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孤独】和邓丽君一起走过的日子西田裕司著.

第一篇：【美丽与孤独】和邓丽君一起走过的日子西田裕司著.

【美丽与孤独】：和邓丽君一起走过的日子西田裕司／著【简介】

舞台上，她是光芒四射、美丽耀眼的超级巨星，温婉甜美的歌声风靡了台湾、香港、日本，乃至於全亚洲，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

舞台下，她是渴望爱情、结婚生子的平常女性，再多的掌声、荣耀，依然难以填补她空虚的心灵，及曲终人散後的寂寞与孤独。

本书作者西田裕司是邓丽君在日本的经纪人兼监制，他们俩人的感情如兄妹、如情侣。在共事的九年裏，西田裕司与邓丽君一起，分享了她挫折时的哀伤、成功时的喜悦，同时也逐渐进入邓丽君不为人知的心灵深处。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一代巨星消逝於灿烂的星空。但她的风采、歌曲及水晶般的声音，却永远深植於大家的心中。如同作者所说的：「不管在什麼时候，不管吃了多大的苦，邓丽君总是露出她最美丽的笑容。她用那亲切的声音，为我们展现了对明天的梦想。」

【序】

自我和邓丽君认识、一起工作、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这九年间的许多事情，说真的，已随著岁月的推移而日渐忘却了。

在这珍贵的九年里，我得以身为邓丽君的经纪人、监制，为她不倦地工作。我把这个时期的点滴收在这本小书里。相信衷心地喜欢邓丽君的歌迷，在欣赏她的唱片时有过的感触，在读这本书时，也会扩散开来。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

不管在什麼时候，不管吃了多大的苦，邓丽君总是露出她美丽的笑容，她用那亲切的话语，为我们展现了对明天的梦想。

今晚我要对酒而歌，在唱她的歌时，寄托我深深的怀念。『

情同兄妹——代序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一节•君子之交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二节•亚洲超级巨星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三节•抉择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四节•结婚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五节•“披头四”的录音间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第六节•大奖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一节•忘不了的美食——鲍鱼与拉面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二节•灿烂的笑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三节•《时光如逝水》与美空云雀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四节•手套之间的冷战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五节•短暂的恋情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第一节•假护照**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第二节•中伤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第三节•香港•香港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第四节•最后的恋情 •哪一天再……代结语

•后记』

【情同兄妹——代序】

“我们一起去买东西吧。”邓丽君很有兴致地说。“去丸井，涩谷的丸井。”她显得有点兴奋。“你想买什么？” “买……家具。”她说得很果断，显然心里已有了决定。这时候，无论你怎么说服邓丽君，也是徒劳的。邓丽君是个性格执着的人。与其说执着，不如说更近于固执。只要喜欢上某样东西，她便会痴缠到底，无论对人、对物都如此。她不在乎人家怎么说，只要自己喜欢便行。我和她共事期间，她都是这样。作为监制兼经理人，我常在她的身边，类似的执着发生过多少次，我已记不清了。“家具？什么地方都有，用不着专程去丸井买啊。” 邓丽君购买私人物品，我向来都随她的意，不过这次买的可不一样。她要买家具运到她当时居住的香港。她搬到香港不久，购买新家具大概是为了布置新居。邓丽君已沉醉在丸井的家具里。无论在丸井还是在其他公司买，运到香港要多少运费？这些问题似乎与己无关，她只是一心要买。“香港没有家具卖吗？而且，运费不便宜哦。” 我试着努力劝说一番，但她还是不为所动，仍然执意地说：“我要去丸井。” 最后，我拗不过她，只好去了。她挑了一整套以白色为基础色调的家具，包括床、柜、餐柜、餐桌，连台布也买了下来。她挑选的方法很简单，像是要把展销场上的那套摆设，原封不动地搬回去似的。邓丽君向来都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她几乎不考虑要花多少代价。不过，她不是那种一掷千金的豪客，她很懂得金钱的可贵。邓丽君不缺钱，但还没有多到无需问价的程度。不过，她一旦爱上某件物品，便不会考虑它的价格。邓丽君的价值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以金钱衡量。在原宿买了副两千日圆（约合人民币一百多元）的太阳眼镜，她很喜欢，用了近两年。有只狄士尼的唐老鸭字盘手表，她也戴了很长时间，还充满自豪地到处问人：“这表很好看吧？”我常常做这样的邓丽君的金钱管家。顺便一提，这时的邓丽君，对日本式的东西非常着迷。她买了个桧木造的和式浴桶，要和整套家具一起运往香港。“怎么连浴桶也运去？”当我问她时，她呆呆地说：“洗日本澡好舒服啊。” 她说话时，脸部鼓得像个满月。邓丽君的脸孔和上镜时有些不同。她本人面部较小，眉清目秀。当我把这个看法告诉她时她只是说：“是吗？”样子可爱极了。邓丽君喜欢日式的东西，可谓不惜工本，她后来竟提出把铺地板的“榻榻米”也运回香港去。这种“榻榻米”是用兰草造的，经过干燥处理，气味不错，但装上船，吸了湿气便会变质。经过我劝说，她才作罢：“那我就铺凉席好了。” 回想这些琐事，我不由得莞尔一笑。我现在仍然认为，邓丽君的独特趣味颇异于常人。不过，她的行为和我小时候倒有些相似。那时，我爱收藏弹珠、啤酒瓶盖之类的东西，这也是无理可喻的。

如今，邓丽君已不在人世，她的这种执着，我再也不能领略了。我以唱片公司工作人员的身份和邓丽君认识，后来在她身边工作了九年。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像恋人，不是同伴，也不是朋友；我和她的感情有如兄妹。现在回想起初次见面时的戏剧性场面，便觉得她仿佛仍在身旁。斯人已矣，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有种妹妹出嫁的感觉。我觉得孤寂，就像是老朋友已踏上跋涉的长途，短期不会回家。我总觉得，有一天她终究会回来的。

后来，算了算，邓丽君买的一套家具和桧木浴桶，到香港的运费竟花了约七十万日圆，与家具的货款相差无几。由于体积太大，不能用空运。船运需时一个半月。邓丽君心满意足地说：“那没关系。” 就这样，这套家具和桧木浴桶，在船里晃晃荡荡地运到了香港。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一节•君子之交】

新年刚过，时令已近严冬，邓丽君的个人大碟《偿还》，开始在唱片的专卖店贩售。准确地说，时间是一九八四年的一月。初时只摆在角落里，和乐谱、口琴、响板之类的唱碟混杂在一起。那时候，带针的复古唱片销路还好。《偿还》是邓丽君在日本复出的第一炮，从发售开始，好不容易熬了一年，最后成了最畅销的唱片之一。继《偿还》之后，《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中译：我只在乎你）、《别离的预感》等也大受欢迎。在旁人看来，邓丽君在日本东山再起，一定非常顺利，只要乘胜追击，接连推出新唱片便行了。但事实上在初时，根本没有人会想到，邓丽君的歌会这样风行一时。

邓丽君决定在日本复出不久，我所在的唱片公司，已决定制作邓丽君的歌曲。但公司大多数的同事，对销售邓丽君的唱片，根本不感兴趣。更真切地说，他们根本没想到，邓丽君的唱片会畅销。甚至有人打赌，如果邓丽君的唱片畅销，他愿意倒立给大家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公司里根本没有推销邓丽君唱片的诚意，这一点实在太过分了。要说理由吗？自一九七九年发生了“假护照事件”，邓丽君离开日本后，她在日本便没有过任何活动。而且，在一般人眼中，“假护照”**对邓丽君的形象已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公司里大多数人也为此担心，我也不例外。邓丽君的唱片样本一出来，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好几个星期，也没有人理会。在一般情况下，样本出来了，宣传人员便会立即拿去促销。但塞在纸箱里的邓丽君这两千张唱碟，竟没有人打算拿出来推介。在冷冰冰的气氛里，我被委派做邓丽君的经理人。说实话，初时我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想来也觉得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我的心情骤然一变，想要尝试“推销邓丽君”。在辽阔的亚洲，邓丽君有如此众多的歌迷，这对我是极大的激励。

我就像一般戏剧中的男主角一样：他对女主角原先并不感兴趣，但在某天突然改变了态度，并逐渐坠入情网。和邓丽君九年的交往，我慢慢地领会到这一点。我迷上邓丽君，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三年二月。某天，我在酒店大厅里，等候邓丽君的到来。为了安排她今后在日本的活动，我专程来到当时邓丽君旅居的新加坡。日本这时正是隆冬，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适应新加坡闷热的天气。本来穿着毛衣、大衣，突然换了短袖衬衣，虽然觉得无拘无束，但那种怪怪的感觉，一时还不太习惯。邓丽君工作时很守时。这一天，她几乎是准时地翩然而至。她轻移玉步，有节奏地向我走过来，就像时装模特儿在舞台上行走。邓丽君常常是这样，不管在哪里，也不管和谁约晤，一见到对方，她的步姿便会自然而然地改变。不论是工作，还是私人场合，都是如此即使久未晤面，在相逢的刹那，她那亲切的眼神，已消融了时光的阻隔。邓丽君的举止、神态，总是这样温婉可人。这时，邓丽君望着我，说：“你看，我剪了发。好看吗？”她边说着，边用手轻抚着自己的头发。她烫了个齐肩的发，和面容很合衬。“唔，真好看。”“我第一次剪得这么短。” 完全没有社交辞令，邓丽君和我的谈话便这样开始了。有些善交际的人，和相知不深的人交往也能谈笑风生，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也许会对工作有利；但说得过分了，便会妨碍双方的感情。我有一种直觉：邓丽君不是那种人。我和她相识不久，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大概是她那亲切的笑容与话语起了作用。

“您饿了吗？一起去吃饭吧。”邓丽君说。我们在酒店内的日本餐厅吃寿司时，邓丽君出乎意外地说：“西田先生，我想在‘劲歌舞台’演出，您说好吗？” “当然。我会尽力让你上这个节目。” 当时，富士电视台正播映“夜之劲歌舞台”。这是个大型节目，只有当红歌手才有机会登台演唱。邓丽君很希望能上这个节目。在《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等歌相继成为热门歌曲后，“夜之劲歌舞台”和ＴＢＳ电视台的“十大金曲”等大型节目，都争相邀请邓丽君演出。想当初，在邓丽君还未如此受欢迎时，其他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对我们都不感兴趣。我说尽力让邓丽君在大型节目露脸，虽然不是吹牛，但是，就连公司也不用心思去推销她的唱片，我又能有多大能耐？ “我在新加坡逗留一星期左右。我们可好好谈谈今后的计划。”我支支吾吾地说。这时，邓丽君却说： “那就好了……唔，西田先生，您喜欢什么运动？” “我喜欢的项目很多，现在，我倒很想游泳。” “好，明天一起去泳池吧。请您明天十点联络我。”邓丽君轻松地说。我却大出意外。现在回想起来，她也真够爽快的。

邓丽君在新加坡购置的公寓，有个美丽的花园，绿草如茵，园中央有个中型的椭圆形泳池，长二十米、宽十米左右。我们就在这里享受逍遥之乐。泳池是公寓住客专用的，这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戏水。在晴空下，邓丽君更显得自由、开朗，她用优雅的蛙式游着。邓丽君原先就很喜欢游泳。在台湾，她不能说游就游，反而使她对这项运动更感兴趣。在新加坡和后来居住的香港，她都经常到泳池畅泳。和一个相识不久的男人共泳，邓丽君一点也不显得腼腆。她尽情享受这段属于自己的时光。但我却不能如此。“替你拍张照片好吗？”我问。“为什么要照？” “寄回日本去。你的游泳照片是很难拍得到的。” 我打算把邓丽君的泳照印制成明信片，寄给日本的各个传播媒体，我认为这对邓丽君在日本复出的宣传，会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先去化化妆，好吗？”邓丽君说。“我看不用了。” 的确用不着化妆。以真面目示人的邓丽君，也显得光彩照人。现在回想起来，这时正是邓丽君和我的 “蜜月”期。

尽管交往未深，但我们对彼此都充满着期望，而且互相信赖。虽然不知道将来进展如何，但我们都怀着希望，带着探险的心理，蓄存着一股劲，要干一番事业。对今后在日本的发展，我和邓丽君都是充满信心的。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是从新加坡这个泳池开始的。邓丽君在日本的进展，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她的唱片发售了几个月，都毫无动静，换句话说，是根本卖不出去。我和各电视台、电台所有的节目制作者都打过交道，要求他们安排演出，都被婉言拒绝了。杂志、报章也不予报道。如果肯花钱，自然怎么宣传都可以，但我们的预算是受到限制的。公司里，仍然以“反正卖不出去，又何必花钱”的意见占上风。但是，邓丽君的歌如果没有机会演出，听众听不到的话，又怎么能卖得出去？哪怕是一次也好，我们需要这样的机会。这时候，我一直穷思苦想：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用什么方式，怎样才能够让邓丽君的歌流传开来呢？想到最后，终于想出一条“苦肉计”：我想起了“儿童展歌喉”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当时有颇高的收视率，让我的女儿上去唱邓丽君的歌不就行了？就这样，我那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儿童展歌喉”里，唱起了邓丽君的《偿还》。其实，她并不怎么喜欢唱歌，唱得也不出色，只是似懂非懂地在摄影机前唱出《偿还》。这是一首成年人的情歌，很不适合六岁的孩子唱。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做，也实在太天真了。但当时我是郑重其事的。每唱完一首歌，节目主持人便会向表演者提问。我的女儿也不例外。“你几岁了？”善于和孩子们沟通的节目主持人亲切地问。“六岁。”我的女儿回答，一点也不怕生。“你爸爸做什么工作？”节目主持人继续问。“他是负责邓丽君的。”她满不在乎地答。“是吗？” 节目主持人高声说着，舞台下顿时响起一阵笑声。为了取得效果，这种问答似乎是事先安排的。好在节目主持和舞台气氛都给人亲切之感。接着要做的工作，就是上“搞笑十大金曲”这个节目。当时，富士电视台有个叫“我们是搞笑一族”的节目，其中有个“搞笑十大金曲”的单元。这是ＴＢＳ电视台“十大金曲”的搞笑版，由相声演员化装成歌手，边舞边对口型唱流行曲。歌手几乎都不会登场演出，但播的确是原唱片的歌。它不像“十大金曲”那样，根据销售量来决定歌曲的排行。这个节目，由工作人员在众多的歌曲中随意挑选十首。我请“搞笑十大金曲”的主持人，把邓丽君的歌选进“十大”中去。相声《三郎与四郎》的主角桑宝扮演邓丽君，他胖胖的，样子有点怪，但很讨人喜欢。最值得感谢的是，可以由他扮歌手，对着口型，把邓丽君的歌播出来。邓丽君在电视上看到桑宝扮演自己，笑得用手掩住了嘴。她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桑宝的演出，不住地笑着说：“这个节目可真有趣。” 后来，除《偿还》外，《爱人》和《任时光在身旁流逝》这两首歌也被“搞笑十大金曲”选进去了。到了后来，“搞笑十大金曲”的节目监制，邀请真正的邓丽君上台演唱。就这样，我们不惜抓住最小的机会，见缝插针地展开活动。这是邓丽君早期在日本发展还没有知名度、也没有经费的时期的苦肉计。邓丽君和我，在这个时期可谓备尝艰辛。现在回想起来，苦中也有乐趣。在她的歌曲接连成为热门歌曲之前，我们反而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也许是我们当时还年轻吧。我俩对前景并不太在意，应该说，根本没有过多的时间考虑将来，只是努力地工作。这时候，邓丽君和我的热情是最旺盛的，也是我们最同心协力的时期。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二节•亚洲超级巨星】

邓丽君是亚洲人钟爱的歌手。除了在她的故乡台湾，在中国大陆、香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日本，邓丽君的歌在亚洲各处流传，她是亚洲的超级巨星。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不是一般的歌手，有数百万歌迷冀盼着她，期待她的新歌问世。她是得到众多歌迷支持的超级巨星。超级巨星便有超级巨星的任务。例如，要保持自己现在的水准，歌曲制作的品质不容降低，不能辜负歌迷的期望；职业歌手应做的，都要贯彻始终。这一切，邓丽君都很明白。在她看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就像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一样，他们专注于自己业务范围的活动是很正常的。邓丽君也只是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职业歌手的位置上。她的这种自觉，并不是以势压人，而是把自己放在和观众完全同等的高度，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做自己专业分内的事。邓丽君对自己应做的事，十分明确。她的目标，是做个百分之百的唱片歌手，希望听众从唱片里欣赏自己的歌。这绝不等同 “请你买唱片吧。”她没有这种意识。她说不出“请你专程来听我唱歌”那样的话，但至少希望你能听听唱片。我想，这正表现了邓丽君的谦逊。听听唱片便好了，希望你能欣赏。——她的各种宣传活动，都只为了这个目的。这是一条清楚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可以说，邓丽君并不是个精明的歌手。只靠自己的歌来决定胜负，她这种态度是很坚决的。

