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第一篇：晚清诗界革命发生时间及其提倡者考辨

这些错误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诗界革命”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前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提倡的。最早这样主张的是胡适，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云：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 应用 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茶嗜之……。”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在这段话中，胡适以为当时夏曾佑、谭嗣同在提倡“诗界革命”，并认为这“革命”是“失败”的。此后，陈炳堃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九二九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九三○年）二书中，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九三三年）中，都明确说夏、谭是“诗界革命”的创始者。在解放后的一些著作中，如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绍编著《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九六○年），吕美生《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意义》（一九六一年）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九六二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一九五五级近代诗选小组选注《近代诗选》（一九六三年），郭绍虞、王文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一九八○年），孟祥才《梁启超传》（一九八○年），直至最近出版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九八一年），及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重版本等，对于“诗界革命”由夏曾佑、谭嗣同在戊戌前二年，即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间提倡之说，或重申，或因袭，都未提出疑问。

看法的另一方面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胡适说：“他（指黄遵宪）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的很早。”他举黄遵宪“我手写吾口”之语，认为：“这种话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④。有人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中“新派诗”之语，认为这标志着“诗界革命”发展的新阶段⑤。

现在讨论前一方面的看法。凡是主张“诗界革命”由夏、谭提倡的，都同胡适一样，以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称《诗话》）中那一段话为根据，并把它和其后的第三则诗话联系起来。为说明问题起见，按照当时《新民丛报》发表这几则诗话的原状，引述如下：

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得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此八篇中尚少见，然“襄海惟倾毕士马”，巳其类矣。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贈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乜。其时夏穗卿尤好为此。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按，徙当作徒）。此皆无从臆解之语。当时吾辈方沈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谭、夏皆用“龙蛙”语，盖时共读约翰《默示录》，录中语荒诞曼衍，吾辈附会之，谓其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故以此徽号互相期许。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

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 时代，必有革命。然革伞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侪辈中利用新名词者，麦孺博为最巧，其近作有句云：“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又云：“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皆工绝语也。……⑥

梁启超从壬寅（一九○二年）起陆续撰写《诗话》，并陆续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每次一则或数则。上面引述的四则诗话刊载于癸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新民丛报》上，这一号《新民丛报》共刊出八则诗话，在此四则诗话前后另有四則，其 内容 与本文论旨无关，故不录。然据第八则诗话有“今年癸卯航海游亚美利加，在太平洋舟中”之语，知此四则诗话写于一九○三年。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梁启超按照中国传统诗话的体例撰写他的《诗话》，每一则自成一单元，其所叙事实的发生时间与前后则诗话不一定有连贯性。这里，在上述的前三则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丙申、丁酉间夏、谭等人作诗的情况。他把他们的诗称为“新诗”，夏曾佑所“提倡”、谭嗣同所“綦嗜”的都是这种“新体”。他们“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对于“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但并非说他们在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只指出：“盖当时昕谓新诗者，颇喜捂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新诗的主要特征在于堆积“经典语”，或者“喀私德”、“巴力门”之类的“新名词”。在第四則诗话中，梁启超谈的是“诗界革命”。其中“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一语，是指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之后提倡“诗界革命”一事，与前面所说的夏、谭在丙申、丁酉间提倡“新诗”是两回事。这里所谓“近”，是指梁启超写这段话的时间--一九○三年--之前的近阶段，并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可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一则诗话中所引麦孟华（孺博）的诗作于庚子（一九○○年）⑦，梁启超称之为“近作”。而在第三则中云：“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所谓“此等窠臼”，是指夏曾佑在丙申、丁酉间作的新诗，梁启超把它们与“近作”相对而言，说明它们是比“近作”更早（即梁在第二则诗话中云“当时”、“数年前”，而不云“近时”、“近年”）的作品。由此可见，“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中的“近”，显然也不包括丙申、丁酉时期。也就是说，“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即夏、谭等人当时喜欢作这类“新体”是一回事，而“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即梁启超等人后来喜欢说“诗界革命”又是一回事。胡适把它们看成一件事，实际上是对《诗话》原意的误解。

