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冯康：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冯康：一位杰出数学家的故事
连载四
汤涛 姚楠
改革开放的春雷过后，商品经济的大潮滚滚袭来。当科研遇上了商品经济的波涛，有人“跳海”成就了神话，有人“失足”湮没于传奇，他——作为一个另类的“弄潮儿”，筹划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推波助澜，一次与总理的世纪约见，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写下了巅峰的符号，影响持续了二十余年„„
第七章 潮起潮落 1984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上续写着波涛汹涌与波澜壮阔。国门打开，商品经济的风迎面吹来。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计划体制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国策出台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涌起了“经商热”、“下海潮”。一时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旧思维火花频现。各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道德评判再次洗涤了中国人的心灵，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转型期。
石钟慈院士接受
作者采访
在此之前，中国有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敲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大门。他们宁愿抛弃“铁饭碗”，端起“泥饭碗”，奋不顾身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他们成为了中国科技人员“下海”潮中的第一批“弄潮儿”，他们也缔造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圣地”——中关村。
中关村“神话”
1983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技人员陈庆振“下海”创办了中科院在中关村的首家公司——科海公司。
五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师王洪德留下了慷慨激昂的“四走报告”，创办了京海公司。他在报告中写道：“调走不行就借走，借走不行停薪留职走，辞职也要走，最后开除我也走”，表达了投身商海的坚定决心。
1984年5月，在美国留学的中科院计算中心工程师万润南带着他“打造中国IBM”的理想与信心回来了，创办了一度引领了中国“打字机革命”的四通公司。在接下来的近十年中，四通公司红极一时，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旗帜，也成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标志旗帜。
1984年11月，中科院计算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工程师柳传志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联想公司。同月，中科院计算所与中科院仪器厂、海淀区新型产业开发总公司以内部股份合作的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曾茂朝，总经理金燕静。
同样是11月，国务院还批转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一是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二是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要放在首位。
此后，中关村大大小小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据资料统计，仅两、三年间，北京的科技民营企业就多达700多家。
风起云涌的“下海潮”、“公司热”使得冯康领导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倍受冲击。冯康对此相当反感，也极力反对。相反的是，计算中心党委对此却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为此，冯康与当时担任党委书记的刘廉儒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在党委的支持与倡导下，1984年9月，中科院计算中心创办了鹭岛公司，注册资金324.6万元，以计算机开发应用为主要业务，法人代表许昌平。此后，计算中心还相继成立了十多个小公司。
正如冯康所料，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游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水性良好”。没过多久，计算中心创办的一些公司由于经营不善，相继亏损，纷纷面临倒闭的困境，而计算中心自身也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眼见亲手创建的计算中心被商品经济的洪流冲击得七零八落，岌岌可危，年过花甲的冯康似乎也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开始寻找“接班人”。他的目标人选锁定在六十年代被他派到科大、后接替他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的石钟慈。
拉克斯院士（右）的Lax报告得到了美国总统的采纳
最后，他开始与科大的校长管惟炎接触，商讨调石钟慈回计算中心的事情。经过多次协商，1986年10月，石钟慈正式调回中科院计算中心。石钟慈回到计算中心时也是面临着计算中心被公司债务拖累的“残局”，后来他甚至作为法人代表被告上过法庭。
1986年底，计算中心创办的最大、也是最有名气的鹭岛公司被四通集团兼并承包，至此计算中心总算摆脱了“一劫”。后来经过清理整顿、关停并转，计算中心逐步甩掉了一些公司的债务包袱，恢复到正轨。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当初那些创造中关村神话的弄潮者，我们发现：由于各种各样原因，那些昔日曾经在中关村叱诧风云的公司已经风光不再，那些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界挥斥方遒的IT“枭雄”也是各奔西东。只有联想扛起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帜、屹立不倒，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
而昔日的柳传志也蜕变成为中国的IT“教父”。
与总理相约
冯康之所以被人们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是因为他的确拥有过人的科学视野与战略眼光。正是这种战略眼光决定了他的思考高度，也注定成就了他的卓越、非凡。
八十年代中期，对于冯康来说，事业的发展并不算顺风顺水。在他看来，甚至还有些“内忧外患”。外部大的社会环境中有商品经济大潮的风吹浪打，内部改制后的组织架构下也时有传出不和谐之音。作为计算中心的掌舵人，他将会带领中国计算数学的这艘旗舰航船驶向何方？
此时的冯康并没有被暂时的困难与“内忧外患”所羁绊，相反，他却站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为整个中国计算数学的发展布局谋篇。
周毓麟院士在自己的书
房里
冯康深刻地了解科学和工程计算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发达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都相当重视。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和工程计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83年，他的好朋友，美国著名数学家彼得•拉克斯（Peter Lax）组织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及美国宇航局（NASA）联合组成专门委员会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著名的Lax报告，强调科学计算在国家安全、科技进步及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指出科学计算是现代科学技术提升的关键。
美国总统采纳了拉克斯的建议，并从1985年起，政府连续五年，每年投入五千万美元，建立起五个科学计算的研究中心，配备超级电脑及设立全国性网络，以协助大学及研究机构计算方面的研究。198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财政预算中，又把科学计算作为特殊扶持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用来支持科学计算研究中心的建立及加强各学科中科学计算的力量。
中国虽然早在1956年的科学规划中已经将计算数学列为重点，但始终都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重视。1986年，中国在制定“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时，初稿中也没有列入发展科学计算的相关内容。冯康获悉此事之后，立即联合周毓麟等其他老一辈科学计算专家，于1986年4月22日写了一份“紧急建议”，递交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其中，他将拉克斯等写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重要内容翻译成中文，作为建议书的附件也交给国务院领导。
