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兴高而采烈(读李白)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杜甫（推荐）

第一篇：鲍鹏山：兴高而采烈(读李白)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杜甫（推荐）

兴高而采烈（读李白）

作者：鲍鹏山

李白，就其人生理想来说，是失败而不幸的，这从他那临终之作、悲怆绝望的《临路歌》中可以看出。但就其生命过程及其每一个生存状态来说，则是生动活泼、生龙活虎、浓墨重彩、寻欢作乐的。也就是说，他的生命过程，实在是快快活活地随心适意，肆意为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其实呢，他是在“得意”时尽欢，在不“得意”时创造“得意”也要尽欢。“人生在世不称意”时，他不也一样“对此可以酣高楼”？这个“此”，不过就是谢朓楼上极目所见之景罢了。他是“平生不下泪”的，虽然偶然“于此泣无穷”，但只是一瞬间，他永远如同一个孩子，脸上还挂着泪珠，却已在那里兴高采烈了。对了，李白的人生，是兴高采烈的，他的诗文，亦是兴高采烈的——他永远有“高”的兴致，所以他也就有了那么“烈”的文采。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忧患”传统的文学历史中，找到李白这样一个人实在不容易，他是一个另类，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另类啊！他从不作严肃状，不作忧心忡忡状，不作忠臣孝子状。对“仁义礼智信”，他不反感，却也不挂作招牌。他嘲鲁臾，笑孔丘，他视万乘若僚友，合则共事，不合则去，他不拘检而纵逸，不小心而大意。他“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苏辙《诗病五事》）。他大谈政治，却似纵横家；谈军事，却是书生倜傥之论，看他“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永王东巡歌》），令人掩口葫芦，但这不是耻笑，我们是觉得他可爱，他那么自信自大，把自己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想当成了政治才能，把自己个人发展的欲望当成自己的实际才干，天真也好，幼稚也罢，总之是坦荡磊落，“大言不惭”。像他这样毫无心机的人，为什么不让人喜爱？他的人生是艺术的人生，正如杜甫的人生是政治的人生。李白把政治、军事都弄成诗歌艺术了，又正如杜甫把诗歌写成了政治批评，如果我们不得不向杜甫表示尊敬，那我们更不能不打心眼里喜欢李白。

李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他把自己的生命其一用来自我实现，其二用来寻欢作乐。用来自我实现，须借助世俗权力，但他一挫于玄宗，二惑于永王，直至被肃宗流放——顺便调侃他一句：他流放的地方亦是以“自大”出名的夜郎——只能归之于失败。而用来寻欢作乐，则只需要自己有一颗为乐之心，一颗无拘无束无所凭依的自由心灵。理想的破灭，上进之路被堵死，不但不使他心绪颓败，反倒给了他寻欢作乐以足够的道德支持。我们看他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时的李白哪里有什么“得意”？但他仍自以为得意，仍要“尽欢”，我用“寻欢作乐”来形容李白的生活态度，证据就在这首诗里。你看他说的“烹羊宰牛且为乐”，注意“乐”是“为”出来的，而且要付出代价：不仅要羊、牛，且还要烹、宰，五花马，千金裘也要搭上。人生本苦，苦中作乐，诚为不易！

全诗由悲（悲白发）到欢（尽欢）到乐（为乐），渐入狂放，渐入愤激。欢而且谑，并且是恣意为之。人生悲苦的底色太浓，不如此肆意涂抹，如何盖得过？在一番狂欢放荡之后，突然的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猛然收束，令人惊愕，令人顿悟：原来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销愁，且是万古之愁，何其深重，何其积重难返！此时我们才想起开头的那两个气势磅礴的长句，原来他早已把生命短暂的“惊心动魄”的真相，作为他人生的前提。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老子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另一方面，天地又给我们以丰富的馈赠：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况“造化钟神秀”，像李白这样的“神秀”杰出之士，生命历程定不寂寞，定不枯燥，定不索然寡味。是的，这人生固然如梦如烟，固然“为欢几何”，但我们仍可以活得开开心心，活得热热烈烈，活得浓墨重彩，活得有滋有味。我们可以在花丛中“开琼筵”，可以在朗月下“飞羽觞”——李白早告诉了我们：“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好的，我们就来看看他的《襄阳歌》吧——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鸬鹚杓，鹦鹉杯。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

