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故都的秋》的色彩观与中国现代散文小说鉴赏
《故都的秋》的色彩观与中国现代散文小说鉴赏
人教版必修二第一单元集中向学生介绍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名篇佳作，在这些文章的阅读中，学生会受到美的熏陶并体验到散文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质，传统教学方式中我们已经拥有了比较成熟的教学方式并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是能否借由课内文章的赏读而促使学生更好地自主研究中国现代散文以至中国现代小说作品，在更浓厚的兴趣的指引下，独辟蹊径地钻研出中国现代散文小说的艺术精髓、领会它们的艺术风采，这便需要老师引导并给予学生恰好的切入点。
《故都的秋》作为一篇描写秋景的名作，它体现了老北京的清静悲凉中的怡人秋色。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善于选取片段和场景，所有的内容和语言都紧紧地为他心中的意境服务。郁达夫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一文中说“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他自己的作品《故都的秋》正是以上特征的典范。《故都的秋》集中笔力饱尝故都秋的特别滋味，是为“清”，即题旨醒豁、慎加选择；文章写出踏在槐树落蕊上的“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是为“细”，即观察细致、描写细密；文章真切自然、没有虚饰，让人身临其境，是为“真”。这样的文章字斟句酌，产生了极大的吸附人心的“吟味力”。
郁达夫是一个文字高手，他的散文的艺术风采如何对学生的鉴赏与写作产生最直接的关联和影响是老师关注的重点。我们选择从色彩的角度敲开这扇奇妙之门。
《故都的秋》关于色彩的文字主要出现了三处。第一处是“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这番表达是作者对色调的非常清晰的评价。蓝色或白色是忧伤清冷的色彩，它不像紫黑色那样压抑深沉，也不像淡红色那样温暖欢欣，更为适合表现故都清静悲凉得恰到好处的安详从容。第二处是第七节“秋雨话凉”场景里“天又青了”和“青布单衣或夹袄曲都市闲人”的描写，在习习的秋风中天是青的，衣服也是青色的，这种颜色的选择很显然也非常刻意。青色的清冷扑面而来，也让这样的景色深深地融入清静悲凉的秋色中。第三处是写秋枣的颜色，作者没有把“红得惹眼”作为枣子最典型的色调，反而独到地欣赏淡绿微黄的颜色，认为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作者不想让这篇文章沾染丝毫的繁盛壮丽的气息，只求留下不变的清冷、孤寂和悲凉。
这种对色彩的偏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说这包含了当时的动荡黑暗的时代背景给郁达夫带来的“颓废”感伤，还包括他的个性因素，敏感柔弱的性情让他喜欢把视角落在纤巧的事物上，所以，他钟爱小小的牵牛花和枣子；他情感外露、气质率真又让他原本的忧郁自省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自我折磨，从而更加难以脱离感伤主义的泥淖，故而沉醉于清静悲凉的秋色中。
如果我们由此思考并探索其他作家的色彩世界，我们会有许多收获。鲁迅先生是一位运用色彩的大家，中篇小说《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的色调就是黑色的，他甫一出场的肖像描写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当隔壁家的孩子三良得了红斑痧，他竟急得“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当他收到流言者的攻击被校长辞退，不得已将家?h变卖一空，穷困潦倒时，他“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看上去仿佛比先前黑”。而当他死后入棺时，他的脸是“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这黑色透出了孤独者冷峻刚猛的抗争者的形象，又是他困于现实与自我的浓重的压抑和悲哀。鲁迅先生钟爱黑色，他还宣布自己是一个“爱夜的人”，那夜无疑也是黑色的。他在《夜颂》中写道：“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的这一描述可以看作一个隐喻：白日，就意味着演示、遮蔽；只有黑夜，才有真实。他笔下的魏连殳虽然是常人眼中的异端，但却最接近于真实，最是一个人本真原有的正直、坚守和真诚，但最终却毁灭于残酷的现实，这是即便作者也为之彷徨难解的心头之痛。
张爱玲的作品一直深受学生欢迎，我们也可以引导学生从色彩的角度去鉴赏分析。她有一篇散文《秋天的雨》，其中这样写道：“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的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测出深绿的水花。”这短短的一段之中，描写色彩的词语有橘红、猪血色、绿油油、灰色、灰黄、深绿六处，不可谓不多。倘若我们引导学生细细研究，会发现一些规律，在这些颜色中，色彩主要是红色和绿色两个色系，这是两个在视觉上对冲非常强烈的色系，这种冲击的描绘带来的是作者愉悦的心境还是厌烦的呢？从癞蛤蟆的愉快、秋雨的沉闷、猪血的污浊、空气的潮湿等描绘和反语讽刺的语言风格中我们都明确地读出了厌恶不满的情绪。张爱玲自幼学习绘画，对色彩极度敏感，并将这种天赋运用在了文学创作之中。她运用色彩的对冲制造负面的情感，运用色彩的协和营造正面的情绪。这同样是学生可以去学习和领略的。
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还有许多人是娴熟运用色彩的大家，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等等，可以说优秀的作家都有能力展现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色彩世界。色彩的描写可以赋予浓烈的感情也可以彰显深邃的主题，学生如果能够以此作为阅读鉴赏以至创作文学作品的切入点，一定可以取得自主探究的充满乐趣的深刻体验。
第二篇：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鲁迅小说导读
