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不一的读书人顶多算文化掮客（推荐）

第一篇：知行不一的读书人顶多算文化掮客（推荐）

知行不一的读书人顶多算文化掮客

作者：余世存 张弘

十年前，文化学者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面世，风行一时，尔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老子传》《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家世》《大国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订版。十年弹指一挥，这期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凤凰评论《高见》就此专访了余世存。系列访谈分三篇推出，此为系列之一。

访谈嘉宾： 余世存 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生于民国的知识人在做最后的呐喊

凤凰评论《高见》：回首过去十年，思想、学术的创造传播，以及言论环境都在变化。一方面，科斯所说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还未形成，知识分子的表达存在局限；另一方面，以专业领域而论，大部分学科在纵深的研究上都有一定推进。那么，在你看来，这十年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余世存：生于民国，今天依然在世的知识界那些人，已经淡出历史舞台，包括李慎之、朱厚泽，还是钱理群、张思之、江平等（资中筠这两年活跃一点）。这一代人这十年基本上只是在做最后的呐喊而已，他们没有提出什么特别重要的命题。他们的言说，观念有点旧。他们的价值在于，社会这么沉闷，在八九十岁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站出来，喊出一些常识性的声音。

如果用代际这个角度来观察，50后这一代人，最近十年正是退场的时候，比如，朱学勤、秦晖也好，徐友渔也好，他们在十年前非常活跃。他们的观念、知识结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了。50后交答卷是在上一个十年，也即九十年代的中后期到世纪初，而这十年，是60后、70后交答卷，无论是60后的秋风，还是70后的刘瑜，都比较活跃。但50后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明转型，提出命题都不够，60后更差。用我朋友的话说，到现在为止，60后的这一代人中，还没有出过多少像样的论文和专著。这一代人，在学术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之间的角色都有错位。像秋风所做的，只是媒体知识分子的工作而已，他不是一个学院知识分子，这种分疏差别比较大。

凤凰评论《高见》：60后所面临的局限与什么有关？

60后自己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像我这一代人是非常典型的60后。我们80年代在北大，那时在我们心中，中国文化完全是负面的东西，我们认可的还是五四新文化的这个传统，这导致我们在研究观察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情极为不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跟历史厚重悠久的文化也是不匹配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60后这一代人，有的人现在开始穿中式的衣服，弹古琴，唱京剧，像秋风现在特别爱唱戏剧，包括70后的徐晋如，他们都爱搞这套东西。摩罗开始赞美农村的生活多么自然，一场葬礼都能看出农民承载的那种厚重的文化。但是，他们都只是文化的旁观者而已，没有体验进去，就去赞美那是有问题的，因为你自己不是按那种方式在生活。

50后退出历史舞台，没有把答卷交足，60后现在看来是更糟糕。60后在知识储备、知识结构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对中国历史有很多的误判，而且还很容易走极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回过头开始去读经，读孔孟，甚至是《弟子规》、《三字经》、《了凡四训》、《孝经》等等，把这套东西全都搬出来了。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观点，孔子及儒家学说，对应的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宗法制度下，生活在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工商业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如果继续用这套学说，原封不动地作为指导，挺可笑。

余世存：用鲁迅的话说，这就是沉渣泛起了。这些现象说明，大家有精神认同的需求。所谓认同，就是说活到30、40岁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认知：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西方人，不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要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这是现实层面的焦虑。

大家都在盲目寻找，60后、70后的一批知识分子，回来拥抱了中国文化。五四对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虽然不能说盖棺论定了，但是仍然有巨大的认知价值。你不能说五四那代人有偏见，所以对儒家文化的认知应该来个否定之否定，全部予以肯定，这是糟糕的。与此同时，比如说年轻的知识分子，拿着西方的观念说事，也跟中国水土不服。比如，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急切的去拥抱西方，甚至皈依基督教。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首先想起的是王怡。