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词”，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扬扬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直把人生的所有时光，人生的所有追求与价值，都与“酒”——这一享乐的代表——连在一起，而且还大有舍此岂有他哉的味道。古来圣贤，归于寂寞，功名富贵，归于烟灭，羊公善政美名，遗忘于人心，襄王云雨风流，淘尽于江流。没有永恒，没有明天，只有当下欢乐，千秋万岁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若分析这首诗的构成元素，大约有三分颠狂，三分嘲弄，三分玩世，再加一分沾沾自喜、自我欣赏。他甚至说出“舒州杓，力士铛（皆当时贵重饮酒器具），李白与尔同死生”的话来，真让人跌足长叹！

读这样的诗，若不被感染得意气横生，不能被激发出对生命的热烈的爱，反而蹙眉作“道德”状，说他消极享乐，真是该死！这种该死的装腔作势的评论，我见得太多了。

杜甫曾疑惑李白：“纵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不为谁，就为了他自己这副可爱德性。他天生雄才，天生狂放，天生好酒量，好诗才，天生一副寻欢作乐的脾气与福气，他要“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江上吟》），我们有什么办法？

为了不受约束地逞才尽性，他写诗最喜欢的体裁是那不论句式不论篇幅长短的古风与歌行（实际上，古风与歌行在体制上并无明显区别）。但另一方面，也许是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天才和络绎不绝、应接不暇的灵感，李白在诗歌形式上给自己设置了一些障碍和顿挫。他有意识地通过句式的变幻拗断那过度的流畅，一诗之中，四言、五言、七言交错出现。他可能想通过变换步幅与节奏来增加拗折。有时，他的诗歌在流风回雪、轻便婉转之中，在美女肌肤一般的润滑之后，突兀地横在我们面前的，是散文化的句子，突然地增加了顿挫与语言的骨感，然后又是绸缎一般的流畅，水银一般的轻泻，这般倏忽变换，仍能气脉流畅。我们看他的《灞陵行送别》：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青草。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

有时，他还在一派流畅之中，突然出现一个单句，故意打破平衡，或对上文起急收作用，或让我们的阅读期待猛地顿住，如勒奔马，如断急流。如此顿宕，就避免了平滑。一味流畅则易入于“滑”，一味阻滞则易显得“涩”。李白的诗不滑不涩，流畅而顿宕，充满了张力与弹性。我们见杜甫在沉郁中有顿挫，不可不知李白在轻便中亦有顿挫。沉郁而顿挫，是同质相成；轻便而顿挫，则是相反相成，尤为难得。

李白有直透人生悲剧本质的大本领，所以他的诗总是能由具体与个别而直达抽象与一般，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抽象的人生感悟，他花天酒地，欢天喜地，营造的景象往往一派繁华，可就在这一派繁华之中，在他狂放不羁、一往无前之时，他又那么一往情深，时时陷入悲凉之中而一往不复——我们看他的《把酒问月》：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苏东坡式的彻骨悲凉与自我安抚，已遥伏在李白的语言花丛之中。

大凡天才，内心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凉。这悲凉大约来自天才智力上的穿透力：穿透了一切繁华表象，看到了生命那悲哀的核。

一个人如何成为诗圣——杜甫

作者：鲍鹏山

李白使诗歌变成“神曲”，而杜甫使诗歌成为“人歌”。李白总是往一般化、抽象化上靠，而杜甫则总往具体化、形象化上靠。读李白的诗，我们感受到人生宇宙的莫大寂寞，而读杜甫诗，我们颇感身处人间的种种具体烦恼——不论这烦恼有多大，由于是具体的苦难与不幸，相对于那种生命本质上的苦痛，它在质上还是小的。是的，李白总是大鹏一般，精神遨游天上，而杜甫则时时注目人间，他为那些声声入耳的悲声和丝丝入目的苦形所牵挂，所苦恼，忧心忡忡而又不知所措。

与李白对具体的人事不感兴趣正相反，杜甫对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倾注了极大关注与关心，这可能正是他人格上日臻于圣人境界的途径，圣人就是“即凡而圣”的。一部《论语》，其中多少哲理，全来自日常生活的观察，孔子的学问，其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也即在此——人伦之圣孔子和诗歌之圣杜甫，其精神特质及升华之途径，确有相同处。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悲欢离合时，杜甫选择的不是感慨，这一点他与李白正相反，李白总是把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看成是人生悲剧的一个例证而发出感叹，并使之成为诗的主体。而杜甫则是描述，他的诗甚至因此变得有些琐屑，而这正是他的特色，他诗歌艺术的特色，他思维的特征，我们因此把他的诗称为“诗史”——他对生活是客观记录的、描述的，正如他在《石壕吏》中表现的那样，不，像他在整个“三吏”“三别”，整个安史之乱之际所写的一样——全是叙述，而且细节摹写生动，人物音容笑貌刻画生动。他甚至因此被后人称为袖手旁观者，冷漠无情，殊不知这正是他诗歌的特色，他要保持客观与冷静，他要不介入，从而使事件正常发生发展，不因其干扰而改变方向，从而有真实可信的结果。这时，面对对象，他更像一个科学工作者，而不像一个易激动的诗人。