我第一次领略到邓丽君的超级巨星丰采，是在一九八三年。她当时正从香港开始，到东南亚各地巡回演唱。这时，她还没有在日本做正式活动，决定由我当她的经理人，也为时未久。自假护照**以来，可以说，日本方面完全没有报道过邓丽君的消息。但在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地区，她四处演唱，十分活跃。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凯撒皇宫”，这个著名歌星法兰仙纳杜拉等经常使用的大舞台，邓丽君在这里演唱，也座无虚席。在香港，我是在红勘体育馆看邓丽君演出。这里可容纳一万三千名观众，是香港最大的舞台。和日本武道馆一样，它的舞台在中央，设有三百六十度的观众席：可分为前座席、大堂、二楼席和三楼席。这一天，邓丽君的演唱会全场爆满，观众挤得密密麻麻。聚光灯仍未亮起，在暗淡的灯光下，舞台周遭的观众席上，一片笑语喧哗。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邓丽君的演出。我坐在邓丽君特别为我准备的前座中央的座位上。身旁的翻译齐先生，一再告诉我有关邓丽君演唱会的情况。令我吃惊的是，现场一万三千名的观众当中，竟有三千人是专程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利用年底的新年假期，到香港来看邓丽君演唱会。邓丽君在这里连唱七天，场场爆满。她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我初次感受到邓丽君的魅力。演唱会延后一小时才开。舞台上的灯光，由暗淡转为璀璨。观众齐声鼓掌。掌声像起伏的波浪在体育馆内流动，历久不息。我坐在前座中央，简直被热情的掌声淹没了。观众狂热的情绪真令人吃惊。邓丽君在掌声中出现，轻展歌喉。观众更兴奋。我也被这股情绪深深感染着。舞台上的邓丽君明艳照人。女性的美、歌手的艳、职业的威严，齐集一身。她在舞台上发挥的力量，是令人惊讶的。在舞台上的邓丽君，和我心目中的形象，简直有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她唱的歌和十年前在日本唱过的也完全不同。再也不是慢悠悠的民歌，而是节奏强劲、载歌载舞的流行曲。歌曲、服装和舞台设计，都很有流行曲的味道。每唱完一首，都响起如潮的掌声。唱了一首又一首，观众兴奋得难以名状，感动得连连赞叹。后来，邓丽君接受观众点唱，她清唱起来。刚才雷鸣般的掌声，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全消失了，场内一片寂静。静默中，响起了她那水晶一般清亮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现：自从我答应做邓丽君的经理人后，我追求的正是眼前的这一切。刚开始时是颇含糊的，如今已清楚地展现在眼前了。我的内心再次兴奋不已。邓丽君在香港音乐节中获奖，这是对她作为优秀歌手的肯定表彰。音乐节由香港著名演员成龙颁奖。获奖的是邓丽君，她自然要从成龙手中领奖。想不到，成龙正要把奖交给邓丽君时，她突然匆匆走开了。成龙追了上去。颁奖仪式由电视现场转播，两人在台上追逐的画面，也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这时候，正流传着邓丽君和成龙的绯闻。后来我向邓丽君打听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我当时以为，两人的绯闻传得正盛，邓丽君肯定是为了避嫌才会在台上逃走。我把这个看法告诉邓丽君，她说：“不是这样，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奖。” “我做得不对吗？成龙是演员，那天颁的却是音乐奖。葛莱美奖和其他音乐节的奖，颁奖人都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如果由音乐界中的人给我颁奖还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要从电影界的人手中领奖呢！”邓丽君颇为郑重地说。她认为，在音乐节领奖不只是单纯的领受，它是音乐界非常隆重的一个仪式。让活跃在完全不同领域的人随便地对自己赞一句：“了不起”，在她看来，这未免太轻率了。邓丽君这样重视歌手的自尊，是由于她有着辉煌的成绩。邓丽君并不是一般的歌手，她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不只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她也让无数人对她着迷；在美国的“凯撒皇宫”，香港最大的红勘体育馆，她的演唱会也场场爆满；世界各地的华侨，许多人都被她的歌声牵动得如痴如醉。

过不了多久，邓丽君许多深受欢迎的歌曲在日本问世了。就像千昌夫的《北国之春》一样，邓丽君唱的日本歌也在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流传。邓丽君很清楚自己的成绩、实力和拥有的特长。但她从不轻易说出口，也决不因此而趾高气扬。我初次和她见面时，她也只是说：“请您到香港旅行，顺便看看我的演唱会。” 邓丽君就是这样的人。她的自尊心很强，和她强烈的自尊心恰成对比的是，邓丽君也有她纯真的一面。甚至可以说，带有某种程度的滑稽。她可以在一万多个观众面前，泰然自若地演唱，有时她也会像个天真的孩子，紧张得手足无措。这是在电视现场直播时发生的事情。邓丽君在日本东山再起后，终于可以上电视节目了。在旁人看来，对那些多次上过电视演出的歌手来说，上电视节目有如家常便饭，应该不会特别紧张。有些歌手的确如此，但邓丽君可不是这样。她每次上电视演唱都颇为紧张，甚至有些激动。有一次，可能是因为许久没上电视台演出，她显得特别紧张。“西田先生，我忘了歌词。怎么办？”邓丽君说。“自己的歌也记不住，太可笑了。” “平日我是记得很清楚的，现在太紧张了……”她可怜兮兮地说。哪里有要边看“大字报”边唱自己歌的歌手？而且是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面前。这可真令人尴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站在摄影机旁边，以动作来提示歌词。唱《偿还》这首歌时，唱到“香烟也要少抽一点”，我便在嘴边叼上一支烟；唱到“像孩子般的你”，我便装出孩子的天真样。这当然很不好看，但邓丽君和我都全力以赴。邓丽君有时是这样的超级巨星：她不精明，但很纯真。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三节•抉择】

邓丽君、我和公司，刚开始完全都没想到唱片会这样畅销。《偿还》八十万张、《爱人》六十万张、《任时光在身旁流逝》九十万张。销售量的确不错。不过，唱片销售得越好，邓丽君便越是忙碌，连普通女性应有的生活享受，她似乎也完全忘记了。在漫长的歌手生涯里，当她蓦然回首便会发现：这些生活享受都是她自己一一舍弃的。邓丽君的这种矛盾经常出现，而我自然也会牵涉其中。她和我基本上是推心置腹的，我明白她每个时期的烦恼和犹疑。不过，对邓丽君苦恼的根源，我并不深知。在我看来，最值得高兴的，便是“唱片畅销”。至于她心中的感情纠葛，如果以某种形式得以消除，我反而担心公司会有所失。一九八四年六月，《偿还》这张唱片终于开始发售了。最初，销量只是平平。经我们在有线电台宣传，才有了起色。后来一直上升到有线电台最受欢迎歌曲的第八九位。进展到这个地步，只要专心安排歌手上电视台、电台演出，唱片的销售量便会平稳地增长。这时候，我心想：好了，应该把邓丽君请到日本来，打铁趁热，上电视台演唱。一般以为，邓丽君既然在日本发展，自然是长期住在日本。实际并不是这样。她在台湾、新加坡、香港都有自己的家，她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生活。在日本如有电视演出或要接受访问，我便把邓丽君请来，在酒店暂住。这时候，邓丽君住在洛杉矶。我打电话给她，请她马上来日本。令我吃惊的是，邓丽君毫不含糊地回答：“NO”。说真的，邓丽君已经厌烦了日本。她复出后已来过日本两次，做过一般性的宣传活动。她被拉来拉去，上电台和地方台的节目、接受杂志访问；她的行程紧密，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疲于奔命。在邓丽君看来，为在日本发展，她已经努力了好几年。她心里大概会认为：在日本的宣传活动已差不多，该缓一缓了。但在我们眼里，她的推广工作只不过走了两三步。这时候，邓丽君并不住在她的故乡台湾，也不在她住惯的新加坡。日本的活动这样繁忙，她却特地住到洛杉矶去。她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要把在此之前所舍弃的东西，逐步争取回来。她的“NO”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好吧，那我到洛杉矶去。” “明白了。”邓丽君的语气颇令人失望。在电话里即使怎么说，看来也无济于事，如果直接对话，邓丽君一定会理解的。我这样想着，不把她的“NO”当一回事儿。实际上，事情并不简单。在洛杉矶接我的，不只是邓丽君，同来的还有一个小个子、戴着圆眼镜的中国人税务师查理士•刘，以及身材高挑、貌似花花公子的美国人律师J.古柏，他们一行三人。这时候，我才初次觉察到，邓丽君说的 “NO”，事关重大。实际上，在我到达洛杉矶第二天的晚餐时间，我和邓丽君才说得上话。在饭席上，她只是反复强调：“我很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 她随后干脆地说：“从明天起，有关工作的事，请您和刘先生谈好了。” 这是一种明显的拒绝，用刘先生来阻挡我和她直接交谈。后来我才知道，邓丽君这时候正坠入爱河。她和香港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少东，已经进展到快要结婚了。邓丽君心里肯定认为，和这位公子结婚定会得到幸福。看来，邓丽君是这样考虑的：回顾自己的人生，她需要过一过普通女性应有的幸福生活。而现在，这种幸福快要到手了。她大概已决定婚后退出歌坛。上学、念书、遇到意中人，和他结婚——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幸福了。虽然不怎么充实，但这种细致入微的幸福，是邓丽君先前不曾感受过的。为了得到这种幸福，就需要把以前的生活 “来个圆满结束”。对邓丽君来说，便不能再去日本了。为了宣告“邓丽君以前的生活已结束”，她才让我到洛杉矶来。从第二天起，我不能和邓丽君直接面谈，只好把“希望她来日本”的强烈要求，向查理士•刘和J.古柏两人提出。J.古柏先生的办公室，位于洛杉矶的贝弗利山。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市中心。雪白的墙壁、宽大的窗、枣红色的地毯—— 在这个房间的尽头，是古柏先生的大办公桌。他稳重地坐在桌旁，我和查理士•刘坐在他桌前的沙发上。我和他俩的谈判，是从查理士•刘说的这句话开始：“邓丽君不去日本了。”原先看不到的高墙，已在眼前出现。J.古柏这位男士是琼斯•乔治、迈克尔•杰克逊的法律顾问，在美国国内，他是娱乐界中最被推崇的律师，才能超卓。他气定神闲地端坐着。不着痕迹的商务气氛，反而给人紧张的感觉。他当时的任务，是间接地向我转达邓丽君的意见。无非是说，邓丽君已不能接受那么频密的行程，不能再和日本公司签约。他平心静气地说着，但我却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听懂他的英语。“而且，在日本复出之前，邓丽君在东南亚已出了数量相当庞大的唱片。这些唱片的版税，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到日本发展。邓丽君是这样说的。” J.古柏说。邓丽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在日本的行程排得太紧；邓丽君的唱片在东南亚各处都有盗版，这是老早就使她头痛的问题。不过，她的歌好不容易才被有线电台列入金曲榜，邓丽君不是也为此作过许多努力吗？事情进展到这个地步，无论如何，我也得把她带回日本去。至于东南亚的版税问题，和我们无关，而在日本制作的唱片，版税是一清二楚的。

更何况，我所在的公司当时正陷于窘境。对公司来说，邓丽君简直是台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轻易放手？现在想起来也有点滑稽，当时我的谈判态度很不好，有时甚至大发脾气。“东南亚的版税问题和我们无关。日本的版税，我们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不管我怎么说，J.古柏的脸上仍然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邓丽君的唱片一定会畅销。我们对此充满信心，但他们又能理解多少？我只能尽力表达自己的看法。敝国素有“暧昧的日本”之称，仔细想想，邓丽君和我们公司的关系，其实也十分暧昧。我们之间并没有书面合约，几乎全靠一个“信”字。邓丽君如果不相信我们，“从此告终”是当然的。不过，我们丝毫也没有动摇过。可能这便是日本人独有的、只有我们才会理解的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尽力让他们理解我们的这种心态。就这样，连续谈了三个多小时。我说不惯英语，累得筋疲力尽。但我并不死心，最后仍死缠烂打地继续谈下去：“我们不会做任何损害邓丽君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她去日本。现在去，我保证她的唱片一定畅销。这也是为她好。请你们相信我。” 实际上，这些话我只能断断续续地用英语说。这时候，J.古柏的表情为之一变：“日本人做生意，还有这讲人情的一面吗？”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您直接和邓丽君谈吧。好好说的话，她会接受的。” 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从第二天起，我终日在酒店里专心等候邓丽君的电话。和J.古柏等谈判结束，已过了四天。邓丽君明明知道我等候他们的答复，但仍然不发一语。我和公司联络，上司说，要等到邓丽君答应来日本，我才可以回去。钱快用光了，我对那些淋着油，没有什么吃头的美国菜，也渐渐吃腻了。听那说得飞快的英语也好，自己说也好，都觉得讨厌。到汉堡店用英语买东西，我也显得不耐烦了。就连洛杉矶蔚蓝的晴空，我也没有好感了。我尝试和邓丽君联络，但她根本不接电话。终于接通了，是查理士•刘，我请他转达想和邓丽君见面的讯息，他只是淡淡地说：“她说不必了”。我又不能回去，时间却一天天地过去了。到达洛杉矶的第七天。终于等到邓丽君的电话。她电话里的声音，让我抱有一丝丝的希望。但她依然态度坚决。对死缠在洛杉矶的我，邓丽君大概是想敷衍一下吧。她的回答还是：“不去日本。”邓丽君用平静的口吻说：“我也是女人，要考虑包括结婚在内的人生大事。我虽然不会就这样退出歌坛，但也不想做太紧张的工作。我想过一些清闲的日子。” 她的心情并非不可理解。但我却不能这样轻易地抽身而退。邓丽君的唱片在日本能否畅销，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我虽然理解她的心情，但悠悠闲闲又怎会取得成功？日本的市场怎么会这样容易占领呢？我们的一片苦心，她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越来越觉得委屈。在旁人看来，这大概是不会发生的：我已心力交瘁，这时候竟流出了遗憾的眼泪。公司同仁都在等待着邓丽君的消息，从早到晚一直痴痴地等。她不去日本，我便只能在这里。我可以不吃饭，要一直等到她说：“好”。——我对邓丽君这样说——几乎是向她哭诉。邓丽君在电话的另一边，默默地听着。好不容易和她通上电话，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千里迢迢从日本来到洛杉矶，一个大男人，边哭边劝，还是说服不了一个女子。我究竟是在干什么？在邓丽君的沉默里，我不由得这样想。这时候，邓丽君低声地说：“明白了，我去好了。” 真是语出突然。“你是说愿意去日本吗？” “是的，去日本。请您不要哭了，我答应您。” 邓丽君就像在哄小孩。七天来的谈判终于结束了。邓丽君决定再到日本去。原来，邓丽君这时候已又一次悄悄地对某些东西死了心。她是放弃了某些东西才再到日本去的。回想起来，每当邓丽君遇到事业和爱情的矛盾，我被牵扯进去时，都苦恼不堪；而另一方面，我又总是在某个地方，做了某些工作，使她最终作出了舍弃感情生活的决定。在四十二年的生活里，她放弃的东西够多了。难道她能够捡回来吗？我一向以为，邓丽君是适合以唱歌为终身职业的。直到现在，我才觉得她明明可以有其他选择。每想到她的一生如此短暂，我的这种想法便愈加强烈了。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四节•结婚】

