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视阈下沈从文《丈夫》与金裕贞《雷阵雨》乡土情结比较

第一篇：儒家伦理视阈下沈从文《丈夫》与金裕贞《雷阵雨》乡土情结比较

儒家伦理视阈下沈从文《丈夫》与金裕贞《雷阵雨》乡土情

结比较

摘要：沈从文的《丈夫》与金裕贞的《雷阵雨》都是描写在生活贫困、封建伦理道德意识淡薄及丈夫授意下“妻子”被迫靠出卖肉体换取经济来源的故事。文章从“妻子”的商品化、丈夫夫权意识及利益得失关系、深层的社会原因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的异同，以期梳理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伦理丈夫雷阵雨乡土情结

沈从文与金裕贞是中韩两国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农村的现状、关注下层农民的疾苦及与传统伦理道德相冲突的思想流变。沈从文作品里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充满浓郁的地域色彩，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浓重的民族文化意蕴，其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包括《边城》《丈夫》《柏子》《萧萧》《三三》等。而金裕贞的乡土小说有“韩国农村的风俗图”的美誉。他自1935年发表了《雷阵雨》登上文坛，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了30余篇小说，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山茶花》《雷阵雨》《春》《山村》等都是典型的乡土小说。

关注农村下层人民尤其是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违背传统伦理道德事情的女性是沈从文和金裕贞小说共同关注的视角之一，沈从文的小说《丈夫》和金裕贞的小说《雷阵雨》都是反映农村妇女为了摆脱贫困而通过性交易换取钱财的题材。短篇小说《丈夫》写的是一个农村妇女为摆脱生活压迫去船上当妓女，丈夫从乡下赶来看妻子的故事。《雷阵雨》是描述丈夫春浩为了获得两元钱的赌资而逼迫妻子去陪有钱的李老爷上床，最终在挣扎和犹豫后妻子陪了李老爷后得到两元钱许诺的故事。这两部作品都关注了为了摆脱贫穷和不幸而选择了违背道德伦理的挣钱方式的女性、农村的民不聊生、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禁锢思想等，笔者通过对女性从事“性交易”获取生存权、丈夫利益的得失关系及其内在原因等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梳理这两部作品的内在联系。

一、“妻子”的商品化及与伦理道德的悖离

在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和韩国，遵从家庭伦理是每个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恪守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某些地域和韩国社会，农村经济的贫困却导致赌博、偷盗、卖淫等诸多道德伦理所不容的社会现象出现。沈从文的《丈夫》和金裕贞的《雷阵雨》为我们展示了乡土农村贫困家庭人物的生存状况、行为动机和思想观念等。这里的“妻子”依靠“性交易”赚取经济来源，养活全家。她们被当做商品进行买卖，成为赚钱的工具。

《丈夫》中的妻子老七和《雷阵雨》中的春浩妻都是本应在家相夫教子，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但是农村的极端贫困和“丈夫”靠自己的努力也换不来生存资源的情况下，不得不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来换取金钱达到养家的目的。《丈夫》中提到：“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于是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

贫困的生活现实使男人有力使不上，也赚不来养活家人的钱粮。所以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黄庄就出现了让妻子出去“做生意”的营生。

“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而且这些事情在当地已经是极其平常的事了，所以也就没有来自社会和邻里的谴责和压力。老七刚开始也不愿意出去“做生意”，也是在经历思想挣扎和斗争及丈夫的打骂后才羞涩地去妓船上做生意的。

《雷阵雨》中春浩一家的生活状况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基本生活难以保证，而且还欠有赌债。“为了找到能生活得比较好的地方，他和妻子在群山之间流浪。但最终找到的也只是同样贫瘠的地方。他很想在山村拿起锄头种地，好好的过日子。但现实确是如此残酷无情，这里只有饥饿与对生活的不安在等待着他。因他来历不明，不可能分给他耕地。这里也没什么活儿可以让他去卖苦力，没有饭吃。”残酷的现实使春浩打起了老婆的主意，因为得知铁石妈跟了李老爷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后，逼迫妻子去陪李老爷而获得2元赌资以期过上幸福生活。春浩妻本是个比较传统的女人，和丈夫一起过饥寒交迫的日子不但没有怨言，还出去挖野菜等维持生计。但在丈夫的逼迫和毒打下终于迈出了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一步。