周毓麟，1945年于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1946年开始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旁听陈省身教授讲课。周毓麟每次听课都全神贯注，终于引起了陈省身的注意。一次，陈省身与周毓麟在楼道上相遇，他关心地问周毓麟：“我讲课你能听懂吗？”周毓麟回答听得懂。陈省身又仔细询问了他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后来，陈省身竟然破格让这位旁听生留在数学所工作，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拓扑学研究。1949年后，周毓麟先后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1954年秋，周毓麟和北京大学同事张芷芬等一起被选派到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研究生。负责接待的是1950年就到苏联留学的黄敦。他看到周毓麟和张芷芬填报的志愿都是微分方程，于是就拿起了主意，说：“周的数学基础好，就学偏微分方程，张就学常微分方程。”就这样，黄敦的一句话决定了两个人的终身职业。周毓麟的导师是国际著名女数学家O.A.奥列尼克，据说当时她比周还小一岁，所以开始不太愿意收这个徒弟。周1957年获物理数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学位论文。他和导师奥列尼克合作发表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被公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型工作，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数学家们不断引用。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不久，周毓麟1960年奉调参加核武器研制。为了国家的需要，在一个崭新的领域开始了新的征程。由于保密的原因，周毓麟的名字从那时起突然在数学界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在主持核武器数值模拟和组建计算科学队伍等方面贡献突出，以及他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离散泛函分析领域作出了多方面开创性工作，他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于1997年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这份“紧急建议”的报告引起国务院领导的强烈关注。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约见了冯康和周毓麟两位数学家。于是，冯康和周毓麟得以在中南海向李鹏当面陈述中国发展计算数学的重要意义。后来，国家采纳了冯康等人报告中的建议，并在国家“七五”高科技发展规划中加入了发展科学计算的内容。从此，科学计算终于在国家科学发展规划中获得了应有的重要地位。赵访熊、冯康、周毓麟、应隆安给李鹏总理的建议书。
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冯康感觉如沐春风，更获得了一种勇往直前、再接再厉的信心和勇气。
1986年9月，冯康一鼓作气，再次联合清华大学的赵访熊、核工业部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周毓麟、北京大学的应隆安致信李鹏副总理，提出了成立国家科学计算重点实验室的建议。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于四月二十二日提呈了关于加强科学计算研究的‘紧急建议’，陈述了这一基础学科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特殊重要意义，受到了您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视，我们衷心感到鼓舞。
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核工业部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和北京大学数学系聚集了学科的优势带头力量和优秀青年新秀，而且地处邻近，关系融洽，与国内工业部门协作密切，国际交流广泛。为了贯彻科技领域进行改革的精神，尽快把我国大规模科学计算搞上去，我们建议由上述科研、教育、产业三部门四单位实行横向联合，共同筹建科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挥优势，形成拳头，向国内和国际开放。”
冯康等人在信中语气挚恳，表达了他们心系国家发展、心系国家科学计算发展的拳拳之情。他们在信中又提出科学计算实验室的任务：第一，从事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方法的基础研究，与工业部门协作解决重大疑难的科学与工程计算问题；第二，培训高级科学计算人才，培养研究生及博士后人员，促使年轻优秀人才茁壮成长；第三，提供优良的学术环境和先进的设备条件，吸引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留学生回国工作，接纳外国同行，进行合作研究，组织国际交流。
这一建议也得到李鹏副总理的积极回应，并获得了采纳。
1991年，在世界银行贷款的支持下，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其中包括了“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冯康是这一实验室的创始人，并亲自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尽管当时重点实验室也面临还贷的风险，冯康还是集中了20多个计算数学方面精英，组成了这个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有限元理论、流体力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
同年，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基础研究重大关键项目即“攀登计划”项目中，冯康建议的“大规模科学和工程计算的方法与理论”被包含在该计划首批11个重点项目中。冯康被任命为“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冯康去世后的1997年，该项目继续获得重点支持，被列入国家“九五”“攀登计划”预选项目中。1999年“大规模科学计算研究”又被列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即“973”项目，并在2005年又继续得到国家的支持。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也在不断地加速科学计算的发展。他们不但在1996年提出“加速战略计算创新”即ASCI计划，又在1999年提出了“21世纪的信息技术对美国未来的大胆投资”即ITT计划。2001年，美国政府提出了“高级计算推动科学发现”的计划，2004年又提出了“高端计算复兴”计划。在2004年的计划中还特别指出：“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算法的持续开发和改进是未来高端体系结构成功的关键。”
应当说两次上书李鹏副总理，表现出冯康的胆识与魄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与“攀登计划”的入围也突显了他作为中国计算数学发展总设计师的雄韬伟略。在冯康的努力和带动下，中国的科学与工程计算不但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且也步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世界先进国家发展行列。这是冯康为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李鹏副总理也成为成就冯康事业辉煌的重要推手。
难解“恩怨结”
1984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也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拐点。
1984年，冯康与黄鸿慈的友谊出现了严重裂痕。
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个共事了近三十载，在一起有着无数次亲密合作的师徒老友走到了友谊的拐点？什么原因让冯康对黄鸿慈这个他曾经最为欣赏、最有默契的左膀右臂有了意见？
三室的老同事都知道冯康与黄鸿慈有过一段“恩怨结”，而今天，年逾七旬的黄鸿慈再向我们提起这段陈年往事已是云淡风轻。
据黄鸿慈回忆，冯康和他的友谊出现裂痕起源于计算中心的软件研究室成立之时。当时，计算中心的编程还处于原始的手工状态。每次接到问题，就开始新起炉灶，从零开始。这种重复劳动的效率很低。“八十年代初，冯康意识到国家对于软件发展的需求，他认为应该适时发展系统软件，开发软件包，于是找我商量，想成立一个软件研究室。我听到他这个想法，认为也是一件好事，也提出许多建议。”
等到软件研究室成立时，冯康想让黄鸿慈来当研究室的室主任，谁知却被黄鸿慈拒绝了。
“我当时刚好在研究生院讲课讲了一年，把十年文革荒弃的计算数学重新捡起来，不想再放弃了。我跟冯康说，如果要做软件室主任又要重新开始，重新转型，我不愿意。于是，给他推荐崔俊芝担当此任。” “冯康很不高兴，认为好像我欺骗了他。原本答应了他，结果事到临头变卦了。其实我由始至终也没有答应他。”
最终黄鸿慈还是做了一个挂名的室主任，而实际上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黄鸿慈也因此逐步被冯康边缘化。
1983年，计算中心在党委的组织倡导下进行改制。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一部、二部、三部。具体分工为，一部负责机器，二部负责网络，三部则负责计算数学。部设主任，部下面再设室。对于这种架构设想，冯康是反对的，他认为这种架构并不利于有效地管理。而黄鸿慈却积极支持，并向党委写出具体的改制建议。
党委因此表扬了黄鸿慈，却惹恼了冯康。冯康怪罪黄鸿慈在做事之前没有和他商量，更觉得黄鸿慈是和党委的人团结在一起站在自己的对立面上。
冯康在文革中挨批，伤痕累累，因此对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很有成见。八十年代初，计算中心的党委很想发展冯康入党，为此在一次外出开会中，书记还特地和冯康住在一起，希望能和冯康有促膝谈心的机会。但冯康的反应极其冷淡。在一次谈话过程中，他竟半个多小时一言不发，把书记搞得极端尴尬。当然入党的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1984年10月1日，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共和国迎来了建国三十五周年的国庆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文革后”第一次威武雄壮的盛大阅兵，也是继1959年国庆后，25年来第一次盛大的国庆阅兵。担任阅兵首长的是中央军委主席、也是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次国庆阅兵中，群众游行队伍中自发举出了“小平您好”的亲切标语。邓小平气宇轩昂地乘坐敞篷红旗车检阅部队，并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礼。