“我想结婚。” 邓丽君冷不防说了这么一句。室外蝉正鸣。可能因为是初夏，蝉声并不那么令人烦躁。我和邓丽君正在东京的英国大使馆等候签证。室内的天花板很高，冷气吹得每个角落都凉飕飕的。这和刚才我们来时路上猛烈的阳光、青翠的绿树适成对比。邓丽君把她那顶小小的太阳帽放在膝上。不只是这个时候，大概终其一生，邓丽君都有三个愿望：结婚、生孩子和念书。作为女性，抱有这样的愿望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候她的三个愿望中的两个：结婚和念书，几乎可以达成。邓丽君从洛杉矶专程到日本，逗留了两周，原定的工作总算大致完成了。有线电视台的排名、唱片销售的情况，都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宣传活动已告一段落，下一阶段的录音计划也顺利取得了一致意见。到日本做宣传活动时，邓丽君在洛杉矶原先便有的“想念书”的强烈愿望，并没有任何改变。她放弃了到美国留学的念头，正办理到伦敦念书的手续。为了配合她的安排，我打算把下次录音的地点定在伦敦。为了申请她在伦敦念书、录音的签证，我们特地来到英国大使馆。没想到办签证竟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我和邓丽君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了又等。这时候，邓丽君突然提出想结婚。“我真想就这样躲起来。抛弃工作，离开家人，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也好，我想躲起来。” 邓丽君竟这样说。这时候，她大概碰到不少麻烦吧。“为什么？” “我想您多少也知道一些，我打算结婚。这次可能真会结婚，西田先生，我事先告诉您。” “唔，这是好事呵。人总要结一次婚。我结过婚，给你的意见不会错的。” 结婚，不管对女方还是男方，都是重大的抉择。如此重大的事情，邓丽君却像随口而出。为了测试一下她是不是认真的，我故意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了上面的话。“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 邓丽君是认真的，但心里却有些矛盾。她重复地说，像是在自问自答。她又像要说服自己：结婚的确是件好事情。“结婚有什么不好？”她一本正经地说。“他怎么样？” “他想马上结婚。” “你的意见呢？” “唔，我也打算结婚。” 邓丽君的语气，仍然带着犹疑。在这次具体地谈到结婚之前，邓丽君经常说“我想要个孩子”。这时候，她已三十岁，正是适产的年龄。但另一方面，她在日本的发展很顺利，如果能把婚期延迟一些，对她的事业会有好处——邓丽君正为此而苦恼吧。事业刚刚有了基础的女性，几乎绝大部分在考虑婚姻时都会有同样的烦恼。邓丽君比一般人更矛盾。她结婚的对象，是香港一个上流酒店的少东。“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你家里人……？” “不，如果结婚，他说会照顾我的家人。” “你家里人反对吗？” “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在他看来，婚后照顾邓丽君家人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这方面不存在任何经济问题。不过，他希望邓丽君婚后专注于家庭，好好地照顾孩子，换句话说，就是要她从此退出歌坛。而他的家族并不喜欢他与娱乐圈的人结婚。这大概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结婚，不仅是两人之间的事，双方家族也要共同参与。这种传统观念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中国人似乎更为执着。有时侯，结婚不仅是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还需要由双方家长协商。邓丽君是中国人，她当然理解他的心情。正因为这样，她才会为之苦恼：是结婚，还是唱歌呢？从这时起，邓丽君每次和我见面，都谈起结婚。在她心目中，退出歌坛倒没什么，但取而代之的结婚，是不是真的就好呢？她今天想“不要唱歌了”，明天却认为“还是欲罢不能”，邓丽君每天都为此烦恼。拿到签证后，直到飞往伦敦之前，她一直矛盾着。这一天，邓丽君独自出发了。在成田机场的大厅，从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飞机升空。她在候机时说：“西田先生，我可能就这样结婚、隐退了。不管怎样，我会和您联络。如果不再唱了，也请您体谅。” “我并不反对你结婚。自认识你以后，我一直都这样说。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但不要退出歌坛，唱歌是你绝对不应该放弃的。” 我想她一定能理解我的这番话。“如果你能够明白就好了，唉……” 我这样说着，邓丽君便出发了。季节正是盛暑时分，演歌一类的民歌销售量正处于淡季。邓丽君的歌看来也会有同样的趋势。等夏天过去，到了秋、冬天，人们才有心情静静地欣赏民歌，我们会再次促销她的唱片。为了做好准备，邓丽君不在日本期间，我们仍要继续踏踏实实地进行推广活动。邓丽君到伦敦约三星期后，八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八点半左右，伦敦时间是半夜十二点三十分，邓丽君突然打电话到我家里。她在电话里哭着。不管我怎么问，她只是抽抽答答地哭。这样过了好一会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唔，发生了好多事。对不起，对不起。”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显得非常疲倦。“现在几点？” “半夜了。” “发生什么事？” “……我和他分手了。” “不结婚了？” “对。”邓丽君平静而清晰地回答。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在上学吗？” “我还继续上学，不过改上短期班。” 她的声音里带着伤感。听她这样说，不知怎地，我有一种罪恶感。她不但断了结婚的念头，而且改读短期课程，开始为唱歌作准备了。邓丽君的愿望是“结婚”和“念书”。为了唱歌，她把这两个愿望都放弃了。我虽然不想她放弃，但结果仍然如此，我岂不成了罪魁祸首？ “是我不好。你想做的事情，都让我搞坏了。” “与你无关，是我自己决定的。”邓丽君像是在说服自己。她在这时候打电话给我，大概是为了下决心留在歌坛。歌坛也是她的一个归宿。在这两者之间，她作了选择。她终于选择了自己能够掌握的东西。她有自己爱唱的歌，有适合自己生活的场所。看来，邓丽君是想用唱歌来愈合失恋的创伤。最后，邓丽君还是离不了唱歌。我虽然有罪恶之感，但心头的大石头总算放下了。不结婚的话，邓丽君便可以继续唱下去。结婚还是唱歌？令邓丽君最苦恼的，便是这一次了。这一次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她放弃了结婚，但不等于她决定终身不嫁。直到她生命的最后，邓丽君仍然有结婚的愿望。邓丽君去世前，有个比她小十五岁的恋人。他们交往五六年了，不过最终也未成为夫妇。在她的一生里，普通人有的结婚、生孩子的幸福和喜悦，她都不曾有过。我不禁有点后悔，为什么要劝她“别退出歌坛”呢？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五节•“披头四”的录音间】

一个普通的女子，也可以生活得幸福。婚后生子、育儿，是女性的任务，男士不可能代替。有的女性认为，这正是身为女人的幸福，但也有人不肯认同。邓丽君肯定是前者。如果邓丽君一开始便不唱歌，她一定可以做个出色的妻子、母亲，发挥女性的优越之处。接到那通哭诉分手的电话一星期后，我飞到伦敦，来到邓丽君的身边。时间是一九八四年夏。我去伦敦，自然是因为挂念邓丽君，同时也为了到那里为录音做准备。邓丽君独自到我住的酒店来看我。我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好，她却像往常一样沉静。她说话更少了，精神也不大好，为了方便上学，邓丽君在伦敦一个宁静的住宅区租了一间公寓独居。她的住处离市中心只有约十分钟的车程。虽然是公寓，但和日本的大不相同，房子颇为宽敞。公寓里的客厅兼饭厅，容得下开一个小型会议，和这相连的，是可以就地进食的厨房。步上几级楼梯，便是“阁楼”，书房和睡房的所在。邓丽君在这里虽然住不到四个月，但它却不像暂时的居所，颇有生活的气息。窄小的厨房里，放着锅、平底锅、碗筷、调味品之类。书房里横七竖八放着书籍、笔记本、字典和文具。书籍字典并不多，但可以看出她是准备努力一番的。客厅的窗前，插着橙和黄等暖色系列的花，花旁放了些橘子和柠檬。可能是她特别喜欢暖色的花朵和柑橘的果香，在她住的每一个家里都有着同样的陈设。她寓处的家具，看来是原来就有的。这里和避暑山庄之类的酒店大不相同，完全没有那种经常不见人的冷清清的感觉。邓丽君每天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餐才上学，放学便回家，生活非常简朴。在她的家里，我注意到，她对这种学生生活似乎已心满意足。实际上，她的生活非常简单。白天离家上学，晚上在家预习、复习功课，休息日通常都悠悠闲闲地待在家里，生活得颇为惬意。我探访的这个家，便是邓丽君在伦敦过着普通生活的地方。邓丽君身为歌手，职业上的自尊是很强的，但她几乎没有明星的傲气。明星常有的傲慢和任性，我和我的同事在她身上都没有发现过。站在摄影机前和舞台上的邓丽君，和她本人是很相近的。平日本来就表里一致的邓丽君，这时候更可以全无掩饰地以真面目示人。和他分手后，她理应伤心不已，但看上去却几乎不见愁容。邓丽君大概知道，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能继续唱歌。为了求她唱下去，我曾在她面前哭过，也是无可奈何的…… 到了公寓，我随即向邓丽君打听分手的事。她替我泡了茶，我们边喝边谈，就像是谈论别人的事，大家都很冷静。季节是九月初，日本仍是秋老虎当道，而在伦敦，夏日余威犹存，但毕竟是秋天了。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已没有夏日骄阳的灼热。在客厅里，不时听见外面的车声和人语。好一个日丽风和的日子，我们在室内边品茗边谈心。在邓丽君已去世的今天看来，这次谈话实在太奢侈了，我浪费她太多的时间。邓丽君侃侃谈到关于他的种种，说来有条不紊。看来，他即使能够接受作为普通女人的邓丽君，也不能接受她的歌唱生涯。邓丽君也明白：能够成为他的妻子，成为孩子的母亲，自己会幸福的。但是，抛弃了歌唱事业，她便不能欣然领略这种幸福。和他分手后，邓丽君继续唱下去的决心更强了。“我是到处奔波的，就像吉普赛人。”她很有感触地说。在我这个日本人看来，邓丽君和他分手，不过是一次恋情的结束。只要像安慰其他失恋的朋友那样，说句“还有下次哩！”便可以了。但对邓丽君来说，这一次不只是“恋爱结束” 那么简单。他不能接受她既是普通女性又是歌手的双重身份。邓丽君为此感到悲哀和遗憾。但不能只归咎于他一个人，追本溯源，看来得牵连到她的故乡台湾。说得深入点，这种成见，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它影响到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东南亚。他不能接受邓丽君，这种思想源于古老的中国传统。对产生这种古老思想的台湾和中国大陆，邓丽君深深觉得悲哀和遗憾。这时候，她至少会觉得中国的这个封建传统，不仅对自己的事业造成障碍，而且剥夺了她作为女人的幸福。邓丽君的悲哀，已经不是源于拒绝了她的他，而是那个中国封建传统。“我真想从这个传统的中国，从这些束缚人的思想摆脱出来。”邓丽君曾这样说。她到伦敦生活，大概便是为了摆脱自己长时间生活的台湾。和他断了结婚的念头后，她想消除一直困扰着自己的“台湾因素”，决心从新的起点干一番事业。邓丽君也明白，即使重新开始，她也不能完全舍弃自己出生的故乡。但她不能接受台湾的现状。为此，她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她已经没有可以安居之所，她只能做个吉普赛人。

和她强烈的事业心适成对比的，是邓丽君在伦敦甘于过普通的生活。邓丽君喜欢吃，甚至令人觉得她把吃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她喜欢到外面进餐，但她在伦敦几乎每天都自己做饭。“我现在是学生。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我会做面条、做菜，花样可不少。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吃早饭，过的是普通学生的生活。”邓丽君有点得意地说。这天中午，邓丽君便为我做了炒饭和台湾风味的面条。我们分别坐在长桌的两端共进午餐。餐具并不齐全，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果然是讲究饮食的邓丽君做出来的，这顿午餐十分可口。邓丽君的歌声迷倒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她的歌声美得令人觉得，她生来就是为了让人欣赏她唱歌的。我希望她能继续唱下去。只有邓丽君，才唱得出这样的歌声。而另一方面，邓丽君也是一个可以扮演好主妇角色的女子。她可以做菜、洗衣服、养育孩子；她爱丈夫，也享受丈夫的爱；她理应可以这样生活的。邓丽君自己大概也知道，即使抛弃了唱歌，她也可以好好享受身为普通女性的幸福，她有这样的素质。正因为这样，她才会愈加烦恼。但她选择了唱歌，这样便只好放弃了一个普通女性的生活方式。在面临另一次转变之前，邓丽君享受于平凡的生活。但这段日子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是她自己划定的。我们在伦敦安排录音制作，她的学生生活很快便结束了。邓丽君不能再过普通生活，我正是罪魁祸首。在伦敦停留的日子里，我对她一直都有种难以消除的罪恶感。但有一件事，不论是她还是我，都喜不自胜。我们在伦敦录音，希望能用与“披头四”有关的EMI公司的亚比诺录音间。我到那里预约。录音间的工作人员笑容满面地说：“你真幸运，简直非常幸运！‘披头四’用过的这个录音间，因为重建关系，马上便要关闭。你们是在这里录最后一次音的人。” 我和邓丽君都喜欢“披头四”。这次录音是一次很好的纪念，我们和录音间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披头四”的全盛时期，我才十来岁。他们的录音间最后一次录的音，竟是邓丽君的歌。而邓丽君在伦敦的“普通生活”也从此结束了。邓丽君选择了唱歌。但她现在已不在人世，不能再回到我们身边。每当这么想时，我便不期然觉得，时光的流逝真是不可思议。邓丽君又选择了“唱歌”，第一首录的是 ——《爱人》。

【第一章•没有结果的爱

第六节•大奖】

邓丽君去世后，在“追悼邓丽君”和“今年逝世的明星”等电视特别节目里，出现最多的场景，是邓丽君在舞台上一手拿着奖座，边哭边唱。看到邓丽君这时的表情，我不由得又一次觉得，她获奖时的喜悦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奖这个东西很奇怪。获奖自然令人高兴，但过分执着于奖项，便会失去身为歌手拥有的某些东西；或者，还会做出一些向奖项谄媚的事情。越是这样，争夺奖项失败时那种失望便越大。那是因为这些人太相信“获奖是成功的指标”了。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期间，得了好几个奖。在这当中，最具讽刺性、而印象最深刻的“领奖镜头”，是一九八四年邓丽君在日本复出那年年底领的“日本唱片大奖”。真是今不如昔，现在一般人对“日本唱片大奖”已不太重视。邓丽君在日本复出的一九八四年，可以说是歌谣曲和新音乐、流行曲的全盛时期。ＴＢＳ电视台的“日本唱片大奖”，当时有如是每年年终一件季节性的盛事。音乐界对这个“奖”十分重视。那时有一种风气，乐坛人的目标都盯着“唱片大奖”和“歌谣大奖”。我们也不例外。《偿还》这张唱片长时间畅销，据有线电台统计，它一直排在十大金曲之列。在唱片龙虎榜上，它也位居二十前后。这时候，邓丽君已可以在《夜之金曲舞台》和《十大金曲》等大型节目上演出，她的歌唱事业发展得颇为顺利。在我们工作人员之间，开始响起了“邓丽君也可以去领奖”的呼声。“唱片大奖”在年底颁发，但各项预选，包括金奖、新人奖、作词奖、作曲奖、最优秀歌唱奖的候选人，在十一月底便会确定下来。十一月初，季节已是深秋，室外的空气让人感到凉飕飕的。ＴＢＳ电视台和我们内部协商，问我们是否有兴趣竞逐唱片大奖的“最优秀歌曲奖”。这时候有两个候选人，邓丽君的竞争对手是细川高志。从制作公司的实力来看，我们全无胜望。能拿到“最优秀歌曲奖”当然不坏，但与其做“内幕交易”，不如堂堂正正去挑战金奖，这是我们公司的方针。一般来说，娱乐制作公司管理歌手，唱片公司只管唱片的事。唱片公司对歌手的影响是有限度的。两家公司互相协力合作，歌手的活动才得以展开。如果想得奖，制作公司和唱片公司就得团结一致，分别到各评审员那里“打招呼”，还要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但邓丽君只有我们这家唱片公司。由于她只想以唱片歌手的身份在日本发展，便不从属于某家娱乐制作公司。因此，她的有关活动，都由我们一手组织。这次争取获奖的幕后工作，也全靠我们安排。和别的歌手相比，她只用上了一半的力量。终于到了公布各个项目花落谁家的日子。邓丽君只知道“唱片大奖”是有预选的，但对为获奖而进行的种种幕后活动，她便不清楚了。她以为日本娱乐界的奖不会有任何内部交易，是很纯粹的东西。“能够入选我已经很高兴了。”邓丽君有点兴奋地说。在我看来，现在兴奋还为时过早，邓丽君最后能否获奖，要到现场才知道。到了会场，工作人员和出场歌手都在紧张地准备。唱片大奖这个节目是向全国现场直播的，光是工作人员便有二三百人之多。我和邓丽君两人也势单力薄地参与其事。大型的制作公司对这种大场面，自然胸有成竹，但我只是个半生手，对大会的程序、安排一无所知。而“唱片大奖”的专职工作人员，也根本没有和我们有任何具体的联络。到会场后，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感觉。“邓丽君今天会上台演唱吗？” 我想向ＴＢＳ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但可能是节目就要正式开始，气氛相当紧张，工作人员都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人理会我的问题。我们仍然一无所知，节目便开始了。邓丽君和我，并排坐在为上台歌手准备的客席上。周遭的歌手都穿上华丽的服装，发型也经过修饰，随时准备自己的名字一经宣读便上台表演。邓丽君也一样。我身旁的邓丽君，沉静地不大说话，看来比平日稍微紧张。一般来说，入选歌手如果没有百分之百地肯定自己可以得奖，是不会到现场的。他们会待在后台，观察情况，直到完全肯定得奖了，才坐到客席上。如果只现身而不获奖，无论是制作公司、唱片公司或歌手本人，都会觉得自尊心受损。不过，我当时对这种情况并不了解。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否获奖，便坐到会场的正中。终于到了公布“最优秀歌曲奖”的候选人的时候。第一位是原先便知道的细川高志。随后念出了第二位邓丽君的名字。这时候，聚光灯向候选人照去。邓丽君的侧面也被聚光灯照射着。她满面笑容站起来，连连鞠躬为礼。她显得十分兴奋。“我太高兴了。能够入选最优秀歌曲奖，说明评判认为我唱得好，对吗？西田先生。” 只是被提名，邓丽君就这么喜悦。我一言不发，心里并未释然。因为奖项众多，光是入选最优秀歌曲，邓丽君不见得便可以上台表演。如果她的歌在金奖、作词、作曲奖中不获一次提名，她便要无功而退了。我有一种不安的预感：入选最优秀歌曲奖反而是最坏的。“西田先生，你怎么不高兴呢？” 邓丽君对我的忧心忡忡简直不可理解。“那怎么会……”我含糊地说了这么一句，便不再说话。邓丽君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公布金奖了。有十人可得奖，这时已公布了五、六、七人了。我一直盘算着得奖者的名字，如果某某不在其中，邓丽君便有可能获奖。但读到第八个竟是某某。