在这一则诗话中，梁启超认为，“诗界革命”应当“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不应当“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这和他上面讲的夏、谭等人“挦扯新名词”的“新诗”相联系，实际上说明他们的“新诗”与他所要求的“诗界革命”不一致，这是他以“诗界革命”的标准对这类“新诗”所作的一种批评，而并不是如某些 研究 者所理解的，是“ 总结 了先前的'诗界革命'失败的教训”⑧。为了进一步说明夏、谭等人当时并未提倡、也不可能提倡“诗界革命”，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第一，在梁启超有关夏、谭等人作诗的记载中，从未提到他们曾提倡过“诗界革命。”

关于这方面的材料，除上述《诗话》外，还有《汗漫录》、《亡友夏穗卿先生》等，最详细的是《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

节录如下：

他（指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街宇望尺咫”，我们几何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

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我们主观上认为已经打倒了，“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他又有四首寄托遥深的律诗，我只记得两句：“阖视吾良秋柏实，化为瑶草洞庭深。”谭复生和他的是：“……金裘喷血和天斗，黄竹闻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忏悔，愿身成骨骨成灰。”“死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忽一逢。且喜无情成解脱，欲追前事已冥濛……。”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⑨。

这篇文章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夏、谭的诗，诗中堆积“撒但”、“质多”之类的“经典语”，它们“都是怪话”，“用的字句都是象征”。这些正是《诗话》中称之为“新诗”的特征，但这里一句也没有提到“诗界革命”。梁启超在这篇深情怀念夏曾佑的文章中，把夏誉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又说夏的诗是他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如果夏当初确实“提倡”过“诗界革命”，梁启超更应当把这件事作为夏的重要事迹加以叙述，不应当只字不提。此外，考察文中所叙夏、谭、梁当时作诗的情况，有二点尚可注意。

一、所谓谭、梁的“和作”，并非他们和夏曾佑在一时一地的唱和之作，而是他们分别作于丙申、丁酉间的“和作”⑩。梁启超此文作于夏曾佑逝世之年，即一九二四年，文中回忆三十年前旧事，将一二年间发生之事写作“当时”是极 自然 的。

二、他们作这类诗的动机在于表达“宇宙观人生观”和“理想”，而不是要以这类诗改变诗体或当时的诗风。从夏、谭的诗集中可看到，他们在作这类新诗的同时，还写了一般不难解的旧诗11。由此可见，他们偶尔作这类诗，是出于对新思想的喜好；他们作诗不求人解，仅在于达到同志之间思想上的契合。因此，从这些情况来看，说他们当时在进行“涛界革命”运动或有“诗界革命”的志愿，都与事实不符。

第二、从戊戌前国内思想界及改良派的思想状况来看，不可能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

首先，戊戌之前国内思想界流行的主要观念是“变法”、“改革”及“民权”等，而不是“革命”。孙中山于乙未（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事失败到日本后，开始采用“革命”这一口号12。但他传播革命思想对国内影响甚微。壬寅（一九○二年）九月《新民丛报》载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其中叙述国內思想界的情况说：“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13。由此可见，在国內思想界有“言革命者起”还是“一二年”内的事。至于“一二年前”，还没有“言革命者起”。所以还没有达到“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的程度，而是“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这里的“一二年前”，指一九○○、一九○一年，说明国内思想界倡言“革命”至少在一九○○年之后。梁启超又在壬寅十一月发表的《释革》一文中云：“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 英语 'revolution，之义也。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本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主张“变革”是“比年”的事，侶变革论者“多习于日本”，受到日本译名的影响，因而顺呼变革为“革命”。据冯自由云：“吾国学生之在日本留学，始于戊戌、己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二年，其初不过寥寥数人。……后数年，各省督抚续派遣留学生，而以私费往游者亦络绛不绝。及辛丑年（一九○一）人数已增至千五百人。”15可见中国学生“多习于日本”，发生在戊戌之后，因此顺呼“革命”的“比年”当指戊戌之后。这段话中所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即指戊戌前他们改良派以“改革”为口号进行的变法运动。梁启超这二段话都可证明戊戌之前国内流行的思潮是“变法”、“改革”，而不是“革命”。

