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原文译文

第一篇：典论论文原文译文

典论·论文

[魏] 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

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第二篇：典论论文原文和翻译

导语：《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文学专论，作者曹丕即魏文帝。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典论论文原文和翻译，供大家参考。

典论·论文

[魏] 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 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 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 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 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 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 气" 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第三篇：名实论原文及译文

【原文】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 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

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 ；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

【译文】

世界及其所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是来源于物质。

以概念来称谓事物而不超过事物的实际范围，只是概念的外延。以事物 的本质属性来规定概念所表示的事物，使该事物充足具备而不欠缺其本质属性，这时概念的内涵。概念的内涵不充足就是错误的概念；概念具备充 足的内涵就是正确的概念。

以正确的概念来校正不正确的概念，又以不正确的概念的失误之处，反 过来探究正确的概念之所以正确的所在。要使概念正确，就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而要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依靠正确的概念。

【原文】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 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其以当不当也。不当而当，乱也。

故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 此。其以当而当也。以当而当，正也。

【译文】

正确的概念必须是彼或此的概念相应于彼或此的事物。以彼名称呼彼物 而无彼物与之相应，则彼名不适用于彼物；以此名称呼此物而无此物以之相应，则此名不适用于此物。这是阴维充当事物的概念不正确，以不正确 的概念来称呼事物，会引起逻辑混乱。

所以，彼名称呼彼物并且符合于彼物，就是于彼物相应，则称为适用于 彼物的概念；以此名称呼此物并且符合于此物，就是与此物相应，则称为适用于此物的概念。这时因为充当事物的概念符合于事物，以与事物相符 合的概念来称呼事物，便称为正确的概念。

【原文】

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 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译文】

所以，以彼名称呼彼物并且仅当称呼彼物，以此名称呼此物并且仅当称 呼此物，这时正确的，即遵守了同一律。彼此不同的事物只能名称其彼此而不可称彼亦且是此；此彼不同的事物只能各称其此彼而不可称此亦卿是 彼，这时违反排中律的。

概念是事物的称号。知道此物而非此物，知道此物已经变化而不是此物 了，就是不可以此名来称呼此物；知道彼物而非彼物，知道彼物已经变化而不是彼物了，就不可以彼名来称呼必物。这就是要遵守不矛盾率。

【原文】

至矣哉，古之明王。审其名实，慎其所谓。至矣哉，古之明王。

【译文】

古代英明的帝王无不关切名实治国的头等大事！必须详尽考察名实关系，慎重而准确地给事物命名。古代英明的帝王无不关切名实治国的头等大事！

第四篇：典论·论文(翻译)

典论·论文（原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yáng）德琏（liă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论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无止修。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个人，于学问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的才能，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的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yŌng）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辞赋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风格缓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重视古代的和远地的，轻视当代的和近地的，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逸和重浊之分，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周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第五篇：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曹丕《典论·论文》作家作品介绍：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焦（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的次子。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ll），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操卒，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国号魏。在位七年，卒谥文，称魏文帝。

曹丕乃是乘曹操所造之势水到渠成地做了皇帝。他缺乏曹操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突出作为；然在文学事业方面，因其“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文帝纪评》），建树颇多。在当年的邺下文学集团中，他既不同于曹操的高高在上，也不像曹植那样率意任性，所以成为这个集团事实上的核心与领导人。曹丕生前曾编集自己的作品。今传《魏文帝集》则系后人所辑。

《典论》是曹丕“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成书当在建安之末。《论文》为其中之一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提出了反映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典论·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