李白沉湎于酒的境界，真像一个酒神。但有意思的是，他酒醉之后倒不是与别人打成一片，醉成一团，撕扯不开，而是心游万仞，他彼时的眼光是向上的，看到的是“长风万里送秋雁”，想到的是“欲上青天揽明月”，而不是与人纠缠。他醉后倒似乎更有洞察力，更有穿透力。他的醉眼似乎更冷峻，更不屑于一切。杜甫则是冷静的，这是指他的客观判断力。若论及他的主观态度，更常常是冷峻，一种冰冷的、严厉的、难以靠拢的精神形式。他写过《饮中八仙歌》，这是醒者的诗——只有醒者，才能如此细致地观察——不，观赏。他就这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地观赏他们，描摹他们的醉态，并对他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他暗中很羡慕他们的境界，但他注定是另一种人。他的良心太敏感，因而时时被惊醒，或被痛醒，不大能在醉态中酣睡。杜甫也是饮酒的，但他写醉酒很少，他是在冷静时写作的，他的作品出自他的理智，以及他仁爱的内心，不像李白那样写诗出自澎湃而不可抑制的热情与激情。

李白总是把个人遭际纵向上升到人生，杜甫则又总是把一己不幸横向联系到社会。所以李白像一个哲学家，杜甫是一个政治评论家，他的诗像是社会评论。李白对人生感怀万端情不能已，杜甫对社会苦难愤慨不平唏嘘不已。如果要控诉人间罪恶，那么，李白可能是滔滔不绝的公诉人，而杜甫是目击证人。他发誓他在现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所以李白的大本领是议论，虽然他并不愿多动脑筋思考，但“斗酒诗百篇”的他要发议论，而且是不着社会边际的议论，总能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且让我们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杜甫的大本领是描摹与叙述，他描摹的功夫在诗人中可称第一。在杜甫的诗中，无论是场景描摹（如《羌村三首》），还是风景描摹，甚至人物心理描摹，他都能“使笔如画”，他天生一副仁慈的心肠，天生具有善于捕捉细屑的眼光，他常在细枝末节中发现大问题，他常被细小的情节感动。

李白是破坏的力量，杜甫是建设的力量。李白代表冲破一切束缚向往自由蓬勃发展的精神，而杜甫则代表建立规矩遵从规范的约束。李白古风、乐府写得最好——事实上，李白哪种诗体都能玩得转、玩得绝。谁能说他的五、七言律、绝不行？我们只能说他更喜欢用哪种方式来抒发他那不羁之情——因为他的情“不羁”，所以他爱用古风，因为古风在形式上最少约束，除了一般性的押韵和节奏，其他都可模糊。李白天性是“君子善假于物”，在他眼里，那么多诗体，简直是宇宙之间丰盛的大餐，他取来享用，不想烹饪。而杜甫则像一个孜孜不倦探求烹饪技术的厨师，他不停地试验新的配方与配料，讲究火候与色香味，所以他是诗体的大师，他几乎在各种诗体上都做过勤奋试验，元稹说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可能稍有溢美，但基本情形也差不多。当然，杜甫取得的最大成绩，我以为还在七律上。他的《秋兴八首》极锤炼之功，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交响乐，它们源自杜甫圣人般忧患重重的慈悲胸怀，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格修炼的结果，不仅仅是诗艺上的琢磨。

杜甫有很“俗”的一面。比如他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成都毫不惭愧地靠老朋友接济，如果对方忘了，他还主动催要（《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希望他们来“救急难”；他进三大赋以求用，一边自诩“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句》）且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边毫无羞耻地自比古代文学弄臣枚皋扬雄，一再恳求玄宗“哀怜”（《进〈雕赋〉表》）。可能因为他一生经济上不能潇洒，政治上不能得志，影响到他人格上的拘谨与一丝委琐。这种庸俗的一面，与他“诗圣”的“圣”的一面（此“圣”乃指他精神上伟大的博爱与推己及人的慈悲）似乎很不和谐，但却如此真实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事实可能正是因为杜甫自己对生活的艰辛与种种尴尬有切身的体验，他才能体谅他人的苦难与辛酸。这可能正是杜甫由凡入圣、由俗入圣的逻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