余世存：不仅是王怡，李英强，包括刘仲敬也信基督教了，而且他跑到美国去了。刘仲敬在年轻知识分子中有巨大的知识魅力，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证明这些人没有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无论认可西方文化，还是认可中国文化，你自己必须要按它那样去生活，而且你在认可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要产生你的创造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信奉了基督教，我很尊重你，但是你不能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一进入人家的大院里头，再也不出来了。你进入基督教的教堂，你要有更新鲜的创造，那我就佩服你。

比如蒋介石是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人家创造力多牛啊。蒋介石在1945年，对日广播（那天陈布雷感冒）中显示，他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运用自如，而且融通。

中国的文化道统处于断裂状态

凤凰评论《高见》：我读过黄道炫写蒋介石思想的那本书，蒋介石对传统文化十分喜爱，而且，他的喜爱不仅是口里说一套，他是在按照这套观念身体力行。尽管他后来信了基督教，但是，中国文化的痕迹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除，他也没有去走极端，他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是深入到骨子里面的。

余世存：没错。老一辈人中，我知道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他们不像今天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信了基督教，就开口闭口耶稣和《圣经》。你信了要有所创造，不能只为《圣经》作注解，就传播《圣经》而已。

我参加过不少读经的班，你不能带着一帮年轻的小孩整天读《论语》，读《孟子》，从里面找大义，这没有意义，反而把一些小孩读傻了。你说你是一个纯真的儒家教徒，很好，那你按照这样的信念生活啊。否则，你只是一个吃教的人。就像李慎之当年讲，他说在他眼里，称得上保持儒生传统的是茅于轼，人家拿稿费800块钱以上，还去交个人所得税，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儒生。

凤凰评论《高见》：宣扬儒教而没有躬身践行，等于形成了一种断裂。

余世存：这就是资中筠和李慎之一再讲过的，中国文化的道统目前处于断裂状态。像蒋介石, 在大家眼里只是个政治人物，但他要对文化进行安顿的话，肯定得去看章太炎，看梁启超，这是正统。文化道统有什么意义？比如说蒋介石在的时候，他想找一个文化人聊天，他肯定会请胡适；毛泽东想到文化人，他肯定想去读读鲁迅的书，甚至去读冯至的诗。我们以前也是，比如1990年代初认可顾准，把他找回来；后来认可王元化、李慎之，因为他们代表一种道德。这批老先生走了之后，本应该由50后接续传承，但50后完全担负不起来。我们从知识的意义上比较认可的秦晖、徐友渔，他们在文化道统的承担方面也还不匹配。就因为这种欠缺，当下文化的安顿出现了混乱。

刘小枫、朱学勤、秦晖这些人，他们应该比上一辈知识人更自由，应该摆脱体制的束缚。但这些人就是摆脱不了，如果他们摆脱了，这十年，他们自己会做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即使不做，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号召。但是你看现在，50后、60后没有多少人敢在体制外苦苦撑着自己，同时担负起文化传承责任。这种身份的认同，说明你只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只有离开体制，才能够激活中国文化原来的那些传统。比如说带弟子的传统，胡适有弟子，章太炎有大批弟子，鲁迅有弟子，甚至高尔泰也有几个非常优秀的弟子，50后这些人谁有弟子吗？刘小枫还想靠体制来培养弟子，那不胡扯吗？

十年来，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都不提过怎样的生活才是应该的，才具有正义性，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结果知识界跟着所谓的主旋律去谈感恩，谈知足，谈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来之不易，这很糟糕。

儒家的真传统在中国缺席了 凤凰评论《高见》：甘阳和刘小枫，包括北岛在内，他们思想的变化，也是近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他们原来是体制的批评或者是对抗者，多少有一点批判性，跟体制至少保持相当的距离。但这些年变成了赞美和歌颂者，这是十年来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余世存：不要从道德上去审判这些人，我们只能从理性的角度，去谈论你的“一以贯之”。比如说年轻时那么激烈的去批评，中年之后突然转向，这说明你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文化掮客而已。

