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博罗浮碇岗西麓书香世家 葫芦岭下韩氏祖屋群
博罗浮碇岗西麓书香世家 葫芦岭下韩氏祖屋群
编者按 自从本栏目11月17日开始刊登“博罗韩氏宗族”系列报道以来，至今已报道了博罗韩氏在晚明清初时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韩鸣凤、韩日缵、韩宗騋（函可）、韩如璜和韩如琰等。不少读者被博罗韩氏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忠烈表现所打动，纷纷致电本报编辑中心，想进一步了解这个书香门第，在清朝时又是怎样的命运？为此，本报记者通过对清道光《广东通志》、明清两种《惠州府志》、民国《博罗县志》、光绪丙申重修版《韩氏族谱》，以及众多地方史料进行梳理，一个有血有肉的科第世家终于得以显现读者眼前。敬请读者垂注。
屋檐下精美的木雕经历风雨仍显得雍容华贵。
博罗韩氏，在明清时期是以书香门第著称的地方大族。这一家族，虽非当时中国的显宦世家，但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以科第出仕者，从元末绵延至清末，不绝如缕，在惠州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清 顺 治 四 年（1647），丁亥之变，博罗韩氏遭遇覆卵之劫，合族荡尽，但是仍有不少遗孤苟存下来，延续了韩氏香火。康熙至同治年间，又涌现出10余名举人，以及众多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子。尽管清朝科举之盛不及明朝，但在惠州历史上仍居重要之席。
接下来，本文对博罗韩氏家族的发展源流、宗族特征、文化、教育、科举和仕宦等情况进行介绍，试图探析这个在明清时期充当地方精英角色的地方大族的历史命运。
推开木门，韩氏几个世纪的沧桑尽在其中。
发展源流
从“抗志不仕”到“学而优则仕”
博罗韩氏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浙江的山阴。南宋末年，为了逃避战乱，韩氏从山阴迁至福建福州，后来因开基祖梅州公任广州教授而入粤，再因改任博罗教授而迁至博罗。进入元朝后，进士出身的梅州公在统治者的有色眼镜下，仅仅是当了梅州吏目的小官，但这为韩氏能够在新王朝的统治下得以开基立业，打下了基础。
由于史料的缺失，梅州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均不详。元末明初时期，韩氏族人的政治态度出现复杂化的趋势，大多隐居不出。比如梅州公四世孙韩璿（高士公），生于元至正丁未年（1367），曾经“少仕王门”，但他很快就归隐罗浮，“积书数千卷，尤攻春秋纲目，抗志不仕”，即便明朝官员登门“请公为政”，亦婉然拒绝。除了读书，韩璿致力于发展家族产业，不仅置下45顷的地产，还将韩氏大宗祠修缮一新，使大宗祠能够保存至今。
韩士式祖屋的木屏风仍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抗志不仕”只是博罗韩氏一个起初的表现，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益巩固，韩氏族人中这种消极的政治态度不复存在。首先是韩璿长子韩镠以博览经籍被朝廷征为富池、凌山两地的驿丞，走进官场的韩镠结交了众多名人贤士，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学而优则仕”的念头。果然，韩镠长子韩淳在科举考试中小试牛刀，考中岁贡，被授福建南靖县训导。接着，韩淳次子韩棨不负众望，在明成化丙午年（1486）以乡试十三名的成绩中举，官至浙江桐庐知县，拉开了韩氏族人收获科举硕果的序幕。
纵观《韩氏族谱》，博罗韩氏的众多分支中，收获科名最多的正是韩淳一支。其中长子韩荣以下，有明正德甲戌会试乙榜进士（即举人）韩孟良，清康熙年间的韩孟麟和韩锡麟兄弟，还有以诗书画号称三绝的清道光举人韩荣光；次子韩棨的科举成就更是显赫，有本栏目曾报道过的韩鸣凤、韩鸣金兄弟，著书甚丰的韩晟、韩晃兄弟，以及家族中科名最高影响最大的韩日缵。根据《韩氏族谱》以及多种地方史志的不完全统计，博罗韩氏自韩棨中举后，家族繁衍，至清同治年间，共有进士2名，举人27名，诸、贡生不计其数，成为一个典型的士大夫书香世家。书香世家
科举起家 藏书明末闻名海内
博罗自古以来就是岭南有名的文化之乡，县境内的罗浮山在唐宋年间已经是佛、道两教的圣地，无数文人墨客游寓其中。受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影响，博罗韩氏在当地亦以书香门第著称。如前所述，早在明朝初年的韩璿，家中已经藏书数千卷，到了韩日缵主持家道时，韩氏藏书已闻名海内。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少年时就曾慕名而来，在博罗韩氏的家塾中求学。
一般情况下，韩氏子弟并不需要到官方的学校里读书，在家塾里，他们已经能够接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开家塾教育风气之先的可能是韩日缵的曾祖韩孟远（韩棨次子），他说：“亢宗之要，实在敦学，子弟悠闲家门若不教之，必致游戏堕业，而门大无日矣！”他果真做到“课督诸子孙独严”，在他的影响下，韩氏子孙真正实现了科举起家，人才辈出，韩鸣凤、韩鸣金、韩日缵、韩晟、韩晃等都是杰出代表。
时代变迁，不变的是这条青石板巷道。