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鲁迅小说导读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说那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药》写了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祝福》写了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揭示了人们内心的灵魂。《孔已已》中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这都刻画了主人公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阿Q正传》、《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阿Q、四铭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这写出了祥林嫂心灵的伤痕。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式不断有新创造。加上他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第三篇：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建立
王蕾
内容提要 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入中国，为其儿童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新文化学人在“五四”后大量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其“儿童化”特征，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使国人从文学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现代儿童观”。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儿童观 儿童本位 一
“以儿童为本位”是中国现代儿童观的核心观点，但是否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儿童观呢？这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童话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经典，但也有两方面的论据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这样的论据一是来自安徒生本人，二是来自安徒生童话的本身。①
首先，安徒生本人多次透露，他的作品不是为儿童而创作，至少不是只为儿童创作。安徒生曾经在自传中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为孩子们写一篇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点东西，让他们想想。”②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意识中，成人与儿童始终都是两个并列的服务对象，甚至成人读者还列于儿童读者之前。有资料显示，在安徒生临终前出版的最后一套童话作品上，他要求出版商抹去“献给儿童们”的字样。安徒生并不像他的童话那样具有主动亲近儿童的意识，安徒生基金会对此的理解是：他理解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但他绝不愿意儿童坐在他的膝上。
此外，有研究者还从安徒生童话文本的解读中，读出非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首先，安徒生共创作童话作品158篇，但完全写儿童的仅28篇，而讲述成年人生活的则达64篇。其次，许多冠以“童话”之名的安徒生童话名篇在情节设置上根本不合儿童心理，充满恐怖、悲伤与压抑。比如，《海的女儿》小人鱼变成泡沫的悲剧结局，有研究者认为过于残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样的结局设计既不能让小读者理解，也让儿童感觉太伤心残忍。再比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小女孩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街头的结尾，被视为过分凄惨，会让小读者的心灵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情节设置，《玫瑰花精》中哥哥杀害妹妹情人的具体描写；《打火匣》中士兵砍掉女巫头的情节；《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中大克劳斯砍死了自己的祖母等等。这些血腥情节的设置会完全不能被认可为“儿童化”，儿童阅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只会感到恐怖与压抑。
安徒生的儿童观到底是儿童本位还是非儿童本位，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是，中国的“安党”③人士不约而同地认为“以儿童为本位”就是安徒生的儿童观。因此，安徒生童话成为儿童文学建设者的选择，翻译安徒生作品与评述安徒生作品“以儿童为本位”的创作特征成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具体途径与有效方法。在当时的安徒生童话译介潮中，“以儿童为本位”成为一个被不断“念叨”，不断阐扬，不断倡导的关键句。因此，随着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设事业中得以真正确立并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安徒生童话在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为什么会被视为现代儿童观的代表，除了安徒生童话本身所具有的“儿童化”特征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引介到中国，从数量上形成一定的翻译规模，在译文质量上也有很多名家参与翻译，安徒生童话比其他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更为国人所熟悉。选择熟悉度比较高的安徒生童话作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途径，自然会使传播工作更有效更迅速。因此，接下来，我想从具体史实出发，谈谈安徒生童话在“五四”前的译介情况。
二