兹括其论文大旨如下。

一、作家论和批评论

曹丕撰写《典论》的当时，建安文学已成一代彬彬之盛。足以代表建安文学成就者，也就是曹氏父子以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炀、刘帧等人。曹丕从中挑出七人，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进行研究，“建安七子”的名目因之成立。其文略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湾，山阳王集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展无瑜，汝南应杨德南，东平刘帧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取畅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P60）”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案之匹也。如某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危》、《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十能称是。琳、偶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扬和而不壮，刘帧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诗也。”曹丕所作的是平行的比较研究，从比较中指其所长揭其所短，从比较中见其风格特色。精当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显示了曹丕作家研究的实绩，亦足以见出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宽广的胸怀和雍容的风度。然其目力所注尽在艺术之得失，并无意于对这些作家作政治道德的评判。这样的作家研究是前所未见的，故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论建安七子属于曹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同时又引发他对批评理论的一份关注。以曹氏父子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固然赢得了空前的繁荣，然七子各恃其才，各骋其能，以此不能相服，则于文学发展未始不产生负面的效应。为此曹丕不无忧虑地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几句话可以理解为从一般社会心理和作家个人修养方面，推求“文人相轻”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如果向更深的层次去追索，那么上述种种表现，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对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无知。这样，曹丕的文章就自然地过渡到对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文体论和文气说——的阐释。因为从创作的主体来说，是人各有气；而就作品这一客体来说，则文非一体。一般的作家往往是各有偏胜，很少有人能兼擅各体文章的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这一特点和规律如果缺乏认识，那么他在批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难做到持平和公允。在文人中间滋长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既不能产生正确的批评，亦大有碍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曹丕提出了“君子审己以度人”的原则，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这样去从事文学批评，庶可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这种见解与其弟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不谋而合：“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可见他们都反对“文人相轻”的恶习，主张在文人中间树立健康爽朗的作风。而且由于他们自己作出的榜样，在当时的文坛造成了风气。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刷破，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翼也。”由此可知，不但建安文学的美盛，与大力提倡文学批评有关；而且曹氏兄弟倡导的这种批评风气一直保持到南朝，成为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文体论

虽然汉末陈忠、蔡邕已经开始文体研究，但他们之所论只是反映了早期的文体意识。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成立则在魏晋，首先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本同末异”之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应当说一切文章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共有的法则，此即所谓“本同”；同时认识到各体文章因题材、内容。功能的殊异，而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此即所谓“末异”。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体的认识，不但显得零散，而且还停留在操作的层面（如蔡巨论诏令奏议的规程、论铭的制度等）。曹丕提出“本同末异”之说，从本未结合的观点来研究文体，这才真正把文体论提高到了理论批评的高度。

曹丕基于“本同末异”之说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这样区分从今天看来当然比较粗疏，但比诸前人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四科中，以奏议书论为无韵，铭谏诗赋属有韵，实际上暗含着后来之所谓文笔的区分。而且由于排除了一些非文学的体裁，他所论列的文章基本上也合于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概念产曹丕对文体风格特征的概括，大抵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如“奏议宜雅”的“雅”，既指文辞的典雅，又指内容的雅正。“书论宜理”的“理”，则不仅指书论的写作以说理为主，而且要求说理严密有理致。“铭深尚实”的“实”，一方面讲文辞的朴实，更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盖因当时决墓之作大行，称颂死者而溢美失实成为铭殊创作中主要倾向。蔡合是碑谏的高手，连他都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因此必须特别强调铭诔的真实性，要求文风朴实，不徒事华藻。“诗赋欲丽”的“丽”，一般解释为华丽，反映诗赋创作中讲究辞藻、追求彩丽的趋势，说亦可通。但吕向说：“丽，美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二）其说可从。汉末以来诗赋创作摆脱儒家政教观念束缚，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思想感情的美和艺术形式的美，提出“诗赋欲丽”，是从正面肯定其审美价值，实际上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其时代特征是鲜明的。每一种文体都有特殊的文体风格，它是历史地形成的，但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要求运用这种文体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它作为一种规范来遵行。作家当然有选择文体的权利，但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受其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制约，是与他的创作个性及才能特点相联系的。所以曹丕在论述四科八类的不同文体特点和写作要求之后，进一步指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几句话无法揭示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但作家与文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在文体研究的草创时期，曹丕已经初步接触到作家才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古代文体论的重要贡献。

三、文气说

曹丕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提出文气说的第一人。其文有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一般的理解，曹丕之所谓“气”首先是指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文学创作现状的考察中提出来的。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倾向非常突出，代表建安文学成就的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各个写出了独具面貌的作品。但在曹丕以前，不曾有人对此作开创性的研究，只是到了曹丕撰写《典论·论文》，才就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一加以论列。曹丕又有《与吴质书》论及七子其人其文，可以和《典论·论文》有关论述并观。在评论建安七子创作成就时，曹丕并没有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拈出一个“气”字来，分别描述各人创作上的特点，在精当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他的理论概括：“文以气为主。”此所谓“气”，显然是指作家创作的个人特点和独创性，亦即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意味着理论上对作家创作个性的一种确认。对作家来说，各人成就可能有大小之分，艺术上可能有高下之别，但只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卓然有以自立，则其名字和业绩就不会淹没在滔滔历史长河之中。