在天安门城楼旁的观礼台上，众多的邀请嘉宾中还有一位是中科院选派的代表黄鸿慈，而作为计算数学界叱咤一时的冯康却并未在观礼之列。这次国庆阅兵大典成了冯康与黄鸿慈关系的分水岭，从此两人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雾里看花选接班
1985年6月12日，中国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精神矍铄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报告之后，突然倒在日本东京大学的讲台上，与世长辞。
听到这个消息后，冯康心里也掠过很多感伤。
从四十年末清华园中与华先生的最初邂逅，到五十年代末数学所讨论班上的彼此欣赏；从携手力拓中国计算数学之发展先河，到寄情组建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并着力培养数学精英„„冯康在华罗庚的身上寄托过许多美好的感情，也对华罗庚充满了敬畏。
事实上，许多数学界的人士都觉得两个人“专横霸道”的风格简直如出一辙。也正因为如此，六、七十年代，随着二人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江湖地位”日渐提升，二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崔俊芝曾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中国计算数学会
理事会议2010年在武汉举行
原本在冯康的心中，一直有着成立一个计算数学一级学会的梦想。1978年，刚好机会来了，在科技部、科协等部门一些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可以将计算数学的一级学会审批成功。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冯康却跟崔俊芝说要征求华罗庚的意见，并告诉崔俊芝，如果华明确支持，他们就做，如果华不支持，他们就不做了。结果在征求了华罗庚的意见后，冯康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也因此错失了将计算数学学会由二级学会变成一级学会的最佳时机。
华罗庚去世后，冯康再次旧梦重提，将成立一级学会的想法重新提出。然而，当时已经是物是人非，原来熟悉的一些人员相继退休，加上国家对各类学会组织的审批更加严格，冯康也只好与梦想失之交臂。
八十年代中期，受全国“下海经商”热的影响，计算中心创办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也遍地开花。由于这些公司的经营不善，给计算中心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让年届古稀的冯康感到了管治危机。再加上冯康本人性格强硬，言辞尖锐，平日在计算中心内部也得罪了不少人，因此更有人希望冯康尽快“退休”，让位给年轻人。
迫于年龄以及各方面的压力，冯康尽管并不情愿但也开始积极物色接班的“人选”。冯康退位，谁会接替他掌帅计算中心？
本来黄鸿慈是坊间公认的最佳人选，有业务能力，群众基础也不错。奈何他与冯康的关系已不再密切，冯康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一手创建的计算中心交给黄鸿慈。
有那么一段时间，冯康曾经想要培养他的另一个爱将张关泉做接班人。1983年，张关泉刚从中国驻法大使馆调回计算中心不久，便被冯康委以重任担当计算中心的副主任，两人拍档合作。然而，随后几年，事情的发展却并不象冯康设想的那样美满，两人也相处得并不融洽。
上任后的张关泉大搞科研体制改革，将用人权以及经费下放到每一个课题组，这种改革的旋律似乎与一贯主张权利集中的冯康并不和谐。再加上当时张关泉作为年轻的副主任，在计算中心也引来不少的嫉妒。于是，难免有人搬弄是非，这更加重了冯康对张关泉的不满。1985年，计算中心任命博士生导师，原本张关泉已在提名之列，可公布结果时，却没有他的名字。相反，一些在资历、学术上和张关泉相同或相近的同事却在任命之列。这件事对张关泉影响很大，让一向淡泊名利、踏实肯干的他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冯康(左四)与石钟慈(左二)在西安。左一为秦孟兆，右二为汪道柳。尽管半年后，迫于各方面的反应与压力，张关泉的名字出现在补选的博士生导师之列，但这时，张关泉已经意识到与冯康合作的困难。不久，张关泉便以健康原因请辞。“疏者宽容、近者严格”，这是张关泉与冯康相处近三十年得出的八字箴言。
屠规章最早也是冯康重点培养的对象。从事孤立子研究的屠规章最初被冯康作为特殊人才引入计算中心，还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也是1980年代计算中心最年轻的正研究员，并顶替冯康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但后来有些事使冯康开始对他心存芥蒂，在接班人方面，冯康似乎也不会把他列为考虑的人选。
冯康似乎很想推荐崔俊芝来做计算中心的主任，但当时以崔俊芝的资历和声望，在计算中心似乎又很难服众。
情急之下，冯康还想到了核工业部应用物理和计算数学研究所（九所）的李德元。李德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三室的石钟慈、张关泉等人同样是五十年代中期留苏的学生，毕业后分到九所，时任九所所长。冯康征求了李德元的意见，李德元却不愿离开他的工作单位。
冯康最终选择了被他选派到中国科大的石钟慈。
这里我们稍微花些笔墨介绍一下冯康的接班人石钟慈。石钟慈1951年从家乡宁波考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他来自宁波乡下农村，母亲不识字，父亲只有小学程度，家境不好，以至于他小学毕业后没有钱继续读市里的初中，差点失学。幸亏此时抗日战争结束，一些有钱的士绅乡亲捐资办了一所乡村初级中学，石钟慈才在小学多呆了半年后上了初中。两年半以后，他考高中，家境使他只能选择免学费的公立学校就读。结果他以同等学历考上极其难考的省立宁波中学。虽然高中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危险，学生们住在庙里，与和尚们同吃同住，但这个阶段的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阅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兴趣也是此时通过阅读培养起来的。他还读了许多关于音乐方面的书以及音乐家传记，由此，他迷恋上音乐。他高考的第二志愿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音乐后来也发展成为他的“第二最爱”。2008年10月份，在中国召开的某次国际数学会议上，主办方请与会代表去国家大剧院欣赏挪威无声电影《哈当格尔的婚礼》音乐会，石钟慈不仅去过故事发生的挪威小城，而且对音乐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让同行们很惊讶。
全家福，从左至右：冯康院士，姐夫叶笃正院士，冯端夫人，姐姐冯慧，冯康夫人石玉明，弟弟冯端院
士。
石钟慈的成长得到了很多名师的指导。上大学初期，浙大的数学系有陈建功、苏步青、徐瑞云等名师。1952年秋天，随着全国院校调整，他来到复旦大学读二年级。这里结集了华东地区最好的数学师资力量，比如从同济大学调来的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老先生还给他们讲过一年的高等代数。1955年，石在陈建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单叶函数论的大学毕业论文。当年的《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新华社文章，称赞石的论文有创新性，这在1949年后的大学生中还是不多见的，后来该文在《数学进展》上发表。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到北京后，他才知道不能再继续他的函数论研究了，而要进入当时谁都不清楚的专业——计算数学。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兼管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发展，早有谋篇布局的华罗庚和石钟慈说：“你要转行，去搞计算数学。”
1956年，石钟慈被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当时苏联的计算数学非常好，和美国可以媲美。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四年里，他有幸认识了索伯列夫、盖尔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才安心地进入了计算数学这个领域，同时也幸运地“躲”过当时国内的反右运动。1960年，他从苏联学习回来，就到了冯康的手下做研究。1958年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的首任数学系系主任是华罗庚，冯康任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年轻的石钟慈也开始去科大兼课。1964年，随着学生数量和班级增多，科大与冯康商量，希望正式调石钟慈到科大任教，负责新兴的计算数学专业的建设。从此石钟慈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学校由北京搬迁到合肥，一直到接替华罗庚任科大数学系第二任系主任，石在科大渡过了25个春秋。1985年，在众多接班人人选中，冯康看中了石钟慈，通过中科院干部局把他调回北京。冯康说：“是我把他调出去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要把他调回来，都是为了计算数学。”
在回到北京的前四年，也就是1981年，石钟慈决定去国外深造，重拾十年文革荒废的研究时光。在华罗庚、冯康和吴文俊先生的推荐下，他申请到了德国的洪堡基金，师从法兰克福大学的施图默教授，在那里他开展了非协调有限元的研究。石曾经谈起那段经历：“当时已年近50岁，比其他同学大10岁，刚去的时候，一点把握也没有，非常紧张，因为完全是新的东西，基础不够，还要从头学习一门德语，心理上、生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德国人一丝不苟、诚实守信的民族品格，以及他们在科学、哲学、法律、音乐、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先进水平给予我极大感动，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凭借青年时代在浙大、复旦和苏联留学期间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之深受德国精神的影响，通过大半年的拼死一搏，终于赢得了施图默的信任。”后来施图默还给冯康写信，称石钟慈是非常突出的优秀科学家。在非协调有限元这一领域，施图默认为石是他最主要的继承者。在德国的这两年多时间成为石钟慈的科研工作重要的历程，“后来我的计算数学的工作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这次出去，我的科研工作就会停留在80年代初那个时期的水平”。