安徒生被中国人所认识，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介绍人是周作人。1909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在刊行《域外小说集》第二集时，曾预告第三集出版时将发表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寥无声绘》。这是安徒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④只是事不凑巧，由于《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集销售均不理想，因此后续作品并未刊行。1912年，周作人撰写文章《童话略论》，在论及“人为童话”时提及了安徒生与他的童话：“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邻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这是安徒生首次以童话作家的身份在中国“亮相”。⑤此时，周作人对安徒生及其童话已是推崇赞赏，认为“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紧接着，到1913年12月时，周作人发表文章《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这是中国第一篇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与创作的论述，“是所发见的关于安徒生的第一篇论述。”⑥周作人在文中首先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简历，并提及安徒生造访格林兄弟的轶事。周作人还介绍了英国学者戈斯（《北方文学研究》）、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安徒生传》）、挪威学者波亚然（《北欧文学评论》）、德国理论家诃伦（《北欧文学史》）等欧洲儿童文学学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各种评价。周作人在文中提及了安徒生的多部代表作，《丑小鸭》《公主》《雪后》《人鱼》《鹳》《牧豕人》《跳蛙》《一荚五豆》等，并特别介绍了《皇帝之新衣》的内容。同时，周作人为了让读者对安徒生的作品有更感性的认识，还在文中插入自己翻译的《无色画贴》（即《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但所用翻译语言为文言文。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此，安徒生童话便开始了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传播之旅，并成为影响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建设最重要的异质文化文本之一。
除了周作人以外，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出版家孙毓修也是当时“安党”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1909年的《东方杂志》第6卷第1号“文苑”栏发表文章《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介绍、评述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还直接编译了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海公主》与《小铅兵》，收入《童话》丛书的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年6月和1918年3月出版发行。《童话》丛书是中国第一套大型儿童读物，在当时的小读者中影响很大，安徒生的这两部童话再版多次，是《童话》丛书中销路比较突出的作品之一。很多小读者都是从这两本书开始知道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的。但是这两本作品并不能算作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译本，安徒生作品最早呈现给中国读者当属刘半农翻译的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装》。刘半农翻译时将题目取名为“滑稽小说”《洋迷小楼》，刊登于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刘半农在翻译时只选取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故事梗概，对主人公的身份和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都进行了再创作。主人公变成了“自海外游学归来”“满身沾满羊骚臭”的公子“洋迷”，这位公子光着身子出门，被人笑话，但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西洋新发明的织物，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哪有看得见的资格呢。”刘半农的翻译是林纾式的意译与再创作，取原著本义而进行本土改造，这是一种针砭时弊的文化翻译。正如刘半农在这篇译文前的引言中写的：“是篇为丹麦物语大家安德生氏（1805年—1875年）原著，名曰《皇帝之新衣》，陈义甚高，措词诙谐，日人曾节取其意，制为喜剧，名曰《新衣》，大致谓某伯爵崇拜欧人，致贻裸体之笑柄。今取安氏原文及日人剧之义，复参以我国习俗，为洋迷痛下针砭，但求不失其真，非敢以推陈出新自诩也。”⑦
刘半农的这篇译作是目前可查文献中安徒生童话最早的中文译作，但却是非儿童化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无论是从其立意，还是文字来看，皆属成人文学。这篇安徒生童话译作并不是为了儿童，不是以儿童的需求为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只是为了成人的文化理想或实用之需要，旨在“开发民智”，“冀我同胞警醒”。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手法和形式上，都根据针砭时弊的功用将安徒生童话或改头换面或删节或再创作，并没有还原其原作本身的儿童文学本色，“载道”的目的虽达到了，但原作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却受到了极大削弱，读者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童话大家安徒生，看不见一部精彩绝伦的安徒生童话。
191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用文言文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这本著作收入了14个国家47位作家的50多篇作品，周瘦鹃选译的这些作品虽称不上是各位作家的代表作，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传播外国文学作品而言，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介绍系统的佳著。书中周瘦鹃选译了安徒生（周瘦鹃称为亨司盎特逊）的短篇作品《断坟残碣》。在译文前周瘦鹃附上安徒生的肖像画及短短几百字言简意赅的介绍文字，称其“生平著述以神怪及寓言小说为多，而意中皆有寄托，非徒作也。有《丑小鸭》（此篇夫子自道）、《锡兵》、《皇帝之新衣》、《火绒箱》诸篇，篇幅虽短，寓意却深，其状物写生，绝富兴趣，欧美儿童佥好之”。安徒生在周瘦鹃这里不是以童话作家身份被介绍，而是与其他40多位世界文学作家并列来介绍的，但周瘦鹃的这本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广受好评，因此安徒生及其作品再次为广大文化人士与普通读者所认识。
