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羊山之战看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与将领自由作战权的争取

第一篇：从羊山之战看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与将领自由作战权的争取

从羊山之战看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与将领自

由作战权的争取

摘要：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前线将领不能只是教条的将事先制定好的作战计划套入现实情况，而应有按照战况发展自主的决定作战方向的自由。但宋朝统治者出于对武将的防范和猜忌，使用颁赐阵图等手段，对前线战事横加指挥，往往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而前线将领却经常不惜以抗命来争取自己的作战自由，最后迫使宋真宗作出让步。关键词：作战自由；宋真宗；羊山之战；阵图

发生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十月的羊山之战，是宋辽战争中宋军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较大的胜利。以往，由于宋朝统治者为控制将领和军队，多颁赐阵图，干扰将领指挥。但是在羊山之战中，由于情报失误宋军阴差阳错集中了大量骑兵，所以在辽军入侵时，宋军前线将领自由指挥，宋军经过血战，终于在牟山谷大破辽军，取得“大破之，戮二万余人，获其伪署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领并甲马甚众”的骄人战绩，宋史将此次战斗称为“大克捷”。应当看到，宋军在战斗中战术灵活，配合默契，作战勇敢，集中优势兵力击破辽军。所以，本文试图从对羊山之战的分析入手，对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的情况与将领作战自由的争取做一下讨论，不足之处请老师多多批评指正。

一、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与将领作战自由的争取

（一）宋真宗时期“将从中御”的加强

宋太祖靠陈桥驿兵变登上皇位后，除吸取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大规模削减节度使的军政财权外，并没有对节度使的具体作战横加干涉。他命将领出师，只在临行前做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偁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为抵御辽国和西北少数民族，他命令李汉超、韩令坤等人分别镇守关南、常山等要地。不仅如此，他还将“筦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其征税。”结果边将“皆富于财”。他们用这些钱财“养死士，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备见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1]。

而他之后的宋太宗，改变了宋太祖赋予边防将帅一定自主权的做法，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阵图。他不仅亲自制作“平戎万全阵”等阵法，还时常御赐阵图捆绑前方将帅的指挥。军阵本来是军队的战斗队列，在作战之时要根据敌情、地形等实际情况进行布阵。南宋名将岳飞曾说过：“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2](卷365《岳飞传》)但宋太宗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遥控指挥“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3]（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允许有一点变通。直到晚年他还以军事天才自命，自我吹嘘道：“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但是正是在他统治时期，宋军经过高粱河之战、瓦桥关之战、雍熙北伐、君子馆之战屡次大败，精锐损失殆尽，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由此可见，束缚前线将领的手脚对战事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没有真正上过战场的宋真宗更是逐步把“将从中御”发挥到极致，例如“六

[4]（卷54）月，御便殿，内出阵图示辅臣”，“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4]（卷50）挥使高琼等”。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前线将领的指挥，而且造成宋军各部隶

属关系不明确，使得战略协调非常困难，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咸平六年，辽军南侵，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王超召镇州桑赞、高阳关周莹率兵会于定州，周莹以无诏旨为由拒不服从调遣，导致王超兵败望都，宋军高级将领王继忠被俘。更为重要的是阵图将骑兵部队部署在步兵大阵的四周，这主要是因为辽军入侵，“常遣精悍为前锋”，如果宋军抵御不住辽军精锐的冲锋，“即有侵轶之患”。咸平四年，宋真宗出阵图示宰相，提出单独设立一支骑兵部队“盛选骁将统领”，目的就是“遏其奔冲”，并希望在阻止辽军精锐的冲锋后，其余辽军能“望风不敢进矣”。同时针对辽军“好遣骑兵，出阵后断粮道。”宋真宗命令“选将领数万骑殿后以备之。”骑兵本“驰骤便捷，利于趋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完全将骑兵当做步兵的策应部队，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骑兵部队机动性的发挥，再加上步兵速度慢，很容易造成被敌军各个击破的局面。但由于宋朝统治者错误的接受了唐末和五代军阀混战的教训，有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领的防范和猜忌始终存着，着意营造一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效果。由于组建和训练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是一项耗时很长的工程，所以始终对将领具有防范和猜忌的宋朝统治者是不可能真正将它付诸实施的。

（二）宋朝大臣和将领对作战自由的争取 针对越来越细致的对前线将领作战的限制，宋朝的许多有深谋远略的大臣对此提出了非议。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5]（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4]（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都主张给与前线将领机动的指挥权，让他们因时因地指挥战斗，而不是盲目的拘泥于皇帝颁赐的阵图。