其次，戊戌前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有所来往，也接触到“革 命”，并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康有为在戊戌年作的《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进呈法国革命记序》等文中16，竭力渲染“革命之祸”，劝清廷“维新变法”，反对“革命”。《时务报》于丁酉（一八九七年）九月载麦孟华《论中国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与会党组织的哥老会、三合会等并称“会匪”，他说：“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煽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文之案，沙侯诘难；徒辱国体，实张彼焰耳。”17这表明了改良派右翼对革命党及“革命”的仇视态度。这时期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颇为激烈，然而未超出改良主义的“民权”的范围。如丁酉九月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他说：“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名，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8所谓“奉一君之制”而行“民政”，纯属改良主义的主张。这说明他对“革命”是否定的。梁启超后来在长沙时务学堂任教时，仍宣传这种改良主义的民权论。至于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云：“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9这“革命”一词是后来习用之语，并非梁在当时言论中有“革命”一词20。即使后来转向革命的章炳麟，当时也不主张革命。丁酉二月，《时务报》载其《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云： “……不逞之党，假称革命以图乘衅者，蔓延于泰西矣。……自兹以往，中国四百兆人，将不可端拱而治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21这说明章氏的思想仍属改良主义的范畴。

至于所谓提倡“诗界革命”的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戊戌前都属改良派。夏在天津与严复等人创办《国闻报》，鼓吹维新变法，但立场比《时务报》温和。丁酉十二月刊载《中俄交谊论》一文云：“今日之中国，不但当联俄，且当法俄。夫取法于人者，必其政教风俗，与吾相近，而后因时利导，其事为可几及。今地球君权无限之国，独我与俄罗斯、土耳其三国耳。夫君权之轻重，与民智之深浅成正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这表现出该报在变法运动中已转向保守。夏与梁启超关系甚密切，他也同意“民政”思想22，但他不属康党，改良主义立场更为软弱23。作为改良派左翼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引用“汤、武革命”之语，并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这表现了反满倾向，但《仁学》的要旨仍在于“变法”，所谓：“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唯变法可以救之”。或所谓：“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他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并主张通过游侠“自振拔”于“君权之世”。他说：“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幻想依靠游侠使清王朝“内和外威，号称一治”。这是谭嗣同改良主义思想的局限。黄遵宪当时也主张“奉主权以开民智”24，他是始终不赞成“革命”的。

上述二点说明：在戊戌前国內思想界不流行“革命”这一观念，以及改良派内部反对或不赞成“革命”的情况下，夏、谭等人不可能在丙申、丁酉间提出“诗界革命”。

第二篇：诗界革命

摘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５

文献标识码：А

文章编号：０５１１－４７２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８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１]；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２]（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３]（Ｐ３３５）。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６]，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这就是当时“新学诗”中新名词的文化意蕴。“新学诗”作者队伍狭窄，甚至仅限于“吾党二三子”，或者说也就是夏、谭、梁三人，诗作也不多，但它却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所以朱自清先生在《论

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我以为此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二)“新派诗”的界定

大约这之后不久，又有了“新派诗”的名目。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此时正式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并承认自己写的诗是“新派诗”。诚然，黄遵宪的“新派特”写于1897年之前，如果以我们习惯称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是《今别离》的话，那说明，黄遵宪早在1890年就写“新派诗”了。尽管如此，“新派诗”作为其整体概念却应当被视为是“新学诗”(1895)之后的产物。

“新派诗”作家群人数较多，其成员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志士，除黄遵宪外，还有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①、麦孟华、狄葆贤等人。“新派诗”创作的主要年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在诗界革新的大潮中写了大批的新派诗。“新派诗”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它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

（三）“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899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那末“诗界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梁氏提出了三点：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

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7](P189)。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夏、谭的“新学诗”已无发展前途，因为它不“备诗家之资格”。我们不仿再看夏曾佑《赠梁任公》诗中的前四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附图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全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如不详加注释，真是无从索解。谭嗣同的“新学诗”也类此。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７]（Ｐ１９０）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更明确表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生此等窠臼矣。浏阳(谭嗣同)如在，亮亦同情。”[５]（Ｐ５０）

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即《拜曾祖李太夫人墓》)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７]（Ｐ１８９）。

梁氏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氏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所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

(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

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为叙述方便，下面我把这两部分诗通称之为“潮音集”)。“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