随着安徒生及其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1918年旧中华书局出版了用文言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十之九》，这是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集，收有安徒生的六篇童话《火绒箧》《飞箱》《大小克劳势》《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十之九》原著署名为“英国安德森”，翻译者是当时的翻译名家陈家麟、陈大镫。
《十之九》出版后引发了相关评论。周作人在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的“随感录”一栏发表了对《十之九》的评述。而后解弢在1919年1月出版的专著《小说话》中特辟《小说提要》一文对《十之九》进行了评述。先说解弢的评述。在评述中解弢并未指出《十之九》的“硬伤”：英国安德森，只是在评介文章中重述了《十之九》的内容，并不对书进行评价，但特别提到他认为“最奇之两篇”，“一为国王奇服”、“一为牧童”。与解弢的评述不同，周作人对《十之九》的文言文翻译与任意中国化的删改表示出不满，并为安徒生“叫屈”——文章一开始便写道，“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德森’。”⑧周作人详细说明了安徒生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与“野蛮一般的思想”在陈家麟与陈大镫的笔下是如何被完全抹煞，变成了“班马文章，孔孟道德”。正是由于对《十之九》文言翻译的强烈不满，周作人身体力行，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了用白话文翻译的安徒生经典代表作品《卖火柴的女儿》。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完整地翻译安徒生的作品，也是中国第一篇具有儿童文学特色的安徒生童话译文。⑨由于《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周作人的白话译文《卖火柴的女儿》与对《十之九》的评价很快引起了文化界的注意，安徒生童话译介随即成为“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潮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此，安徒生童话开始了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三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儿童观的诞生，中国的“安党”人士将安徒生童话视为现代儿童观建立的表现，因此采取了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两种方式作为传播与促进现代儿童观的有效手段。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安徒生作品在“五四”时期的翻译情况。翻译安徒生作品成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作人在“五四”后期对安徒生童话未有更多的译文发表，但由他进行白话文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却为中国文坛白话译介安徒生童话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正如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中所指出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有人译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赵景深、徐调孚、顾均正等都加入到安徒生译介的队伍中，一场“安徒生热”蔓延而起。赵景深读到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有关安徒生童话的评价与译文时还在南开中学读书，他从周作人的文章中了解到安徒生及其童话的价值，他在《郑振铎与童话》一文中详细谈到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过程：“我在五四运动后几个月，到了天津，在南开中学读书。当时我开始译安徒生的童话，投得《少年杂志》，接连刊登了《皇帝的新衣》《火绒匣》和《白鸽》。1920年到1922年我在棉业专门学校纺织科求学，功课余暇，就继续翻译安徒生的童话，投给《妇女杂志》。由于张梓生的指引，知道研究童话的书有英国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和《童话的科学》以及麦尚劳春的《小说的童年》。郑振铎就在这个时间主编《儿童世界》。他看到我有兴趣翻译童话，就写信给我，要我投稿，并加入他所创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当然任然以命。”⑩赵景深是位名副其实的“安党”，在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中安徒生童话译介是他的重要作品，1923年新文化书社出版《无画的画帖》（此部作品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时改名为《月的话》）；1928年新文化书社出版《安徒生童话集》收有赵译14篇；1929年亚细亚书局出版《安徒生童话新集》收有赵译8篇；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皇帝的新衣》；1931年开明书店出版《柳下》。
安徒生童话译介成了“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文学活动之一，文学研究会的两大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以及其他重要报纸和期刊，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妇女杂志》《儿童世界》《东方杂志》等纷纷刊登安徒生童话译作。在1925年时，安徒生童话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这一年正是安徒生诞辰120周年与逝世50周年。儿童文学运动的主要阵营文学研究会值此契机在两大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与《小说月报》分别推出安徒生专号，专号的封面上都刊有安徒生的头像，隆重而又正式地向国人介绍安徒生与他的童话。