这样，邓丽君很可能已被排除在外。如果她也获奖，这时候工作人员该来通知我们作准备，但没有人来。邓丽君没能获奖，今天她便不能登台，我们在会场上继续坐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当节目进行到广告时间，我说：“邓丽君，走吧！” “唔。”她似乎也知道自己今天不能上台表演了。我领着邓丽君离开会场。我们和ＴＢＳ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一声招呼也不打，便从会场溜走了。我气愤极了。他们当中，明明有人早就知道邓丽君不会上台唱歌。这个“剧本”早就有了。邓丽君只是“最优秀歌曲奖”的入选者，ＴＢＳ却把她叫到会场上。这等于对歌手说：“不能唱歌，但是请你来。”我怒不可遏，实在难以理解他们的做法，只能表示遗憾。我只好立即把邓丽君带出会场。她是唯一到了现场而不能上台演唱的歌手。我们乘计程车回到酒店。我失神地在大厅等候邓丽君换衣服，不知道等了多久。在宽敞的大厅正中，我全身发软地等着。邓丽君终于出现了。她卸了妆，换了衣服。“西田先生，我肚子饿了。去吃饭吧。” 她若无其事地说。“是啊。”经她一提，我才醒觉了：“啊，对不起，我钱带不够。” 邓丽君愣了一下说：“我也没带。” 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想了想，决定不在酒店吃，改到外面进餐。我们来到位于六本木的一家台湾饭馆。邓丽君是这里的常客。“大家把这个叫做‘邓丽君锅’。”邓丽君要了个塞满肉类的锅，介绍说。我仍然茫然若有所失，邓丽君已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吃着吃着，她突然说：“西田先生，我想到天安门唱歌。那里有好多歌迷支持我。” 从歌唱大奖的会场溜出来，到现在还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心情是既后悔，又充满了对邓丽君的歉意。就在我心神不定时，经她这么一说，我才醒悟了，我几乎忘了她想到天安门唱歌的事。“对呵，对呵，你不是那样的小人物。你怎么会被这个小小的日本、被这么一个奖左右自己！你不是小人物，呵，对不起，我不该老这样说。”我安慰她。“西田先生，请你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她继续说：“对我来说，日本的音乐节，只是一场游戏。评判员、歌手都是日本人。我一个外国人，是没有理由得奖的。因为这是一场游戏。” 我心里这才释然。我再次提醒自己：邓丽君不是那种只活跃于日本的歌手。她的歌不限于这狭小的日本，她属于整个亚洲。正因为这样，她不肯隶属任何一家制作公司，而直接由唱片公司销售她的唱片。以这样的条件，即使领不到什么奖，能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我想。本来应该由我安慰她的，邓丽君却反过来安抚我。我们谈起辽阔的中国，顿时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嘴里虽然没说出来，我们其实都在着力愈合对方内心的创伤。如果说，邓丽君对得奖与否毫不在意，那也不是事实。唱片大奖颁奖后不久，邓丽君赢得了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这个奖很纯粹，我并没有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做工作。邓丽君领奖时兴奋不已。她说，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自己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她流下欢喜的眼泪。就这么一个奖，已够她高兴了。我也感同身受。从这一年开始，邓丽君破记录地连续三年获得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每次领奖，她都由衷地高兴。但我仍耿耿于怀。每当提起“奖”，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那次“没能上台唱歌的邓丽君”的样子。可能是因为过于重视“唱片大奖”而不果，我的失落心情久久未能平复。我们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有线大奖还是把最高荣誉给了邓丽君。奖项本来便应该这样纯洁。我至今仍然觉得，邓丽君最能理解这一点。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节•忘不了的美食——鲍鱼与拉面】

邓丽君是个很喜欢吃的人。无论是遇到心情兴奋的喜事，还是共享久别相逢的欢愉，乃至在我心情落寞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她都会这样说：“去吃饭吧。” 对她来说，一日三餐，每顿都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她总是高高兴兴地享受进餐的乐趣。我却认为，吃饭实在太浪费时间。生活在今天，无论到什么地方，食物都不愁匮乏。一天吃三顿饭，我反而觉得麻烦。工作忙时，我会少吃一餐，有时则会匆匆地站着吃碗并不可口的荞麦面，就像是半尽义务似地。但邓丽君绝不会用这种方式进餐。每吃一顿，她都像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细细地品尝。邓丽君无论对唱歌、对服装，都认真得近于执着。她的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吃”上面。她如果喜欢某种食物，便会持续地吃上一段时间。我在她身边工作，自然经常和她一起进餐。在吃的方面，我们的要求不同。可能正因为我并不讲究，她大可以不必考虑我，尽管挑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吃。她时而大啖牛肉，时而是鸡，时而是鱼。她觉得某样东西好吃或者对身体有益，便会餐餐如是地进食，直到腻了为止。有段时间，可能是出于减肥的考虑，邓丽君戒了肉类，天天吃鱼。一天，我对她说：“鱼类都吃腻了，吃烧牛肉好吗？” 她不以为然地答：“鱼对身体很有好处呵，西田先生。” 她若无其事地说着，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我天天都跟着她吃鱼，这时候也只好装出一副初次品尝的神态，勉强咽下去。在这方面，或者可以说，我是邓丽君执着性格的牺牲者之一。不过，我也明白，邓丽君是以与朋友共享美食为乐的。她讲究吃，但并不奢侈，也不以奢侈示人。她只是喜欢和别人共享她认为美味的东西。能与良朋共进美食，她便会觉得无尚喜悦。那是在香港录音时的事。这时邓丽君一个人住香港，我和几个录音工作人员，从日本专程飞到香港。这几位同事都是邓丽君以前录音时认识的。我们到香港后，用不着寒暄，马上和邓丽君商讨今后的工作日程。但邓丽君这天的样子有点怪，好像有点心神不定。“开完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工作会议进行中，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唔，好的。去吃些好东西。”我像往常一样回答。不知怎么地，她仍然显得忐忑不安。大家正谈论录音间的情况、预约演奏人员等细节，邓丽君又走到我身边，高兴地说：“西田先生，前些天我吃过十分好吃的秘制鲍鱼。”她的表情就像孩子向父母报告喜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鲍鱼。那可真是绝了。我想和大家一道去吃。你们专程到香港来，绝对不能错过。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 她的语气带着恳求。“吃秘制鲍鱼吗？好啊。开完会我们一起去吃。” 当我回答时，邓丽君却沉默着，显得有些忸怩。她随即郑重地低声说：“不过，价钱可贵得惊人！” 她加了这么一句，我便说：“没关系，贵点儿没有关系。要多少钱？” “这……” “你不告诉我，怎么知道贵不贵？” “唔，我吃的，是最大的鲍鱼……两个人吃，要两万五千元港币。” “什么，两万五千港元？那是四十七万日圆啊。两个人也要四十七万吗？” 瞬间，我怀疑自己的耳朵。二万五千元港币，不必细细折算成日圆，也立即知道它的高价。“把你吓坏了吧，连眼珠都蹦出来了？” 邓丽君开玩笑地说。她有点难为情地笑着说：“不过，真的很好吃。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吃一次。这样好吃的鲍鱼，只有香港才吃得到。” 她仍未罢休。虽然公司可以报销公帐，但两个人吃四十七万日元，是大大超过预算了。邓丽君却颇为执着。考虑了一会儿，我们还是到同一家饭馆吃了，不过吃的鲍鱼比邓丽君吃的小得多，价钱自然也便宜多了。这家饭馆在香港的湾仔区，它烹制的鲍鱼美食的确令人叫绝。我们吃得非常惬意，最满意的是邓丽君。她充满自豪地说：“好吃吧，我没介绍错吧？” 邓丽君是个美食家，自然讲究吃的对象，但在我看来，她似乎更关心和什么人同席。她希望能与知己良朋共享佳肴，一起度过餐桌上的美好时光。后来，通过“一碗拉面事件”，我更了解邓丽君对吃是如此执着。事情发生在《偿还》一曲获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时。颁奖仪式由读卖电视台播出。颁奖前一天，我和邓丽君到了大阪。我们公司在当地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只有我们两人从东京到大阪去。在大阪，我们循例要讨论上什么饭馆、吃什么菜式。偶然听到有家大众化的面铺远近驰名，我们便慕名前往。邓丽君吃着面条，连声赞好，吃完了，她仍然不住地说：“好吃，实在太好吃了。” 我不以为这家面铺有什么特别，但邓丽君却认为它有独特的风味。第二天，在开往颁奖会场的计程车里，邓丽君说：“西田先生，如果今天再次得奖，我们还到昨天那家面铺吃一顿。” “拉面太便宜了，你爱怎么吃都行。”记得我这样说过。果如所愿，邓丽君再次获得有线大奖的最高荣誉。我并没有忘记和她的约定，可惜领奖后没能立即去吃。颁奖结束后，还有个“１１ＰＭ”的节目，直播得奖歌手的庆祝派对。邓丽君作为得奖者之一，自然不能缺席。而在这两个节目之间，连好好吃一顿面条的时间也没有。邓丽君很失望。她说没有办法，只好饿着肚子上“１１ＰＭ”这个节目了。舞台上乱糟糟的。获奖歌手和他们的经理人，还有工作人员，挤在一起互相道贺。

一片热闹景象，好像在过节一样。邓丽君上台后，立即对我说：“西田先生，我饿了。” 她这样说是很正常的。在颁奖典礼前，从试音到摄影现场彩排，一次又一次，邓丽君都亲力亲为，她怎么会不饿？“会场里面也有卖拉面和荞麦面，在这里随便吃点吧。” 邓丽君听了，一脸的不满意。她从来不吃 “速食面”之类的东西。她不愿意就此妥协。她忘不了昨天拉面的美味，我自然也没有忘记刚才在计程车里的承诺。“好，我明白了，现在不能溜出去，我让工作人员替你买来好了。” 我这样安慰邓丽君。于是，我便请在大阪和我们会合的同事替她去买拉面。他匆匆出去了，但久久仍未回来。邓丽君颇不高兴，我也等得焦躁不安。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回来了，但空着双手。“怎么没买拉面？” 他回答说，找到那家面铺了，但他们不做外卖。在大阪的市中心，面铺不只

一、两家，他怎么不去找找其他店铺？我虽然有点不高兴，但终究只是拉面一碗，便没有放在心上。我向邓丽君道歉：“对不起，他们不做外卖。节目快完了，你再忍一会儿吧。” 邓丽君遗憾地说：“是这样吗？” 这时，中森明菜的经理人正端着一碗拉面来。“啊，是拉面。” 邓丽君不由得喊了出来。她身旁的歌手小林幸子也同声叫了起来。邓丽君便和小林幸子谈起昨天美味的拉面。她说，“我现在也想吃，可惜经理人不给我买，我也太可怜了。”我在旁听了，很不是滋味。过了好一会儿，邓丽君仍然不高兴。这时候，中森明菜走了过来。“杜丽莎（邓丽君的英语名字）小姐，请你吃吧。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中森明菜这样说着，把一碗面送到邓丽君手上。原来，中森明菜听到小林幸子和邓丽君的对话，便让人再去买拉面。这就是“一碗拉面”事件的经过。现在想来颇觉滑稽，但当时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为情了。邓丽君带着感激的心情，吃了中森明菜送来的这碗面。这碗面的味道如何？是不是已经凉了，黏糊糊的？邓丽君吃面时的心情又怎样？这些，我就不得而知了。自此以后，邓丽君一再地说： “明菜小姐送了碗面给我吃，她真是个好人。我要谢谢她。” 在此后接受杂志、电视访问时，她也多次说过“中森明菜这人真好。”明菜小姐听到她这么说，该会很高兴吧。节目完结，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半夜三点了。我终于说：“很晚了，我们去吃面吗？” 邓丽君却说：“我很累，不去了。” 她随即回到酒店的房间。没想到她会这样生气。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碗拉面。而且，是因为时间紧迫，忙忙乱乱，才没有吃到，我想她会体谅的。不料，到第二天，邓丽君的态度仍然不变。当我把读卖电视台开出的一百万日元支票交给她时，她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要。”“ 请不要这样，这是你的钱。”“不，我不要。拿去做善事吧。或者，送给公司的工作人员好了。” 邓丽君真的生气了。看来她已不想在日本工作。“西田先生，我很累，要回新加坡去。” 邓丽君竟这样说。她并不是假惺惺地说出来，故意让我们这班男同事为难，也不是任性，她的确有这种心态。后来我才明白，邓丽君生这么大的气，并不只是为了“吃不到拉面”。她非常气愤的是，其他艺人应有的待遇，她没有得到。一碗拉面，便清楚地暴露了这个问题。所以，对邓丽君来说，这碗面不只是果腹之物那么简单。在她看来，无论是一碗面，还是四十七万日元的鲍鱼，都有同等的价值。它们都是美味而值得珍惜的。只怪我当时还不理解，无情地糟蹋了她的一顿美食。在邓丽君去世前数天，据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她几乎是足不出户，每天只叫些鲜果汁到房间去。邓丽君是这样的人：只要她认为是好的，便会持之以恒吃下去。她许多时候都接受朋友好心的建议。例如，有人告诉她“鸡肉对身体好”，她便停了自己喜欢的牛肉，改吃鸡肉。她不但身体力行，津津有味地吃着，还劝我也效法她：“西田先生，鸡肉对身体有益哩。” 邓丽君在去世前的一段日子，可能是为了健康而减肥，也可能是接受了某位朋友的建议，以果汁代替了部分的饮食。她大概相信鲜果汁对健康有好处吧。不过，每次减肥后，她便要吃这吃那，因为，她实在太喜欢吃了。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