诗”、“新派诗”之后的一个新发展。

有的研究者指出：“‘新派诗’与‘新诗’的合流，已成为‘诗界潮音集’的基本趋势。”[６]（Ｐ４９）换言之，“潮音集”的基本趋势是“新派诗”与“新诗”(即“新学诗”)的合流。我以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所周知，“新学诗”的主要特点是“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即是用儒、佛、耶三家经典中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西方名词的音译，不是当事人或不加注解则“断无从索解”；而“潮音集”体虽用新名词却无此缺点。其实运用新名词并不是“新学诗”的独特处，其独特处是在于它用谁也“无从索解”的新名词。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也以新名词入诗。“潮音集”诗歌也运用新名词，但没有“新学诗”那种生涩难解之病。所以我们无理由说“潮音集”是“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合流，而应当把“潮音集”视为“新派诗”的一个新发展。那末“潮音集”诗较之新派诗具有哪些特点呢?除去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有100余人)和利用近代传播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这比“新派诗”作者唱和传递或刻诗集传播更迅速)之外，在诗歌形式上还具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已较“新学诗”中的新名词不同，它已经不再使用佛、孔、耶三教经典中谁也看不懂的词语，如“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而是运用当时社会上已较通用的新词语，如浪公的“冷月凄凉平等阁，阴风惨淡自由旗”，“通义千秋《民约》在，中原何日主权伸”(《挽＠②＠③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韵》)[８]（P125），紫髯客的“何期百六间，女中见卢梭”（《赠吴孟班女士》）[８]（Ｐ１２５），自由斋主人的“野蛮例应文明换，进化原从冒险来”(《伤时事》)[８]（Ｐ131）。诗中的平等、自由、《民约》、主权、卢梭、文明、进化、冒险，均是当时较流行的新名词。

(2)在形式上虽没有突破传统诗体的束缚，但表现了更多的革新精神。如果说，“新学诗”和“新派诗”在形式上还主要是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的话，那末“潮音集”的诗则出现了更多的杂言体长篇，有的还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类诗歌为尔后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这种杂言体的诗歌屡见不鲜。比如因明子(蒋智由)的《终南谣》、《见恒河》、《闻蟋蟀有感》、＠④浦寄渔的《奉题宿园先生五百石洞天选诗图》、突飞之少年的《可惜歌》、《励志歌十首》等。我这里以梁启超的诗歌为例略加说明。梁氏一生写诗不算太多，他自己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５]（Ｐ５２）从梁氏的全部诗作看，我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刊登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爱国歌四章》等，均是字数不等的杂言体，它们可以代表“潮音集”诗歌自由化、散文化的倾向。

(3)通俗化的走向更加突出。如果说，“新学诗”由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加注释让人难以索解，“新派诗”由于强调“旧风格含新意境”而又相对忽视了语言的通俗化，那末，“潮音集”作者在诗歌语言通俗化上则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许多作者表现了这一特点，代表诗人有蒋智由、狄葆贤、突飞之少年、觉庵、自由斋主人等。请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诸君听我歌，二歌狂起舞，大声疾呼竟何意，笑尔四座泪如雨。黑红两种衰可悲，白种日兴黄种危。合群保种争一刻，过此更无中兴期。噫吁嘻，过此更无中兴期[８]（P132）。

这类通俗化的诗歌在“潮音集”中占有很大比重。

(4)有意向民歌学习。“潮音集”作者越到后期越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它刊登过平等阁(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潮音集”作者还注意用歌行体创作。歌行体本是古代民歌中的一种体式。“歌”是曲的总名，上古时代就有《击壤歌》、《南风歌》。“行”是歌的一种。明人胡震亨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唐音癸签·体凡》)，胡氏说颇能探其本义，观汉乐府民歌可知。在汉乐府中，凡带“行”字的诗，均带有叙事性质。这类诗歌在《清议报》中已见端倪，如突飞之少年的《励志歌十首》，梁启超的《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举国皆我敌》、蒋智由的《见恒河》等篇，有的虽无“歌行”字样，亦属此类作品。到了《新民丛报》中歌行体的诗歌就更多了。如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杨＠⑤子(度)的《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之所以关注“潮音集”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固然在于确认“潮音集”是“诗界革命”发展中 的重要阶段，此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

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提出，是“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1902年，梁启超创刊了《新小说》，他在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诗界革命”。他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了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是存在着矛盾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

报(指《新小说》)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９]（Ｐ1245－1246）。

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他提出的这种“新体诗”，其形式介于弹词与粤讴之间。弹词这种形式，大家较熟悉，兹不赘述。关于粤讴，它是流行于广东民间的说唱曲艺。相传是清代嘉道年间粤人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曲艺形式。从招子庸编写的《粤讴》俗曲集看，其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形式比较自由。唱词多为长短句，字数多少不等，平仄可不全叶，选韵较宽。黄遵宪是广东人，他对粤讴和广东民歌十分熟悉，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民间文艺的诗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也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其批判重点，则指向清王朝上层官僚社会。在他的建议下，梁启超果然于他创办的《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专门发表这种“新体诗”。如燕市酒徒、雪如、水月庵主等人的新乐府，剑公的《新少年歌》，外江佬、珠海梦余生的新粤讴等。