1925年8月16日出刊的《文学周报》186期安徒生专号上共刊出5篇安徒生介绍的专文：徐调孚的《“哥哥，安徒生是谁？”》与《安徒生的处女作》、顾均正的《安徒生的恋爱故事》、赵景深的《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及沈雁冰翻译的《文艺的新生命》。《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有安徒生童话译介作品10篇：徐调孚译《火绒箱》《牧豕人》，赵景深译《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西谛（即郑振铎）译《孩子们的闲谈》，今麟祥译《小绿虫》，顾均正译《老人做的总不错》等。另有介绍安徒生生平与创作的文章4篇：顾均正的《安徒生传》，西谛的《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赵景深译安徒生自叙性作品《我作童话的来源和经过》与《安徒生逸事（四则）》，博益生著、张友松翻译的《安徒生评价》，其中《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这篇长文共列举安徒生的著作20种，涵盖其所创作的童话、小说、戏剧、诗歌及自传，还列举了12种英译本的安徒生作品，及部分关于安徒生的重要论文与传记作品。此外，还刊登了赵景深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童话剧《天鹅》。(11)《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收有安徒生童话11篇：顾均正译《乐园》《一个大悲哀》《七曜日》；西谛译《千年之后》《扑满》《凤鸟》；季赞育译《妖山》；胡愈之译《践蹈在面包上的女孩子》；樊仲云译《茶壶》；沈志坚译《雪人》；梁指南译《红鞋》。另再收有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文学评价文章：C.M.R.Petersen著、后觉译《安徒生及其出生地奥顿瑟》，焦菊隐译《安徒生的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的艺术》（此两篇文章为安徒生著《我的一生童话》第一、二章），顾均正的《“即兴诗人”》，安徒生原著、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以及顾均正、徐调孚合写的《安徒生年谱》。(12)据郑振铎的统计，到1925年为止，中国已出版发表了90多篇安徒生童话译文，15篇关于安徒生的传记与论文。安徒生童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熟悉度最高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中国的“安党”人士不仅大量译介安徒生作品，还通过不断对安徒生作品中的“儿童化”特征予以评述与阐释，从而宣扬“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
早在“五四”之前，周作人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就对安徒生童话的“孩子性”大为赞叹，称安徒生“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作品“词句简易，如小儿言”。又在批判《十之九》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就是语言上的“小儿语”与思想上的“小野蛮”化（“小野蛮”化即指儿童化）。“孩子性”、“小儿言”、“小儿语”，抑或“小野蛮”化，实际上都是“儿童本位”的同谓语。周作人通过介绍安徒生的作品，评述其作品的儿童化特征，将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内涵予以了具象化，让读者了解到，“儿童本位”的意思就是指形式上“照着说话一样”的简易生动的语言，与思想上天真烂漫的“小野蛮”思想。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的儿童本位思想的具体呈现当然会选择文学作为表达的载体，也就是说，通过儿童本位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阐释何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周作人选择安徒生童话，在文学的层面上阐释了儿童本位的内涵。周作人的这一选择非常鲜明，他在多次介绍或者评述安徒生童话的时候，对安徒生童话多元而丰富的美学风格，对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明显的“非儿童化”的情节设置，都不予提及，单单突出其“孩子性”的艺术特征，着重对其予以介绍与阐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周作人的评述可谓是“以偏概全”，将“孩子性”作为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特征加以不断阐释，将“儿童化”等同于安徒生童话。阅读周作人关于安徒生的所有文字，只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安徒生童话就是儿童本位的代名词，安徒生童话等于儿童本位。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这实际上是周作人传播现代儿童观的一个策略。周作人推崇安徒生童话里“为儿童”的特色，就是从文学的层面具体阐释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从当时的文献材料来看，周作人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当时很多儿童文学建设者的认同与呼应，很多“安党”人士在评述安徒生和其作品时都一致地推崇其“儿童本位”的特色。发表在1925年《小说月报》两期安徒生专号上的卷头语皆由郑振铎撰写，这两期安徒生专号的卷头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安徒生的童话创作成就与地位。郑振铎高度赞扬“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字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深意”。并进一步指出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就在于，“他所用的文字是新的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当他动手写童话之前，先把这童话告诉给小孩子听，然后才写在纸上，所以能创出一种特异的真朴而可爱的文体。”(13)郑振铎又借用勃兰特的评介文字阐明安徒生童话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其儿童化的特点，安徒生的童话“有改变的音调，突然的停歇，姿势的叙述，畏惧的态度，欣喜的微笑，急剧的情绪”，文字里“吸收歌声、图画和鬼脸，把他们潜伏在字里行间，成为一大势力，使儿童一打开书就可以感得到”。(14)郑振铎极为赞扬安徒生作品的“儿童化”的特点，认为这是安徒生作品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这与周作人的观点如出一辙。