1987年1月，石钟慈正式走马上任，成为继冯康之后计算中心的第二任主任。冯康“退而不休”，成为计算中心幕后的话事人。
卸任之后
冯康卸任计算中心主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石钟慈开介绍信，说要结婚了。这令包括石钟慈在内的计算中心上上下下都大吃一惊。冯康对另一半的要求高，这一点众所周知。他既要求对方是大学生，又要长的漂亮，还要有文艺方面的才华。而冯康的第二任太太石玉明恰恰满足了冯康这三个“苛刻”的条件。
石玉明出身于哈尔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父亲是留日的眼科医生。漂亮大方的石玉明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谁知只读了两年便遇上“文革”，她只好放弃学业回到家乡。石玉明回到哈尔滨后很快结婚，并生了一个小男孩，但不久就离婚了。
石玉明是经计算中心一个女同事的介绍和冯康相识的。之前，她与冯康并未见面，却通过鸿雁传书，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两地爱情”。冯康对于家庭生活向来低调，因此这次的爱情保密工作也做得相当好。
八年后，冯康与石玉明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更加一见钟情，随即两人决定结婚。
冯康的第二次结婚为计算中心带来了不小的震动。震动过后，冯康便带着她新婚的妻子出访苏联、出访欧洲。冯康曾对石钟慈说，当初自己担任主任时，很少出国访问，如今，无官一身轻，反而可以出去走走。
正当所有人还在为冯康晚年迟来的幸福祝愿祈福的时候，冯康的第二次婚姻再次亮起了红灯，而这时距离他们结婚也只有两年的时间。据计算中心的同事说，后来他们经常看到冯康独自一个人吃饭，慢慢地，他与妻子石玉明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冯端回忆说，他这期间到北京看望哥哥时，大多时兄弟两个用罐头和方便面作为晚餐。兄弟俩谈到十一、二点时，生活规律的冯端就上床休息了。可是喜欢熬夜的冯康却又泡了一杯浓咖啡，开始挑灯夜战，伴着香烟和咖啡工作到东方泛白。冯端看后，对哥哥的身体感到很担心。
石钟慈接替冯康担任计算中心的主任后，对冯康非常尊重，遇到一些问题也会征求他的意见并与他商量。因此尽管冯康退居“二线”，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冯康依然有计算中心的话事权。事实上，冯康对石钟慈的管理也并不十分满意。经历“文革”的洗礼，在冯康的头脑中，有很强的斗争意识。冯康一度认为石钟慈与一些他不喜欢的人斗争不力，对计算中心的管理不严，造成大权旁落。之前张关泉以身体原因向冯康请辞，计算中心副主任一职便由美国留学归来的桂文庄担任。桂文庄年轻气盛，行政能力强，许多事情都喜欢自己出面。渐渐地，冯康对桂文庄也有意见，他甚至把这个归咎于石钟慈管理不力。
在此期间，他与黄鸿慈的矛盾有些白热化。
事情的导火索源于1989年，黄鸿慈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会议，在邀请领导人名单中，黄鸿慈仅邀请了作为计算中心主任的石钟慈，并没有将冯康位于邀请之列。冯康对此非常生气，他很快找到了一个对黄鸿慈发泄怨气的时机。
1989年的一天，冯康突然召开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主任石钟慈、副主任桂文庄以及黄鸿慈等。开会时，业务处长提出，按照中心规定，每人只允许有两个研究课题。黄鸿慈当时手上有三个研究课题，因此要求黄鸿慈把关于并行计算的课题分给另一位同事来做。冯康没有发言，但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主意。他来坐镇会议，明显是为通过这一决定。黄鸿慈回忆说，冯康明知道并行计算对他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却把这个课题给了别人，这就表明了冯康对他的排斥。黄鸿慈怒气之下，在会上也说了一些对冯康很不尊重的话。至此，冯康与黄鸿慈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公开的裂痕。失意的黄鸿慈于1989年9月赴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
半年后，黄鸿慈又继续留在香港浸会大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从此，黄鸿慈离开了他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中科院计算中心，也离开了北京。他到香港后，对香港的计算数学研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计算中心文革后的第一批留美研究生薛伟民之后也跟随黄鸿慈来到了浸会大学。黄鸿慈在中科院培养的两位博士邹军和穆默也分别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他们的加盟对促进香港计算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继黄鸿慈走后，计算中心的另一个业务骨干、计算流体力学知名学者朱幼兰也离开了北京，成为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在此前后，屠规章去了美国，数值代数专家、华罗庚的研究生孙继广也拿起了瑞典一所大学的教鞭。
1991年，崔俊芝接替石钟慈成为计算中心的第三任主任。
第二篇：杰出数学家华罗庚
杰出数学家华罗庚【名人故事】
在中国现代数学洪荒之地，有一位抱定“战士死在沙场幸甚”的开拓者，他就是华罗庚。华罗庚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个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我国进入世界著名数学行列最杰出的代表者。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方法”、“华氏算子”、“华氏不等式”等。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两百多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被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经典著作之列。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和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他是美国科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他还当选为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名字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宋尼博物馆，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88个数学伟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他喜泪沾裳。为了重建自己的家园。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丢下了优厚的薪俸、汽车和洋房，怀着一腔热诚，携全家，登上一艘轮船于1950年春，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他在户口簿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填上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对华罗庚来说是个难忘的字眼，而对别人来说又是个 费解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着他的成才道路吧。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惨淡经营，艰难谋生。华罗庚15岁那年，毕业于金坛县初中，后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读书。由于家庭贫寒，交不起饭费，只念了1年，就离开学校，失学了。
华罗庚从小聪明好学，念初中时，在数学课上就表现出了特殊的才华。一天王维克老师给全班出了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出自《孙子算经》的题目：“今朝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王老师在读这道题时，读得很慢，声音抑扬顿挫。读完题目后，王老师把目光扫向全班同学，一张张紧张思索的面孔，一道道疑惑不解的目光尽在王老师的视野之内。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这物品是23个。”这是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把同学们从思索和疑惑中唤醒过来。大家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这个最先说出答案的同学就是少年华罗庚。华罗庚在解这道题时是这样想的：从“七七数之剩二”开始，就是说，七数余二，那么七的倍数再加二定是这个数，不防设这个数是7×3＋2=23。再对23进行检验：23被3除，余2；23被5除余3，因此，23符合题目条件。正是由于华罗庚从小勤奋好学，王维克老师加倍看重他的聪明与才华。华罗庚在学校时给王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在华罗庚18岁那年，王维克老师当上了金坛县中学的校 长。王校长爱惜人才，把华罗庚请到学校当会计兼做事务工作。从此，华罗庚更忙起来了。他回忆这段时间的经历时说：“除了学校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母亲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这就是说，即使在繁忙的事务之后，华罗庚也不忘学习数学，因此，他的数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3