第二节•灿烂的笑】

据说，经常一起去吃烤肉的男女，一般都有超友谊的关系；而双双对对地到面铺去的异性，通常都与对方有男女之情。吃烤肉、吃面条，都不能斯斯文文地进食；这些东西要十指大动才会觉得好吃。同气相投，不拘礼节，才能共享这些美食。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伙伴少之又少。因餐桌上的礼仪不佳，而引致对方瞠目结舌的情况，是经常可见的。在生活中，令人困惑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身边的朋友的毛衣上，有条不显眼的线头之类的东西，如果是很熟的同伴，你会说：“呵，你衣服上黏了点什么”，随即替他拿掉。如果是稍有距离的朋友，你便会不知如何是好。对方如果是女性，你会更加踌躇。你很难能够自然而然地替她拿掉这条线头。如果真的能不假思索便把它拿掉，她和你看来已不是一般的朋友了。但邓丽君却可以神态自若地做这类事。她会若无其事，小心翼翼地做得很好。她的细心，在女性当中也是少见的。对在电视台上合演的同伴，邓丽君也处处为对方着想。一次，邓丽君和一名男歌手在电视台合唱。那时，她喜欢穿稍高的高跟鞋，上电视也常穿这样的鞋子。合唱排演时，邓丽君看来比那位男歌手高了一些。邓丽君约一米六五高，在当时的女性来说算是突出的。男女并排，自然不能要求男的一定要高，但女方稍矮，便会显得均衡。从歌曲的内容来看，邓丽君要矮些才合乎形象要求。邓丽君大概也考虑到这一点。排练结束后，她默默换了双鞋跟很低的鞋子。她当然穿一件大红的旗袍，长得几乎曳地。她换不换鞋，别人都不会注意。但她还是换了。正式演出时，男女歌手的身高总算颇为相称。邓丽君便是这样，她可以不动声色地为别人着想。在这点上，我对她是十分尊敬的。她从不轻视每一个生活细节。和朋友久别相逢之际，她的言语、表情和动作，都超乎一般人的表现。这并不是夸张。她也可以控制自己、说些平心静气的话。但正是这些“大动作”，才能自然而然地表达出她内心的激动。邓丽君总是这样表现她对朋友的亲切。这和日本的传统女性的形象颇为相近。她有这样古典的一面，也有喜欢说笑的一面。她平时说话不多，但有时却天真得像个少女。一次，正在录音。录音的现场气氛，时有变化。邓丽君的身体状况、声音状态好，录音便进行得顺利，否则便会困难重重。歌手本身的性格，对录音的进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可能大家合作惯了，我们的工作进度比较正常。在大多数情况下，气氛都是愉快的。这次录音的气氛也很正常。经过几小时工作，工作人员开始觉得疲倦了，肚子也有点饿。我问邓丽君：“你不饿吗？先吃点东西好吗？” 她说：“吃饱了，肚子里塞满了东西不是更糟？” “那怎么会？” “那、那个会出来啊。”邓丽君红着脸说。“那个是什么？唔，是放出来的？” 这时候，她立即说：“对，对，是屁。” 她笑着说。我和其他同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时候，气氛更加活泼了。有一次，我们正开会，一名职员把他的爱犬也带来了。是个白色的小洋狗，它顺从地跟在主人的身边。邓丽君似乎对它很有兴趣。“真可爱，好可爱喔。” 她呆呆地看着这只小狗，抚摸着它。在场的同事都走开了，邓丽君仍然舍不得离开，不住地抚摸着它。“你喜欢狗吗？”一个同事问。邓丽君绕到小狗的身后，窥视着它的屁股，然后出其不意地回答：“唔，狗，我喜欢的。特别喜欢公狗，是公狗。” 周围的人捧腹大笑。类似的对话经常都可以听到。邓丽君本来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人，谈到一个新话题，她常常会谈笑风生。她和她的同事安琪玲•麦（麦灵芝），便经常用中文谈笑。这样的邓丽君，有不少合得来的朋友。在台湾、新加坡和美国，都有许多知交；在香港，她的好朋友更多。香港的庙街（著名的盗版市场）、维多利亚公园，嘈杂而充满生气；在精神上，邓丽君和它们是水乳交融的。作为香港居民，她有着和原住民同样的喜恶，她喜欢热闹，欣赏普通百姓才有的活跃气氛。不用工作时，她常常随和地和这些身份普通的朋友交往。她们请邓丽君到家里吃饭，邓丽君也请她们到饭馆进餐，我有时也应邀参加。她们饭后常常搓麻将。一次，我们到邓丽君的一位朋友家里吃饭，饭后循例打牌。这时，邓丽君突然拿出一双绿色的新手套戴上。“你怎么戴手套？” “嫌脏嘛。”她回答我时，显得理直气壮。邓丽君有时会有点神经质，这是出人意料的。那双手套太大，戴起来显得臃肿，但她却若无其事。初次和邓丽君见过面的人，常常这样说：“邓丽君是超级巨星，怎么一点架子也没有。” 邓丽君的职业尊严和自尊心是很突出的，但作为普通人，她的确很平易近人。我作为经理人，许多时候都是她这种性格的受益者。邓丽君和我只是艺人和经理人的关系，并不是亲密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在一起大口大口地吃拉面，可以毫无顾忌地同吃烤肉。这正表现出邓丽君的自然、亲切和对朋友的坦诚，我喜欢这样的邓丽君。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第三节•《时光如逝水》与美空云雀】

邓丽君去世后，由两张ＣＤ组合的“追悼版”发售了。其中收了一首由邓丽君唱美空云雀的歌《时光如逝水》。邓丽君对自己的唱片收录非原唱歌曲是很抗拒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例外。我想她大概是以近乎感谢的心情来唱这首歌的。邓丽君从小便听美空云雀的歌。在她的影响下，邓丽君学唱日本歌。她小时候便有个梦想，希望能在日本的“红白歌星大赛”出场。美空云雀是她的偶像，她打心底尊敬这位日本歌手。

我和邓丽君共事不久便发现，她唱歌并不为别人，她是为自己而唱。她纯粹是以唱歌为乐。有时与工作无关，到卡拉ＯＫ去，她也毫不吝啬地为大家演唱。不仅是一起去的同伴，连邻座的客人邀请，她也从不拒绝。那情景就像公司的女职员应上司之邀。她毫不忸怩地站起来，手握麦克风便唱起来了。并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服务精神”良好，邓丽君是为了自己开心而唱。这时候，邓丽君经常以都春美的《大阪骤雨》压轴。她唱《大阪骤雨》可以说是唱绝了。直到现在，我也认为这是她唱得最好的一首。邓丽君那像水晶般剔透的声音，唱这首歌简直是再适合不过了。她这时候唱歌，和工作时不同，轻松得浑然忘我。留意的话便会发现，她许多时候是哼着唱的。除了《大阪骤雨》，邓丽君还喜欢美空云雀的《苹果谣》，她常常清唱这首歌。像是小时候养成了习惯，她也爱哼着唱。虽然同在娱乐界，但在邓丽君看来，美空云雀的地位简直高不可攀。所以，在我和邓丽君共事的九年里，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和美空云雀合演。不过，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俩在同一个电视台的歌唱节目见面了。在这个节目里，两人上场的时间先后不同，邓丽君先唱。虽然不能和美空云雀同台演出，但这是她亲眼看到美空云雀的绝好机会。看来，邓丽君也想在美空云雀面前展示自己的歌艺，她唱得特别认真。录影完毕，我让她坐到这个节目特设的一百多个观众席里。美空云雀出现在镜头前。邓丽君直楞楞地看着她，边欣赏她的台风，边细心聆听着。唱毕，邓丽君马上笔直地站起来，热烈地鼓掌。她不住地拍着手。最后，她默默地向美空云雀鞠了个躬。美空云雀莫名其妙地凝视着邓丽君，像是在说：“这个人怎么了？”她离开舞台之前，还遥望着笑容满面的邓丽君。自然，美空云雀没有和邓丽君说话，邓丽君也没有向她扬声。但这时候的邓丽君，看来已很满足了。这可能是她俩第一次见面，但也是最后的一次了。邓丽君唱美空云雀的《时光如逝水》时，她的感情肯定比谁都要深沉。但平时，她很讨厌收录不是自己原唱的歌曲。她以做个百分之百的唱片歌手为目标。对她来说，出于职业的自尊，她不容许自己的唱片收录非原唱歌曲。不过，在邓丽君复出未久时，她的原唱歌曲不太受欢迎，反而非原唱歌曲的唱片卖得不错，销售量逐步上升。从商业的利益着眼，我们只好请她录唱非原唱歌曲。邓丽君非常执着自己是唱片歌星。在唱片发售时，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歌，她才乐意上电视节目，到舞台上表演。但这绝不是她的最终目标。她的目标是做个百分之百的唱片歌星。她的这种决心，很早就向我表明了。那是公司决定由我负责邓丽君之后不久，我在东京和她初次见面，那时她的歌声已风靡了香港体育馆的舞台。“西田先生，请您一定来看看。” 为了观赏她在舞台上的演出，我专程到香港去。看罢演出，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地到她住的酒店和她见面。这时候，我兴奋地对邓丽君说了一大堆话，诸如今后在日本的活动、希望她怎样在日本发展、日本乐坛的情况……说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邓丽君听了，断断续续地说：“西田先生，我……已经讨厌热海了。” 最初我还不明所以，细问之下，才知道她的意思是“不想再到夜总会唱了”。邓丽君在和我们合作的五年之前，曾以日本一家大规模制作公司的歌手身份，初次踏足日本歌坛。当时，陈美龄等人的歌正风行一时，邓丽君也以亚洲艺人的身份出现。她以《空港》一曲获新人奖，但唱片的销售并不理想，发展得似乎不太顺利。那时候，她到过许多夜总会巡回演唱。在这些并不是专门来欣赏自己歌艺的客人面前演唱，在这些醉醺醺的男人面前表演，对邓丽君来说简直是一种屈辱。她大概想起了当时的情况，才会有感而发地说出“讨厌热海”之类的话。她不喜欢巡回演唱，可能和她从小就不断到各地演出有关。邓丽君从小对歌唱事业便抱有使命感，到处演唱肯定不是出自她的本意。邓丽君还说：“我也讨厌‘小节’。”（日本一种民谣的唱法）邓丽君并非讨厌日本的演歌。像八代亚纪、森进一唱的演歌，她是很喜欢的。她只是不喜欢“小节”的演唱方式。

邓丽君一心要成为百分之百的唱片歌星。在和我共事的九年里，她在日本只开过一次演唱会。《爱人》畅销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情。这时候，各方面都传来“为什么不举办邓丽君演唱会”的声音。不愿登台演出，是因为她认为这与她心目中的演唱风格不合。但邓丽君的歌迷和有关人士，都期盼着“邓丽君演唱会”能够举行。应观众要求，邓丽君终于在日本举行了唯一的一次演唱会。现在更可以说，这次演唱会是空前绝后的。初时我不以为能够成功。邓丽君和我都没有心理准备，便仓促上阵。讽刺的是，这次演唱会以“One And Only”为题，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门票很快便销售一空。一位大企业的高层人士，亲自打电话来，要订十几张票。他郑重其事地说，是用来招待ＶＩＰ的。来电者说他的客户不想打高尔夫球，不想吃饭，但很想听邓丽君的歌，他们很少有机会欣赏她在现场表演。把邓丽君演唱会的入场券送给客户，比什么都要好。原来如此。可惜门票早已售罄。他多方恳求，我们也无能为力。看来他只好死了这条心。这唯一的一次演唱会非常成功。此后，邓丽君仍然坚持做单纯的唱片歌星。美空云雀逝世后，邓丽君十分悲恸。她不住地哭，激动地唱起《时光如逝水》。邓丽君如今也不在人间了。美空云雀去世时五十二岁，而邓丽君只有四十二岁。她俩都太早逝了。在某处的空间，她俩可能仍然在唱。正如一首歌的歌词所说：“歌唱也是人生”。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

第四节•手套之间的冷战】

有些物品是成双成对、缺一不可的。例如手套、鞋子、袖扣等。它们形状相同，功能也一样，但各有各的作用。右手的手套左手不能戴，反之亦然。我觉得，邓丽君和我，正如一双手套的左右手。我们看来目标一致，同心协力，但实际上所处的位置不尽相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也有偏差。邓丽君想“唱得好”，而我要“卖得好”。她身为歌手，我身为经理人，都有各自的打算。但只有通力合作，双方的目标才能达成。邓丽君不好好唱，我的目标便达成不了；相对地，邓丽君的唱片，至少在日本得靠我们去推销。我们两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双方需要通力合作。现在回想起来，有时侯，我太着重公司的利益了，我曾勉强邓丽君做了些她不想做的事。许多人都这样问我：一个男人，做了女歌手九年的经理人，你们之间，有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如果说完全没有，那是骗人的。但在这九年里，大部分时间，如果邓丽君是右手的手套的话，我便是左手的。与其说有相恋之心，倒不如说我们都在尽力达成共同的目标。在我和她的关系里，印象最深的，反而是由于利益冲突而陷于“冷战”的那个时期。我专心“卖邓丽君的歌”，可谓鞠躬尽瘁。我不仅自己不辞劳苦，也不珍惜邓丽君的劳苦。对邓丽君来说，当时的工作安排实在是太紧张了。而且，当时包括我在内，公司上上下下对邓丽君的态度并不好。像邓丽君这一级的歌星，为她准备五、六名随行人员也不为过。更何况，邓丽君身为“亚洲的超级巨星”，她当然应该有自己的专车和专门的工作人员。但在最初的一年，实际上替她做事的只有我一个，还有几名偶尔帮帮忙的年轻同事。没有专车，我们经常都坐计程车。对这种待遇，邓丽君想必颇为气恼。现在回头去看，她那时候实在太可怜，我们也太过分了。但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她的感受。邓丽君被我从洛杉矶硬拉回日本时，这种恶劣待遇更令人怵目。她当时虽然不想来日本，但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她带了一名女助手同来。机场出闸口的门一开，邓丽君和助手两人走了出来。邓丽君大概认为，日本方面既然这样苦口婆心、盛意满盈，自己也不好再推搪。她分明是收拾了心情，立志再干一番事业，才会再到日本来的。不料，迎接她们的，只有我和匆匆赶来的一个年轻同事。我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邓丽君当时的神态。当她知道只有我们两人接机，显得十分失望。她肯定很伤心：既然这样苦苦哀求硬把我拉来日本；我来了，竟然受到这样的冷遇。我和她每次重逢都是笑脸相迎，只有这一次，邓丽君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哪怕租辆车也好，但我们这时候也只能乘计程车。记得在邓丽君复出的第一年，预算少得可怜，我们连车也租不起。现在今非昔比了，但仍然要坐计程车。我和另一位同事提起邓丽君的行李，装进计程车的后厢。座位挤了四人，几乎不能动弹。我坐在后排，在邓丽君身旁。“只上两次电视吧。”邓丽君这样说，像是为了确认。她已强调了好几次，没有体力去应付太紧张的工作日程。对邓丽君来说，她不是为那些虚张声势的宣传活动而唱的，她只愿意为自己的快乐而唱。但实际上，这次我编排的行程也相当紧张。在开往东京的计程车里，邓丽君突然说：“糟糕，歌词都忘光了。”我当时只考虑这会影响唱片的推介，好像对她说了相当严厉的话。看来她是太紧张了。她想过得轻松一些，是很自然的。最令邓丽君气愤的，是这一年年底的“拉面事件”。平日文文静静的她，竟然会那样生气，显然是深受刺激了。邓丽君是个非常重视吃的人，这么重要的一顿饭，居然被无理取消，难怪她怒不可遏。不仅如此，包括我在内的公司职员，当时对邓丽君的态度之差，可以说决不能原谅。从这时起，邓丽君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很冷。她开始对我强迫命令式的安排感到讨厌。我们虽然不至于正面冲突，但这段“冷战”时期维持了一段日子。“有线大奖”之后，我们从大阪回到东京。公司安排她出席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本唱片大奖”。“三十一号我可以不去吗？”想不到邓丽君竟这样说。“真的非去不可吗？”她再次说。“绝对要去。已经答应人家了。” “是吗？”她仍然闷闷不乐。“你也累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 “不去了，我很累。” “唔，今天到此为止。你辛苦了。” 说着，我便和她在酒店的大厅分手。但她随即哒哒地快步走过来：“西田先生，借一万日圆给我。” 不知怎地，我每次借钱给她，都是一万日圆。我和她成了“一万日圆的同事”。我说：“在酒店找个好吃的餐厅吃饭吧。外面很冷。” “不用了，借一万日圆给我好了。”她拿了钱便匆匆离去。出席三十一号的“日本唱片大奖”后，邓丽君回到新加坡。这是一九八四年年末的事。邓丽君回新加坡数天之后，一个台湾出身、和邓丽君很有交情的某电视台监制，给我来了电话。不知怎地，对方的声音有点不对劲。我想，大概发生什么事了。原来，邓丽君和他谈了不少事情，主要是投诉在日本的活动过于紧张。邓丽君虽然没有委托他转告，但他还是向我询问了有关情况。他虽然并非气势汹汹，但我却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在我看来，为了推销邓丽君的歌，我已尽心尽力，真是死而后已。我自问没有做过任何不利于她的事情。我这样认真地拼搏，别人怎会明白？一时之间，真是怒火冲天。

但冷静地想想，便不能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只考虑本身的工作，而没有为对方着想。我虽然想尽可能照顾邓丽君，但态度不够关切。他的这通电话，有如当头棒喝：我对邓丽君的关怀、爱护，是远远不够的。和邓丽君共事四、五年后，我才明白到：如果我是右手的手套，她便是左手的手套。我相信邓丽君应有同感吧。交往越深，便会了解各自的工作范围，也会明白到互相合作的必要。

邓丽君在第一年受到的恶劣待遇，渐渐得到改善。她专用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加了。我减少了事无巨细都由一人包办的工作方式。我和她虽然若即若离，但总算逐渐理解对方的想法。邓丽君的《偿还》、《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这三首歌连续畅销。这时候，我还要兼顾其他歌手，便不能像以前一样时刻不离她左右了。这个时期，邓丽君在日本发展得颇为称心。“西田先生，你太辛苦了。你要替那么多歌手安排活动。大家都信赖你，没有你可不行呵。”邓丽君对我这样说过。且不说她说的是否真确，但这番话给我精神上的鼓舞确是无可置疑的。如今，邓丽君已不在人世。我失落的心情，就像丢掉了一只心爱的手套。任何地方都不会只卖左手的手套吧。即使买得到，新的和旧的大概也不会协调一致。但那余下的一只，又不能一弃了之，因为它仿佛留存着失掉的那一只的温暖，我这样想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章•爱是不能忘记的