老七和春浩妻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都被当做商品进行交易，妻子的角色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得不承担起赚钱的责任。但是，老七是去“做生意”成为职业妓女，而春浩妻只是通过一次的性交易完成赚钱的目的。由于和形形色色人接触后老七的变化比较明显，不论是外表的穿着打扮还是思想行为上都有了变化，而春浩妻只是接触了李老爷所以变化还比较小。

老七和春浩妻对于家庭、社会等都没有什么不满，她们忠于自己的男人、家庭和封建伦理传统，她们道德意识淡薄，只要丈夫允许和高兴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是合情合理的。老七是被丈夫“送”出去做生意的，而且每月把钱交给丈夫，并且在丈夫的尊严受到践踏决定回家时老七也就随着丈夫离开了妓船回了老家。春浩妻虽然刚开始很不情愿地陪了李老爷，但是看到丈夫在得知可以获得2元钱时高兴的神情自己也跟着高兴，根本没有想过自己。

《丈夫》和《雷阵雨》中的妻子已经悖离了传统的“女不侍二夫”伦理道德底线，受到后来评论者的质疑，但是她们的行为和行动都是在丈夫授权的前提下才开始的，并且没有受到邻里和社会的谴责。同时她们赚取的钱财最终是交给丈夫的，而且婚姻的稳定性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在这里俨然是男耕女织的现代颠覆，丈夫是靠妇人在外卖身所得之一部分维持家里生计的。他们的作品都说明了传统道德体系的分化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对这些女人并没有谴责和不懈，而是怀有深深的同情和无名的痛楚。

二、“丈夫”夫权利益的得与失

沈从文的《丈夫》和金裕贞的《雷阵雨》中的妻子是在丈夫的允许和推动下才从事“性交易”赚取生活来源的，丈夫这样做虽然有点不情不愿，但是为了生存也没有办法，而且对他们来讲也是利大于弊，“夫权”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获得利益也是很大的。

在沈从文的小说《丈夫》里，老七并不是被恶势力逼迫为娼的，也不是她自己主动决定上烟花船的，而是被她的丈夫“送出来”的。沈从文写道：

“地方虽在山中，离大河码头只三十里，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而且“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妻子”出来做生意既不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又能带来切实的利益，而且“名分不失，利益存在”，同时丈夫的“夫权”仍然是主宰家庭运转的行为准则，妻子把每月赚的钱交给丈夫，而且对丈夫的话言听计从，唯一失去的是对“妻子”贞洁和性的独占权，这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平凡的日子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在丈夫去看望妻子后，故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丈夫从开始的卑怯、高兴到后来的生气、愤怒以及最终决定离开，老七也随着丈夫一起走了。

《雷阵雨》中的春浩憧憬靠赌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前提必须有本钱，于是打起了妻子的主意，最终使用各种手段使妻子陪李老爷上床后得到了2元钱的允诺。春浩得知妻子能够给他2元钱后，“什么也没有追问，好像他已经很清楚了一样”。春浩不仅没有再打她，而且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出门。

这两部作品中的夫权在名誉上并没有任何的缺失，只是出让了独占权给其他的男人进行性交易以获取生存权，夫权与生存权一方面存在矛盾，因为“妻子”的行为触犯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女人贞洁的破坏；另一方面二者又是保证家庭稳定的基础。男人的权利不减，还会有更多的收入和效益，家庭结构仍旧由男人主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统治权，只不过获取经济来源的任务交给了女人。卖淫成为维持生计的经济活动，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