此外，赵景深也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安徒生的“儿童化”特色。赵景深是“介绍安徒生最努力者中的一个”(15)，曾写过多篇有关评述安徒生的专文，如《安徒生评传》《安徒生童话里的思想》《安徒生的人生观》《安徒生逸事》等，还在与周作人“童话讨论”的书信中多次评述安徒生作品，其中《安徒生评传》是赵景深评述安徒生及其作品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专文，这篇文章非常翔实地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同时对安徒生的许多经典作品进行了评介，在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很大。在谈到安徒生童话的特点时，赵景深有两点概括：一是和儿童的心相近，二是和自然的美相接。从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特点的归纳中可以看出，“儿童本位”的特征依然是赵景深评介的着重点。
同时期的“安党”人士顾均正也发表有关文章，推崇安徒生的“儿童本位”特点。在《小说月报》的安徒生专号上，顾均正撰写了《安徒生传》一文，提出安徒生“对于文学上有超越的贡献”，主要是因为他能“把儿童的气味曲曲地表现出来”，他的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精神”，并对安徒生的语言风格赞叹道：“我们好像听到这吹军号者的‘塔拉登塔拉’(tayatantara)和骤雨打在树叶上‘伦腾腾’(rumdumdum)的声音，又如那个兵士‘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小鹳鸟学体操‘一，二，一，二！向左转！向右转！’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安徒生这么完全自处于儿童的地位。”(16)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安党”人士在“五四”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都一致地将其与“儿童化”、“儿童本位”划等号，突出安徒生童话儿童本位的艺术特征。这样的策略选择，是中国的“安党”人士根据自身时代精神的要求所作出的有效选择，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翻译安徒生童话与评述安徒生童话的“儿童化”特征，都将从客观上促进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普及，国人通过“安党”人士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和评述，从文学的层面上形象地理解了何为儿童本位，何为现代儿童观的内涵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将安徒生童话与儿童本位划等号，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传播现代儿童观的这个策略是有效而可行的，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现代儿童观在中国的确立与发展。注释：
①认为安徒生童话并非以儿童为本位的代表性论文有：狄福《丹麦童话家安徒生》（《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范泉《新儿童文学的起点》（《大公报》1947年4月6日），张朝丽《安徒生童话个别篇章在接受问题上的反文化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王宁《论安徒生童话创作的悲剧心理》（《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梅媛《浅析安徒生童话中的悲剧情结》，（《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梁志坚《被人忽略的一面：安徒生的基督教情结》（《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3期）。
②张莉：《论童话中的幻想美》，载《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
③此说法见周作人《随感录》，载《新青年》第5卷第3期。
④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⑤王泉根：《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⑥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⑦刘半农：《洋迷小楼》，载《中华小说界》，1914年7月1日。⑧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收入王泉根编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1页。（文章题目系编选者自加）。
⑨(11)(12)秦弓：《“五四”时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⑩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载《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
(13)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上）》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8号，1925年8月。
(14)郑振铎：《小说月报·安徒生号（下）》卷头语，载《小说月报》第16卷第9号，1925年9月。
(15)徐调孚：《〈皇帝的新衣〉付印题记》，收入《皇帝的新衣》，上海开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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