第三篇：《杰出数学家苏步青的故事》读后感
《杰出数学家苏步青的故事》读后感
《杰出数学家苏步青的故事》是我在数学暑假作业上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主要讲的是：苏步青家境清贫，可他父母省吃俭用，拼死拼活也要供他上学。他在读初中时，对数学并不感兴趣，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可量，后来的一堂数学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
那是苏步青上初三时，他就读浙江省六十中来了一位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教数学课的杨老师。第一堂课杨老师没有讲数学，而是讲故事。他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他旁征博引，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堂课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苏步青一生不知听过多少堂课，但这一堂课使他终身难忘。
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读了这个故事，对我有很大的感受，是我内心真正的对数学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也应该学好数学，只有学好数学，才能发展科学，才能创造我们美好未来。
第四篇：数学家故事
台上几分钟，台下三年功
秭归县长海希望小学 吴述俊收集整理
在一次数学学术报告会上，大家要求著名的数学家科尔作报告，科尔也不谦虚，阔步走上讲台，坐在台下的数学家们等待听他的鸿篇阔论。
不料，科尔一言不发，他对听众点头示意之后，便转过身去，背对听众，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 算式，第一个是2的67次方 —1=***9676412927；第二个是193707721×761838257287。接着，他又在这两个式子之间画上了等号。
随后，他放下粉笔，又向听众示意后便离开了讲台，整个过程仅花费了几分钟，在这其间他未说半句话。
可是，当他离开讲台后，本来鸦雀无声的会场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因为科尔的这两个算式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他已攻克了一道世界难题：证明2的67次方 —1不是质数，而是合数。
后来有人问科尔：“您为证明这个难题，总共花去了多少时间？”他回答说：“我花去了三年之内的全部星期天。”
成功仅仅几分钟，而获得成功所进行的努力，却是漫长而艰苦的。只有长期坚持不懈，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在灿烂的文化瑰宝中数学在世界也同样具有许多耀眼的光环。中国古代算术的许多研究成果里面就早已孕育了后来西方数学才涉及的思想方法，近代也有不少世界领先的数学研究成果就是以华人数学家命名的。
【李氏恒等式】数学家李善兰在级数求和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被命名为“李氏恒等式”。
中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原名心兰，字竞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光绪八年。
李善兰自幼酷爱数学。十岁时学习《九章算术》。十五岁时读明末徐光启、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尽解其意。后来，他到杭州应试，买回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清代戴震（1724～1777）的《勾股割圆记》等算书，认真研读；又在嘉兴等地与数学家顾观光(1799～1862)、张文虎(1808～1888)、汪曰桢(1813～1881)以及戴煦、罗士琳(1774～1853)、徐有壬(1800～1860)等人相识，经常在学术上相互切磋。自此数学造诣日臻精深，时有心得，辄复著书，1845年前后就得到并发表了具有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数学研究成果──“尖锥术”。
1852～1859年，李善兰在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等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圆锥曲线说》、《植物学》等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又译《奈端数理》（即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四册（未刊），这是解析几何、微积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近代植物学传入中国的开端。李善兰的翻译工作是有独创性的，他创译了许多科学名词，如“代数”、“函数”、“方程式”、“微分”、“积分”、“级数”、“植物”、“细胞”等，匠心独运，切贴恰当，不仅在中国流传，而且东渡日本，沿用至今。李善兰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李善兰“尖锥术”书影
1860年起，他先后在徐有壬、曾国藩军中作幕僚，与化学家徐寿、数学家华蘅芳等人一起，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中的科技学术活动。1867年他在南京出版《则古昔斋算学》，汇集了二十多年来在数学、天文学和弹道学等方面的著作，计有《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垛积比类》、《四元解》、《麟德术解》、《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椭圆拾遗》、《火器真诀》、《对数尖锥变法释》、《级数回求》和《天算或问》等13种24卷，共约15万字。1868年，李善兰被荐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他逝世为止，从事数学教育十余年，其间审定了《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等数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李善兰生性落拓，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晚年官至三品，授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但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工作。他的数学著作，除《则古昔斋算学》外，尚有《考数根法》、《粟布演草》、《测圆海镜解》、《九容图表》，而未刊行者，有《造整数勾股级数法》、《开方古义》、《群经算学考》、《代数难题解》等。李善兰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尖锥术、垛积术和素数论三项。
尖锥术理论主要见于《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三种著作，成书年代约为1845年，当时解析
几何与微积分学尚未传入中国。李善兰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他对“尖锥曲线”的描述实质上相当于给出了直线、抛物线、立方抛物线等方程□他创造的“尖锥求积术”。相当于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法则□他用“分离元数法”独立地得出了二项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结合“尖锥求积术”，得到了□的无穷级数表达式□
各种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展开式，以及对数函数的展开式□在使用微积分方法处理数学问题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垛积术理论主要见于《垛积比类》，写于1859～1867年间，这是有关高阶等差级数的著作。李善兰从研究中国传统的垛积问题入手，获得了一些相当于现代组合数学中的成果。例如，“三角垛有积求高开方廉隅表”和“乘方垛各廉表”实质上就是组合数学中著名的第一种斯特林数和欧拉数。驰名中外的“李善兰恒等式”□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国际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赏。可以认为，《垛积比类》是早期组合论的杰作。【华氏定理】数学家华罗庚关于完整三角和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另外他与数学家王元提出多重积分近似计算的方法被国际上誉为“华—王方法”。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华罗庚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 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但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50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Ｇ.Ｈ.哈代与Ｊ.Ｅ.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Ｅ.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 《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亲自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作学术报告。他先中文，后改用英语演讲。日本学者被他精彩的演说深深吸引，原定45分钟的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被延长到一个多小时。当他满头大汗结束讲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苏氏锥面】数学家苏步青在仿射微分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被命名为“苏氏锥面”。
