行规律，立法整齐，为后世效法。宋代是颁行历法最多的朝代，两宋共颁布18部历法，平均17·8年改历一次。元代制定授时历，这是中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与现行的格列高里历法相等，但比它早出现三百年。明代大统历，基本沿袭旧制，行用364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为了让历法更好地把握天象和自然季节变化，我国古人还区分了二十四节气。在西周时期，就有了春夏秋冬四季名称。战国末年，《吕氏春秋》中又出现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至西汉初年，《淮南子。天文训》中更是出现了全部的二十四节气，其名称与顺序已与今天完全一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历法的独特创造之一，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历法的制定和完善，主要以天文观测的逐步精确为根据，如郭守敬所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观测），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创制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天文仪器。根据文献记载表明，中国早在虞舜时代，就在长期观察日月星辰方位与四季变化的基础上，创制了世界上最早的测天仪器——浑仪。战国时期齐国人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人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他们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根据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证明：甘德已发现木星的三号卫星，比意大利伽利略和德国麦依耳的同一发现早近两千年。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希腊依巴谷的星表早约二百年。这当中，尤其是浑仪历经东汉张衡、隋朝耿询、唐李沱风、北宋苏颂和韩公廉等改进和发展，结构日趋完善。到元代，郭守敬又在前人基础上创制了简仪，使除了北极天附近外，全部天区一望无余，这使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此外，在浑仪创造后不久，西汉武帝时期，落下闳、耿寿昌创造了浑天仪，用以摹拟天体视运动。东汉初年的张衡在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水运浑天仪，以漏水转动，其中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完全符合。北宋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充分体现了我国天文学的发展水平及机械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

由于有了不断创制改进的工具和仪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得以对多种天体进行世界上最早且最精确、系统和详尽的观测和记录。殷墟卜辞中有不少关于天象的记录，还有世界最早的新星观测记录。西周时期，人们就为肉眼可见的星辰、星座确定了名称，将黄道带和赤道带两侧的恒星划分为28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测量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日，比现今测值只大0·48日。南北朝时期祖冲之的《大明历》规定一年的时间为365·24281481天，与近代科学测量的日数相差不到五十秒。隋代刘焯创制《皇极历》，最早提出“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的公式，并测定岁差为七十六年差一度，已接近准确值。随着天体观测准确度的提高，使我国历法也日趋精密。北宋沈括主持编修的《奉元历》，以365·24358日为一回归年，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元代郭守敬测定一年为365·2425日，与实际地球绕太阳一周时间只差26秒，与现行的格列高里历相等，但比它早出现三百年。在天象的观测中，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记录日食和彗星及太阳黑子现象的国家。春秋鲁太史引《夏书》有“辰不集于房”的记载，就是说在某年某月朔日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殷墟甲骨文中也有日食的多次记载，据统计，自春秋至清末，流传至今的日食记录，就多达1100多次。至于对哈雷慧星的观测，世界天文史学界公认，我国彗星的观测记录久远、详尽，非其他任何国家可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的彗星，各国学者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史籍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实际上，我国还有更早的哈雷彗星记录。我国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在晚年考证了《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这段文字，认为当时出现的这颗彗星也是哈雷彗星。他计算了近四千年哈雷彗星的轨道，并从其他相互印证的史料中肯定了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应为公元前1056年，这样又把我国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的年代往前推了800多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也以中国最为丰富，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更早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上溯到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离现在已有3000多年。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我国共有100多次翔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很详细和认真的描述。这是我国和世界人民一份十分宝贵的科学遗产，对研究太阳物理和太阳的活动规律，以及地球上的气候变迁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数学

中国古代数学成就辉煌，既有系统的理论又有丰硕的成果，直到16世纪许多数学分支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数学强国。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古代的数学成就，首推十进位制、筹算和珠算的发明。我国自有文字记载开始，就用十进位制来记数和进行计算。在商代的甲骨文乃至西周钟鼎文中，人们已经学会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这13个单字记十万以内的任何数字，但是现在能够证实的当时最大的数字是三万。甲骨卜辞中还有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十进位位值制记数法包括十进位和位值制两条原则，“十进”即满十进一；“位值”则是同一个数位在不同的位置上所表示的数值也就不同，如三位数“１１１”，右边的“１”在个位上表示１个一，中间的“１”在十位上就表示１个十，左边的“１”在百位上则表示１个百。这样，就使极为困难的整数表示和演算变得如此简便易行，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它对数学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曾对中国商代记数法予以很高的评价，“如果没有这种十进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李约瑟说“总的说来，商代的数字系统比同一时代的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更为先进更为科学。” ①