而前线将领并不对自己被限制的处境多做反应，这可能与武将在宋朝所处的地位有关。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更为激进的方法，那就是在战机来临时，通过临战前的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不受阵图和方略控制的自由作战计划。满城会战时，宋军将领就通过协商，推翻了宋太宗制定的不切实际的，将宋军分为八部分的阵图，反而将宋军列为前后两阵，一举破敌。应当指出，这种自由作战计划，即使最终胜利了，也会被批判成违抗皇帝旨意的反面教材，但统治者最终都不会多加责罚，毕竟过度限制武将的作战自由与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相符，因为只有打胜仗才能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

二、个案研究：羊山之战

羊山之战，发生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是役，宋军前线将领在没有请示的情况下主动出击，诱敌深入，层层设伏，兵力梯次配置使用，一举击溃辽军。由于此次参战的宋军多为骑兵部队，故有利于扩大战果。战役前后宋朝指挥层的决策，战役中宋军的表现完整的体现出宋朝决策层对前线将领控制的加强及宋军将领对自由作战权利的积极争取。所以将此次战役设定为宋军将领积极争取自由作战权研究的个案，是十分恰当的。

（一）战前情况说明 1.宋辽两军兵力对比

咸平四年冬十月，辽军由辽圣宗亲自统帅，南下入侵宋朝。如果按《辽史。兵卫志》上的记载“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那么这次入侵，辽

军的总兵力应该是超过十五万吨。辽军的先锋军由辽圣宗的弟弟梁王耶律隆庆统帅。至于先锋军的兵力，我们可以从《辽史。兵卫志》的另一条记载推断出来“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但是战后宋方的各种史书记载中均有“获其统军首领”的记载。由此可见，当时辽先锋军的兵力已超过六万。而当时宋军的兵力，通过《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宋军集中了李继宣、秦翰、杨延昭、杨嗣和张凝五个前锋钤辖，张斌和魏能两个前阵钤辖的部队，但当年十月，原高阳关前锋钤辖，赵州刺史张凝调任西北战场，接替他的人，实属不没有明确记载。当观察一下史书中当时所有参战部队的将领都有明确的职位，只有田敏例外。关于他当时的职位，《宋史。田敏传》只笼统的说了一句：“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再加上此前田敏已经是马步军都军头、领涿州刺史，与张凝的赵州刺史是一个级别的，所以由他来接替张凝的职位是很有可能的。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载：“本朝行营，常选精兵置先锋阵，将领三员或二员押之。”“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总重兵十余万，会合选骑兵二万为先锋，又令五将，各领三千精骑，阵于先锋之前，犄角相应。”由此可以看出，前阵钤辖即为中军大阵之前的将领，可以统帅二万人，而每个前锋钤辖可以统帅三千人，再加上威虏军守军。总体来说，此次宋军参战兵力在四万左右，且多为精锐骑兵。由此看来，虽然宋军人数并不占优，但战斗力却不容小觑。

2.严峻的边境地理环境

以往史学界认为宋辽边界无险可守，这应该是对989年易州、满城相继失守后，宋军所面临的情况而说的。事实上，对宋辽边界的地理环境，曾瑞龙先生曾有准确的概括：“自沧州至顺安军边吴淀，边界有塘水阻隔。这段天然防线，按照何承矩计算，其直线距离‘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但全长则‘绵宜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水深自五尺至一丈不等，‘深不可以行舟，浅不可以徒徙，虽有劲兵不能渡也。’按照沈括的记载，‘信安、沧、景之间多蚊虻，夏月牛马皆以泥涂之，不尔多为蚊虻所毙。郊行不敢乘马，马为蚊虻所毒，则狂逸不可制。’但边吴淀西向至长城口不到一百五十里，‘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所以在易州、满城相继失守之后，辽军可以长驱直入，直达唐河，这成为宋朝边防最严峻的考验。尤其是保州以东至顺安军一段，“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径直，并无险阻，不经州县。可以大军方阵长驱，自永宁军以东直入深、冀，行于无人之地。”这一段成为辽军南下最常走的一条路，也是宋辽边境上最大的漏洞。

此次战役发生的威虏军正处于这个”最大的漏洞“之中，”太平兴国六年，于遂城县置威虏军„„景德初，改为广信军。”[6]（卷12）《宋史》中记载：“广信军，在易州东南八十里，当五回狼山之要道，戍守特重。”由于威虏军在狼山山脉中段，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宋军及时封堵此处，那么辽军想要南下，必须付出极大代价，反之，如果辽军抢先通过，那么宋军唐河大阵就要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遂城最为虏冲。”可以准确地描绘出威虏军在地理上的战略价值。