《丈夫》和《雷阵雨》中，在丈夫的通盘考虑中，他只是在保留名分、亦即是在保留对妻子的人身和财产的最终支配权的前提下，以暂时出让性爱的权利来换取经济利益。但是两篇文章还存在很多差异。《雷阵雨》丈夫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埋怨，反而是充满喜悦的，妻子回来后春浩得知可以得到2元钱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送出门。而《丈夫》的丈夫在亲眼目睹了妻子“老七”在船上的生活方式及亲身经历了种种屈辱后，他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践踏，无法忍受别的男人当着自己的面和自己的妻子的暧昧行为，一怒之下把老七带离了妓船。在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人的尊严相冲突后，丈夫的夫权得失关系发生变化后“丈夫的尊严掺和着下层人民的尊严，人的尊严，被唤醒以至要求回归到应有的位置”[1]。此外，不同点还表现在金裕贞笔下的“丈夫”更担心生存的问题，他们必须背井离乡，寻求生活，而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韩国被日本控制，成为彻底的殖民地社会。离农现象是殖民地给韩国造成的严重问题之一。而中国当时虽说也是民不聊生，但还只是半殖民地。军阀的横行、混战等是造成社会贫困的原因，老七一家至少还有些土地。差异化的社会背景使“丈夫”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丈夫这个人物具有矛盾的道德倾向，他既是被压迫者，又是压迫者。在他身上善恶并存，道德与邪恶的界线很难截然分明地划出。

三、深层的社会苦难和思想禁锢

二三十年代正是中韩两国受到殖民侵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殖民地时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穷困问题，金裕贞小说《雷阵雨》和沈从文的《丈夫》都描写了农村的贫困和艰难，农民不论怎么辛勤劳作、风调雨顺，都只能艰难度日。这两部小说的人物畏惧贫穷，想要摆脱贫穷，但又找不到正当的途径，所以只能寄希望在妻子身上，不得不出让丈夫对妻子作为性爱对象的专属权，来换取妻子作为经济手段所得到的利益。

老七和春浩妻在贫困面前没有抱怨，在丈夫让她们陪其他男人进行“性交易”换取金钱时也没有反抗，一方面她们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女不侍二夫”思想淡薄，但是“夫为妻纲”的观念又是如此根深蒂固。她们听从丈夫的安排，赚钱也交给丈夫，没有一点反抗意识。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只是一个导因，而源于男性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的夫权压迫才是老七和春浩妻被迫卖淫的根本原因。[2]

通过对沈从文的《丈夫》和金裕贞的《雷阵雨》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二三十年代中韩两国乡村普通家庭的贫困和摆脱贫困的生存方式，“妻子”从事“性交易”换取经济利益，丈夫利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们的婚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加稳固。这种违背儒家伦理的行为也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不用背负精神和世俗的压力，而春浩一家的人性意识也还没有多少觉醒，但是老七丈夫的人性意识有了一定的觉醒，但是他们都还没有反抗意识或者说找不到更好的抗争之路。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沈从文与金裕贞小说中的‘乡土情结’比较研究”[13WLH48]。）

注释：

[1]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2]仲梅：《沈从文与金裕贞乡土小说比较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参考文献：

[1]金香，张春植译，金允植等著.金裕贞小说[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175。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3]仲梅.沈从文与金裕贞乡土小说比较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4]何明智.“食”与“性”的纠葛――从《丈夫》看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写作特色[J].广西社会科学，2004，（12）.[5][美]张盛泰.传统夫权失而复得的悲喜剧――重读沈从文的《丈夫》[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7）.[6]任葆华.灵魂最深处的悲哀与无奈――沈从文小说《丈夫》解读[J].现代语文，2007，（2）.[7][韩]柳昌辰.试论《丈夫》和《骤雨》之主题比较[J].中国人文科学，2002，（1）.[8]杨瑞仁.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0，（4）.[9][韩]吴美华.金裕贞和沈从文的农村小说比较研究[D].首尔：中央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肖丽艳湖南张家界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 42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