姓名：苏步青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02年－2003年 籍贯：浙江平阳 学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学位 职务：原浙江大学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以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
苏步青(1902-2003)教育家，数学家，浙江平阳人。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建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以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微分几何学派，开拓了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空间微分几何等领域，开创了计算几何的研究方向。著有《射影曲面概论》、《仿射微分几何学》、《射影共轭网概论》等
【熊氏无穷级】数学家熊庆来关于整函数与无穷级的亚纯函数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誉为“熊氏无穷级”。
熊庆来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现代数学的耕耘者，为我国数学教学和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不愧为数学界的一代宗师。熊庆来，字迪之，清代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他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再加上非凡的记忆力与天才的语言接受能力，常令教育过他的中外教师惊叹不已。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云南教育司主持的留学比利时公费生，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在格诺大学、巴黎大学等大学功读数学，获理科硕士学位。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之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1921年熊庆来学成归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他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近代数学研究机构——清华大学算学研究部和东南大 学、清华大学等3所大学的数学系，以及中国数学报。培养了华罗康、陈省身、吴大任、庄圻泰等一批享誉国内外的知名数学家。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钱伟长、彭恒五等也是熊庆来到清华大学后培养出来的学生。这期间他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著述，编写的《高等数学分析》等10多种大学教材是当时第一次用中文写成的数学教科书。
熊庆来在“函数理论”领域造诣很深。1932年他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了瑞士苏黎士国际数学家大会，后到法国普旺加烈学院从事了两年数论的研究，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此学位的中国人。此间，熊庆来写成了论文《关于整函数与无穷极的亚纯函数》，该文中定义的无穷极，被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极”又称“熊氏定理”，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
作为一位学者，熊庆来自早期从事教育工作起，就把培育人才当作头等大事。对于有培养前途的穷学生他总是解囊相助。著名的物理学家严济慈，因得到熊庆来资助才得以出国深造。为资助严济慈，当自己经济拮据时，熊庆来不惜让夫人当去自己御寒的皮大衣。华罗庚青年时代，因家贫念完初中就无力继续上学，熊庆来在看了他发表的《论苏子驹教授的五次方程之解不能成立》论文之后，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立即把他请到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员，破格任助教工作，后直接升为教授，并前往英国留学，终于把他造就成国际知名的大数学家。熊庆来既是千里马又是伯乐，除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内攀登上科学高峰之外，还着意提携后进，让后者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攀上另一个数学高峰，为我国数学界创建了一种识才、爱才、育才的优良传统，他的慧眼卓识是我国科学家的典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缪云台、龚自知、方国瑜等人的推荐下，熊庆来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为云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的云大，只有3个学院，39个教授，8个讲师，302个学生，教学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熊庆来利用抗战初期各方人才大量涌入昆明的机会，广延人才，延聘了全国著名教授吴文藻、顾领刚、白寿彝、楚图南、费孝通、吴暗、赵忠尧、刘文典、张奚若、方国瑜等187名专任教授和40名兼任教授，还延聘了一些外国教授，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处著名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教学质量因此跃入全国名牌大学之列，被吸收进《大英百科全书》之中；他把云大扩充成5个学院，18个系，3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多学院、多学科的综合大学，学生人数达1100多人，1939年又创办了云大附中；他还不断充实图。书教学设备，使图书馆藏书达十余万册，理科各系都有比较完善的实验室和标本资料室，医学院拥有附属医院及解剖室，农学院有实验农场，数学系在东郊凤凰山建立了天文台，工学院有实习工厂，航空系有飞机3架，这在全国高校中是罕有的；他亲自作了《云南大学校歌》，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诚实、正直、聪敏又有坚毅的学习精神。在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里，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陈示性类】数学家陈省身关于示性类的研究成果被国际上称为“陈示性类”。
陈省身1911年10月26日生于中国浙江嘉兴，192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先后受教于姜立夫与孙鎕，由他们引导至微分几何这一领域。1934年赴汉堡就学于当时德国几何学权威W.J.E.布拉施克，1936年完成博士论文后，赴法国跟从当代微分几何学家E.嘉当继续深造。1937年回国，正值抗日战争，他任教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在此期间，他把积分几何理论推广到齐性空间。1943-1945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两年，先后完成了两项划时代的重要工作，其一为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内一般公式，另一为埃尔米特流形的示性类论。在这两篇论文中，他首创应用纤维丛概念于微分几何的研究，引进了后来通称的陈示性类，為大范围微分几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整个现代数学中的重要构成部份。陈省身的其他数学工作范围极为广泛，影响亦深。
陈省身于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返中国，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后迁南京），此后两三年中，他培养了一批青年拓扑学家。1949年他再去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与伯克利加州大学任终身教授。1981年在伯克利的以纯粹数学为主的数学科学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85年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任所长。陈省身由于对数学的重要贡献而享有多种荣誉，其中有1984年获颁的沃尔夫奖（Wolf Prize，Link）。给他教过的学生，计有吴文俊、杨振宁、廖山涛、丘成桐、郑绍远等著名学者。
【周氏坐标】数学家周炜良在代数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周氏坐标；另外还有以他命名的“周氏定理”和“周氏环”。周炜良 1911年10月1日生于上海．代数几何．
周炜良的父亲周达(美权)是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集邮家，家境比较富裕．周炜良幼年在上海生长，从未进过学校．5岁开始学中文，11岁学英文，都由家庭教师讲授．20年代上海的大中学校颇多使用美国的原文课本，周炜良即自学各种知识：从数学到物理，从历史到经济．1924年，周炜良恳求父亲送他到美国读书，先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学院补习，后来进入肯塔基大学．那时的主要兴趣在政治经济．直到1929年10月进入芝加哥大学时，仍然主修经济学．可是此后两年内发生了变化．