凤凰评论《高见》：投机者？

余世存：其实就是投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孔子、司马迁开创的传统，在中国也缺席了。像孔子、司马迁他们是“笔则笔、削则削”，能够使乱臣贼子惧，这种文化在当代也没有，作恶者还明目张胆。像唐骏假文凭被揭穿了以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到处做报告„„社会是颠倒的，这跟真正能够担负中国文化传统，又能承载西方知识体系的知识人缺席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在知和行上，有相当一部分知识人有脱节的状况，或者说，有犬儒的迹象。你说到的知行合一，在中国古代的士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学者中，陈寅恪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确实能够产生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在现实中，这种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他会计算和权衡具体的利弊得失，大部分人有一个搭便车的心理。那些在前面带头的人，就得为自己追求的价值承担责任，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这样的人确实很少。

余世存：这十年跟九十年代一脉相承，还是过于追求知识的工具属性。大家对知识的价值避而不谈，只把知识当做工具，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信奉儒教的，还是去投靠体制的，就是把知识当敲门砖而已。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知识的价值是人的追求本身。

西方的知识人，无论是媒体知识分子，还是文化知识分子，他是在他的制度框架里面生活，这个价值是一个基础。我们现在是没有价值，还想去效仿人家的体制，结果出现了偏差。我觉得刘小枫、甘阳，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他们以为他们像西方的知识人一样，其实不是的，因为西方的知识人背靠一个非常伟大的传统，或者说价值非常坚实的制度，保证了他们的立身处世，他们知识的探索能够得到安顿，我们不行。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搞儒学的郑家栋，因为多次携带不同的女性到美国而入狱。郑家栋生于60年代，据称是儒家最有希望的后辈学者。网上的资料说，他当年入狱之后，搞儒学的昔日同道没有一个人搭救他，然后他在监狱中幻灭了，不搞儒学，出狱后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儒家是要讲实践的，不是说口头子曰诗云。郑家栋的知和行完全是两码事，跟陈寅恪，跟你说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余世存：传统的读书人，把知识当做能够滋养人生的东西，这既包括生命，也包括身体。所以，过去人讲什么，富润屋，德润身，知识就是德。朱熹有一句名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这是他的生活方式，读书不是工具，而是存在方式，和静坐连在一起。再看王阳明，往前推，推到白居易，推到苏东坡这种文化人，他们非常讲究修身。按顾则徐的说法，他的先祖顾炎武既是理财高手，又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

首先你自己要知行合一，才能在社会上知行合一。你要建立起跟自己、跟周围的关联，这是知识本身承载的伟大价值。比如说70、80年代的乡村，我们过年要给自己和邻居写对联，过去的秀才，甚至要给人批个八字，看个风水，头疼脑热、感冒伤风要开个方子，这都是读书人要干的，现在完全不行。尽管那是别人的专业的事，但从知识的价值来讲，应该找回这种东西。

你拥有知识，就不该像个白痴一样，把你的生命、身体交给别人去打理，你自己首先就应该去护理好。毓鋆瞧不上王国维，他说你们这些人读书没读好，读了去自杀；他也瞧不上刘师培，还有黄侃，在毓鋆看来作为一个读书人，把身体搞得这么差是不对的，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它说明，你的知识，是你的饭碗，是你的门票，却不是你自己存在的价值本身。

秦晖和钱理群都有局限

凤凰评论《高见》：我一直认为，秦晖老师是中国思想界第一人，对法家的批判非常深刻，但是你说他没有将自由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合到一块，提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余世存：苏小和前两天写一篇文章，《为什么钱钟书、秦晖成不了大思想家》，我没有看他细论，但是我估计他的想法跟我的感觉一样，秦晖老师的专业是历史学，但是他没有跳开他的专业来思考问题，创造知识和思想。比如，我原来问他，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答不上来。我觉得，他那样的历史学家不应该这样，连中国农耕文化最重要的节气，一个天文时间的测定，都没有去研究涉猎。他虽然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这是致命的欠缺。

第二，他对先秦文化的解读，重在对道家、儒家和法家的批评上，但他对考古学，对上古天文学，还有对文献前的中国，可能缺乏了解。那么，他再怎么深刻，也不会超越钱穆、王国维、梁启超这些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跟我们说的学术素养有关。