第五节•短暂的恋情】

邓丽君曾经恋爱过，就像思春期的孩子。我不知道香港的那位到什么时候，仍然藏在她的心底里，但在和他分手后，邓丽君好一段时间都没有认真恋爱过。与其说没有认真恋爱过，倒不如说她没有遇上一个值得爱的真男子。邓丽君全力投入唱歌事业，似乎已斩断了对他的万缕情丝。邓丽君那纯得像孩子般的恋情，在和他分手多年后，总算把对他的怀念降到最低。这时候，她才有勇气对异性发生兴趣。那时，她在日本的发展已上了轨道，不论哪一家电视台，一般的歌唱节目她都可以上。一次，“夜之金曲舞台”的节目监制，准备在邓丽君唱歌前安排一位英俊潇洒、邓丽君喜欢的人和她见面。电视台的人认为，邓丽君在日本发展得不错，她大概在日本会有意中人吧。在我们看来，在歌唱节目中插入这样的安排，显然是要开这两个年轻人玩笑。我想邓丽君不会轻易答应。没想到，她很干脆地说：“唔，在职业棒球界，有位选手长得可帅了。前些天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但她想不起这位选手的名字。我和其他职员都颇有兴趣地，互相打听邓丽君心仪的人物是谁，他穿什么颜色、形状的球衣、邓丽君什么时候在电视上见过他……。讨论来讨论去，似乎是巨人队的投手。一个同事说，“是不是小林繁呢？”问邓丽君，她点点头：“唔，对了，对了，是他。”如此这般，我们便决定请小林繁出镜。我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电视台，由电视台和小林繁联络。在这之前，我自然不认识小林繁，邓丽君和他也从未谋面。在见面前，我至少先要准备有关他的资料，于是便买了一本刊有小林繁照片的杂志。邓丽君随便翻看着。她突然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照片说：“是他了。”看清楚点，他并不是小林繁，而是广岛队的小早川毅彦。“这可不是小林繁呵。你想见的真是小早川吗？” “是的，是他。我原先搞错了。” 我们听了，连忙转告电视台。电视台马上就要联络小林繁了，几乎弄出一幕“误会的约会”。一星期后，在“夜之金曲舞台”正式播影时，小早川来了。在节目中，邓丽君虽然没有当面说出口，但她后来的确不住地称赞小早川：“呦，真是仪表堂堂，好一个男子汉。” 这当然谈不上是恋爱，但我分明觉得，那种闪着亮光的眼神，又回到邓丽君身上了。不仅如此，邓丽君对某位男歌手似乎也有倾慕之意。他是已婚男士，邓丽君对他并不太认真。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初中女生对同班的男生抱有好感。只用语言和眼神交流，邓丽君已显得很快乐。邓丽君还特地要了他的电话，但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她大概很欣赏恋爱这件事情本身。她不喜欢做不合情理的事。对她来说，“不合乎伦理的恋爱”是难以想像的。日文的“不伦”，和中文的“不伦”的分量，似乎大不相同。中文的意思很清楚，是指“违反伦理”。

在日本，电视上经常演《星期五的太太们》之类的“偷情”剧，以“不伦”为题的歌曲也流行。邓丽君唱的《爱人》，其实迎合了这种潮流。她在唱《爱人》时，多少也有些抗拒感。中文的“爱人”，意思似乎是指恋人、坦诚地去“爱的人”。在中国大陆，如果是一对恋人，“爱人”便是指他的她，或她的他；如是夫妇，丈夫和妻子都把对方称为“爱人”。邓丽君大概不喜欢受《爱人》的歌词影响。记得她在谈起某件事时曾说：“在中国，爱人是指纯真地去爱的那个人；并不像日本，‘爱人’的形象是不纯的。” 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她对那名歌手的倾慕，看来也不会太认真。经理人和歌手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在一起工作多年，大家便不只是工作关系，而会产生像家人一样的亲密感情。经理人和歌手结婚的例子也不少见。常常听说，经理人正是他负责的歌手的头号歌迷。说来也有点羞答答。实际上，我也是邓丽君的第一号歌迷。不过，我们的关系终究是：右手的手套如果是我，左手的手套便是邓丽君。我们有如一家人，有着兄妹般的亲密感情，此外别无其他。只有一次，邓丽君和我过了一天恋爱般的生活。《香港》这首歌发售后，我们总算有点余暇。这时，邓丽君在香港买了一间公寓，把这里作为她的生活据点。《偿还》、《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和《别离的预感》等，相继成为畅销的热门歌曲，邓丽君在日本的发展已相当理想。这时，邓丽君和我的隔阂已消除了。从工作到个人生活，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彼此的伙伴关系已回复正常。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季我常到香港，为的是调整今后的工作安排和为录音选曲。这时，邓丽君迷上了“艇仔”。在香港的九龙和港岛之间，有一道峡湾，近百只小艇在这里汇聚。两岸便是号称“值一百万元”的香港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峡湾上浮沉着的小艇，简直把海上的通道都堵住了。码头附近停泊着各种大小的艇只。小的只可坐两人，大的可容二、三十人。上船出海，贩卖各种食物的艇家瞬即围上来。他们各有所长，有的卖鲜虾和炒蟹，有的卖烧肉，还有的专卖饮品。各个艇家都有独自的烹调方式，做出来的菜式各有风味。在香港人的叫嚷声中，菜肴的买卖便完成了。在这里，你可以挑选自己爱吃的食物，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烹调。这些艇仔虽然其貌不扬，也谈不上清洁，但做出来的菜却特别可口，能让人回味无穷。它们很受香港人的欢迎。邓丽君也很喜欢在艇仔上进餐。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

第一节•假护照**】

有人说她死于爱滋病。也有人说她是被毒死的。邓丽君是中国人，一个外国人，竟死在泰国清迈这样的地方，这些奇谈怪论，才会言之凿凿，令人信以为真。这些怪论流传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邓丽君是亚洲的超级巨星，而她的死又是如此猝然。大概因为同是亚洲人，大家更有亲切感，我几乎把邓丽君视为同胞。语言虽然仍有多少阻隔，但她的日语理解能力很强，不足之处我们也可以用英语补充。这种亲切之感，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便有了。我和邓丽君初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在东京六本木的“东一”石头火锅店。这时，她快要在日本复出了。邓丽君决定由我所在的公司为她制作唱片。为商量有关工作，我们六七名工作人员，齐集在“东一”，等候邓丽君到来。这家火锅店现在是否仍在营业，已不得而知，但当时我们这班人是它的常客。店内放着一张木纹清晰的桌子，给人以沉甸的感觉。铁锅便安放在桌子正中的围炉之上。厨师在热锅上浇上大量的油，然后把一块块鲜红的牛肉放进锅里，让血水渗出。当肉色变成漂亮的粉红，便加入酱料。洋葱、蒜头放进锅里时，发出“喳喳”的声响。牛肉、蔬菜，加进高汤，便成了美味的火锅。蘸着酱料吃，真是别有风味。我和邓丽君多次吃过这种火锅。这一天，我们便在这里边聊天边等候着邓丽君。她终于来了，用久已不用而显得有点生疏的日语说：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邓丽君穿着一条不算太短的皮制迷你黑裙，上身是件带着直纹的红彤彤的毛衣。她长发披肩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几年前唱《空港》时，电视上的邓丽君是胖嘟嘟的，现在却已变得明艳照人。“你好。”邓丽君微笑着说。我丝毫不会因为她是中国人而有隔阂之感。她看上去和我们日本人并无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一样。我的这种印象非常深刻。她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的确是个美人儿。我和她一开始便没有隔阂。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能够这样自然地交上朋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的性格随和。在和她交往的九年里，不管愿意与否，我经常都会想起她是个中国人。而每次这样想时，我总觉得，邓丽君的人生，经常被她的祖国的封建传统玩弄于股掌之中。

邓丽君二十一岁时，曾以一家大型制作公司的歌手身份，初次登上日本歌坛。她当时以《空港》一曲获“唱片大奖新人奖”，显示了她的实力。后来却因为“假护照事件”而在日本销声匿迹。对过着和平日子的日本人来说，提到“假护照”，便会觉得有股不健康的心态。我们当然没有理由为“假护照”辩护，但邓丽君这样做自然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在我们看来，取得护照、自由出入国门，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邓丽君的故乡台湾，当时这种权利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我们轻易得到的、理所当然的权利，邓丽君在台湾，有时侯千辛万苦也无法获取。正因为这样，她最后才走上犯罪之路。后来，在和邓丽君交往中，我更能理解她被迫这样做的原因。自然地，世上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宽容的。邓丽君在日本复出后不久，一九八四年的三月。这时候，可以说，她在日本几乎完全没有知名度。唱《空港》时代的歌迷已星流云散，似有若无。自然，日本的电视台、电台也不会找她唱歌。只有几本周刊对她做过访问。我们要为她复出做宣传，便在新大谷酒店的水晶厅为她开了个招待会。我们请了新闻界和音乐评论家来，原来计划先由邓丽君唱几首歌，然后会见记者。这是邓丽君复出后第一个正式的活动。为了这个招待会，邓丽君专程从台湾来到日本。“欢迎你。” 我看着邓丽君。这是我们在新加坡分手后第一次重逢。她微笑着，有点兴奋地说：“我很紧张，许久没有来了，真紧张。”邓丽君乘坐的是中华航空的班机。她在日本虽然没有知名度，但在中国已深受大众的拥戴。中华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自然也不例外。一名空中小姐很细心地对邓丽君说：“你在机上补补妆好吗？”邓丽君补了妆，艳光四射地走下飞机。在新大谷酒店的小型舞台下，各电视台、杂志、报纸的采访人员，还有评论家，汇集了近一百人。邓丽君看上去并不紧张，在台上唱了几首动听的歌。随后是会见记者。如果这次记者会能成功，她在这里唱歌、会见记者的情况，第二天便会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在全国播出。我想，这肯定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机会。“你许久没有来了，觉得日本怎样？”“日本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记者向她提出这些普通的问题。日语还不太灵光的邓丽君，夹杂着英语，很有礼貌地徐徐回答。我在旁边看着她，但愿一切都很平安无事。但我也确有种不祥的预感。“那时候你的假护照是怎么弄到手的？” 一名记者尖锐地提问。终于提出来了，这是我们最不愿意接触的敏感问题。“后来你怎样了？” “为什么要用假护照？” “假护照是在台湾弄到的吗？” 记者们见机不可失，纷纷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全是关于假护照的。邓丽君不知所措，简直无言以对。她用疑惑的神情望着我，我的头脑也一片空白。她只是反复地说，不是那样，不是那样。最后，邓丽君沉默了一会儿，镇静地说：“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还不成熟。现在想起来，我的确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要反省，现在我已经是成人了，要好好学习，不要给大家添麻烦，要做个好歌手。

请各位多多帮忙。” 这番话表现了她的勇气。她绝不诿过于别人，只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当众道歉。记者招待会结束后，邓丽君走到我身边，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说道：“西田先生，您怎么了？” 她亲切地问，就像没有被问过假护照的问题。这时候，我对她深感有愧，真想说句：“对不起。” “做得好。你在舞台上表现很好。我要对你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说。邓丽君不发一语。我原先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状况。后来我才明白，这次见记者谈了假护照问题，只是她勇敢地迈出的第一步。后来的种种，更使我认识到，邓丽君不愧是个伟大的中国人。邓丽君爱中国，爱在那里生活的同胞。“我想到天安门唱歌。” 这句话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还说过，最能理解自己的歌的，是中国大陆的人。记得第一次获有线大奖时，她特地用中文说： “谢谢大家！” 这充分表现了她的欣喜之情。不过，邓丽君想在天安门唱歌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她在日本发展的几年里，中国方面好几次都邀请她到天安门演唱。但她不能轻易答应，怕有不便。一九八八到****年之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去唱了，邓丽君也开始郑重考虑这件事，我已着手准备以天安门做舞台的工作。不料邓丽君的这个梦又告幻灭。此后，她对中国的思念便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

第二节•中伤】

一次，邓丽君突然说出这么一句：“我几乎想不出，在台湾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台湾是她的故乡。只有土生土长，才能领略到故乡独特的气息。有的地方只到过一次，却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怀念，那是因为它和你的故乡，有着相近的乡土味。故乡的气息，像人的体温一样，温暖常存。它可以让你安心，使你觉得亲切。不过，邓丽君恐怕没有这种散发着故乡气息的“空间”。邓丽君出生于台湾的云林县，她的父母在大陆出生。邓丽君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尉，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被打败时，他随军来到台湾，是所谓的“外省人”。因此，邓丽君的根在大陆。

对邓丽君来说，台湾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而大陆则是她父母出生、长大的所在；海峡两岸都有她珍重的故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她不幸的人生的发端，因为她生来便有两个故乡。她曾说，小时候在学校常常被人欺负，没有什么小朋友和她一起玩。原先住在台湾的“本省人”，有部分对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外省人”是憎恨的。邓丽君也因为是外省人而受欺负。她从小便喜欢唱歌。那时唱得并不好，却已多次在新秀歌唱比赛上获奖。她十三岁时，用邓丽君的艺名，以台湾电视台合约歌手的身份初次踏足歌坛。她十六岁已做了电影的主角，出了唱片。因为工作关系，邓丽君从这时开始，便不停地和母亲一起到处奔波。她十八岁时，竟到过因越战而倍受破坏的西贡。为的是出席该市近郊一家电影院的邓丽君影片首映礼。邓丽君从小便把唱歌视为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她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她不能像普通的孩子那样上学念书。邓丽君后来那么执着要到伦敦留学，背景可能便是她不满意自己连义务教育也未能完成。她对学生生活有着极大的憧憬。她说在台湾没有什么愉快的回忆，可能是因为她回想起那一段日子。虽然这样，家里人还是很爱她的。邓丽君告诉我，她父亲在台湾是做薄饼的，家里常飘散着薄饼的香味。在兄妹四人中，她是唯一的女儿。排行第三，父母和兄弟对她特别宠爱。邓丽君说，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过新年，即春节。“过年前，老早就得准备，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做许多过年吃的饺子。” 在艇仔上，邓丽君曾愉快地这样说。那时她已三十多岁了，但每近旧历新年，她仍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对周围的人说：“快过年了，快过年了。”她高兴得不像个成年人。在邓丽君心底里，故乡的气息也有它温馨的一面，因为，那里有她的家人。但是，邓丽君对台湾的厌恶感却与年俱增。她对家人、故土、对故乡温馨的气息，没有什么不满。但对台湾政府、对新闻界、对那股使她不能自由行动的势力，邓丽君十分厌恶。正因为她是顶级歌星，行动便处处受到那股巨大势力的钳制。邓丽君在日本复出不久。这时候，她的唱片《偿还》还没有畅销的迹象。我不怕孤军作战，四处与电视台的节目监制联络，请他们让邓丽君上电视演出。想不到，竟没有一家电视台愿意这样做。它们的监制、董事，只与一流艺人的经理人打交道。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经理人，他们自然不看在眼里。邓丽君当时住在台湾，但对上日本电视演出态度积极。她决定在日本复出时，老早便问我能否上“夜之金曲舞台”演唱。她有这种期望，我自然也希望邓丽君能广为人知，所以便四处去和各种节目监制打交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联系到一个大阪白天播映的节目。这是个三十分钟的歌唱节目。它当然不像《夜之金曲舞台》那样有权威，但我们连续被人拒于门外，这次交涉的成功，已让我雀跃不已。这天夜里，我特地打电话给邓丽君。“邓丽君，电视台已经联络好了，请你马上到日本来。”我高声地说，就像给她送上一份厚礼。她也高声地问：“什么时候？” “五月。” 听我这么一说，她的声音突然放低：“喔，那很快了。” “怎么了？” “……我现在不想唱。” 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以前不是说想上电视演出吗？” “是的，我是说过……总之，现在不上好吗？” 她这些话真让人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想唱？” “……现在不方便。” “为什么？” 邓丽君的声音显得更低沉了，我意识到她要说一些她不想说的事情。“最近，台湾有报道说‘邓丽君向日本谄媚’。” “向日本讨好？” 最初我完全不明所以，细问之下，才知道是指她上次来日本的那场小**。当时她暂住在新宿的世纪凯悦酒店。一天，台湾一名驻日记者突然来访。那位记者认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即使没有预约，邓丽君也会给他一点时间的。采访必须预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访问，邓丽君拒绝了。此君当然很不满意，他在台湾的报纸上发出这样的报道：“邓丽君因唱片滞销，只好向日本谄媚”。这篇报道大大伤了邓丽君的心。她竟产生了“一段时间不去日本”的想法。一般人的反应，都会气愤莫名，向公众辩解“绝无此事”，但邓丽君只是暗自悲伤，这正表现了她柔弱的一面。“我是想去的，不过，现在不太方便。” 她无可奈何地说。事实上，邓丽君并没有做过任何讨好日本、或对台湾有负面影响的事情。报道无中生有，令她悲伤不已。我理解邓丽君的心情，但又不能放弃上电视演出的安排。这次不是人家邀请，是我们主动争取的。