黄遵宪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种“新体诗”，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先后写了《军歌》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自称它们为“新体诗”，并希望梁启超能“拓充之，光大之”(《壬寅十一月与任公书》)[９]（p1249）。梁启超不仅把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刊登在《新小说》上，而且他自己也模仿《出军歌》4章写了《爱国歌》4章，并给予这种“杂歌谣”的“新体诗”以很高的评价。他评黄遵宪的《军歌》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５]（p43）

《新小说》相继刊出的“杂歌谣”，为“诗界革命”的诗体改革作了许多新探索、新尝试，尽管这种“新体诗”也未能完全冲破旧诗体的束缚，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但在20世纪初，“新体诗”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六）“诗界革命”的范围

“诗界革命”是近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既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这次诗歌革新运动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过去大多把“诗界革命”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其理由是因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其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丘炜＠①等。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把“诗界革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新运动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最早表露这种倾向的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明确指出：金天羽、黄人、高旭、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１０]（p239），他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亦曾主张‘诗界革命’”云云[10]（p360）。吴泰昌也曾在《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一文中把马君武、金天羽等南社诗人归入“诗界革命”的范围内。这说明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定位提出了

怀疑[11]。

由于“诗界革命”产生的时代因素，即正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姑以1905年为界)，其主要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但也有些原先具有维新思想而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虽然并未声明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的。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为“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2]，周实呼唤“变风变雅之音”[13]，高旭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14]，宁调元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15]马君武更进而指出诗歌创新和改造旧形式的问题：“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11](p426-427)这些主张无疑与“诗界革命”的精神和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勿以今魂脱古胎”，尽管并未指出如何“脱古胎”(即创造新诗体)，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已试图解决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意境”(“今魂”)与“旧风格”(“古胎”)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其代表作有高旭的《路亡国亡歌》、《爱祖国歌》、《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马君武的《从军行》、《华族祖国歌》、于右任的《从军乐》，黄人的《元旦日蚀诗》、《和定庵西郊落花歌》、《过湖荡纪事》，金天翮的《招国魂》，秋瑾的《宝刀歌》、《勉女权歌》等。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作，在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中那更是不胜枚举了。今举柳亚子、宁调元的两首五古和七律以见一斑。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像，公理方翔翔[16]（p3）。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15]（p138）。

柳亚子、宁调元这两首诗歌，与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认为“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实在是吸引了许多进步诗人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诗歌革新运动，它的最初发起人、倡导者和创作主体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诗人，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也参与了“诗界革命”，并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与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狄平子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天地。这一基本评价我想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其实，近代的评论家也并未把“诗界革命”仅仅限制在维新派诗人的范围内，比如柳亚子在1945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17]这段话对“诗界革命”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文中提到几位诗人，如林述庵、林秋叶(之夏)、吴绶卿(禄贞)、赵伯先(声)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林之夏还是南社社员，可见把“诗界革命”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内部的诗歌革新运动是不确切的。

（七）结语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近代“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纲领、有队伍、有阵地、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一次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冲破几千年来自我封闭的诗歌旧传统，毅然于诗世界中手辟新洲，独创异境，为“诗界之哥伦布”，为“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９]（p1249），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即旧形式)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的尝试。尽管“诗界革命”最终并未完全解决旧形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作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欲求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7](P189)。这还是就其思想层面而言，1902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说：“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这已接触到“新风格”，为此他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上刊载了外国诗歌即德国格拿活的《日尔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以为中国诗歌革新之借鉴。这也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是中国古典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析而言之，“诗界革命”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诗界革命”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既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新名词的出现，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都有直接的影响。

(3)“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

(4)“新体诗”的提出和具体设想，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尔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

由以上四点可以引出结论：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我们必须肯定“诗界革命”的这一历史贡献。但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18]，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19]。他们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诗界革新，不能称“革命”，而只能称“改良”；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正如同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它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收稿日期：199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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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夏曾佑旅居日本怀钱塘碎佛居士转引自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Ｍ]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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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转引自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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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高旭愿无尽庐诗话[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Ｃ]上海：上海书店，1994