凤凰评论《高见》：你说的这些，可能他的涉猎的确比较少。比如说，像十三经这些东西，秦晖老师的涉猎可能就不是那么深。

余世存：中国目前最有才气的一个思想家，居然对母国文化的了解有欠缺。这就跟马悦然不给北岛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他是跟北岛接触，翻译北岛的诗，他说看不出北岛对自己祖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尊重。只要关心中国人、中国文化，这些问题必须去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比不上费孝通。费孝通这些人知道自己的知识缺陷，他就试图去弥补。

凤凰评论《高见》：你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文化，以我对秦晖老师的观察，他可能更关注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不同的切入点，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余世存：这就是秦晖的悲剧。秦晖究竟在对谁说话？80后、90后，他们基本上不怎么看秦晖的东西。他的读者，可能主要是50、60、70后这三代人。秦晖老师的东西是学院式的，中国亟需人的启蒙和文化的启蒙，这又离不开通识知识产品，但秦晖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认真看了《走出帝制》，严格说，这既不是学院式，也不是社会式。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用非常平等的态度告诉读者，中国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多年的经济发展，足够支撑很多通识性的文化产品，类似于我比较赞赏的房龙的那种历史作品，像盐野七生的历史作品，像贡布里希的历史作品，而不是书摘。书摘只是你的读书笔记而已，你对公众发言，要有一种新的方式，这其实也是我说的，话语方式的转型，话语范式的转型。

所以秦晖其实挺孤独的，因为他太正确了，回应他的人几乎很少。秦晖老师提的概念很多，但是他的概念还比不上吴思那么巨大的社会生命力。无论是“潜规则”还是“血酬”，还有“合法伤害权”，这些概念都很好，大家一听就明白。秦晖的概念，“共同底线”，那是圈里面的话。我觉得，一个有原创力的知识人，你的书最终会被大家众口相传，传到最后是你的观念。像费孝通的观念也很多，“差序格局”，“时势权力”，都非常好。

凤凰评论《高见》：钱理群是你的老师，他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有意思的是，他的几个弟子走的都是他不太认同的道路。我记得，你发表过一篇文章，对钱理群先生也有谨慎的保留。你之前说，一个教授，要靠他的弟子来达成群体的影响，形成代际的思想传递和交流，但是，钱老师和弟子之间出现了背反。

余世存：钱老师的知识结构也很欠缺，我跟钱老师谈传统文化，他都沉默，他没有感觉。所以，谈人的启蒙也好，文化的启蒙也好，可以看出，知识界的这些人，本身都是站在知识的碎片上。

钱老师对中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大，他给很多中学老师写回信，据说写了近万封。梁卫星曾收到过钱老师一封上万字的长信。这些中学老师，终身都感激钱老师，那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在学术思想的传承方面，钱老师的弟子，是有问题了，反而跟他是背道而驰，分道扬镳。我觉得，这可能跟钱老师激情有余、然后理智不足有关系。他是一个文学中人，不是一个社科中人。甚至他的知识分子的旗帜，我觉得也是不够扎实的。当然，他个人的修为、修养，还有他个人的那种认知，我觉得非常宝贵。

凤凰评论《高见》：他为人处世很纯粹，没有架子，基本做到了知行合一，他身上有那种道德感召力，让人比较敬佩。

余世存：无论是他退休后去教中学小学，还是现在住到养老院，以及他在三联那次演讲，宣布退出公共生活，我觉得都非常了不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甚至超越了茅于轼。钱老师的弟子背叛他，也可以理解为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格过于纯粹，反而对人情世故不够了然，因此不能对学生有更多的启迪性。

只是从精神、知识上去要求学生，没有在生活、生存方面，跟学生互动交流，这是不够的。同样有人格感召力的高尔泰特立独行，所以他的弟子，也是特立独行，一说起高先生，都是内心充满感激，而且觉得高尔泰先生影响了他们一生的道路，那是一种无言的感召。虽然高先生也很纯粹，眼睛里揉不下沙子，但是他的学生觉得跟着高先生，或者说跟着高先生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去受难受苦，是值得的。很多人说谭嗣同不值得，他应该像梁启超一样跑了算了，这说明当代的文化启蒙和人的启蒙做得不够，有空白，年轻人出现了混乱，去否定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认为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