如果放弃了，再次求人家便太难了。而且，错失了这个机会，邓丽君便会有一段时间都来不了日本。“我明白你的心情。这样吧，我联络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约他见面谈谈。请你对他好好解释，你并没有讨好日本的意思。如果关系不正常，不知什么时候他还会写出类似的文章。你还是到日本来吧。” 后来，我终于找到这位记者。邓丽君和我请了包括他在内的三名记者吃饭。他果然是因为采访被拒而大发雷霆。我请这些台湾记者多多包涵，对他们解释邓丽君既是台湾的明星，也将会是日本的明星，请他们不要扯后腿，应该支持邓丽君成为日本的明星。这时候，不知怎地，我开始觉得：邓丽君和其他的日本艺人很不相同，对她要特别照顾。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对邓丽君毫无根据的造谣中伤，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邓丽君对台湾越来越不满，更重要的原因在后面。

邓丽君在日本发展的第五年——一九八八年。《偿还》、《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别离的预感》等，相继成为热门歌曲。这时候，至少上电视演出，我们已不用登门求助，而是由对方邀请了。邓丽君早就想上的 “夜之金曲舞台”和“十大劲歌”等权威性节目，她也可以登台亮相了。这是在这一年秋天，十月发生的事。这时邓丽君已把据点移到香港，她买了房子，在那里定居。我经常到香港安排工作，做录音准备。我为邓丽君订了下次到日本的日期，安排她上八个电视节目。邓丽君显得冲劲十足。邓丽君该来日本了，这时，突然接到她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西田先生，我拿不到护照。如果明天还拿不到，我便去不成日本了。” 没想到她在电话里的语气会这么悲伤。“更换护照的手续办好了吗？”我问。她说：“早就办了，但仍然没发下来。” 有关方面为什么还不发新护照？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样吧，你把现在的护照影印下来，传真给我看看。” 我说完，过一会儿便收到传真。护照的确已到期了。我随即打电话给邓丽君：“你是在香港申请的吧？如果在香港拿不到，试试到新加坡申请怎样？” 新加坡有关方面对邓丽君的态度十分友好。她以前在那里申请过，有关人士曾对她说了句“加油啊！”以示支持。所以我认为到新加坡申请会顺利得多。于是，邓丽君便匆匆赶往新加坡。香港离新加坡虽然不远，但乘飞机单程也要几小时。没有时间了。但我相信只要到新加坡办，一定能办妥。想不到，新加坡这次不肯发护照。他们即使愿意发，台湾方面也不会同意。事已至此，只好到台北去了。邓丽君如果从台北领到护照，直接到日本去还来得及——我这么想。我和邓丽君用电话联络。我提出意见后，只好在电话机旁静候回音。那时，手提电话不像现在这样普及，等得人焦灼不已。大半天过去了，邓丽君一到台北，便和我联络上。据她说，管申办护照的是法务部门，但先要得到文化部的批准。光是办文化部的手续便要整整两天，而且不一定能准。不准的理由，是不得而知的。于是，我们便从日本方面，与和驻日大使馆有一样作用的亚东关系协会联络，请他们查查为什么不发护照给邓丽君。原来台湾政府内定：不许邓丽君出国。理由真是蠢得可以，他们说邓丽君绝大部分时间不住在台湾，而且台湾方面请她回来，她也不给面子，所以不发护照。台湾政府的意图是，限制邓丽君出国，要毫无道理地把她留在台湾。至于怎样才能拿到护照，据说一定要在台湾申请，手续需时两天。如果真是这样，上电视演出的计划便要全部取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条件。后来，我直接和台湾政府联络，说明日本方面已为邓丽君做了种种准备，又谈到她在日本的成就，苦苦劝说了一番，但翌日事情仍未解决。一切办法都想尽了，时间越来越紧迫。邓丽君哭着给我来电话： “西田先生，请您帮帮忙。” 这时候，比起拿不到护照来，她更担心的是邀请她演出的电视台。如果原定邓丽君演出的节目都成了空当，后果将会十分严重。总之，邓丽君肯定是来不了日本了。我和两名部下到原定演出的电视台，逐家登门道歉，简直可以用三跪九叩来形容。为了邓丽君，我们不能把申领护照被拒的事告诉他们，只能诿过于己。有些电视台对们声色俱厉，也是很自然的。有的台已花了三百万日圆做节目的筹备，人家花了大笔费用的损失，自然不是我们口头道歉便可以抵消的。这时候，我觉得邓丽君开始真正信赖我们了。她大概会想：日本的公司为了我，竟做到了这一步。邓丽君在台北逗留了约一周后，终于领到护照了。但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发护照的交换条件是：邓丽君必须出席“金门岛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且要上台湾的电视节目。接受这些条件后，台湾政府很快便发出了护照。想不到，好不容易才到手的护照，有效期只有一年，有效期本该是两年的。台湾政府故意这样做。这种做法肯定会让邓丽君对台湾的厌恶不断加深。这时候，邓丽君甚至公开说“我讨厌台湾”，她还说过“我想离开台湾”。“我很讨厌台湾。我在台湾时，它一有需要便利用我。我到海外努力发展，它又对我作出种种限制。这地方，不是我安身之所。” 记得邓丽君曾这样说。我想，邓丽君如果是日本人，作为一名歌手，她大概会活得开心一些。虽然这样，但她从来没考虑过在日本定居。即使她在日本发展顺利，每年来日本好几次，她也从没想过要在日本安一个家。她每次来日本，都住在赤阪太子酒店的一个房间。一次，我算了算，这些年来，光是住宿费便超过二千万日圆。我向邓丽君建议，从长远考虑，不如买间公寓，但她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诚然，在台湾，住着邓丽君敬爱的父母和兄弟。她回台湾去，自然会有故乡的亲切感。但这个地方也是她想逃离的、很难对付的所在。她绝不想住在日本，她离开台湾后，便移居香港，晚年则住在巴黎。而在泰国的清迈，她拉下了人生的帷幕。这样的邓丽君，她的葬礼最后竟由台湾当局郑重其事地包办，人生也真够讽刺的。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

第三节•香港•香港】

明明是异地他乡，但也真怪，香港这个地方和她很合得来。它不仅充满魅力，邓丽君住在这里，便觉得心境开朗。像印尼的巴厘岛，邓丽君死于斯的清迈等地，据说常有来自西洋或东洋的游客，到这里便乐不思蜀，干脆定居下来。他们大概觉得新地方比原居地更有吸引力，从此便不愿离开。邓丽君也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便是香港。曾说自己居无定所的邓丽君，在二十五岁以后，极少住在她生长的台湾。她在洛杉矶、新加坡各住过几年，而在伦敦也住了半年。她移居海外，似是要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寻求自己追求的某种东西。她所追求的，大概是西方独有的自由不羁的感受，这是在台湾、甚至是在东洋也欠缺的。她想尽量吸收西方不拘一格的文化，以及他们思维方式的精华。她憧憬的地方，应该是丝毫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到了三十岁，邓丽君虽然因为某些事情而说过讨厌台湾，但她对包括台湾在内的流着同样血液的中国同胞依然怀着深厚的感情。不仅对大陆同胞、对包括华侨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她都抱有亲人一般的真挚感情。对邓丽君来说，台湾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地方，但无论是过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发展歌唱事业，它都不能让人称心如意。邓丽君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香港。香港有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也有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它的位置适中，离邓丽君家人居住的台湾不太近也不太远，和日本也很接近。邓丽君特别喜欢这样的香港。

初到香港的人，可能谁都会有这样的印象：香港是乱糟糟的。在本来就狭窄的路面上，无数色彩缤纷的招牌在头上凌空而挂，人车争道，拥挤不堪，大叫大嚷的广东话乍听简直令人侧目，但听惯以后，才知道这便是香港充满活力的标志。在香港鳞次栉比的高层大楼后面，是嘈杂而拥挤的横街。那里有股深不可测的力量，人与猫狗都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共存。码头上停泊着许多舢舨。海滨的避暑胜地，每年都有不少观光客慕名而来。在三十多岁时，邓丽君在香港住了四年。后来她才移居巴黎。离开香港其实并非出于她的本意。邓丽君在香港购置了房子，买了汽车。她还成立了一间“ＴＮＴ”公司，自任社长。我们甚至还考虑过在香港设立一个邓丽君专用的录音室，可惜未能实现。虽然不知道邓丽君是否会在香港永久居留，但她原先的确打算把香港作为安居之所。她把据点移到香港后，我也经常到香港去。在邓丽君的公司，她请了一位名叫麦灵芝的中国女子，为她安排约见等具体工作。至于在日本的工作和大型项目，都由我们的公司为她安排。她的公司和我们保持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邓丽君不仅喜欢香港，而且还很了解香港。在香港，有许多事情都引起她的兴趣。记得有一次，我到香港和邓丽君洽谈工作。那时候，我不只是邓丽君的经理人，也是其他几位歌手的唱片监制，包括著名歌手、演员早见优。她这时也到了香港，拍一出香港制作的电影。

一天，我在酒店房间突然接到电话：早见优拍电影时受了伤。这是部动作片，当她在汽车内拍摄时，一辆摩托车迎面撞来，把车头玻璃撞得粉碎。来电话的人说，早见优已进了医院。我原来约好和邓丽君商谈工作，由于事出突然，只好取消了。当我打电话给她时，邓丽君像是要平抚我的紧张，冷静地说：“这样吧，我们一起去探望她，请你先确定一下医院的地址。” 邓丽君对香港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语言自然也毫无障碍。这时候有她在，我心里踏实多了。刚才在电话里没有问清楚早见优受伤的情况，我便先打电话给医院。接电话的是早见优，她竟若无其事地说：“我没什么事。邓丽君来探望我，我可担当不起。我很快便出院，让我去拜访她好了。” 听到她精神焕发的声音，我稍微放心了。早见优出院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吃越南菜。早见优高兴地说：“出事时我的确吃了一惊，不过，因祸得福，反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她说，香港拍电影的方法是乱七八糟的。没有完整的剧本，一切都在拍戏现场即兴决定。下雨的话便停拍，如果顺利，便会拍个无休无止。直到正式拍摄前，才搭好布景，而且许多时候连布景也是由几部电影轮流用的。这种拍摄方式，把早见优弄得筋疲力尽。听早见优这样诉苦，邓丽君说：“拍香港电影，有时虽然很轻松；但有时就像是收买人命，这钱可不容易赚啊！” 如果说最重视演员人身安全的是日本的话，依次便是新加坡、台湾，最后才是香港。换句话，香港最可怕。邓丽君这样说着，还加了一句：“真的很可怕，你可不能拍啊！” 邓丽君就像要保护早见优似地，语气饱含着关怀。邓丽君与人相处时，她温柔的性格常常可以充分表现出来。这种亲切和温柔，是毫不着意的，也不会过分，只会让你感到恰到好处的温暖。

邓丽君相当喜欢香港，她了解香港好的一面，但也了解它坏的一面。在制作以“香港”为题的歌曲时，我才真正认识到，邓丽君是如此深爱着香港。这时候，她在香港已住了约两年。在这两年里，我们常常在饭桌上聊天，几乎无话不谈。谈的大多是生活上的小事，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值得怀念。那些平常的话语，处处流露出邓丽君对香港的感情。在香港住得越久，她对香港的眷恋便越深。但她对这个地方并不是一味地留恋。包括邓丽君在内，有些香港人对一九九七年日近，香港就要回归中国，显得忐忑不安。没有人知道“九七”后，这个城市会有什么变化。经济条件好的或可以依亲的人，不断移居海外。没有能力移民的，虽然有不安之感，但也只好泰然处之，继续努力谋生。对邓丽君来说，香港是她和那位酒店少东失恋的伤心地。这里留有她的激情和眷恋，还有一股淡淡的哀愁，生怕它不知何日会繁荣顿失——这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邓丽君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她想凭歌寄情，创作一首歌，抒发她对香港这个城市的感情。而我也想过，是否可以制作一首以香港为题的好歌，作为献给邓丽君的礼物。就这样，我们决定制作《香港》这首歌。当我告诉邓丽君：“下一首歌，我们以香港做题目吧。” 她顿时显得十分兴奋。能够向住在香港的六百万人表达自己的心意，邓丽君太高兴了。邓丽君对这首歌的关注是全心全意的。我们实际上用了一年，才制作了这么一首歌。录音制作在香港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加进二胡怎样？” 不知道谁这么提议，邓丽君也同意了。我们请了号称“中国第一弓”的二胡演奏家到录音室伴奏。“这里锣声加进铜锣吧。” 即使在唱片里只是隐约可闻，我们也请了一流高手伴奏。总之，务求尽善尽美，一切不惜工本。邓丽君也坚持这么做。唱片的录制工作已进入尾声。我们计算一下才发现，为制作这首歌，已花了不下四千万日圆。在唱片界的常识来看，这是无法想像的。邓丽君却显得若无其事。恋爱也好，吃东西也好，无论做什么，邓丽君总是这么执着。只要迷恋上一件事情，她便会不惜一切地全身投入。最后的混音制作，试了好几次，邓丽君都不满意。她虽然不满意，但在旁人听来，已是完美无瑕了。这时候，离唱片预定的发行日期愈来愈近了。试了几十次后，我决定作出决断，挑选出我认为最好的版本。“好了，就这样好了。定下来吧。”录制完毕后，我这样说。但邓丽君却道：“不行，请让我再来一次。” 尽管我认为已经完美，邓丽君仍无法接受，继续一次又一次地录音。我不能老等着她，便委托其他同事代管，自己先回日本去了。我回去后，他们又反反复复地录了好几次，据同事们说，还比较顺利。接近发行日期了，唱片工厂为制作邓丽君的新唱片，特地把生产线腾了出来。这时候，竟接到我的同事打来这样的电话：“西田先生，事情没有进展。邓丽君小姐说，她唱不下去了，看来她的精神不太好。” 太开玩笑了！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多少金钱啊！“请邓丽君听电话。” 我让邓丽君接电话。“你怎么了？” “西田先生，我唱不了。唱片看来要延期发售。今天我也唱不了，下星期再唱吧。下星期，再给我一个星期好吗？” “下星期”是她的惯用语。某项工作要延期，或者是想约她在某个时间办事，她总不会爽快地答应明天或后天，不知怎地，她老是说：“下星期。” “你是怎么回事儿？我们不能再等了。工厂已经为你腾出了生产线。” 我的语气有点严厉。事实上，对她近乎固执的做法，我多少有些不满。“发行日期不能延了。如果你不唱，这支歌只好不收进去了。” 这句话对邓丽君来说是相当难听的。“明白了，我现在就唱。” 她说毕，便挂了电话。马上到成田机场，还赶得上晚上七点飞往香港的末班机，我这样想着，便匆匆赶往香港。到了那里，半强迫地让邓丽君录了音，然后把音盘带回日本。那一刻，邓丽君的表情颇为复杂，看上去有些郁郁寡欢。她还不满意，想一唱再唱。在唱片里，邓丽君唱的《香港》，唱得十分投入，简直已臻完美。歌声里饱含着痛苦，令人动情，实在太好了。