（二）战斗经过

1、失误的战前准备

咸平四年七月，宋朝政府在接到边境将领有关辽军有可能南下入侵的情报，立即任命各级指挥官，统一指挥权限。起初，宋朝政府将宋军主力部署于威虏军一线，但九月“诏镇、定兵马分屯近地，以省粮运。时谍者言敌犹在炭山，未遽[4]（卷49）南牧故也。”由此可以看出，九月时因为间谍发现辽军主力仍在炭山一带，所以为节省粮草，宋军主力又回到了镇州、定州等地，而三万多骑兵部队“分屯静戎、威虏军。”十月丁未，梁王耶律隆庆统领辽先锋军沿易州、满城一线南下进攻宋朝。

2、战前部署

宋军接到辽先锋军南下的情报，但此时再调动唐河大阵的宋军主力已然来不及。即使宋军主力想有所动作，对于骑兵比例很低的宋军来说，他们也不能及时赶到威虏军去迎战辽军，所以仍然停留在威虏军一线的宋军骑兵部队，就成了抗击辽军的主力。

当时李继宣、秦翰、杨延昭、杨嗣等几只部队分别驻屯在静戎军、威虏军，由于相距距离很近，几只部队又都是骑兵，所以很快会师威虏军，等待着辽军的到来。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是这几支宋军部队的主帅？通过对《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聚集在威虏军周围的宋军将领一共有七人。其中张斌、魏能是前阵钤辖，李继宣、秦翰、杨嗣、杨延昭、田敏并为前锋钤辖。两者分别指挥两万人和三千人，那么我们是否

可以认为前锋钤辖就受前阵钤辖的指挥呢？《宋史•田敏传》中描绘田敏的身份时说：“敏从王显为镇、定先锋。”当时王显为“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是宋军河北防务的最高指挥官，田敏跟随王显作战是理所当然的。《宋史·魏能传》中也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与诸将合战。”这句话是说：“（魏能）和诸位将领一起作战。”这里体现的意思是一种协作关系，而并非上下级关系。再加上王显、王超、王继忠等高级将领远在镇、定二州，那么仅从现有史料来看，在威虏军战场上就没有明确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有的只是一种合同协作的关系。

在几位战场指挥官的协商之下，宋军做出如下部署：杨延昭、杨嗣先期率领部队前往羊山；李继宣、秦翰也各自整顿队伍，秦翰全军出动，而李继宣在赤虏村铺秣马厉兵，休息待命；魏能部、田敏部赶往威虏军城西布阵；张斌部的动向，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战斗发生后张斌部的动向上看，张斌部此时已赶往长城口埋伏，等待辽军的到来。

3.长城口之战

辽先锋军进入宋境后，最先发起攻击的是宋军张斌部。张斌部与辽军在长城口附近相遇。当时连绵的阴雨对辽军作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积雨，敌弓用皮弦，皆缓湿。”所以，张斌部“击败之，杀获甚重。”但是等到他的部队逐渐靠近辽军统帅时，“伏骑大起”，由于其他三路统帅没有跟上，而张斌部在人数上又处于劣势，所以“退保威虏军”，及时撤出战斗。

4.威虏军之战

辽军在击退张斌部的攻击后，继续向威虏军进发。这时宋军正在城西列阵，参战部队除《宋史》有明确记载的魏能部、田敏部、秦翰部外，从长城口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张斌部也应该参加了战斗，再加上威虏军守军，总数达三万多人，且多为精锐骑兵。宋军背靠威虏军，无后顾之忧。辽军虽机动能力强，但在战争中多使用迂回、埋伏、断敌粮道、乱敌军心等间接手段，进而达到其战术目的。时人宋琪论之：“未逢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我师，既乘竞之，所以新羁战蹄有余力也。且用军之术，不成列不战，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土风曳柴，馈饷自赍，败退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2]（卷264《宋琪传》）但辽军并不擅长正面的对抗，满城之战、唐河之战都体现了这种情况，这次也不

例外。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宋史•魏能传》中记载：“与诸将合战，无惮色。”战事不利的辽军投入了重甲骑兵——铁林军，并由其指挥官铁林相公亲自压阵。宋军针锋相对，“能发矢殪之，并其将十五人，夺甲马，兵械益众。”[2]（卷279《魏能传》）连最精锐的铁林军都被击败，铁林相公也当场阵亡，不习惯于进行正面对抗的辽军开始撤退，沿入侵的路线返回。