到公元前5世纪出现了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位制的数码体系进行计算的方法——筹算。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古代的算筹实际上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棍子，一般长为13～14cm，径粗0·2～0·3cm，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制成的，大约二百七十几枚为一束，放在一个布袋里，系在腰部随身携带。需要记数和计算的时候，就把它们取出来，放在桌上、炕上或地上都能摆弄。在算筹计数法中，以纵横两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单位数目的，其中1-5均分别以纵横方式排列相应数目的算筹来表示，6-9则以上面的算筹再加下面相应的算筹来表示。表示多位数时，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这种计数法遵循十进位制。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把它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记数法作一比较，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古罗马的数字系统没1有位值制，只有七个基本符号，如要记稍大一点的数目就相当繁难。古代美洲2玛雅人虽然懂得位值制，但用的是20进位；古巴比伦人也知道位值制，但用的是60进位。20进位至少需要19个数码，60进位则需要59个数码，这就使记数和运算变得十分繁复，远不如只用9个数码便可表示任意自然数的十进位制来得简捷方便。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在计算方面取得许多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符合十进位制的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第323、333页 算筹记数法。马克思在他的《数学手稿》一书中称十进位记数法为“最妙的发明之一”，确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珠算和算盘是在筹算和算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最早记载珠算的书是东汉末年数学家徐岳著的《数术记遗》。在书中记载，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就是珠算，采用的计算工具很接近现代的算盘。这种算盘每位有5颗可动的算珠，上面1颗相当于5，下面4颗每颗当作1。随着算盘的使用，人们总结出许多计算口诀，使计算的速度更快了。这种用算盘计算的方法，叫珠算。到了明代，珠算不但能进行加减乘除的运算，还能计算土地面积和各种形状东西的大小。由于算盘制作简单，价格便宜，珠算口诀便于记忆，运算又简便，所以在中国被普遍使用，并且陆续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美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即便到了今天的电脑时代，算盘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使用它具有强化脑力、培养计算能力之功用，因此，在日美国家都普遍开展珠算教学。

其次，中国最早计算出圆周率的精确值并发明了割圆术。圆周率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常数之一。对它的计算，可以作为显示出一个国家古代数学发展的水平的尺度之一。而我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古代最初把圆周率取作3，这虽应用起来简便，但太不准确。在求准确圆周率值的征途中，首先迈出关键一步的是刘徽。他创立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无限逼近圆而求取圆周率值。用这种方法他求得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14，也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更好的结果：3·1415。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继者祖冲之利用割圆术得出了正确的小数点后七位（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而且他还给出了约率（305/113）与密率（22/7）。密率的发现是数学史上卓越的成就，比德国奥托，荷兰安托尼兹早了一千多年，被人称之为“祖率”。

此外，我国古代还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数学家和数学专著，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地位。据统计，全部数学著作约有2500种左右，流传下来的就有2100种，成为世界数学宝库中极为珍贵的资料。其中《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等合称《算经十书》，是汉至唐一千年间重要的数学著作，尤其是前两部著作对我国古代数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周髀算经》是我国现存的最早数学著作，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它虽然是一本关于“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但是包括两项数学成就——（1）勾股定理的特例或普遍形式（“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句，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勾股定理的书面记载）；（2）测太阳高或远的“陈子测日法”。《九章算术》 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经过许多人整理而成，大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全书共收集了246个数学问题并且提供其解法，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问题。在代数方面，《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最早提出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现在中学讲授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九章算术》介绍的方法大体相同。《九章算术》标志以筹算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正式形成。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很大的。它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影响到朝鲜、日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三）医学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中的一枝奇葩，至今仍以其独特的风格傲然于世，与西方医学同时并存。

早在商代甲骨文卜病辞中已有对疾病的部位、病因等多方面的“诊断”表述。《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有食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和兽医等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的文献记载。春秋时，诊断病人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等。战国时期，医学家已懂得人体解剖，知道内脏、血管和血液循环的情况。诊断方法已懂得望、闻、问、切。医疗器械有“针”、“石”、“烫”等。齐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他不仅精通内科，而且熟悉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秦汉时，诊断表述走向系统化，建立起了中国医学的完整体系。《难经》首次阐述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即通过望五色、闻五音、问所欲之五味，切脉等外部症候来诊断疾病。东汉时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强调以“四诊”分析病情，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张仲景被后世称为医圣，他的著作，“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晋代名著《脉经》又总结脉象二十四，主张切脉要配合四诊，全面观察。中医理论认为人体各器官及疾病都与五脏有联属关系，有“诸内必形诸外”，并“视力应，以求其内”，故在诊疗过程中，皆由四诊开始，尤以望诊和初诊为重，讲求辨证（症）施治。在中国传统医学中，汉族医学的历史最悠久，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最为丰富。中医发源于中国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中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内经》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针灸专著有《针灸甲乙经》；《抱朴子》和《肘后方》是炼丹的代表著作；制药方面有《雷公炮炙论》；外科有《刘涓子鬼遗方》；《诸病源候论》是病因专著，《颅囟经》是儿科专著；《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眼科专著有《银海精微》等等。另外，唐代还有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唐代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时，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瘟疫等病区分开。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