1931年夏天，一位在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去普林斯顿工作一年的中国数学家，劝周炜良到普林斯顿去，或者去德国的格丁根大学——那时的世界数学中心．于是在1932年10月，周炜良带着研究数学的模糊想法去了格丁根．补了半年的德文后，希特勒法西斯上台，格丁根衰落了．周炜良在芝加哥时曾读过B．L．范·德·瓦尔登(Van der Waerden)写的《代数学》(Algebra)，十分欣赏，于是转到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研究代数几何，这是1933年夏天的事．次年夏天，周炜良到汉堡渡暑假，遇到维克特(Margot Victor)小姐，成为好友．周炜良滞留汉堡大学，随数学家E．阿丁(Artin)听课．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莱比锡，在范·德·瓦尔登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并和维克特完婚．婚礼上，正在汉堡大学留学的陈省身是唯一的中国宾客． 周炜良成家立业之后，遂返回上海，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数学教授．一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不得已留在上海．周炜良的岳父在德国曾有很好的工作，由于希特勒的种族迫害而流亡上海，几乎身无分文．这时的周炜良必须自立挣钱，供养太太、两个孩子，以及岳父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炜良计划经营进出口贸易．大约在1946年春天，陈省身从美国返回上海．他力劝周炜良重返数学研究，并留下许多战时发表的论文，特别是O．扎里斯基(Zariski)和A．韦伊(Weil)的论文预引本．周炜良虽然离开数学已近10年之久，但他终于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到数学领域．
由于陈省身写信给普林斯顿的S．莱夫谢茨(Lefschetz)作了推荐，周炜良在上海同济大学短期任教之后，便于1947年春天到达普林斯顿．他在那里做了一些相当好的工作．次年，范·德·瓦尔登访问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炜良去看他，恰好该校有一个教职的空缺，周炜良遂应聘到那里就任副教授．1950年升任正教授．当年，战后首次恢复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举行，周炜良作为该校的正式代表与会，会后曾在哈佛大学短期讲学．1955年再度去普林斯顿进行访问研究，返回霍普金斯大学之后就任数学系主任，前后达11年之久(1955—1966)．1959年，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1977年，周炜良退休，成为霍普金斯大学的荣退教授． 周炜良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代数几何的研究，成为20世纪代数几何学领域的主要人物之一，以周炜良名字命名的数学名词，仅在日本《岩波数学词典》里就收有7个．回顾20世纪中国数学的历史，能在世界数坛上留下痕迹的华人数学家并不多，周炜良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代数几何学是解析几何的深入和发展．正如二元二次代数方程。x2+y2=r2的解集(x，y)可以表示半径为r的圆，代数几何的研究对象仍是高次多元代数方程或代数方程组的解集，即系数在某域k内的n元多项式F1，F2，…，Fn所形成的代数方程组F1(x1，…，xn)=0，F2(x1，…，xn)=0，…，Fn(x1，…，xn)=0的位于域k内的公共解集合V，我们称之为代数簇(algebraicvariety)，最简单的代数簇就是平面曲线．椭圆函数、椭圆积分、阿贝尔(Abel)积分等都与平面曲线有关，复变量的代数函数论及黎曼曲面论进一步推动了现代代数几何学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R．克莱布施(Clebsch)、J．普吕克(Plcker)、M．诺特(Noether)以及意大利学派曾做出很大贡献．经过J．H．庞加莱(Poincar)、C．E．皮卡(Picard)、J．W．R．戴德金(Dedekind)和A．凯莱(Cayley)的发展，到20世纪20—30年代，E．诺特(Noether)、E．阿廷(Artin)和他们的学生范·德·瓦尔登创立了抽象代数学，为代数几何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周炜良的代数几何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周炜良坐标 1937年，周炜良最初的两篇论文发表在德国《数学年刊》(Mathematische Annalen)上．第一篇是与范·德·瓦尔登合作的，第二篇则是周炜良的博士论文．这两篇文章继承了凯莱和普吕克的工作，并将其推广到n维射影空间Pn上的代数簇．其中指出，任何n维射影空间Pn中的不可约射影族X可唯一地由一个配型(associated form)Fx所决定，配型的坐标即著名的周炜良坐标．该坐标是普吕克坐标的推广，现已成为代数几何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工具．
抗日战争开始后，周炜良在上海闲居，继续研究数学．1939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一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组”，将C．卡拉西奥多里(Carathodory)的一项工作(1909)推广到一般的高维流形．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事隔30余年之后，这篇文章成为非线性连续时间系统可控性数学理论的基石之一．控制论表达的周炜良定理(或称卡拉西奥多里-周定理)可以写成：
设V(M)是解析流形M上所有解析向量场的全体，D是V(M)中对称子集，T(D)是V(M)中含D的最小子代数，I(D，x)是通过x的极大积分流形．那么，对任何x∈M，y∈I(D，x)，都存在一条积分曲线α：[0，T]→M，T≥0，使得α(0)=x，且α(T)=y．
抗日战争后期，周炜良曾有论文涉及代数基本定理的拓扑证明和电网络理论等，似乎已偏离了代数几何学的方向．信息断绝和乏人讨论，恐是主要原因． 周炜良于1947年到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开始了他的黄金创作期．他首先撰文阐明，E．嘉当(Cartan)意义下的对称齐次空间可以表示为代数簇，因而能用代数几何的框架研究其几何学性质．该文所附文献中包括华罗庚的有关矩阵几何学的论文多篇．1947—1948年间，法国数学家C．谢瓦莱(Chevalley)也在普林斯顿，他对周炜良的这篇论文做了很长的评论性摘要，发表于美国的《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谢瓦莱曾邀请周炜良证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数曲线，在一个代数系统中的亏数，不会大于该系统中一般曲线的亏数”．周炜良使用纯代数的方法给出了证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尔登-周炜良形式． 关于解析簇的周炜良定理
周炜良于1949年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关于紧复解析簇”．所谓解析簇V，是指对任何p∈V，总存在一组解析函数g1，g2，…，gn，和点p的一个邻域B(p)，使得V∩B(p)中的点x都是g1，g2，…，gn的零点．这是一种局部性质．由于多项式都是解析函数，所以代数簇都是解析簇．周炜良证明了某些情形下的逆命题：
“若V是n维复射影空间CPn中的闭解析子簇，那么它一定是代数簇，而且所有闭解析子簇间的半纯映射，一定是有理映射”． 这一反映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被称为周炜良定理(Chow Theorem)，在代数几何学著作中广受重视．在许多论文里，常常把它作为新理论的出发点． 复解析流形
1950年前后，复解析流形的研究形成热门课题．日本数学家小平邦彦(K．Kodaira)是这方面的专家，当时也在美国工作，与周炜良有交往．1952年，周炜良证明了如下结果：“若V是复r维的紧复解析流形，F(V)是V上半纯函数所构成的域，则F(V)是有限的代数函数域，其超越维数s不会大于r．此外，还存在一s维的代数簇V＇以及V到V＇的半纯变换T，使T可诱导出F(V)和F(V＇)间的同构．特别地，如果可选择V＇使得T还是双正则变换，那么V必是代数簇．这就把复解析流形和代数簇联系起来了．
把这个一般的结论用于二维的克勒(Khler)曲面，并用小平邦彦所建立的克勒流形上的黎曼-罗赫(Riemann-Roch)定理，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具有两个独立的半纯函数的克勒曲面(即s=r=2的情形)一定是代数曲面．”这是周炜良和小平邦彦合作的论文中的一个结论，被称为周-小平(Chow-Kodaira)定理． 周炜良簇和周炜良环 用周炜良坐标可以对平面曲线和空间曲线进行分类．只要由已知的次数d和亏数g，从非奇异的空间射影曲线的周炜良坐标形成所谓周炜良簇，就能很自然地用有限个拟射影簇将它参数化．
在射影簇研究上，另一个为人们称道的周炜良引理(ChowLemma)，涉及完全簇和射影簇的关系．苏联数学家И．Р．沙法列维奇(ЩaфapeВИЧ)在其名著《代数几何基础》中曾提到这一引理：
“对于每一个不可约的完全簇X，总有一个射影簇X＇，使得X和X＇之间有一双有理同构”．
周炜良在射影簇方面最著名的工作是提出周炜良环(ChowRing)．他于1956年发表的论文“关于代数簇上闭链的等价类”中，提出了射影代数簇上代数闭链的有理等价性的系统理论．大意是：设V是n维射影空间Pn上的代数簇，其上的s维闭链所成的群为G(V，s)，与零链等价的闭链成子群Gr(V，s)．令Hr(V，s)是二者的商群．将s从1到n作直和，得 Hr(V)=Hr(V，s)．
周炜良在Hr(V)上定义一种乘法，使之构成环，这就是著名的周炜良环．它是结合的，交换的，具有单位元．这篇论文由M．F．阿蒂亚(Atiyah)写成文摘刊于美国的《数学评论》． 周炜良环具有很好的函子性质：设p是两代数簇X，V之间的模射，f：X→V，则V中闭链C的原象f-1(C)也是X中的闭链，且此运算与相截(intersection)和有理等价性能够相容．因此，它是代数几何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具．周炜良环在许多情形可以代替上同调环．在证明各种黎曼-罗赫定理时，常用周炜良环去导出陈省身类．著名的韦伊(Weil)猜想的解决，也可使用周炜良环．
另一个常被引用的结论是所谓周炜良运动定理(Chow’s Mo-ving Lemma)：若Y，Z是非奇异拟射影簇X中的两闭链，则必存在与Z有理等价的闭链Z＇，使Y和Z＇具有相交性质(inte-rsect property)．1970年在奥斯陆举行的代数几何会议上，有专文论述此定理． 关于阿贝尔簇的周炜良定理
20世纪40年代，A．韦伊(Weil)等开创了阿贝尔簇的研究．他们把代数曲线上的雅可比(Jacobi)簇发展为一般代数流形上的皮卡-阿尔巴内塞(Picard-Albanese)簇理论，将过去意大利学派的含糊结果加以澄清．周炜良对此作了丰富和发展，并推广到特征p域的情形．周炜良在文献[10]中证明对一般射影代数簇都存在雅可比簇．文献[11]和[12]给出了阿贝尔簇的代数系统理论，其中有关可分(separable)、正则(regular)和本原扩张(pri-mary extention)的论述，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 周炜良还证明了以下结论：“若A是域k上的阿贝尔簇，B是定义在k的准素扩张K上的阿贝尔子簇，那么B也在k上有意义．”S．郎(Lang)称之为周炜良定理．