[１５]宁调元文渠„„即题〈纫秋兰集〉[Ａ]宁调元集[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１６]柳亚子放歌[Ａ]柳亚子诗词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１７]柳亚子佚文柳亚子的诗和字[Ｊ]人物，1980(1)

[１８]陈邦炎诗界革命质疑[Ｊ]中国韵文学刊，(1)

[１９]祝宽五四新诗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郭延礼：（1937-）男，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责任编辑】立华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爰

＠②原字为氵右加并

＠③原字为氵右加辟

＠④原字为鱼右加它

＠⑤原字为析下加日

第三篇：第七讲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

第七讲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

 诗界革命，是清末资产阶级文学家和进步

诗人，适应维新、革命运动发展的社会潮

流和民主、民族思想启蒙的时代要求，在古典诗歌基本形式范围内，突破传统创作

原则，转换诗歌发展方向，革新诗歌内容

性质，寻求语言和某些形式解放的一场诗

歌变革运动，是诗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阶

段。

 1899年，梁启超总结黄遵宪探索“新派

诗”、谭嗣同与夏曾佑尝试“新学诗”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诗界革命”口号，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具备”的纲领和取法欧西的方向，标志诗界革命的正式发动。《清议报》、《新民丛报》开

辟“世界潮音集”专栏，发表了一百多位

作者的八百多首诗，形成了影响广泛的运

动。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等也自觉地

推进诗界革命，并取得创作实绩。

诗界革命的尝试及实绩——黄遵宪

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今人辑其诗文为《黄遵宪集》。

 《人境庐诗草》计11卷，为诗人生前手

定而成，收入其1868-1904年所作古近体

诗642首，是诗人一生心血的凝聚。《人

境庐诗草》为风云变幻的时代、为命运多

舛的中国留此存照，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

一位“无师无友，踽踽独行”的乡村书生

成为“东西南北人”的心路历程。

黄遵宪诗学主张

1、诗外有事与诗中有人：

 《人境庐诗草》中，写太平天国，甲午战

争，庚子事变被称为“诗史”的诗作之所

以为人所看重，是因为此类诗描写了“今

人所遭之时势”；写轮船、电报、东西半

球昼夜相反，四时鲜花杂供一瓶等海外风

情人物诗之所以为人所珍视，是因为此类

诗所写为“今人所用之器”，“所历之境”。

诗人频频以立宪、变法、国会、帝制入诗，其所言又是“今人所见之理”，此皆是“诗

外有事”。

 诗人徘徊于科举与功名、汉宋之学与诗学

之间的苦闷，走出国门，亲历世界，触见

异域文明的惊奇与喜悦，由尊王攘夷，所

可变者轮船铁道，所不可变者伦常纲纪的士大夫立场，到“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

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的维新派

境界，其心路历程于诗中脉络可见。此可

谓“诗中有人”。

2、出入古今，转益多师，融会新旧。生活在“东西文明，两相结合”的时代，黄遵宪对古与今、新与旧的冲突融合保持着积极健康的态度。

新派诗的理想境界

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

①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离情别思迹象那轮船的双轮一样飞转，顷刻间已经绕了千万圈。轮，早期蒸汽机轮船两侧的双轮。

②并立：合力，一起。

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轮船和火车）明明知道人们分手的时刻那么短暂、宝贵，却不让人们稍有缠绵之意。须臾，片刻、短时间。绸缪，这里形容缠绵不断的离别之情。

④万钧柁 ：几万斤重的船舵。万钧，形容分量重或力量大。

⑤绕指柔 ：这里形容发动机转动之灵活。

⑥打头风 ：迎面吹来的风，逆风。

⑦石尤，即石尤风。传说古代有商人尤某娶石氏女，情好甚笃。尤远行不归，石思念成疾，临死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后因称逆风、顶风为石尤风。

⑧倏 ：疾速，忽然。

⑨烟波杳悠悠 ：此句化用了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中“白云千载空悠悠”“烟波江上使人愁”两句，形容轮船驰去之迅疾，让人远望兴叹。

⑩留滞：路途阻塞。

 今别离”题目来自《乐府诗集·杂曲歌

辞》，其中录有崔国辅的《今别离》。从题

目选择看，黄遵宪是有意与《古别离》相

对举。唐代诗人孟郊有《古别离》：“欲

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恨归来迟，莫

向临邛[qióng]去！”