【第三章•美丽与孤独

第四节•最后的恋情】

我家里留存着好些邓丽君的照片。家人的照片，都由妻子整理好，放进相簿里；邓丽君的照片，便由我保存。我长年离家、终日埋首工作，妻子并无怨言。大概是因为婚前她也做过与我同样性质的工作吧。邓丽君多次和我们夫妇外出进餐。我一家人，还有其他同事，曾和她一起到过伊豆温泉旅行。在和我的家人、特别是我孩子初次见面时，她的神情仿佛在说：“没想到这个人也有家庭。” 邓丽君每次到日本，我便时刻不离她左右，简直令她觉得讨厌。她的工作日程如此紧密，我和她一起行动，自己也没有任何空闲时间。工作时，她大概不会想到我是有家室的。到伊豆温泉旅行时，我的女儿念小学二年级，儿子在上幼稚园。邓丽君对有小孩子同行显得很兴奋，看来她很喜欢这两个小家伙。倒不是他们特别可爱，而是邓丽君性格温柔，生来就喜欢孩子。这年纪的孩子仍爱玩闹，邓丽君却不以为意，处处照料着他们。邓丽君和我的一家有这样的交往，是否该把她的照片也收进我们的家庭相簿里去呢？——看来我的妻子也难以抉择吧。我手头上的邓丽君照片，放在一个口袋里，至今未加整理。当我正要腾出时间收拾，她竟已去世了。特地去整理故人的照片，徒增伤感，所以便让它们散置着。相片中人栩栩如生，如今已成永诀，越看越觉伤感。邓丽君的照片共有数十张，有的是在日本复出不久后拍的，有的摄于伦敦的街市，还有的是温泉旅行时和孩子们的合影，地点、日期不一。这些照片都是在邓丽君三十至三十五岁期间拍的。从三十五、六岁起，她就不再喜欢拍照了。“该拍唱片的封套照了。” 尽管我一再催促，邓丽君却一口拒绝：“西田先生，我不年轻了，不好意思拍照。” 我本来以为，邓丽君在她心爱的香港生活了几年，身心应该已得到很好的放松。真想不到，她的内心深处仍是一片悲凉。“这样的照片，再也不拍了。”她看着自己从前的照片，常这样说。虽然已不年轻，她其实也不过才三十五、六岁。何必这么悲观呢，人总是要老的，只要心境开朗，一样可以活得开心。我想。这时的邓丽君，心境并不像外表那样开朗。她可能正担心：快四十了，这一生看来也不会有大的改变；不能结婚、生子，未来的日子难道仍然要以唱歌维生？ “我现在每天都在想，今后要做个怎样的女人。”记得在舢舨上她常这样说。她当时是怎样想的？她怎样设计自己的人生呢？她没有明说，但有一点是连她自己也没想到的：她的一生竟会结束得如此短暂。她内心的某处，常带着淡淡的哀愁。我手头留存的邓丽君照片，摄于她三十至三十五岁期间。此后，我便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她了。杂志上的邓丽君总是神态落寞。她以前多么活泼可爱，形象是纯真无邪的。三十五岁后，表现出成年人的稳重是自然的，但看来不只是稳重，她的神情在成熟当中，常常透着哀怨。邓丽君平日说话不多，倒不是因为她内向，她本来就不是那种滔滔不绝地、主动地向你说话的那种人。但她的一颦一笑，却蕴含着许许多多的话语。正因为这样，她和朋友相处时，总是显得对人关怀备至，而毫不造作。我手头上的邓丽君照片，神情都带着伤感。她这种哀伤的神态，不但表现在杂志上，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迹可寻。****年四、五月间。在这段日子里，我和邓丽君在艇仔上进餐不下数十次，对着佳肴美酒我们无所不谈。在这些谈话里，也透露出她的寂寞和哀伤。这时候，我想邓丽君最需要的是恋爱。恋爱时的兴奋激动，正是她所缺少的。令人奇怪的是，此时的邓丽君，对男人似乎丝毫不感兴趣。自从和香港那位上流酒店的少东分手后，她对异性便不再动心。一次，我在船上对她说：“邓丽君，你该谈谈恋爱了。” “我是在谈呵……”她低声地回应着。不过，我很快便明白，她对这次恋爱并不认真。邓丽君和香港先前的那位谈情时，和当时的她大不相同。她失恋时显得很坚强。从表面上看，那次恋爱是勇敢而不失风雅的。邓丽君处事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更值得称赞。因为种种原因，她在谈恋爱时，虽然很想见自己的意中人，但不能说见就见；双方聚首的时间，一分一秒都是很珍贵的。——这样的恋爱，这个时代已不流行了，但邓丽君和他确实如此。这种带着古典气息的恋爱，更显得邓丽君光彩照人。它最后以失败而终，但邓丽君从中汲取了教训。如果“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个法则能够成立，它的逆定理看来亦然。邓丽君的失恋，也正遵从着这个法则。邓丽君失恋了，在歌唱事业上却有所得。她的《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别离的预感》等情歌，能够唱得那么出色，肯定得益于她有这样的恋爱经历。

但是，后来的邓丽君不同了。她和香港的那位分手时，虽然很伤心，但她并不气馁。后来的邓丽君却缺少了一分坚强。那时的邓丽君，不仅没有谈恋爱，而且对时光的流逝似乎有一种恐惧感。她最焦虑的是，如此下去，这一生便只能以唱歌告终。在此之前，她已经好几次为自己的选择而苦恼：究竟要当歌手，还是个普通的女性？我记得每次都劝她“唱吧，唱吧”，但到了后来，连我也怀疑她这样唱下去是否是明智之举。但当时的邓丽君，已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了。无论她愿意与否，她的歌已不同于一般的歌，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邓丽君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唱歌时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但这可能也正成了她过重的负担。如果她选择做个普通的女性，自然可以平平淡淡地过日子。但当时，邓丽君即使心灰意冷，也无法把自己的歌唱事业弃而不顾。老是盘算何日才能还我自由，反而会更添烦恼。邓丽君可能认为：自己的歌虽然有影响力，但她不愿长期如此；她宁愿收拾心情，过些平平稳稳的日子，而此刻，可以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仍然专注于歌唱事业，她的一生可能就会这样唱个不停。这时候，时局的发展对正踌躇于选择自己前途的邓丽君来说有了重大的影响。她因而对故乡的信任逐渐消失。她虽然深爱着香港，最后还是决定离去。

邓丽君离开香港，接受她的居所是——巴黎。****年七、八月间，邓丽君便到了巴黎。她只身到巴黎，心情看来很不平静。她在每晚五万日圆的酒店住了一段时间。如果住两、三天还可以理解，但她在这么昂贵的酒店，竟住了一星期以上。“这么贵的酒店，你这样住下去不会太奢侈吗？”我打电话到巴黎，这样说。邓丽君怯怯地答：“我害怕呀。” “你不要老这样忧心忡忡的。”我理解她的心情，希望她早日回复常态。“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太害怕了。好吧，我会尽快去租一间公寓的。”邓丽君说完便挂了电话。她后来好像租了间公寓，在那里住了一年左右。在巴黎的日子，邓丽君生活得很自由自在。她唱的歌里，有一首是《任时光在身旁流逝》。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女性苦恋时炽烈的情怀。它不是幸福、祥和的，而是一次自取灭亡式的恋情。继续爱下去，可能会使自己今后的人生变得支离破碎，但她也在所不惜。即使失掉一切，仍然要爱；即使抛弃一切，也要让相爱的时光，在自己的身旁流逝——这首歌里，充满着这样一个女子的痴情。和这首歌热恋的内容恰成对照的是，它的旋律是柔和、优美的。这时候的邓丽君，正如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她只选择了“任时光在自己身旁流逝。” 邓丽君移居巴黎后，录制了一张唱片。Ａ面是《泪的条件》、Ｂ面是《Ｙｅｓ，被爱包围》。我和邓丽君心灵相通制作的唱片，这是最后一张了。从这时起，邓丽君对歌曲制作的态度改变了。更准确地说，她比以前更坚持自己的主张。在我看来，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这个年纪，邓丽君应该以成熟女性的形象出现。我觉得，她今后可以唱真正的“邓丽君情歌”了，可以堂堂正正地唱那些描绘“人生”、以成年人为对象的歌。但邓丽君不同意。尽管我请她：“灌一张唱片吧。” 她只是反复地说：“西田先生，过一些时候再说。” 她还这样对我说：“西田先生，慢慢再说吧。以前我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太累了，我总不能老是工作呀。不管是好还是坏，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邓丽君并不是想从此不再唱，只是她要把步伐放得更慢，比如每年只出一张用尽心思制作的唱片。这样的话，她既可以享受一部分普通女性的快乐，又可以从容地唱出自己最喜欢唱的歌——这大概是她的心愿吧。记得我曾对邓丽君说：“你太缺乏毅力了。” 她的想法和我的做法大相径庭。所以，后来我们虽然多次见面、或用电话商谈，还除了

一、两首新歌，但此外便没有合作的机会了。虽然说她“缺乏毅力”，但对她这种心情我还是理解的。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在若干年后，我们又会有共通之处，到时再重新合作吧——我当时这样想，看来邓丽君也会有同感。

邓丽君在巴黎，享受到她前所未有过的自由。巴黎这地方，远离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离日本也不近。在那里，邓丽君的言行没有政治影响力，她也无需以超级巨星的身份，完成那些过于频密的工作日程。从小时候起，她便老是被周围的人看管着。为了身边的人，为了某个人，她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在巴黎，她不用这样做了。她不必留意身边的人，甚至可以不化妆便上街。只要自己喜欢，唱歌以外的事情，她都可以尽情去做。看来，她很享受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慢慢做吧。”她的这句话，意味着把长久以来一直背负的担子全部卸下。后来，她和比她年轻的法国人史提芬坠入爱河。我和史提芬见过几次面，他总是出现在邓丽君的身边。他是个身材高挑、文静、肤色白晰的男子。但邓丽君从来没有正式向我介绍过“这是我的男朋友”。她想介绍，但又说不出口。看来，她是想过些时候，等双方关系更确定之后再公之于众。早晚是要公开的，但她还想含糊其辞一段日子。他俩的恋爱，在我看来总有点不相称。我认为，邓丽君对他是认真的，而他也真心爱着邓丽君。但这段恋情似乎有点不够扎实，让人觉得有点虚浮。我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这时候在杂志上看到的邓丽君照片，神情都是落寞寡欢的。值得一提的是，邓丽君在巴黎和他相恋的日子，可以说是她身为女性最纯情的时光。做超级巨星、还是做普通女性？何去何从的问题，一直烦恼着邓丽君。尽管她选择了超级巨星之路，但这种决心并不能持久。她一再动摇，受到的挫折不知凡几。为了不辜负周围人的期望，她唱了又唱，她是怀着这种心境唱歌的。在人生的终页，她舍弃了超级巨星的身份，终于可以像普通的女性那样，得到了爱情。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在最后的最后，总算达成了自己的心愿，过了她一直想过的正常生活。当我想到这是邓丽君最后的恋情时，耳畔不由得响起她唱的这首歌：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哪一天再……代结语】

“许久不见了，您好吗？” 邓丽君笑着说，神态轻松自然。我和她久别相逢，她的发型有点改变，脸部也比以前圆了些。这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三年之前、一九九三年秋天的事了。邓丽君自香港移居巴黎后，歌唱活动大为减少。她在巴黎自由自在地生活，像以前那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唱片制作的情景，已不复存在了。我们曾同心协力地工作，看到她现在对唱歌如此意兴阑珊，实在大出以外。邓丽君不再唱歌后，我也自音乐界毅然引退，开始投身到完全不同的新行业。上次是在巴黎见面的，我们已三年不见了。邓丽君久已不来日本。我到她下榻的大阪一家酒店探访她。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晴天。这样的天气，最适宜搞节日庆典或开运动会了。我们相对而坐，像这样边喝着送上房间来的咖啡，边话家常：巴黎的生活怎样？日本这边的生活、工作如何？身体状况…… 我和她相对而坐，像这样同饮咖啡、美酒的次数，真是数不胜数。但这次的感觉却颇为不同，大概是因为我们都离开了那个“舞台”。记得我们曾坐在周遭无人的观众席上，对着渐暗的舞台，低声的交谈。但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了。邓丽君并没有完全停止在日本的活动，但她也没有心情认真地灌录唱片。如果有需要，邓丽君会应邀匆匆赶来日本。可能是因为她不想被日本的歌迷遗忘了。在我看来，邓丽君这种活动方式，实在太不够体面了。在日本，没有一位歌手会这么做。如果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唱片，大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我记得曾对邓丽君说过，要有计划地、不要冒冒失失地来日本。其实，邓丽君对这一点是很明白的。“对啊。”邓丽君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我们就这样见面、交谈，我虽然这样劝她，但心里还是很希望她再来日本。尽管如此，邓丽君实际上仍然期待着我能和她一起制作唱片。邓丽君总是这样，常常陷入矛盾当中。中国大陆有人曾批判“邓丽君的歌是精神污染”；而发生假护照**时，台湾方面责难“邓丽君是台湾的耻辱”。这些事件正好证明了邓丽君是有特殊地位的超级巨星。但她背负的包袱实在太沉重了。她从小便一直肩挑重担。对一个女性来说，这种负担肯定是太过分了。但她也有开朗的一面。这正是我们寄以厚望的地方。她有一首歌的歌词，便表现出这种开朗和洒脱。“房间的窗口，向着西斜的太阳……”这不是四张席子大小的日式房间，而是宽阔的西式公寓的一角。邓丽君说“再见”，并不意味着永远分手，而是“某一天再会，还有明天”的意思。正是这样的邓丽君，风靡了中国大陆、台湾的听众，风靡了华侨和日本的歌迷。

最后一次见邓丽君，我感到她仍然保持着开朗的一面。在人的一生里，会有好些“最后”，这是由不得自己决定的。小学生专用的背包、中学生的襟章、未婚女子才穿的长袖和服、学生的春假……凡此种种都有它们“最后”的一天。我不想让时光倒流，但这些事物的“最后”，可能正是另一段欢乐时光的开始。人生的最后却是寂寞的。本应是幸福的，倒成了寂寞。或许，人都会这样，在向前迈步时，为了减轻负担，便得放下身上的某些东西。人们在踏步向前时，心中难免带着对过去的怀念。邓丽君爱唱歌，爱她的亲友和歌迷，但她已不在人间了。她的一生比一般人还早结束。如果邓丽君在身边，我会用这样的语气告诉她：“喂，你搞错次序了吧，还没轮到你哩！” 如果邓丽君也能活到我垂垂老矣的那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有关她的记忆，肯定会变得淡薄了。但她这样突然逝去，我对她的回忆反而更加清晰。有关她的回想、对她的追忆，我在这里终于迈出了一步。

邓丽君的末日，就像是被某个人任意决定了似地，太出人意外了。那天，我们两人的咖啡都喝光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告别：“我该回去了。” “我送你到楼下。”邓丽君说。“不用了，在这里好了。” 我不以为这次分手便难再相见。但我短期内还没有去巴黎的计划，而邓丽君当时也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再来日本。我知道，我们会有好一段日子都不能再见。我们握手而别。“我会打电话给你，保重身体。” “西田先生，你也要保重。” 像往常一样，邓丽君给我的感觉是：我们会再见的。

【后记】

得悉邓丽君的死讯，是一九九五年五月九日夜里。这一天，我比平日早回家。当我在电视机前悠悠地看着新闻联播时，节目里突然插入了“邓丽君去世”的消息。瞬间，我有如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仿佛自己仍然是她的经理人兼监制。我随即打电话给邓丽君的几位好朋友，多方联络。最后，终于证实了邓丽君的死讯。这天晚上，我拿出那些值得我和邓丽君回忆的照片，边细细地欣赏，边聆听着她的唱片。有关她的种种往事，不停地在脑海里浮现。这时的我，在饱受震惊之余，心里充溢着的，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近于愤怒。我真想说一句：“老天，太没道理了！”

自我和邓丽君认识、一起工作、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这九年间的许多事情，说真的，已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渐忘却了。报章杂志刊载了她死于清迈的详情，又报道了她在台湾国葬级的追悼会的盛况。一时之间，有关她的种种，似乎已人尽皆知。我也和朋友们谈及我所知道的邓丽君，我们还一起到卡拉ＯＫ唱邓丽君的名曲。说来也奇怪。我总觉得，邓丽君如果不死，我和她还会有合作的机会。这样的话，有关她的往事，我是写不出来的，只会埋藏在记忆里。现在挥笔而书，我倒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邓丽君在日本复出时，支持她的歌迷以成年男士居多，他们被称为“邓丽君潜在的歌迷”。《偿还》取得很大的成功，《爱人》、《任时光在身旁流逝》、《别离的预感》等连续成了畅销歌曲后，许多女性也加入了邓丽君歌迷的行列。她们当中，有女大学生，也有中高年女士。大概是因为邓丽君的歌里，饱含着女性的感情。在我看来，当邓丽君的歌在日本风行一时之际，正是她身为女性最美好、最光辉的时期。在这珍贵的九年里，我得以身为邓丽君的经理人、监制，为她不倦地工作。我把这个时期的点滴收在这本小书里。相信衷心喜爱邓丽君的歌迷，在欣赏她的唱片时有过的感触，在读这本书时，也会扩散开来。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邓丽君在日本取得成功，自然不是只靠我们公司这几个人。还有多位先生，可以说是邓丽君的恩人，他们像亲人一样地支持她，这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

作词家荒木丰久先生、作曲家三木刚先生（他们几乎写了邓丽君所有最受欢迎的歌曲。）

舟木稔先生（他被称为邓丽君的“日本爸爸”，是他让我担任邓丽君的经理人。）

高幸雄先生（他是有线大奖的主办人。邓丽君连续三次夺得有线大奖的最高奖项，创前人未有的伟绩，他做了许多工作。）

还有十分理解我对邓丽君的怀念、为这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认真工作的——斋藤龙哉先生（ＳＡＮＭＡＲＫ出版社）。以及大胜文仁（ＢＩＧＰＥＮ公司）、山田由佳诸位，在此均致以衷心的谢意。

不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