其次“气”又指个性。曹丕把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相联系，以为风格导源于个性。且举四例：（1）徐干。《论文》说：“徐平时有齐气。”依李善注的解释，“齐气”指一种舒缓的文体，与齐地风俗相关。（见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五二）徐干是北海人，北海属齐故地，故其文风受到影响。其实徐干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舒缓的作风，与《与吴质书》所说“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的性格志趣，亦不无关联。（2）孔融。《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后汉书·孔融传论》称孔融“高志直情”，“严气正性”。刘检尝曰：“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见《文心·风骨》引）刘褴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文心·才略训不难想见，东汉末年这位孔府“奇人”，无论为人做文章，都是神采飞扬气势很盛的。（3）刘帧。《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遭耳。”此即《论文》“刘份壮而不密”之意。《魏书·王貂传》：“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似从个性而言。谢灵运《拟魏太子螂中集序》：（刘检）卓革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翩（文心·体性）：“公干气编，故言壮而情骇。”复由个性而及于风格。钟峨《诗品》卷上评刘侦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更不妨看作是曹丕意见的进一步发挥。（4）王统《与吴质书》：“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文选》李善注：《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四二）钟嵘诗品》”卷上评王粲诗：“文秀丽质赢。”实与子桓同旨。曹丕提供的这四个例证，都是论风格而兼及作家之个性。其所以从古人那里借得一个“气”字，目的正是尝试给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及其相互关系作一理论上的概括。困难在于：事实是那样纷法复杂千变万化，理论家能否从中勾稽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文学风格来说，其表现形态是如此多种多样，例如含蓄与显队婉曲与直率、平淡与奇崛、逆劲与纤柔等等，都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风格特征。但据曹丕的归纳，则不外乎清、浊两类。清，多指阳刚之气；浊，多指阴柔之气。两种气，代表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风格的独特性，而且触及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曹丕又打一比方，大意说，即使循着同样的曲谱和节奏，音乐家们还是演奏出了不同的特色，这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同，性有巧拙的缘故！文学创作，有似于此。作品的风格，即导源于作家的个性。作家个性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每一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乃是构成其文学风格之独创性的基础，所以曹丕之所谓‘气”，在作家就是指个性，在作品表现为风格。风格导源于个性，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相统一，这是“文气”说最重要的观点，也是表现了曹丕真知灼见的地方。

曹丕在揭示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关系的同时，认为作家的个性是天赋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这一逻辑，作家的个性和风格一旦形成之后也就僵化了，不可能再有发展。这与事实相距甚远。且不说文学风格的形成，除了作家主观的因素，还应考虑到作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时代精神、民族风尚和文学艺术传统等；即使作家的个性，也并不单纯地决定于先天的禀赋，作家所受的教育、他的阅历、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对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思想学术领域，天才论是主要倾向，尤其面对文学创作这样精微复杂的精神生产，人们更看重先天的禀赋。古人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毕竟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虽以曹丕之睿智，又岂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四、文学价值观

关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论文》最后一段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学的概念。论到文学的价值，曹丕认为，立言可以不朽，文学与事功并列。这种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不朽之盛事以经国之大业为前提，以为文学受制于政治的观点，诚然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但与此同时，曹丕也明确指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不连简单地作政治的工具，它具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前人所谓立言，系指德教、政教和学术著作的撰写，而曹丕之所谓文章，不仅指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当时文士大量创作的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如果说，那些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以及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体验为主，用来体物抒情的诗赋创作，有时往往并不包含政治的意义，其功能和价值反而主要在娱乐和审美。如今曹丕把这类文学作品提到与专门的学术著作一样高的地位，一样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就可见，曹丕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理解，已经完全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观点。

其二，前人所谓文章，和德行是不可分离的。但曹丕却从其父的“才行不相掩”之论（见《敕有司取土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发展到“文行不相掩”之说，认为文人不能以名节自立，犹可借翰墨扬身；荣华富贵，势位显达，简直比不上文章之能够传之久远。这不仅进一步表明了文学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作者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的文学观念，曹丕鼓励今之文士学习西伯、周公，“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抓紧时间从事创作，做出不朽的业绩。曹丕把文学和文学家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比请他的前辈，确实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