5.羊山之战

当撤退的辽军经过威虏军西北的羊山时，遭到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宋军杨嗣部、杨延昭部的拦击，杨嗣和杨延昭率领精锐部队，“自北掩击”，但辽军拼死抵抗再加上宋军人数终归处于劣势，战事逐渐不利于宋军，“延昭、嗣为敌所乘，”宋军开始“且战且退”，但当时杨延昭部和杨嗣部的处境已相当艰难，“前阵保州招收小校解恕，杨光美、齐峦等奋不顾家，摧锋陷阵，及大军分退，犹依山据险，大詬杀贼，以至陷没。”[4]（卷52真宗咸平二年二月）但他们迟滞了辽军的行动，为追击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

正当辽军逐渐击退杨嗣部、杨延昭部的拦截并消灭一部分依羊山据守的宋军时，秦翰率领部队到达战场。而李继宣派驻秦翰部的联络官也向李继宣通报了战况，“继宣即召赤虏之师，与翰师合势大战，敌走上羊山。”李继宣部和秦翰部戮力同心，将辽军主力驱赶上羊山，但此时的秦翰部已是强弩之末，不久便退出战斗与杨延昭部、杨嗣部一道退保威虏军。“继宣以所部独与敌角”，“环山麓至其阴”李继宣部将辽军主力赶上羊山后，从山南麓追赶到山北路。在激烈的战斗中，宋军奋勇杀敌，将领更是身先士卒，“继宣马连中矢毙，凡三易骑。”终于将辽军赶入牟山谷，“大破之”，取得了羊山之战的胜利。此战宋军战果颇丰，“戮两万人，获其伪命大王、统军、铁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级，得伪印二纽，以羽林为文，收甲马甚众。”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军“余众号恸于野”。这说明辽军经此一战，士气深受打击。

6.战后收尾

战后，宋真宗“诏桑赞分部下兵万人屯于宁边军”，掩护前阵骑兵后撤，进行战后休整。另外采纳知雄州的何承矩的建议，从乾宁军选取精锐部队，搭乘刀鱼船从界河登陆平州，以吸引辽军回救，减轻西线宋军防御的压力。在辽军方面，虽然先锋军在威虏军吃了败仗，但由辽圣宗亲率的辽军主力并未停下南征的步伐。“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满城。”[7]（卷14《圣宗五》）辽军主力绕开威虏军，改沿易州、满城一线南下，兵至方顺河，并发起了一次试探攻击，但宋将韩崇训“分兵擒戮之”。糟糕的天气又一次影响了辽军的行动，“既而值霖雨，敌兵饥乏不敢进，遂遁去。”而《辽史•圣宗纪》也记载辽军“以泥淖班师”。可见当时连绵的阴雨不仅使辽军的弓箭无法使用，而且泥泞的地面也对辽军的机动能力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辽军结束南侵，班师回朝。

(三)羊山之战后宋辽两国的反应 由于辽国打了败仗，辽方对此次战役的记载相对少了很多，《辽史·圣宗纪》

[4]（卷50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干脆讳败为胜。而宋朝方面，“戊寅，宰相率百官称贺”，但在宋真宗与宰相商议奖赏有功将士的时候，宰相吕蒙正确认为前线宋军“杀戮虽多，然违陛下本旨。臣等众议，望未行赏典”。[4]（卷50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而且当时宋军河北防务最高长官王显也上书：“‘先奉诏令于近边布阵，及应援北平控扼之路。无何，敌骑已越亭障，显之前阵虽有捷克，终违诏命。’并上章请罪”。[2]（卷268《王显传》）但宋真宗还是认为：“见寇不俟大阵，前驱陷敌，亦可赏也。”[4]（卷50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并对王显降下手札“以慰其忧悸”。

结论

由于唐末、五代时期骄兵悍将横行，他们虽骁勇善战，但又恃宠而骄，桀骜难制，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祸乱之源。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8]（卷60《居士外集卷10》）这些骄兵悍将所起作用实在不小，所以宋朝建立后，大规模削减藩镇将帅财政军权，但宋朝统治者矫枉过正，连前线将领最基本的自由作战权利都加以干涉，制作阵法或授以方略来束缚前线将领的手脚，导致战事屡屡败北。前线将领从大局出发通过阳奉阴违、先斩后奏等方法积极争取自己基本的自由指挥权，而统治者从根本利益出发，并不事后追究，使将领免于惩罚。

参考文献

[1]范镇.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杨亿.武夷新集[M].[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田锡.咸平集[M].[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