周炜良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阿贝尔簇的论文也反复被人引用．这一年，普林斯顿大学以数学名家莱夫谢茨的名义举行“代数几何与拓扑”的科学讨论会，韦伊和周炜良都参加了．他们两人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密切相关．韦伊证明任何阿贝尔簇都可嵌入射影空间，而周炜良则证明任何齐次簇(不必完备)也可嵌入射影空间．文章不长，但解决得很彻底． 其他工作
周炜良在代数几何领域的研究，涉及很广．例如扎里斯基关于抽象代数几何中的退化原理(degeneration principle)的论证，很长而且难懂，周炜良把证明作了大幅度压缩，并加以推广．他和井草准一(J．lgusa)合作，建立了环上代数簇的上同调理论．此外，还推广了代数几何中的连通性定理．在扩充由W．V．霍奇(Hodge)与D．佩多(Pedoe)证明的格拉斯曼(Grassm-ann)簇的基本定理时，指出了某些环空间上的代数特性．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工作．退休之后，周炜良仍然研究不辍．1986年，他以75岁高龄，发表了题为“齐次空间上的形式函数(formalfunction)”的论文． P．拉克斯(Lax)把周炜良列为最重要的移居美国的数学家之一．但他性情淡泊，甚至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是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却长期不参加活动．应该说，周炜良的学术成就远超过他应得的荣誉．不过，各种代数几何的论著不断地引用周炜良的工作，并以周炜良的名字陆续命名一系列术语，这也许是更有意义的褒奖了． 【吴氏方法】数学家吴文俊关于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被国际上誉为“吴氏方法”；另外还有以他命名的“吴氏公式”。
吴文俊，中国人，1919年5月12日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1957年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4年当先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吴文俊在数学上作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
拓扑学方面，在示性类、示嵌类等领域获得一系列成果，还得到了许多著名的公式，指出了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广泛应用。他还在拓扑不变量、代数流形等问题上有创造性工作。1956年吴文俊因在拓扑学中的示性类和示嵌类方面的卓越成就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获。机器证明方面，从初等几何着手，在计算机上证明了一类高难度的定理，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定理，进一步探讨了微分几何的定理证明。提出了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这项工作为数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将对数学的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中国数学史方面，吴文俊认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是：从实际问题出发，经过分析提高，再抽象出一般的原理、原则和方法，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目的。他对中国古代数学在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第五篇：数学家故事
蒲丰试验
一天,法国数学家蒲丰请许多朋友到家里,做了一次试验.蒲丰在桌子上铺好一张大白纸,白纸上画满了等距离的平行线,他又拿出很多等长的小针,小针的长度都是平行线的一半.蒲丰说:“请大家把这些小针往这张白纸上随便仍吧!”客人们按他说的做了.蒲丰的统计结果是：大家共掷2212次,其中小针与纸上平行线相交704次,2210÷704≈3.142.蒲丰说：“这个数是π的近似值.每次都会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而且投掷的次数越多,求出的圆周率近似值越精确.”这就是著名的“蒲丰试验”.数学魔术家
1981年的一个夏日,在印度举行了一场心算比赛.表演者是印度的一位37岁的妇女,她的名字叫沙贡塔娜.当天,她要以惊人的心算能力,与一台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展开竞赛.工作人员写出一个201位的大数,让求这个数的23次方根.运算结果,沙贡塔娜只用了50秒钟就向观众报出了正确的答案.而计算机为了得出同样的答数,必须输入两万条指令,再进行计算,花费的时间比沙贡塔娜要多得多.这一奇闻,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沙贡塔娜被称为“数学魔术家”.工作到最后一天的华罗庚
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从小喜欢数学,而且非常聪明.1930年,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读书.华罗庚在清华四年中,在熊庆来教授的指导下,刻苦学习,一连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又被派到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对数论有很深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他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走遍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动员群众把优选法用于农业生产.记者在一次采访时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工作到最后一天.”他的确为科学辛劳工作的最后一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21世纪七大数学难题
美国的克雷数学研究所于2000年5月24日在巴黎宣布了众多数学家评选的结果:对七个“千禧年数学难题”的每一个悬赏一百万美元.“千年大奖问题”公布以来,在世界数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数学基本理论的,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数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的深化产生巨大推动.认识和研究“千年大奖问题”已成为世界数学界的热点.不少国家的数学家正在组织联合攻关.可以预期,“千年大奖问题”将会改变新世纪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韦 达 韦达（1540-1603）,法国数学家.年青时学习法律当过律师,后从事政治活动,当过议会议员,在西班牙的战争中曾为政府破译敌军密码.韦达还致力于数学研究,第一个有意识地和系统地使用字母来表示 已知数、未知数及其乘幂,带来了代数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韦达讨论了方程根的多种有理变换,发现了方程根与分数的关系,韦达在欧洲被尊称为“代数学之父”.1579年,韦达出版《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同时还发现,这是π的第一个分析表达式.主要著有《分析法入门》、《论方程的识别与修正》、《分析五章》、《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等,由于他贡献卓著,成为十六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数学家.高斯
印象中曾听过一个故事：高斯是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事情已处理了一大半,虽然上课了,仍希望将其完成,因此打算出一题数学题目给学生练习,他的题目是:1+2+3+4+5+6+7+8+9+10=?,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算蛮久的,才有可能算出来,也就可以藉此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看到了很生气的训斥高斯,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下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11+11+11+11+11=55,我就是这么算的.高斯长大后,成为一位很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小的时候能将难题变成简易,当然资质是很大的因素,但是他懂得观察,寻求规则,化难为简,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的.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1910——1982）出生于江苏太湖畔的金坛县,因出生时被父亲华老祥放于箩筐以图吉利,“进箩避邪,同庚百岁“,故取名罗庚.华罗庚从小便贪玩,也喜欢凑热闹,只是功课平平,有时还不及格.勉强上完小学,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但仍贪玩,字又写得歪歪扭扭,做数学作业时倒时满认真地画来画去,但像涂鸦一般,所以上初中时的华罗庚仍不被老师喜欢的学生而且还常常挨戒尺.金坛中学的一位名叫王维克的教员却独有慧眼,他研究了华罗庚涂鸦的本子才发现这许多涂改的地方正反映他解题时探索的多种路子.一次王维克老师给学生讲[孙子算经]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其二,五五数剩其三,七七数剩其二,问物几何?“正在大家沉默之际,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向来为人瞧不起的华罗庚,当时他才十四岁,你猜一猜华罗庚他说出是多少? 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