所谓“今别离”，实际上可以视为与古

代别离（古别离）相对的现代别离，即是

一种现代的离别体验。

 古人写离别常用“断肠”一语。像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宵风残月”常用

极哀的景，渲染极凄清的意境。

 而这首诗却选用轮船和火车为意象，给人

新奇的感觉。而且，里面有大段的篇幅赞

赏新式交通工具：“虽有万钧柁，动如绕

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去矣

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

轻气球。”这也使离别的情愁显得不那么

浓、悲。

 在对离别时的描写上也不一样。古人喜欢

对离别时的场面进行精雕细刻。对于那一

短暂时刻的景、情充分的表现。而《今别

离》“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写出的是一种离别的匆匆。

3.“我手写我口”，追求“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语言与文字合一的诗歌文体和诗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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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主要内容

1、关心国家命运

反对列强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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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法维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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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意境（异国风光、科学文明等

四、黄遵宪的影响与评价1902年，梁启超写作《饮冰室诗话》时，盛推黄遵宪其人为二十世纪诗界中独辟境界的大家，其诗是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的典范。这一时期受梁启超文学革命热情的鼓舞感染，黄遵宪别创诗界、致力于古典诗学传统转换的创新意识，更趋明确与活跃。黄遵宪论诗主张世变无穷，诗文也当随世随时而变。在《与严复书》中论严复与梁启超关于文界革命的争论时，黄遵宪以为；“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因而造新字、变文体势在必行。文学之道，当以“人人遵用之乐观之”为准则。适应现时代人交流使用，为现时代人所喜闻乐见，应成为文学文体革新的依据和出发点。文学文体的变革，又当以言文合一为基本方向。步入生命晚年的黄遵宪，成为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也正是在文学界革命的推动下，黄遵宪别创诗界的视野得到了大大的拓展与深化。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在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中，选择“诗外有事，诗中有人”的诗学路径，力主以今人所见之理，所历之境，所遭之时势入诗，为了无生气的诗坛吹嘘进若干时代与生命的气息；在近代古今中外新旧杂陈的文化矩阵中，自觉调整自己的认识和心态，以兼容宏通的气度，致力于古典诗学传统的现代转换；穿越诗坛复古拟古的迷雾，以“我手写我口”的胆识和倡言，昭示并身体力行于诗体、诗歌语言变革创新之路。一生以“别创诗界”自期的黄遵宪，因此而成为中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历史过程中一位承先启后的探索者开拓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 1896至 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 2 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夏曾佑、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  梁启超不仅是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现存四百余首诗、六十余首词，大部分作于在日本的十余年间，而作者致力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实践的作品，又集中在东渡后的1899年至1902年。梁诗对“欧风卷亚雨”理想的追寻，对“牺牲一身觉天下”志向的描述，使用了很多新语句，也创造了很多新意境。在风格上，他确实努力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走向散文化，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入旧体诗，表现一种乐观主义、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丘逢甲 丘逢甲诗歌的主要内容：

1、丘逢甲的诗诞生在故土沦陷、国势日危、救亡图存的壮阔背景之下，其最重要的主题便是倾诉台湾沦于异族的悲愤，抒写思念故园的拳拳深情和恢复失土的壮志雄心

2、丘逢甲诗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感愤国事，哀虑时局，希冀维新自强。《闻胶州事书感》 3、1899年前后，诗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以及黄遵宪等维新党人往来频繁。在他们的影响下，丘逢甲的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诗人热烈支持和积极参与“诗界革命”。在内容上，诗人进一步突破文人诗歌感事抒怀的逼仄天地，更加注重“直书时事”，以新的题材开辟“诗中新世界”，写了一些反映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思想的诗。《送季平之澳门兼定来约》  丘诗最鲜明的艺术风格就是凌厉雄迈、悲凉慷慨。诗所以言志也，邱逢甲夙负大志，惜时运不济，平生不得志十之八九，但诗人始终坚信“凤皇语大鹏，冲天终有时”（《凤皇别寄季平》），故其诗往往既悲且壮、沉郁之中有豪气。丘氏论诗“贵真”，强调“真气”。丘逢甲的诗，始终洋溢着真挚而充沛的感情，元气淋漓。用情深，动人亦深，这也是丘诗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