除了骄人的科举成绩，博罗韩氏还为惠州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那就是卷帙浩繁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相当部分集中在韩氏家族由盛转衰的晚明时期。
这些著作(见表格）中，最为精彩的当数韩日缵的《韩文恪公集》和函可的《千山诗集》。这父子俩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正气和爱国精神，令清朝统治者仇恨甚至恐惧，最终将这两本书列入四库禁毁书目。除此之外，身为东林复社成员的韩如璜和抗清殉国的韩如琰就更不幸运了，他们大量反清诗文在入清后便湮灭不彰，竟成了历史上一个不小的谜题。
入清以后，雍正和乾隆大兴文字狱，使得惠州的知识分子们在“诗易兴狱”的严酷现实面前噤若寒蝉，失去了文化创新、学术追求的自信和活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博罗韩氏族人也不能例外。直到十七世孙韩荣光在清道光年间以诗书画三绝而声噪京城，这才延续了韩氏家族的盛誉。
文物档案
葫芦岭下的韩氏祖屋群
据目前的资料显示，博罗韩氏在封建社会中最后一名举人是同治三年（1864）中举的韩联第。换言之，这个书香世家的最后荣耀，距今也有140多年了。进入近代后，博罗韩氏再次迎来多事之秋。首先是日寇侵华的兵燹之乱，日以继夜的轰炸将博罗县城毁得面目全非，珍贵的韩氏旧物所剩无几；其次是文革时期的文化浩劫，延绵数百年的韩氏藏书竟然付之一炬。不仅如此，上世纪60年代修筑葫芦岭登山台阶时，更是拆毁了多座韩氏祖屋，取出不计其数的条状红砂岩，其中就包括韩日缵的祖屋。对此，韩氏后人只能默默哀悼。建国初期，作为博罗地区最大的“地主”，韩氏子弟在“斗地主，拆祠堂”的疯狂呼声中，他们还能做
什么？
依偎在葫芦岭西麓的韩氏祖屋群，就像一个拳头紧紧攥了数百年。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葫芦岭西麓的博罗韩氏发祥地——— 铁炉巷如今已经成为密密麻麻的生活区，仅存的几座韩氏祖屋仍顽强地喘息着，紧紧簇拥着韩氏大宗祠。我们走进韩荣第六代孙韩士式的祖屋里，满目疮痍的景象让人伤感。昔日的大宅子已被压缩成一团，只有正厅里一些朽透了的木雕和窗棂仍能让人联想到这个家族的昔日辉煌。丁亥之变后，远在辽东千山的函可曾写 《忆浮碇岗（葫芦岭）》一首诗来遥望故乡：“浮碇岗头失敝庐，空传故里是尚书。人民城廓全非旧，只好榕溪水自流。”此情此景，放在今天又何尝不是？
记者留意到，韩士式祖屋的一处厢门上方有一块写着“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红色石块镶嵌在墙壁里。“泰山石敢当”在民间建筑中大多用来镇妖辟邪，韩氏先祖又何曾想到，真正
具有杀伤力的，还是人祸啊！
明清鼎革之际的韩氏家族
在明代，博罗韩氏的鼎盛时期发生在韩棨至韩日缵的五代人里。韩日缵在崇祯八年（1635）积劳成疾病逝后，韩氏开始家道中落。其中原因固然是晚明政权昏庸腐败，韩氏士子们大多心灰意冷，不屑名利。如韩日缵长子韩宗騋（函可）和韩晃小儿子韩履泰，出家“补黑衣之数”；韩晟次子韩如琰是韩氏在明代的最后一名举人，但“见明季时事坠坏，绝意进
取”。
尽管如此，在王朝鼎革之际，作为粤东有名的仕宦之家，韩氏家族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壮举，仍称得上惊天地而泣鬼神。通过《韩氏族谱》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发生动荡之时，韩氏作为博罗地方上的大族，往往能够出来代替官府，建立家族防御体系，充当保卫乡里的重要角色。就拿顺治四年（1647）的博罗屠城来说，博罗县城在韩如琰和韩日钦等韩氏族人的领导下，顽强守城20余日，使清军屡攻不下。清军不得以才
暗凿地道炸毁城墙攻入城内，血腥屠城。
由于清政府别有用心地掩盖罪行，发生在1647年8月22日至23日（史志称丁亥之变）的惨烈一幕，已经在各种史志中彻底抹去。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从《韩氏族谱》中看出端倪：上至举人、贡生，下及一般成员甚至妇女，竟有30多人在当年8月至10月间集体殉难。在这场灾难中，尤其值得一书的是韩氏妇女，她们在城破家亡之际，宁死不屈，纷纷以身殉难，以“赴水死”和“触刃死”居多。相传位于汝湖镇的七女湖就是因为韩氏7名妇女“以明亡坠湖死而得名”。关于韩氏妇女在抗清斗争中的节烈故事，在清朝初年一度广泛传播，许多
清人笔记均有提及。
我们发现，《韩氏族谱》中有《女孝经五篇》，其中“立身篇”明确写道：“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由此可见，这些烈女节妇由于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在面对凶残的异族军队时能够毅然选择赴死，可见她们
欲与家国共存亡的民族情结。
事实上，尽管入城清兵兽性大发血腥屠城，却并没有真正将博罗韩氏斩草除根。丁亥之变后，至少有两个重要人物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为博罗韩氏在清代开枝散叶延续香火。一个是韩日缵季子韩宗騄的儿子韩隽，覆巢之变时年仅3岁的他与乳母刘氏逃难在外，躲过一劫；二是韩日缵四子韩宗骊的儿子韩孕象，在家仆的掩蔽下亦大难不死。韩隽在劫后并没有消极弃世，而是孜孜不倦地教育子孙，后来他的孙子韩朝芳和韩朝英不负众望，一个中举，一个
成为琴艺超群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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